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第35卷
第6期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INNEＲMONGOLIASOCIALSCIENCES
Nov．2014Vol．35
№．6
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陈岗龙
（北京大学
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摘要］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历史研究从以往的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文明之间
“游牧文明带”联系的研究，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成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通过提出的概念，肯定了在东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文明带起到的传播文化和连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创造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了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察游牧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并难以保存下来，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多彩，应当充分认识和开发。
［关键词］游牧文明；东方文化；互动的世界体系；东方三大文化圈；游牧文明带［K28［A［1003－5281（2014）06－0172－06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从宏观的学术史看，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被
认知和被接受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首先，游牧文“异质性文明”明和东方文化是作为和“他者”登上学术舞台的。相对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被认为是侵略和掠夺定居文明，阻碍文明进程的“野蛮、落后”的文明；而东方则是相对于西方的“野蛮、愚昧、落后”的世界。其次，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命运”也相应地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人们重新意识到游牧文明的可
“东方”持续发展价值；而则经过了世界政治从“东西方二元对立”到“东西方消解论”以及东西方文
化从二元划分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历程，人们逐渐对“东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第三，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虽然受到关注，但是人们对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讨论和表述更多地停留在修辞手法的阶
段，缺乏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人们虽然认识到
游牧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生态的文明，但是对游牧文明精神的挖掘和讨论依然停留在“人与
”“英雄主义”自然的和谐等文学性的修辞阶段，却没有深刻揭示游牧文明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逻辑；
“东方”虽然逐渐从被西方殖民者的贬低和不真实的描述中解脱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被虚构的东方”的阴影。可以说，人们对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历史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用“实实在在的游牧文明历史”和“实实在在的东方文化历史”来回答与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的历史问题的程度。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东方文化的历史，也有必要深入研究游牧文明的历史，来回答仍然在很多地区传承的游牧文明（虽然人口不到全人类人口的1%）的价值和意义。而研究东方文化的历史，就绕不开讨论游牧文明的作用，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不仅是两个命运相同的学术概念，而且还是
［“东方文化史”（编号：11＆ZD082）。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4－10－02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陈岗龙，男，蒙古族，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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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内在联系和互相包容的历史文化概念。东方有很多游牧民族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这本身已经成为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游牧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东西方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纵观迄今为止的东方文化历史研究，不仅对游牧文明的关注不够，而且更是对游牧文明存在明显的历史偏见。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对游牧文明进行重新认识，有必要从历史的实证研究角度重新审视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界史专家吴于廑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
：“有一种民族的、耕世界》中指出种族的、植根于农耕世界文明的偏见，往往使得对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几次冲击的历史意义的考察受到不应有的
局限。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农耕世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文字的发明就是农耕世界的骄傲之一。有了文字，就有了历史记载。农耕世界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打上了农耕世界思想观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农耕世界文明的产儿。因此，很少例外，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都把以战车和骑兵武装起来的、使农耕世界屡次吃了亏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看作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种歧视的影响一直传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给他们所厌恨并怀有敌意的人加上‘匈奴’的溢号。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1750～1819）反对法国革命，就
。这种歧视、把革命的法国人称为‘西方的匈奴’
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
［3］（P．54）”而东西方历史学家走出这种古中的意义。
老的历史偏见却经历了漫长的思想历程。蒙元帝国历史的研究显示了这种世界史的视
野和必然趋势。中国学者在元朝历史研究中正确评价元朝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疆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指出蒙元帝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格局形成中的历史作用。而日本的东方学中则是一直有游牧民族与世界史研究的传统（虽然他们的研究中有浓厚的征服王朝论色彩），左口透和杉山正明等学者的著作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思想①。西方学界则因为历史遗留的恐惧，对蒙古人西征历史的认识，从
