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译：Socrates ，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摘要：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条贯穿《申辩篇》的主线。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是在为众人对自己的误解和污蔑申辩，也是为整个沉睡的雅典申辩。这不仅表现在无知之知基础上的爱智求知、走向死亡的从容豁达，而且也指向了《申辩篇》的核心：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申辩篇》为例，具体阐述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在面对政治迫害时，苏格拉底坚守哲学的崇高使命。
关键词：苏格拉底; 智慧; 申辩
一、澄清污蔑与误解
面对罪状和诬告，为了更好地讲述案情真相，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方式是，首先针对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辩; 其次，针对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辩。”[1]67-68前者主要是指对苏格拉底由来已久的偏见和污蔑; 后者则是来自以莫勒图斯、阿努图斯、卡农三人为代表对苏格拉底的控告。
在当时的雅典，智者学派风靡一时，并普遍为人接受。修辞法和论辩术被看作行使政治最有效的有段，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探讨是否为真的问题 ，而是怎样才能够在相互的言谈和对话中反驳他人，取得优势地位，进而获胜。雅典人将苏格拉底看做智者的成员，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之中，苏格拉底被化作智者的代表。故弄虚玄，败坏青年、收费教徒，贩卖知识。《云》主要是围绕一个叫斯瑞西阿得斯――阿提刻农人想通过向苏格拉底学习怎样用歪曲的逻辑摆脱债务而展开。斯瑞西阿得斯之子裴狄庇得斯由于爱马挥霍了大量的钱财，迫使斯瑞西阿得斯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此，在怎样还债的问题上，斯瑞西阿得斯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辩论驳倒借款人，如此不仅能否认债务，而且还可以在语言上处于优胜地位。尽管他之前没有文化，目不识丁，但苏格拉底呼唤云神，对其进行的逻辑训练并没有使他失望。很快，斯瑞西阿得斯学会了论辩术，并顺利说服其子裴狄庇得斯也向苏格拉底学习。最终，父子两人利用诡辩成功地驳倒了前来讨债的借款人。但好景不长，裴狄庇得斯在论辩上更胜父亲斯瑞西阿得斯一筹。在“儿子应当打父亲”这一命题上，他击退了父亲斯瑞西阿得斯。这当然是斯瑞西阿得斯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作为报复，最终他拿起火把点燃了苏格拉底居住的房子。
《云》是阿里斯多芬创作的、以苏格拉底为原型，讽刺哲学家最早的喜剧作品。在其中，
苏格拉底被刻画为与诡辩家一类，收费讲学，歪曲事实，凭借偷换逻辑达到否定事实，颠倒黑白的目的。雅典人尤其是青年人对这种技艺顶礼膜拜、趋之若鹜，就像《云》中的父亲，千方百计地说服儿子向苏格拉底学习这种技术。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无理荒唐，令人啼笑皆非。学会的技艺的儿子竟然用诡辩术对付父亲、最终与父亲反目，甚至要殴打父亲[2]。
由此可见，智者们所代表的论辩技艺已经偏离了真正知识的方向，将早期哲学家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弃之不顾，将“爱智之学”转化为“技艺之学”。其中已颇有强词夺理、玩弄文字游戏、蛊惑人心的意味。长此以往，势必会败坏整个雅典城邦的社会风气，甚至会危机哲学的生存。对此，康德在后来的《逻辑讲义中》提出了批判。康德指出，“在希腊人那里，辩护士和演说家都是辩证法家，后者能够将民众引向他们所希求的地方，因为民众是听任假象欺骗的。所以，辩证法在当时是假象的技艺。……在逻辑中，辩证法有一个时期曾在论辩术的名下讲述，这种情况下的一切逻辑和哲学是某些空谈者玩弄各种假象的文化。”[3]
这当然是苏格拉底所不能容忍的，对苏格拉底来说，当下第一要务就是要与智者们划清界限，并让雅典人认清智者的真正面目。
在雅典，智者主要是指那些收费收徒，传授论辩术和修辞学的专职教师。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基亚，(高尔基亚的学费很高) 。为了将自己与智者区别开来，苏格拉底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从未自称有智慧; 二是他没有收费教徒，自诩为老师。
不管是在与人论辩还是在教徒中，智者不仅宣称有智慧，而且试图把这种智慧进行传授; 而苏格拉底在与人谈话中，只是对知识可能出现的反面不断地进行否定，从未认为自己具有关于善、正义之类的知识。苏格拉底在论辩过程中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质疑反诘，在某种程度上与智者们运用修辞和论辩术将众人说服驳倒的场景类似，以至于许多青年人争相仿效。但苏格拉底与这些模仿的青年人有本质区别。他没有把对话诘问过程当作对他人论辩的胜利，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所关心的，不是胜利，而是要传达真理，反诘辩论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历程，最终的指向是对美好生活境界的追求。许多青年沉湎其中是因为他们很享受反诘所带来快乐以及他人的恭维，他们把这种语言上的善辩视为战胜他人的技艺资本，而且他们缺少真理的指引。但是，雅典人看不到这些内在区别，不仅把苏格拉底与智者混为一谈，还指责他败坏青年。甚至凯瑞丰在德尔菲神庙也向神提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而神谕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二、揭开神谕之面纱
苏格拉底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智慧，也不认为智慧是可以传授，这一点是他于智者的不同点所在。同时苏格拉底也坚信，神不会说谎，更不会欺骗我们。因此，在这里就存在一种相互离合的张力。一方面是对神谕笃实不疑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有智慧的怀疑。为了解
除心中的疑惑，苏格拉底依次对政治家、诗人和匠人进行了考察，以解开神谕面纱背后的确切含义。
经过对政治家的一番省察，苏格拉底彻底失望了。政治与智慧没有必然的关联，政治家处理各种政治事务，不需要智慧。一个人是否智慧、是否知道自己无知，都不影响政治生活的开展。简言之，政治是一个和智慧毫无关联的职业。而且，在涉及善、美好的事情上，政治家不仅不知道，而且自以为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最大的伪智慧。同样，诗人写诗也不需要智慧，他们依靠的是来自神赐予的、捉摸不定的灵感。就连对所创作诗歌的解释，他们也无法说出所以然来。另外，诗歌在本质上就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无论诗歌对现实有多么形象的描述，其中所关涉的仅是作品与所模仿事物两者的间接联系，与人事无关，看到的至多是一层表象，这就更不是智慧了。至于匠人，苏格拉底承认他们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制作工艺上有卓越的智慧。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不熟悉领域，自认为有同样的智慧，因此“这些能工巧匠们和诗人们有一样的毛病――因为能漂亮地完成自己的技艺，他们一个个就自以为在别的事情上，哪怕天下大事上，也是最智慧的――他们的这种自以为是遮蔽了那智慧 ”[1]183。
此时苏格拉底再一次对神谕进行反思。神谕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表达、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令人难解的谜那样，裹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真正的意旨是需要在揭开表层面纱之后方能为人所理解。就神的话语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表面上看来，好像苏格拉底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上地下之事，皆能通晓。如果是这样，神就美化甚至神化了苏格拉底，如此这般伟大的才能不是人而是神所享有的。但事实并不如此，苏格拉底就如普通人一样，不具有超常、迥乎人异的才能，甚至在匠人的制作工艺上，苏格拉底也缺少这种专门的技艺。单单就后者而言，便可否认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推断。同时，这也澄清了把苏格拉底认作智者的诬蔑。
