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期，生动的现实推动着中国经济学向纵深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2007年8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台州学院和台州市经济学会等联合举办“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国际论坛”在浙江临海隆重召开，中外专家、学者120余人，企业家代表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中外专家、学者从学术视角，多维度研讨了民营经济外部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民营经济内部创新的动力机制。专家发言引起企业家的共鸣和思考，企业家代表发言给创新带来生动的案例。现将主要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首先致辞，他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温台地区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国家投资比重极低，温台经济的崛起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台经济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会上，刘树成作了“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专题报告。他认为，我国本轮（从2000年开始）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大大延长，出现了良性大变形，中外经济界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拐点还没有到来。从供给面来看，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因素发挥了积极，“煤、电、油、运、材”等资源性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使改善了经济的供给面，又使劳动力保持了很低成本，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从需求面来看，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我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从政策面来看，本轮宏观调控因素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本轮宏观调控新特点是：一是及时调控，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局部性问题转为全局性问题。二是不断调控，控制住经济波动的峰位，使经济波动不“冒顶”，即不突破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
2007年度的洛桑报告评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首次超过了日本，引起了国外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既包括已有的财富基础，也包括未来的竞争潜力；既反映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宏观环境的改善。日本鹿儿岛大学的唐国兴基于浙江省民营经济实证研究以及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民营经济将成为使我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钱津也认为，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现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民营企业创新的机制和动力
1.对创新的深层透视
美国Georgia州立大学Richard Welke基于产品创新、服务及产品服务化创新、结构创新、生活周期创新等创新类型和开放型创新、TRIZ等创新模式分析，指出，持续不变的创新是任何企业长期兴旺的重要保障，顾客以及他们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创新的关键在于愿意承担风险，接受失败的企业文化。
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晓阳指出，在不同生命周期技术创新的具有不同特点，创业期，以提高融资能力和特定的创新能力为主；成长期，以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强化市场竞争能力为主；成熟期，以加强创新意识、引导市场需求为主；衰退期，以保持创新意识为主。
2.创新的障碍和动力
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指出，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有：融资难、创新人才缺乏、
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保护不够、欠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欠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海理工大学的李好好等则认为，制度安排上不能“保证实施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中央财经大学的田建玺等认为，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的主要障碍在于：研发组织的官僚科层化、激励方式的单一性、投入回报规则的不合理、研发活动过分内向性，需要通过研发回归民企本质、组织网络化、激励多元化、内部分工合理化等措施加以解决。
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晓阳认为，外部动力要素包括市场竞争的推力、市场需求的拉动力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力，内部动力要素包括企业的创新意识和企业的创新能力。Vanderbilt大学的Germain Boer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创新的核心推动力。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则认为，民营企业创新的内部动力体系由企业家、员工围绕战略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内容展开，战略创新是导向，技术创新是主体，制度创新是关键，管理创新是核心，文化创新是支撑。
浙江大学的樊丽淑等基于150家宁波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依赖路径主要表现在：技术路径依赖、低成本路径依赖、思维与决策的路径依赖以及民营企业内部制度的锁定。只有通过深化制度与管理创新，建立新技术的获取和吸收机制，创新文化环境，并在外部环境上给予足够支持，才能打破上述路径的依赖。
山东理工大学的李平等基于Reinganum分析框架，从创新投入角度研究了潜在者通过技术创新进入市场行为，表明：不确定性条件下，潜在者减少R&D投资的动机要比在位垄断者低，潜在者通过高于在位垄断者的技术创新投入进入垄断市场，从而打破垄断市场结构。从而揭示了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优于国有企业。
3.产业集群与自主创新
