│一碗糯米—— 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
廖明理
进入一九六二年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饥饿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馆子里多了一些专吃别人的残汤剩水，去舔盘子的“刮刮匠”。少数人饿慌了，放弃了人的尊严，去当“抓鸡”——别的不抢，专门从别人手中去抓抢食物，莽进自己的嘴巴里。
馒头要抢，罐罐饭要抢，别人正在吃的一碗面也要抢。听说，一个人在江北小市场馆子里，去抢别人正在吃的一碗汤圆，别人追起来了，一边跑，一边把碗里直冒热气的汤圆倒进嘴巴头。因来不及全部吞下，最后被哽死了！
我们家也在苦苦挣扎着。居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也被一再“节约”，还要配搭若干红苕、包谷、胡豆、豌豆等粗粮、杂粮。弟弟妹妹又刁嘴，不吃红苕、包谷，粗粮就由爸爸妈妈和我承担了。家中稍微值点钱的东西，早已变卖完，去买高价蔬菜充饥了。
爸爸妈妈都在重庆织布厂上班，夜班补助也仅仅是一个拳头大小，二两重的馒头。他们总是把馒头掰一半自己吃，再多打一份菜来填肚皮。另一半留着回家分给三个娃儿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妈妈得了水肿病，脚杆肿得亮晶晶的，一按一个深凼凼。厂里给每个水肿病人发了药——一大包炒熟了的麦麸。结果，她把它拿来，一顿撒一点，全煮在一家五口人吃的稀饭中了。
我正在十六中读高中，学校为了应对饥荒，上体育课时，把需要大量消耗能量的跑、跳、投、掷，改成教大家练气功。学校增设了开水供应，课间休息时，这里成了同学们吃“加餐”的地方。
“加餐”很简单，就是掺一盅盅开水，再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从中倒出少许炒好了的盐巴（盐巴要炒，据说生盐巴吃多了要得喉巴病），稍微搅拌几下，水面上漂浮着几点诱人的油星星，再趁热喝下。不然，你是坚持不到最后一节课上完。晚上九点，上完晚自习回家，早已肠子贴到背了。赶忙从泡菜坛子里抓一把红苕叶梗梗，再用开水送服。虽然经常吃得清口水长流，但不如此，你是无法勉强入睡的。
我们家住在江北区文华街27号附4号，这是一个有九家住户的小院。其中有四家，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四周用五分厚的杉木板围成，中间用一人多高的篾箦箦成十字形隔开，再用酽米汤敷上几层废报纸。
这样的居住条件，隔音稍差，隔壁晚上说梦话和磨牙巴时叽咕叽咕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但通风条件奇好，冬天的寒风，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地登堂入室；每天烧火时呛人的煤烟，炒菜时的各种香味，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各家各户之间窜来窜去。
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三口之家，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太婆，带着两个孤儿。大的十二岁，小的不到十岁。每月靠吃政府的救济生活。每到吃饭的时候，两兄弟就会准时守在门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吃饭。问他：“吃饭没得？”总会回答：“吃啦！”但两个眼珠子却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食物不动。碰到我们“打牙祭”，妈妈就会从菜碗里撵两片回锅肉，给兄弟俩一人一片。两人把肉莽进嘴巴头，赶忙跑到一边嚼去了。妹妹背地里都骂他们是“守嘴狗”。
临近春节，政府给每人凭号票增供了一两黄花，二两耳子，半斤红糖，一斤盐肉，一斤糯米，让大家高高兴兴过春节。我们家用鲜肉灌了几节香肠，把五斤糯米早早地用水泡好，准备推过年汤圆。一时间，家家户户打扬尘、洗铺盖、推汤圆、煪香肠，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过年的味道。
妈妈说：“要过年了，外面的贼娃子多，走哪去要把门关好哟！”过去我们走哪去，从来没有锁门的习惯。到院子外面耍，最多就是用长板凳把门抵住。即使外出走人户，也只是用板扣把门扣上，再加一把明锁，在今天的强盗眼里，简直就是“不设防”。
