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非诵读万卷破安有述作世人惊
———蒲松龄读书生活考略
姜艳平(淄博市图书馆,山东淄博255025)
[摘 要] 论文对清代著名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不同时期的读书生活进行了挖掘、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其读书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希望对清代文献学、清代断代文学史以及“聊斋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蒲松龄 读书生活 创作
我国十七世纪著名文学家、“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一生,与书结缘至深。读书、教书、著书是奠定和构成他生命活动的三大重要基石,而读书更是贯穿他生命活动始终的重要内容,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蒲松龄不同时期的读书生活进行挖掘、梳理,对于进一步考索蒲松龄的生平事迹,评估其读书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而深入探讨“聊斋学”的相关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将蒲氏一生的读书生涯按其不同的特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重点考察。对于读书与创作关系的揭表,则融括于蒲氏生平的论述之中。
一．早年读书生活与家学渊源
根据蒲松龄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手订的族谱,可知明清之际蒲氏世系之概: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槃-松龄。
据蒲氏世系小传载,自第五代蒲臻始,蒲氏家族即展露祥端,“公道德文望,为一时所仰重。暮年举耆德于乡,邑侯就正焉”[1]p1812。松龄高祖世广“少聪慧,才冠当时”,“蒲氏文学自公始”。曾祖继芳,
邑庠生。松龄之父槃,字敏吾,“少力学而家苦贫。„„然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著名聊斋学专家路大荒先生也称蒲槃“少肯研读,文效陶邓,器识超远,淹博经史,虽终困童子业,然闭户读无释卷时,宿儒无其渊博„„后累举四子,皆与弟诸子躬亲教之”[1]p1755。由以上引述可以看出,蒲氏之门于当时亦算是书香门第,文脉兴盛。蒲松龄之父蒲槃虽无功名,但手不释卷,研读精博,学识渊雅,亲自授学,诲后有成。
蒲松龄天性聪慧,十岁开蒙,经史过目能了,深受其父钟爱。少时蒲松龄与当时诸多学子一样,受到《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滋养,并接受了八股制艺的正统训练。而读书目的也比较明确,旨在日后承继父志,科举博第,光耀门楣。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众生间”。蒲松龄科场初胜,意气勃发,刻苦读书,并渐以诗文擅场。
顺治十六年(1659),二十岁的蒲松龄与同邑李尧臣、张笃庆、王鹿瞻等志趣相投的好友同结“郢中诗社”,一方面以科举制艺为主业,另一方面以诗词文学相切磋。其亲撰《郢中诗社序》,略云:“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燕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非若世俗知交,以醉饱于酬答云尔。”成立诗社意在“标壮采,抽藻思”,并坚持“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 张笃庆《昆仑山房集》中存有其时部分赠答诗,称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并以晋人张华拟之。张华博学多闻,曾编撰《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由此约可窥见,蒲松龄此时已对志怪仙异之书产生了兴趣,甚或已开始尝试结撰志怪小说。
此后,蒲松龄又与李尧臣、张笃庆等社友在淄川西南五十里的青云寺相伴苦读。青云寺一带四山环合,景色秀丽,远离尘嚣,自古为人文荟萃之地。据《淄川县志》载,青云寺为明正德年间创立,“建精舍数间,招名流读书其内。百余年来,文人墨士碑版题咏之盛,一时称最。至今述邑中名胜,以青云寺称首焉”。蒲松龄与同时的许多文人雅士都曾即此唱酬往还,《聊斋诗集》中即留下“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等有关青云寺的诗作。壮年的蒲松龄曾多次故地重游,并忆及当年在此研讨经史诗艺、挑灯苦读的情景。蒲氏所撰《青云寺重修二殿记》碑历经数次劫难,幸得保存,后人尚可借此略窥青云寺当时的规模盛况。
康熙三年(1664),李尧臣邀蒲松龄至家共读。李氏“笃嗜诗书,号称博洽”[4]卷六,“尤好金石文,积书数千卷,皆手勘定”。“所著有《百四斋文集》十卷,《诗集》一卷,《笔势》一卷,《书谱》一卷”。其家境充裕,所居环境雅静,且积有丰富藏书。二人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在此朝分明窗,夜共灯火,切磋同读,学问相长,约有二三年。从蒲松龄此间所作《醒日轩日课序》,大略可知他们的攻苦计划:“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
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5]p30由此可知,此时蒲松龄律己甚严,制定措施和方法,惜时苦读,亦因偶尔的荒废而愧悔。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蒲松龄早年的读书治学态度比较谨严,虽以攻举子业为主,但其才趣识见与呆板教条的科举制艺并不谐协。诗社切磋与李宅攻苦,使其阅读视野和知识境界有新的开阔,笃厚的家学渊源和早期的苦读生活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教书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青壮恣意披阅与率意著述
蒲松龄在李家清净的读书生活因家族分爨而告终。康熙四年(1665),蒲氏为家计所迫,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设帐教书生涯。期间,康熙九年(1670),应同邑官宦孙蕙之邀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但为期仅年余。南游期间,他将耳闻眼见抒怀为诗,留下现存最早的一批诗作《南游诗草》和代孙蕙所撰《鹤轩笔札》。南游经历与道听途说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础素材。
南游归后,蒲松龄苦于生计,屡设帐于缙绅世家。陆续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朋友特驰书相劝,“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蒲氏亦自作拨闷七律一首,由衷感叹:“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但他却没有听从劝告,就此一意制举,科场接连失利亦未能终止他博览群书和小说创作的热情。
在经历着生活的困窘和艰难中,康熙十八年(1679)春,《聊斋志异》已大体脱胎成稿。蒲氏在自序中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他的创作过程是艰苦的,“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録;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由衷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他身后的三百余年中,倾其半生心血的《聊斋志异》最终以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得遇无数知音!这也是他勤奋苦读,穷志精研的应有报偿!
蒲松龄辗转设馆,聊以糊口,但最终使他生活安定下来,得到尊重与赏识,并成为其后营生与创作归宿地的是同邑官宦世家毕氏一族。其子蒲箬在祭父文中提到:“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间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可见,蒲松龄在毕府虽为一介塾师,但与毕府馆东的感情却十分深厚,“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间”,非一般聘用关系可拟。
毕府当家主人毕际有(1622-1693),字载绩,号存吾,曾官江南通州知州,在蒲松龄执教时已解职归隐。其父毕自严曾官拜户部尚书,系明末重臣。祖辈积善好学,富有藏书。毕氏父子南北驰骋转任,所到之处广为搜罗,致书数万卷。晚年归养,家中建有石隐园、绰然堂、振衣阁诸胜,更有万卷楼宝藏书卷。毕际有性好交游,“收藏颇富,四方名流宿儒,乐与之游。爱吟咏,喜校雠,精鉴赏。著《存吾草》、《淄乘征》、《泉史》等书”。他尊才、赏才,亦是《聊斋志异》书稿的早期读者和识家。蒲松龄曾在其逝后为做悼亡诗八首,均发乎至情,亦言其藏书、读书事迹。诗云:“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 “量可消除天下事,志将读尽世间书。”
毕府二代馆东毕盛钜(字韦仲),“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性英敏,精于翰墨”[6]。蒲松龄与他年相若,性相近,交往时间最长,二人同桌共食,夜雨连床,抵足而眠,说鬼谈妖,评书论事,结下深厚情谊。蒲氏曾有诗《赠毕子韦仲》五首,云:“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我们从他们东西宾密切交往和《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出,毕府的环境、人物、藏书、经历等对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有数篇直接载明是毕际有亲自撰写初稿或提供素材的,毕府其他主人及亲友、杂佣讲述的故事,都可成为蒲氏创作构思的原材。而毕府累积数代的数万卷藏书,更使他沉醉留恋,如饥似渴。笔者曾将《蒲松龄全集》中有关蒲松龄在毕府期间读书、著述的有关事例析出,得二十余条,可知壮年时的蒲松龄爱书、读书、教书并勤于著述的概况。因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毋庸置疑,毕府优越的人文环境和数万卷藏书,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创作素材,使他如鱼得水,恣情披览,率意著述。
据文史专家考证,蒲松龄平生著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十三卷、诗集六卷、词集一卷、杂著五种、戏三出、俚曲十四种,著作量多达百多万字,涉及题材、内容极为广博丰富。据笔者分析统计,至少《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怀刑录》、《小学节要》、《宋七律诗选》、《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齐民要术》节本等十余部杂著系中年在毕府期间整理、编辑而成。又据路大荒先生之子路士湘整理大荒先生遗著《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可知蒲松龄在壮年期间还创作有大量的俚曲,如《琴瑟乐》、《俊夜叉》、《狐女闹学》、《磨难曲》等,并有拟表、碑记、辞赋、诗文等若干。这些著作中除早、晚期部分诗作、《聊斋志异》部分篇章,其它
如杂著、俚曲、戏剧及碑文、婚启、祭幛、寿献等应酬文字,几乎都系在毕府期间所为。这些作品内容之丰赡,形式之多样,摛藻之精彩,在古今文学史的个人创作中也是罕见的。其中对毕府万卷藏书的营养汲取与积极利用的痕迹亦是显而易见的。
令人敬钦的是,与《聊斋志异》天马行空的描述和想象不同,蒲松龄的杂著和俚曲等著作的最大特色在于实用、惠民。其著作内容所涵盖的知识范围对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农桑科技、刑律习俗等多所涉猎。因而可以说蒲松龄是个典型的多面手,其创作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居功甚伟,就其为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其它文化意义上的创造,也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豪。这其中,不能不归功于其壮岁苦读及对万卷藏书的借重与利用。无怪清学者沈烺在《聊斋志异题辞》中慨然曰:“假非诵读破万卷,安有述作千人惊?”