浙江大学的柴志贤等指出，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完善的产业分工与联结能促进知识溢出，提高知识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应加强区域内产业间的分工、协作与联合，同时发挥城市推动知识溢出的纽带功能，提高产业间外部性与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浙江树人大学的余克艰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浙江省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呈现出“低成本创新”特点，即能以较少的R＆D投入获取较好的创新业绩，而实现这种创新的能力来自其所处的产业集群。集群网络中一家企业获得某种创新能力，就增加了整个集群网络与该项创新相关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能够在集群网络内部通过市场调节在集群企业中进行合理分配，进而提高整个集群的竞争力。安徽财经大学的任志安等基于民营企业信誉缺失现象的研究，结果表明，集群具有信息优势和信用优势，对民营企业信誉缺失的矫正具有可持续性。
湖南科技科技大学的刘友金等基于对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焦点企业作为技术扩散的源头、产业发展的向导、行业规范的主导等特殊角色作用在产业集群演进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焦点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与互补性、产品可解构性与产业技术多样性、产业集群网络的完整性与系统开放性、产业集群水平与企业家能力的适应性是焦点企业主导的产业集群良性快速演进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发展集群经济、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时，关键在于培育焦点企业。
山东大学的杜庆彬基于对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内源型产业集群内部存在跨环节功能升级趋势明显、营销环节驱动价值链升级、基于价值链整体的研发投入不足等现象。产业集群在升级方式上，需要协调平衡各环节资源移动，使有能力的企业顺利地实现功能升级；需要引导企业积极的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以提高自身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增强企业实力；集群内应积极扶持龙头贸易企业，以战略联盟等形式积极拓展自身的国际营销渠道，争取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主导权；应借助行业协会等民间商会组织加强要素资源，实现价值链整体效益的最优化。
4.治理结构与创新
中山大学的陈戈等指出，家族企业在创业期，私人信任强势，社会信任弱势的“泛家族化”为制度主流；在成长期，三级私人信任与次级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互有高低，两者共同构成了“关系与制度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但总的趋势是社会信任凸现，私人信任淡出的“去家族化”；在成熟期，核心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信任制度，它单独完成了企业治理使命。家族企业的成长，就是追求最优的信任体系配置，追求信任结构的总交易成本最小化。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云鹤考察了创业企业的控制权与索取权不匹配问题，认为为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家才能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相匹配。郑州大学的宋光华等认为家族企业需要通过发挥它自身的优势，克服局限性，并进行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市场制度等制度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浙江万里学院的姜明伦通过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治理结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组织形态随着企业产权结构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变化，现代分权状态正在形成；股权结构不断优化，自然人股东在大比例减少，股权集中度也在逐渐下降；健全的治理结构、完善的治理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华中师范大学的蔡靖方等构建了企业信贷融资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信贷融资的效应，结果表明，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对银企双方的融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企业的融资难题会随之得到有效缓解。
上海财经大学的常进雄等基于2005年沪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年度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所属行业以及资产规模都对管理层的年度货币薪酬产生显著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年度货币薪酬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公司长远发展来看，激励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杨浩则从非物质激励视角，通过对声誉机制激励作用进行了严格的数理分析，提出了建立创业投资经理人声誉机制的方案及相关建议。
三、民营经济创新的制度环境
1.政策环境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局的顾强指出，国家已经通过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全面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文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信、民航、铁路、石油石化、交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以及金融服务业，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此外，还需要从完善配套法规、完善行业准入配套政策、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等途径，进一步消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西安交通大学的刘儒认为，《物权法》的实施，建立健全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取消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
武汉大学的颜鹏飞等认为，虽然中央政策上已经不再歧视民营经济，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因素的制约，包括有形制度、无形制度以及实施机制三个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消除这些障碍。
