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杜贵晨
河北学刊 2012年08期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3-0088-05[收稿日期]2011-07-12
从人自身的立场上看，世界是由“人”和“物”组成的。所以，虽然由“人物”之说可以推导出“人”也是一种“物”，但无论在现实或虚拟的文学中，“人物”总是作为“人”，即非人之“物”的对象——主人、奴隶或其他相关者——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的延伸。文学作品中关于“物”的描写，作为“人”的生存状况与性格命运的影现，本质上是对“人”的描写，而“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特殊的共生关系，在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中尤为突出和明显。这一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关于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既要研究其自身相貌、言行、心理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又可以从“物”的角度，即作家以“物”写“人”的意图与效果方面来加以考察。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著名物象描写令人触目动心，引发了我们对相关描写传统尤其对某些经典物象之先后承衍联系的研究兴趣。兹举《西游记》的“紧箍儿”，《金瓶梅》中的“胡僧药”，《红楼梦》中的“冷香丸”三种，作为本文讨论的中心。
一、《西游记》中的“紧箍儿”
《西游记》写“紧箍儿”始自第八回，佛祖派遣观音去东土寻访取经人，临行赐五件宝贝，其中有金、禁、紧三个箍儿：
如来又取出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①
由此可知，“紧箍儿”出自佛祖，既是一样三个的总名，又是孙悟空所戴箍儿的专名。乃是能治妖魔之身以及其心，使其皈依佛教的法宝，自然是与魔性相反对的。所以，书中写观音菩萨使唐僧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儿”，其作用虽有不少似乎被唐僧念咒用歪了，但根本上仍是遵照佛祖的安排，保证了孙悟空能够尊师受教，一心修行，逐渐祛除“魔”性，以真正“悟空”成佛。这一“紧箍儿”，只针对孙悟空一人，是孙悟空“弃道从僧”以后，能够随唐僧西天取经一往无前、永不退悔的保障。自第十四回孙悟空被哄了戴上，并遭唐僧首次试咒惩罚起，前后共有七回书写唐僧七次用”紧箍儿”对孙悟空施惩(分别见第十四、十六、二十七、三十九、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回)，是取经路上孙悟空最感痛心疾首的一大羁勒。所以至第一百回全书结束写孙悟空成佛以后，第一想到的就是请师父为他取下此箍。“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小小“紧箍儿”就这样贯穿取经故事的始终，于全书叙事写人及主旨的表达，不可谓关系不大。但综合而言，其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紧箍儿”出自佛祖，经观音菩萨交由唐僧哄骗孙悟空戴上，乃佛家制魔之宝。
(2)“紧箍儿”是唐僧随时制约孙悟空唯一的法宝，决定了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特定的关系。
(3)“紧箍儿”自第八回出现，第十四回箍紧孙悟空，至第一百回孙从悟空头上自然褪去，前后几乎贯串全书，伴随了孙悟空自五行山下出来修功的全过程，于孙悟空性格命运的转变、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重大。
(4)作为佛家降服孙悟空的宝物之一，“紧箍儿”为圈形法器。与此相对应，书中另有一圈形的宝物，即太上老君之“金刚琢”，又名“金刚套”(第七、五十二回)。但“金刚琢”仅是打斗的武器，对孙悟空的威胁远不如“紧箍儿”厉害，从而显示道不如佛和佛法无边。
二、《金瓶梅》中的“胡僧药”
《金瓶梅》写西门庆三十三岁暴亡，除长期纵淫损害了健康之外，还由于潘金莲给他服用了过量的春药即“胡僧药”。没有纵淫，西门庆也不会早死；但没有“胡僧药”，西门庆不会暴死，故事便不会如《金瓶梅》现在所写的样子收场。所以，“胡僧药”对《金瓶梅》一书写人叙事与主旨的表达，都起着某种关键性作用。
《金瓶梅》一百回，至第四十九回才有西门庆“永福寺饯行遇胡僧”②，张竹坡评本作“遇胡僧现身施药”，并评曰：“施药必现身者，见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也。”[1][(P164)]而写胡僧“形骨古怪，相貌搊搜”，“不骑头口”，倒比西门庆骑马还快，异相异能，非寻常不轨和尚，而是天意安排西门庆命中所遇的关键人物。西门庆从他手中得赠春药“百十丸”内服和“二钱一块粉红膏儿”外用，内外夹攻，终致暴死。
按胡僧所说，此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西门庆得此药于此回，以结前此西门庆以自然力纵淫之一大循环，自第五十回与王六儿试药并及于李瓶儿起，此后断续每特笔写此药，有第五十一回(与潘金莲)、五十二回(与李桂姐)、五十九回(与郑爱月儿)、六十一回(与潘金莲)，六十七回(与如意儿)，六十九回(与林氏)，七十八回(与林氏、来爵儿媳妇)，七十九回(与王六儿、潘金莲)等，总计九回书中写西门庆十次服用“胡僧药”，包括西门庆九次自服和最后一次潘金莲给他一次三粒的过量服用，以致其脱阳而死，实以结西门庆一案。《金瓶梅》中“胡僧药”之设，非比寻常物象描写，乃兰陵笑笑生为结西门庆纵淫一生所作的精心安排。旧时评点家如张竹坡除于第四十九回评曰“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也”之外，还于第五十回评曰：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内，即安一梵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1][(P164)]。
