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道德：从我做起
虽然今天的学术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学术GDP超过了经济领域的GDP，但是我仍然认为今天不是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学术的危机时代，权力和金钱对学术的绑架，扭曲的学术体制，学术大跃进，学术腐败，学术不端，抄袭剽窃，风气所及，研究生教育也不能幸免，研究生数量世界第一，但是质量堪忧，基本学术道德底线以下的丑闻时有发生，比如论文抄袭，论文代写、制作假文凭（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检查论文抄袭居然也成为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还是早点垮掉的好。
在一个制度健全，风气优良的社会一个人作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常常并不是很困难，你只要模仿和依循一个社会的习俗、模仿和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即可，因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不道德的行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在一个制度不健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人的行为要想合乎道德就困难得多，因为这个时候合乎道德的行为常常是反制度的，而且是大多数人的行为背道而驰的，因此，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要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作恶的风险和代价很小，而利益和收获却很大的社会环境中，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作恶。这个时代，一个人的行为标准应该更多地诉诸自己的心理，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精神力量，或者依赖一个小环境的团结。
就学术研究而言，在今天，在学术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培育和倡导对学术的敬畏，我们也许暂时无力改变整个学术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努力营造一个敬畏学术的小环境，我们也许暂时无力彻底、全面地消除学术不端行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我不做学术不端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从我做起，我觉得学术环境就会慢慢好起来。
二、学习方法：“一本书主义”
每个人的学术路径可能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共性。在做的每位研究生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也可能存在可以借鉴的共同经验。我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学术经验是所谓“一本书主义”。
“一本书主义”本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右派言论”，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的、传得下去的、足以支撑自己的书。而我所的“一本书主义”是一个借用，是强调学术经典的重要性。“一本书主义”是指在我们学术生涯中，最好能真正读懂一本书或一个大家的若干本书，把它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石。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三大批判》为我们提供了榜样。当然，“一本书主义”不是说只读一本书或一个学者理论家的书，不读别的书，而是说读懂、读透了一本书就能更好地读懂别的书，因为这本书把你托起到了一个学术的高地。一个人常常会因为一次难忘的经历而奠定了他日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常常因为一本书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
这本书有什么特点？首先，它既然是学术的奠基石，当然首先必须够份量，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经典著作，读懂了它就可以进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堂奥。如果你一辈子读的是一本三流、四流的书，或者把这种三流四流的书作为你的奠基石，那么你或许可以成为专家，但却不可能成为大家。这种书给你的是一个肩膀而不是一筐知识，它使你站在一个高地，你选择的大师有多高你的立足点也就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其次，这个一本书或一个大师，必须和你有一种神秘的默契，这是你的一本书。在阅读阿伦特之前，我也读过不少其他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名著，但是阅读阿伦特的时候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相
见恨晚”之感。有些经典大家都说很重要，但是却不见得能够和你投缘。“一本书主义”的这本书一定在某些方面深深打动了你，引起心灵的深刻震动使你欲罢不能，它和你的人生经验和学术旨趣有一种深度契合。第三、这本书一定是很难读的，需要慢慢精读，反复品味，甚至一直到死。一本真正的经典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整个学术史和文化史孕育出来的，比如在《存在与时间》这浓缩了凝聚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你不懂得从古希腊尼采、康德、黑格尔的西方思想史，是不可能真正读懂它的，所以，真正的经典是艰难的，循着它的思路可以把握整个思想史和学术史。
三、学术目标：把本土经验上升为普遍理论
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是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的20世纪更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有非常独特的社会实践，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文化、思想和学术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应该有中国伟大的文学艺术以及自己伟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成果。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应该是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经验的，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非常独特的，今天的“中国模式”也是举世无双的。