“上帝之鞭”最早的的可怕描述逐渐转向客观的历史评述，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丹尼斯·赛诺的《蒙古人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扼要的概述反映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态度的转变。丹尼斯·赛诺简明清晰地梳理蒙古人西征欧洲的历史：“尽管他们（蒙古脉络之后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引者）没有对西方文明做出持久的贡献，人—他们的历史地位还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文明不
①
一、游牧文明研究反思：从异质
文明到互动的世界史研究
《创世纪》中该隐杀死兄弟亚伯希伯来语圣经
的故事，反映了早期畜牧业和农业之间发生的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畜牧业神杜木兹和农业神恩金都为了得到女神伊南娜的爱情而产生了矛盾，最后畜牧神胜利。可见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历史悠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关游牧文明的记载基本上均由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游牧文明或者游牧民族被塑造成野蛮、贪婪、好战、抢掠成性，是阻碍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负面力量。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对游牧民族抱有历史偏见。伏尔泰明确蔑视土耳其人，主要因为他们给近代欧洲造成了威胁，而且他
［1］（P．258）
。而最们与中亚（鞑靼）游牧社会存在干系
早研究游牧文明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是把游
牧文明划入“停滞的文明”来讨论。汤因比指出：“停滞社会的突出例子是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
，“它们均他认为停滞的文明和社会的共同特点是
由于尝试并实现了一次重大的举动而停止了运动，它们均对恰好介于刺激和过分刺激之间的挑战进
行了应战。那些流产的文明，在试图出生的时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不幸夭折。停滞的文明则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在接下来的一轮中却遭”受了明确无误的失败。如果游牧民汤因比认为，族不丢掉自己游牧的标记，就无法超越文明史向更高一级发展的阶段
［2］（PP．113～115）
。
对游牧文明历史的客观认识，必须放弃和超越定居文明史家的有色眼光，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包括游牧文明在内的人类历史。著名世
《东西文明的交流·蒙古帝国与西洋》（第四卷、参见左口透日
1970年初版；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平凡社，文），
，2013年；杉山正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游牧民的世界史》，2014年。杉山正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明著作的中文翻译质量不高，建议学者最好引用日文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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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介入正在进行的争论，诸如蒙古人对俄罗斯文明有哪些贡献之类的问题。不过，我冒昧地建议：应对欧洲和亚洲的相对重要性做不偏不倚的评价，与此相关的是，蒙古人留下的世界观具有比欧洲人更”伟大的种族宽容性。
中外历史学家和东西方历史学家对蒙元帝国及蒙古人西征历史的研究，已经体现出一种用世界史的眼光从历史联系的视角研究以蒙元帝国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在世界史体系形成中的积极作用的趋势。这种研究在指出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欧洲和亚洲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战争和破坏的同时，也客观地评价了游牧民族的几次入侵和流动给世界史体系的形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国内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游牧文明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开启了现代的游牧文明研究，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学者在非洲、近东、中东和欧亚大陆大草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从进化的角度讨论游牧社会的价值。人类学学者们尝试了多种理论和方法，不过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对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差异的观察。而随着工业文明对游牧社会的冲击日益严重，人类学的游牧文明研究也更多地关注游牧文明的适应性和应用性研究，并将游牧文明的研究拓展到生态、权力、政治、种族、文化等广阔领域。彭兆荣等
《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学者的在简明扼要地介绍国外游牧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近30年国内学者研究游牧社会的理论成果。其中，“游牧文化”的六种研究模式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当今人类学界研究游牧文明的不同角度和思路①。
过去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游牧文明研究都强调游牧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汤因比对不同文明之间界限的过分强调。而在人类学研究中则是通过不同文明和社会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仍然是游牧社会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社会的独特价值，包括游牧民族本土学者为游牧文明作合理性辩护的研究成果中也是通过强调和论证游牧社会所具有的其他文明不具备的独特性来达到其研究目的。而历史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背后，游牧文明的讨论中缺乏的正是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同质性的研究。汤因比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进行了综合分析，分析单位就是具有明确界限和孤立性的不同地区的文明。这种对不同地区文明之间异质性的强调的突出例子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74
［4］（P．305）
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历史学界出现了与汤因
比等学者不同的理论方法，他们认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分析单位不应该是不同的文明，而是互动的世界
，“某种程度上，体系，强调一种跨文化的关联对不同文明的各自为政的赞赏……在过去两千年里一它们需要在慢慢浮现的世界体系图景中直持续着，
得以联合并聚集越来越多的跨越不同文明的人口”
［1］（P．126）
。
实际上，对于互动的世界体系的认识是从全球
化的世界格局的现实基础上得出来的。在这种互动的世界体系或者世界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们看到了蒙古人西征与蒙元帝国在旧大陆的世界史体系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互动的世界体系和宏观的世界史的研究思路给游牧文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分析和客观评论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中，游牧文明不再是游离于其他文明的异质性文明，而是与其他文明共同构成了动态的、发展的世界历史。在这种世界史体系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和差异甚至矛盾，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有了这样的理念，就会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文明的活力和游牧民族的活跃的身影，他们不仅侵扰和劫掠定居文明，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东方三大文化圈和游牧文明带