此回特写王六儿与瓶儿试药起，盖为瓶儿伏病死之由，亦为西门伏死于王六儿之由也。瓶儿之死，伏于试药，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1][(P165)]。
又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
武大毒药，既出西门庆家，则西门毒药，固有人现身而来[1][(P87)]。
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十九回李渔评云：
此药较武大药所差几何?吃法与武大吃法所差几何?因果循环，读者猛省[2][(P351)]。
综合以上述论，《金瓶梅》写“胡僧药”的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金瓶梅》写“胡僧”送药，称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第四十九回)，来历非凡。
(2)“胡僧药”间接或直接致李瓶儿、西门庆先后死亡，官哥亦间接死于此药，是决定西门庆及其一家落败的关键之物。
(3)“胡僧药”虽然自第四十九回始出，至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即罄，只在全书偏后半部的前三十回中有具体描写，却承前启后，是故事进入高潮并发生逆转的关键。
(4)“胡僧药”与“武大毒药”相对，显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三、《红楼梦》中的“冷香丸”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写及薛宝钗“冷香丸”者先后有三回书。一是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写宝钗对周瑞家笑道：
“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子没有呢?”宝钗道：“有。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着?”宝钗道：“也不觉甚怎么着，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③
二是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遂问：
“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宝玉道：“既如此，这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三是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宝钗不能说话，手也不能摇动，眼干鼻塞。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却都不叫宝玉知道。一连治了七八天，终不见效，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才得病好。
综合上引有关描写可知，“冷香丸”的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冷香丸”是一位异僧——秃头和尚送的，出处神奇。脂评以为：“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第七回)《红楼梦》写警幻仙子所居“放春山”正有“遣香洞”，“香”即“一干风流冤孽”。所以，上引脂评虽然可能是揣测之言，然亦可信其深得作者之心。
(2)“冷香丸”药性冷，专治“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对于这股“热毒”，脂评曰：“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第七回)可知丸药之效只在遏欲窒情，是作者设计薛宝钗“金钗雪里埋”性情，写她为一“任是无情也动人”(第六十三回)的“冷美人”的关键之笔。
(3)由“冷香丸”之设可知，薛宝钗作为“一干风流孽鬼”之一，本与林黛玉等一样属内怀“热毒”的“情痴”，只是由于一直服用“冷香丸”之故，才未至于如林黛玉等为情所累、所误。故此，“冷香丸”决定了薛宝钗性格迥异于其他诸钗，尤其与林黛玉不同，是“钗、颦对峙”的保障之一。
(4)《红楼梦》写丸药数种，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之外，尚有林黛玉先后服用的“人参养荣丸”(第三回)和“天王补心丹”(第二十八回)。这两种中药丸性热，从而与“冷香丸”之“冷”相对应，相反的药性加强了“钗、颦对峙”的形势。
四、三者之异同
将如上“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三者相比较，可知其来历、作用等特点各有所不同：
(1)三者所受用之人：孙悟空是学佛的神魔，西门庆是世间的妄人，薛宝钗是造凡历劫的“风流孽鬼”，且为女性。
(2)三者性状：“紧箍儿”是外用的，“胡僧药”是内服兼外用的，“冷香丸”是内服的，且有为械为药的区别。
(3)三者之效用：“紧箍儿”是治心的，“胡僧药”是助淫的，“冷香丸”是遏情的。