有一天放学后，我到同学家还书去了。弟弟回来，把书包一丢，用板凳抵好门，也出去耍去了。妈妈下班回来，发现门半开着，进屋一看，三个猴儿一个影子也没见着。仔细查看，为了防耗子，几节香肠挂在屋梁的铁丝上，原封不动；泡糯米的缸钵旁边，洒了一些糯米和水迹；原来抹得平平的糯米，现在凹下去一个坑。
估计是被人舀走了一碗糯米。看来这是个有良心的偷二，没把一缸钵糯米全端走，也没把稍微更值钱的铺盖儿抱起走。
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气得大发雷霆：“一天给你们吃，给你们穿，这么大了，连个屋都照不住，喂来有啥用！”一边命令妹妹：“给我拿家法来！”一边命令我跪在地上认错。可怜的弟弟也跪在旁边陪了杀场。“家法”者，惩罚人的竹块也。我家从来没有打娃儿的习惯，没有准备“家法”。
年幼的妹妹自然不知“家法”为何物，吓得在旁边愣住了。爸爸亲自在一堆发火柴中，找到一节两指宽的竹块，朝我身上挥舞过来。弟弟还没等“家法”上身，早就在一旁一叠连声地认错：“我二回不到处乱跑了，在家照屋！”我是有生以来首次尝试到“家法”的味道，虽然不是很疼，但长这么大，第一次跪在冰冷的地上，那种羞辱的感觉，比竹块打在身上还难受！我坚持说，我是到院子外面的同学家还书去了，走之前是把门抵好了的。妈妈也在一旁解围：“偷都偷了，未必你还打得回来？
我们一个少吃两个汤圆算了！不要再打了！”“不打？我才不信打丝了漏水！今天，老子要给他们两个封印！”过了若干年后我才搞懂：“封印”，不是要给我们两个封个官当当，是从前皇帝老倌春节期间不办公，年前要把御玺封存起来。百姓在春节期间，娃儿再调皮也不能打，要把“家法”封存起来。把不乖的娃儿打了再过年，叫给娃儿“封印”。
看样子，今天是要挨一顿打才能过年了！在邻居们的一再劝说下，爸爸才丢下手中的“家法“，坐到旁边的矮凳上，去裹他的叶子烟去了。
受了这顿皮肉与灵魂之苦，晚上我没有吃饭。我下定决心绝食，拿三顿不吃饭，把被偷走的粮食节省下来。妈妈看着我一副排骨兮兮的样子，一再劝我吃饭，我不改初心。妈妈无法，也只好在旁边偷偷抹泪。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去，唯独这碗糯米的事，让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生活，时刻铭记于心。
作者：廖明理 朗读者：8宝
│一碗糯米—— 忆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件往事
廖明理
进入一九六二年后，是三年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饥饿的阴影已经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馆子里多了一些专吃别人的残汤剩水，去舔盘子的“刮刮匠”。少数人饿慌了，放弃了人的尊严，去当“抓鸡”——别的不抢，专门从别人手中去抓抢食物，莽进自己的嘴巴里。
馒头要抢，罐罐饭要抢，别人正在吃的一碗面也要抢。听说，一个人在江北小市场馆子里，去抢别人正在吃的一碗汤圆，别人追起来了，一边跑，一边把碗里直冒热气的汤圆倒进嘴巴头。因来不及全部吞下，最后被哽死了！
我们家也在苦苦挣扎着。居民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也被一再“节约”，还要配搭若干红苕、包谷、胡豆、豌豆等粗粮、杂粮。弟弟妹妹又刁嘴，不吃红苕、包谷，粗粮就由爸爸妈妈和我承担了。家中稍微值点钱的东西，早已变卖完，去买高价蔬菜充饥了。
爸爸妈妈都在重庆织布厂上班，夜班补助也仅仅是一个拳头大小，二两重的馒头。他们总是把馒头掰一半自己吃，再多打一份菜来填肚皮。另一半留着回家分给三个娃儿吃。由于长期缺乏营养，妈妈得了水肿病，脚杆肿得亮晶晶的，一按一个深凼凼。厂里给每个水肿病人发了药——一大包炒熟了的麦麸。结果，她把它拿来，一顿撒一点，全煮在一家五口人吃的稀饭中了。
我正在十六中读高中，学校为了应对饥荒，上体育课时，把需要大量消耗能量的跑、跳、投、掷，改成教大家练气功。学校增设了开水供应，课间休息时，这里成了同学们吃“加餐”的地方。
“加餐”很简单，就是掺一盅盅开水，再从荷包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从中倒出少许炒好了的盐巴（盐巴要炒，据说生盐巴吃多了要得喉巴病），稍微搅拌几下，水面上漂浮着几点诱人的油星星，再趁热喝下。不然，你是坚持不到最后一节课上完。晚上九点，上完晚自习回家，早已肠子贴到背了。赶忙从泡菜坛子里抓一把红苕叶梗梗，再用开水送服。虽然经常吃得清口水长流，但不如此，你是无法勉强入睡的。
