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不是诗，是唐朝天宝年间西北地区边民所唱的民歌——《哥舒歌》，所以也不知道作者。不过，歌的意思倒是浅显，就是夸耀一位复姓“哥舒”的将领的赫赫战功，说他打得吐蕃族不敢越过临洮（甘肃岷县）来牧马。
这位夜带刀的“哥舒”，就是唐朝名将哥舒翰，时任陇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是唐朝最早设置的十大节度使之一，负有防范吐蕃的边防任务，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都），领有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12个州。
正是这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成就了一位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高适。
没错，就是那位写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名句的诗人高适，后来官至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的高适。
唐朝诗人，仅就官职而言，只有韩愈曾经的最高官职吏部侍郎，可与高适一比。但与高适曾经几度出任封疆大吏，还作为主帅命将统兵，最后封侯，韩愈还是不能比。
所以《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己。”
高适，是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没有之一。
但是，说高适官场得意，那是指他51岁遇到哥舒翰之后。而在那以前，高适和大多数唐朝诗人一样，过着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生活。说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
高适出身官宦世家。曾祖高祐，隋时官左散骑常侍，唐时官宕州别驾，官位从五品；祖父高偘，高宗时名将，曾生擒突厥车鼻可汗，攻高丽，官至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安东都护，封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父亲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官位正六品。
公元701年，唐武后长安元年，高适出生于渤海郡（河北景县）。长到20岁，他去了长安，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在当时的情况下，高适要“屈指取公卿”，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门荫。高适的祖父高偘是正三品的大官，是可以有一个孙子经门荫入仕的。只是可惜，这唯一的一个名额被他伯父的儿子高琛捷足先登了。
第二条路是科举。这是正途。当时由科举入仕主要有明经、进士两种方式，明经以背诵为主，即使考上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会说你就是记性好，会背呗，总感觉低人一等。而且明经及第大多是被授子县尉、参军、主簿等基层官职，所以，很多心高气傲的文人不愿走这条路。与明经相比，进士就要受士人们欢迎得多，但进士及第较为困难。同时，明经、进士及第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关试，合格之后才能被授予官职，才算正式踏入仕途，程序、步骤纷繁复杂。高适左想右想，耐不得这个烦。那咋办？
走第三条路，选择“制举”，“屈指取公卿”。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有才之士来京，由君王亲自策问。回答如能符合君王心意，则可以直接授官。这相对于进士、明经来说，步骤要少得多，也符合高适希望直接同皇帝畅谈经世安邦之策，从此平步青云的心态。
问题是，他想得美。有那么容易的话，“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这次制举，自然是没有成功。好在高适还年轻，于是决定定居宋城（河南商丘），隐居读书，偶尔也种种地。
这一隐，就是十二年。
公元732年（唐开元二十年），高适32岁时，又来了一次机会。
当时，东北边境上的契丹叛乱扰边，朝廷派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率领军队讨伐。高适闻讯，北游燕赵，希望通过信安王李祎的幕府，谋一出身。
这是高适“屈指取公卿”的第四条路。
在唐朝，朝廷要委任一个将领出兵打仗时，一般是由这个将领自行去“开府”，即组织幕僚班子，参谋征战事宜。这个幕僚班子，就称为“幕府”。在“幕府”里，一般有行军司马、掌书记、判官、行军参谋等职。这些职位上的人员由该将领自行拜署，可由现职官员中选拔，也可由将领的亲属或朋友充任。这样的“幕府”，在唐初时一般会在战争结束后解散，但事实上，有些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所以“幕府”就不可能解散，慢慢地也就成为长期固定的职务了。