三者之间的诸多不同显而易见，使读者往往不会以它们相并观之，因此也未见学者作过三者的比较与讨论。其实，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文学现象，对于这样三个小说中的物象，我们更应当关注三者在来历与作用等特点上的相通、相似、相近之处，它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三者均非人世间物，或观音菩萨、或胡僧、或秃头和尚，均佛教神话人物不请自来所赠送，表明三者均系受佛教影响的产物。
(2)三者在书中均对主要或重要人物性格命运发生或钳制、或助推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故事的走向与进程，是全书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设计的一大关键。例如，“紧箍儿”又有咒语曰“定心真言”，一旦用上，可使包括孙悟空在内无论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第八回)。又如，“至梵僧药，实……为瓶儿致病之由，而西门溺血之故，亦由此药起。”[1][P214]“西门吃梵僧药而死其身”[1][(P168)]；“冷香丸”则能抑制宝钗先天带来的“热毒”，使其成为并长期保持与林黛玉对峙的“冷美人”形象，使贾府上下均乐于接纳她，为“金玉良缘”扫清障碍。
(3)三者各自有对，均具有关系一书全局的寓意。《西游记》中“紧箍儿”与太上老君的“金刚琢”相对，二者对孙悟空的作用则显见佛高于道，表明“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必要的羁束是修行成功的关键，而修行之道则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金瓶梅》中“胡僧药”与毒害武大的“鸩药”相对，二者一还一报，加强全书因果报应的思想倾向，同时是其所谓“嗜欲深者生机浅”(第七十九回)的证明。《红楼梦》中“冷香丸”与“人参养荣丸”、“天王补心丹”相对。这一设计当是由于作者不相信世俗竟有这种几乎是纯理性的“冷美人”，又要促成“钗、颦对峙”，所以，只有通过使薛宝钗服用“冷香丸”作特殊的处理，以抑制其先天带来的“热毒”，这就硬把与林黛玉同为“风流冤孽”的薛宝钗，捏造成堪称“理”之化身的“冷美人”，作了“情”之化身的林黛玉的对照性人物。这个过程在使宝、黛“心事终虚化”(第五回)的同时，也为钗、玉“金玉良缘”扫清了障碍。而所谓“金玉良缘”，不过是娇杏“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第二回)命运所显示的对世俗“无儿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侧批)的“正话”，此乃作者笔下最大的人间恨事。
比较如上三者的异同可知，虽然三者之异明显而突出，但是三者之相通、相似与相同更具本质意义，即都是在通过设置某一特殊物象，使之扼住人物命运的咽喉，以致其性格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三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题材和主旨有着巨大差异的小说中，竟有此等以“物”写“人”的共同艺术手法，固然是各自作者自觉有意的选择，但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契合，而应该有其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彼此间先后相承的联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五、四个来源
其一，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产物。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形成了以物写人乃至作为人物命运关键和叙事之枢机的传统。这一传统如果说在唐人小说《古镜记》(古镜)、《板桥三娘子》(荞麦烧饼)中已经初见端倪，那么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出来，诸如前书中的“锦囊”、后书中的“天书”之类，已经被用来影响相关人物命运、推动和整合故事情节的需要了。这一传统使后世作者在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一到不易扭捏或扭捏不来时，即思一非常之人祭出非常之物，赋予其特定的功用以为叙事的过节。在《西游记》中如来通过观音菩萨给唐僧的“三个箍儿”之设，形式上应当是受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启发并翻新出奇而来。它的翻新出奇之处，除了更加强调了物象本身一而三、三而一的大暗扣作用之外，更在于其不仅把“紧箍儿”一而三的“三个”都照顾到了，还特别突出了三者之中孙悟空所戴“紧箍儿”的描写，使之在诸物象中具有了与取经中心人物共始终的地位与作用，使此前这一虽然久远却不甚鲜明之叙事传统凸显起来，更易于启发后来。《金瓶梅》写“胡僧药”与《红楼梦》写“冷香丸”等，都是唐代以降小说以物写人传统延续的产物。