苏州大学的孙永正基于上海、苏州、温州、无锡和常州等五市实证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对发展环境的满意度属于一般水平。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相关条例已颁布多年，但离真正全面落实还有很大距离。只有切实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才能使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广阔、深厚的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提出，政府在制定民营经济相关政策时应当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突出层次感以及政策之间的机制连动性，并从战略政策、战术政策、环境政策3个层次设计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武汉大学的赵锡斌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是制度环境系统的“杠杆作用点”，也是政府
进行制度环境创新的动力之一。只有政府与民营企业互动，才能建立起一种持续创新的有效机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江西财经大学的温锐等指出，制度变迁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
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CIB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的Stephan Rothlin指出，在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中要重视腐败、劳动环境等经济伦理问题。
2.金融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山东工商学院的辛波指出，区域之间资金的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比较好，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营造出“资金洼地”，就会引来资金，地方民营经济就可以较快发展，民营经济与金融生态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改良金融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都理工大学的黄寰认为，民间金融具备多种适宜于自主创新的功能特性，使民间金融更能切合区域自主创新的实情、更有效地畅通区域产学研的融合、更有助于风险企业的成长。有必要放手发展民间金融，发挥其对区域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
苏州大学的罗正英等基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财富集中度指标向信贷市场传递了高控制权收益的信号；区域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在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较大，且流动负债率也随之增长；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的重要评判标准。
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金融创新服务发展的十分迅速，但是仍然面临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中国银监会的姚勇等指出，需要从金融服务与社会责任的认识、服务体系的构建、客户细化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服务能力。浙江师范大学的姜新旺指出，植根于农村信任体系的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本质是一种信用困境；要以民间资本为依托，坚持自主性与内生性原则，构建中小企业内生性关系型借贷制度，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新思路。苏州大学的黄鹏提出大力发展“草根银行”，增添新型融资模式和改善传统融资模式等措施，以改善或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安徽财经大学的李刚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金融伦理缺失，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应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努力提高农村金融行业职业道德水准。山东大学的张玉明则提出，可以通过民营企业融资国际化来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结构。
本次论坛立足现实、放眼前沿、关注问题，有效促进中外学者的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促进学者与企业界的融合，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创新：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 ——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的高速、高质量增长期，生动的现实推动着中国经济学向纵深发展。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2007年8月11-1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台州学院和台州市经济学会等联合举办“中国民营经济创新国际论坛”在浙江临海隆重召开，中外专家、学者120余人，企业家代表50余人参加本次论坛，中外专家、学者从学术视角，多维度研讨了民营经济外部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民营经济内部创新的动力机制。专家发言引起企业家的共鸣和思考，企业家代表发言给创新带来生动的案例。现将主要讨论情况综述如下。
一、民营经济与中国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树成首先致辞，他指出，改革开放近3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温台地区自然资源十分匮乏，国家投资比重极低，温台经济的崛起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台经济现象值得深入研究。 会上，刘树成作了“中国经济走势分析”专题报告。他认为，我国本轮（从2000年开始）经济周期上升阶段大大延长，出现了良性大变形，中外经济界普遍关注的中国经济拐点还没有到来。从供给面来看，改革开放形成的体制因素发挥了积极，“煤、电、油、运、材”等资源性瓶颈制约已不同程度地逐步缓解，这有利于延长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支撑经济在适度高位的持续运行；就业结构的新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既使改善了经济的供给面，又使劳动力保持了很低成本，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从需求面来看，消费结构的升级和相应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我国本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重要推动力。从政策面来看，本轮宏观调控因素有利于经济周期上升阶段的延长。本轮宏观调控新特点是：一是及时调控，防止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由局部性问题转为全局性问题。二是不断调控，控制住经济波动的峰位，使经济波动不“冒顶”，即不突破经济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