如果不是这样，神谕是否有更深的意义，是在怎样的界定下，神称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呢? 苏格拉底的智慧又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
三、无知之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活动主要是在与人的论辩中，探讨如何使人生、灵魂更加美好，界定什么是正义、美德、勇敢等等。那么要考察苏格拉底的智慧，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对话中。例如苏格拉底与欧谛德谟曾就探究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结果令人失望，经过了一轮一轮的提问与回答，对立与反驳，就在我们期待一个完好有固定标准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对话戛然而止，苏格拉底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定义。从这点来看，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甚或憎恨在所难免。他们希望苏格拉底给出整全答案，以免去持续的探索和不断的反思。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无限和把握绝对，一切无限和完满归结于神。因此，通过肯定的方式传授知识，在一方面是完善的，在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缺陷的。不完满的人不可能具有完满的真理，这种教育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相反，认识到知识的各种否定形式总比没有意识
要好，而且还会更加接近真理。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有限性，相对于自以为是的智慧，更胜一筹。因此德尔菲神庙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是对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之知”智慧的最好概括。然而，认识到自己无知已属不易，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自知之明，还称不上智慧。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知识与真理。“真正智慧的人，不仅要无知，要知道自己无知，而且要主动地把无知之知当成智慧。智慧毕竟落实在‘知’上。从无知和知道自己无知到通过无知追求智慧这种‘无知之知’，是一步巨大的飞跃。”[1]157意识自己无知，并以此为动力，进一步追求真理，这才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并不限于意识到人自身的巨大缺陷，而且还要以此为动力去仰望真理与美好。虽然这缺陷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神之间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悲天悯人抑或安于现状，而是要不断地与人的有限性作斗争，不断地对各种伪善知识和虚假意见进行否定。表面上是苏格拉底始终驳斥他人的反面形象，实际上其中内涵的是他对美好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意识到自己缺陷、具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来说，不断反诘驳斥他人不仅是他积极求知向善的过程，也是他对雅典城邦应尽的义务。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自己实现了求知爱智，而且还要帮助雅典人看到自己的无知，唤起他们对美善生活的渴望，对高尚灵魂的关注。
摘要：美国环境文学是针对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控制自然思维的批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美国环境文学的第一阶段，环境文学主题围绕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展开，试图唤醒人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20年代至今是美国环境文学的繁荣期，弘扬环境正义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基于历史发展脉络，试图理清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流变，从而建构“自然性、整体性、交融性、主体间性”四位一体的美国环境文学批评范式。
关键词：环境文学; 批评; 环境正义; 流变
引言：
法国哲学家萨特把文学理解为一种介入模式，文学不仅介入政治与社会，而且要全面介入人类整个文化之中。美国工业化推崇经济第一、物质至上、消费核心的发展观，无疑造成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掠夺与人与人之间的物化。19世纪中期的美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来满足工业化发展，西部荒野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步伐不断被工业操控，自然脱去了原始魅力。针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与生态危机，美国环境文学诞生，并彰显其批判锋芒。文学介入环境危机之中，企图唤醒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美国学者内茨利在《环境文学：一部关于环境文学作品、作者及主题的百科全书》中认为，环境文学囊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环境文学不仅表达作者游历感受的游记及传授地球生态知识，而且试图影响和改变读者审视自然界的方式[1]。美国著名环境文学批评
家劳伦斯·布伊尔提出了界定环境文学的四个标准：第一，非人的环境不仅作为框定场景在场，而且将人类历史隐含于自然历史在场之中; 第二，人的利益不被理解为唯一合法的利益; 第三，人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中伦理价值取向的一部分; 第四; 环境是作为一个过程存在的，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或约定的存在[2]。中国学者龙娟认为，环境文学是一种以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为载体，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弘扬生态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审美情趣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学样式或思潮，它具有融合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总体特征。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环境文学的分水岭。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环境文学诞生及初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荒野意识、自然书写、地方伦理等主题贯穿其中，旨在弘扬人与环境之间的正义。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美国环境文学繁荣期，不仅文学体裁灵活多样，而且主题不断深化。主题不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而且扩展到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
一、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