其二，这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至以人物命运为描写中心的结果。上述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虽然自唐人小说即初露端倪，但这一传统却是随着中国古代小说由叙事为中心逐渐转移至以写人为中心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与成熟的。明显的标志是，《三国演义》中“三个锦囊”的设计，除有进一步显扬诸葛亮料事如神的作用之外，无论对刘备或赵云性格的刻画都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但至《水浒传》中的“天书”，由于只许宋江与吴用两人观看，并显然主要是宋江一人的密诀，这就无疑地加强和突出了宋江本为“星君”的特征及其在一百零八人中的地位。因此，《水浒传》的“天书”之设，是把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与全书中心人物形象塑造结合起来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但从“天书”仅有行兵布阵方面的作用来看，《水浒传》的作者尚没有意识到能够以物写人的性格转变。这一意识随着小说艺术逐渐发展到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直到《西游记》才显然地自觉起来，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其以“紧箍儿”扼住孙悟空命运的设计，并先后引发形成了《金瓶梅》“胡僧药”和《红楼梦》“冷香丸”等以物写人的一脉传统。也就是说，“紧箍儿”等以“物”写“人”一脉传统的形成，虽因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大传统的推动，但更具体的是明中叶以后小说艺术发展到以人物命运为描写中心的结果。
其三，这是“紧箍儿”、“胡僧药”、“冷香丸”三者先后承衍的结果。就中国古代有关物与人关系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紧箍儿”等三者各有所祖。例如，《金瓶梅》写西门庆服“胡僧药”而暴亡情节的设计，应自托名汉伶玄《飞燕外传》写汉成帝服用过量春药而死模拟脱化而来，但更应该考虑到，《水浒传》已写定武大遭潘金莲与西门庆等合谋用鸩药害死的情节，使以因果报应为意的《金瓶梅》作者，易于产生以“胡僧药”为报应结束西门庆生命之构思的因素。但如此一来，“胡僧药”进而“冷香丸”之设，与以上“锦囊”——“紧箍儿”的传承似绝无关系了?其实不然。从《西游记》写唐僧七次以“紧箍儿”惩罚孙悟空、《金瓶梅》写西门庆用“胡僧药”分布在九回书中九次来写看，不免使我们想到《三国演义》“七擒孟获”与“九伐中原”的经典描写，进而知道这几部书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与相互借鉴的关系真乃匪夷所思；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后来“胡僧药”与“冷香丸”可以扼住主人公性命的本质特征，只有《西游记》关于“紧箍儿”的描写才首次被赋予并展开了充分的描写，它们的先后相通应该并非出于偶然，尤其在“深得《金瓶(梅)》堂奥”(《红楼梦》甲戌本第十三回脂批)来说，“冷香丸”最有可能是受到了“胡僧药”的启发，就其反面设想而得来。
其四，这是作者重表现而轻再现美学理念下的选择。笔者以为，比较文学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再现原则，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更倾向于“意在笔先”④和“因文生事”[3][(P248)]，“为文计，不为事计”[3][(P294)]的表现艺术。这种重表现而轻再现的艺术倾向，使小说描写往往为理念而牺牲现实，尤其在作品的总体构思上，几无不为了理念的表现而扭曲甚至牺牲生活的真实，捏造出诸如“因果报应”、“大团圆”等种种不合常情乃至怪诞的意象或情节，“紧箍儿”等三物象的描写理论上就是此种美学取向的产物。具体说，“《西游》，一成佛之书也”，“紧箍儿”即为佛祖、菩萨使孙悟空“入我门来”(第八回)而设；《金瓶梅》，“戒淫”[1][(P1)]之书也，西门庆必以淫死，“胡僧药”即为此而设；《红楼梦》，“谈情”之书也，“无儿女之情，方有夫人之分”，“冷香丸”即为薛宝钗后嫁贾宝玉而设(第一回)。此等设计，如果说在《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是合理的，那么从对被认为是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人情小说”的《金瓶梅》、《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要求看，出现带有神异色彩的“胡僧药”或“冷香丸”似乎就不够自然了。然而问题在于，小说是“讲故事”[4][(P220)]，其艺术性的高低并非只能以所谓“现实主义”再现的真实性作衡量，还可以从“讲故事”的优劣即艺术表现水平的高低作判断。从艺术表现水平的高低作判断，则无论“紧箍儿”或“胡僧药”、“冷香丸”之设，都是极精彩的物象。有关描写受到读者的欢迎，也证明了可以并且应该作如是观。
综合以上“紧箍儿”等三者异同的考论可知，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先后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也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去甚远。因此，即使对《金瓶梅》和《红楼梦》这类中国古代小说，我们切不可以只是套用西方的文论来加以解读，而应该适当参照西方理论，主要从文本出发，自主地发现其民族文化的特点与内涵。
注释：
①吴承恩著，李卓吾、黄周星评《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②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③曹雪芹、高鹗著，脂胭斋评《红楼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④《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作者介绍：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杜贵晨(1950—)，男，山东省宁阳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作者：杜贵晨
