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给了我实现理想的舞台，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也给了我毕生矢志不渝的信仰” 在办公室里见到孙云晓时，他正坐在电脑前面全神贯注地发微博。那是一篇有关“男孩危机”的教育言论，被他收录在“孙云晓教育感悟”中，已经是第672条。 他很仔细。将内容审视了几遍，确定无误后，才轻轻按下回车键。他在微博上称，准备将“孙云晓教育感悟”汇集成“微博书”，但不会只是简单地汇集微博文字，“而是根据广大父母朋友的切实需要全新架构，既选取了教育感悟的精华，又做了重要的扩充，提出了现代家庭教育的八大理念与方法。” 身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总编辑，孙云晓拥有近227万的庞大粉丝群，为全共青团系统中微博粉丝数量之最。也正是因为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他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知心姐姐”卢勤一同被称为“团中央三大名片”。 他告诉记者，从初中入团那年开始，他便与共青团事业打交道，至今已有四十二年的光阴。那一幕幕有关共青团的回忆，他娓娓道来，如同海边拾贝，平和而充满惊喜。 “神圣的政治生命开始了” 1970年，对孙云晓来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青岛共青团组织重新恢复运作，招纳了团组织恢复后的第一批团员。在这批团员中，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孩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或许是因为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他的脸微微发红，清澈的眼眸里也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这个男孩便是孙云晓，那一年，他十五岁。 在初中二年级，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是无比的荣耀。“当时一心想要为革命事业奋斗，而共青团是最有生机，最有朝气，最先进的青年组织。加入这个伟大的组织，我觉得自己成为了革命的一份子。”孙云晓笑着说。 他回忆，自己与共青团结缘的开端，始于他“不合时宜”的文学梦。然而，正是这文学梦与共青团事业的交织，成就了他以后的人生。 作为移民的后代，1955年，孙云晓出生在青岛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便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狂热浪潮的驱使下，他曾跟着造反派去破“四旧”，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他甚至忍着疼痛，在胸前捏出一个“忠”字，并赤裸上身走在大街上。“文革”动乱加剧后，学校停课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他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成了疯玩的最好理由。 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样“狂野”的童年在1966年的冬天会出现巨大的转折。 动乱开始后，孙云晓的哥哥就读技校的工厂图书馆被砸，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被视为“大毒草”，准备付之一炬。年少的哥哥喜欢看书，他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孙云晓回忆，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兄弟俩扑上去狼吞虎咽。 在那段阴差阳错的日子里，十一岁的孙云晓读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烈火金钢》、《风雷》、《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所震撼，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在他的眼前缓缓展开了。从此之后，文学梦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深深埋下。“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那个冬天，信奉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梦想成为一个作家。” “因为酷爱读书，进中学后被学校认可，就让我入了团，还当了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孙云晓说。 入团那天，包括孙云晓在内的二十多名新学生团员在团委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奔赴位于栖霞县的英灵山，在胶东抗日英雄任长伦的铜像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他至今记得，那座铜像手持一把很长的步枪，表情从容而坚定。“这个人真了不起，”他悄声告诉同伴，面露崇拜之情，“这才是革命者的一生！” 随着团员队伍的逐渐扩大，15岁的孙云晓受团委的委托给团员讲授团课。他曾读完一本厚厚的，黑皮儿硬壳的《马克思恩格斯回忆录》，便将里面很多感人的故事声情并茂地讲给团员们听；他曾带领团员冒着大雨去红星造船厂访问，不料沿途发了大水，过河的时候很危险，团员们便手拉手一起过河；他们在校园里种了一片绿莹莹的菜地，收获的时节长出很多长长的豆角，他们细心地采摘下来，送到食堂做成美味可口的饭菜……投身于共青团的工作，他感到了一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也正是从入团起，孙云晓便开始写日记。