“文化圈”是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格雷布纳于1905年提出，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圈”的概念引入中国，提出东方文化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在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5］
。季羡林等在
《东方文化》：“根据我们的观丛书的总序中写道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
①
游牧文化研究模式分别是：游牧+民族；游牧+社会；游牧+
生计；游牧+思维；游牧+民俗文化；游牧+生态。参见彭兆《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学荣、李春霞、葛荣玲
2010年第1期。刊》
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6］（总序第2页）
。侯传文进一步理论化并详细阐释程”
：“东方文化的恢宏时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学说
期，在几个发达强盛的古老文明带动之下，经过地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动，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其中华夏文化向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扩散，形成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向周边的南亚和东南亚各国扩散，形成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在继承并融会西亚北非几个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兴起并向周围扩散，形成以阿拉伯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由于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社会构成和文化特质，因而各自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同时东方三大文化圈之间又互相交流，形成多元统一的东方文化”
［7］（P．121）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强调建设文明、文化
传播的历史观问题。丝绸之路有时代特色，但实际上一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游牧民族一直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及相关文明地带活动，连接着不同文明并传播着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丝绸之路看成是连接不同文化圈的最典型的游牧文明带。丝绸之路的名称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之间的联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而印度文化圈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进
。《中亚文明史》来的高度评价了蒙元帝国在商业、工艺美术、缫丝技术、木版印刷技术从中国向伊斯兰世界及欧洲传播过程中的决定性作［8］3）（
用导言第页。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玄奘和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鉴真和尚等个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中游牧民族所起的文化传播和连接作用。在文化传播中，不仅要看到玄奘、鉴真和尚等精英的个人贡献，也要看到游牧民族等族群的集体作用。同时，游牧文明带还拓展和延伸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影响范围。蒙古文化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应该归入印度文化圈。而突厥语族民族后来归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同时，不少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汉文化圈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印度文化圈主要是受佛教影响辐射，从藏传佛教的影响来讲，蒙古是印度文化圈最远的外径，直到贝加尔湖边的布里亚特，乃至跨越欧亚到伏尔加河边的卡尔梅克。而连接印度和蒙古佛教的藏族也是游牧民族。
。
三大文化圈的学说确实是宏观认识东方文化及其历史的重要思路。但是，不能把三大文化圈看成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分析单位。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圈内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以及东方三大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都要求我们进行动态的观察和研究。这其中，除了季羡林提出的学习和交流的情况（如中印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还不能忽视包括征战在内的历史上发生的民族迁徙、人口移动等动态因素。尤其是在东方三大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古代丝绸之路和蒙古人西征等游牧民族历史上的活动给各文化圈的交流和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东方三大文化圈不是互相分离的三座文化孤岛，它们互相之间和它们与西方文化圈之间都有交叉的地方，而且不同文化圈互相接触和交叉的边缘地带往往是游牧民族历史活动比
。在较活跃的地带，我们暂且叫作“游牧文明带”不仅要看到三大文化圈，也东方文化史的发展中，
要看到游牧文明带。暂且不说早期的雅里安人的迁徙与印欧语族民族的历史，从丝绸之路就能够看到游牧文明带的古老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交通的运输走廊，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接触的重要纽带。今天，国家在战略意义上提
三、游牧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那
么，游牧民族除了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有没有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我们暂且不一一列出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的成果目录，而是集中谈三个问题。
首先，不同的文明，由于其起源的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差异，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比例是不均衡的，这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文明中非常明显。如果用城市和物质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游牧文明，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物质文明成果确实非常少。著名的阿尔泰学专家丹尼斯·赛诺指出：“由于中央欧亚文明的特性，其考古发现的数量与
175
旧世界的几乎每个地方相比都显得不重要。一个只建立了几个城市的文明的遗存是很容易毁坏的。比方说，整个欧亚草原所出的考古材料还不如意大
［4］（P．389）”利多。很多文化史和艺术史著作也证明了丹尼斯·赛诺的说法。比如，著名的《加德纳世界艺术史》用34章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却没有提到游牧民族的艺术
［9］
承到游牧文明中，可以说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的哲学和思想实际上一直以活形态的方
式传承在今天的游牧文明中。张光直在讲中国古：“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产代文明的时候特别强调