河北学刊 2012年08期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3-0088-05[收稿日期]2011-07-12
从人自身的立场上看，世界是由“人”和“物”组成的。所以，虽然由“人物”之说可以推导出“人”也是一种“物”，但无论在现实或虚拟的文学中，“人物”总是作为“人”，即非人之“物”的对象——主人、奴隶或其他相关者——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物”被打上了“人”的烙印，成为“人”的延伸。文学作品中关于“物”的描写，作为“人”的生存状况与性格命运的影现，本质上是对“人”的描写，而“物”与“人”之间所形成的特殊的共生关系，在叙事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中尤为突出和明显。这一状况，促使我们思考，关于古代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既要研究其自身相貌、言行、心理及其与他人的关系，又可以从“物”的角度，即作家以“物”写“人”的意图与效果方面来加以考察。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已经成为经典的著名物象描写令人触目动心，引发了我们对相关描写传统尤其对某些经典物象之先后承衍联系的研究兴趣。兹举《西游记》的“紧箍儿”，《金瓶梅》中的“胡僧药”，《红楼梦》中的“冷香丸”三种，作为本文讨论的中心。
一、《西游记》中的“紧箍儿”
《西游记》写“紧箍儿”始自第八回，佛祖派遣观音去东土寻访取经人，临行赐五件宝贝，其中有金、禁、紧三个箍儿：
如来又取出三个箍儿，递与菩萨道：“此宝唤做‘紧箍儿’；虽是一样三个，但只是用各不同。我有‘金紧禁’的咒语三篇。假若路上撞见神通广大的妖魔，你须是劝他学好，跟那取经人做个徒弟。他若不伏使唤，可将此箍儿与他戴在头上，自然见肉生根。各依所用的咒语念一念，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①
由此可知，“紧箍儿”出自佛祖，既是一样三个的总名，又是孙悟空所戴箍儿的专名。乃是能治妖魔之身以及其心，使其皈依佛教的法宝，自然是与魔性相反对的。所以，书中写观音菩萨使唐僧给孙悟空戴的“紧箍儿”，其作用虽有不少似乎被唐僧念咒用歪了，但根本上仍是遵照佛祖的安排，保证了孙悟空能够尊师受教，一心修行，逐渐祛除“魔”性，以真正“悟空”成佛。这一“紧箍儿”，只针对孙悟空一人，是孙悟空“弃道从僧”以后，能够随唐僧西天取经一往无前、永不退悔的保障。自第十四回孙悟空被哄了戴上，并遭唐僧首次试咒惩罚起，前后共有七回书写唐僧七次用”紧箍儿”对孙悟空施惩(分别见第十四、十六、二十七、三十九、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回)，是取经路上孙悟空最感痛心疾首的一大羁勒。所以至第一百回全书结束写孙悟空成佛以后，第一想到的就是请师父为他取下此箍。“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行者举手去摸一摸，果然无之”。小小“紧箍儿”就这样贯穿取经故事的始终，于全书叙事写人及主旨的表达，不可谓关系不大。但综合而言，其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紧箍儿”出自佛祖，经观音菩萨交由唐僧哄骗孙悟空戴上，乃佛家制魔之宝。
(2)“紧箍儿”是唐僧随时制约孙悟空唯一的法宝，决定了唐僧与孙悟空之间特定的关系。
(3)“紧箍儿”自第八回出现，第十四回箍紧孙悟空，至第一百回孙从悟空头上自然褪去，前后几乎贯串全书，伴随了孙悟空自五行山下出来修功的全过程，于孙悟空性格命运的转变、故事情节的发展，关系重大。
(4)作为佛家降服孙悟空的宝物之一，“紧箍儿”为圈形法器。与此相对应，书中另有一圈形的宝物，即太上老君之“金刚琢”，又名“金刚套”(第七、五十二回)。但“金刚琢”仅是打斗的武器，对孙悟空的威胁远不如“紧箍儿”厉害，从而显示道不如佛和佛法无边。
二、《金瓶梅》中的“胡僧药”
《金瓶梅》写西门庆三十三岁暴亡，除长期纵淫损害了健康之外，还由于潘金莲给他服用了过量的春药即“胡僧药”。没有纵淫，西门庆也不会早死；但没有“胡僧药”，西门庆不会暴死，故事便不会如《金瓶梅》现在所写的样子收场。所以，“胡僧药”对《金瓶梅》一书写人叙事与主旨的表达，都起着某种关键性作用。
《金瓶梅》一百回，至第四十九回才有西门庆“永福寺饯行遇胡僧”②，张竹坡评本作“遇胡僧现身施药”，并评曰：“施药必现身者，见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也。”[1][(P164)]而写胡僧“形骨古怪，相貌搊搜”，“不骑头口”，倒比西门庆骑马还快，异相异能，非寻常不轨和尚，而是天意安排西门庆命中所遇的关键人物。西门庆从他手中得赠春药“百十丸”内服和“二钱一块粉红膏儿”外用，内外夹攻，终致暴死。
按胡僧所说，此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西门庆得此药于此回，以结前此西门庆以自然力纵淫之一大循环，自第五十回与王六儿试药并及于李瓶儿起，此后断续每特笔写此药，有第五十一回(与潘金莲)、五十二回(与李桂姐)、五十九回(与郑爱月儿)、六十一回(与潘金莲)，六十七回(与如意儿)，六十九回(与林氏)，七十八回(与林氏、来爵儿媳妇)，七十九回(与王六儿、潘金莲)等，总计九回书中写西门庆十次服用“胡僧药”，包括西门庆九次自服和最后一次潘金莲给他一次三粒的过量服用，以致其脱阳而死，实以结西门庆一案。《金瓶梅》中“胡僧药”之设，非比寻常物象描写，乃兰陵笑笑生为结西门庆纵淫一生所作的精心安排。旧时评点家如张竹坡除于第四十九回评曰“西门之死，全以此物之妄施故也”之外，还于第五十回评曰：
