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访谈录读书笔记
权力的眼睛
（边沁从权力的角度看待人口的支配关系，提出圆形监狱的构想），是对卢梭的补充。激励了众多革命者的卢梭式的梦想是什么呢？那是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一部分都清晰可见，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那些黑暗区域是由王家和其他组织的特权建立起来的。那是梦想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以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斯塔罗宾斯基（Starobinski）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自由的透明度、障碍和创造》中有很好的说明。
边沁既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又是它的对立面。他提出了可视性的问题，但是把可视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统治性的、无所不见的凝视。他发起了普遍的可视性的计划，该计划为严酷而细致的权力服务。所以，边沁的这种实施“全景”的权力的技术观念，是嫁接在伟大的卢梭主题之上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大革命的诗意的音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体：卢梭的抒情注意和边沁的执着。
对大革命来说，公正问题的新的视角，并不在于惩罚过失者，而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过失的可能性，通过把人置于完全可视的空间，这样他们的观点、思考和有关他人的话语就可以避免导致有害的行为。这种观念在大革命时期的文字中经常出现。
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对于圆形监狱有过很大的关注。 当时不断兴起的“看法”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操作模式，通过这宗模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一种权力行使，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如果边沁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施用于许多领域的公式，即“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
启蒙时期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要消除人心中的黑暗区域。
大革命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防止人们干坏事，驱散他们想要干坏事的念头。换言之，使人们处于不能和不愿的状态。
有一种看法，认为惩罚应该激烈，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于是就产生了暴力形式的权力，企图以树立榜样的模式来达到天衣无缝的统治。18世纪的新理论家对此加以反对：这种形式的权力与其达成的效果相比，代价太大。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最终仅仅是为了树立榜样。甚至有必要不断增加暴力，但是这样又恰恰增加了反抗。与此构成鲜明的对照，监禁的体系却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入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边沁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真是边沁的创意及其应用的可怕的一面。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个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实际确立的社会
的特点。权力不再是某个个人凭借他的出身而拥有和实施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某人可以占据处于优势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阶级的统治依然村爱，但是权力与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分离。
连边沁也不知道要把这个塔楼托付给谁。
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新的权力分配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在某种意义上，权力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体的，它构成了一部分生产力。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圆形监狱曾经是一项规划和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但是，空间化、监视、禁锢——换句话是就是监禁的权力——的主题在边沁时代就已经被其他更精致的机制所超越了，哪些机制用来对人口进行调节，控制人口的浮动和种种不规则的情况。边沁的想法在强调监视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是过时了，但是他赋予权力的技术以普遍的重要性，这又是非常现代的。 资本的积累确实是工业技术和全部权力机器共同实施的结果。但是同样的过程在苏联也发生了。在某些方面，斯大林主义与资本积累和激烈的权力形式的实施是相对应的。
封建权力主要通过苛捐杂税和穷奢极欲得以发挥，最终把自己给埋葬了，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不是通过保护的方式，而是进行不断地更新。因此，它与封建主义不一样，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态，因此它极不稳定，又充满了创新。因此它失败和革命的可能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它的历史密不可分。 劳动一直具有三重功能：生产功能、象征功能、驯服或者说惩戒功能。 边沁的圆形监狱是否同时又是对权力的一种幻觉呢？这种幻觉是18世纪的改造者们所共有的，他们认为公众舆论具有很大的潜力。既然公众舆论肯定是好的，是全社会机体的直接意识，他们认为人们只要在全社会注视的目光之下，就会变得善良。对他们来说，公众舆论是社会契约自发的再现。他们忽视了公众舆论产生的真实条件，公众舆论的“媒介”，陷在权力机制中并以报刊、出版及以后的电影和电视形式出现的物质性。
福柯访谈录读书笔记
权力的眼睛
（边沁从权力的角度看待人口的支配关系，提出圆形监狱的构想），是对卢梭的补充。激励了众多革命者的卢梭式的梦想是什么呢？那是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一部分都清晰可见，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那些黑暗区域是由王家和其他组织的特权建立起来的。那是梦想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以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作用。斯塔罗宾斯基（Starobinski）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自由的透明度、障碍和创造》中有很好的说明。
边沁既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又是它的对立面。他提出了可视性的问题，但是把可视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统治性的、无所不见的凝视。他发起了普遍的可视性的计划，该计划为严酷而细致的权力服务。所以，边沁的这种实施“全景”的权力的技术观念，是嫁接在伟大的卢梭主题之上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大革命的诗意的音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政体：卢梭的抒情注意和边沁的执着。
对大革命来说，公正问题的新的视角，并不在于惩罚过失者，而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过失的可能性，通过把人置于完全可视的空间，这样他们的观点、思考和有关他人的话语就可以避免导致有害的行为。这种观念在大革命时期的文字中经常出现。
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对于圆形监狱有过很大的关注。 当时不断兴起的“看法”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操作模式，通过这宗模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事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一种权力行使，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如果边沁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施用于许多领域的公式，即“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
启蒙时期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要消除人心中的黑暗区域。
大革命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防止人们干坏事，驱散他们想要干坏事的念头。换言之，使人们处于不能和不愿的状态。
有一种看法，认为惩罚应该激烈，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于是就产生了暴力形式的权力，企图以树立榜样的模式来达到天衣无缝的统治。18世纪的新理论家对此加以反对：这种形式的权力与其达成的效果相比，代价太大。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最终仅仅是为了树立榜样。甚至有必要不断增加暴力，但是这样又恰恰增加了反抗。与此构成鲜明的对照，监禁的体系却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入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边沁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这就是一个例子。
这真是边沁的创意及其应用的可怕的一面。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个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实际确立的社会
的特点。权力不再是某个个人凭借他的出身而拥有和实施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某人可以占据处于优势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阶级的统治依然村爱，但是权力与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分离。
连边沁也不知道要把这个塔楼托付给谁。
如果我们在看待权力的时候，仅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如果不拥有权力机器，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新的权力分配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
在某种意义上，权力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体的，它构成了一部分生产力。而且权力不断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得到改变，圆形监狱曾经是一项规划和一种乌托邦的幻想。但是，空间化、监视、禁锢——换句话是就是监禁的权力——的主题在边沁时代就已经被其他更精致的机制所超越了，哪些机制用来对人口进行调节，控制人口的浮动和种种不规则的情况。边沁的想法在强调监视的重要性这一点上是过时了，但是他赋予权力的技术以普遍的重要性，这又是非常现代的。 资本的积累确实是工业技术和全部权力机器共同实施的结果。但是同样的过程在苏联也发生了。在某些方面，斯大林主义与资本积累和激烈的权力形式的实施是相对应的。
封建权力主要通过苛捐杂税和穷奢极欲得以发挥，最终把自己给埋葬了，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不断自我强化的，不是通过保护的方式，而是进行不断地更新。因此，它与封建主义不一样，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态，因此它极不稳定，又充满了创新。因此它失败和革命的可能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它的历史密不可分。 劳动一直具有三重功能：生产功能、象征功能、驯服或者说惩戒功能。 边沁的圆形监狱是否同时又是对权力的一种幻觉呢？这种幻觉是18世纪的改造者们所共有的，他们认为公众舆论具有很大的潜力。既然公众舆论肯定是好的，是全社会机体的直接意识，他们认为人们只要在全社会注视的目光之下，就会变得善良。对他们来说，公众舆论是社会契约自发的再现。他们忽视了公众舆论产生的真实条件，公众舆论的“媒介”，陷在权力机制中并以报刊、出版及以后的电影和电视形式出现的物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