三．垂老嗜读如昔与晚境安然自适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尾,蒲松龄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谢绝了毕府主人的援止挽留,结束了大半生的坐馆生涯,归卧蓬窗,安度晚年。此前,蒲松龄的四个儿子皆已成家,除次子篪外,其他三子均已先后进学,并各自找到坐馆之处,能够缴清官税,并助益家用,加之蒲松龄妻刘氏勤俭持家,家中已有薄田五十亩,虽不十分富裕,也足供晚年安心养生。蒲氏在奔波大半生后,对归家的自由生活颇感安然自适。
蒲松龄是个勤奋的读书人,从他晚年留下的大量诗作可以看出,其晚境读书、吟诗的热情比之青壮年时期丝毫未减。据笔者统计,自1710年赋闲归养至1715年76岁去世,共5年余,考之路大荒先生编的《聊斋诗集》,在此期间共存其诗90题113首,大约占蒲松龄现存全部诗歌的9%。蒲氏晚年的诗歌直抒胸臆,更直接地反映出他的真实思想和生活状况,呈现了他的灵魂归宿和性情理想。而这110余首诗歌中,与读书、读史有关,或直接谈到读书感受和经历的约占其晚年诗歌总数的1/5。从诗中可以清楚地窥见他把卷自适而又冷静善思的生活情态。正如蒲笏等在祭父文中所言,其父天性嗜书,垂老不倦。以下略举数例,以证前说:
撤帐归养之初,蒲松龄即作有《斗室》一诗,云:“聊斋有屋仅容膝,积土编茅面旧壁。„„短榻信抽引睡书,日上南窗竹影碧。怜我趁食三十年,辜负此君殊可惜。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亦适。癯儒相习能相安,与以广堂我不易。”这首七言古诗,反映了作者安居斗室,消闲自在,南窗读书,心不为形役,境与意相投的情形。同时所作的《寂坐》诗又云:“生平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就西窗。”老来摊书如昔,阅读随日光而动,可谓早晚手不释卷,读书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时,蒲松龄的身体状况,已随年龄增长有所损毁。即便如此,他仍不失读书之志。《大雪连朝》有句云:“读过旋忘犹抱卷,饮少辄醉亦衔杯。”在《老慵》中,由衷感喟:“老慵不出门,友别亦懒访。寡营脱俗累,闭门远尘鞅。时于竹阴中,一卷恣忻赏。”《白发翁》云:“奄然视息在人世,百骸疲惰官不灵。仅目一官能尽职,翻书幸足开心情。闭门坐卧手一卷,不欲事态入吾眼。”其它器官衰败不灵尚不要紧,庆幸的是还有昏花老眼能够坐卧披阅,亦足以自慰。《七月初一落一齿》,还犹自勉自励:“三十一齿存,犹不废吟诵。”从读书中,蒲松龄也得到了一种《老乐》的情怀:“人生知足无烦恼,能得逍遥贵贱均。架上书堆方是富,尊中酒满不为贫。„„陶翁雅在羲皇上,邵叟真为快活人。„„世间乐地盈天壤,何用劳劳役此身。”有书可读,有酒可饮,可以效法安贫乐道的古代隐者,知足逍遥,免除烦恼,便得老境之乐。
不止如此,于《初寒》时节,“伏枕一卷不下床,纳足入怀备骨惰”。处《岁暮》时分,“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秋声中《咏怀》,“一枕秋风昼掩关,树声萧瑟满庭间。不交游为衰逾懒,长读书因老得闲。闭户遂如卧丰草,登台时一见青山。犹余文事为人役,身外俗情已尽删”。这几首诗,将作者晚年断绝交友,得闲读书,闭户高卧,登台望远,文事以外,谢绝一切俗务应酬的生活状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充分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自由闲适及删繁就简的生活态度。
康熙五十二年(1713),结发老妻刘氏的去世,给安然自乐的蒲松龄以沉痛的打击,尔后几个稚孙又相继因痘症早夭,使蒲氏的老境生活雪上加霜。在蒲松龄后期的读书诗作中,已颇见无奈和孤清,反映最多的内容是读史、评史。《读书》云:“故旧彫零谁与语?漫开浊镜论千秋。枕上数行眠欲坠,灯前一卷倦方休。老惟此物堪消闷,鳏更无聊借解愁。兴亡似看盘伶戏,懒傚乘车马少游。”诗中揭示作者鳏居之后,借读书尤其是读史消愁解闷,把历史兴亡当作盘伶戏看待,使读书成为消闲度日的必要方式,以求得心神上的寄托和慰藉。此时,读书、读史对蒲松龄而言已别有一番深刻的意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去世前一年,蒲松龄留下了数首读史、评史的诗作。其中有四首五言古诗,系为读史
有感而作。从《崔伯渊》、《刘士安》、《元稹》、《慕容冲》所涉及的人物类型和朝代跨越看,蒲松龄已经读过和当时在读的起码有《魏书》、《新旧唐书》、《晋书》等。从《雪夜布被》、《读有感》等其它诗作引用的历史典故看,蒲氏又对《春秋》、《汉书》、《诗三百》等的运用征引极为娴熟。因此,蒲氏的读书情结与创作活力可谓延续终生,系读至老,吟至老,写至老的典范,其一生研读和化用了多少优秀文献终究难有确数。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倚在他晚年就读的南窗下危坐溘然而逝。至此,延续他一生的阅读生活随之告终。读书破万卷的蒲松龄,最终留给世界的是一批累代传承、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
试析《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白占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聊斋志异》为寄托“孤愤”之书。全书 490 多个短篇，特点在于“异”——以花妖狐魅的笑影、诗情，交融人情物理，寄寓对社会人生的“孤愤”。或曰：以“鬼狐史”寄托“垒块愁”。联系作品看，“孤愤”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满社会现实，以抒写其激愤情怀，消释垒块；二是自我肯定，幻想美好人生，以表达其生活理想。
[关键词]“鬼狐史”；“垒块愁”
《聊斋·自志》：“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披萝带荔的山鬼，引发屈原的感慨而写成九歌离骚；神奇怪诞的牛鬼蛇神，长爪郎李贺却吟之成癖）“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把搜集到的狐腋皮毛般珍贵的鬼怪故事，妄想作成《幽冥录》的续编；饮酒挥笔，写就这寄托我内心孤愤的大书）依据作品内容，可作如下具体解析。
一、暴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体现对邪恶的惩治，以抒写其愤激情怀，消释垒块；投视野于整个社会，机锋所向，尤在官府
蒲松龄长期乡居，并一度充当幕僚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残、豪强的横暴、民间的疾苦，都有较深刻的感性认识；并把这些认识体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使这部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小说中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促织》《席方平》《梦狼》《伍秋月》等作品直接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揭露了官场的黑暗统治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如《促织》写明宣德间，因“宫中尚促织之戏”，每年向民间征收，各级官吏“借此科敛丁口，每则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迂讷的童生成名，屡被追逼，惨受杖责，忧闷欲死。后因儿子魂魄化为一头善斗的蟋蟀，乃得以献纳交差，并受重赏，遂成富室。小说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离合悲欢，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徭役科敛的残酷。《席方平》描写了冥府对一件冤狱的处理过程。它写席方平为代父伸冤，魂赴阴司告状，但上自冥王，下至城隍，皆为仇家贿通，无不相互勾结，贪赃枉法。席方平不仅冤屈未申，反遭种种酷刑。但他百折不回，终于为二郎神明断，昭冤雪恨。故事以幻写真，曲折地抨击了人世官府的公道不彰，揭示了官场吏治中的“钱神当道”，人民有冤莫申。又如灌口二郎神判词所云：“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梦狼》写白翁梦入儿子衙署，只见“一巨狼当道”，墀
中“白骨如山”，“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待治饭食，则“忽一巨狼衔死人入”。充分揭示了官府署衙吃人的豺狼本性。“天厂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可见残民以逞的虎官狼吏，比比皆是。再如《潞令》中的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崔科尤酷”，到任百日，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某典吏为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死人命；《聂政》中的怀庆潞王，直入人家，强抢民妇无人敢救；《伍秋月》中的冥间皂役对平民的凌虐 篇末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表现了作者对官府蠹役的深恶痛绝。
对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仗势欺人的罪恶行径，也多有深刻揭露。如《窦氏》写晋阳世家子弟南三复，诱骗农家少女窦氏时，允以媒娶，并指天为誓，“定不他娶”，后背弃盟约，别议“貌美财丰”的大家之女以求门当户对。窦氏怀孕临产，为父所挞责，饱受刺激，南三复却拒不认账，绝了踪迹。窦氏抱儿夜奔南家，南拒不纳，“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至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红玉》写退职的宋御史，看中秀才冯相如的妻子，公然闯入冯家，抢劫而去；冯父被殴，吐血而亡。相如去告状，从县到省，“讼几遍”，但毫无反应，他“冤塞胸吭，无路可申”。《向杲》写向杲庶兄向晟，欲纳一妓为妻，豪门庄公子“怒夺所好”，将晟殴
打致死。向杲具状上诉，“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崔猛》中的王监生、《博兴女》中的某势豪、《成仙》中的黄吏部、《辛十四娘》中楚银台公子、《刘姓》中的地主刘姓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权豪势要，依财仗势，勾结官府，荼毒人民，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由这些恶人构成的“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理性概括，从中可见他对现实社会的满腹愤激。
与此同时，一些作品颂扬了某些官吏的清正廉明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隐含着作者的孤愤和追求。清官如《胭脂》中的施愚山、《诗谳》中的周元亮、《太原狱》中的孙进士等，他们大都审案慎细，执法公正，不辞劳苦，为民请命，表现了作者对仁政爱民者的呼唤。《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一批复仇者的形象；如“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敢于衔恨雪耻的郎玉柱等。特别是一些反抗的女性形象，尤为感人。如被势豪逼淫时，能“号嘶撑拒”，被缢杀后，尸化神龙，攫豪首而去的《博兴女》；女扮男装，手刃仇人，为父报仇的年仅十六岁的商三官；鬼魂三番两次缠住南三复最终报了冤仇的窦氏等等，都是反抗精神极强的复仇女子。这些人物形象，在激发被压迫者的斗争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希冀整肃文场
蒲松龄一生久困场屋，备尝被黜苦楚，对科场的腐败、试官的昏聩，有切肤之痛。因科场蹉跎，而愁闷焦虑，羞愧怨愤，这种种感慨，也反映在小说《聊斋》的一些意象之中。因而这部分作品，大都凝聚着作者自己浓烈的感情；有些篇章中的人物，熔铸着作者的自我形象。
首先，通过对科场索贿、黑白颠倒和考官的衡文不公的揭露，来发泄对科举的愤懑不平。如《司文郎》讽刺科举取士“陋劣幸进，英雄失志”的现象，冷峻尖刻，犀利有力。又如《贾奉雉》，写主人公平凉人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一次秋闱落榜，惶惑无主，后听人劝告，乃“戏于落卷中，集其他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三年后以此应试，“竟中经魁”。他再阅试稿，冷汗淋漓，重衣竟湿，深感羞愧，叹息这是“以金盆玉碗贮狗屎，真无言出见同人。”于是唾弃已到手的科举功名，而循迹山林。作者以谐谑之笔勾画了一个美丑倒置的科场世界，这是对“帘内诸官”的极大讽刺。《考弊司》中，写司主“虚肚鬼王”所决定的“旧例”是，应试考生“例应割髀肉”进贡，“若丰于贿者可赎”。秀才闻人生目睹鬼王对考生“裸其股，割片肉”的惨状，不禁大呼：“惨毒如此，成何世界！”这是当时科场舞弊的真实写照。作者对试官的这种昏聩和不法，恨之入骨。《三生》写兴于唐与千百个被黜落而死的鬼魂，聚散成群，大闹阴司，要求阎罗拘摄考官，“抉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结果以剖腹挖心了案，“众始大快”。表达了作者的愤极之情。还如《于去恶》《素秋》《神女》《僧术》等，都揭示了科场衡文不公、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和考官腐败昏聩等社会现象，抒发了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象的一腔愤懑。