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非小说的散文形式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斯拉维克视梭罗为美国环境文学的先驱[3]。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乔治·珀金斯·马什、约翰·威斯利·鲍威尔、约翰·缪尔、约翰·伯勒斯、玛丽·奥斯丁、奥尔多·利奥波德等。梭罗、爱默生歌颂自然之美，马什、鲍威尔揭露环境危机，缪尔、奥斯丁、伯勒斯、利奥波德倡导环境保护。梭罗和爱默生从超验主义角度看待自然，赋予自然神性，歌颂自然之美，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工业化对自然无情地开采、践踏与控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生动地描写了作者亲自回归自然的简朴生活，过着人与自然融合的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梭罗在评价瓦尔登湖生活时这样说：“这是一个秀色可餐的晚上。我的整个身体只有一种感觉; 我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喜悦。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感[4]”。在梭罗眼里，人融入自然才能获得自由，工业化般的驾驭自然是人类的牢笼，因而梭罗大声疾呼：“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全全世界[5]”。作为一位环境文学家，爱默生把自然视为上帝的启示，自然是神性的外衣。他的作品弥漫着歌颂自然精神的基调，其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具有神灵与魂魄。在爱默生看来，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从而爱默生猛烈地抨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马什、鲍威尔用细腻地笔触揭露了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危机意识是其作品的主导精神，他们试图通过环境危机意识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马什在《人与自然》中考察了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认为人类大规模生产和交通体系破坏了自然和谐，分析了人类行为对动植物、林地、湖泊、沙漠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揭发环境危机，并敲响了人类反思自我与自然他者的辩证发展的危机意识。鲍威尔在《美国干旱地区的土地报告》和《科罗拉多大峡谷》中揭发了工业文明过渡开发和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主张环境应与发展统一起来，否则人类环境将持续恶化，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人类伊甸园将永不复存在。缪尔、奥斯丁、伯勒斯、利奥波德等美国环境作家在其作品中积极倡导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中，为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中号召美国人去旅行，从而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他说：“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大自然是一种必需品，山林公园和山林保护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6]”。缪尔发起了小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并用环
境文学极力地倡导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奥斯丁在其环境文学代表作《少雨乡》中探索了沙漠生态，呼吁人们保护沙漠生态，改变征服沙漠的态度。伯勒斯不仅书写自然，而且积极参加环境保护运动。《醒来的知更鸟》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鸟类生活，寄希人与动物友好相处，呼吁生态保护，强调环境保护有利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利奥波德是一位具有环境伦理学家身份的美国环境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经。美国环境文学第一阶段主要针对工业化和西进运动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书写热爱自然之声，鼓励人们与自然建立生命共同体意识，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的伊甸王国。总而言之，美国环境文学
第一阶段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同时为环境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二阶段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环境正义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环境文学进入了繁荣期，70年代地球日的游行活动，80年代建立的山岭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无疑推动了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美国环境文学第二阶段文学主题思想为环境正义，主要代表人物为罗宾逊·杰弗斯、蕾切尔·卡逊、巴里·康芒纳、约翰·麦克菲、爱德华·阿比、加里·斯奈德、莱斯利·马蒙·西尔克、温德尔·贝里、凯蒂·李、比尔·麦克基本等。环境正义是人们在认识与处理与环境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正义，主要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和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这两方面的正义构成了美国环境文学的基本内涵。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主要体现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权利和保护维护自然的义务之间的关系，人类应尊重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平衡发展。正如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概念所阐释到，土地伦理是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1962年，蕾切尔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此书惊醒的不仅是美国，甚至是整个世界，因而《寂静的春天》被奉为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和亿万人的生态入门书。卡森控告化学控制法――杀虫剂、农药、化肥等的应用致使富有生机的小镇失去了活力，变得毫无生气。针对化学控制论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失衡，卡森提出了生物控制法。生物控制法是基于对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而获得的昆虫控制方法，也就是说，力求将一种昆虫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即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寂静的春天》包含的环境危机观、自然平衡论和新行动主义无疑关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把人类思想引导到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伦理关怀之中。美国环境文学家爱德华·阿比不经盛赞自然之美，而且强调自然非功利的价值。他在《大漠孤行》中把沙漠视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并认为自然万物都有其本身的美和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是人类自己设计的。
摘要：内容上具有延续性的《红旗谱》与《荷花淀》从文学领域为读者建构了一副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由自发到自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了胜利。风格上由于作家艺术旨趣的不同，作品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革命战争 美学风格 史诗 画卷
