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第5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ep.2009No.5
便士报“传播革命”与“第四权力”的确立
张 健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1830年代，以《纽约太阳报》为首的美国便士报引发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传播革命”，建立了报刊以新闻信息集聚传播能力，广告则为传播能力进行价值补偿的“双重服务”模式，解决了独立革命以来长期困扰报业的经济独立问题，促使报刊不仅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或业主谋利的企业，而且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报刊“第四权力”由此成为制度性的权利。
关键词：美国便士报；传播革命；第四权力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 05-0093-03便士报在美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阿特休尔认为：它从为权贵人物提供消息的一种工具演变到为广大读者消费服务的一件物品……这不仅是由于‘新闻’的形式已变得更富于戏剧性、更迎合了广大读者的要求；也同样由于报纸从经商者的一个消息来源变成了为整个市场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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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件商品。”历史学家约翰逊指出：“像戴、贝内特
维尔发现，在美国“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少量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所以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是无法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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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出版自由而言，新生共和国的生机与活力远远超过了托克维尔的观察能力。在他返程回国之后的第二年，也即1833年9月3日，备受上帝眷顾的《纽约太阳报》（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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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降生了，这一天“开创了新闻事业的新纪元”。事
和艾贝尔这样的主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十分深刻，甚至使独立战争以后的种种改良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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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绌。”著名新闻史家埃默里认为，1830年之后，许多
社会传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没有一个比新闻事业变化得更加剧烈，“便士报的先驱们发现，他们是在从事一项游戏——这项游戏的老规则已经失效，而新规则仍在形
［1］129成之中。”社会学家舒登森则强调其“打破传统”、“建立
实上，按照历史学家的描述，早在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城市如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就有人开始出版便士报的尝试。1830年，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康韦尔博士在费城办过一份便士报——《一美分报》（The Cent），但不久即告夭折。1833年1月，霍勒斯・葛里利和牙医谢泼德博士也出版过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便士报——《纽约晨邮报》，该报除接受订阅外，也按期零售，但不期而遇的暴风雪打碎了他们的美梦。
刚刚面世时，《太阳报》并未让报业同行们感到它的份量。该报共有4版，每一个版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三分之二。头版分三栏，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内容以纽约当地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为主，最后一版全是广告，甚至在头版上也有一则印刷机广告。与那种由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和商业阶层来发现和写作的精英报纸不同，该报的内容读起来兴味盎然，无需高深的学养，很符合所谓贩夫走卒的口味，创刊号一上市就被当地市民一抢而空。短短6个月内，发行量即已超过8000份，几乎是当时已有报纸最高发行量的两倍。
模范”的这一方面，认为这场由《太阳报》、《先驱报》发起的革命并非指“所有当时的报纸”，“而是特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进而为后续报业建立模范的‘便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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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从哪个方面作出评价，肯定的抑或否定的，人们普遍认同便士报在美国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那么，究竟便士报给美国新闻事业注入什么新鲜元素，以致于独立战争以后的政治报刊都无法与便士报相提并论？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与报刊“第四权力”这一制度性权利之间有何重大历史性关联？这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一、《纽约太阳报》开启美国新闻业“新纪元”
当法国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他的朋友于1831年4月动身去美国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两年出头。年轻的托克
收稿日期：2009-04-10
作者简介：张健（1967— ），男，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WC009）。
・
埃默里父子认为，该报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了记者乔治・威斯纳的精彩报道，比如威斯纳采写法庭新闻的报酬是每星期4美元，此外他还可以获得报纸的一份红利。一年之内，威斯纳成为了《太阳报》的共同业主。
