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小历史”中的“大历史”
——《疾病解说者》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化霸权
薛玉凤
（河南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200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由九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柏哲达先生来搭伙”运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的独特手法，打破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将作为文学稳定“背景”的历史置于文学的“前景”突显出来。通过人物“小历史”的描述，小说把印度被殖民、被“分而治之”的“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批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制与埋没，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少数族裔历史，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
关键词：《疾病解说者》 女童叙事 历史 文化霸权
作者简介：薛玉凤，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
“History” beyond “histories” in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Xue Yuf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 “When Mr. Pirzada Came to Dine” is a short story among the nine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 the 2000 Pulitzer Prize winner for fiction. By using the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 of a little Asian Indian American girl, the story breaks the traditional demarcation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oregrounding the history of India which was later divided into three countries--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and one district Kashmir by the English colonial policy. By depicting the stori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people behind them, the story severely criticizes the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point of view history cultural hegemony
Author: Xue Yu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Her majar research area i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Montrose 20)的全新概念。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不再是唯一、客观、本质性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而“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探究其实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含义和社会的、物质性的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模式中包含的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Greenblatt & Gunn 410)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Felperin 77)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的历史只能从各种各样的文本中甄别寻觅。在后现代小说中，历史真实与文
学虚构的界限更是模糊难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小说中虚构的事件和人物混杂在一起。
200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就是这样一部蕴含丰富“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的短篇小说集，在这些篇幅不长的短篇故事中，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 1967- )①有意混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混杂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形式。
《疾病解说者》共包括九个短篇小说，集中刻划了一群游离于古老的印度与令人迷乱的美国新大陆之间的人物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印度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宗教信仰、音乐艺术、服装饮食等文化符码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文化深度与厚度，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思索空间与艺术魅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其中一个短篇“柏哲达先生来搭伙”(When Mr. Pirzada Came to Dine)为例，探讨作品所蕴含的历史主题。
一
在“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作者拉希莉运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的独特手法，打破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将作为文学稳定“背景”的历史置于文学的“前景”。通过人物“小历史”的描述，小说把印度被殖民、被“分而治之”的“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
小说开门见山，利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者把读者直接带入历史：“1971年秋天，有位
②先生经常出入我家”（Lahiri 23），当时的“我”，莉丽亚，只是一个十岁女孩。由此开
始，几乎通篇故事采用的都是莉丽亚的儿童叙事视角，倒叙那年发生在她家的故事：由于巴基斯坦内战，来自达卡的柏哲达先生与远在家乡的妻女失去了联系，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看新闻”（24）。故事看似小人物的“小历史”，但透过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历史，折射的却是印度被殖民被分裂、巴基斯坦内战、孟加拉建国等国家民族的“大历史”。印度独立史与巴基斯坦内战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文本中多处直接描述的“前景”，文学与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陈670），文史互证，彻底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尽管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但要想读懂故事，理清人物之间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读者与十岁的莉丽亚一样，需要对印度的历史及故事的“背景”有所了解。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约从公元前14世纪起，不断有外族入侵。1600年英国侵入，建立东印度公司。