文字至五十回已一半矣。看他于四十九回内，即安一梵僧施药，盖为死瓶儿、西门之根[1][(P164)]。
此回特写王六儿与瓶儿试药起，盖为瓶儿伏病死之由，亦为西门伏死于王六儿之由也。瓶儿之死，伏于试药，不知官哥之死，亦伏于此[1][(P165)]。
又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说：
武大毒药，既出西门庆家，则西门毒药，固有人现身而来[1][(P87)]。
又《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七十九回李渔评云：
此药较武大药所差几何?吃法与武大吃法所差几何?因果循环，读者猛省[2][(P351)]。
综合以上述论，《金瓶梅》写“胡僧药”的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金瓶梅》写“胡僧”送药，称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第四十九回)，来历非凡。
(2)“胡僧药”间接或直接致李瓶儿、西门庆先后死亡，官哥亦间接死于此药，是决定西门庆及其一家落败的关键之物。
(3)“胡僧药”虽然自第四十九回始出，至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死即罄，只在全书偏后半部的前三十回中有具体描写，却承前启后，是故事进入高潮并发生逆转的关键。
(4)“胡僧药”与“武大毒药”相对，显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三、《红楼梦》中的“冷香丸”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写及薛宝钗“冷香丸”者先后有三回书。一是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宴宁府宝玉会秦钟》写宝钗对周瑞家笑道：
“再不要提吃药，为这病请大夫吃药，也不知白花了多少银子钱呢。凭你什么名医仙药，从不见一点儿效。后来还亏了一个秃头和尚，说专治无名之症，因请他看了。他说我这是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幸而先天壮，还不相干。若吃寻常药，是不中用的。他就说了一个海上方，又给了一包药末子作引子，异香异气的。不知是那里弄了来的。他说发了时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吃他的药倒效验些。”……周瑞家的又问道：“这药可有名子没有呢?”宝钗道：“有。这也是那癞头和尚说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点头儿，因又说：“这病发了时到底觉怎么着?”宝钗道：“也不觉甚怎么着，只不过喘嗽些，吃一丸下去也就好些了。”③
二是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宝玉此时与宝钗就近，只闻一阵阵凉森森甜丝丝的幽香，竟不知系何香气，遂问：
“姐姐熏的是什么香?我竟从未闻见过这味儿。”宝钗笑道：“我最怕熏香，好好的衣服，熏的烟燎火气的。”宝玉道：“既如此，这是什么香?”宝钗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是我早起吃了丸药的香气。”宝玉笑道：“什么丸药这么好闻?好姐姐，给我一丸尝尝。”宝钗笑道：“又混闹了，一个药也是混吃的?”
三是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宝钗不能说话，手也不能摇动，眼干鼻塞。叫人请医调治，渐渐苏醒回来。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早惊动荣宁两府的人，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贾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却都不叫宝玉知道。一连治了七八天，终不见效，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才得病好。
综合上引有关描写可知，“冷香丸”的来历、作用等特点如下：
(1)“冷香丸”是一位异僧——秃头和尚送的，出处神奇。脂评以为：“卿不知从那里弄来，余则深知是从放春山采来，以灌愁海水和成，烦广寒玉兔捣碎，在太虚幻境空灵殿上炮制配合者也。”(第七回)《红楼梦》写警幻仙子所居“放春山”正有“遣香洞”，“香”即“一干风流冤孽”。所以，上引脂评虽然可能是揣测之言，然亦可信其深得作者之心。
(2)“冷香丸”药性冷，专治“从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对于这股“热毒”，脂评曰：“凡心偶炽，是以孽火齐攻。”(第七回)可知丸药之效只在遏欲窒情，是作者设计薛宝钗“金钗雪里埋”性情，写她为一“任是无情也动人”(第六十三回)的“冷美人”的关键之笔。
(3)由“冷香丸”之设可知，薛宝钗作为“一干风流孽鬼”之一，本与林黛玉等一样属内怀“热毒”的“情痴”，只是由于一直服用“冷香丸”之故，才未至于如林黛玉等为情所累、所误。故此，“冷香丸”决定了薛宝钗性格迥异于其他诸钗，尤其与林黛玉不同，是“钗、颦对峙”的保障之一。
(4)《红楼梦》写丸药数种，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之外，尚有林黛玉先后服用的“人参养荣丸”(第三回)和“天王补心丹”(第二十八回)。这两种中药丸性热，从而与“冷香丸”之“冷”相对应，相反的药性加强了“钗、颦对峙”的形势。
四、三者之异同
将如上“紧箍儿”、“胡僧药”与“冷香丸”三者相比较，可知其来历、作用等特点各有所不同：
(1)三者所受用之人：孙悟空是学佛的神魔，西门庆是世间的妄人，薛宝钗是造凡历劫的“风流孽鬼”，且为女性。