人情味新闻也是《太阳报》专长。《美国新闻史》给读者报告了其中一期报纸上的一则用现代眼光可以称为社会新闻的新闻故事：“大约6年前，一位年轻绅士、英国一位高贵的准男爵的长子，学业期满后返回故里探亲，并与他们一起分享其社交圈的乐趣。”接着该文继续描写这位青年与其兄引发纠纷的经过，没有叙述任何结局，而是渲染说，“而当我们的主人公无忧无虑地依偎在新娘的酥胸上时，一只被兄弟之恨驱使的兄弟之手却怀着同室操戈的凶残高高举起，欲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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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便士报重新确立了时效性这一新闻要素，并把公众关心的事物作为最重要的新闻，从而给陈旧的新闻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有人情味”的消息写作方法［7］14。莫特则认为，既然便士报主要针对“载货车夫”，在新闻内容上，必然与为富商准备的报纸有所不同。如所周知，此前的党报上刊登的新闻一直是“可敬”的读者所认为“重要”的合成物，要么是重要事件所关涉的国家政策，如总统致国会的国情咨文，要么便是贸易及商业上的重大问题。但在便士报上，新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抛弃‘重要’的旧观念”，相应的：（1）增加了“当地或本地新闻”；（2）动人观听的新闻，特别是关于罪犯及通奸者；（3）出现了“人情味”新闻，“只因其为人类，并非因其与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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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动人观听的新闻有关而有趣的人的故事”。
这种对法庭新闻和社会新闻故事的关注与描述被皮卡德、布罗迪称为“故事新闻学”，“由于这种新型办报风格的读者定位并没有引起精英们对报纸中的新闻和讨论的关注，所以，一种新型新闻风格——故事新闻学便产生出来”。这种“故事新闻学”具有以下特征：为使新闻报道或特稿更加妙趣横生并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而强调戏剧性色彩、哀婉凄楚的成分以及其他组成因素；具有耸人听闻和通俗琐碎的特点；在犯罪、灾难、人性的弱点和连载小说中，使用了简单但却是复杂难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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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沿着莫特关于新闻观念变化的思路，“感兴趣的是莫特所谓的‘新的新闻观念’的产生。那么，初期与之前或其时的其它报刊相比，到底带来了
［8］23哪些新观念?”黄教授特别重视本杰明・戴在《纽约太
阳报》创刊号上所宣布的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
［8］23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在他看来，
“戴的思想并不复杂而且很明确”，报纸的主要目的就是三项：刊载新闻；服务公众；传输广告。
在黄旦看来，“置于公众之前”这样的讲法“实在是非同小可”。因为“它彻底扭转了报纸的新闻报道乃至于运作的
［8］24价值观”。不仅是普通人被纳入了报纸报道的范围，更
受本杰明・戴的成功刺激，一批新型报纸纷纷登台亮相。1830年代，纽约先后有35家便士报问世，除了《先驱报》、《论坛报》之外大都夭折。1840年，美国4个最大的城市如费城、巴尔的摩等都出现了开办便士报的热潮。到1860年代，著名的便士报计有：1835年5月6日，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创办《纽约先驱报》（The Herald）；1837年5月17日，阿鲁纳・S ・艾贝尔创办《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1841年4月10日葛里利创办的《论坛报》（Tribune）；1851年，亨利・J・雷蒙德与乔治・琼斯合办的《纽约每日时报》（New York Daily Times），1857年改名为《纽约时报》。
重要的是，普通人成为了报纸运转和服务的核心——既是报纸报道的对象，又是报纸服务的对象；既是报纸开办的起点，又是报纸抵达的终点和归宿。正如有人试图用传播学话语加以诠释的那样，“新闻市场逐渐形成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传播模式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倒置，自下而上、来自普通大众的‘指令’——购买行为——成为新闻媒介必须加以倾听的声音。从这个时期开始，传统单向的传播模式：信息源—信道—受众，很快演变为一种新的双向模式：信
［9］195息源=信道=受众。”尽管这位论者的概括未必准确，但
二、“双重服务”模式带来便士报的经济独立
新闻史学家弗兰克・L・莫特在他的《美国新闻事业史》中提出，早期的便士报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一，这些报纸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使得人口中新的经济阶层加入了报纸读者的行列。莫特引证费城的《国民汇报》1836年的一篇文章说：“在纽约与布鲁克林二市，容有人口30万，其一分钱报纸每日销数不下7万。此数几足够使两市人手一报，甚至每一个年长已能够阅读的儿童也可得一份。这些报纸遍布于每一街、巷，每一旅馆，酒店，帐房，商店等。几乎每一脚夫与载货马车夫，在其工作闲暇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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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报在手。”莫特认为这一点已“构成伟大的变革”，
对“置于公众之前”作这样阐释还是比较妥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唐绪军研究员从报业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欧洲便士报，比如在法国，埃米尔・杰拉尔丹（Emile d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的《新闻报》，英国阿瑟・斯莱（Arther Sleigh）创办的《每日电讯报》等，发现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是：“面向市场，面向普通的平民百姓，通过生动的新闻报道、低廉的价格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同时，又向广告商出售报纸版面用于刊登广告，服务于广告商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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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目的，从中赚取广告费收入。”他认为，实际上
本杰明・戴、埃米尔・杰拉尔丹、阿瑟・斯莱等报纸发行人都同时遵循着一个现代新闻业产业化的共同秘密——报业是一个同时面向两种市场提供两种服务形式的产业：
一方面，它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读者出售有形的服务——报纸，在为读者提供新闻及其他各种信
“持有一报在手的载货车夫，其为一个社会的与政治的单位，较他从商业与受过教育的阶层获知一切之日已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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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其二，新的新闻观念开始引进了新闻事业中。切特罗姆
息的基础上，赢得声誉，形成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又向广告主出售服务的无形物——报纸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在为广告商提供促销商品和塑造形象服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报业运作过程中的价值补偿与价值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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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独家新闻而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不遗余力。在蒸汽轮船、火车和电磁电报相继取代帆船、快马和信鸽之后，贝内特都能够一马当先，率先尝试。特别有影响的是，1841年，贝内特、斯温（《费城大众纪事报》发行人）、艾贝尔（《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行人）合租一辆专用机车，把当时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词从华盛顿送到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三家报纸比竞争对手早24小时刊出这条消息。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贝内特自夸他的《先驱报》共有7.9万多字是电报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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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付了12831美元。此外，美国和墨西哥发生战争时