这样一来，“幕府”中的这些个行军司马、掌书记、判官、行军参谋等职，就又为怀才不遇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身之阶。
事实上，在高适之前，就有苏味道、娄师德、郭元振等人，先在“幕府”任职，后回到朝中官至宰相的先例。比高适晚的韩愈，也是因为出任宰相裴度讨伐吴元济叛乱大军幕府的行军司马，才得以在官场上高升的。
这的确是个路子，把握得好，“屈指取公卿”不是难事。问题是，高适这次进入“幕府”，并未得到李祎的赏识，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僚之一。
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朝廷下诏，让五品以上官员举荐有才之士。高适因此再赴长安，并再次落第。
人生，总是充满了很多的不如意。高适又得回到商丘，隐居、读书、种地。
大约在公元744年（天宝四载）八月，还在读书种地的高适，因为两个朋友的到来，亲历了一件文学史盛事。
想象一下，李白、杜甫、高适他们三个，在开封、商丘一带相聚，然后去同一个景点游玩，“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摆出各种POSE让粉丝们照相；去同一家餐厅大吃大喝，“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喝高了就拍着桌子吹牛；扶醉而出后，再去同一个洗脚城或KTV，开始夜生活……此处省略5000字。
那画面太美，不忍直视吧？但这次聚会、游玩、喝酒，都是史实。至于照相、洗脚啥的，是我根据有限的夜生活经验，自行脑补的。
转眼间到了公元749年（天宝八载），高适49岁了。他在这一年得到了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宋州刺史张九皋的举荐，终于考试中第，得授封丘尉。
“封丘尉”是个什么东东？简单说，就是河南封丘县的公安局长兼武装部长。
唐时县令下面有三个主要属官，分别是县丞、主簿和县尉。这三个官职是唐县最低层的品官，也是士人中第后最常出任的第一种官职，再往下就是不入流的吏了。诗人中当过县尉的人不少，比如杜甫当过河西县尉，李商隐当过弘农县尉。
高适49岁了，才出任最低层的官员。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在官场，不算顺利。
而且高适也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可见其工作内容有两个，一是伺候长官，二是为征税、纳粮等事欺压百姓。这哪是文化人干的活计？
所以高适干了不到一年，辞职不干了。
可能有人要为高适抱不平了：这唐朝也忒埋没人才，居然给如此高才的诗人这样一个不重要的岗位？
还真不是。唐朝士人中第，不像后来宋明清各朝，多在首都担任京官，反而是多在基层历练。唐时的县尉，一般都是士人中第之后的基层官职。后来均官至节度使和宰相等高官的王涯、牛僧孺，其第一个官职，一个是蓝田县尉，一人是伊阙县尉。
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出在唐朝时，县跟县，不一样，县尉跟县尉，也不一样。
简单说，唐朝不像我们现在，县的行政级别全部是县处级，大家级别一样。唐朝的县，至少分为七等：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
唐朝都城长安城，以中轴线朱雀大街为界，西边叫长安县，东边叫万年县，这叫赤县，是天子脚下的县，是天下最好的县。换作今天，得叫长安区、万年区。
其余的县就不一一说了。总之，地理位置距离首都长安、东都洛阳越近，县的等级也越高，相应的县尉也更有前途，虽然职责还是一样的。
王涯的蓝田县尉、牛僧孺的伊阙县尉，一个靠近长安，一个靠近洛阳，都是次一等的畿县，是第二等县。而高适所在的封丘县，只是紧县，是第四等县。在唐朝史料中，赤县县尉、畿县县尉被称为美官，是士人竞相以求的对象。而且，这样的县尉，还不是士人的第一个官职，而是要再任或累迁才能得到的职位，或者需要更高的资历，比如进士及第后又再中制科或博学宏词者，方可得到赤县或畿县的县尉之职。其次则是望县、紧县和上县的县尉，也还不算太坏，一般为士人进士、明经及第后的第一个官职。至于中县和下县的县尉那就不入流了，还有非科第功名者来担任此职的。
可见，朝廷让中第之后初入仕的高适担任紧县县尉，完全符合当时的官员任职规则，并无明显埋没人才的嫌疑。
从基层一步步干起，自然是可以。但高适等不得了，他50岁了。
所以，他在50岁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辞职了。
即使在今天来看，要作出这个决定，也非常需要勇气。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51岁时，高适决定从头再走第四条路，再找一个“幕府”职务干干。经过时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判官田梁丘的引荐，他远走今天的青海省，去当时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出任左骁卫兵曹，兼掌书记。
这一次，高适的运气来了。
“掌书记”，是节度使身边专掌书奏表启的职务，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这一职位的仕宦条件极佳，担任此职的多为唐朝士人的精英，由此职擢升高官的不计其数。比如，后来当过宰相的杨炎、白敏中、李逢吉、裴度等人。而高适，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然，担任掌书记，这才是起步，并不意味着高适将来一定会位至公卿。还早着呢。