2007年度的洛桑报告评估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首次超过了日本，引起了国外经济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既包括已有的财富基础，也包括未来的竞争潜力；既反映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宏观环境的改善。日本鹿儿岛大学的唐国兴基于浙江省民营经济实证研究以及中日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民营经济将成为使我国国际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钱津也认为，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现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发展民营企业来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民营企业创新的机制和动力
1.对创新的深层透视
美国Georgia州立大学Richard Welke基于产品创新、服务及产品服务化创新、结构创新、生活周期创新等创新类型和开放型创新、TRIZ等创新模式分析，指出，持续不变的创新是任何企业长期兴旺的重要保障，顾客以及他们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创新的关键在于愿意承担风险，接受失败的企业文化。
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晓阳指出，在不同生命周期技术创新的具有不同特点，创业期，以提高融资能力和特定的创新能力为主；成长期，以持续提高创新能力、强化市场竞争能力为主；成熟期，以加强创新意识、引导市场需求为主；衰退期，以保持创新意识为主。
2.创新的障碍和动力
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指出，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的主要因素有：融资难、创新人才缺乏、
自主知识产权开发保护不够、欠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欠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海理工大学的李好好等则认为，制度安排上不能“保证实施创新活动的行为主体应该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报偿或好处”。
中央财经大学的田建玺等认为，影响民营企业创新的主要障碍在于：研发组织的官僚科层化、激励方式的单一性、投入回报规则的不合理、研发活动过分内向性，需要通过研发回归民企本质、组织网络化、激励多元化、内部分工合理化等措施加以解决。
浙江财经学院的陈晓阳认为，外部动力要素包括市场竞争的推力、市场需求的拉动力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力，内部动力要素包括企业的创新意识和企业的创新能力。Vanderbilt大学的Germain Boer指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创新的核心推动力。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则认为，民营企业创新的内部动力体系由企业家、员工围绕战略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内容展开，战略创新是导向，技术创新是主体，制度创新是关键，管理创新是核心，文化创新是支撑。
浙江大学的樊丽淑等基于150家宁波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及访谈，发现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依赖路径主要表现在：技术路径依赖、低成本路径依赖、思维与决策的路径依赖以及民营企业内部制度的锁定。只有通过深化制度与管理创新，建立新技术的获取和吸收机制，创新文化环境，并在外部环境上给予足够支持，才能打破上述路径的依赖。
山东理工大学的李平等基于Reinganum分析框架，从创新投入角度研究了潜在者通过技术创新进入市场行为，表明：不确定性条件下，潜在者减少R&D投资的动机要比在位垄断者低，潜在者通过高于在位垄断者的技术创新投入进入垄断市场，从而打破垄断市场结构。从而揭示了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优于国有企业。
3.产业集群与自主创新
浙江大学的柴志贤等指出，较高的产业集聚水平、完善的产业分工与联结能促进知识溢出，提高知识利用效率，从而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应加强区域内产业间的分工、协作与联合，同时发挥城市推动知识溢出的纽带功能，提高产业间外部性与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的推动作用。浙江树人大学的余克艰通过实证分析表明，浙江省民营企业创新活动呈现出“低成本创新”特点，即能以较少的R＆D投入获取较好的创新业绩，而实现这种创新的能力来自其所处的产业集群。集群网络中一家企业获得某种创新能力，就增加了整个集群网络与该项创新相关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能够在集群网络内部通过市场调节在集群企业中进行合理分配，进而提高整个集群的竞争力。安徽财经大学的任志安等基于民营企业信誉缺失现象的研究，结果表明，集群具有信息优势和信用优势，对民营企业信誉缺失的矫正具有可持续性。
湖南科技科技大学的刘友金等基于对长沙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焦点企业作为技术扩散的源头、产业发展的向导、行业规范的主导等特殊角色作用在产业集群演进过程中是不可替代的；焦点企业之间的关联性与互补性、产品可解构性与产业技术多样性、产业集群网络的完整性与系统开放性、产业集群水平与企业家能力的适应性是焦点企业主导的产业集群良性快速演进的重要条件；地方政府在发展集群经济、形成特色产业集群时，关键在于培育焦点企业。
山东大学的杜庆彬基于对绍兴纺织产业集群的研究，结果表明：内源型产业集群内部存在跨环节功能升级趋势明显、营销环节驱动价值链升级、基于价值链整体的研发投入不足等现象。产业集群在升级方式上，需要协调平衡各环节资源移动，使有能力的企业顺利地实现功能升级；需要引导企业积极的进行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以提高自身企业经营管理能力，增强企业实力；集群内应积极扶持龙头贸易企业，以战略联盟等形式积极拓展自身的国际营销渠道，争取在国际价值链上的主导权；应借助行业协会等民间商会组织加强要素资源，实现价值链整体效益的最优化。
4.治理结构与创新
中山大学的陈戈等指出，家族企业在创业期，私人信任强势，社会信任弱势的“泛家族化”为制度主流；在成长期，三级私人信任与次级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互有高低，两者共同构成了“关系与制度并存”的二元治理结构，但总的趋势是社会信任凸现，私人信任淡出的“去家族化”；在成熟期，核心社会信任的交易成本远远低于其他信任制度，它单独完成了企业治理使命。家族企业的成长，就是追求最优的信任体系配置，追求信任结构的总交易成本最小化。上海交通大学的李云鹤考察了创业企业的控制权与索取权不匹配问题，认为为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家才能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相匹配。郑州大学的宋光华等认为家族企业需要通过发挥它自身的优势，克服局限性，并进行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市场制度等制度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
浙江万里学院的姜明伦通过对浙江省民营企业治理结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组织形态随着企业产权结构和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发生变化，现代分权状态正在形成；股权结构不断优化，自然人股东在大比例减少，股权集中度也在逐渐下降；健全的治理结构、完善的治理机制为科学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华中师范大学的蔡靖方等构建了企业信贷融资博弈模型，研究了企业信贷融资的效应，结果表明，不同产权制度的安排对银企双方的融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随着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逐渐完善，企业的融资难题会随之得到有效缓解。