梁斌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是由《红旗谱》《播火记》及《烽烟图》三部分组成的，反映的是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包括《芦花荡》) ，从时间上延续了前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 时期冀中平原农民的战斗生活。因此，由《红旗谱》到《荷花淀》，从文学领域建构起中国近现代史完整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然而，这两位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都意图将语言文字的抽象描述转换为具体生动的视觉艺术，为读者绘制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所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图卷。因此，民族史诗与革命画卷，在文本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统一。但作家艺术个性的差异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时代的不同，使得他们笔下呈现出的斗争场景及其美学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一、书写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
(1)孤胆英雄的独臂抗争――《红旗谱》引言
《红旗谱》的第一章“就是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精湛的短篇小说”。它反映的是晚清末年，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锁井镇的恶霸地主冯兰池蓄意砸掉古钟、霸占官地，四十八村的农民们焦急、气愤，却又无可奈何。长工朱老巩、严老祥挺身而出，大闹柳树林，与冯兰池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也揭开了二十世纪冀中农民斗争的序幕。然而，冯兰池等人设计骗走朱老巩后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吐血身亡，严老祥被迫漂泊异乡，朱老巩的女儿受侮辱跳河自杀，十五岁的儿子朱老忠带着仇恨出走关东。
朱老巩与严老祥对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属于个人的单兵独战，逃不脱封建社会农民自发的反抗意识及斗争形式，所以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他们悲壮、惨烈的反抗活动，却孕育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穷苦老百姓与以冯家为代表的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掀起了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2)男性觉醒者的革命斗争――《红旗谱》正文
《红旗谱》主体部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它是对晚清时期农民反抗活动的延续与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的社会性质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更为复杂尖锐。在《红旗谱》中，这一时期农民革命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是从朱老忠出走关东到他再次返回锁井镇为止，对应的是民国初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
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失败以后，锁井镇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而地主冯兰池更加嚣张跋扈、肆无忌惮。三年前，冯兰池拉起民团专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要血洗锁井镇，强迫他赔偿五千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因此，硬汉子朱老明联络二十八家穷人“三告冯兰池”，官司从县里打到保定法院再到北京大理院，但在官府的偏袒下，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五亩地，后被气瞎了双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头牛。
虽然辛亥革命把皇帝从龙椅上赶了下来，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朱老明带领穷弟兄们反抗冯兰池的活动与当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迫无奈的抗争活动，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在失败后被气得双目失明与朱老忠的吐血身亡相类似。
2. 朱老忠回到锁井镇以后，再次发起了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锁井镇的农民抗争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
远走关东的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返回了锁井镇，冯兰池父子闻讯无比懊恼，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很快就成了当地农民阶级的核心领导、主心骨。不同于以往农民阶级忍让、退缩后“官逼民反”的被动抗争，朱老忠从不讳言自己回来的目的就是“报这分血仇”。因此，在朱老忠的带领下，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活动与此前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即农民阶级由被迫的反击活动，转为主动的出击斗争。
在朱老忠伺机展开报仇活动时，机会来了。年青一代的运涛、大贵捕到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向来横行霸道的冯兰池派手下的狗腿子李德才上门讨要，被朱、严两家严词拒绝，这是锁井镇少有的敢于反抗冯兰池淫威的行为。恼羞成怒的冯兰池勾结官府将大贵抓了壮丁。从表面来看，这次农民对地主的抗争活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朱老忠“一文一武”的斗争计划。所以说，斗争经验丰富的朱老忠返回锁井镇以后，当地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真正表现，还必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活动，农民对地主的反抗避免不了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3. 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贵走后的第二年春天，运涛在外出打短工的时候遇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贾湘农。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
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穷苦百姓“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着他往前走”。