其次，作品对八股取士给予士子留下的精神麻醉以及造成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叶生》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后来，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但在乡试时，依然失败，终至郁闷而死。死后，魂从知己，教育其子连中三元。他沉痛地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作者借叶生形象，抒写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于去恶》中的陶圣俞和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素秋》中的俞慎和俞士忱，《褚生》中的褚生等，他们都有真才实学，却屡困名场。作者在《罗刹海市》篇末悲叹道：“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还有些作品，则生动描写了在科举考试戕害下士子反常卑琐的精神心态。如名士王子安久困场屋，一日醉后，梦见点了翰林，便认假作真，“欲出誉乡里”，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来迟，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引起子女耻笑。再如《沂水秀才》和《雨钱》中秀才的贪鄙龌龊，《仙人岛》中士子的夜郎自大、《苗生》中考生的庸俗酸腐等，都揭露了八股取士对士子人性的扭曲、对灵魂的戕害，寄托着作者的忧愤。
再次，作品也提出了应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的主张。《于去恶》针对帘官的昏聩，作品指出，首先要考试帘官。它借于去恶之口说，“冥间无论乌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而“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再者，阴
间文场如有“翻覆”，则有“大巡环张桓侯”来巡视，以公允衡文，消除不平；但他三十五年才“一巡阳世”。篇末作者感叹：“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可见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积弊和危害，既有比较清醒地认识，但仍存有诸般改良的幻想。
三、讴歌男女情事，寄托人生理想
《聊斋志异》中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和涉及妇女问题的作品，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许多故事写得淋漓酣畅，动人心魄，构成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而这些故事的女主角，多为狐鬼仙魅等异类，作者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极大的激情和爱憎，寄托着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因之她们不仅貌美多情，而且超凡脱俗，有高尚情操。这类作品的思想意义，有如下几方面：
1.肯定青年男女的真诚相爱，自由结合。如《青凤》，描写人狐相恋的动人故事。耿生狂放豪爽，不避险恶，自从见了青凤之后，便一往情深，日夜相思，“未尝须臾忘凤”；感情真挚，追求大胆而果决；青凤也不畏礼教闺训，深情爱慕耿生。然迫于叔父家范，随叔父别求他居。清明扫墓的归途中，耿生无意间救了青凤，他明知青凤为狐女但不以“非类见憎”；青凤虽为狐女，但美丽、温柔，富有情韵，爱恋耿生倾情相待。最后经过耿生急难救助，终于得偿夙愿。又如《小谢》，写书生陶望三住在“多鬼魅”的府第攻读，女鬼秋荣、小谢时来戏弄。陶望三立身磊落，议论宏正，两女鬼为之感化，乃随陶习诵诗书，并为逃析薪溲米，争相服役。后陶望三负冤入狱，两女鬼奔走相救。其后秋荣被城隍祠判官抢去，也得陶搭救。
他们着这种患难相助中，由友谊发展为爱情，两女鬼终于借尸还魂，与陶结为夫妇。这些作品充满了美丽的幻想，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环境中，对真正爱情的真诚向往和大胆热烈的追求。这类作品有《婴宁》《莲香》《玉桂庵》《绿衣女》《阿纤》《红玉》《青娥》等等。
2.强调以“知己”之爱为基础的恋爱原则，体现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如《瑞云》，写杭州名妓瑞云，与余杭贺生一见倾心。瑞云希望与贺生“能图一宵之乐”，而贺生则说：“穷蹴之士惟有痴情可献知己”，不敢望“肌肤之亲”。后瑞云额生黑瘢，日益憔悴，“丑状类鬼”。贺生怜之，坦然赎为正妻。他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复娶，“闻者姗笑，而生情益笃”。这以品德为基础的知己之爱，与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爱情观迥然不同。再如《乔女》，写孟生不嫌乔女黑丑，想娶她为妻；而乔女为报孟生的知遇之情，与孟生死后，不顾世俗非议，以寡妇之身为他抚养遗孤，教子成材，至死不渝。
3.揭露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压抑，赞颂他们的反抗斗争。如《鸦头》，写狐妓鸦头，与王生相爱鸨母不许，她毅然随王私奔，后被鸨母追回，囚禁暗室，“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仍矢心不贰，终于和王生团聚。尤其是《连城》篇，写孝廉女连城，与豪侠之士乔生互为知己，私相爱慕，其父却将她许嫁盐商之子，连城含恨而死，乔生也悲痛而绝，二人在阴间相会。还魂前，他们惟恐再生变故，便先结为夫妻。这种生死之恋的爱情，实是对家长制婚姻的一种抗议。这类作品还有《寄生》《封三娘》《连锁》等。
4.追求理想的家庭婚姻生活。如《翩翩》写仙女翩翩，在洞府中与丈夫剪芭蕉叶作衣、取山叶作饼，他们“不羡贵官”，“不羡绮纨”，只愿有“佳儿”“佳妇”，过着一种平静安逸的家庭生活。《细侯》写妓女细侯，深爱穷书生满生，其母逼她嫁给盐商富贾，她说：“满生虽贫，其清骨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她的生活愿望是：“妾归君后。当常相守 四十亩聊足自给”，种地纳税，“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时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小说中人物的这种生活态度和愿望，一则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愤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士人的一种婚姻理想。其他如《宦娘》。写鬼女宦娘，倾慕温生琴艺，但“以异物不能奉裳衣”，便暗中成人之美，促使温生与另一音乐爱好者良工结合，她向温生学得琴技，又把自己的筝术传给良工，共同的志趣爱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聂小倩》写宁采臣与女鬼聂小倩夫妇之间彼此的亲密关系，《香玉》写成黄生与牡丹花妖香玉、耐冬花妖绛雪的关系，也都洋溢着一种夫妇相互尊重平等的气氛。
5.讴歌“情痴”、“情种”坚贞专一的爱情观，提倡尊重女性人格。这类作品中，《阿宝》卓然异色，突出表现了“痴情者”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诚。孙子楚向阿宝求婚，阿宝设“去枝指”、“去痴”两难题，孙子楚先自断枝指，虽阿宝而去；最后竟化身鹦鹉，飞到阿宝身边，“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时刻依偎阿宝身畔，终于感动阿宝，以致痴子还魂，与阿宝结为良缘。真真是痴人天佑，因痴得福。作品在嘉赞了“情痴”的执著专注之外，还隐含了对“痴”、“拙”、与“慧”、“巧”两种人生态度的反思。《婴宁》中的王子服不受封建礼教羁绊，《白秋练》中幕蟾宫、《连锁》中的杨于畏、《青娥》中的霍桓、《阿绣》中的刘子固等，都十分珍重爱情，尊重女性。通过这些形象，作品宣传了一种“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思想。
四、《聊斋》中有不少篇章，或借寓言形式，或直抒胸臆，抨击了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不良的思想意识，寓有“劝善惩恶”之意
如《镜听》写“贫穷则父母不子”的冷暖世情，《罗刹海市》写“颠倒妍媸，变乱黑白”的社会恶习，《夏
雪》写“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世道颓风，《云翠仙》写为贪图金钱、要鬻妻为娼的“翻覆无行”，《胡四娘》《凤仙》写岳丈对女婿嫌贫爱富的人伦关系；再如《劳山道士》讽刺好逸恶劳、希图侥幸成功者的投机心理，《局诈》揭露“天下之骗机”，都可警发薄俗，启人心智，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另有一些作品，如《二商》《曾友子》《珊瑚》《马介甫》《吕无病》《张诚》等，或写兄弟纷争，或写妻妾争宠，或写翁姑虐待子媳，或写继母迫害前妻子女等，对认识当时世风的薄漓有一定的价值。
另有一些作品，赞扬了世间美好的情操；一些作品反映了清初时事，宣泄了民族情绪。如《王六郎》中溺鬼王六郎与渔翁不忘贫贱之交的纯洁友情；《竹青》中鱼生与神鸦竹青患难中的互助精神；《娇娜》中孔生与狐女娇娜的真诚友谊；《崔猛》中世家子崔猛“喜雪不平”的慷慨志向；《水莽草》中祝生与女鬼寇三娘夫妇尽心事母的孝行等，大都充满人情味，颇有扬善意向。《林氏》《张诚》《张氏妇》《野狗》《鬼哭》《鬼隶》《韩方》等，暴露了清兵入关后奸淫、掳掠、屠戮百姓的罪行。《公孙九娘》《林四娘》借人鬼恋情，写遭清廷血腥镇压后，“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千坟累累，竟迷村路”；黍离之悲，亡国之痛，表露无遗。
总之，《聊斋志异》是作者在苦闷中，假狐鬼之题，抒发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倾吐自己内心难以遏制的“块垒之愁”。
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
王 飞,林智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清初,在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的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把文言小说的发展推到一个空前且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被视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聊斋志异》一书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样来看,可算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几乎包容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所有形式。《聊斋志异》的问世使文言短篇小说重现光辉,并且成为一部经久流传的不朽巨著。《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广泛揭露了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就。不论是从它包罗万象的形式体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看,还是从它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兼收并蓄的语言体系来看,《聊斋志异》独特的艺术魅力都足以让它流传不朽,也值得后世人们研究借鉴。
关键词:《聊斋志异》;形式;情节;人物;语言;艺术特征
清初,在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的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把文言小说的发展推到一个空前且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被视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聊斋志异》一书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样来看,可算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几乎包容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所有形式。既有记述奇闻轶事的志怪短书,如《骂鸭》、《种梨》等,也有记述亲闻亲见的纪实性小品,如《地震》、《偷桃》,更多的则是具有鲜明人物形象、完整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如《婴宁》、《小翠》等等。且不论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单从艺术方面来说,第三类作品无疑代表了《聊斋志异》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以下便以这类小说为例,从形式体例、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四个方面来探讨其艺术特征。
一 具有史学特点的形式体例
从形式上来看,《聊斋志异》兼有志怪、传奇的特点。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其实,作者不单是善于用传奇法来写志怪题材,而且作品形式体例上还明显带有史传文学的特点,最直观的一点便是“异史氏曰”的运用。
从形式上看,“异史氏曰”与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如出一炉,可以说是直仿《史记》而成的。这种体例早在《左传》中已经形成,《左传》中有“君子曰”的议论形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则采用“太史公曰”,以史家身份对所记载的史实发表议论。在史学家笔下这种体例并不乏见,然而对小说家而言,却绝少有人问津。蒲松龄以小说家的身份,将此体例运用于《聊斋志异》中,为其中近200篇作品附了“异史氏曰”,形式上也类似“太史公曰”,大多于篇末立论,少则三五句,多则洋洋数百字,语言鲜活,言近旨远,这在小说中可算是具有独创性的。
其次,《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是以人物命题,传写人物的手法也类似史书中的人物传记。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多采用“三段式”,先简要介绍人物姓名、家世、性格特征等,再介绍人物生平的主要事迹,最后简单概括人物一生的结局,以第二部分为主体。《聊斋志异》在传写人物时,谋篇布局上也有类似的特点,在开篇三言
