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1）
一 楚人文化特点
《左传》称楚国为“南国”或曰“荆”。《诗经·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战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苏秦对说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1]《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所以，苏秦称“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2]《汉书·地理志》也称：“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秦、楚对峙，双峰并立，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屡次迁都，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亦时常处在变化之中。楚国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又迁都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十二年后的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选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人到了江南，如项燕。因此，不仅江淮地区，就是黄淮地区的南部，也与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总体来看，楚国的范围大致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地以及河南、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等地也有部分疆域归其所辖[4]，而江淮流域则为其核心区域。当然，江淮地区，范围至广，涉及很多郡国，归属也时有变化。秦灭楚置楚郡，其地广大，后又分置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郡等五地。《汉书·地理志》所说楚国还包括淮阳国，亦属楚郡。汉高祖四年（前203），改九江为淮南国，进一步明确了地域方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将淮南国改为九江郡。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延平郡，但是东汉建武元年（25）又复旧名称九江郡，其辖区主要还是江淮地区。又譬如亳州（古称谯县），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谯县先后隶属于砀郡和泗水郡。两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谯县又属于豫州刺史范围。这个地区，既有吴国的传统，又有齐鲁文化的影响，当然，更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以长江为主干，把江淮地区放在荆楚文化圈内论述，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也自有其道理。
依据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上述地区又可以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霸王。这代表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看法。《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5]江陵、吴、彭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带。[6]笼统地说，“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东汉时期，依然为时人所使用。因此，很难从地理学的意义上作出明确无误的界定。文化的传承，民俗的演变，有着相对的承袭性和稳定性。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俗文化特征，并不会简单地就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质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次骤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和典章制度。[7]
譬如，《荀子·议兵》：“楚人剽疾”。《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老子》一书，就是其中的理论代表。《老子》充满辩证思想，用在军事上，就是一部兵家著作。他主张在战略上以“柔弱胜刚强”。他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故曰“上善若水。”他主张在战术上 “以奇用兵”取胜：“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主张，都有其深邃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秦灭六国，楚最感冤枉，因为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扣在秦国。即便被灭之后，楚人依然怀念不已。结果，最终灭秦的还是楚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就曾记载南公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而且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在六国中最后被灭实在不甘心，伺机而起也在所必然。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同年二十四岁的项羽亦起兵于会稽。“三楚”子弟同时起兵，显示出楚人对秦衔恨之深。
又譬如，楚人好巫，每事必卜。在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中，崇拜天体，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九歌·东君》就是表现太阳神的诗篇，而《离骚》中的“望舒”则是为月神驾车的神。不仅如此，天上的众星，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也时常引起楚人遐想；当然，这又不仅仅限于楚人。面对着那些无法预知、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我们的祖先往往把它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加以解释，从而形成所谓的星占术。而楚人特别擅长这类知识谱系，《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及《岁星经》等。甘德的学说，大量保存在《开元占经》中。1942年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有九百多字，分《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近年在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多《日书》、《天文气象杂占》等，就多与星占有关。如前所述，这些学说当然不仅仅掌握在楚人手里，但为什么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却以楚地为多呢？这可能与中原文献的流失有关。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周朝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等奉周室典籍奔楚。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楚灭鲁国，也携走一批资料。而此时的秦国，推行商鞅学说，对这类典籍多所禁止。因此，楚、齐则保存较多的传统文献。这也是楚地不断发现先秦古籍的重要原因。如近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就发掘了大量的汉简，包括《脉书》、《引书》、《奏谳书》、《盖庐》、《算数书》、《二年律令》、《历谱》及汉律等［8］，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中医古籍的源流，有莫大的意义。这些著作多属于阴阳家著作、医书和数学书，反映了当地导引星占之风兴盛的事实。