在贾湘农的影响下，运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担任了连长。在县高小上学的江涛也在贾湘农的引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小学毕业后，江涛考入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当这些消息一一传回锁井镇后，冯兰池父子的无比懊恼与农民兄弟们的满心欢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差，锁井镇底层民众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灭后，身为共产党员的运涛被打入监狱，1928年秋消息传回锁井镇以后，严家老奶奶气急身亡，严家为了去济南探监，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宝地”。朱老忠与江涛通过爱国知识分子严知孝的关系，在济南监狱见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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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希腊语：Σωκράτης，英译：Socrates ，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公民陪审员。他和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贤”，被后人广泛地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摘要：苏格拉底的智慧是一条贯穿《申辩篇》的主线。在法庭上，苏格拉底是在为众人对自己的误解和污蔑申辩，也是为整个沉睡的雅典申辩。这不仅表现在无知之知基础上的爱智求知、走向死亡的从容豁达，而且也指向了《申辩篇》的核心：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以《申辩篇》为例，具体阐述苏格拉底的智慧，以及在面对政治迫害时，苏格拉底坚守哲学的崇高使命。
关键词：苏格拉底; 智慧; 申辩
一、澄清污蔑与误解
面对罪状和诬告，为了更好地讲述案情真相，苏格拉底“认为正确的方式是，首先针对那些最初的虚假控告和那些最初的控告者做申辩; 其次，针对后面的控告和后面的控告者申辩。”[1]67-68前者主要是指对苏格拉底由来已久的偏见和污蔑; 后者则是来自以莫勒图斯、阿努图斯、卡农三人为代表对苏格拉底的控告。
在当时的雅典，智者学派风靡一时，并普遍为人接受。修辞法和论辩术被看作行使政治最有效的有段，人们所关心的并不是探讨是否为真的问题 ，而是怎样才能够在相互的言谈和对话中反驳他人，取得优势地位，进而获胜。雅典人将苏格拉底看做智者的成员，并不是空穴来风。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之中，苏格拉底被化作智者的代表。故弄虚玄，败坏青年、收费教徒，贩卖知识。《云》主要是围绕一个叫斯瑞西阿得斯――阿提刻农人想通过向苏格拉底学习怎样用歪曲的逻辑摆脱债务而展开。斯瑞西阿得斯之子裴狄庇得斯由于爱马挥霍了大量的钱财，迫使斯瑞西阿得斯背负了沉重的债务。因此，在怎样还债的问题上，斯瑞西阿得斯想出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辩论驳倒借款人，如此不仅能否认债务，而且还可以在语言上处于优胜地位。尽管他之前没有文化，目不识丁，但苏格拉底呼唤云神，对其进行的逻辑训练并没有使他失望。很快，斯瑞西阿得斯学会了论辩术，并顺利说服其子裴狄庇得斯也向苏格拉底学习。最终，父子两人利用诡辩成功地驳倒了前来讨债的借款人。但好景不长，裴狄庇得斯在论辩上更胜父亲斯瑞西阿得斯一筹。在“儿子应当打父亲”这一命题上，他击退了父亲斯瑞西阿得斯。这当然是斯瑞西阿得斯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苏格拉底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作为报复，最终他拿起火把点燃了苏格拉底居住的房子。
《云》是阿里斯多芬创作的、以苏格拉底为原型，讽刺哲学家最早的喜剧作品。在其中，
苏格拉底被刻画为与诡辩家一类，收费讲学，歪曲事实，凭借偷换逻辑达到否定事实，颠倒黑白的目的。雅典人尤其是青年人对这种技艺顶礼膜拜、趋之若鹜，就像《云》中的父亲，千方百计地说服儿子向苏格拉底学习这种技术。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无理荒唐，令人啼笑皆非。学会的技艺的儿子竟然用诡辩术对付父亲、最终与父亲反目，甚至要殴打父亲[2]。
由此可见，智者们所代表的论辩技艺已经偏离了真正知识的方向，将早期哲学家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弃之不顾，将“爱智之学”转化为“技艺之学”。其中已颇有强词夺理、玩弄文字游戏、蛊惑人心的意味。长此以往，势必会败坏整个雅典城邦的社会风气，甚至会危机哲学的生存。对此，康德在后来的《逻辑讲义中》提出了批判。康德指出，“在希腊人那里，辩护士和演说家都是辩证法家，后者能够将民众引向他们所希求的地方，因为民众是听任假象欺骗的。所以，辩证法在当时是假象的技艺。……在逻辑中，辩证法有一个时期曾在论辩术的名下讲述，这种情况下的一切逻辑和哲学是某些空谈者玩弄各种假象的文化。”[3]
这当然是苏格拉底所不能容忍的，对苏格拉底来说，当下第一要务就是要与智者们划清界限，并让雅典人认清智者的真正面目。
在雅典，智者主要是指那些收费收徒，传授论辩术和修辞学的专职教师。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普罗泰格拉和高尔基亚，(高尔基亚的学费很高) 。为了将自己与智者区别开来，苏格拉底主要指出了两点：一是他从未自称有智慧; 二是他没有收费教徒，自诩为老师。
不管是在与人论辩还是在教徒中，智者不仅宣称有智慧，而且试图把这种智慧进行传授; 而苏格拉底在与人谈话中，只是对知识可能出现的反面不断地进行否定，从未认为自己具有关于善、正义之类的知识。苏格拉底在论辩过程中对各种不同观点的质疑反诘，在某种程度上与智者们运用修辞和论辩术将众人说服驳倒的场景类似，以至于许多青年人争相仿效。但苏格拉底与这些模仿的青年人有本质区别。他没有把对话诘问过程当作对他人论辩的胜利，原因在于苏格拉底所关心的，不是胜利，而是要传达真理，反诘辩论对他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历程，最终的指向是对美好生活境界的追求。许多青年沉湎其中是因为他们很享受反诘所带来快乐以及他人的恭维，他们把这种语言上的善辩视为战胜他人的技艺资本，而且他们缺少真理的指引。但是，雅典人看不到这些内在区别，不仅把苏格拉底与智者混为一谈，还指责他败坏青年。甚至凯瑞丰在德尔菲神庙也向神提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而神谕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二、揭开神谕之面纱
苏格拉底从不认为自己是有智慧，也不认为智慧是可以传授，这一点是他于智者的不同点所在。同时苏格拉底也坚信，神不会说谎，更不会欺骗我们。因此，在这里就存在一种相互离合的张力。一方面是对神谕笃实不疑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对自己有智慧的怀疑。为了解
除心中的疑惑，苏格拉底依次对政治家、诗人和匠人进行了考察，以解开神谕面纱背后的确切含义。
经过对政治家的一番省察，苏格拉底彻底失望了。政治与智慧没有必然的关联，政治家处理各种政治事务，不需要智慧。一个人是否智慧、是否知道自己无知，都不影响政治生活的开展。简言之，政治是一个和智慧毫无关联的职业。而且，在涉及善、美好的事情上，政治家不仅不知道，而且自以为知道，在苏格拉底看来，这是最大的伪智慧。同样，诗人写诗也不需要智慧，他们依靠的是来自神赐予的、捉摸不定的灵感。就连对所创作诗歌的解释，他们也无法说出所以然来。另外，诗歌在本质上就不是创造出来的新事物，仅是对现实生活的模仿。无论诗歌对现实有多么形象的描述，其中所关涉的仅是作品与所模仿事物两者的间接联系，与人事无关，看到的至多是一层表象，这就更不是智慧了。至于匠人，苏格拉底承认他们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在制作工艺上有卓越的智慧。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不熟悉领域，自认为有同样的智慧，因此“这些能工巧匠们和诗人们有一样的毛病――因为能漂亮地完成自己的技艺，他们一个个就自以为在别的事情上，哪怕天下大事上，也是最智慧的――他们的这种自以为是遮蔽了那智慧 ”[1]183。
此时苏格拉底再一次对神谕进行反思。神谕的内容并不是直接表达、显而易见的，它就像令人难解的谜那样，裹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真正的意旨是需要在揭开表层面纱之后方能为人所理解。就神的话语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表面上看来，好像苏格拉底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天上地下之事，皆能通晓。如果是这样，神就美化甚至神化了苏格拉底，如此这般伟大的才能不是人而是神所享有的。但事实并不如此，苏格拉底就如普通人一样，不具有超常、迥乎人异的才能，甚至在匠人的制作工艺上，苏格拉底也缺少这种专门的技艺。单单就后者而言，便可否认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推断。同时，这也澄清了把苏格拉底认作智者的诬蔑。
如果不是这样，神谕是否有更深的意义，是在怎样的界定下，神称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呢? 苏格拉底的智慧又是怎样的一种智慧呢?