上海财经大学的常进雄等基于2005年沪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年度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所属行业以及资产规模都对管理层的年度货币薪酬产生显著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年度货币薪酬具有显著的影响。从公司长远发展来看，激励创新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杨浩则从非物质激励视角，通过对声誉机制激励作用进行了严格的数理分析，提出了建立创业投资经理人声誉机制的方案及相关建议。
三、民营经济创新的制度环境
1.政策环境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局的顾强指出，国家已经通过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增强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200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全面清理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规规章文件，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电信、民航、铁路、石油石化、交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以及金融服务业，拓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此外，还需要从完善配套法规、完善行业准入配套政策、改革财税和金融体制等途径，进一步消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障碍。西安交通大学的刘儒认为，《物权法》的实施，建立健全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各种法律法规制度，取消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限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
武汉大学的颜鹏飞等认为，虽然中央政策上已经不再歧视民营经济，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还存在一些问题，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因素的制约，包括有形制度、无形制度以及实施机制三个方面，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消除这些障碍。
苏州大学的孙永正基于上海、苏州、温州、无锡和常州等五市实证调查和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企业对发展环境的满意度属于一般水平。我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相关条例已颁布多年，但离真正全面落实还有很大距离。只有切实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才能使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广阔、深厚的基础和源源不断的动力。重庆大学的周庆行等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提出，政府在制定民营经济相关政策时应当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突出层次感以及政策之间的机制连动性，并从战略政策、战术政策、环境政策3个层次设计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
武汉大学的赵锡斌认为，现阶段，民营企业是制度环境系统的“杠杆作用点”，也是政府
进行制度环境创新的动力之一。只有政府与民营企业互动，才能建立起一种持续创新的有效机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江西财经大学的温锐等指出，制度变迁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
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CIB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的Stephan Rothlin指出，在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中要重视腐败、劳动环境等经济伦理问题。
2.金融环境
良好的金融生态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山东工商学院的辛波指出，区域之间资金的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更多地取决于地区信用环境和金融环境。如果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比较好，那么，这个地区就能很好地营造出“资金洼地”，就会引来资金，地方民营经济就可以较快发展，民营经济与金融生态就会步入良性互动快速发展的轨道。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改良金融生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成都理工大学的黄寰认为，民间金融具备多种适宜于自主创新的功能特性，使民间金融更能切合区域自主创新的实情、更有效地畅通区域产学研的融合、更有助于风险企业的成长。有必要放手发展民间金融，发挥其对区域自主创新的积极作用。
苏州大学的罗正英等基于民营企业上市公司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家财富集中度指标向信贷市场传递了高控制权收益的信号；区域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民营企业的信贷融资结构具有显著影响，在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概率较大，且流动负债率也随之增长；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信贷融资可获性的重要评判标准。
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金融创新服务发展的十分迅速，但是仍然面临一系列宏观和微观的问题。中国银监会的姚勇等指出，需要从金融服务与社会责任的认识、服务体系的构建、客户细化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服务能力。浙江师范大学的姜新旺指出，植根于农村信任体系的民营企业融资困境的本质是一种信用困境；要以民间资本为依托，坚持自主性与内生性原则，构建中小企业内生性关系型借贷制度，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新思路。苏州大学的黄鹏提出大力发展“草根银行”，增添新型融资模式和改善传统融资模式等措施，以改善或解决民营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安徽财经大学的李刚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金融伦理缺失，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应充分考虑农民的需求意愿，并努力提高农村金融行业职业道德水准。山东大学的张玉明则提出，可以通过民营企业融资国际化来优化民营企业融资结构。
本次论坛立足现实、放眼前沿、关注问题，有效促进中外学者的融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促进学者与企业界的融合，有利于民营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