两语道出人物姓名、籍贯、个性等,继而铺陈故事,详写人物的遭逢际遇,在结尾则是以人物的善恶为标准,为人物设置一个或美满或残缺的“各得其所”的结局。以《连城》一文为例。文章开篇写道:“乔生名年,字大年,晋宁人。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淹蹇,为人有肝胆。”仅两句,便交待清楚人物的简要情况;接着详细铺写乔生与连城由相识到相知,由生离到死别的经历,见出二人刻骨铭心的相恋,情节曲折婉转;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二人最终如愿结合,结局完美。这种记叙形式与史传文学十分类似。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人物可以说是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延续。司马迁的《史记》塑造了循吏、酷吏、游侠等多种人物类型,这些类型在《聊斋志异》中也能找到。如《胭脂》中出现的吴南岱、施愚山,《折狱》中的费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有籍可考的人物,施愚山、费祉等皆可视为循吏的典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所具有的史学方面的特点。
二 曲折离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有其演变发展的鲜明轨迹。汉魏六朝的小说叙述“粗陈梗概”,大都以作者的见闻感受为线索,多叙事少描写,情节简单平淡。到了唐传奇,文人作家“始有意为小说”,叙事容量大大增加,情节较委婉,故事性较强,已具有一定的艺术吸引力。唐传奇之后,文言小说的发展成就一直不大。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横空出世,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作品情节的曲折多变,波澜起伏,比之唐传奇又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比较唐传奇《枕中记》和《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续黄粱》,便可以看出其差别。
这两篇小说都是借助梦境影射现实,具有类似的主题思想。《续黄粱》明显是从《枕中记》脱胎而来。《枕中记》写卢生由一介布衣进入仕途,青云直上,位列高官,这整个过程不过两百来字,数笔带过;而《续黄粱》表现同样的内容,写曾生平步青云,官列三品,却极尽铺张续写之能事,描绘其居第的豪华,权势的深广,洋洋数百语,更具形象性。同样表现官场险恶,仕途无常,两篇作品都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离奇神异,但《枕中记》不过是在一梦之中压缩了人物一生的起伏变化,《续黄粱》的梦境却包容了更深广的内容,让主人公超越了生死界限,到阴间历经磨难,甚至还经历了轮回转世。其想象之大胆神奇,情节之离奇曲折,远非唐传奇可比。
文似看山不喜平《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广泛吸引读者,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作者叙写故事,往往不采用平铺直叙,而是巧设悬念,使得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井然有序,常给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以《庚娘》一文为例,小说一开始写金大用与庚娘在逃难途中结识王十八,庚娘暗告丈夫警惕,这里已让人心生疑团,对王十八怀着提防之心,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接着王十八欲占庚娘,把金大用及其父母,乃至自己的妻子,一一打入江中。这时,庚娘的命运如何便成为悬念,引人关注。随着故事的进展,庚娘沉着冷静,设计手刃仇敌,并投池自尽。至此,作品仿佛已走向了终结。不料又生波澜,金生落水遇救,另一名女子自言是金生之妻同时获救。读者的疑念再次被勾起,出人意料的是那名女子竟是王十八之妻,二人经历大难后结为夫妻。故事几经起落复归平静,似乎可以作结了。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金生在江中偶遇一少妇,酷似庚娘,于是再生悬念,究竟是不是庚娘?她如何会在这里出现?经过确定后,金生与庚娘终于再度重逢,接着通过插叙交代出庚娘报仇后的命运,所有疑团这才一一解开,一个个悬念使得作品大起大落,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处处有峰回路转之妙。
除了巧设悬念,《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情节还充满神异虚幻的色彩。《阿宝》表现孙子楚对阿宝痴心爱慕,竟然可以魂魄想随,还能化身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向杲》篇写向杲欲为兄报仇,“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一口咬下仇人脑袋。《陆判》中的判官不仅可以为朱生巧易慧心,还能帮朱妻改头换面。类似这样的充满奇异色彩的情节,在《聊斋志异》中不胜枚举。不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的文言小说中,《聊斋志异》情节的曲折离奇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颠峰。
三 优美动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形态各异、优美动人的形象,且这样优秀的人物形象在同一部作品中成批地出现,不能不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奇迹。在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中,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那些花妖狐媚幻化而成的女子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蒲松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作者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时,一方面让他们以“人”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又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他们身为“异类”的特点。菊花精黄英嫁与马有才为妻,爱菊、种菊、贩菊一如常人,直到其弟陶生醉酒后身化为菊,这才露出原形(《黄英》);由绿蜂幻化而成的绿衣女子,虽具人形,然“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曲来“宛转滑烈”,“声细
如丝”(《绿衣女》);香獐精花姑子生来“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花姑子》)。人性、物性、神性在他们身上巧妙地得以结合。
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女子,不单具有外形美,而且具有内在的品格美。白秋练诗情横溢,莲香慷慨豁达,婴宁单纯天真,小翠知恩图报。正是具有这样善良美好的天性,因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格外动人,令人难忘。
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即使是一些性情相类的人物,仔细看来也仍有差异。以《婴宁》和《小翠》为例,在婴宁和小翠身上,同样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有着至真至美的性情。他们都是天真浪漫的少女,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但婴宁的性格是以憨直、质朴为主,她单纯得不知道生活中还应该有隐私,不知道“葭莩之情”与“夫妻之爱”的区别;而小翠的性格则着重凸显出她的坦荡和伶俐,不守闺范,一派率直天真,这与婴宁的性格绝不会产生混淆。
在同一篇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对照的笔法来体现人物的个性差异。如《香玉》中的两位女子香玉和绛雪,她们同是花妖木魅,秀外慧中,对黄生都重情重义。但身为妻子,香玉对黄生的感情浓郁而强烈;作为良友,绛雪对黄生则冷静持重,有制有节。香玉体为牡丹花身,因而国色天香,风流娇艳,行则“盈盈而入”,言则“忍风雨以待君”,无一不肖牡丹神韵;绛雪本为耐冬树身,故而霜姿雪态,凛然高拔,孤傲冷隽,“不能如香玉之热”,也处处吻合耐冬之性。作者妙笔生花,情分妻友,人辨花木,两相对比,人物个性更显鲜明。《胭脂》一文中的三个官吏邑宰、吴南岱、施愚山,也同样是在扑朔迷离的案情中相互对照,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邑宰主观妄断,不辨是非,滥施酷刑,堪称昏官。相比之下,吴南岱察言观色,查明鄂生的冤曲,平反了一起冤案,比邑宰高出一筹;然而又刚愎自用,过于主观,认定“宿妓者,必无良士”,以至铸成新的错案,终未能脱离主观妄断的窠臼。施愚山则真正明察秋毫,有勇有谋,巧妙利用犯罪惶恐的心理,设下妙计勘破奇案,活脱脱一个清官的典型。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对照下,人物的高下优劣便一目了然。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善于营造诗情浓郁的意境,通过环境气氛的烘托来表现人物性情。比如《婴宁》中的环境作者便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乱山合沓,空翠爽肤,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正是由于婴宁生活居住的环境是这样一个宁静幽远,远离世俗风气的村落,因此才造就了婴宁单纯憨痴,天真浪漫的性格,不受半点尘世的沾染。再看看《连锁》中的意境。连锁是一个在九泉荒野中孤苦伶仃生活了20多年的女鬼,小说中出现的旷野、古墓、声如涛涌的萧萧白杨,以及连锁反复吟诵的两句诗“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无不营造出一种凄冷荒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出现的女鬼连锁,自然也带上了凄婉哀绝的韵味。
四 清新典雅、简明畅快的语言风格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语体写成,却几乎能同白话小说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白话小说所不可能有的独特魅力,在文言小说中也是极为难得的。何满子先生有言:“从艺术表现方法来说,特别是就语言表述手段来说,蒲松龄可说是晋宋以来志怪、人情小说和唐人传奇的集大成者。而且历史决定,从他以后就不再有,也不会再有达到像他那样高度的古文短篇小说作家了。”这段话对《聊斋志异》语言方面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与此前的文言小说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语言规范相比,《聊斋志异》的语言有独特的兼收并蓄和吐故纳新的艺术成就,它在继承古代文言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从口语中提炼出大量具有鲜明个性化和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呈现出清新典雅、简明畅快的风格。
《聊斋志异》中人物的语言具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作者从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改造文言书面语言,又吸收生活口语,将二者进行融合,使得曲奥的文言趋于通俗活泼,而通俗的口语又具有清新典雅的风格。如《婴宁》一文中写婴宁与王子服的对话,有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婴宁回答老妪的问话“大哥欲我共寝”。这两句话既有文言的简洁,又有白话的朴素,明畅易懂,不仅突出了婴宁天真单纯,憨直纯洁的性格,而且在艺术上收到了因痴成巧,憨话变妙语的美学效果。《镜听》中也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大儿子考试高中,消息传来,婆婆对正在厨房中干活的大儿媳说道:“大男中试矣!汝可凉凉去!”二儿媳心中憋了一肚子气,待听到自己的丈夫也高中时,把饼杖用力一掷,说道:“侬也凉凉去。”这里所用的词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人物口吻逼近生活,且充分体现出二儿媳激愤不平的心理,真是痛快淋漓。《翩翩》一文中花城与翩翩的对话也是对生活中的口语、俗语进行艺术加工的典型例子:“翩翩小鬼头快活死矣!薛姑子好梦几时作得?”“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
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语言极富生活情趣,幽默机智,妙趣横生,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自然。
而小说中叙述性的描写性的语言,不论是来自书面的文言还是来自口头的白话,也同样是既典雅又通俗,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如《叶生》中描写叶生从考场失败而归的落魄情景:“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如木偶。”不足二十字,却生动地勾画出叶生科场失意的形象,而且准确地揭示出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态。又如《巧娘》一文中傅廉迷途的一句话:“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灿,芳草迷目,旷无逆旅。窘甚。”寥寥数语,既绘制出一幅星月灿烂,芳草凄迷,荒芜人烟的图景,又表现了主人公惊惶焦虑,进退维谷的心态,用字简洁凝练,且读起来清新典雅。《红玉》一文开篇写冯相如与红玉月下初逢的一段文字也是堪称经典:“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寥寥32字,以文言叙写,却相当通俗;接近白话,又不失雅洁、凝练的文言本色,活泼清新,自然明畅,形象地把冯相如与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以及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恰到好处。