1757年，印度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印度战败并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47年6月，英国对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将原来的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未能得到解决，从而种下了永久的祸根。同年8月15日，印度在与巴基斯坦分治后实现独立，但“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使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冲突加剧，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巴之间武装冲突不断，双方曾因克什米尔及东巴基斯坦问题分别于1947、1965、1971年爆发三次印巴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直接导致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达卡成为孟加拉国的首都。由此可见，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本来都属于印度，它们之所以四分五裂，相互残杀，完全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的。
印度独立史与印巴战争史是“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故事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但小说作者拉希莉匠心独运，把本来作为故事背景的这些历史事件置于故事的前景突显出来。实际上，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在多处地方清清楚楚地讲述了一些有关印度的历史。在年幼的莉丽亚看来，柏哲达先生与她的父母一样，都是印度人，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聚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但听到女儿把柏哲达先生称作“印度先生”，莉丽亚的父亲郑重其事地纠正她说“柏哲达先生早就不算是印度人了”，“自打印度被分开，他就不算印度人啦！1947年，我们的国家被分割了。”在莉丽亚及许多读者看来，1947年是印度从大不列颠统治下独立的时候，但莉丽亚的父亲告诉她，“印度先是独立，接下来就给瓜分啦。”“好比一只馅饼，这块
是印度人，那块是穆斯林人，达卡再也不属于我们了。”（25）从莉丽亚父亲耐心的解释中，读者与年幼的莉丽亚一样逐渐明白印度独立史同时也就是印度被分裂的历史，而从父亲看似平静的语气中，似乎听得出小说作者对印度被“瓜分”的愤怒与谴责。分裂以后的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反目成仇，纵火焚烧对方的家园，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对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是不可思议的。故事中的柏哲达先生来自达卡，是穆斯林，而莉丽亚的父母来自加尔各答，是印度人，本该在印度厮杀的敌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却亲如一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殖民话语的“对抗记忆”（Foucault 160），也是对殖民者的无情谴责。
小说前景化的国家民族大历史还包括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其直接结果是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孟加拉国成立，达卡成为其首都。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柏哲达先生从达卡来，“那时达卡还属于巴基斯坦，现在它已经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了。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烽火四起。在达卡所属的东线，人们为了摆脱西部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纷纷揭竿而起。三月份，达卡城门被巴加斯坦军队轰开。”教师被枪击，妇女惨遭蹂躏，“越来越多的诗人被砍头，越来越多的村落被焚烧。”“到了夏末，据说死了30万人。”（Lahiri
23）万圣节前夜及以后的许多天，印巴局势恶化，战争一触即发，达卡坚持要独立。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每天晚上焦急地等着十一点新闻的柏哲达先生与莉丽亚的父母“期待着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34）十二天后，西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溃败后投降，达卡独立。次年一月，柏哲达先生回到他在达卡的家，很长一段时间杳无音讯。这期间，达卡在新组阁的议会政府领导下慢慢复原，无数的难民从印度重返家园，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失业和饥荒的威胁。巴基斯坦内战及印巴战争期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景一目了然。
一个新国家——孟加拉国——诞生了，它是柏哲达先生的新祖国，也是他的第三个祖国。他本来和莉丽亚的父母一样都是原印度人，但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他成了巴基斯坦人，而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他又成了孟加拉国人。短短的24年时间，与柏哲达先生一样的孟加拉国人三次变更国家身份，这期间原本一家的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人反目成仇，互相残杀，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英国殖民者一手造成的，是残酷的殖民历史的罪恶，小说作者对殖民者的谴责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了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作者对这些历史背景的前景化素描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小历史以及其中隐含的大历史也就更易于理解。实际上故事中的历史首先就是这些人物的“小历史”，这些小历史透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之口叙述出来，显得尤其扑朔迷离。对叙事者莉丽亚来说，故事描述的是她从“自己家里的陌生人”（29）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莉丽亚艰难的蜕变过程背后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制与埋没，小说试图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力透纸背。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的那段日子里，莉丽亚活像“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尽管她不明白柏哲达先生到她家的真正原因，但她并不奇怪父母邀请他来分享晚餐，因为在她看来，父母“都是从印度来的，爱在学校里结交印度朋友。”（24）在她眼里，父母和柏哲达先生都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他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吃着一样的手抓饭，喜欢同样的笑话，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连长相都有几分相像（25）。在印巴战争的12天时间里，三个大人为祖国忧心焦虑，步调尤其一致；父亲不再让女儿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母亲连饭都无心为大家做；柏哲达先生不再给莉丽亚带糖果，有时甚至还在她家的沙发上过夜。而莉丽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虽然父亲一再苦口婆心地对她讲述印度被分裂的历史，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莉丽亚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强调柏哲达先生不是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在家里的三个“印度人”面前，莉丽亚经常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莉丽亚对美国独立史烂熟于心。面对父亲“那帮家伙在学校里都
