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动群众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没有来者呢？有。不仅有，而且这个后来者做的比他更激进、更大胆、更彻底。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朱元璋只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特殊手段，实际执行的案例只有很少几个。而到了毛泽东那里，“放手发动群众”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常性手段。不是发动一个两个，而是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要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改造，要发动群众；反腐败，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让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天下大乱。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壮志。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发动群众方面，就要小气的多了。但毛是工农革命领袖，而朱是古代帝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石破惊天了。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出身最贫寒的，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只有朱毛二人是真的底层造反起家，而且当了二十年以上的最高领袖。他们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反帝反修”的革命思想传遍神州大地。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意林彪等人搞“个人崇拜”，把他的语录做成“红宝书”，也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而是为了实现他改造中国官僚主义传统的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文革”的时候再细说。
三、发动群众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群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老百姓有这样的特权，这是一个以往任何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的执行。
在《明大诰》的《县官求免于民》一篇里，就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的案件，最终结果当然是“犯事”官吏被杀。
而在《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有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陈寿六堪称当时的天下第一农民。
朱元璋这个招数，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但后有没有来者呢？有。不仅有，而且这个后来者做的比他更激进、更大胆、更彻底。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朱元璋只是把发动群众作为反腐败的一个特殊手段，实际执行的案例只有很少几个。而到了毛泽东那里，“放手发动群众”成了解决各种问题的经常性手段。不是发动一个两个，而是搞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要发动群众；搞社会主义改造，要发动群众；反腐败，要发动群众；搞文化大革命，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让群众起来夺权造反，天下大乱。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这就是毛泽东的豪情壮志。相比之下，朱元璋在发动群众方面，就要小气的多了。但毛是工农革命领袖，而朱是古代帝王，他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石破惊天了。
作为大一统国家的开国领袖，朱元璋和毛泽东是出身最贫寒的，汉高祖刘邦虽然也出身平民家庭，但在造反之前已经当上了亭长，是正科级干部。还有就是只做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中间还在不断的带兵打仗，没有来得及系统的制定国家政策。只有朱毛二人是真的底层造反起家，而且当了二十年以上的最高领袖。他们做事情，就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政策直接诉诸底层群众。他们觉得只有底层的老百姓才最能理解自己的苦心，也不害怕底层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造成混乱。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举办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总之就是要保证他的反腐败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毛主席语录》也是人手一册，“反帝反修”的革命思想传遍神州大地。
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而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同样，毛泽东同意林彪等人搞“个人崇拜”，把他的语录做成“红宝书”，也不是为了过一把皇帝瘾，而是为了实现他改造中国官僚主义传统的政治目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讲到“文革”的时候再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