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其伟大转折意义在于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关键词】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7—08 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召开了许许多多重要会议。不少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对党的历史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的会议，只有两次。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外，在28年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遵义会议。它实现了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以后，遵义就逐渐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地标。改革开放以来，在遵义召开了多次会议，研讨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年，在纪念遵义会议75周年之际，我讲过《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但有些问题没展开讲；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也没篇幅涉及。本文想将两年前没展开讲的看法与没有讲的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结合在一起谈点意见，算是那篇文章的下篇吧。 一、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历史转折 自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党史学界就对此不断地展开了研讨和论述。著者见仁见智，论点大同小异。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具有转折意义。 第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主张不仅没被中央采纳，而且遭到批判。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从长征开始，他就是“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受到重创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这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2009年，我比较展开地讲了在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若干具体情况，特别提到两次重要的谈话对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影响。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即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意见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向张闻天交权。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有的文章讲张闻天不是一般地负总责，就是党的总书记，不赞同说毛泽东是核心。我们不妨先明确一下张闻天是不是负总责的问题。一是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就没有明确博古是总书记，而只说负总责，张闻天代替博古也只能是负总责，而不可能明确为总书记。二是陈云有两个材料将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材料是他在1935年2月或3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43这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最早的原始文献。第二个材料是1982年12月对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他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1］74三是张闻天本人的声明。1938年4月9日，他致电长江局，提出对《救亡日报》发表有关他的谈话应作声明：说明“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4月12日至14日连续3天，武汉《新华日报》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说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在张闻天年谱上有记载。在那个年谱的注中引用张闻天1943年的延安整风笔记中的话说：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他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云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不必说，这里讲自己是总书记，我想是内外有别吧。对外正式场合讲，是负总责；在党内，人家称呼他为总书记，自己也跟着这么说，无不可。但正式地规范地讲，还是负总责。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党内是一把手的地位。四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明确地讲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1］79 - 80这也说明他自己的实际作用。至此，张闻天是党中央一把手负总责，同毛泽东是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问题应当很清楚了，不存在什么矛盾。在2009年那次会议上，我对此也作了解释，并提出了反证，这里不再赘述。看问题应看实质，即谁在那时起着决定红军命运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
【摘 要】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转折。其伟大转折意义在于正确地改变了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党的思想路线、改变了党的军事路线。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可以初步表述为：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在于，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关键词】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4—0097—08 在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上召开了许许多多重要会议。不少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作为对党的历史具有生死攸关的转折意义的会议，只有两次。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外，在28年民主革命时期，就是遵义会议。它实现了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自此以后，遵义就逐渐成为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重要地标。改革开放以来，在遵义召开了多次会议，研讨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和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如何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前年，在纪念遵义会议75周年之际，我讲过《遵义会议评价的科学历史观》，但有些问题没展开讲；对于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也没篇幅涉及。本文想将两年前没展开讲的看法与没有讲的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结合在一起谈点意见，算是那篇文章的下篇吧。 一、为什么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伟大历史转折 自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评价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党史学界就对此不断地展开了研讨和论述。著者见仁见智，论点大同小异。在我看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改变具有转折意义。 第一，党中央领导核心改变了。遵义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的许多正确思想主张不仅没被中央采纳，而且遭到批判。他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从长征开始，他就是“跟着走”。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时地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在湘江战役中央红军受到重创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这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2009年，我比较展开地讲了在遵义会议前后党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若干具体情况，特别提到两次重要的谈话对中央领导核心变化的影响。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即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认为仗这样打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他打仗有办法。随后这个意见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军队干部也拥护我，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当然，人无完人，但战争需要他率领红军打败蒋介石，这是最重要的。宁都会议后，他离开军队，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里。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促使我不得不站出来批评你的错误。会议发展到集中批评你，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你应想开些。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向张闻天交权。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有的文章讲张闻天不是一般地负总责，就是党的总书记，不赞同说毛泽东是核心。我们不妨先明确一下张闻天是不是负总责的问题。一是六届五中全会成立书记处就没有明确博古是总书记，而只说负总责，张闻天代替博古也只能是负总责，而不可能明确为总书记。二是陈云有两个材料将这个问题讲得非常清楚。第一个材料是他在1935年2月或3月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的手稿，写道：“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1］43这是目前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最早的原始文献。第二个材料是1982年12月对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他说：“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会是接替他任总书记。”［1］74三是张闻天本人的声明。1938年4月9日，他致电长江局，提出对《救亡日报》发表有关他的谈话应作声明：说明“中共中央有几个书记，向无所谓总书记。”4月12日至14日连续3天，武汉《新华日报》刊登了《张闻天（洛甫）启事》，其中说到“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在张闻天年谱上有记载。在那个年谱的注中引用张闻天1943年的延安整风笔记中的话说：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他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云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他的不必说，这里讲自己是总书记，我想是内外有别吧。对外正式场合讲，是负总责；在党内，人家称呼他为总书记，自己也跟着这么说，无不可。但正式地规范地讲，还是负总责。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党内是一把手的地位。四是张闻天在延安整风笔记中也明确地讲过“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1］79 - 80这也说明他自己的实际作用。至此，张闻天是党中央一把手负总责，同毛泽东是中央领导核心，这个问题应当很清楚了，不存在什么矛盾。在2009年那次会议上，我对此也作了解释，并提出了反证，这里不再赘述。看问题应看实质，即谁在那时起着决定红军命运的作用。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所以，遵义会议实现了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