《聊斋志异》的语言还具有用典出奇的特点。在《董生》一文中,董生摸到狐女身下的毛尾时惊惧交加,讲了一句话,“我不畏首而畏尾”。这里不仅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况,而且不露痕迹地化用了《左传》文公十七年中“畏首畏尾”的典故。《莲香》中的鬼女李氏在向莲香交代自己生平时讲了这么一句:“„„已死春蚕,遗丝未尽。”这里显然化用了李商隐《无题》诗中的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能够这样出奇不意,不露痕迹地化用典故,且如同己出,蒲松龄深厚的语言素养和惊人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王渔洋在《聊斋志异文集序》中概括道:“读其文,或探原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视明代之摹拟秦汉以为高古,矜尚神韵,掉弄机灵者,不啻小巫见大巫矣,即骈四俪六,游戏谐谑之作,亦能出入齐梁,追蹑庾鲍,不为唐以下儇佻纤仄之体,吾于蒲子,叹观止矣。”从这段评论也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的语言吸取了文言作品中的精华,并且自我锤炼,从而达到了同类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之时,《聊斋志异》的问世使文言短篇小说重现光辉,并且成为一部经久流传的不朽巨著。《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广泛揭露了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就。不论是从它包罗万象的形式体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看,还是从它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兼收并蓄的语言体系来看,《聊斋志异》独特的艺术魅力都足以让它流传不朽,也值得后世人们研究借鉴。
假非诵读万卷破安有述作世人惊
———蒲松龄读书生活考略
姜艳平(淄博市图书馆,山东淄博255025)
[摘 要] 论文对清代著名文学家、《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一生不同时期的读书生活进行了挖掘、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其读书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希望对清代文献学、清代断代文学史以及“聊斋学”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所助益。
[关键词] 蒲松龄 读书生活 创作
我国十七世纪著名文学家、“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的一生,与书结缘至深。读书、教书、著书是奠定和构成他生命活动的三大重要基石,而读书更是贯穿他生命活动始终的重要内容,对他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蒲松龄不同时期的读书生活进行挖掘、梳理,对于进一步考索蒲松龄的生平事迹,评估其读书生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而深入探讨“聊斋学”的相关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将蒲氏一生的读书生涯按其不同的特质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重点考察。对于读书与创作关系的揭表,则融括于蒲氏生平的论述之中。
一．早年读书生活与家学渊源
根据蒲松龄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手订的族谱,可知明清之际蒲氏世系之概: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槃-松龄。
据蒲氏世系小传载,自第五代蒲臻始,蒲氏家族即展露祥端,“公道德文望,为一时所仰重。暮年举耆德于乡,邑侯就正焉”[1]p1812。松龄高祖世广“少聪慧,才冠当时”,“蒲氏文学自公始”。曾祖继芳,
邑庠生。松龄之父槃,字敏吾,“少力学而家苦贫。„„然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及也”。著名聊斋学专家路大荒先生也称蒲槃“少肯研读,文效陶邓,器识超远,淹博经史,虽终困童子业,然闭户读无释卷时,宿儒无其渊博„„后累举四子,皆与弟诸子躬亲教之”[1]p1755。由以上引述可以看出,蒲氏之门于当时亦算是书香门第,文脉兴盛。蒲松龄之父蒲槃虽无功名,但手不释卷,研读精博,学识渊雅,亲自授学,诲后有成。
蒲松龄天性聪慧,十岁开蒙,经史过目能了,深受其父钟爱。少时蒲松龄与当时诸多学子一样,受到《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滋养,并接受了八股制艺的正统训练。而读书目的也比较明确,旨在日后承继父志,科举博第,光耀门楣。顺治十五年(1658),蒲松龄十九岁,“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试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众生间”。蒲松龄科场初胜,意气勃发,刻苦读书,并渐以诗文擅场。
顺治十六年(1659),二十岁的蒲松龄与同邑李尧臣、张笃庆、王鹿瞻等志趣相投的好友同结“郢中诗社”,一方面以科举制艺为主业,另一方面以诗词文学相切磋。其亲撰《郢中诗社序》,略云:“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燕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非若世俗知交,以醉饱于酬答云尔。”成立诗社意在“标壮采,抽藻思”,并坚持“以风雅道义相劘切,始终一节无少间”。 张笃庆《昆仑山房集》中存有其时部分赠答诗,称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并以晋人张华拟之。张华博学多闻,曾编撰《博物志》,分类记载异境奇物、古代琐闻杂事及神仙方术等,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材料。由此约可窥见,蒲松龄此时已对志怪仙异之书产生了兴趣,甚或已开始尝试结撰志怪小说。
此后,蒲松龄又与李尧臣、张笃庆等社友在淄川西南五十里的青云寺相伴苦读。青云寺一带四山环合,景色秀丽,远离尘嚣,自古为人文荟萃之地。据《淄川县志》载,青云寺为明正德年间创立,“建精舍数间,招名流读书其内。百余年来,文人墨士碑版题咏之盛,一时称最。至今述邑中名胜,以青云寺称首焉”。蒲松龄与同时的许多文人雅士都曾即此唱酬往还,《聊斋诗集》中即留下“遥忆故人丘壑里,半窗风雨夜挑灯”、“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等有关青云寺的诗作。壮年的蒲松龄曾多次故地重游,并忆及当年在此研讨经史诗艺、挑灯苦读的情景。蒲氏所撰《青云寺重修二殿记》碑历经数次劫难,幸得保存,后人尚可借此略窥青云寺当时的规模盛况。
康熙三年(1664),李尧臣邀蒲松龄至家共读。李氏“笃嗜诗书,号称博洽”[4]卷六,“尤好金石文,积书数千卷,皆手勘定”。“所著有《百四斋文集》十卷,《诗集》一卷,《笔势》一卷,《书谱》一卷”。其家境充裕,所居环境雅静,且积有丰富藏书。二人年龄相当,志趣相投,在此朝分明窗,夜共灯火,切磋同读,学问相长,约有二三年。从蒲松龄此间所作《醒日轩日课序》,大略可知他们的攻苦计划:“请订一籍,日诵一文焉书之,阅一经焉书之,
作一艺、仿一帖焉书之,每晨兴而为之标日焉,庶使一日无功,则愧则警,则汗涔涔下也。”[5]p30由此可知,此时蒲松龄律己甚严,制定措施和方法,惜时苦读,亦因偶尔的荒废而愧悔。
从以上引述可以看出,蒲松龄早年的读书治学态度比较谨严,虽以攻举子业为主,但其才趣识见与呆板教条的科举制艺并不谐协。诗社切磋与李宅攻苦,使其阅读视野和知识境界有新的开阔,笃厚的家学渊源和早期的苦读生活为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和教书生涯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青壮恣意披阅与率意著述
蒲松龄在李家清净的读书生活因家族分爨而告终。康熙四年(1665),蒲氏为家计所迫,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设帐教书生涯。期间,康熙九年(1670),应同邑官宦孙蕙之邀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但为期仅年余。南游期间,他将耳闻眼见抒怀为诗,留下现存最早的一批诗作《南游诗草》和代孙蕙所撰《鹤轩笔札》。南游经历与道听途说皆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基础素材。
南游归后,蒲松龄苦于生计,屡设帐于缙绅世家。陆续参加乡试,均名落孙山。朋友特驰书相劝,“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蒲氏亦自作拨闷七律一首,由衷感叹:“生涯聊复读书老,事业无劳看镜频。”但他却没有听从劝告,就此一意制举,科场接连失利亦未能终止他博览群书和小说创作的热情。
在经历着生活的困窘和艰难中,康熙十八年(1679)春,《聊斋志异》已大体脱胎成稿。蒲氏在自序中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他的创作过程是艰苦的,“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録;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由衷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而值得庆幸的是,在他身后的三百余年中,倾其半生心血的《聊斋志异》最终以其非凡的艺术魅力,得遇无数知音!这也是他勤奋苦读,穷志精研的应有报偿!
蒲松龄辗转设馆,聊以糊口,但最终使他生活安定下来,得到尊重与赏识,并成为其后营生与创作归宿地的是同邑官宦世家毕氏一族。其子蒲箬在祭父文中提到:“若夫家计萧条,五十年以舌耕度日„„而东西师生三十年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间者,则又无过于刺史毕先生家。”可见,蒲松龄在毕府虽为一介塾师,但与毕府馆东的感情却十分深厚,“生死不二,至托诸梦魂间”,非一般聘用关系可拟。
毕府当家主人毕际有(1622-1693),字载绩,号存吾,曾官江南通州知州,在蒲松龄执教时已解职归隐。其父毕自严曾官拜户部尚书,系明末重臣。祖辈积善好学,富有藏书。毕氏父子南北驰骋转任,所到之处广为搜罗,致书数万卷。晚年归养,家中建有石隐园、绰然堂、振衣阁诸胜,更有万卷楼宝藏书卷。毕际有性好交游,“收藏颇富,四方名流宿儒,乐与之游。爱吟咏,喜校雠,精鉴赏。著《存吾草》、《淄乘征》、《泉史》等书”。他尊才、赏才,亦是《聊斋志异》书稿的早期读者和识家。蒲松龄曾在其逝后为做悼亡诗八首,均发乎至情,亦言其藏书、读书事迹。诗云:“物必求工真似癖,书如欲买不论金。” “量可消除天下事,志将读尽世间书。”
毕府二代馆东毕盛钜(字韦仲),“天性聪慧,读书善解,通晓诸家,性英敏,精于翰墨”[6]。蒲松龄与他年相若,性相近,交往时间最长,二人同桌共食,夜雨连床,抵足而眠,说鬼谈妖,评书论事,结下深厚情谊。蒲氏曾有诗《赠毕子韦仲》五首,云:“廿载金兰道义熏,青灯好月我同君。寒炉拨火尘生案,懒性摊书乱似云。暂到苦贫家易弃,久交垂老意难分。年年援止情无限,只恐别时不忍云。”
我们从他们东西宾密切交往和《聊斋志异》的许多篇章都可以看出,毕府的环境、人物、藏书、经历等对蒲松龄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书中有数篇直接载明是毕际有亲自撰写初稿或提供素材的,毕府其他主人及亲友、杂佣讲述的故事,都可成为蒲氏创作构思的原材。而毕府累积数代的数万卷藏书,更使他沉醉留恋,如饥似渴。笔者曾将《蒲松龄全集》中有关蒲松龄在毕府期间读书、著述的有关事例析出,得二十余条,可知壮年时的蒲松龄爱书、读书、教书并勤于著述的概况。因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赘述。毋庸置疑,毕府优越的人文环境和数万卷藏书,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和创作素材,使他如鱼得水,恣情披览,率意著述。
据文史专家考证,蒲松龄平生著述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十三卷、诗集六卷、词集一卷、杂著五种、戏三出、俚曲十四种,著作量多达百多万字,涉及题材、内容极为广博丰富。据笔者分析统计,至少《婚嫁全书》、《帝京景物略选》、《怀刑录》、《小学节要》、《宋七律诗选》、《农桑经》、《药祟书》、《日用俗字》、《齐民要术》节本等十余部杂著系中年在毕府期间整理、编辑而成。又据路大荒先生之子路士湘整理大荒先生遗著《蒲松龄先生年谱补遗》,可知蒲松龄在壮年期间还创作有大量的俚曲,如《琴瑟乐》、《俊夜叉》、《狐女闹学》、《磨难曲》等,并有拟表、碑记、辞赋、诗文等若干。这些著作中除早、晚期部分诗作、《聊斋志异》部分篇章,其它
如杂著、俚曲、戏剧及碑文、婚启、祭幛、寿献等应酬文字,几乎都系在毕府期间所为。这些作品内容之丰赡,形式之多样,摛藻之精彩,在古今文学史的个人创作中也是罕见的。其中对毕府万卷藏书的营养汲取与积极利用的痕迹亦是显而易见的。
令人敬钦的是,与《聊斋志异》天马行空的描述和想象不同,蒲松龄的杂著和俚曲等著作的最大特色在于实用、惠民。其著作内容所涵盖的知识范围对诸子百家、诗词歌赋、天文地理、农桑科技、刑律习俗等多所涉猎。因而可以说蒲松龄是个典型的多面手,其创作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居功甚伟,就其为民众生活所带来的其它文化意义上的创造,也足以让我们引以为豪。这其中,不能不归功于其壮岁苦读及对万卷藏书的借重与利用。无怪清学者沈烺在《聊斋志异题辞》中慨然曰:“假非诵读破万卷,安有述作千人惊?”