三、无知之知的智慧
苏格拉底的活动主要是在与人的论辩中，探讨如何使人生、灵魂更加美好，界定什么是正义、美德、勇敢等等。那么要考察苏格拉底的智慧，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对话中。例如苏格拉底与欧谛德谟曾就探究什么是正义的问题。结果令人失望，经过了一轮一轮的提问与回答，对立与反驳，就在我们期待一个完好有固定标准的概念出现的时候，对话戛然而止，苏格拉底也不知道如何确切定义。从这点来看，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误解甚或憎恨在所难免。他们希望苏格拉底给出整全答案，以免去持续的探索和不断的反思。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有限的，不可能认识无限和把握绝对，一切无限和完满归结于神。因此，通过肯定的方式传授知识，在一方面是完善的，在另一方面就是可能有缺陷的。不完满的人不可能具有完满的真理，这种教育方式注定是要失败的。相反，认识到知识的各种否定形式总比没有意识
要好，而且还会更加接近真理。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有限性，相对于自以为是的智慧，更胜一筹。因此德尔菲神庙的名言“认识你自己”是对苏格拉底式的“无知之知”智慧的最好概括。然而，认识到自己无知已属不易，这至多只能算是一种自知之明，还称不上智慧。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知识与真理。“真正智慧的人，不仅要无知，要知道自己无知，而且要主动地把无知之知当成智慧。智慧毕竟落实在‘知’上。从无知和知道自己无知到通过无知追求智慧这种‘无知之知’，是一步巨大的飞跃。”[1]157意识自己无知，并以此为动力，进一步追求真理，这才是苏格拉底式的智慧。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并不限于意识到人自身的巨大缺陷，而且还要以此为动力去仰望真理与美好。虽然这缺陷是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神之间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悲天悯人抑或安于现状，而是要不断地与人的有限性作斗争，不断地对各种伪善知识和虚假意见进行否定。表面上是苏格拉底始终驳斥他人的反面形象，实际上其中内涵的是他对美好知识的不懈追求。对于意识到自己缺陷、具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来说，不断反诘驳斥他人不仅是他积极求知向善的过程，也是他对雅典城邦应尽的义务。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自己实现了求知爱智，而且还要帮助雅典人看到自己的无知，唤起他们对美善生活的渴望，对高尚灵魂的关注。
摘要：美国环境文学是针对工业化发展模式与控制自然思维的批判，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开启了美国环境文学的第一阶段，环境文学主题围绕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展开，试图唤醒人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20年代至今是美国环境文学的繁荣期，弘扬环境正义是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基于历史发展脉络，试图理清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流变，从而建构“自然性、整体性、交融性、主体间性”四位一体的美国环境文学批评范式。
关键词：环境文学; 批评; 环境正义; 流变
引言：
法国哲学家萨特把文学理解为一种介入模式，文学不仅介入政治与社会，而且要全面介入人类整个文化之中。美国工业化推崇经济第一、物质至上、消费核心的发展观，无疑造成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无限掠夺与人与人之间的物化。19世纪中期的美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代价来满足工业化发展，西部荒野伴随着西进运动的步伐不断被工业操控，自然脱去了原始魅力。针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与生态危机，美国环境文学诞生，并彰显其批判锋芒。文学介入环境危机之中，企图唤醒人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意识。美国学者内茨利在《环境文学：一部关于环境文学作品、作者及主题的百科全书》中认为，环境文学囊括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体裁，环境文学不仅表达作者游历感受的游记及传授地球生态知识，而且试图影响和改变读者审视自然界的方式[1]。美国著名环境文学批评
家劳伦斯·布伊尔提出了界定环境文学的四个标准：第一，非人的环境不仅作为框定场景在场，而且将人类历史隐含于自然历史在场之中; 第二，人的利益不被理解为唯一合法的利益; 第三，人对环境的责任是文本中伦理价值取向的一部分; 第四; 环境是作为一个过程存在的，而不是一种永恒不变或约定的存在[2]。中国学者龙娟认为，环境文学是一种以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传统文学体裁为载体，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内容，以弘扬生态思想、环境道德、环境审美情趣等为主要价值导向的文学样式或思潮，它具有融合文学、生态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等多学科视角、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总体特征。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环境文学的分水岭。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环境文学诞生及初步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荒野意识、自然书写、地方伦理等主题贯穿其中，旨在弘扬人与环境之间的正义。20世纪60年代至今是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是美国环境文学繁荣期，不仅文学体裁灵活多样，而且主题不断深化。主题不仅停留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而且扩展到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
一、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