既然现代新闻业产业化的核心就在于广告市场和读者市场这样一个所谓“二元市场”，那么，报纸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一种社会、经济资源。换言之，与需要政党提供津贴甚至于指望政府的印刷合同来实现自身价值补偿极为不同的是，便士报通过自身在传播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学支点，这就是广告。正如德弗勒所说，“对这些广告商来说，发行量被认为是预测利润的良好标志。能够把广告讯息传递给成千上万读者的
［11］61
报纸凭广告招财进宝。”报纸和广告产生了一种新型的
期，关于军队攻克维拉克鲁斯的消息，就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在国防部之前获得消息，并电告波尔克总统。在内战期间，各家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物力竭尽可能地去挖掘各种战争新闻，如贝内特就派出40多名记者的庞大采访队伍。
第二，部分报纸不再忠诚于党派意识形态，而是以“独立”自居。也许是为了更多地吸引读者，很多新闻报纸宣称他们不受党派影响，甚至部分报纸矫枉过正地宣称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创刊宣言中，《纽约太阳报》并未提及政治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并在某条国会短新闻中说，“国会中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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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展，读者不感兴趣”。贝内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流
关系，报纸以新闻信息提供和集聚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广告则为这种影响力和传播能力进行价值补偿。
三、经济独立为报刊赢得“第四等级”地位
舒登森这样概括便士报产生的巨大意义：“便士报开创了现代‘新闻的’概念。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新闻成为全国报纸的日常内容。不仅有国外新闻，还有国内新闻；不仅有全国新闻，还有地方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报纸报道了警察局、法院、街道和普通家庭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报纸反映了不仅是商业生活、政治生活，还有社会生活……不仅有小的商贸事务，还有日益增长的多样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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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中产阶层的贸易、交通和生产。”报纸刊登新
露过独立办报思想：“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思他们所思——感他们所感——总是深得众望——一直独立自主——这世界久受能言之徒、善辩之士、政治会议参与者以及立法人员之欺骗等已经足够——这是一个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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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所有过去时代中最富于智力的时代”。他
闻的观念开始成为共识，报纸由刊登意见转向新闻，由转载国际新闻转向刊登公众所关注的生活，报纸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
实际上，便士报的转型不仅使得报纸由“意见纸”成为“新闻纸”，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型报纸经济资源消耗与补偿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意义更为深远的连锁性反应：
第一，便士报经济独立带来了对“新闻”的重视与竞争。承印合同是报纸解决财务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报纸支持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800年以前，支持联邦党人的约翰・芬诺从联邦党人那里获得参院的合同，而《国民通讯员报》则于1801至1805年获得众院的出版合同。在实行资助制度的26年里，《国民通讯员报》承印合同100万元，《华盛顿环球报》获得50万美元，《合众国电讯报》约为40万美元。
［2］101
的《先驱报》创办之初就有浓厚的独立色彩，以致于胡得深（Frederic Hudson）认为自《纽约先驱报》开始，就标志着美国独立报业的形成［12］22。其他报纸主编如《论坛报》的葛里利、《纽约每日时报》的亨利・J・雷蒙德与乔治・琼斯、《春田共和报》的塞缪尔・包尔等著名报人也都打出“独立”旗号。1872年，不满于共和党格兰特政府的平庸无能与腐败堕落，原属于共和党的一部分报纸主编甚至公开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葛里利参加竞选，正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公然反抗。尽管竞选未获成功，但经此大变，报纸的领导者们发现改变政治立场并未影响报纸的销量。正如莫特所指出的，“对于政党束缚的轻视之所以促成，是由于渐渐觉察到大多数成功的报纸——属于新闻事业的那些——就大体说，都是轻侮党派控制的报纸”，而一家报纸的主编甚至更加明确地说：“所有各报纸业务繁荣的增进与他们主张的独立和自
［6］376由成正比。”
有学者指出：“政党报纸仰赖政治领袖，
不仅为了创报资金及他们的意见，更为了政党当权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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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印政府印刷品业务。”对政府印刷合同的仰赖，使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地位的确立。黄旦教授通过对言论自由、报刊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三个关键概念在历史上演进过程的分析，说明经济来源不依靠政府或政党的便士报标志着报刊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转型，为报刊撑直了腰杆，使之不屈服于政治势力或政府有了本钱。如果说，此前也曾有报刊对政府的干预抱有怨言，而且反对干预的声音不绝于耳，可终因囊中羞涩，难与政府或政党支持的主流报刊竞争的话，那么，大众化报刊则是
得“出版者清楚地知道：一家报纸一旦向政府发起挑战，就无异于在财源上自取灭亡。尽管惧怕失去财政资助并不总能阻止编辑和出版人抨击政府，但竭力企求讨得政府欢心的做法却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尤其在拼命争夺签订承担政府文件官方印刷合同中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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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广告盈利的支持，新型报纸可以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新闻报道，比如贝内特为了跟对手竞争，不惜本钱开办“金融组”、开辟“读者来信”、报道教会活动，尤其为