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很要命的是，哥舒翰喜欢他。注意，此处无基情。
“哥舒翰见而异之”。一见倾心之后，还带着他入朝见唐玄宗李隆基，“盛称于上前”。高适的名字，终于在他52岁时，上达天听。
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
52岁，已是很多唐朝诗人归隐田园的年纪。但高适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
说到这里，可能要问一问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命中注定要到你50岁时，才会有真正的人生际遇。那么，你等不等？或者说，你有没有高适这样的耐心，去等？
高适真正的转机，来自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在国家是危机，在个人也是劫难。多少老百姓，包括唐朝的诗人们，在这场动乱中受尽磨难，甚至丢了性命。
但高适不同，他硬是化危为机了。
安史之乱初起，高适已是监察御史，正八品下的官职，还是级别不高。主要的工作任务，仍然是协助被临时抽调到潼关方向担任防守任务的哥舒翰，坚守潼关，拱卫长安。
可是这一次，哥舒翰战败被俘了。高适因为并未亲临前线，侥幸从后方逃脱了。
此时，唐玄宗李隆基也从长安向西逃了。高适直追到河池郡（陕西凤县），才追到这位逃跑的皇帝。
在当时朝野对哥舒翰一片指责的声浪之中，高适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为哥舒翰辩护。这既是高适对知遇之恩的报答，也是他人品的体现。
其实，他只是说出了实际情况而已。
哥舒翰一代名将，为什么打吐蕃威风八面，外战内行，面对安禄山却在潼关内战外行、一战而败？
两个原因：一个客观原因，一个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哥舒翰当时已是中风偏瘫很久的病人，他已经没有能力掌握部队了；而且，他在潼关的兵并不是他在陇右节度使时的百战精兵，而是临时召募的市井“老爷兵”。
主观原因是，唐玄宗李隆基急于平叛的心态。他急啊。他急什么急？
一急，他一贯以明君自许，以为治国平天下功盖前人，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叛乱，没面子啊，不能让安禄山给自己的政绩抹黑！二急，他和杨贵妃夫妻俩，平时对小安子多好啊，杨贵妃的“软温新剥鸡头肉”露出来，都不避开安禄山，小安子还接了一句“滑腻初凝塞上酥”。信任如家人的这样一个人，居然反叛，当众打自己的脸，损伤他一直自诩的知人名声。这样的想法，群臣中敢于宣之于口的虽然不多，但肯定这样想的人非常多。
这样一个给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形象抹黑的人，必须迅速地被打倒、被消灭，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一时走眼，但能补救”的控制能力，才能挽救自己的伟光正形象。
所以，安禄山必须得迅速地被消灭，多拖一天，自己的颜面就得多丢一天，自己的脸就得多红一天。
在李隆基看来，要急于消灭安禄山，最直接的就是，潼关的哥舒翰出战，一战而胜。这样，叛军可灭，颜面可存。
正是在这种急躁的心态下，李隆基催促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的地利，以未经训练的市井“老爷兵”，迎战安禄山手下的边防百战精兵。这才一战而败，并丢了潼关。
其实，如果李隆基不急的话，当时唐廷的平叛形势，是非常好的。
在哥舒翰出战前，李光弼、郭子仪、颜杲卿、颜真卿等人分别从山西和河北方向出击，安禄山叛军的前线与后方范阳的联系已经被切断；河南方面，济南太守李随、饶阳太守卢全城、南阳节度使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原（安徽鹿县）令张巡等率河南各地军民纷纷起兵抗击安禄山叛军，阻止了叛军向东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保证了江淮的稳定和江淮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
这样一来，西面潼关有哥舒翰统率的十几万大军，北面的山西与河北有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十几万唐军，东面、南面有李随、许远和张巡等人所率部队，唐朝大军实际上已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洛阳的安禄山叛军主力构成了战略包围态势，初步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安禄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当初主张起兵反唐的谋主高尚和严庄臭骂一通，准备放弃洛阳，退回范阳。