三．垂老嗜读如昔与晚境安然自适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尾,蒲松龄以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为由,谢绝了毕府主人的援止挽留,结束了大半生的坐馆生涯,归卧蓬窗,安度晚年。此前,蒲松龄的四个儿子皆已成家,除次子篪外,其他三子均已先后进学,并各自找到坐馆之处,能够缴清官税,并助益家用,加之蒲松龄妻刘氏勤俭持家,家中已有薄田五十亩,虽不十分富裕,也足供晚年安心养生。蒲氏在奔波大半生后,对归家的自由生活颇感安然自适。
蒲松龄是个勤奋的读书人,从他晚年留下的大量诗作可以看出,其晚境读书、吟诗的热情比之青壮年时期丝毫未减。据笔者统计,自1710年赋闲归养至1715年76岁去世,共5年余,考之路大荒先生编的《聊斋诗集》,在此期间共存其诗90题113首,大约占蒲松龄现存全部诗歌的9%。蒲氏晚年的诗歌直抒胸臆,更直接地反映出他的真实思想和生活状况,呈现了他的灵魂归宿和性情理想。而这110余首诗歌中,与读书、读史有关,或直接谈到读书感受和经历的约占其晚年诗歌总数的1/5。从诗中可以清楚地窥见他把卷自适而又冷静善思的生活情态。正如蒲笏等在祭父文中所言,其父天性嗜书,垂老不倦。以下略举数例,以证前说:
撤帐归养之初,蒲松龄即作有《斗室》一诗,云:“聊斋有屋仅容膝,积土编茅面旧壁。„„短榻信抽引睡书,日上南窗竹影碧。怜我趁食三十年,辜负此君殊可惜。垂老倦飞恋茅衡,心境闲暇梦亦适。癯儒相习能相安,与以广堂我不易。”这首七言古诗,反映了作者安居斗室,消闲自在,南窗读书,心不为形役,境与意相投的情形。同时所作的《寂坐》诗又云:“生平喜摊书,垂老如昔狂。日中就南牖,日斜就西窗。”老来摊书如昔,阅读随日光而动,可谓早晚手不释卷,读书已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此时,蒲松龄的身体状况,已随年龄增长有所损毁。即便如此,他仍不失读书之志。《大雪连朝》有句云:“读过旋忘犹抱卷,饮少辄醉亦衔杯。”在《老慵》中,由衷感喟:“老慵不出门,友别亦懒访。寡营脱俗累,闭门远尘鞅。时于竹阴中,一卷恣忻赏。”《白发翁》云:“奄然视息在人世,百骸疲惰官不灵。仅目一官能尽职,翻书幸足开心情。闭门坐卧手一卷,不欲事态入吾眼。”其它器官衰败不灵尚不要紧,庆幸的是还有昏花老眼能够坐卧披阅,亦足以自慰。《七月初一落一齿》,还犹自勉自励:“三十一齿存,犹不废吟诵。”从读书中,蒲松龄也得到了一种《老乐》的情怀:“人生知足无烦恼,能得逍遥贵贱均。架上书堆方是富,尊中酒满不为贫。„„陶翁雅在羲皇上,邵叟真为快活人。„„世间乐地盈天壤,何用劳劳役此身。”有书可读,有酒可饮,可以效法安贫乐道的古代隐者,知足逍遥,免除烦恼,便得老境之乐。
不止如此,于《初寒》时节,“伏枕一卷不下床,纳足入怀备骨惰”。处《岁暮》时分,“苦闲拈秃笔,拨闷检农书”。秋声中《咏怀》,“一枕秋风昼掩关,树声萧瑟满庭间。不交游为衰逾懒,长读书因老得闲。闭户遂如卧丰草,登台时一见青山。犹余文事为人役,身外俗情已尽删”。这几首诗,将作者晚年断绝交友,得闲读书,闭户高卧,登台望远,文事以外,谢绝一切俗务应酬的生活状态描述得淋漓尽致,充分表现了作者心情的自由闲适及删繁就简的生活态度。
康熙五十二年(1713),结发老妻刘氏的去世,给安然自乐的蒲松龄以沉痛的打击,尔后几个稚孙又相继因痘症早夭,使蒲氏的老境生活雪上加霜。在蒲松龄后期的读书诗作中,已颇见无奈和孤清,反映最多的内容是读史、评史。《读书》云:“故旧彫零谁与语?漫开浊镜论千秋。枕上数行眠欲坠,灯前一卷倦方休。老惟此物堪消闷,鳏更无聊借解愁。兴亡似看盘伶戏,懒傚乘车马少游。”诗中揭示作者鳏居之后,借读书尤其是读史消愁解闷,把历史兴亡当作盘伶戏看待,使读书成为消闲度日的必要方式,以求得心神上的寄托和慰藉。此时,读书、读史对蒲松龄而言已别有一番深刻的意义。
康熙五十三年(1714),即去世前一年,蒲松龄留下了数首读史、评史的诗作。其中有四首五言古诗,系为读史
有感而作。从《崔伯渊》、《刘士安》、《元稹》、《慕容冲》所涉及的人物类型和朝代跨越看,蒲松龄已经读过和当时在读的起码有《魏书》、《新旧唐书》、《晋书》等。从《雪夜布被》、《读有感》等其它诗作引用的历史典故看,蒲氏又对《春秋》、《汉书》、《诗三百》等的运用征引极为娴熟。因此,蒲氏的读书情结与创作活力可谓延续终生,系读至老,吟至老,写至老的典范,其一生研读和化用了多少优秀文献终究难有确数。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倚在他晚年就读的南窗下危坐溘然而逝。至此,延续他一生的阅读生活随之告终。读书破万卷的蒲松龄,最终留给世界的是一批累代传承、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
试析《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
白占功（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 要]《聊斋志异》为寄托“孤愤”之书。全书 490 多个短篇，特点在于“异”——以花妖狐魅的笑影、诗情，交融人情物理，寄寓对社会人生的“孤愤”。或曰：以“鬼狐史”寄托“垒块愁”。联系作品看，“孤愤”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满社会现实，以抒写其激愤情怀，消释垒块；二是自我肯定，幻想美好人生，以表达其生活理想。
[关键词]“鬼狐史”；“垒块愁”
《聊斋·自志》：“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披萝带荔的山鬼，引发屈原的感慨而写成九歌离骚；神奇怪诞的牛鬼蛇神，长爪郎李贺却吟之成癖）“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把搜集到的狐腋皮毛般珍贵的鬼怪故事，妄想作成《幽冥录》的续编；饮酒挥笔，写就这寄托我内心孤愤的大书）依据作品内容，可作如下具体解析。
一、暴露现实社会政治黑暗，体现对邪恶的惩治，以抒写其愤激情怀，消释垒块；投视野于整个社会，机锋所向，尤在官府
蒲松龄长期乡居，并一度充当幕僚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当时吏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残、豪强的横暴、民间的疾苦，都有较深刻的感性认识；并把这些认识体现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使这部分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成为小说中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促织》《席方平》《梦狼》《伍秋月》等作品直接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揭露了官场的黑暗统治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如《促织》写明宣德间，因“宫中尚促织之戏”，每年向民间征收，各级官吏“借此科敛丁口，每则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迂讷的童生成名，屡被追逼，惨受杖责，忧闷欲死。后因儿子魂魄化为一头善斗的蟋蟀，乃得以献纳交差，并受重赏，遂成富室。小说通过成名一家为捉一头蟋蟀“以塞官责”而经历的种种离合悲欢，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和徭役科敛的残酷。《席方平》描写了冥府对一件冤狱的处理过程。它写席方平为代父伸冤，魂赴阴司告状，但上自冥王，下至城隍，皆为仇家贿通，无不相互勾结，贪赃枉法。席方平不仅冤屈未申，反遭种种酷刑。但他百折不回，终于为二郎神明断，昭冤雪恨。故事以幻写真，曲折地抨击了人世官府的公道不彰，揭示了官场吏治中的“钱神当道”，人民有冤莫申。又如灌口二郎神判词所云：“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梦狼》写白翁梦入儿子衙署，只见“一巨狼当道”，墀
中“白骨如山”，“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待治饭食，则“忽一巨狼衔死人入”。充分揭示了官府署衙吃人的豺狼本性。“天厂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可见残民以逞的虎官狼吏，比比皆是。再如《潞令》中的潞城令宋国英“贪暴不仁，崔科尤酷”，到任百日，便杖杀五十八人；《梅女》中的某典吏为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死人命；《聂政》中的怀庆潞王，直入人家，强抢民妇无人敢救；《伍秋月》中的冥间皂役对平民的凌虐 篇末异史氏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表现了作者对官府蠹役的深恶痛绝。
对土豪劣绅横行乡里、仗势欺人的罪恶行径，也多有深刻揭露。如《窦氏》写晋阳世家子弟南三复，诱骗农家少女窦氏时，允以媒娶，并指天为誓，“定不他娶”，后背弃盟约，别议“貌美财丰”的大家之女以求门当户对。窦氏怀孕临产，为父所挞责，饱受刺激，南三复却拒不认账，绝了踪迹。窦氏抱儿夜奔南家，南拒不纳，“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至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红玉》写退职的宋御史，看中秀才冯相如的妻子，公然闯入冯家，抢劫而去；冯父被殴，吐血而亡。相如去告状，从县到省，“讼几遍”，但毫无反应，他“冤塞胸吭，无路可申”。《向杲》写向杲庶兄向晟，欲纳一妓为妻，豪门庄公子“怒夺所好”，将晟殴
打致死。向杲具状上诉，“庄广行贿赂，使其理不得伸”。《崔猛》中的王监生、《博兴女》中的某势豪、《成仙》中的黄吏部、《辛十四娘》中楚银台公子、《刘姓》中的地主刘姓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权豪势要，依财仗势，勾结官府，荼毒人民，为所欲为，无恶不作。由这些恶人构成的“强梁世界，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理性概括，从中可见他对现实社会的满腹愤激。
与此同时，一些作品颂扬了某些官吏的清正廉明和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隐含着作者的孤愤和追求。清官如《胭脂》中的施愚山、《诗谳》中的周元亮、《太原狱》中的孙进士等，他们大都审案慎细，执法公正，不辞劳苦，为民请命，表现了作者对仁政爱民者的呼唤。《聊斋志异》中还塑造了一批复仇者的形象；如“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敢于衔恨雪耻的郎玉柱等。特别是一些反抗的女性形象，尤为感人。如被势豪逼淫时，能“号嘶撑拒”，被缢杀后，尸化神龙，攫豪首而去的《博兴女》；女扮男装，手刃仇人，为父报仇的年仅十六岁的商三官；鬼魂三番两次缠住南三复最终报了冤仇的窦氏等等，都是反抗精神极强的复仇女子。这些人物形象，在激发被压迫者的斗争意识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抨击科举制度的弊端和危害，希冀整肃文场
蒲松龄一生久困场屋，备尝被黜苦楚，对科场的腐败、试官的昏聩，有切肤之痛。因科场蹉跎，而愁闷焦虑，羞愧怨愤，这种种感慨，也反映在小说《聊斋》的一些意象之中。因而这部分作品，大都凝聚着作者自己浓烈的感情；有些篇章中的人物，熔铸着作者的自我形象。
首先，通过对科场索贿、黑白颠倒和考官的衡文不公的揭露，来发泄对科举的愤懑不平。如《司文郎》讽刺科举取士“陋劣幸进，英雄失志”的现象，冷峻尖刻，犀利有力。又如《贾奉雉》，写主人公平凉人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一次秋闱落榜，惶惑无主，后听人劝告，乃“戏于落卷中，集其他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三年后以此应试，“竟中经魁”。他再阅试稿，冷汗淋漓，重衣竟湿，深感羞愧，叹息这是“以金盆玉碗贮狗屎，真无言出见同人。”于是唾弃已到手的科举功名，而循迹山林。作者以谐谑之笔勾画了一个美丑倒置的科场世界，这是对“帘内诸官”的极大讽刺。《考弊司》中，写司主“虚肚鬼王”所决定的“旧例”是，应试考生“例应割髀肉”进贡，“若丰于贿者可赎”。秀才闻人生目睹鬼王对考生“裸其股，割片肉”的惨状，不禁大呼：“惨毒如此，成何世界！”这是当时科场舞弊的真实写照。作者对试官的这种昏聩和不法，恨之入骨。《三生》写兴于唐与千百个被黜落而死的鬼魂，聚散成群，大闹阴司，要求阎罗拘摄考官，“抉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结果以剖腹挖心了案，“众始大快”。表达了作者的愤极之情。还如《于去恶》《素秋》《神女》《僧术》等，都揭示了科场衡文不公、营私舞弊、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和考官腐败昏聩等社会现象，抒发了造成“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现象的一腔愤懑。
其次，作品对八股取士给予士子留下的精神麻醉以及造成的空疏学风进行了有力地揭露。《叶生》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如不偶，困于名场”。后来，受到县令丁乘鹤的赏识，但在乡试时，依然失败，终至郁闷而死。死后，魂从知己，教育其子连中三元。他沉痛地说：“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作者借叶生形象，抒写了自己胸中的块垒。《于去恶》中的陶圣俞和于去恶，《三生》中的兴于唐，《素秋》中的俞慎和俞士忱，《褚生》中的褚生等，他们都有真才实学，却屡困名场。作者在《罗刹海市》篇末悲叹道：“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还有些作品，则生动描写了在科举考试戕害下士子反常卑琐的精神心态。如名士王子安久困场屋，一日醉后，梦见点了翰林，便认假作真，“欲出誉乡里”，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来迟，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引起子女耻笑。再如《沂水秀才》和《雨钱》中秀才的贪鄙龌龊，《仙人岛》中士子的夜郎自大、《苗生》中考生的庸俗酸腐等，都揭露了八股取士对士子人性的扭曲、对灵魂的戕害，寄托着作者的忧愤。