（下转第128页）
・
歌声嘹亮（Rend the air with joyous glee）。因为在美丽芬芳古东吴，东吴学子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和欢畅、（For we are so very jolly，gay and free）。东吴学子对母校的情怀和忠诚至死不渝（For there’s nothing can dispel our loyalty）。
级歌颂扬永攀辉煌的东吴精神（Tung Wu boys are marching onward，up，up to glory and renown）。东吴精神就是团结一心、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攀登精神（Nothing can our spirits quell）。为了传承东吴精神（We will stand for her always），无论是学业还是情操（both in work and in our fun），东吴学子努力共勉、心心相连、并肩向前（Our hearts are bound in one），真诚团结到永远（And we’ll always stand together faithfully）。
级歌放歌永放光彩的东吴美名（May her name be ever bright）。嘹亮、欢乐的歌乃东吴心中的歌（Louder yet the joyous song，for to Tung Wu shall belong）。东吴学子为年级放歌（As we for our College yell），东吴学子为母校澎湃。愿东吴荣耀闻名遐迩（Ev’ry honor that can come from far or nigh），愿东吴美名胜似夜空繁星璀璨（Brighter than the stars of night），愿东吴风采与天地同在（And her future be emblazoned in the sky）。
到20世纪20年代末，东吴大学经过大约30年的发展，已在近代中国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人才培养已
［4］47
闻名遐迩。Alma Mater（校歌）盛赞母校风采。广厦万间，
母校东吴矗立姑苏城东（On the city’s eastern border，reared against the sky，proudly stands our Alma Mater）；日新月异，东吴美名世界同推崇（As the years go by，forward ever be our watchword. Conquer and prevail）；歌唱母校，歌唱东吴风采（Hail to thee our Alma Mater! Hail! Soochow）；母校以我为荣，美好记忆珍藏心中（Cherished by the sons forever，memories sweet shall throng round our hearts--Oh Alma Mater）；
学
业、情操，我们为东吴美名添彩（Strive to make our lives add luster to her glorious name）；歌唱古东吴，记取古东吴，誓将东吴美名传诵（As we sing our song，we will ever fondly love her. Live to spread her fame）。
引领近代中国教育潮流的东吴大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传统，东吴学子对Soochow 的释义以及东吴班歌、级歌和校歌是东吴文化底蕴和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爱校、敬业、奉献、追求等东吴精神传统内涵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Unto A Full Grown Man）之东吴校训，有益于传承优良东吴校风和精神，促进当今和谐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以一脉相承的东吴办学理念创新“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苏州大学校风，再塑辉煌。
参考文献：
［1］文乃史.东吴大学［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2］苏州大学档案永久保存：第3卷［G］. 苏州：苏州大学，1918. ［3］王卓君，朱秀林.世纪鸿影 —— 苏州大学校史图集［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4］东吴年刊（Soochow Annual）［J］. 苏州：苏州大学，1930. （责任编辑：周 星）
（上接第95页）
开始有了自己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结构的转型，为大众化报刊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大众化报刊，恰恰以新闻自由为旗号，在社会中挣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为提升报刊
［12］27
的社会政治地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事实上，新
立专业；三是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四是报纸运作靠自己的经营收入；五是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专业道德［8］27。
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使得报刊开始挣脱“注定要成为某个政党的喉舌，或至少也是某个学派的话筒”的格局，报刊“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报刊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势力”。报刊的新闻自由至此成为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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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基本权利”。
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政治上的公开独立，服务对象的重新确立，对广告主的依赖恰恰使得大众传播系统成为政府、党派之外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独立力量，成为“第四等级”或“第四权力”，其特点有：一是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二是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
参考文献：
［1］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米切尔・舒登森.探索新闻［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5］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美国报纸产业［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Frank Luther Mott.美国新闻事业史［M］. 台北：世界书局，1975. ［7］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8］黄旦.第四等级：独立报刊思想之形成［J］. 新闻大学，1999年冬季号. ［9］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0］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1］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12］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治概述［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英志）