这样的局面，只要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叛军久屯坚城之下，外援粮草断绝，军心必乱。果真如此的话，安史之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但李隆基急，一急就下了一招儿臭棋，葬送了哥舒翰，也葬送了平叛的大好局面。
所以，当高适向李隆基为哥舒翰鸣冤时，李隆基并未深责哥舒翰，更没有迁怒于高适，因为他知道，最应该责备的，是他自己。
反而，高适的眼光及义气，让他觉得很欣赏。于是他升了高适的官：谏议大夫，赐绯鱼袋。
谏议大夫，四品官。这是实职。高适这是坐直升飞机，直接从八品升四品，终于有点官场得意的意思了。
那“赐绯鱼袋”是个什么东东？是一种荣誉。是一种什么荣誉？
先弄清楚“鱼”。
古代调兵用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的就是虎符。
但是，虎符到了唐朝不好使了。因为，开国皇帝李渊的爷爷叫李虎，要避讳。没办法，我们的古人，当年就是这么较真儿。那么，不能用虎符了，用什么呢？
唐朝皇帝姓李，以“鲤”喻“李”，改用“鲤鱼”，即鱼符。
要知道，在唐朝，“鲤鱼”的尊崇地位，是以立法的形式写入唐律的：“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着决六十。”
也就是说，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吃，只能马上放生，谁要敢卖，打六十下屁股。
于是就有了“鲤鱼”形状的鱼符。鱼符的主要功能，是调发军队、任免官员、出入凭证。鱼符的制作材料，太子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所以高适的随身鱼符是铜的，上面刻有他的官职、姓名，而且是右半部分的鱼符。
在他应召出入皇宫或遇有升迁、贬谪时，还要与使者拿来的左半部分鱼符进行勘合。勘合无误，方可执行各项政务工作。
左右部分的鱼符，一般都骑缝刻着“合同”二字，用于勘合时字体笔划的对应，以防有人作弊。
调兵、任官的鱼符，需要用时，才拿出来。但官员用以表明身份、方便出入的鱼符，则需要随身携带。小小一个鱼符，重不过几两，长不过约6厘米，怎么个携带法？
这就用得着鱼袋了。鱼袋由皮革包裹木胎制作而成。用鱼袋装上随身鱼符，再佩戴在腰间，这是唐朝官员的服装标配之一。
高适获赐的是“绯鱼袋”，又叫“银绯鱼袋”，还有一种高级鱼袋，是比他官大的高官用的，叫“紫金鱼袋”。
说到这里，为方便理解鱼符、鱼袋，打个简单比方。比如今天的你，要到一家大公司工作，得办员工卡吧？这个员工卡，就是鱼符。不同的是，唐朝用玉、金、铜制作，现在用塑料制作；办了员工卡，你得将卡装入透明塑料袋，然后胸前一挂吧？这个透明塑料袋，就是鱼袋。不同的是，唐朝的鱼袋制作讲究，还分紫金、银绯的等级，现在呢，董事长总经理都跟普通员工一样，都是个透明塑料袋。当然，哪家公司要搞个高管用紫金色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中层干部用银绯色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普通员工用普通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也请自便。个人倒以为，颇有创意。
让高适有机会“赐绯鱼袋”，由八品官升四品官，是李隆基的第一次着急；不久，李隆基又出现了第二次着急。这一次着急，再次给了高适升官机会，使他从四品官的朝官，再次被破格提拔为正三品大员、封疆大吏——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
公元756年七月十六日，出于快速平叛的考虑，李隆基接受房琯的糊涂建议，决定采取“诸王分镇”的策略，以加强平叛的领导力量。他公开宣布，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负责攻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琪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分路率军平叛。
在李隆基看来，只要能消灭安禄山，李亨、李璘、李琦、李琪四个儿子中，哪个儿子最后平叛成功甚至当上皇帝，都可以；可太子李亨不干了，老爹你这么个搞法，是想让李璘、李琦、李琪他们三个学太宗李世民是吧？万一这三个中任何一个比自己军功大、军队多，自己不就得让位？
太子李亨坚决反对。他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也坚决反对，高适。
这里，就可以看出高适的战略眼光了。
如果按照房琯的糊涂建议，唐廷最后即使平叛成功，也必然出现李亨、李璘、李琦、李琪四个人各统军队、各霸一方的局面，唐朝天下必然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样一来，平叛还有什么意义？高适的初衷，当然是不希望唐朝天下大乱，但却在客观上迎合了李亨独霸帝位的心理。
而且，高适的担心，在“诸王分镇”的一开始，就成为了现实。永王李璘果然在一到任之后，即公开举兵反叛，意图割据。
李亨急召自己的志同道合者高适，商量对策。高适在慎重分析了江东形势之后，得出永王必败的结论。李亨对高适的精辟分析很是赞赏，直接提拔他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让他领兵前去平定永王之乱。
高适的运气在这时，也是好得无以复加。他的兵还没到，永王李璘的军队就发生内乱，将领逃散，而李璘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