我们家住在江北区文华街27号附4号，这是一个有九家住户的小院。其中有四家，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四周用五分厚的杉木板围成，中间用一人多高的篾箦箦成十字形隔开，再用酽米汤敷上几层废报纸。
这样的居住条件，隔音稍差，隔壁晚上说梦话和磨牙巴时叽咕叽咕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但通风条件奇好，冬天的寒风，可以不受任何阻拦地登堂入室；每天烧火时呛人的煤烟，炒菜时的各种香味，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各家各户之间窜来窜去。
住在我家隔壁的，是三口之家，一个六十多岁的孤老太婆，带着两个孤儿。大的十二岁，小的不到十岁。每月靠吃政府的救济生活。每到吃饭的时候，两兄弟就会准时守在门口，一动不动地望着我们吃饭。问他：“吃饭没得？”总会回答：“吃啦！”但两个眼珠子却死死地盯着桌子上的食物不动。碰到我们“打牙祭”，妈妈就会从菜碗里撵两片回锅肉，给兄弟俩一人一片。两人把肉莽进嘴巴头，赶忙跑到一边嚼去了。妹妹背地里都骂他们是“守嘴狗”。
临近春节，政府给每人凭号票增供了一两黄花，二两耳子，半斤红糖，一斤盐肉，一斤糯米，让大家高高兴兴过春节。我们家用鲜肉灌了几节香肠，把五斤糯米早早地用水泡好，准备推过年汤圆。一时间，家家户户打扬尘、洗铺盖、推汤圆、煪香肠，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过年的味道。
妈妈说：“要过年了，外面的贼娃子多，走哪去要把门关好哟！”过去我们走哪去，从来没有锁门的习惯。到院子外面耍，最多就是用长板凳把门抵住。即使外出走人户，也只是用板扣把门扣上，再加一把明锁，在今天的强盗眼里，简直就是“不设防”。
有一天放学后，我到同学家还书去了。弟弟回来，把书包一丢，用板凳抵好门，也出去耍去了。妈妈下班回来，发现门半开着，进屋一看，三个猴儿一个影子也没见着。仔细查看，为了防耗子，几节香肠挂在屋梁的铁丝上，原封不动；泡糯米的缸钵旁边，洒了一些糯米和水迹；原来抹得平平的糯米，现在凹下去一个坑。
估计是被人舀走了一碗糯米。看来这是个有良心的偷二，没把一缸钵糯米全端走，也没把稍微更值钱的铺盖儿抱起走。
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气得大发雷霆：“一天给你们吃，给你们穿，这么大了，连个屋都照不住，喂来有啥用！”一边命令妹妹：“给我拿家法来！”一边命令我跪在地上认错。可怜的弟弟也跪在旁边陪了杀场。“家法”者，惩罚人的竹块也。我家从来没有打娃儿的习惯，没有准备“家法”。
年幼的妹妹自然不知“家法”为何物，吓得在旁边愣住了。爸爸亲自在一堆发火柴中，找到一节两指宽的竹块，朝我身上挥舞过来。弟弟还没等“家法”上身，早就在一旁一叠连声地认错：“我二回不到处乱跑了，在家照屋！”我是有生以来首次尝试到“家法”的味道，虽然不是很疼，但长这么大，第一次跪在冰冷的地上，那种羞辱的感觉，比竹块打在身上还难受！我坚持说，我是到院子外面的同学家还书去了，走之前是把门抵好了的。妈妈也在一旁解围：“偷都偷了，未必你还打得回来？
我们一个少吃两个汤圆算了！不要再打了！”“不打？我才不信打丝了漏水！今天，老子要给他们两个封印！”过了若干年后我才搞懂：“封印”，不是要给我们两个封个官当当，是从前皇帝老倌春节期间不办公，年前要把御玺封存起来。百姓在春节期间，娃儿再调皮也不能打，要把“家法”封存起来。把不乖的娃儿打了再过年，叫给娃儿“封印”。
看样子，今天是要挨一顿打才能过年了！在邻居们的一再劝说下，爸爸才丢下手中的“家法“，坐到旁边的矮凳上，去裹他的叶子烟去了。
受了这顿皮肉与灵魂之苦，晚上我没有吃饭。我下定决心绝食，拿三顿不吃饭，把被偷走的粮食节省下来。妈妈看着我一副排骨兮兮的样子，一再劝我吃饭，我不改初心。妈妈无法，也只好在旁边偷偷抹泪。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往事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去，唯独这碗糯米的事，让我对三年困难时期的痛苦生活，时刻铭记于心。
作者：廖明理 朗读者：8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