2009年9月第5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ep.2009No.5
便士报“传播革命”与“第四权力”的确立
张 健
（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1830年代，以《纽约太阳报》为首的美国便士报引发了美国新闻史上的“传播革命”，建立了报刊以新闻信息集聚传播能力，广告则为传播能力进行价值补偿的“双重服务”模式，解决了独立革命以来长期困扰报业的经济独立问题，促使报刊不仅成为政党斗争的工具或业主谋利的企业，而且成为美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报刊“第四权力”由此成为制度性的权利。
关键词：美国便士报；传播革命；第四权力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9) 05-0093-03便士报在美国社会政治史上具有非凡意义。阿特休尔认为：它从为权贵人物提供消息的一种工具演变到为广大读者消费服务的一件物品……这不仅是由于‘新闻’的形式已变得更富于戏剧性、更迎合了广大读者的要求；也同样由于报纸从经商者的一个消息来源变成了为整个市场所使
［1］67
用的一件商品。”历史学家约翰逊指出：“像戴、贝内特
维尔发现，在美国“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少量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所以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样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是无法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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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出版自由而言，新生共和国的生机与活力远远超过了托克维尔的观察能力。在他返程回国之后的第二年，也即1833年9月3日，备受上帝眷顾的《纽约太阳报》（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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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降生了，这一天“开创了新闻事业的新纪元”。事
和艾贝尔这样的主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十分深刻，甚至使独立战争以后的种种改良相形
［2］129
见绌。”著名新闻史家埃默里认为，1830年之后，许多
社会传统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没有一个比新闻事业变化得更加剧烈，“便士报的先驱们发现，他们是在从事一项游戏——这项游戏的老规则已经失效，而新规则仍在形
［1］129成之中。”社会学家舒登森则强调其“打破传统”、“建立
实上，按照历史学家的描述，早在19世纪20年代，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城市如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就有人开始出版便士报的尝试。1830年，克里斯托夫・哥伦布・康韦尔博士在费城办过一份便士报——《一美分报》（The Cent），但不久即告夭折。1833年1月，霍勒斯・葛里利和牙医谢泼德博士也出版过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便士报——《纽约晨邮报》，该报除接受订阅外，也按期零售，但不期而遇的暴风雪打碎了他们的美梦。
刚刚面世时，《太阳报》并未让报业同行们感到它的份量。该报共有4版，每一个版大小相当于现代小报的三分之二。头版分三栏，没有任何花哨的编排，内容以纽约当地发生的各种社会新闻为主，最后一版全是广告，甚至在头版上也有一则印刷机广告。与那种由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和商业阶层来发现和写作的精英报纸不同，该报的内容读起来兴味盎然，无需高深的学养，很符合所谓贩夫走卒的口味，创刊号一上市就被当地市民一抢而空。短短6个月内，发行量即已超过8000份，几乎是当时已有报纸最高发行量的两倍。
模范”的这一方面，认为这场由《太阳报》、《先驱报》发起的革命并非指“所有当时的报纸”，“而是特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进而为后续报业建立模范的‘便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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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人们从哪个方面作出评价，肯定的抑或否定的，人们普遍认同便士报在美国社会政治史上的重要性。那么，究竟便士报给美国新闻事业注入什么新鲜元素，以致于独立战争以后的政治报刊都无法与便士报相提并论？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与报刊“第四权力”这一制度性权利之间有何重大历史性关联？这是本文拟回答的问题。
一、《纽约太阳报》开启美国新闻业“新纪元”
当法国贵族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他的朋友于1831年4月动身去美国的时候，安德鲁・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刚刚两年出头。年轻的托克
收稿日期：2009-04-10
作者简介：张健（1967— ），男，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2007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XWC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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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默里父子认为，该报获得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有了记者乔治・威斯纳的精彩报道，比如威斯纳采写法庭新闻的报酬是每星期4美元，此外他还可以获得报纸的一份红利。一年之内，威斯纳成为了《太阳报》的共同业主。
人情味新闻也是《太阳报》专长。《美国新闻史》给读者报告了其中一期报纸上的一则用现代眼光可以称为社会新闻的新闻故事：“大约6年前，一位年轻绅士、英国一位高贵的准男爵的长子，学业期满后返回故里探亲，并与他们一起分享其社交圈的乐趣。”接着该文继续描写这位青年与其兄引发纠纷的经过，没有叙述任何结局，而是渲染说，“而当我们的主人公无忧无虑地依偎在新娘的酥胸上时，一只被兄弟之恨驱使的兄弟之手却怀着同室操戈的凶残高高举起，欲置他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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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过，便士报重新确立了时效性这一新闻要素，并把公众关心的事物作为最重要的新闻，从而给陈旧的新闻观念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还创造了一种“有人情味”的消息写作方法［7］14。莫特则认为，既然便士报主要针对“载货车夫”，在新闻内容上，必然与为富商准备的报纸有所不同。如所周知，此前的党报上刊登的新闻一直是“可敬”的读者所认为“重要”的合成物，要么是重要事件所关涉的国家政策，如总统致国会的国情咨文，要么便是贸易及商业上的重大问题。但在便士报上，新闻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完全抛弃‘重要’的旧观念”，相应的：（1）增加了“当地或本地新闻”；（2）动人观听的新闻，特别是关于罪犯及通奸者；（3）出现了“人情味”新闻，“只因其为人类，并非因其与重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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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动人观听的新闻有关而有趣的人的故事”。