这时，高适碰到了一件棘手的难事儿。啥难事儿？
好朋友李白，此时正在永王李璘的手下。换句话说，李白是叛军中的一员。此时正因此事被关在牢狱之中。
李白之所以接收永王李璘的征召，投入叛军，实在是因为其政治眼光的低下与幼稚。
昔年一起喝酒吹牛的朋友，现在一个是平叛主帅，意气风发；一个是阶下之囚，倒霉透顶。怎不令人唏嘘？
李白向高适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但是高适可能是因为身份所限，觉得爱莫能助吧，未予援手。此事最终导致李白被流放夜郎，还好，命保住了。
此后，高适历官太子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
高适，终于实现了“屈指取公卿”的人生理想。公元765年（唐永泰元年），高适于65岁时去世。
在我们的印象中，“怀才不遇”是唐朝诗人们常态。这样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等，可以举出一大串来。但是，也有混得好的，比如高适。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
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
这不是诗，是唐朝天宝年间西北地区边民所唱的民歌——《哥舒歌》，所以也不知道作者。不过，歌的意思倒是浅显，就是夸耀一位复姓“哥舒”的将领的赫赫战功，说他打得吐蕃族不敢越过临洮（甘肃岷县）来牧马。
这位夜带刀的“哥舒”，就是唐朝名将哥舒翰，时任陇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是唐朝最早设置的十大节度使之一，负有防范吐蕃的边防任务，治所在鄯州（青海乐都），领有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廓、叠、宕等12个州。
正是这位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成就了一位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高适。
没错，就是那位写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名句的诗人高适，后来官至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封渤海县侯，世称“高常侍”的高适。
唐朝诗人，仅就官职而言，只有韩愈曾经的最高官职吏部侍郎，可与高适一比。但与高适曾经几度出任封疆大吏，还作为主帅命将统兵，最后封侯，韩愈还是不能比。
所以《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己。”
高适，是官场最得意的唐朝诗人，没有之一。
但是，说高适官场得意，那是指他51岁遇到哥舒翰之后。而在那以前，高适和大多数唐朝诗人一样，过着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的生活。说起来，也是一肚子苦水。
高适出身官宦世家。曾祖高祐，隋时官左散骑常侍，唐时官宕州别驾，官位从五品；祖父高偘，高宗时名将，曾生擒突厥车鼻可汗，攻高丽，官至陇右道持节大总管，安东都护，封平原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父亲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官位正六品。
公元701年，唐武后长安元年，高适出生于渤海郡（河北景县）。长到20岁，他去了长安，目的正如他自己所说，“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在当时的情况下，高适要“屈指取公卿”，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是门荫。高适的祖父高偘是正三品的大官，是可以有一个孙子经门荫入仕的。只是可惜，这唯一的一个名额被他伯父的儿子高琛捷足先登了。
第二条路是科举。这是正途。当时由科举入仕主要有明经、进士两种方式，明经以背诵为主，即使考上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会说你就是记性好，会背呗，总感觉低人一等。而且明经及第大多是被授子县尉、参军、主簿等基层官职，所以，很多心高气傲的文人不愿走这条路。与明经相比，进士就要受士人们欢迎得多，但进士及第较为困难。同时，明经、进士及第后，不能马上授予官职，还要通过吏部组织的关试，合格之后才能被授予官职，才算正式踏入仕途，程序、步骤纷繁复杂。高适左想右想，耐不得这个烦。那咋办？
走第三条路，选择“制举”，“屈指取公卿”。制举是以天子的名义，征召各地有才之士来京，由君王亲自策问。回答如能符合君王心意，则可以直接授官。这相对于进士、明经来说，步骤要少得多，也符合高适希望直接同皇帝畅谈经世安邦之策，从此平步青云的心态。
问题是，他想得美。有那么容易的话，“五十少进士”的说法是怎么来的？
这次制举，自然是没有成功。好在高适还年轻，于是决定定居宋城（河南商丘），隐居读书，偶尔也种种地。
这一隐，就是十二年。
公元732年（唐开元二十年），高适32岁时，又来了一次机会。
当时，东北边境上的契丹叛乱扰边，朝廷派礼部尚书、信安王李祎率领军队讨伐。高适闻讯，北游燕赵，希望通过信安王李祎的幕府，谋一出身。
这是高适“屈指取公卿”的第四条路。