42年来，从未间断。他仍记得，当他翻开日记本写下第一篇日记时候的激动心情。那种心情好像在暗示他：一种神圣的政治生命开始了。 终生难忘的报告 1975年，年仅20岁的孙云晓任共青团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彼时，邓小平恢复工作，把“抓生产”提到了重要位置。同年2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提出要贯彻“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要求。 在国家大政策背景下，社会各界青年纷纷积极响应，在各自的岗位上百花齐放，一时间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典型。 “那一年，为了筹备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我忙于整理各种各样青年典型人物的资料。他们之中，有的是身残志坚的残疾青年，有的是吃苦耐劳的劳动模范，还有廉洁奉公的基层干部。将材料整理出来后，再一一对他们进行采访，将他们的优秀事迹记录成文字。除此之外，还要组织各种各样的青年活动。” 虽然事务繁忙，但孙云晓却丝毫不觉得辛苦。他感动于共青团的工作，感动于身边平凡却不普通的青年。他将这份感动，以及对共青团事业的热爱，转化为力量投入于自身的工作中，“有时，这种投入几近狂热”。 有一天，正是发工资的日子。早晨，他将刚刚领到的30多块钱工资放在桌子上，接着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下班的时候，他正准备要走，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拍脑袋，“对了！今天不是发工资了吗？工资哪去啦？”遍寻不着，急得他满头大汗。找了很久，最终在废纸篓里找到了。原来是他工作时没注意，不小心将工资与废弃的文件一同丢了。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让他记忆犹新。 人生的发展是需要机遇的。“文革”结束后，新的团中央要恢复建立，全国各地抽取了200多名优秀的团干部来北京学习。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78年7月，孙云晓被青岛团市委推荐进入中央团校学习,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期学员，并且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让孙云晓最难忘的，便是近距离地听了胡耀邦、李瑞环等人的报告。
在孙云晓的印象中，六十三岁的胡耀邦个子虽然不高，但腰板很直，因此人显得尤其精神。他披着一件普通的军大衣，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报告厅的讲台上走来走去，跟台下的学员们讲什么是新长征，激励他们要做新长征的突击手，他说年轻人“有作为才会有地位”，这句话让孙云晓终生难忘。 没有光鲜的舞台，也没有华丽的辞藻，然而，对孙云晓来说，那场报告是迄今为止他所听过的最精彩的报告。他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化成文字，陈述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当代团干部，并寄给了青岛团市委。青岛团市委看到这封信之后，深有感触，当即印发全市，用以引导和鼓舞广大的团员青年。 “共青团组织成就了我” 从中央团校结业后，摆在孙云晓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条是去团中央机关工作，另一条则是去团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少年报社做编辑记者。孙云晓毅然选择了后者，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文学梦找到了出口。 孙云晓形容自己“梦一般地进入了中国少年报社”，自此开始了记者生涯，开始面对数不清的挑战。他原名为孙允孝，进京时改为孙云晓，意在勉励自己知晓天下。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曾有人猜测，孙云晓能到北京工作，一定有特殊关系。刚到报社时，一位编辑悄悄问他：“你一个外地小伙子，凭什么关系进来的？”这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忍着怒气故意说：“这关系太硬了！”那位编辑顿时刮目相看，急问：“谁？”“共产党！”说完，他拂袖而去。 在报社，孙云晓勤奋的脚和笔都是有名的。走过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大量的人物专访、通讯报道和问题综述频频问世。九年后，他被调入同样为团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并工作至今。在此期间，有两部文学作品曾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将儿童教育推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 1989年4月，他接到一项来自共青团中央的重要任务：去四川省石棉县考察和采访少年烈士赖宁的事迹。赖宁是四川省石棉县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88年，他为了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经过长时间的全面细致地采访，孙云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当代英雄少年——赖宁》，并写了《英雄少年赖宁》一书，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学习赖宁最主要的读物。