教你们些什么？你们上历史地理课吗？”（26）的指责，莉丽亚颇觉委屈，她在学校当然学习历史地理，但她上的是美国历史与美国地理，并且每年开学的“第一课总是温习独立战争”
（27），因此她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史了如指掌，而对同样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独立史却不甚了了。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而这两反面都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影响密不可分。
首先，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莉丽亚的母亲对女儿的孤陋寡闻颇不以为然，相反，她认为女儿没必要非得知道印巴分裂的事。母亲对待母国历史文化的冷漠态度实际上是美国“东方主义”（Said 36）意识形态内化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刘伟胜32）。受这种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响，在莉丽亚的母亲看来，女儿的美国身份就像一个平安符：“毋庸置疑，我一生将平平安安，优哉游哉，良好的教育在等着我，所有的机遇都将向我敞开怀抱。”（26）而第三世界的印度则意味着“配给口粮”、“宵禁令”、“暴乱”、“挨枪子儿”、“凑着煤油灯夜读”、繁重的学习“压力”，“没完没了的测验”（27）等等。总之美国象征着真善美，印度则象征着假恶丑。在这种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母亲希望女儿摆脱印度的一切，安心享受她的美国身份。受母亲这种思想的影响，莉丽亚更不可能对遥不可及的印度感兴趣。
其次，在学校，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莉丽亚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她更是无从接触印度的一切，因为在学校“更是没有一个人关心那场在他们家被如此热切关注着的战争。”（32）在父亲的影响下，有一次在图书馆，莉丽亚偷偷翻阅一本名叫《巴基斯坦，大地和人民》的书，其中有一章专讲达卡，但被老师发现后很快无情制止，莉丽亚意欲了解父母故国的热情被浇灭在萌芽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移民的后裔为什么对父母的历史所知甚少：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被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被阉割埋没了。在当今世界，权力或暴力并非属于警察或军队的专利，政治权力存在于个人生活、身体保健、休闲活动或文学等等文化形态之中并通过它们发挥作用（朱刚418）。就莉丽亚而言，暴力存在于外部世界，她的教师是这种暴力形式的集中代表。教师的职责是答疑解惑、教书育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她蛮横暴虐，不问青红皂白就制止莉丽亚阅读自己族裔的历史，目的是压制主人公身上的少数族裔文化背景，这种暴力是特定文化和特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暴力，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
然而尽管无所不在的主流文化无情地压制着莉丽亚对故国的热情，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柏哲达先生对祖国亲人的牵挂之中，莉丽亚还是逐渐了解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她在万圣节前③夜的狂欢经历与处在战火纷纷之中音讯杳无的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形成鲜明对比。莉丽亚与同伴朵拉一起扮作女巫，挨家挨户讨要糖果，而她的粗麻布口袋里得到的第一袋糖果却是柏哲达先生的一盒薄荷巧克力。实际上，柏哲达先生几乎每次到来都会给她带糖果，“糖果”因此变成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糖果本身具有的甜蜜特性是莉丽亚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的象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柏哲达先生对身处战火之中的女儿们生活的期盼。故事末尾，柏哲达的无言期盼被叙事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柏哲达先生回国之后，莉丽亚每晚都用吃一颗糖果的方式，祈祷柏哲达先生一家健康平安。小说最后，莉丽亚得知柏哲达先生全家安然无恙，于是她把那些剩余的糖果都扔掉了，因为对她来说，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伴随着糖果祈祷的过程，也是莉丽亚了解祖先历史，从无知到有知，从被动到主动学习了解故国历史文化，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
因此对莉丽亚来说，这篇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成长故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学会了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安全祈祷，学会仔细研究父亲书桌上的南亚地图，能够区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历史渊源，并且在父母用特别晚餐的形式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平安庆祝时，莉丽亚第一次体验到思念的滋味，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柏哲达先生长达数月地思念妻女的痛苦。她长大了，在故国的灾难之中，莉丽亚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印度裔美国人。
若干年后，也就是莉丽亚向读者讲述自己十岁时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时，她显然已经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印度裔美国人。实际上在整篇故事中，只有两处是“现在时”。第一处出现在故事开头，叙事者莉丽亚告诉读者1971年那位经常出入她家的先生来自达卡：“那时达卡还属于巴基斯坦，现在，它已经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了。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烽火四起。”
（23）可见，现在的莉丽亚再不是十岁时那个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小姑娘了，她对印度的历史了如指掌。故事末尾，“现在时”再次出现。万圣节前夜莉丽亚出去讨要糖果之后回到家里，满心希望家里的三个大人会在门厅欢迎她回家，没想到家里一片沉寂，柏哲达先生脑袋埋在双手之中。
那一晚，和那以后的许多晚上，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趋于爆发战争。边境两边战营壁垒。达卡坚持要独立。战火将在东巴基斯坦领土上燃起。美国站在西巴基斯坦一边，苏联则与印度以及即将成立的孟加拉国一条阵线。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十二天后，战于三千里之外的西巴基斯坦军因供给困乏，在达卡溃败而投降。所有这些事实，我到现在才明了，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任何一册历史书里，它们都向我敞开。可那时，绝大部分事实神秘莫测遥不可及，杂乱无章无头无绪。（40）
这段引文把四个人物的小历史与他们祖国的大历史，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印巴战争的立场态度等历史事实和盘托出，而叙事者莉丽亚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历史事实，“现在才明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一员，她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在这些成长故事的描述中，小说作者把读者的视线渐渐引入战火纷纷的印巴战争，但她真正的聚焦点却是西方的殖民史与美国的文化霸权。
三