再次，作品也提出了应对科举考试进行改革的主张。《于去恶》针对帘官的昏聩，作品指出，首先要考试帘官。它借于去恶之口说，“冥间无论乌吏鳖官，皆考之。能文者以内帘用，不通者不得与焉。”而“阳世所以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者，惟少此一考耳。”再者，阴
间文场如有“翻覆”，则有“大巡环张桓侯”来巡视，以公允衡文，消除不平；但他三十五年才“一巡阳世”。篇末作者感叹：“呜呼！三十五年，来何暮也！”可见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积弊和危害，既有比较清醒地认识，但仍存有诸般改良的幻想。
三、讴歌男女情事，寄托人生理想
《聊斋志异》中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和涉及妇女问题的作品，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许多故事写得淋漓酣畅，动人心魄，构成书中最精彩的部分。而这些故事的女主角，多为狐鬼仙魅等异类，作者在她们身上倾注了极大的激情和爱憎，寄托着作者的情趣和追求，因之她们不仅貌美多情，而且超凡脱俗，有高尚情操。这类作品的思想意义，有如下几方面：
1.肯定青年男女的真诚相爱，自由结合。如《青凤》，描写人狐相恋的动人故事。耿生狂放豪爽，不避险恶，自从见了青凤之后，便一往情深，日夜相思，“未尝须臾忘凤”；感情真挚，追求大胆而果决；青凤也不畏礼教闺训，深情爱慕耿生。然迫于叔父家范，随叔父别求他居。清明扫墓的归途中，耿生无意间救了青凤，他明知青凤为狐女但不以“非类见憎”；青凤虽为狐女，但美丽、温柔，富有情韵，爱恋耿生倾情相待。最后经过耿生急难救助，终于得偿夙愿。又如《小谢》，写书生陶望三住在“多鬼魅”的府第攻读，女鬼秋荣、小谢时来戏弄。陶望三立身磊落，议论宏正，两女鬼为之感化，乃随陶习诵诗书，并为逃析薪溲米，争相服役。后陶望三负冤入狱，两女鬼奔走相救。其后秋荣被城隍祠判官抢去，也得陶搭救。
他们着这种患难相助中，由友谊发展为爱情，两女鬼终于借尸还魂，与陶结为夫妇。这些作品充满了美丽的幻想，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在封建礼教的束缚环境中，对真正爱情的真诚向往和大胆热烈的追求。这类作品有《婴宁》《莲香》《玉桂庵》《绿衣女》《阿纤》《红玉》《青娥》等等。
2.强调以“知己”之爱为基础的恋爱原则，体现了一种进步的爱情观。如《瑞云》，写杭州名妓瑞云，与余杭贺生一见倾心。瑞云希望与贺生“能图一宵之乐”，而贺生则说：“穷蹴之士惟有痴情可献知己”，不敢望“肌肤之亲”。后瑞云额生黑瘢，日益憔悴，“丑状类鬼”。贺生怜之，坦然赎为正妻。他说“人生所重者知己，卿盛时犹能知我，我岂以衰故忘卿哉！”遂不复娶，“闻者姗笑，而生情益笃”。这以品德为基础的知己之爱，与传统的“郎才女貌”的爱情观迥然不同。再如《乔女》，写孟生不嫌乔女黑丑，想娶她为妻；而乔女为报孟生的知遇之情，与孟生死后，不顾世俗非议，以寡妇之身为他抚养遗孤，教子成材，至死不渝。
3.揭露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压抑，赞颂他们的反抗斗争。如《鸦头》，写狐妓鸦头，与王生相爱鸨母不许，她毅然随王私奔，后被鸨母追回，囚禁暗室，“鞭创裂肤，饥火煎心”，仍矢心不贰，终于和王生团聚。尤其是《连城》篇，写孝廉女连城，与豪侠之士乔生互为知己，私相爱慕，其父却将她许嫁盐商之子，连城含恨而死，乔生也悲痛而绝，二人在阴间相会。还魂前，他们惟恐再生变故，便先结为夫妻。这种生死之恋的爱情，实是对家长制婚姻的一种抗议。这类作品还有《寄生》《封三娘》《连锁》等。
4.追求理想的家庭婚姻生活。如《翩翩》写仙女翩翩，在洞府中与丈夫剪芭蕉叶作衣、取山叶作饼，他们“不羡贵官”，“不羡绮纨”，只愿有“佳儿”“佳妇”，过着一种平静安逸的家庭生活。《细侯》写妓女细侯，深爱穷书生满生，其母逼她嫁给盐商富贾，她说：“满生虽贫，其清骨也；守龌龊商，诚非所愿。”她的生活愿望是：“妾归君后。当常相守 四十亩聊足自给”，种地纳税，“闭户相对，君读妾织，暇时诗酒可遣，千户侯何足贵！”小说中人物的这种生活态度和愿望，一则寄寓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与愤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下层士人的一种婚姻理想。其他如《宦娘》。写鬼女宦娘，倾慕温生琴艺，但“以异物不能奉裳衣”，便暗中成人之美，促使温生与另一音乐爱好者良工结合，她向温生学得琴技，又把自己的筝术传给良工，共同的志趣爱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聂小倩》写宁采臣与女鬼聂小倩夫妇之间彼此的亲密关系，《香玉》写成黄生与牡丹花妖香玉、耐冬花妖绛雪的关系，也都洋溢着一种夫妇相互尊重平等的气氛。
5.讴歌“情痴”、“情种”坚贞专一的爱情观，提倡尊重女性人格。这类作品中，《阿宝》卓然异色，突出表现了“痴情者”对爱情的执著与忠诚。孙子楚向阿宝求婚，阿宝设“去枝指”、“去痴”两难题，孙子楚先自断枝指，虽阿宝而去；最后竟化身鹦鹉，飞到阿宝身边，“他人饲之，不食，女自饲之，则食”。时刻依偎阿宝身畔，终于感动阿宝，以致痴子还魂，与阿宝结为良缘。真真是痴人天佑，因痴得福。作品在嘉赞了“情痴”的执著专注之外，还隐含了对“痴”、“拙”、与“慧”、“巧”两种人生态度的反思。《婴宁》中的王子服不受封建礼教羁绊，《白秋练》中幕蟾宫、《连锁》中的杨于畏、《青娥》中的霍桓、《阿绣》中的刘子固等，都十分珍重爱情，尊重女性。通过这些形象，作品宣传了一种“情之至者，鬼神可通”的思想。
四、《聊斋》中有不少篇章，或借寓言形式，或直抒胸臆，抨击了当时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不良的思想意识，寓有“劝善惩恶”之意
如《镜听》写“贫穷则父母不子”的冷暖世情，《罗刹海市》写“颠倒妍媸，变乱黑白”的社会恶习，《夏
雪》写“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世道颓风，《云翠仙》写为贪图金钱、要鬻妻为娼的“翻覆无行”，《胡四娘》《凤仙》写岳丈对女婿嫌贫爱富的人伦关系；再如《劳山道士》讽刺好逸恶劳、希图侥幸成功者的投机心理，《局诈》揭露“天下之骗机”，都可警发薄俗，启人心智，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另有一些作品，如《二商》《曾友子》《珊瑚》《马介甫》《吕无病》《张诚》等，或写兄弟纷争，或写妻妾争宠，或写翁姑虐待子媳，或写继母迫害前妻子女等，对认识当时世风的薄漓有一定的价值。
另有一些作品，赞扬了世间美好的情操；一些作品反映了清初时事，宣泄了民族情绪。如《王六郎》中溺鬼王六郎与渔翁不忘贫贱之交的纯洁友情；《竹青》中鱼生与神鸦竹青患难中的互助精神；《娇娜》中孔生与狐女娇娜的真诚友谊；《崔猛》中世家子崔猛“喜雪不平”的慷慨志向；《水莽草》中祝生与女鬼寇三娘夫妇尽心事母的孝行等，大都充满人情味，颇有扬善意向。《林氏》《张诚》《张氏妇》《野狗》《鬼哭》《鬼隶》《韩方》等，暴露了清兵入关后奸淫、掳掠、屠戮百姓的罪行。《公孙九娘》《林四娘》借人鬼恋情，写遭清廷血腥镇压后，“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千坟累累，竟迷村路”；黍离之悲，亡国之痛，表露无遗。
总之，《聊斋志异》是作者在苦闷中，假狐鬼之题，抒发他对黑暗社会的愤懑之情，倾吐自己内心难以遏制的“块垒之愁”。
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征
王 飞,林智海(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福州 350007)
摘要:清初,在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的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把文言小说的发展推到一个空前且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被视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聊斋志异》一书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样来看,可算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几乎包容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所有形式。《聊斋志异》的问世使文言短篇小说重现光辉,并且成为一部经久流传的不朽巨著。《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广泛揭露了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就。不论是从它包罗万象的形式体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看,还是从它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兼收并蓄的语言体系来看,《聊斋志异》独特的艺术魅力都足以让它流传不朽,也值得后世人们研究借鉴。
关键词:《聊斋志异》;形式;情节;人物;语言;艺术特征
清初,在我国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的时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异峰突起,把文言小说的发展推到一个空前且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度,被视为我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后一个高峰。《聊斋志异》一书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样来看,可算是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几乎包容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所有形式。既有记述奇闻轶事的志怪短书,如《骂鸭》、《种梨》等,也有记述亲闻亲见的纪实性小品,如《地震》、《偷桃》,更多的则是具有鲜明人物形象、完整故事情节的短篇小说,如《婴宁》、《小翠》等等。且不论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单从艺术方面来说,第三类作品无疑代表了《聊斋志异》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以下便以这类小说为例,从形式体例、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和语言风格四个方面来探讨其艺术特征。
一 具有史学特点的形式体例
从形式上来看,《聊斋志异》兼有志怪、传奇的特点。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即“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其实,作者不单是善于用传奇法来写志怪题材,而且作品形式体例上还明显带有史传文学的特点,最直观的一点便是“异史氏曰”的运用。
从形式上看,“异史氏曰”与司马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如出一炉,可以说是直仿《史记》而成的。这种体例早在《左传》中已经形成,《左传》中有“君子曰”的议论形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则采用“太史公曰”,以史家身份对所记载的史实发表议论。在史学家笔下这种体例并不乏见,然而对小说家而言,却绝少有人问津。蒲松龄以小说家的身份,将此体例运用于《聊斋志异》中,为其中近200篇作品附了“异史氏曰”,形式上也类似“太史公曰”,大多于篇末立论,少则三五句,多则洋洋数百字,语言鲜活,言近旨远,这在小说中可算是具有独创性的。
其次,《聊斋志异》中许多篇章是以人物命题,传写人物的手法也类似史书中的人物传记。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多采用“三段式”,先简要介绍人物姓名、家世、性格特征等,再介绍人物生平的主要事迹,最后简单概括人物一生的结局,以第二部分为主体。《聊斋志异》在传写人物时,谋篇布局上也有类似的特点,在开篇三言
两语道出人物姓名、籍贯、个性等,继而铺陈故事,详写人物的遭逢际遇,在结尾则是以人物的善恶为标准,为人物设置一个或美满或残缺的“各得其所”的结局。以《连城》一文为例。文章开篇写道:“乔生名年,字大年,晋宁人。少负才名,年二十余犹淹蹇,为人有肝胆。”仅两句,便交待清楚人物的简要情况;接着详细铺写乔生与连城由相识到相知,由生离到死别的经历,见出二人刻骨铭心的相恋,情节曲折婉转;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二人最终如愿结合,结局完美。这种记叙形式与史传文学十分类似。