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具体地说，这种政治程序的成份包括：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政治等级，宗族与武力的结合，以战争为掠夺征服的工具，独占巫师用以沟通”天地之法器的艺术品，等等。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变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份有单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
［10］（PP.340～341）
［10］（P．339）
。这主要是因为这
类艺术史主要是根据定居文明的艺术收藏品来研
究艺术成就的。确实，游牧文明没有留下多少能够在博物馆收藏的物质文化成果，但是游牧文明的博物馆却存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一个物质世界相对贫乏的文明，其精神世界不一定贫穷。恰恰相反，因为迁徙生活所迫，物质生活相对简单的游牧民族却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丰富的精神文明。“内陆亚洲草原和山区的游牧民，在诸如金属加工、绘画与编织等领域，拥有有限而强盛的技术，尽管他们的生存模式不利于一些表达创造性技艺的发展，如建筑与雕塑。同样，非常明显的活跃的史诗般民间文学传统在中世纪持续繁荣，正如乌古斯突厥语史诗《先祖阔尔库特书》中所见，而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人中的《玛纳斯》直到今天都一直保持着活力，可作为这种前伊斯兰时代文化英雄丰
［8］（导言第2页）
《中亚文明史》”碑持续生命力的见证。
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述的不够全面和精确。
。其实，张光直所提出的中国
古代文明的特征也是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
中特别涉及到游牧民族的传统信仰萨满教。张光直等学者通过考古研究得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实际上在游牧民族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还处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而是张光直提出的“连续性”在游牧文明中一直没有中断过。成吉思汗通过萨满的神谕得到长生天赐予的权力，就是这种文明特征的最好的历史阐释。
再次，游牧民族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包括原创性的本土文化和延续性的再创造。与定居文明的物质文化的研究相比，对游牧文明的物质文
，《中亚文明史》化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譬如第四卷下册是专门介绍和研究中亚文明成果的，按照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蒙古和突厥语族民族等游牧民族都包含在中亚文明的范围，但是实际上对游牧民族文明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并不充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这些游牧民族本身没有创造出物质文化和文明成果，而是对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和文明成果的研究未能提供更多的可资借鉴的资源来做详细介绍和后续研究。就蒙古文化部分，《中亚文明史》来讲中的内容不是令人满意的，在蒙古学研究中取得共识的很多文化成就（文字、书籍、艺术、史学传统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示。如札纳巴咱尔的绿度母雕塑绝对是佛教雕塑
《中亚文明史》只提到了《先祖阔尔库特书》和《玛
，纳斯》实际上中亚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至今流传着数量上超过千部的英雄史诗，仅蒙古民族中就流传着600多部史诗，其中包括《江格尔》等鸿《格萨尔》篇巨制。而藏族的和蒙古的《格斯尔》已经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史诗正如黑格尔所说，是这“百科全书”些游牧民族的和博物馆。而除了史诗以外，游牧民族的口头文化传承都是异常发达的，在游牧民族物质文明中看不到的丰富性在他们的口头文化传承中却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因此，研究游牧文明的文化，不能只根据考古材料、建筑艺术等进行物质文明的评价，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异常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如果定居民族的财富和文化都是集中在城市和建筑中，那么游牧民族的财富和文化实际上都存在每个成员的身上，包括他们的精神世界。
其次，游牧文明的一些思想遗产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而历史研究中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等提出的早期中国的一些重要特征一直传176
，艺术的顶级作品，札纳巴咱尔可谓“东方的罗丹”
但是由于研究的不够、评价的不充分，艺术史研究者们并没有认识到其真正价值。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和蒙古人对《诗镜论》的阐释、研究也是一样。由此可见，蒙古学研究要把眼光放宽，把蒙古文化的研究放在世界体系的研究中，用联系的历史观念来研究蒙古文化在东方文化史上、区域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其他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研究也一样。
到了游牧文明的积极身影。游牧文明带与三大文化圈的互动，构成了东方文化中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依存的历史画面。然而，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不仅仅是文化传播和文明的连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都曾经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游牧文明内部创造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化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笔者特别强调一点，看待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量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却依然丰富多彩，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开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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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文明类型，并
且和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存至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游牧民族被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们塑造成“野蛮、贪婪、好战”的负面形象，并且传统的历史观认为游牧民族的侵略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社会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存问题越来越严重，促使人们重新反思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游牧文明才重新回到科学研究的视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和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直接影响了历史研究的观点，世界史的研究由原来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在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中游牧文明自然而然成为最有活力的历史分析对象和单位。这种历史观的转变，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游牧文明历史的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游牧文明完全是阻碍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负面力量吗？游牧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有没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从东方文化史的角度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游牧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世界史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游牧民族在旧大陆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不再怀有疑问。将这一问题放在东方文化史中讨论，在东方三大文化圈的互动与发展中我们也看