对于天人之际的众多现象特别关注，楚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论语·微子》记载楚狂人接舆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诸如此类的意识，正是楚人影响于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冯衍《显志赋》：“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不缘于这种意识。
秦汉时期的“三楚”文学（1）
一 楚人文化特点
《左传》称楚国为“南国”或曰“荆”。《诗经·商颂·殷武》有“奋伐荆楚”之语。战国鼎盛时期的楚国，其疆域几乎涵盖了大半个中国，所以苏秦对说楚威王说：“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1]《淮南子·兵略训》也说：“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谿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为甲胄。修铩短鏦，齐为前行。积弩陪后，错车卫旁，疾如锥矢。合如雷电，解如风雨。”所以，苏秦称“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2]《汉书·地理志》也称：“观兵周室，并吞江汉之间，内灭陈鲁之国。”[3]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秦、楚对峙，双峰并立，故时人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
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受到严重挑战，屡次迁都，故其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亦时常处在变化之中。楚国故都原本在郢（今湖北江陵），秦将白起灭郢后，公元前278年，顷襄王东迁至陈（今河南淮阳），称陈郢。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又迁都于巨阳（今安徽阜阳）。十二年后的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迁寿春（今安徽寿县）。几次迁都选择在淮河流域，也有一部分人到了江南，如项燕。因此，不仅江淮地区，就是黄淮地区的南部，也与荆楚文化有着重要的关联。从总体来看，楚国的范围大致集中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地以及河南、山东南部地区，江苏、安徽、浙江、江西、陕西、四川等地也有部分疆域归其所辖[4]，而江淮流域则为其核心区域。当然，江淮地区，范围至广，涉及很多郡国，归属也时有变化。秦灭楚置楚郡，其地广大，后又分置九江、长沙、东海、泗水、薛郡等五地。《汉书·地理志》所说楚国还包括淮阳国，亦属楚郡。汉高祖四年（前203），改九江为淮南国，进一步明确了地域方位。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将淮南国改为九江郡。王莽时期曾短暂改名延平郡，但是东汉建武元年（25）又复旧名称九江郡，其辖区主要还是江淮地区。又譬如亳州（古称谯县），秦始皇设三十六郡时，谯县先后隶属于砀郡和泗水郡。两汉时期设置十三刺史部，谯县又属于豫州刺史范围。这个地区，既有吴国的传统，又有齐鲁文化的影响，当然，更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里以长江为主干，把江淮地区放在荆楚文化圈内论述，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也自有其道理。
依据战国后期乃至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上述地区又可以具体分为东楚、西楚、南楚。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明确的记载，即淮河以北的沛、陈、汝南、南郡为西楚，彭城以东的东海、吴、广陵为东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为南楚。项羽欲都彭城，故自称西楚霸王。这代表了秦汉时期的基本看法。《史记·项羽本纪》集解引孟康曰：“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5]江陵、吴、彭城乃是楚人的核心地带。[6]笼统地说，“三楚”主要涵盖了楚国强盛时期的地理范围，但是后来，这个概念逐渐演变，成为一个文化概念，直至东汉时期，依然为时人所使用。因此，很难从地理学的意义上作出明确无误的界定。文化的传承，民俗的演变，有着相对的承袭性和稳定性。其实道理很简单，民俗文化特征，并不会简单地就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发生质变。一次战争，或者一个条约就可以改换一个国家的君主；一种很厉害的瘟疫也许可以影响他们的经济状况；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还没有一次骤变，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大部分人的生活习惯、民俗风情和典章制度。[7]
譬如，《荀子·议兵》：“楚人剽疾”。《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对刘邦说：“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周亚夫说：“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老子》一书，就是其中的理论代表。《老子》充满辩证思想，用在军事上，就是一部兵家著作。他主张在战略上以“柔弱胜刚强”。他说“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故曰“上善若水。”他主张在战术上 “以奇用兵”取胜：“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些主张，都有其深邃的哲学基础和广泛的实用价值。秦灭六国，楚最感冤枉，因为连国王（楚怀王）都被扣在秦国。即便被灭之后，楚人依然怀念不已。结果，最终灭秦的还是楚人。《汉书·陈胜项籍传》就曾记载南公的话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这八个字的具体理解目前尚有很多分歧，一说是指三户人家，一说是地名，也许这并不很重要，关键是“亡秦必楚”四字。因为陈胜、吴广、以及刘邦、项羽、萧何、曹参等均是楚人。而且他们所立傀儡君主也是楚王后代，说明楚人对于自己国家在六国中最后被灭实在不甘心，伺机而起也在所必然。秦二世胡亥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兵于蕲。九月，沛人刘邦起兵于沛。同年二十四岁的项羽亦起兵于会稽。“三楚”子弟同时起兵，显示出楚人对秦衔恨之深。
又譬如，楚人好巫，每事必卜。在这种浓郁的巫术氛围中，崇拜天体，崇拜太阳，崇拜月亮，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九歌·东君》就是表现太阳神的诗篇，而《离骚》中的“望舒”则是为月神驾车的神。不仅如此，天上的众星，自然界的风雨雷电等，也时常引起楚人遐想；当然，这又不仅仅限于楚人。面对着那些无法预知、变化莫测的自然现象，我们的祖先往往把它纳入到社会生活中加以解释，从而形成所谓的星占术。而楚人特别擅长这类知识谱系，《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及《岁星经》等。甘德的学说，大量保存在《开元占经》中。1942年长沙东郊子弹库楚墓出土帛书有九百多字，分《四时》、《天象》、《月忌》三篇。近年在楚地出土的文献中，多《日书》、《天文气象杂占》等，就多与星占有关。如前所述，这些学说当然不仅仅掌握在楚人手里，但为什么后来的文献考古发现却以楚地为多呢？这可能与中原文献的流失有关。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周朝内乱，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等奉周室典籍奔楚。秦昭王五十二年（前255）楚灭鲁国，也携走一批资料。而此时的秦国，推行商鞅学说，对这类典籍多所禁止。因此，楚、齐则保存较多的传统文献。这也是楚地不断发现先秦古籍的重要原因。如近年在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就发掘了大量的汉简，包括《脉书》、《引书》、《奏谳书》、《盖庐》、《算数书》、《二年律令》、《历谱》及汉律等［8］，对于我们了解认识中医古籍的源流，有莫大的意义。这些著作多属于阴阳家著作、医书和数学书，反映了当地导引星占之风兴盛的事实。
对于天人之际的众多现象特别关注，楚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宇宙意识。《论语·微子》记载楚狂人接舆的话：“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屈原《远游》：“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来者吾不闻”。诸如此类的意识，正是楚人影响于后世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一点。冯衍《显志赋》：“往者不可攀援兮，来者不可与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无不缘于这种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