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以非小说的散文形式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斯拉维克视梭罗为美国环境文学的先驱[3]。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包括亨利·大卫·梭罗、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乔治·珀金斯·马什、约翰·威斯利·鲍威尔、约翰·缪尔、约翰·伯勒斯、玛丽·奥斯丁、奥尔多·利奥波德等。梭罗、爱默生歌颂自然之美，马什、鲍威尔揭露环境危机，缪尔、奥斯丁、伯勒斯、利奥波德倡导环境保护。梭罗和爱默生从超验主义角度看待自然，赋予自然神性，歌颂自然之美，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反对工业化对自然无情地开采、践踏与控制。梭罗在《瓦尔登湖》中生动地描写了作者亲自回归自然的简朴生活，过着人与自然融合的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梭罗在评价瓦尔登湖生活时这样说：“这是一个秀色可餐的晚上。我的整个身体只有一种感觉; 我每一个毛孔都流淌着喜悦。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获得了一种奇怪的自由感[4]”。在梭罗眼里，人融入自然才能获得自由，工业化般的驾驭自然是人类的牢笼，因而梭罗大声疾呼：“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全全世界[5]”。作为一位环境文学家，爱默生把自然视为上帝的启示，自然是神性的外衣。他的作品弥漫着歌颂自然精神的基调，其笔下的自然万物都具有神灵与魂魄。在爱默生看来，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从而爱默生猛烈地抨击以牺牲自然为代价的工业化道路。马什、鲍威尔用细腻地笔触揭露了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危机意识是其作品的主导精神，他们试图通过环境危机意识改变人们的思想与行为。马什在《人与自然》中考察了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影响，认为人类大规模生产和交通体系破坏了自然和谐，分析了人类行为对动植物、林地、湖泊、沙漠造成的消极影响，从而揭发环境危机，并敲响了人类反思自我与自然他者的辩证发展的危机意识。鲍威尔在《美国干旱地区的土地报告》和《科罗拉多大峡谷》中揭发了工业文明过渡开发和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危害，主张环境应与发展统一起来，否则人类环境将持续恶化，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人类伊甸园将永不复存在。缪尔、奥斯丁、伯勒斯、利奥波德等美国环境作家在其作品中积极倡导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积极投身美国环境保护运动中，为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中号召美国人去旅行，从而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他说：“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大自然是一种必需品，山林公园和山林保护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6]”。缪尔发起了小规模的环境保护运动，并用环
境文学极力地倡导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奥斯丁在其环境文学代表作《少雨乡》中探索了沙漠生态，呼吁人们保护沙漠生态，改变征服沙漠的态度。伯勒斯不仅书写自然，而且积极参加环境保护运动。《醒来的知更鸟》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鸟类生活，寄希人与动物友好相处，呼吁生态保护，强调环境保护有利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与发展。利奥波德是一位具有环境伦理学家身份的美国环境文学家，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被誉为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圣经。美国环境文学第一阶段主要针对工业化和西进运动带来的环境负面影响书写热爱自然之声，鼓励人们与自然建立生命共同体意识，恢复人与自然和谐的伊甸王国。总而言之，美国环境文学
第一阶段主题思想主要体现在歌颂自然之美、揭露环境危机、倡导环境保护三个方面，同时为环境文学繁荣发展的第二阶段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美国环境文学发展的第二阶段：环境正义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环境文学进入了繁荣期，70年代地球日的游行活动，80年代建立的山岭俱乐部、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无疑推动了美国环境文学的发展。美国环境文学第二阶段文学主题思想为环境正义，主要代表人物为罗宾逊·杰弗斯、蕾切尔·卡逊、巴里·康芒纳、约翰·麦克菲、爱德华·阿比、加里·斯奈德、莱斯利·马蒙·西尔克、温德尔·贝里、凯蒂·李、比尔·麦克基本等。环境正义是人们在认识与处理与环境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一种正义，主要分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和以环境为中介的人际正义，这两方面的正义构成了美国环境文学的基本内涵。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主要体现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权利和保护维护自然的义务之间的关系，人类应尊重爱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并平衡发展。正如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概念所阐释到，土地伦理是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重。1962年，蕾切尔发表了《寂静的春天》，此书惊醒的不仅是美国，甚至是整个世界，因而《寂静的春天》被奉为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和亿万人的生态入门书。卡森控告化学控制法――杀虫剂、农药、化肥等的应用致使富有生机的小镇失去了活力，变得毫无生气。针对化学控制论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失衡，卡森提出了生物控制法。生物控制法是基于对有机体及其所依赖的整个生命世界结构的理解而获得的昆虫控制方法，也就是说，力求将一种昆虫力量转用来与昆虫自己作对，即利用昆虫生命力的趋向去消灭它自己。《寂静的春天》包含的环境危机观、自然平衡论和新行动主义无疑关注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把人类思想引导到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伦理关怀之中。美国环境文学家爱德华·阿比不经盛赞自然之美，而且强调自然非功利的价值。他在《大漠孤行》中把沙漠视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并认为自然万物都有其本身的美和价值，这种价值并不是人类自己设计的。
摘要：内容上具有延续性的《红旗谱》与《荷花淀》从文学领域为读者建构了一副革命战争的史诗画卷，中国农民的革命战争由自发到自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向了胜利。风格上由于作家艺术旨趣的不同，作品呈现出错落有致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革命战争 美学风格 史诗 画卷