（责任编辑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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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陈岗龙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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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促使历史研究从以往的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文明之间
“游牧文明带”联系的研究，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成为研究游牧文明的重要范式和思路。通过提出的概念，肯定了在东方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叉和交流中各个历史时期游牧文明带起到的传播文化和连接文明的重要作用。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也创造出各自丰富多彩的文明，构成了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察游牧民族创造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并难以保存下来，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多彩，应当充分认识和开发。
［关键词］游牧文明；东方文化；互动的世界体系；东方三大文化圈；游牧文明带［K28［A［1003－5281（2014）06－0172－06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从宏观的学术史看，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被
认知和被接受都经历了相同的过程。首先，游牧文“异质性文明”明和东方文化是作为和“他者”登上学术舞台的。相对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被认为是侵略和掠夺定居文明，阻碍文明进程的“野蛮、落后”的文明；而东方则是相对于西方的“野蛮、愚昧、落后”的世界。其次，随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和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命运”也相应地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工业文明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严重后果，人们重新意识到游牧文明的可
“东方”持续发展价值；而则经过了世界政治从“东西方二元对立”到“东西方消解论”以及东西方文
化从二元划分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历程，人们逐渐对“东方”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第三，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虽然受到关注，但是人们对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讨论和表述更多地停留在修辞手法的阶
段，缺乏具体而深入的实证研究。人们虽然认识到
游牧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生态的文明，但是对游牧文明精神的挖掘和讨论依然停留在“人与
”“英雄主义”自然的和谐等文学性的修辞阶段，却没有深刻揭示游牧文明的历史内涵和文化逻辑；
“东方”虽然逐渐从被西方殖民者的贬低和不真实的描述中解脱出来，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被虚构的东方”的阴影。可以说，人们对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的历史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用“实实在在的游牧文明历史”和“实实在在的东方文化历史”来回答与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同样的历史问题的程度。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东方文化的历史，也有必要深入研究游牧文明的历史，来回答仍然在很多地区传承的游牧文明（虽然人口不到全人类人口的1%）的价值和意义。而研究东方文化的历史，就绕不开讨论游牧文明的作用，游牧文明和东方文化不仅是两个命运相同的学术概念，而且还是
［“东方文化史”（编号：11＆ZD082）。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014－10－02收稿日期］［作者简介］陈岗龙，男，蒙古族，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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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内在联系和互相包容的历史文化概念。东方有很多游牧民族创造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这本身已经成为东方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千百年来“游牧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在东西方历史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东西方的历史甚至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纵观迄今为止的东方文化历史研究，不仅对游牧文明的关注不够，而且更是对游牧文明存在明显的历史偏见。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对游牧文明进行重新认识，有必要从历史的实证研究角度重新审视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
界史专家吴于廑在《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
：“有一种民族的、耕世界》中指出种族的、植根于农耕世界文明的偏见，往往使得对于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几次冲击的历史意义的考察受到不应有的
局限。在近代工业文明出现以前，农耕世界孕育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文明，文字的发明就是农耕世界的骄傲之一。有了文字，就有了历史记载。农耕世界的历史记载，几乎都打上了农耕世界思想观念的烙印。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农耕世界文明的产儿。因此，很少例外，农耕世界的历史学几乎都对游牧世界带有歧视，都把以战车和骑兵武装起来的、使农耕世界屡次吃了亏的游牧部族、半游牧部族，看作是历史上的破坏力量。这种歧视的影响一直传到近代，有些西方人给他们所厌恨并怀有敌意的人加上‘匈奴’的溢号。德意志作家施托尔贝格（1750～1819）反对法国革命，就
。这种歧视、把革命的法国人称为‘西方的匈奴’
偏见不破除，就不可能客观地、如实地考察游牧世界诸部族冲击农耕世界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史过程
［3］（P．54）”而东西方历史学家走出这种古中的意义。
老的历史偏见却经历了漫长的思想历程。蒙元帝国历史的研究显示了这种世界史的视
野和必然趋势。中国学者在元朝历史研究中正确评价元朝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疆土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也指出蒙元帝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世界格局形成中的历史作用。而日本的东方学中则是一直有游牧民族与世界史研究的传统（虽然他们的研究中有浓厚的征服王朝论色彩），左口透和杉山正明等学者的著作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思想①。西方学界则因为历史遗留的恐惧，对蒙古人西征历史的认识，从