此外,《聊斋志异》中的许多人物可以说是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延续。司马迁的《史记》塑造了循吏、酷吏、游侠等多种人物类型,这些类型在《聊斋志异》中也能找到。如《胭脂》中出现的吴南岱、施愚山,《折狱》中的费祉等,他们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有籍可考的人物,施愚山、费祉等皆可视为循吏的典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聊斋志异》所具有的史学方面的特点。
二 曲折离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中国古代的文言小说,有其演变发展的鲜明轨迹。汉魏六朝的小说叙述“粗陈梗概”,大都以作者的见闻感受为线索,多叙事少描写,情节简单平淡。到了唐传奇,文人作家“始有意为小说”,叙事容量大大增加,情节较委婉,故事性较强,已具有一定的艺术吸引力。唐传奇之后,文言小说的发展成就一直不大。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横空出世,成为文言小说的又一座丰碑。作品情节的曲折多变,波澜起伏,比之唐传奇又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比较唐传奇《枕中记》和《聊斋志异》中的一篇《续黄粱》,便可以看出其差别。
这两篇小说都是借助梦境影射现实,具有类似的主题思想。《续黄粱》明显是从《枕中记》脱胎而来。《枕中记》写卢生由一介布衣进入仕途,青云直上,位列高官,这整个过程不过两百来字,数笔带过;而《续黄粱》表现同样的内容,写曾生平步青云,官列三品,却极尽铺张续写之能事,描绘其居第的豪华,权势的深广,洋洋数百语,更具形象性。同样表现官场险恶,仕途无常,两篇作品都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离奇神异,但《枕中记》不过是在一梦之中压缩了人物一生的起伏变化,《续黄粱》的梦境却包容了更深广的内容,让主人公超越了生死界限,到阴间历经磨难,甚至还经历了轮回转世。其想象之大胆神奇,情节之离奇曲折,远非唐传奇可比。
文似看山不喜平《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广泛吸引读者,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具有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作者叙写故事,往往不采用平铺直叙,而是巧设悬念,使得故事的发展跌宕起伏,出人意料,但又合情合理,井然有序,常给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以《庚娘》一文为例,小说一开始写金大用与庚娘在逃难途中结识王十八,庚娘暗告丈夫警惕,这里已让人心生疑团,对王十八怀着提防之心,他会做出什么事来?接着王十八欲占庚娘,把金大用及其父母,乃至自己的妻子,一一打入江中。这时,庚娘的命运如何便成为悬念,引人关注。随着故事的进展,庚娘沉着冷静,设计手刃仇敌,并投池自尽。至此,作品仿佛已走向了终结。不料又生波澜,金生落水遇救,另一名女子自言是金生之妻同时获救。读者的疑念再次被勾起,出人意料的是那名女子竟是王十八之妻,二人经历大难后结为夫妻。故事几经起落复归平静,似乎可以作结了。谁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金生在江中偶遇一少妇,酷似庚娘,于是再生悬念,究竟是不是庚娘?她如何会在这里出现?经过确定后,金生与庚娘终于再度重逢,接着通过插叙交代出庚娘报仇后的命运,所有疑团这才一一解开,一个个悬念使得作品大起大落,情节曲折,扣人心弦,处处有峰回路转之妙。
除了巧设悬念,《聊斋志异》中的故事情节还充满神异虚幻的色彩。《阿宝》表现孙子楚对阿宝痴心爱慕,竟然可以魂魄想随,还能化身鹦鹉,“遽飞而去,直达宝所”。《向杲》篇写向杲欲为兄报仇,“则毛革顿生,身化为虎”,一口咬下仇人脑袋。《陆判》中的判官不仅可以为朱生巧易慧心,还能帮朱妻改头换面。类似这样的充满奇异色彩的情节,在《聊斋志异》中不胜枚举。不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的文言小说中,《聊斋志异》情节的曲折离奇都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颠峰。
三 优美动人、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许多形态各异、优美动人的形象,且这样优秀的人物形象在同一部作品中成批地出现,不能不说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奇迹。在千姿百态的人物画廊中,最令人难忘的应该是那些花妖狐媚幻化而成的女子形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蒲松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作者在塑造这类人物形象时,一方面让他们以“人”的姿态出现,另一方面又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他们身为“异类”的特点。菊花精黄英嫁与马有才为妻,爱菊、种菊、贩菊一如常人,直到其弟陶生醉酒后身化为菊,这才露出原形(《黄英》);由绿蜂幻化而成的绿衣女子,虽具人形,然“腰细殆不盈掬”,唱起曲来“宛转滑烈”,“声细
如丝”(《绿衣女》);香獐精花姑子生来“气息肌肤,无处不香”(《花姑子》)。人性、物性、神性在他们身上巧妙地得以结合。
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女子,不单具有外形美,而且具有内在的品格美。白秋练诗情横溢,莲香慷慨豁达,婴宁单纯天真,小翠知恩图报。正是具有这样善良美好的天性,因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格外动人,令人难忘。
蒲松龄笔下的人物形象,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即使是一些性情相类的人物,仔细看来也仍有差异。以《婴宁》和《小翠》为例,在婴宁和小翠身上,同样寄托着作者的理想,有着至真至美的性情。他们都是天真浪漫的少女,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的束缚,但婴宁的性格是以憨直、质朴为主,她单纯得不知道生活中还应该有隐私,不知道“葭莩之情”与“夫妻之爱”的区别;而小翠的性格则着重凸显出她的坦荡和伶俐,不守闺范,一派率直天真,这与婴宁的性格绝不会产生混淆。
在同一篇作品中,作者往往通过对照的笔法来体现人物的个性差异。如《香玉》中的两位女子香玉和绛雪,她们同是花妖木魅,秀外慧中,对黄生都重情重义。但身为妻子,香玉对黄生的感情浓郁而强烈;作为良友,绛雪对黄生则冷静持重,有制有节。香玉体为牡丹花身,因而国色天香,风流娇艳,行则“盈盈而入”,言则“忍风雨以待君”,无一不肖牡丹神韵;绛雪本为耐冬树身,故而霜姿雪态,凛然高拔,孤傲冷隽,“不能如香玉之热”,也处处吻合耐冬之性。作者妙笔生花,情分妻友,人辨花木,两相对比,人物个性更显鲜明。《胭脂》一文中的三个官吏邑宰、吴南岱、施愚山,也同样是在扑朔迷离的案情中相互对照,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邑宰主观妄断,不辨是非,滥施酷刑,堪称昏官。相比之下,吴南岱察言观色,查明鄂生的冤曲,平反了一起冤案,比邑宰高出一筹;然而又刚愎自用,过于主观,认定“宿妓者,必无良士”,以至铸成新的错案,终未能脱离主观妄断的窠臼。施愚山则真正明察秋毫,有勇有谋,巧妙利用犯罪惶恐的心理,设下妙计勘破奇案,活脱脱一个清官的典型。在这种层层递进的对照下,人物的高下优劣便一目了然。
在《聊斋志异》中,作者还善于营造诗情浓郁的意境,通过环境气氛的烘托来表现人物性情。比如《婴宁》中的环境作者便进行了细致的描写:“乱山合沓,空翠爽肤,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正是由于婴宁生活居住的环境是这样一个宁静幽远,远离世俗风气的村落,因此才造就了婴宁单纯憨痴,天真浪漫的性格,不受半点尘世的沾染。再看看《连锁》中的意境。连锁是一个在九泉荒野中孤苦伶仃生活了20多年的女鬼,小说中出现的旷野、古墓、声如涛涌的萧萧白杨,以及连锁反复吟诵的两句诗“玄夜凄风却倒吹,流萤惹草复沾帏”,无不营造出一种凄冷荒凉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出现的女鬼连锁,自然也带上了凄婉哀绝的韵味。
四 清新典雅、简明畅快的语言风格
《聊斋志异》是用文言语体写成,却几乎能同白话小说相媲美,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具有白话小说所不可能有的独特魅力,在文言小说中也是极为难得的。何满子先生有言:“从艺术表现方法来说,特别是就语言表述手段来说,蒲松龄可说是晋宋以来志怪、人情小说和唐人传奇的集大成者。而且历史决定,从他以后就不再有,也不会再有达到像他那样高度的古文短篇小说作家了。”这段话对《聊斋志异》语言方面的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与此前的文言小说所建立起来的文学语言规范相比,《聊斋志异》的语言有独特的兼收并蓄和吐故纳新的艺术成就,它在继承古代文言文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又从口语中提炼出大量具有鲜明个性化和浓郁生活气息的语言,呈现出清新典雅、简明畅快的风格。
《聊斋志异》中人物的语言具有极强的个性化色彩。作者从表现生活和刻画人物性格的需要出发,改造文言书面语言,又吸收生活口语,将二者进行融合,使得曲奥的文言趋于通俗活泼,而通俗的口语又具有清新典雅的风格。如《婴宁》一文中写婴宁与王子服的对话,有一句“我不惯与生人睡”,婴宁回答老妪的问话“大哥欲我共寝”。这两句话既有文言的简洁,又有白话的朴素,明畅易懂,不仅突出了婴宁天真单纯,憨直纯洁的性格,而且在艺术上收到了因痴成巧,憨话变妙语的美学效果。《镜听》中也有这么一段精彩的对话,大儿子考试高中,消息传来,婆婆对正在厨房中干活的大儿媳说道:“大男中试矣!汝可凉凉去!”二儿媳心中憋了一肚子气,待听到自己的丈夫也高中时,把饼杖用力一掷,说道:“侬也凉凉去。”这里所用的词既有文言也有白话,人物口吻逼近生活,且充分体现出二儿媳激愤不平的心理,真是痛快淋漓。《翩翩》一文中花城与翩翩的对话也是对生活中的口语、俗语进行艺术加工的典型例子:“翩翩小鬼头快活死矣!薛姑子好梦几时作得?”“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
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语言极富生活情趣,幽默机智,妙趣横生,就像生活本身一样真实自然。
而小说中叙述性的描写性的语言,不论是来自书面的文言还是来自口头的白话,也同样是既典雅又通俗,富有形象性和感染力。如《叶生》中描写叶生从考场失败而归的落魄情景:“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如木偶。”不足二十字,却生动地勾画出叶生科场失意的形象,而且准确地揭示出人物此时此刻的心态。又如《巧娘》一文中傅廉迷途的一句话:“望北行四五里,星月已灿,芳草迷目,旷无逆旅。窘甚。”寥寥数语,既绘制出一幅星月灿烂,芳草凄迷,荒芜人烟的图景,又表现了主人公惊惶焦虑,进退维谷的心态,用字简洁凝练,且读起来清新典雅。《红玉》一文开篇写冯相如与红玉月下初逢的一段文字也是堪称经典:“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寥寥32字,以文言叙写,却相当通俗;接近白话,又不失雅洁、凝练的文言本色,活泼清新,自然明畅,形象地把冯相如与红玉月夜初逢,一见钟情,以及彼此默默无言而又心心相印的内心活动表现得恰到好处。
《聊斋志异》的语言还具有用典出奇的特点。在《董生》一文中,董生摸到狐女身下的毛尾时惊惧交加,讲了一句话,“我不畏首而畏尾”。这里不仅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情况,而且不露痕迹地化用了《左传》文公十七年中“畏首畏尾”的典故。《莲香》中的鬼女李氏在向莲香交代自己生平时讲了这么一句:“„„已死春蚕,遗丝未尽。”这里显然化用了李商隐《无题》诗中的一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能够这样出奇不意,不露痕迹地化用典故,且如同己出,蒲松龄深厚的语言素养和惊人的创造力可见一斑。
王渔洋在《聊斋志异文集序》中概括道:“读其文,或探原左国,或脱胎韩柳,奄有众长,不名一格,视明代之摹拟秦汉以为高古,矜尚神韵,掉弄机灵者,不啻小巫见大巫矣,即骈四俪六,游戏谐谑之作,亦能出入齐梁,追蹑庾鲍,不为唐以下儇佻纤仄之体,吾于蒲子,叹观止矣。”从这段评论也可以看出,《聊斋志异》的语言吸取了文言作品中的精华,并且自我锤炼,从而达到了同类小说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文言小说的发展一度沉寂之时,《聊斋志异》的问世使文言短篇小说重现光辉,并且成为一部经久流传的不朽巨著。《聊斋志异》在文言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在于它广泛揭露了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还在于它艺术上的成就。不论是从它包罗万象的形式体制,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来看,还是从它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兼收并蓄的语言体系来看,《聊斋志异》独特的艺术魅力都足以让它流传不朽,也值得后世人们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