但我们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么平庸？一个应该出现重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的国家，事实上却没有出现。我们有和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自己的社会实践，但是这套实践，这套经验在理论上总结出来没有？没有，这方面我们比不过西方国家，也比不过苏联。这里的原因很多，政治的原因我不想说了，这里我想强调中国语境和中国立场的重要性。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学术断脉，西方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有所谓的“失语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我们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的理论武器从范畴到模式都是西方的或苏联的。比如，我们照搬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但是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我们把中国文学史写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替代史，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现实主义，也没有浪漫主义。所以今天学术界有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的呼唤。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我们的社会实践模式和我们的经验模式出发，而不是从引进的概念、西方的现成理论出发，要创造性地使用西方的理论。
第一个例子：学术界不少人说毛泽东的时代是极权主义时代，但是西方的极权主义理论是依据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总结出来的，另外参考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但是这是不是符合毛泽东的那套社会主义实践？很难说。毛泽东自己说自己的统治模式：马克思（其实是列宁）加秦始皇。列宁：现代的政党，现代意识形态，现代的社会组织，秦始皇：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这种毛主义是极权主义么？
第二个例子：《第三种可能》（秦晖）
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常常用“左”与“右”来分析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和政府形式，主张自由放任、大社会小政府的，是所谓“右”派，自由主义派；主张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是所谓“左”派。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左”“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福利国家责任比较大，权力也比较大，对市场干预比较多，但是国民的福利搞得好；自由放任国家的政府权力受到限制，政府财政有限，但是人们的自由度高，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多人用这个理
论来分析中国，事实上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很强，处处干涉控制市场，所谓“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但是同时又没有高福利，政府大量敛财，但是这些巨额政府财政不是用于人民的福利，而是政府官员挥霍和侵吞了。你说这是“左”么？也就是说，政府权力很大，却不搞福利。另一方面，中国的福利很差，政府的公共服务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右”，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很孝小，把市场、社会管的死死的。简言之，政府把市场和社会管的死死的，政府财政高的惊人，但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而是为了为自己谋私利。总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因此用“左”“右”理论皆不适合[以上观点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对诸多他人研究的转述]。
我们需要进行真正的理论创造。
[本文系陶东风2010年9月1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新生迎新大会上的讲话]
一、学术道德：从我做起
虽然今天的学术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学术GDP超过了经济领域的GDP，但是我仍然认为今天不是一个学术的黄金时代，而是一个学术的危机时代，权力和金钱对学术的绑架，扭曲的学术体制，学术大跃进，学术腐败，学术不端，抄袭剽窃，风气所及，研究生教育也不能幸免，研究生数量世界第一，但是质量堪忧，基本学术道德底线以下的丑闻时有发生，比如论文抄袭，论文代写、制作假文凭（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检查论文抄袭居然也成为了一个产业，这个产业还是早点垮掉的好。
在一个制度健全，风气优良的社会一个人作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常常并不是很困难，你只要模仿和依循一个社会的习俗、模仿和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即可，因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不道德的行为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在一个制度不健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人的行为要想合乎道德就困难得多，因为这个时候合乎道德的行为常常是反制度的，而且是大多数人的行为背道而驰的，因此，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而且要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结果。如果我们处在一个作恶的风险和代价很小，而利益和收获却很大的社会环境中，那么很多人就会选择作恶。这个时代，一个人的行为标准应该更多地诉诸自己的心理，更多地依赖自己的精神力量，或者依赖一个小环境的团结。
就学术研究而言，在今天，在学术制度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培育和倡导对学术的敬畏，我们也许暂时无力改变整个学术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努力营造一个敬畏学术的小环境，我们也许暂时无力彻底、全面地消除学术不端行为，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做到我不做学术不端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这样从我做起，我觉得学术环境就会慢慢好起来。
二、学习方法：“一本书主义”
每个人的学术路径可能都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共性。在做的每位研究生专业不同、研究方向不同，但也可能存在可以借鉴的共同经验。我这里向大家介绍的学术经验是所谓“一本书主义”。
“一本书主义”本是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提出来的“右派言论”，大意是指一个作家必须写一部立得住的、传得下去的、足以支撑自己的书。而我所的“一本书主义”是一个借用，是强调学术经典的重要性。“一本书主义”是指在我们学术生涯中，最好能真正读懂一本书或一个大家的若干本书，把它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的起点和基石。陆宗达先生的《说文解字》，李泽厚先生的康德《三大批判》为我们提供了榜样。当然，“一本书主义”不是说只读一本书或一个学者理论家的书，不读别的书，而是说读懂、读透了一本书就能更好地读懂别的书，因为这本书把你托起到了一个学术的高地。一个人常常会因为一次难忘的经历而奠定了他日后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常常因为一本书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方向和学术道路。