“上帝之鞭”最早的的可怕描述逐渐转向客观的历史评述，经过了漫长的过程。丹尼斯·赛诺的《蒙古人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扼要的概述反映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学术态度的转变。丹尼斯·赛诺简明清晰地梳理蒙古人西征欧洲的历史：“尽管他们（蒙古脉络之后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引者）没有对西方文明做出持久的贡献，人—他们的历史地位还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文明不
①
一、游牧文明研究反思：从异质
文明到互动的世界史研究
《创世纪》中该隐杀死兄弟亚伯希伯来语圣经
的故事，反映了早期畜牧业和农业之间发生的冲突。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畜牧业神杜木兹和农业神恩金都为了得到女神伊南娜的爱情而产生了矛盾，最后畜牧神胜利。可见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历史悠久，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关游牧文明的记载基本上均由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的，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游牧文明或者游牧民族被塑造成野蛮、贪婪、好战、抢掠成性，是阻碍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负面力量。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今天，甚至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对游牧民族抱有历史偏见。伏尔泰明确蔑视土耳其人，主要因为他们给近代欧洲造成了威胁，而且他
［1］（P．258）
。而最们与中亚（鞑靼）游牧社会存在干系
早研究游牧文明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是把游
牧文明划入“停滞的文明”来讨论。汤因比指出：“停滞社会的突出例子是欧亚大陆的游牧社会。”
，“它们均他认为停滞的文明和社会的共同特点是
由于尝试并实现了一次重大的举动而停止了运动，它们均对恰好介于刺激和过分刺激之间的挑战进
行了应战。那些流产的文明，在试图出生的时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因此不幸夭折。停滞的文明则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在接下来的一轮中却遭”受了明确无误的失败。如果游牧民汤因比认为，族不丢掉自己游牧的标记，就无法超越文明史向更高一级发展的阶段
［2］（PP．113～115）
。
对游牧文明历史的客观认识，必须放弃和超越定居文明史家的有色眼光，从更广阔的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包括游牧文明在内的人类历史。著名世
《东西文明的交流·蒙古帝国与西洋》（第四卷、参见左口透日
1970年初版；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平凡社，文），
，2013年；杉山正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游牧民的世界史》，2014年。杉山正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明著作的中文翻译质量不高，建议学者最好引用日文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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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介入正在进行的争论，诸如蒙古人对俄罗斯文明有哪些贡献之类的问题。不过，我冒昧地建议：应对欧洲和亚洲的相对重要性做不偏不倚的评价，与此相关的是，蒙古人留下的世界观具有比欧洲人更”伟大的种族宽容性。
中外历史学家和东西方历史学家对蒙元帝国及蒙古人西征历史的研究，已经体现出一种用世界史的眼光从历史联系的视角研究以蒙元帝国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在世界史体系形成中的积极作用的趋势。这种研究在指出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欧洲和亚洲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战争和破坏的同时，也客观地评价了游牧民族的几次入侵和流动给世界史体系的形成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国内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游牧文明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开启了现代的游牧文明研究，人类学家或民族志学者在非洲、近东、中东和欧亚大陆大草原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并从进化的角度讨论游牧社会的价值。人类学学者们尝试了多种理论和方法，不过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对游牧社会与定居社会之间差异的观察。而随着工业文明对游牧社会的冲击日益严重，人类学的游牧文明研究也更多地关注游牧文明的适应性和应用性研究，并将游牧文明的研究拓展到生态、权力、政治、种族、文化等广阔领域。彭兆荣等
《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学者的在简明扼要地介绍国外游牧文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近30年国内学者研究游牧社会的理论成果。其中，“游牧文化”的六种研究模式比较清楚地概括了当今人类学界研究游牧文明的不同角度和思路①。
过去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游牧文明研究都强调游牧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汤因比对不同文明之间界限的过分强调。而在人类学研究中则是通过不同文明和社会的比较研究，最后得出的仍然是游牧社会之不同于其他文明社会的独特价值，包括游牧民族本土学者为游牧文明作合理性辩护的研究成果中也是通过强调和论证游牧社会所具有的其他文明不具备的独特性来达到其研究目的。而历史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背后，游牧文明的讨论中缺乏的正是一种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和同质性的研究。汤因比对整个人类发展史进行了综合分析，分析单位就是具有明确界限和孤立性的不同地区的文明。这种对不同地区文明之间异质性的强调的突出例子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174
［4］（P．305）
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历史学界出现了与汤因
比等学者不同的理论方法，他们认为研究世界历史的分析单位不应该是不同的文明，而是互动的世界
，“某种程度上，体系，强调一种跨文化的关联对不同文明的各自为政的赞赏……在过去两千年里一它们需要在慢慢浮现的世界体系图景中直持续着，
得以联合并聚集越来越多的跨越不同文明的人口”
［1］（P．126）
。
实际上，对于互动的世界体系的认识是从全球
化的世界格局的现实基础上得出来的。在这种互动的世界体系或者世界史的研究中，历史学家们看到了蒙古人西征与蒙元帝国在旧大陆的世界史体系构成中的作用和地位。互动的世界体系和宏观的世界史的研究思路给游牧文明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分析和客观评论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中，游牧文明不再是游离于其他文明的异质性文明，而是与其他文明共同构成了动态的、发展的世界历史。在这种世界史体系中，我们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界限和差异甚至矛盾，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历史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有了这样的理念，就会看到在世界历史上游牧文明的活力和游牧民族的活跃的身影，他们不仅侵扰和劫掠定居文明，同时也对世界格局的最终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东方三大文化圈和游牧文明带
“文化圈”是文化人类学传播学派的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格雷布纳于1905年提出，季羡林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把“文化圈”的概念引入中国，提出东方文化的三大文化圈即中国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在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研究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5］