在团中央和教育部的号召和推动下，赖宁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后期影响力最大的少年英雄。 1993年，孙云晓的另一篇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则向全社会提出了儿童教育的重大危机与重大挑战。这篇作品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及全团系统的广泛关注。后来，中央电视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片里，称《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的大讨论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奏曲。 多年来，孙云晓在共青团的岗位上“以团带队”，将共青团事业以教育和文学的方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人评价，他用作品为人们打开一扇门，他呈现给我们的少儿世界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单一，成人世界的种种眼花缭乱，在这里同样被折射出五颜六色的缤纷。“他讲述着《少年巨人》的故事点点滴滴，在《16岁的思索》里并非都是《成功者的秘决》，源自于《青春社会场》的《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让你领略另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历数着一件件《青春阶梯》里明暗交织的往事……” 1999年，孙云晓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自从1988年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他至今已是连续四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这在团中央系统内是极少有的；如今，他的著作如《孙云晓教育作品集》8卷，报告文学集《16岁的思索》进入20世纪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他成为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之一。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人生理想的实现。 “历代的青年都是最富有激情的，有理想的群体。共青团工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不是像过去那样空泛的、左的狂热，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在中国共青团建团9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对全国青年的五点希望，第一条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这是非常深刻的，没有远大的理想，就没有壮丽的人生。” 孙云晓认为，他就是因为有了理想而改变了自己，甚至拯救了自己。他是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个冬天，逆流而上，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写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梦想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而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的，则是共青团和青少年事业。 “是共青团给了我实现理想的舞台，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也给了我毕生矢志不渝的信仰。” 责任编辑 陈晰
“共青团给了我实现理想的舞台，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也给了我毕生矢志不渝的信仰” 在办公室里见到孙云晓时，他正坐在电脑前面全神贯注地发微博。那是一篇有关“男孩危机”的教育言论，被他收录在“孙云晓教育感悟”中，已经是第672条。 他很仔细。将内容审视了几遍，确定无误后，才轻轻按下回车键。他在微博上称，准备将“孙云晓教育感悟”汇集成“微博书”，但不会只是简单地汇集微博文字，“而是根据广大父母朋友的切实需要全新架构，既选取了教育感悟的精华，又做了重要的扩充，提出了现代家庭教育的八大理念与方法。” 身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少年儿童研究》总编辑，孙云晓拥有近227万的庞大粉丝群，为全共青团系统中微博粉丝数量之最。也正是因为如此广泛的影响力，他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党委书记陆士桢，“知心姐姐”卢勤一同被称为“团中央三大名片”。 他告诉记者，从初中入团那年开始，他便与共青团事业打交道，至今已有四十二年的光阴。那一幕幕有关共青团的回忆，他娓娓道来，如同海边拾贝，平和而充满惊喜。 “神圣的政治生命开始了” 1970年，对孙云晓来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这一年，青岛共青团组织重新恢复运作，招纳了团组织恢复后的第一批团员。在这批团员中，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孩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或许是因为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他的脸微微发红，清澈的眼眸里也绽放出异样的光彩。 这个男孩便是孙云晓，那一年，他十五岁。 