(2)三者性状：“紧箍儿”是外用的，“胡僧药”是内服兼外用的，“冷香丸”是内服的，且有为械为药的区别。
(3)三者之效用：“紧箍儿”是治心的，“胡僧药”是助淫的，“冷香丸”是遏情的。
三者之间的诸多不同显而易见，使读者往往不会以它们相并观之，因此也未见学者作过三者的比较与讨论。其实，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文学现象，对于这样三个小说中的物象，我们更应当关注三者在来历与作用等特点上的相通、相似、相近之处，它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三者均非人世间物，或观音菩萨、或胡僧、或秃头和尚，均佛教神话人物不请自来所赠送，表明三者均系受佛教影响的产物。
(2)三者在书中均对主要或重要人物性格命运发生或钳制、或助推的作用，深刻影响了故事的走向与进程，是全书人物形象、故事情节设计的一大关键。例如，“紧箍儿”又有咒语曰“定心真言”，一旦用上，可使包括孙悟空在内无论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眼胀头痛，脑门皆裂，管教他入我门来”(第八回)。又如，“至梵僧药，实……为瓶儿致病之由，而西门溺血之故，亦由此药起。”[1][P214]“西门吃梵僧药而死其身”[1][(P168)]；“冷香丸”则能抑制宝钗先天带来的“热毒”，使其成为并长期保持与林黛玉对峙的“冷美人”形象，使贾府上下均乐于接纳她，为“金玉良缘”扫清障碍。
(3)三者各自有对，均具有关系一书全局的寓意。《西游记》中“紧箍儿”与太上老君的“金刚琢”相对，二者对孙悟空的作用则显见佛高于道，表明“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必要的羁束是修行成功的关键，而修行之道则是“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金瓶梅》中“胡僧药”与毒害武大的“鸩药”相对，二者一还一报，加强全书因果报应的思想倾向，同时是其所谓“嗜欲深者生机浅”(第七十九回)的证明。《红楼梦》中“冷香丸”与“人参养荣丸”、“天王补心丹”相对。这一设计当是由于作者不相信世俗竟有这种几乎是纯理性的“冷美人”，又要促成“钗、颦对峙”，所以，只有通过使薛宝钗服用“冷香丸”作特殊的处理，以抑制其先天带来的“热毒”，这就硬把与林黛玉同为“风流冤孽”的薛宝钗，捏造成堪称“理”之化身的“冷美人”，作了“情”之化身的林黛玉的对照性人物。这个过程在使宝、黛“心事终虚化”(第五回)的同时，也为钗、玉“金玉良缘”扫清了障碍。而所谓“金玉良缘”，不过是娇杏“偶因一着错，便为人上人”(第二回)命运所显示的对世俗“无儿女之情，故有夫人之分”(《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侧批)的“正话”，此乃作者笔下最大的人间恨事。
比较如上三者的异同可知，虽然三者之异明显而突出，但是三者之相通、相似与相同更具本质意义，即都是在通过设置某一特殊物象，使之扼住人物命运的咽喉，以致其性格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三部不同时代、不同作者，题材和主旨有着巨大差异的小说中，竟有此等以“物”写“人”的共同艺术手法，固然是各自作者自觉有意的选择，但显然不会是偶然的契合，而应该有其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彼此间先后相承的联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五、四个来源
其一，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的产物。中国古代小说很早就形成了以物写人乃至作为人物命运关键和叙事之枢机的传统。这一传统如果说在唐人小说《古镜记》(古镜)、《板桥三娘子》(荞麦烧饼)中已经初见端倪，那么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出来，诸如前书中的“锦囊”、后书中的“天书”之类，已经被用来影响相关人物命运、推动和整合故事情节的需要了。这一传统使后世作者在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往往一到不易扭捏或扭捏不来时，即思一非常之人祭出非常之物，赋予其特定的功用以为叙事的过节。在《西游记》中如来通过观音菩萨给唐僧的“三个箍儿”之设，形式上应当是受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的启发并翻新出奇而来。它的翻新出奇之处，除了更加强调了物象本身一而三、三而一的大暗扣作用之外，更在于其不仅把“紧箍儿”一而三的“三个”都照顾到了，还特别突出了三者之中孙悟空所戴“紧箍儿”的描写，使之在诸物象中具有了与取经中心人物共始终的地位与作用，使此前这一虽然久远却不甚鲜明之叙事传统凸显起来，更易于启发后来。《金瓶梅》写“胡僧药”与《红楼梦》写“冷香丸”等，都是唐代以降小说以物写人传统延续的产物。
其二，这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发展至以人物命运为描写中心的结果。上述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虽然自唐人小说即初露端倪，但这一传统却是随着中国古代小说由叙事为中心逐渐转移至以写人为中心的过程中逐步发展与成熟的。明显的标志是，《三国演义》中“三个锦囊”的设计，除有进一步显扬诸葛亮料事如神的作用之外，无论对刘备或赵云性格的刻画都基本不起什么作用。但至《水浒传》中的“天书”，由于只许宋江与吴用两人观看，并显然主要是宋江一人的密诀，这就无疑地加强和突出了宋江本为“星君”的特征及其在一百零八人中的地位。因此，《水浒传》的“天书”之设，是把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传统与全书中心人物形象塑造结合起来的最早的成功尝试，但从“天书”仅有行兵布阵方面的作用来看，《水浒传》的作者尚没有意识到能够以物写人的性格转变。这一意识随着小说艺术逐渐发展到以人物命运为中心，直到《西游记》才显然地自觉起来，其最显著的标志是其以“紧箍儿”扼住孙悟空命运的设计，并先后引发形成了《金瓶梅》“胡僧药”和《红楼梦》“冷香丸”等以物写人的一脉传统。也就是说，“紧箍儿”等以“物”写“人”一脉传统的形成，虽因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大传统的推动，但更具体的是明中叶以后小说艺术发展到以人物命运为描写中心的结果。