这种对法庭新闻和社会新闻故事的关注与描述被皮卡德、布罗迪称为“故事新闻学”，“由于这种新型办报风格的读者定位并没有引起精英们对报纸中的新闻和讨论的关注，所以，一种新型新闻风格——故事新闻学便产生出来”。这种“故事新闻学”具有以下特征：为使新闻报道或特稿更加妙趣横生并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而强调戏剧性色彩、哀婉凄楚的成分以及其他组成因素；具有耸人听闻和通俗琐碎的特点；在犯罪、灾难、人性的弱点和连载小说中，使用了简单但却是复杂难懂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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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沿着莫特关于新闻观念变化的思路，“感兴趣的是莫特所谓的‘新的新闻观念’的产生。那么，初期与之前或其时的其它报刊相比，到底带来了
［8］23哪些新观念?”黄教授特别重视本杰明・戴在《纽约太
阳报》创刊号上所宣布的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都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
［8］23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在他看来，
“戴的思想并不复杂而且很明确”，报纸的主要目的就是三项：刊载新闻；服务公众；传输广告。
在黄旦看来，“置于公众之前”这样的讲法“实在是非同小可”。因为“它彻底扭转了报纸的新闻报道乃至于运作的
［8］24价值观”。不仅是普通人被纳入了报纸报道的范围，更
受本杰明・戴的成功刺激，一批新型报纸纷纷登台亮相。1830年代，纽约先后有35家便士报问世，除了《先驱报》、《论坛报》之外大都夭折。1840年，美国4个最大的城市如费城、巴尔的摩等都出现了开办便士报的热潮。到1860年代，著名的便士报计有：1835年5月6日，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创办《纽约先驱报》（The Herald）；1837年5月17日，阿鲁纳・S ・艾贝尔创办《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1841年4月10日葛里利创办的《论坛报》（Tribune）；1851年，亨利・J・雷蒙德与乔治・琼斯合办的《纽约每日时报》（New York Daily Times），1857年改名为《纽约时报》。
重要的是，普通人成为了报纸运转和服务的核心——既是报纸报道的对象，又是报纸服务的对象；既是报纸开办的起点，又是报纸抵达的终点和归宿。正如有人试图用传播学话语加以诠释的那样，“新闻市场逐渐形成了，以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传播模式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倒置，自下而上、来自普通大众的‘指令’——购买行为——成为新闻媒介必须加以倾听的声音。从这个时期开始，传统单向的传播模式：信息源—信道—受众，很快演变为一种新的双向模式：信
［9］195息源=信道=受众。”尽管这位论者的概括未必准确，但
二、“双重服务”模式带来便士报的经济独立
新闻史学家弗兰克・L・莫特在他的《美国新闻事业史》中提出，早期的便士报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一，这些报纸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使得人口中新的经济阶层加入了报纸读者的行列。莫特引证费城的《国民汇报》1836年的一篇文章说：“在纽约与布鲁克林二市，容有人口30万，其一分钱报纸每日销数不下7万。此数几足够使两市人手一报，甚至每一个年长已能够阅读的儿童也可得一份。这些报纸遍布于每一街、巷，每一旅馆，酒店，帐房，商店等。几乎每一脚夫与载货马车夫，在其工作闲暇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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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报在手。”莫特认为这一点已“构成伟大的变革”，
对“置于公众之前”作这样阐释还是比较妥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唐绪军研究员从报业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了贝内特的《纽约先驱报》以及几乎同一时期的欧洲便士报，比如在法国，埃米尔・杰拉尔丹（Emile d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的《新闻报》，英国阿瑟・斯莱（Arther Sleigh）创办的《每日电讯报》等，发现这些报纸的共同特点是：“面向市场，面向普通的平民百姓，通过生动的新闻报道、低廉的价格来吸引读者，扩大发行量；同时，又向广告商出售报纸版面用于刊登广告，服务于广告商促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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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目的，从中赚取广告费收入。”他认为，实际上
本杰明・戴、埃米尔・杰拉尔丹、阿瑟・斯莱等报纸发行人都同时遵循着一个现代新闻业产业化的共同秘密——报业是一个同时面向两种市场提供两种服务形式的产业：
一方面，它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向读者出售有形的服务——报纸，在为读者提供新闻及其他各种信
“持有一报在手的载货车夫，其为一个社会的与政治的单位，较他从商业与受过教育的阶层获知一切之日已远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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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其二，新的新闻观念开始引进了新闻事业中。切特罗姆
息的基础上，赢得声誉，形成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它又向广告主出售服务的无形物——报纸的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在为广告商提供促销商品和塑造形象服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报业运作过程中的价值补偿与价值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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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独家新闻而在采用新技术方面不遗余力。在蒸汽轮船、火车和电磁电报相继取代帆船、快马和信鸽之后，贝内特都能够一马当先，率先尝试。特别有影响的是，1841年，贝内特、斯温（《费城大众纪事报》发行人）、艾贝尔（《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行人）合租一辆专用机车，把当时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词从华盛顿送到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三家报纸比竞争对手早24小时刊出这条消息。在1848年的第一个星期里，贝内特自夸他的《先驱报》共有7.9万多字是电报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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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支付了12831美元。此外，美国和墨西哥发生战争时