在唐朝，朝廷要委任一个将领出兵打仗时，一般是由这个将领自行去“开府”，即组织幕僚班子，参谋征战事宜。这个幕僚班子，就称为“幕府”。在“幕府”里，一般有行军司马、掌书记、判官、行军参谋等职。这些职位上的人员由该将领自行拜署，可由现职官员中选拔，也可由将领的亲属或朋友充任。这样的“幕府”，在唐初时一般会在战争结束后解散，但事实上，有些战争不可能很快结束，所以“幕府”就不可能解散，慢慢地也就成为长期固定的职务了。
这样一来，“幕府”中的这些个行军司马、掌书记、判官、行军参谋等职，就又为怀才不遇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进身之阶。
事实上，在高适之前，就有苏味道、娄师德、郭元振等人，先在“幕府”任职，后回到朝中官至宰相的先例。比高适晚的韩愈，也是因为出任宰相裴度讨伐吴元济叛乱大军幕府的行军司马，才得以在官场上高升的。
这的确是个路子，把握得好，“屈指取公卿”不是难事。问题是，高适这次进入“幕府”，并未得到李祎的赏识，属于默默无闻的幕僚之一。
公元735年（唐开元二十三年），朝廷下诏，让五品以上官员举荐有才之士。高适因此再赴长安，并再次落第。
人生，总是充满了很多的不如意。高适又得回到商丘，隐居、读书、种地。
大约在公元744年（天宝四载）八月，还在读书种地的高适，因为两个朋友的到来，亲历了一件文学史盛事。
想象一下，李白、杜甫、高适他们三个，在开封、商丘一带相聚，然后去同一个景点游玩，“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摆出各种POSE让粉丝们照相；去同一家餐厅大吃大喝，“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喝高了就拍着桌子吹牛；扶醉而出后，再去同一个洗脚城或KTV，开始夜生活……此处省略5000字。
那画面太美，不忍直视吧？但这次聚会、游玩、喝酒，都是史实。至于照相、洗脚啥的，是我根据有限的夜生活经验，自行脑补的。
转眼间到了公元749年（天宝八载），高适49岁了。他在这一年得到了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宋州刺史张九皋的举荐，终于考试中第，得授封丘尉。
“封丘尉”是个什么东东？简单说，就是河南封丘县的公安局长兼武装部长。
唐时县令下面有三个主要属官，分别是县丞、主簿和县尉。这三个官职是唐县最低层的品官，也是士人中第后最常出任的第一种官职，再往下就是不入流的吏了。诗人中当过县尉的人不少，比如杜甫当过河西县尉，李商隐当过弘农县尉。
高适49岁了，才出任最低层的官员。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在官场，不算顺利。
而且高适也不喜欢这个工作，他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可见其工作内容有两个，一是伺候长官，二是为征税、纳粮等事欺压百姓。这哪是文化人干的活计？
所以高适干了不到一年，辞职不干了。
可能有人要为高适抱不平了：这唐朝也忒埋没人才，居然给如此高才的诗人这样一个不重要的岗位？
还真不是。唐朝士人中第，不像后来宋明清各朝，多在首都担任京官，反而是多在基层历练。唐时的县尉，一般都是士人中第之后的基层官职。后来均官至节度使和宰相等高官的王涯、牛僧孺，其第一个官职，一个是蓝田县尉，一人是伊阙县尉。
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就出在唐朝时，县跟县，不一样，县尉跟县尉，也不一样。
简单说，唐朝不像我们现在，县的行政级别全部是县处级，大家级别一样。唐朝的县，至少分为七等：赤县、畿县、望县、紧县、上县、中县、下县。
唐朝都城长安城，以中轴线朱雀大街为界，西边叫长安县，东边叫万年县，这叫赤县，是天子脚下的县，是天下最好的县。换作今天，得叫长安区、万年区。
其余的县就不一一说了。总之，地理位置距离首都长安、东都洛阳越近，县的等级也越高，相应的县尉也更有前途，虽然职责还是一样的。
王涯的蓝田县尉、牛僧孺的伊阙县尉，一个靠近长安，一个靠近洛阳，都是次一等的畿县，是第二等县。而高适所在的封丘县，只是紧县，是第四等县。在唐朝史料中，赤县县尉、畿县县尉被称为美官，是士人竞相以求的对象。而且，这样的县尉，还不是士人的第一个官职，而是要再任或累迁才能得到的职位，或者需要更高的资历，比如进士及第后又再中制科或博学宏词者，方可得到赤县或畿县的县尉之职。其次则是望县、紧县和上县的县尉，也还不算太坏，一般为士人进士、明经及第后的第一个官职。至于中县和下县的县尉那就不入流了，还有非科第功名者来担任此职的。
可见，朝廷让中第之后初入仕的高适担任紧县县尉，完全符合当时的官员任职规则，并无明显埋没人才的嫌疑。
从基层一步步干起，自然是可以。但高适等不得了，他50岁了。
所以，他在50岁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世界那么大，他想去看看。辞职了。
即使在今天来看，要作出这个决定，也非常需要勇气。
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在51岁时，高适决定从头再走第四条路，再找一个“幕府”职务干干。经过时任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判官田梁丘的引荐，他远走今天的青海省，去当时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出任左骁卫兵曹，兼掌书记。
这一次，高适的运气来了。