。季羡林等在
《东方文化》：“根据我们的观丛书的总序中写道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
①
游牧文化研究模式分别是：游牧+民族；游牧+社会；游牧+
生计；游牧+思维；游牧+民俗文化；游牧+生态。参见彭兆《游牧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述评》，《民族学荣、李春霞、葛荣玲
2010年第1期。刊》
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6］（总序第2页）
。侯传文进一步理论化并详细阐释程”
：“东方文化的恢宏时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学说
期，在几个发达强盛的古老文明带动之下，经过地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融互动，形成了三大文化圈。其中华夏文化向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扩散，形成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印度文化向周边的南亚和东南亚各国扩散，形成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在继承并融会西亚北非几个古老文明的基础上兴起并向周围扩散，形成以阿拉伯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由于每个文化圈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社会构成和文化特质，因而各自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同时东方三大文化圈之间又互相交流，形成多元统一的东方文化”
［7］（P．121）
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强调建设文明、文化
传播的历史观问题。丝绸之路有时代特色，但实际上一直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存在，游牧民族一直在丝绸之路沿线以及相关文明地带活动，连接着不同文明并传播着自己的思想和文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丝绸之路看成是连接不同文化圈的最典型的游牧文明带。丝绸之路的名称本身已经说明了中国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之间的联系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深远影响；而印度文化圈的佛教传到中国来也是沿着丝绸之路进
。《中亚文明史》来的高度评价了蒙元帝国在商业、工艺美术、缫丝技术、木版印刷技术从中国向伊斯兰世界及欧洲传播过程中的决定性作［8］3）（
用导言第页。中印文化交流中的玄奘和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鉴真和尚等个人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同样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文化圈之间的交流中游牧民族所起的文化传播和连接作用。在文化传播中，不仅要看到玄奘、鉴真和尚等精英的个人贡献，也要看到游牧民族等族群的集体作用。同时，游牧文明带还拓展和延伸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影响范围。蒙古文化属于藏传佛教文化圈，应该归入印度文化圈。而突厥语族民族后来归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同时，不少游牧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与汉文化圈保持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印度文化圈主要是受佛教影响辐射，从藏传佛教的影响来讲，蒙古是印度文化圈最远的外径，直到贝加尔湖边的布里亚特，乃至跨越欧亚到伏尔加河边的卡尔梅克。而连接印度和蒙古佛教的藏族也是游牧民族。
。
三大文化圈的学说确实是宏观认识东方文化及其历史的重要思路。但是，不能把三大文化圈看成是静态的平面化的分析单位。文化圈与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化圈内部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以及东方三大文化圈与西方文化圈之间的互动和交流，都要求我们进行动态的观察和研究。这其中，除了季羡林提出的学习和交流的情况（如中印文化交流、中日文化交流），还不能忽视包括征战在内的历史上发生的民族迁徙、人口移动等动态因素。尤其是在东方三大文化圈和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中古代丝绸之路和蒙古人西征等游牧民族历史上的活动给各文化圈的交流和发展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东方三大文化圈不是互相分离的三座文化孤岛，它们互相之间和它们与西方文化圈之间都有交叉的地方，而且不同文化圈互相接触和交叉的边缘地带往往是游牧民族历史活动比
。在较活跃的地带，我们暂且叫作“游牧文明带”不仅要看到三大文化圈，也东方文化史的发展中，
要看到游牧文明带。暂且不说早期的雅里安人的迁徙与印欧语族民族的历史，从丝绸之路就能够看到游牧文明带的古老历史。古代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商贸交通的运输走廊，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接触的重要纽带。今天，国家在战略意义上提
三、游牧民族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文明包括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那
么，游牧民族除了充当文化传播者的角色，有没有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里，我们暂且不一一列出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的成果目录，而是集中谈三个问题。
首先，不同的文明，由于其起源的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差异，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比例是不均衡的，这在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的文明中非常明显。如果用城市和物质文明的标准来衡量游牧文明，游牧民族遗留下来的物质文明成果确实非常少。著名的阿尔泰学专家丹尼斯·赛诺指出：“由于中央欧亚文明的特性，其考古发现的数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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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的几乎每个地方相比都显得不重要。一个只建立了几个城市的文明的遗存是很容易毁坏的。比方说，整个欧亚草原所出的考古材料还不如意大
［4］（P．389）”利多。很多文化史和艺术史著作也证明了丹尼斯·赛诺的说法。比如，著名的《加德纳世界艺术史》用34章的篇幅介绍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却没有提到游牧民族的艺术
［9］
承到游牧文明中，可以说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古代东方文化的哲学和思想实际上一直以活形态的方
式传承在今天的游牧文明中。张光直在讲中国古：“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产代文明的时候特别强调
生，不是生产技术革命的结果，也不是贸易商业起飞的结果，而是逐渐通过政治程序所造成的财富极度集中的结果。具体地说，这种政治程序的成份包括：宗法制度所造成的政治等级，宗族与武力的结合，以战争为掠夺征服的工具，独占巫师用以沟通”天地之法器的艺术品，等等。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特征是：经过巫术进行天地人神的沟通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征；沟通手段的独占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的一个主要现象；促成阶级社会中沟通手段独占的是政治因素，即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中国古代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过程中主要的变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变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即技术上的变化，则是次要的；从史前到文明的过渡中，中国社会的主要成份有单方面的、重要的连续性