在初中二年级，能够加入共青团组织，是无比的荣耀。“当时一心想要为革命事业奋斗，而共青团是最有生机，最有朝气，最先进的青年组织。加入这个伟大的组织，我觉得自己成为了革命的一份子。”孙云晓笑着说。 他回忆，自己与共青团结缘的开端，始于他“不合时宜”的文学梦。然而，正是这文学梦与共青团事业的交织，成就了他以后的人生。 作为移民的后代，1955年，孙云晓出生在青岛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在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便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狂热浪潮的驱使下，他曾跟着造反派去破“四旧”，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他甚至忍着疼痛，在胸前捏出一个“忠”字，并赤裸上身走在大街上。“文革”动乱加剧后，学校停课了。在离开校园的日子里，他几乎天天出没于山林或海滨，而谋生成了疯玩的最好理由。 当时的他，并没有想到，这样“狂野”的童年在1966年的冬天会出现巨大的转折。 动乱开始后，孙云晓的哥哥就读技校的工厂图书馆被砸，一摞摞图书扔满了院子，被视为“大毒草”，准备付之一炬。年少的哥哥喜欢看书，他趁无人看管之时，悄悄地挑了一书包背回家。孙云晓回忆，那情景，真好似高尔基描绘的——饥饿的人见了面包，兄弟俩扑上去狼吞虎咽。 在那段阴差阳错的日子里，十一岁的孙云晓读完了中国的四大名著以及《烈火金钢》、《风雷》、《红岩》、《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一系列“禁书”。稚嫩的心被艺术的美所震撼，一个神奇的诱惑力极强的世界在他的眼前缓缓展开了。从此之后，文学梦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深深埋下。“我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那个冬天，信奉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梦想成为一个作家。” “因为酷爱读书，进中学后被学校认可，就让我入了团，还当了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孙云晓说。 入团那天，包括孙云晓在内的二十多名新学生团员在团委老师的带领下一同奔赴位于栖霞县的英灵山，在胶东抗日英雄任长伦的铜像前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他至今记得，那座铜像手持一把很长的步枪，表情从容而坚定。“这个人真了不起，”他悄声告诉同伴，面露崇拜之情，“这才是革命者的一生！” 随着团员队伍的逐渐扩大，15岁的孙云晓受团委的委托给团员讲授团课。他曾读完一本厚厚的，黑皮儿硬壳的《马克思恩格斯回忆录》，便将里面很多感人的故事声情并茂地讲给团员们听；他曾带领团员冒着大雨去红星造船厂访问，不料沿途发了大水，过河的时候很危险，团员们便手拉手一起过河；他们在校园里种了一片绿莹莹的菜地，收获的时节长出很多长长的豆角，他们细心地采摘下来，送到食堂做成美味可口的饭菜……投身于共青团的工作，他感到了一种从心底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也正是从入团起，孙云晓便开始写日记。42年来，从未间断。他仍记得，当他翻开日记本写下第一篇日记时候的激动心情。那种心情好像在暗示他：一种神圣的政治生命开始了。 终生难忘的报告 1975年，年仅20岁的孙云晓任共青团青岛市四方区委副书记。彼时，邓小平恢复工作，把“抓生产”提到了重要位置。同年2月10日，中央发出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文件，提出要贯彻“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要求。 在国家大政策背景下，社会各界青年纷纷积极响应，在各自的岗位上百花齐放，一时间涌现出许多优秀的青年典型。 “那一年，为了筹备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我忙于整理各种各样青年典型人物的资料。他们之中，有的是身残志坚的残疾青年，有的是吃苦耐劳的劳动模范，还有廉洁奉公的基层干部。将材料整理出来后，再一一对他们进行采访，将他们的优秀事迹记录成文字。除此之外，还要组织各种各样的青年活动。” 虽然事务繁忙，但孙云晓却丝毫不觉得辛苦。他感动于共青团的工作，感动于身边平凡却不普通的青年。他将这份感动，以及对共青团事业的热爱，转化为力量投入于自身的工作中，“有时，这种投入几近狂热”。 有一天，正是发工资的日子。早晨，他将刚刚领到的30多块钱工资放在桌子上，接着便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下班的时候，他正准备要走，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拍脑袋，“对了！今天不是发工资了吗？工资哪去啦？”遍寻不着，急得他满头大汗。找了很久，最终在废纸篓里找到了。原来是他工作时没注意，不小心将工资与废弃的文件一同丢了。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让他记忆犹新。 人生的发展是需要机遇的。“文革”结束后，新的团中央要恢复建立，全国各地抽取了200多名优秀的团干部来北京学习。由于工作业绩突出，1978年7月，孙云晓被青岛团市委推荐进入中央团校学习,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期学员，并且参加了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期间，让孙云晓最难忘的，便是近距离地听了胡耀邦、李瑞环等人的报告。