“掌书记”，是节度使身边专掌书奏表启的职务，相当于办公室主任的角色。这一职位的仕宦条件极佳，担任此职的多为唐朝士人的精英，由此职擢升高官的不计其数。比如，后来当过宰相的杨炎、白敏中、李逢吉、裴度等人。而高适，即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当然，担任掌书记，这才是起步，并不意味着高适将来一定会位至公卿。还早着呢。
但这一次不同。这一次很要命的是，哥舒翰喜欢他。注意，此处无基情。
“哥舒翰见而异之”。一见倾心之后，还带着他入朝见唐玄宗李隆基，“盛称于上前”。高适的名字，终于在他52岁时，上达天听。
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啊。
52岁，已是很多唐朝诗人归隐田园的年纪。但高适的好运气，才刚刚开始。
说到这里，可能要问一问今天的年轻人，如果命中注定要到你50岁时，才会有真正的人生际遇。那么，你等不等？或者说，你有没有高适这样的耐心，去等？
高适真正的转机，来自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在国家是危机，在个人也是劫难。多少老百姓，包括唐朝的诗人们，在这场动乱中受尽磨难，甚至丢了性命。
但高适不同，他硬是化危为机了。
安史之乱初起，高适已是监察御史，正八品下的官职，还是级别不高。主要的工作任务，仍然是协助被临时抽调到潼关方向担任防守任务的哥舒翰，坚守潼关，拱卫长安。
可是这一次，哥舒翰战败被俘了。高适因为并未亲临前线，侥幸从后方逃脱了。
此时，唐玄宗李隆基也从长安向西逃了。高适直追到河池郡（陕西凤县），才追到这位逃跑的皇帝。
在当时朝野对哥舒翰一片指责的声浪之中，高适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为哥舒翰辩护。这既是高适对知遇之恩的报答，也是他人品的体现。
其实，他只是说出了实际情况而已。
哥舒翰一代名将，为什么打吐蕃威风八面，外战内行，面对安禄山却在潼关内战外行、一战而败？
两个原因：一个客观原因，一个主观原因。
客观原因是，哥舒翰当时已是中风偏瘫很久的病人，他已经没有能力掌握部队了；而且，他在潼关的兵并不是他在陇右节度使时的百战精兵，而是临时召募的市井“老爷兵”。
主观原因是，唐玄宗李隆基急于平叛的心态。他急啊。他急什么急？
一急，他一贯以明君自许，以为治国平天下功盖前人，现在突然出了这么大的叛乱，没面子啊，不能让安禄山给自己的政绩抹黑！二急，他和杨贵妃夫妻俩，平时对小安子多好啊，杨贵妃的“软温新剥鸡头肉”露出来，都不避开安禄山，小安子还接了一句“滑腻初凝塞上酥”。信任如家人的这样一个人，居然反叛，当众打自己的脸，损伤他一直自诩的知人名声。这样的想法，群臣中敢于宣之于口的虽然不多，但肯定这样想的人非常多。
这样一个给自己伟大光荣正确形象抹黑的人，必须迅速地被打倒、被消灭，这样才能显示自己“一时走眼，但能补救”的控制能力，才能挽救自己的伟光正形象。
所以，安禄山必须得迅速地被消灭，多拖一天，自己的颜面就得多丢一天，自己的脸就得多红一天。
在李隆基看来，要急于消灭安禄山，最直接的就是，潼关的哥舒翰出战，一战而胜。这样，叛军可灭，颜面可存。
正是在这种急躁的心态下，李隆基催促哥舒翰放弃潼关天险的地利，以未经训练的市井“老爷兵”，迎战安禄山手下的边防百战精兵。这才一战而败，并丢了潼关。
其实，如果李隆基不急的话，当时唐廷的平叛形势，是非常好的。
在哥舒翰出战前，李光弼、郭子仪、颜杲卿、颜真卿等人分别从山西和河北方向出击，安禄山叛军的前线与后方范阳的联系已经被切断；河南方面，济南太守李随、饶阳太守卢全城、南阳节度使鲁炅、睢阳太守许远、真原（安徽鹿县）令张巡等率河南各地军民纷纷起兵抗击安禄山叛军，阻止了叛军向东南发展的战略计划，保证了江淮的稳定和江淮粮食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
这样一来，西面潼关有哥舒翰统率的十几万大军，北面的山西与河北有郭子仪、李光弼、颜真卿等十几万唐军，东面、南面有李随、许远和张巡等人所率部队，唐朝大军实际上已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对洛阳的安禄山叛军主力构成了战略包围态势，初步扭转了战略被动局面，取得了战略主动权。
安禄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将当初主张起兵反唐的谋主高尚和严庄臭骂一通，准备放弃洛阳，退回范阳。
这样的局面，只要哥舒翰坚持不出战，叛军久屯坚城之下，外援粮草断绝，军心必乱。果真如此的话，安史之乱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但李隆基急，一急就下了一招儿臭棋，葬送了哥舒翰，也葬送了平叛的大好局面。
所以，当高适向李隆基为哥舒翰鸣冤时，李隆基并未深责哥舒翰，更没有迁怒于高适，因为他知道，最应该责备的，是他自己。
反而，高适的眼光及义气，让他觉得很欣赏。于是他升了高适的官：谏议大夫，赐绯鱼袋。
谏议大夫，四品官。这是实职。高适这是坐直升飞机，直接从八品升四品，终于有点官场得意的意思了。
那“赐绯鱼袋”是个什么东东？是一种荣誉。是一种什么荣誉？
先弄清楚“鱼”。
古代调兵用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窃的就是虎符。
但是，虎符到了唐朝不好使了。因为，开国皇帝李渊的爷爷叫李虎，要避讳。没办法，我们的古人，当年就是这么较真儿。那么，不能用虎符了，用什么呢？
唐朝皇帝姓李，以“鲤”喻“李”，改用“鲤鱼”，即鱼符。