其三，这是“紧箍儿”、“胡僧药”、“冷香丸”三者先后承衍的结果。就中国古代有关物与人关系浩如烟海的文献记载来考察，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紧箍儿”等三者各有所祖。例如，《金瓶梅》写西门庆服“胡僧药”而暴亡情节的设计，应自托名汉伶玄《飞燕外传》写汉成帝服用过量春药而死模拟脱化而来，但更应该考虑到，《水浒传》已写定武大遭潘金莲与西门庆等合谋用鸩药害死的情节，使以因果报应为意的《金瓶梅》作者，易于产生以“胡僧药”为报应结束西门庆生命之构思的因素。但如此一来，“胡僧药”进而“冷香丸”之设，与以上“锦囊”——“紧箍儿”的传承似绝无关系了?其实不然。从《西游记》写唐僧七次以“紧箍儿”惩罚孙悟空、《金瓶梅》写西门庆用“胡僧药”分布在九回书中九次来写看，不免使我们想到《三国演义》“七擒孟获”与“九伐中原”的经典描写，进而知道这几部书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与相互借鉴的关系真乃匪夷所思；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后来“胡僧药”与“冷香丸”可以扼住主人公性命的本质特征，只有《西游记》关于“紧箍儿”的描写才首次被赋予并展开了充分的描写，它们的先后相通应该并非出于偶然，尤其在“深得《金瓶(梅)》堂奥”(《红楼梦》甲戌本第十三回脂批)来说，“冷香丸”最有可能是受到了“胡僧药”的启发，就其反面设想而得来。
其四，这是作者重表现而轻再现美学理念下的选择。笔者以为，比较文学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的再现原则，中国古代小说家却更倾向于“意在笔先”④和“因文生事”[3][(P248)]，“为文计，不为事计”[3][(P294)]的表现艺术。这种重表现而轻再现的艺术倾向，使小说描写往往为理念而牺牲现实，尤其在作品的总体构思上，几无不为了理念的表现而扭曲甚至牺牲生活的真实，捏造出诸如“因果报应”、“大团圆”等种种不合常情乃至怪诞的意象或情节，“紧箍儿”等三物象的描写理论上就是此种美学取向的产物。具体说，“《西游》，一成佛之书也”，“紧箍儿”即为佛祖、菩萨使孙悟空“入我门来”(第八回)而设；《金瓶梅》，“戒淫”[1][(P1)]之书也，西门庆必以淫死，“胡僧药”即为此而设；《红楼梦》，“谈情”之书也，“无儿女之情，方有夫人之分”，“冷香丸”即为薛宝钗后嫁贾宝玉而设(第一回)。此等设计，如果说在《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是合理的，那么从对被认为是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人情小说”的《金瓶梅》、《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要求看，出现带有神异色彩的“胡僧药”或“冷香丸”似乎就不够自然了。然而问题在于，小说是“讲故事”[4][(P220)]，其艺术性的高低并非只能以所谓“现实主义”再现的真实性作衡量，还可以从“讲故事”的优劣即艺术表现水平的高低作判断。从艺术表现水平的高低作判断，则无论“紧箍儿”或“胡僧药”、“冷香丸”之设，都是极精彩的物象。有关描写受到读者的欢迎，也证明了可以并且应该作如是观。
综合以上“紧箍儿”等三者异同的考论可知，中国古代小说以“物”写“人”的传统自唐代发生，至元明间《三国演义》、《水浒传》逐渐被突出起来，但至明中叶《西游记》写“紧箍儿”始，才有了真正作用于人物性格命运的物象设计，至《金瓶梅》写“胡僧药”、《红楼梦》写“冷香丸”而渐次发扬光大。其先后相承，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在“文学是人学”方向上的进步，而其为“物”之来历与作用大都神异怪诞，也表明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尤其是中心人物形象，虽在细节的写实上可能精妙绝伦，但其基本性格命运却多因作者的意图而成，很大程度上是作家理念的产物，与西方所谓“现实主义”的逻辑相去甚远。因此，即使对《金瓶梅》和《红楼梦》这类中国古代小说，我们切不可以只是套用西方的文论来加以解读，而应该适当参照西方理论，主要从文本出发，自主地发现其民族文化的特点与内涵。
注释：
①吴承恩著，李卓吾、黄周星评《西游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②兰陵笑笑生著《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③曹雪芹、高鹗著，脂胭斋评《红楼梦》(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本文以下引此书无特别说明者均据此本，只注明或括注回数。
④《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
作者介绍：杜贵晨，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杜贵晨(1950—)，男，山东省宁阳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