［10］（PP.340～341）
［10］（P．339）
。这主要是因为这
类艺术史主要是根据定居文明的艺术收藏品来研
究艺术成就的。确实，游牧文明没有留下多少能够在博物馆收藏的物质文化成果，但是游牧文明的博物馆却存在于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一个物质世界相对贫乏的文明，其精神世界不一定贫穷。恰恰相反，因为迁徙生活所迫，物质生活相对简单的游牧民族却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丰富的精神文明。“内陆亚洲草原和山区的游牧民，在诸如金属加工、绘画与编织等领域，拥有有限而强盛的技术，尽管他们的生存模式不利于一些表达创造性技艺的发展，如建筑与雕塑。同样，非常明显的活跃的史诗般民间文学传统在中世纪持续繁荣，正如乌古斯突厥语史诗《先祖阔尔库特书》中所见，而吉尔吉，斯（柯尔克孜）人中的《玛纳斯》直到今天都一直保持着活力，可作为这种前伊斯兰时代文化英雄丰
［8］（导言第2页）
《中亚文明史》”碑持续生命力的见证。
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论述的不够全面和精确。
。其实，张光直所提出的中国
古代文明的特征也是游牧文明的主要特征之一，其
中特别涉及到游牧民族的传统信仰萨满教。张光直等学者通过考古研究得出的中国古代文明的特征，实际上在游牧民族中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并不是说游牧民族还处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阶段，而是张光直提出的“连续性”在游牧文明中一直没有中断过。成吉思汗通过萨满的神谕得到长生天赐予的权力，就是这种文明特征的最好的历史阐释。
再次，游牧民族也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包括原创性的本土文化和延续性的再创造。与定居文明的物质文化的研究相比，对游牧文明的物质文
，《中亚文明史》化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譬如第四卷下册是专门介绍和研究中亚文明成果的，按照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蒙古和突厥语族民族等游牧民族都包含在中亚文明的范围，但是实际上对游牧民族文明成果的介绍和研究并不充分。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这些游牧民族本身没有创造出物质文化和文明成果，而是对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和文明成果的研究未能提供更多的可资借鉴的资源来做详细介绍和后续研究。就蒙古文化部分，《中亚文明史》来讲中的内容不是令人满意的，在蒙古学研究中取得共识的很多文化成就（文字、书籍、艺术、史学传统等）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示。如札纳巴咱尔的绿度母雕塑绝对是佛教雕塑
《中亚文明史》只提到了《先祖阔尔库特书》和《玛
，纳斯》实际上中亚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中至今流传着数量上超过千部的英雄史诗，仅蒙古民族中就流传着600多部史诗，其中包括《江格尔》等鸿《格萨尔》篇巨制。而藏族的和蒙古的《格斯尔》已经为世界所瞩目。这些史诗正如黑格尔所说，是这“百科全书”些游牧民族的和博物馆。而除了史诗以外，游牧民族的口头文化传承都是异常发达的，在游牧民族物质文明中看不到的丰富性在他们的口头文化传承中却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因此，研究游牧文明的文化，不能只根据考古材料、建筑艺术等进行物质文明的评价，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游牧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异常丰富多彩的精神文明。如果定居民族的财富和文化都是集中在城市和建筑中，那么游牧民族的财富和文化实际上都存在每个成员的身上，包括他们的精神世界。
其次，游牧文明的一些思想遗产具有典型的东方文化特征，而历史研究中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就中国古代文明而言，著名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先生等提出的早期中国的一些重要特征一直传176
，艺术的顶级作品，札纳巴咱尔可谓“东方的罗丹”
但是由于研究的不够、评价的不充分，艺术史研究者们并没有认识到其真正价值。蒙古文《甘珠尔》《丹珠尔》和蒙古人对《诗镜论》的阐释、研究也是一样。由此可见，蒙古学研究要把眼光放宽，把蒙古文化的研究放在世界体系的研究中，用联系的历史观念来研究蒙古文化在东方文化史上、区域文化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其他游牧民族和游牧文明的研究也一样。
到了游牧文明的积极身影。游牧文明带与三大文化圈的互动，构成了东方文化中定居文明与游牧文明互动、依存的历史画面。然而，游牧文明在东方文化史上的作用不仅仅是文化传播和文明的连接，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都曾经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游牧文明内部创造的文化成果大大丰富了东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化成果，理所当然地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里，笔者特别强调一点，看待游牧民族创造的文化的时候一定要从游牧文明自身的环境和条件去考量其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比例和关系。由于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方式，游牧文明创造的物质文化没有定居文明丰富，但是游牧民族的精神世界却依然丰富多彩，是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认识和开发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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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游牧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重要的文明类型，并
且和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存至今。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游牧民族被定居文明的历史学家们塑造成“野蛮、贪婪、好战”的负面形象，并且传统的历史观认为游牧民族的侵略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工业文明带给人类社会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生存问题越来越严重，促使人们重新反思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游牧文明才重新回到科学研究的视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间的认识论上的微妙变化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结果和当今世界格局及国际关系变化的结果。这种结果直接影响了历史研究的观点，世界史的研究由原来不同文明之间差异的研究转向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联系的研究，在互动的世界体系的研究中游牧文明自然而然成为最有活力的历史分析对象和单位。这种历史观的转变，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游牧文明历史的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游牧文明完全是阻碍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的负面力量吗？游牧文明对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有没有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从东方文化史的角度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游牧文明在人类历史发展到世界史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有相当多的学者对游牧民族在旧大陆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不再怀有疑问。将这一问题放在东方文化史中讨论，在东方三大文化圈的互动与发展中我们也看
（责任编辑牧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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