柏哲达先生无疑是故事的主角，也是连接故事中人物的“小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大历史”的桥梁。他的到来把处于“背景”的印度历史与印巴战争史引入故事的“前景”。柏哲达先生是孟加拉人，又是穆斯林，他的家乡达卡在东巴基斯坦，当时在为自主斗争。他之所以滞留美国，是由于他获得巴基斯坦政府的资助，前往美国考察新英格兰地区的树木。故事开始之前的1971年春夏，他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数据，那年秋天，他搬到波士顿北部莉丽亚一家所在的大学，打算把他的发现撰写成书。柏哲达之所以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一是因为经济原因，二是因为没有电视可看，而他急于了解家乡的战况和妻女的消息，于是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看新闻”。柏哲达先生结识莉丽亚父母并非偶然，而是莉丽娅的父母有意寻觅的结果。
莉丽亚的父母是印度移民，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背景，他们为古老的印度与新大陆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来自印度的加尔各答，是波士顿的新移民，父亲在大学教书，母亲是个半职的银行出纳。他们在家乡亲身经历过战争，亲眼目睹过暴乱，但在异国他乡，他们留恋印度家乡的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不习惯美国小镇的生活。为了发掘新同胞，他们总是一到新学期开学，就拿来大学通讯录，一个名字挨一个名字地搜索，一看到他们熟悉的印度名字便圈上，然后挨个联系，柏哲达先生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达卡的自主运动以及接下来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使柏哲达先生在美国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精神灾难。柏哲达先生在达卡“拥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个大学植物学讲师的职位，一位休戚与共二十多年的太太，以及七个从六岁排到十六岁的女儿”（23），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此刻身处波士顿的柏哲达只能看着女儿们的照片，回想着她们的名字，“每个星期给太太写信，给每个女儿寄连环画书”（24），每天惴惴不安地希望得到家人的生死消息。但达卡的大多数设施处于瘫痪状态，邮递系统也无法幸免遇难，柏哲达已经足足六个月没有家里的消息了。
柏哲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通过一个小细节充分展示在读者面前。每次吃饭前，柏哲达总要做一个在莉丽亚看来异乎寻常的举动：摸出一块表，把时间调到达卡时间。这个富有象征
意味的小动作隐含着柏哲达先生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思念与忧虑，对祖国动乱不安的政治局势无尽地关切与担忧。
柏哲达先生对女儿们的担忧还表现为他对莉丽亚的过分关注。他的女儿们与莉丽亚的年龄不相上下，本该像莉丽亚一样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安心在学校学习，但此时她们却生死难料。电视里，不时出现巴基斯坦孩子变成一群流浪着、哭泣着的小难民，这些画面像针扎一样揪着柏哲达先生的心。柏哲达的担心忧虑在万圣节前夕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当家家户户门前都摆上形形色色的鬼节装饰，莉丽娅一家与柏哲达先生也在一起齐心合力地镂刻南瓜鬼脸的时候，国际新闻报道达卡的消息：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宣称，除非国际社会帮助缓解东巴基斯坦难民问题，否则印度将被迫参战抗击巴基斯坦。听到这则新闻，刀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滑了下来，本来镂刻得完美无缺的南瓜脸下面被划了一道深长切口（36）。滞留他乡的柏哲达先生此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由此可见一斑。万圣节前夜柏哲达先生对莉丽亚与同伴独自出门的担心更是他对女儿们的安危担心忧虑的外化。尽管莉丽亚的母亲一再表示不会有危险，柏哲达先生的眼里还是充满莉丽亚“从未见过的紧张不安的神情”，并且主动提出要陪伴她们。年幼的莉丽亚第一次对柏哲达先生低声吐出“别担心！”这句话，这实际上是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想对柏哲达先生吐出的肺腑之言，而此时因为自己的缘故说了出来，小莉丽亚觉得“羞愧难当”（38），这说明连幼小的莉丽亚也明白柏哲达先生对她的担心与他对女儿们的担心如出一辙。
在印巴战争的十二天时间里，莉丽亚的父母与柏哲达先生一样，为家乡的局势担忧，为亲人的安全着急，“三个大人行动起来像一个人，分担一种忧虑，一种沉默，同甘苦，共患难。”（41）本该像他们各自的祖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一样成为敌人的三个大人此时在异国他乡，就像印度被分裂之前一样，反而成为了一家人，而追根溯源，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引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英国殖民者。表面上看来，从1947年起，印度就摆脱殖民者独立了，但殖民者撤离之前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使古老的印度四分五裂，彼此之间自相残杀。小说用故事的形式再现历史，谴责殖民者的主题清晰可见。由此看来，简单的故事与不多的人物背后隐含折射的却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
拉希莉在小说中“打破传统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王163）。通过重新书写印度与印度裔美国人的历史，拉希莉向读者展示了少数族裔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创造出了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巧妙地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批评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少数族裔历史，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在更深更广更长的人类历史上，无论小说中人物的小历史，还是印度被殖民被分割的民族血泪史，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国家长期的殖民掠夺，今天超级大国对弱小国家的文化殖民与经济军事侵略，霸权无处不在，严重侵害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权益，也许这正是小说作者拉希莉笔锋所指，批判矛头所向吧。小说不仅是“对心灵疾病的解说”（张贲思），也是对西方殖民史与文化霸权、对世界疾病的解说与批判。
注解【Notes】 ①《疾病解说者》是拉希莉的处女作，出版后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当今美国文坛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The Namesake, 2003)同样获得广泛好评，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拉希莉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无法适应的地球》（Unaccustomed Earth, 2008）出版后，很快登上了美国《出版周刊》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② 以下引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文中表明页码。译文参考《疾病解说者》，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③ 每年的11月1日是西方国家的“万圣节”，前一天则是“万圣节前夜”(Halloween)，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庆祝的“鬼节”。在北美，它是仅次于圣诞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尤其受孩子们喜爱。这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鬼。他们画着鬼脸，穿着黑袍，提着南瓜灯，拿着