在孙云晓的印象中，六十三岁的胡耀邦个子虽然不高，但腰板很直，因此人显得尤其精神。他披着一件普通的军大衣，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报告厅的讲台上走来走去，跟台下的学员们讲什么是新长征，激励他们要做新长征的突击手，他说年轻人“有作为才会有地位”，这句话让孙云晓终生难忘。 没有光鲜的舞台，也没有华丽的辞藻，然而，对孙云晓来说，那场报告是迄今为止他所听过的最精彩的报告。他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化成文字，陈述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当代团干部，并寄给了青岛团市委。青岛团市委看到这封信之后，深有感触，当即印发全市，用以引导和鼓舞广大的团员青年。 “共青团组织成就了我” 从中央团校结业后，摆在孙云晓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条是去团中央机关工作，另一条则是去团中央直属的事业单位——中国少年报社做编辑记者。孙云晓毅然选择了后者，埋藏在心底多年的文学梦找到了出口。 孙云晓形容自己“梦一般地进入了中国少年报社”，自此开始了记者生涯，开始面对数不清的挑战。他原名为孙允孝，进京时改为孙云晓，意在勉励自己知晓天下。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曾有人猜测，孙云晓能到北京工作，一定有特殊关系。刚到报社时，一位编辑悄悄问他：“你一个外地小伙子，凭什么关系进来的？”这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他忍着怒气故意说：“这关系太硬了！”那位编辑顿时刮目相看，急问：“谁？”“共产党！”说完，他拂袖而去。 在报社，孙云晓勤奋的脚和笔都是有名的。走过了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大量的人物专访、通讯报道和问题综述频频问世。九年后，他被调入同样为团中央直属事业单位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并工作至今。在此期间，有两部文学作品曾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将儿童教育推到了舆论的风头浪尖。 1989年4月，他接到一项来自共青团中央的重要任务：去四川省石棉县考察和采访少年烈士赖宁的事迹。赖宁是四川省石棉县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1988年，他为了扑灭山火而英勇牺牲。经过长时间的全面细致地采访，孙云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当代英雄少年——赖宁》，并写了《英雄少年赖宁》一书，成为全国少年儿童学习赖宁最主要的读物。在团中央和教育部的号召和推动下，赖宁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后期影响力最大的少年英雄。 1993年，孙云晓的另一篇家喻户晓的报告文学——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则向全社会提出了儿童教育的重大危机与重大挑战。这篇作品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以及全团系统的广泛关注。后来，中央电视台在《改革开放二十年》专题片里，称《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的大讨论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前奏曲。 多年来，孙云晓在共青团的岗位上“以团带队”，将共青团事业以教育和文学的方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有人评价，他用作品为人们打开一扇门，他呈现给我们的少儿世界并不是想象中那般简单、单一，成人世界的种种眼花缭乱，在这里同样被折射出五颜六色的缤纷。“他讲述着《少年巨人》的故事点点滴滴，在《16岁的思索》里并非都是《成功者的秘决》，源自于《青春社会场》的《一个少女和三千封来信》让你领略另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历数着一件件《青春阶梯》里明暗交织的往事……” 1999年，孙云晓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自从1988年正式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后，他至今已是连续四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这在团中央系统内是极少有的；如今，他的著作如《孙云晓教育作品集》8卷，报告文学集《16岁的思索》进入20世纪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他成为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之一。 对他来说，这是一种人生理想的实现。 “历代的青年都是最富有激情的，有理想的群体。共青团工作者都是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不是像过去那样空泛的、左的狂热，而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追求。在中国共青团建团90周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对全国青年的五点希望，第一条就是要有远大的理想。这是非常深刻的，没有远大的理想，就没有壮丽的人生。” 孙云晓认为，他就是因为有了理想而改变了自己，甚至拯救了自己。他是在“文革”最疯狂的那个冬天，逆流而上，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写出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梦想彻底扭转了他的人生。而为他的梦想插上翅膀的，则是共青团和青少年事业。 “是共青团给了我实现理想的舞台，给了我智慧和力量，也给了我毕生矢志不渝的信仰。” 责任编辑 陈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