既然现代新闻业产业化的核心就在于广告市场和读者市场这样一个所谓“二元市场”，那么，报纸实际上已经成为具有自我再生能力的一种社会、经济资源。换言之，与需要政党提供津贴甚至于指望政府的印刷合同来实现自身价值补偿极为不同的是，便士报通过自身在传播市场上的产品和服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经济学支点，这就是广告。正如德弗勒所说，“对这些广告商来说，发行量被认为是预测利润的良好标志。能够把广告讯息传递给成千上万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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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凭广告招财进宝。”报纸和广告产生了一种新型的
期，关于军队攻克维拉克鲁斯的消息，就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在国防部之前获得消息，并电告波尔克总统。在内战期间，各家报纸更是不遗余力地投入人力、物力竭尽可能地去挖掘各种战争新闻，如贝内特就派出40多名记者的庞大采访队伍。
第二，部分报纸不再忠诚于党派意识形态，而是以“独立”自居。也许是为了更多地吸引读者，很多新闻报纸宣称他们不受党派影响，甚至部分报纸矫枉过正地宣称对政治漠不关心。在创刊宣言中，《纽约太阳报》并未提及政治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并在某条国会短新闻中说，“国会中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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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展，读者不感兴趣”。贝内特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流
关系，报纸以新闻信息提供和集聚传播能力和影响力，广告则为这种影响力和传播能力进行价值补偿。
三、经济独立为报刊赢得“第四等级”地位
舒登森这样概括便士报产生的巨大意义：“便士报开创了现代‘新闻的’概念。有史以来第一次，政治新闻成为全国报纸的日常内容。不仅有国外新闻，还有国内新闻；不仅有全国新闻，还有地方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报纸报道了警察局、法院、街道和普通家庭新闻……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报纸反映了不仅是商业生活、政治生活，还有社会生活……不仅有小的商贸事务，还有日益增长的多样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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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居民、中产阶层的贸易、交通和生产。”报纸刊登新
露过独立办报思想：“一个编辑必须总是与人民在一起——思他们所思——感他们所感——总是深得众望——一直独立自主——这世界久受能言之徒、善辩之士、政治会议参与者以及立法人员之欺骗等已经足够——这是一个编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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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是所有过去时代中最富于智力的时代”。他
闻的观念开始成为共识，报纸由刊登意见转向新闻，由转载国际新闻转向刊登公众所关注的生活，报纸成为名副其实的“新闻纸”。
实际上，便士报的转型不仅使得报纸由“意见纸”成为“新闻纸”，更重要的是这些新型报纸经济资源消耗与补偿方式的改变还带来了意义更为深远的连锁性反应：
第一，便士报经济独立带来了对“新闻”的重视与竞争。承印合同是报纸解决财务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也是报纸支持政党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800年以前，支持联邦党人的约翰・芬诺从联邦党人那里获得参院的合同，而《国民通讯员报》则于1801至1805年获得众院的出版合同。在实行资助制度的26年里，《国民通讯员报》承印合同100万元，《华盛顿环球报》获得50万美元，《合众国电讯报》约为4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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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驱报》创办之初就有浓厚的独立色彩，以致于胡得深（Frederic Hudson）认为自《纽约先驱报》开始，就标志着美国独立报业的形成［12］22。其他报纸主编如《论坛报》的葛里利、《纽约每日时报》的亨利・J・雷蒙德与乔治・琼斯、《春田共和报》的塞缪尔・包尔等著名报人也都打出“独立”旗号。1872年，不满于共和党格兰特政府的平庸无能与腐败堕落，原属于共和党的一部分报纸主编甚至公开推选出自己的候选人葛里利参加竞选，正是对政党意识形态的公然反抗。尽管竞选未获成功，但经此大变，报纸的领导者们发现改变政治立场并未影响报纸的销量。正如莫特所指出的，“对于政党束缚的轻视之所以促成，是由于渐渐觉察到大多数成功的报纸——属于新闻事业的那些——就大体说，都是轻侮党派控制的报纸”，而一家报纸的主编甚至更加明确地说：“所有各报纸业务繁荣的增进与他们主张的独立和自
［6］376由成正比。”
有学者指出：“政党报纸仰赖政治领袖，
不仅为了创报资金及他们的意见，更为了政党当权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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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印政府印刷品业务。”对政府印刷合同的仰赖，使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报刊作为“第四等级”地位的确立。黄旦教授通过对言论自由、报刊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三个关键概念在历史上演进过程的分析，说明经济来源不依靠政府或政党的便士报标志着报刊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一转型，为报刊撑直了腰杆，使之不屈服于政治势力或政府有了本钱。如果说，此前也曾有报刊对政府的干预抱有怨言，而且反对干预的声音不绝于耳，可终因囊中羞涩，难与政府或政党支持的主流报刊竞争的话，那么，大众化报刊则是
得“出版者清楚地知道：一家报纸一旦向政府发起挑战，就无异于在财源上自取灭亡。尽管惧怕失去财政资助并不总能阻止编辑和出版人抨击政府，但竭力企求讨得政府欢心的做法却司空见惯、比比皆是，尤其在拼命争夺签订承担政府文件官方印刷合同中更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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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广告盈利的支持，新型报纸可以有更充裕的资金投入新闻报道，比如贝内特为了跟对手竞争，不惜本钱开办“金融组”、开辟“读者来信”、报道教会活动，尤其为
（下转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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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嘹亮（Rend the air with joyous glee）。因为在美丽芬芳古东吴，东吴学子无比快乐、无比幸福和欢畅、（For we are so very jolly，gay and free）。东吴学子对母校的情怀和忠诚至死不渝（For there’s nothing can dispel our loyalty）。