这本书有什么特点？首先，它既然是学术的奠基石，当然首先必须够份量，是真正经得起检验的经典著作，读懂了它就可以进入学术史和思想史的堂奥。如果你一辈子读的是一本三流、四流的书，或者把这种三流四流的书作为你的奠基石，那么你或许可以成为专家，但却不可能成为大家。这种书给你的是一个肩膀而不是一筐知识，它使你站在一个高地，你选择的大师有多高你的立足点也就多高。“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其次，这个一本书或一个大师，必须和你有一种神秘的默契，这是你的一本书。在阅读阿伦特之前，我也读过不少其他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名著，但是阅读阿伦特的时候我有一种“一见如故”、“相
见恨晚”之感。有些经典大家都说很重要，但是却不见得能够和你投缘。“一本书主义”的这本书一定在某些方面深深打动了你，引起心灵的深刻震动使你欲罢不能，它和你的人生经验和学术旨趣有一种深度契合。第三、这本书一定是很难读的，需要慢慢精读，反复品味，甚至一直到死。一本真正的经典不是凭空产生的，是整个学术史和文化史孕育出来的，比如在《存在与时间》这浓缩了凝聚了整个西方哲学史、思想史，你不懂得从古希腊尼采、康德、黑格尔的西方思想史，是不可能真正读懂它的，所以，真正的经典是艰难的，循着它的思路可以把握整个思想史和学术史。
三、学术目标：把本土经验上升为普遍理论
中国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国家，是和任何其他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的20世纪更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我们有非常独特的社会实践，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邓小平时代，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文化、思想和学术上最富于创造性的时代，应该有中国伟大的文学艺术以及自己伟大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成果。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应该是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经验的，我们的传统和我们的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非常独特的，今天的“中国模式”也是举世无双的。
但我们为什么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么平庸？一个应该出现重大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成果的国家，事实上却没有出现。我们有和全世界每个国家都不同的自己的社会实践，但是这套实践，这套经验在理论上总结出来没有？没有，这方面我们比不过西方国家，也比不过苏联。这里的原因很多，政治的原因我不想说了，这里我想强调中国语境和中国立场的重要性。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学术断脉，西方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所以有所谓的“失语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失去了自己的话语。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我们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但是我们的理论武器从范畴到模式都是西方的或苏联的。比如，我们照搬西方的历史发展阶段论，但是中国有封建社会吗？我们把中国文学史写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替代史，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现实主义，也没有浪漫主义。所以今天学术界有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的呼唤。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想取得重大突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从我们的社会实践模式和我们的经验模式出发，而不是从引进的概念、西方的现成理论出发，要创造性地使用西方的理论。
第一个例子：学术界不少人说毛泽东的时代是极权主义时代，但是西方的极权主义理论是依据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总结出来的，另外参考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但是这是不是符合毛泽东的那套社会主义实践？很难说。毛泽东自己说自己的统治模式：马克思（其实是列宁）加秦始皇。列宁：现代的政党，现代意识形态，现代的社会组织，秦始皇：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这种毛主义是极权主义么？
第二个例子：《第三种可能》（秦晖）
西方的政治经济理论常常用“左”与“右”来分析不同的国家组织形式和政府形式，主张自由放任、大社会小政府的，是所谓“右”派，自由主义派；主张政府干预、福利国家的是所谓“左”派。西方理论家所说的“左”“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福利国家责任比较大，权力也比较大，对市场干预比较多，但是国民的福利搞得好；自由放任国家的政府权力受到限制，政府财政有限，但是人们的自由度高，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很多人用这个理
论来分析中国，事实上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的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很强，处处干涉控制市场，所谓“看得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但是同时又没有高福利，政府大量敛财，但是这些巨额政府财政不是用于人民的福利，而是政府官员挥霍和侵吞了。你说这是“左”么？也就是说，政府权力很大，却不搞福利。另一方面，中国的福利很差，政府的公共服务远远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但这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很“右”，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自主性很孝小，把市场、社会管的死死的。简言之，政府把市场和社会管的死死的，政府财政高的惊人，但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全民的福利，而是为了为自己谋私利。总之，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因此用“左”“右”理论皆不适合[以上观点并不是笔者的发明，而是对诸多他人研究的转述]。
我们需要进行真正的理论创造。
[本文系陶东风2010年9月16日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新生迎新大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