梁斌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红旗谱》是由《红旗谱》《播火记》及《烽烟图》三部分组成的，反映的是从晚清到大革命前后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史诗。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包括《芦花荡》) ，从时间上延续了前者，反映的是抗日战争(包括解放战争) 时期冀中平原农民的战斗生活。因此，由《红旗谱》到《荷花淀》，从文学领域建构起中国近现代史完整的发展历程，中国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然而，这两位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们都意图将语言文字的抽象描述转换为具体生动的视觉艺术，为读者绘制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农村所发生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图卷。因此，民族史诗与革命画卷，在文本中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与统一。但作家艺术个性的差异以及所表现的社会时代的不同，使得他们笔下呈现出的斗争场景及其美学风格也出现了明显的区别。
一、书写民族革命战争的史诗
(1)孤胆英雄的独臂抗争――《红旗谱》引言
《红旗谱》的第一章“就是一篇可以独立成章的精湛的短篇小说”。它反映的是晚清末年，冀中平原滹沱河畔锁井镇的恶霸地主冯兰池蓄意砸掉古钟、霸占官地，四十八村的农民们焦急、气愤，却又无可奈何。长工朱老巩、严老祥挺身而出，大闹柳树林，与冯兰池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也揭开了二十世纪冀中农民斗争的序幕。然而，冯兰池等人设计骗走朱老巩后砸毁了古钟，朱老巩气得吐血身亡，严老祥被迫漂泊异乡，朱老巩的女儿受侮辱跳河自杀，十五岁的儿子朱老忠带着仇恨出走关东。
朱老巩与严老祥对地主冯兰池的斗争属于个人的单兵独战，逃不脱封建社会农民自发的反抗意识及斗争形式，所以失败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他们悲壮、惨烈的反抗活动，却孕育了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穷苦老百姓与以冯家为代表的地主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掀起了冀中平原农民革命战争的序幕。
(2)男性觉醒者的革命斗争――《红旗谱》正文
《红旗谱》主体部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它是对晚清时期农民反抗活动的延续与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国的社会性质似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然而，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斗争更为复杂尖锐。在《红旗谱》中，这一时期农民革命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是从朱老忠出走关东到他再次返回锁井镇为止，对应的是民国初期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
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失败以后，锁井镇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而地主冯兰池更加嚣张跋扈、肆无忌惮。三年前，冯兰池拉起民团专抢逃兵的车子和白面，逃兵请回一个团，架起大炮要血洗锁井镇，强迫他赔偿五千块大洋，他却把这笔钱分摊到锁井镇的贫苦百姓头上。因此，硬汉子朱老明联络二十八家穷人“三告冯兰池”，官司从县里打到保定法院再到北京大理院，但在官府的偏袒下，穷人输得一塌糊涂。朱老明赔了五亩地，后被气瞎了双眼，严志和也搭进去一头牛。
虽然辛亥革命把皇帝从龙椅上赶了下来，但从本质上看，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朱老明带领穷弟兄们反抗冯兰池的活动与当年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被迫无奈的抗争活动，所以，他的失败也是必然的，他在失败后被气得双目失明与朱老忠的吐血身亡相类似。
2. 朱老忠回到锁井镇以后，再次发起了反抗地主冯兰池的斗争，锁井镇的农民抗争活动进入第二个阶段。
远走关东的朱老忠带着妻子和儿子大贵、二贵返回了锁井镇，冯兰池父子闻讯无比懊恼，后悔当年斩草未除根，留下了祸患。回到锁井镇的朱老忠，很快就成了当地农民阶级的核心领导、主心骨。不同于以往农民阶级忍让、退缩后“官逼民反”的被动抗争，朱老忠从不讳言自己回来的目的就是“报这分血仇”。因此，在朱老忠的带领下，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活动与此前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即农民阶级由被迫的反击活动，转为主动的出击斗争。
在朱老忠伺机展开报仇活动时，机会来了。年青一代的运涛、大贵捕到了一只名贵的脯红鸟，向来横行霸道的冯兰池派手下的狗腿子李德才上门讨要，被朱、严两家严词拒绝，这是锁井镇少有的敢于反抗冯兰池淫威的行为。恼羞成怒的冯兰池勾结官府将大贵抓了壮丁。从表面来看，这次农民对地主的抗争活动再次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朱老忠“一文一武”的斗争计划。所以说，斗争经验丰富的朱老忠返回锁井镇以后，当地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情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的真正表现，还必须等到第三个阶段的到来。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活动，农民对地主的反抗避免不了的就是失败的结局。
3. 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斗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活动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大贵走后的第二年春天，运涛在外出打短工的时候遇到了地下党的负责人贾湘农。贾湘农的到来，为冀中平原的农民革命战争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锁井镇农民对地主阶级的
反抗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穷苦百姓“觉得前面有希望了，好像有一种什么力量鼓励着他往前走”。
在贾湘农的影响下，运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广东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不久就担任了连长。在县高小上学的江涛也在贾湘农的引导下加入了共青团，小学毕业后，江涛考入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当这些消息一一传回锁井镇后，冯兰池父子的无比懊恼与农民兄弟们的满心欢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差，锁井镇底层民众的力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然而，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灭后，身为共产党员的运涛被打入监狱，1928年秋消息传回锁井镇以后，严家老奶奶气急身亡，严家为了去济南探监，被迫以低廉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宝地”。朱老忠与江涛通过爱国知识分子严知孝的关系，在济南监狱见到了被判了终身监禁的运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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