要知道，在唐朝，“鲤鱼”的尊崇地位，是以立法的形式写入唐律的：“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着决六十。”
也就是说，唐朝法律规定，“鲤鱼”不能吃，只能马上放生，谁要敢卖，打六十下屁股。
于是就有了“鲤鱼”形状的鱼符。鱼符的主要功能，是调发军队、任免官员、出入凭证。鱼符的制作材料，太子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所以高适的随身鱼符是铜的，上面刻有他的官职、姓名，而且是右半部分的鱼符。
在他应召出入皇宫或遇有升迁、贬谪时，还要与使者拿来的左半部分鱼符进行勘合。勘合无误，方可执行各项政务工作。
左右部分的鱼符，一般都骑缝刻着“合同”二字，用于勘合时字体笔划的对应，以防有人作弊。
调兵、任官的鱼符，需要用时，才拿出来。但官员用以表明身份、方便出入的鱼符，则需要随身携带。小小一个鱼符，重不过几两，长不过约6厘米，怎么个携带法？
这就用得着鱼袋了。鱼袋由皮革包裹木胎制作而成。用鱼袋装上随身鱼符，再佩戴在腰间，这是唐朝官员的服装标配之一。
高适获赐的是“绯鱼袋”，又叫“银绯鱼袋”，还有一种高级鱼袋，是比他官大的高官用的，叫“紫金鱼袋”。
说到这里，为方便理解鱼符、鱼袋，打个简单比方。比如今天的你，要到一家大公司工作，得办员工卡吧？这个员工卡，就是鱼符。不同的是，唐朝用玉、金、铜制作，现在用塑料制作；办了员工卡，你得将卡装入透明塑料袋，然后胸前一挂吧？这个透明塑料袋，就是鱼袋。不同的是，唐朝的鱼袋制作讲究，还分紫金、银绯的等级，现在呢，董事长总经理都跟普通员工一样，都是个透明塑料袋。当然，哪家公司要搞个高管用紫金色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中层干部用银绯色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普通员工用普通透明塑料袋装员工卡，也请自便。个人倒以为，颇有创意。
让高适有机会“赐绯鱼袋”，由八品官升四品官，是李隆基的第一次着急；不久，李隆基又出现了第二次着急。这一次着急，再次给了高适升官机会，使他从四品官的朝官，再次被破格提拔为正三品大员、封疆大吏——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
公元756年七月十六日，出于快速平叛的考虑，李隆基接受房琯的糊涂建议，决定采取“诸王分镇”的策略，以加强平叛的领导力量。他公开宣布，太子李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负责攻取长安、洛阳；永王李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盛王李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丰王李琪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分路率军平叛。
在李隆基看来，只要能消灭安禄山，李亨、李璘、李琦、李琪四个儿子中，哪个儿子最后平叛成功甚至当上皇帝，都可以；可太子李亨不干了，老爹你这么个搞法，是想让李璘、李琦、李琪他们三个学太宗李世民是吧？万一这三个中任何一个比自己军功大、军队多，自己不就得让位？
太子李亨坚决反对。他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也坚决反对，高适。
这里，就可以看出高适的战略眼光了。
如果按照房琯的糊涂建议，唐廷最后即使平叛成功，也必然出现李亨、李璘、李琦、李琪四个人各统军队、各霸一方的局面，唐朝天下必然出现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样一来，平叛还有什么意义？高适的初衷，当然是不希望唐朝天下大乱，但却在客观上迎合了李亨独霸帝位的心理。
而且，高适的担心，在“诸王分镇”的一开始，就成为了现实。永王李璘果然在一到任之后，即公开举兵反叛，意图割据。
李亨急召自己的志同道合者高适，商量对策。高适在慎重分析了江东形势之后，得出永王必败的结论。李亨对高适的精辟分析很是赞赏，直接提拔他为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让他领兵前去平定永王之乱。
高适的运气在这时，也是好得无以复加。他的兵还没到，永王李璘的军队就发生内乱，将领逃散，而李璘本人也在逃亡途中被杀。
这时，高适碰到了一件棘手的难事儿。啥难事儿？
好朋友李白，此时正在永王李璘的手下。换句话说，李白是叛军中的一员。此时正因此事被关在牢狱之中。
李白之所以接收永王李璘的征召，投入叛军，实在是因为其政治眼光的低下与幼稚。
昔年一起喝酒吹牛的朋友，现在一个是平叛主帅，意气风发；一个是阶下之囚，倒霉透顶。怎不令人唏嘘？
李白向高适发出了求救的信号，但是高适可能是因为身份所限，觉得爱莫能助吧，未予援手。此事最终导致李白被流放夜郎，还好，命保住了。
此后，高适历官太子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成都尹、剑南节度使、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
高适，终于实现了“屈指取公卿”的人生理想。公元765年（唐永泰元年），高适于65岁时去世。
在我们的印象中，“怀才不遇”是唐朝诗人们常态。这样的诗人，如李白、杜甫、孟浩然、王昌龄等等，可以举出一大串来。但是，也有混得好的，比如高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