级歌颂扬永攀辉煌的东吴精神（Tung Wu boys are marching onward，up，up to glory and renown）。东吴精神就是团结一心、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是坚不可摧的攀登精神（Nothing can our spirits quell）。为了传承东吴精神（We will stand for her always），无论是学业还是情操（both in work and in our fun），东吴学子努力共勉、心心相连、并肩向前（Our hearts are bound in one），真诚团结到永远（And we’ll always stand together faithfully）。
级歌放歌永放光彩的东吴美名（May her name be ever bright）。嘹亮、欢乐的歌乃东吴心中的歌（Louder yet the joyous song，for to Tung Wu shall belong）。东吴学子为年级放歌（As we for our College yell），东吴学子为母校澎湃。愿东吴荣耀闻名遐迩（Ev’ry honor that can come from far or nigh），愿东吴美名胜似夜空繁星璀璨（Brighter than the stars of night），愿东吴风采与天地同在（And her future be emblazoned in the sky）。
到20世纪20年代末，东吴大学经过大约30年的发展，已在近代中国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人才培养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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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名遐迩。Alma Mater（校歌）盛赞母校风采。广厦万间，
母校东吴矗立姑苏城东（On the city’s eastern border，reared against the sky，proudly stands our Alma Mater）；日新月异，东吴美名世界同推崇（As the years go by，forward ever be our watchword. Conquer and prevail）；歌唱母校，歌唱东吴风采（Hail to thee our Alma Mater! Hail! Soochow）；母校以我为荣，美好记忆珍藏心中（Cherished by the sons forever，memories sweet shall throng round our hearts--Oh Alma Mater）；
学
业、情操，我们为东吴美名添彩（Strive to make our lives add luster to her glorious name）；歌唱古东吴，记取古东吴，誓将东吴美名传诵（As we sing our song，we will ever fondly love her. Live to spread her fame）。
引领近代中国教育潮流的东吴大学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精神传统，东吴学子对Soochow 的释义以及东吴班歌、级歌和校歌是东吴文化底蕴和精神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挖掘爱校、敬业、奉献、追求等东吴精神传统内涵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Unto A Full Grown Man）之东吴校训，有益于传承优良东吴校风和精神，促进当今和谐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以一脉相承的东吴办学理念创新“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之苏州大学校风，再塑辉煌。
参考文献：
［1］文乃史.东吴大学［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 ［2］苏州大学档案永久保存：第3卷［G］. 苏州：苏州大学，1918. ［3］王卓君，朱秀林.世纪鸿影 —— 苏州大学校史图集［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 ［4］东吴年刊（Soochow Annual）［J］. 苏州：苏州大学，1930. （责任编辑：周 星）
（上接第95页）
开始有了自己的底气。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结构的转型，为大众化报刊改变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提供了条件和可能”，而“经济上取得独立的大众化报刊，恰恰以新闻自由为旗号，在社会中挣得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从而为提升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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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政治地位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事实上，新
立专业；三是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四是报纸运作靠自己的经营收入；五是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专业道德［8］27。
便士报的“传播革命”，使得报刊开始挣脱“注定要成为某个政党的喉舌，或至少也是某个学派的话筒”的格局，报刊“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也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而是社会政治体制中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报刊本身就是政治体制和政治势力”。报刊的新闻自由至此成为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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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基本权利”。
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政治上的公开独立，服务对象的重新确立，对广告主的依赖恰恰使得大众传播系统成为政府、党派之外拥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独立力量，成为“第四等级”或“第四权力”，其特点有：一是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二是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
参考文献：
［1］J・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米切尔・舒登森.探索新闻［M］.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5］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美国报纸产业［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Frank Luther Mott.美国新闻事业史［M］. 台北：世界书局，1975. ［7］丹尼尔・杰・切特罗姆.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8］黄旦.第四等级：独立报刊思想之形成［J］. 新闻大学，1999年冬季号. ［9］李磊.外国新闻史教程［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10］唐绪军.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11］梅尔文・德弗勒，桑德拉・鲍尔－洛基奇.大众传播学诸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 ［12］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治概述［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