大口袋满街游荡，光顾社区里的每一家，口里喊着“Trick or Treat”（不招待就捣蛋）讨要糖果，一个晚上下来，往往收获颇丰。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榕：“新历史主义”，见《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Chen Rong. “New Historicism.” Key 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 Zhao Yif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Felperin, Howard.“„Cultural Poetics‟ versus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Two New Historicisms in Renaissance Studies,”Uses of History, eds., Francis Barker et a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Trans.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Basil Blackwell: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Greenblatt, Stephen and G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Trans. Lu Xiaohui and Wu Bingq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Liu Weishe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gemony. Shijiazhuang: Henan People‟s Press, 2002.]
Montrose, Louis.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Wang Yuechuan. Postcolonialism and New Historicism.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9.]
张贲思：“文学是对‘疾病’的重新阐释”，《南方都市报 》，http://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1921
[Zhang Bensi. “Literature I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llness.‟” Southern Metropolitan Daily, ]
朱刚编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Zhu Gang e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3期
“小历史”中的“大历史”
——《疾病解说者》中的历史叙事与文化霸权
薛玉凤
（河南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河南 开封 475001）
内容提要：200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由九个短篇小说组成，其中“柏哲达先生来搭伙”运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的独特手法，打破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将作为文学稳定“背景”的历史置于文学的“前景”突显出来。通过人物“小历史”的描述，小说把印度被殖民、被“分而治之”的“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批评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制与埋没，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少数族裔历史，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
关键词：《疾病解说者》 女童叙事 历史 文化霸权
作者简介：薛玉凤，文学博士，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外国语大学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美国文学与文化。
“History” beyond “histories” in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Xue Yufe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Abstract: “When Mr. Pirzada Came to Dine” is a short story among the nine in Jhumpa Lahiri‟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 the 2000 Pulitzer Prize winner for fiction. By using the first-person point of view of a little Asian Indian American girl, the story breaks the traditional demarcation of history and literature, foregrounding the history of India which was later divided into three countries--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and one district Kashmir by the English colonial policy. By depicting the stories of the characte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people behind them, the story severely criticizes the colonial history and the cultural hegemony. Key words: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point of view history cultural hegemony
Author: Xue Yufe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Her majar research area is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新历史主义批评解构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历史的文本性”与“文本的历史性”(Montrose 20)的全新概念。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历史不再是唯一、客观、本质性地存在于文学文本之外的“宏大叙事”，而是与文学文本一样也是一种叙事，一种文本，同样具有主观性和虚构性。而“文本的历史性指所有的书写形式，包括批评家所研究的文本和我们处身其中探究其实的文本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含义和社会的、物质性的内容；因此，我也指所有阅读模式中包含的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Greenblatt & Gunn 410)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共建的互文性”(Felperin 77)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的历史只能从各种各样的文本中甄别寻觅。在后现代小说中，历史真实与文
学虚构的界限更是模糊难辨，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与小说中虚构的事件和人物混杂在一起。
2000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获奖作品《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 1999)就是这样一部蕴含丰富“历史、社会和物质内容”的短篇小说集，在这些篇幅不长的短篇故事中，印度裔美国女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 1967- )①有意混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事件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混杂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事形式。
《疾病解说者》共包括九个短篇小说，集中刻划了一群游离于古老的印度与令人迷乱的美国新大陆之间的人物形象，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印度的历史文化、风俗人情、宗教信仰、音乐艺术、服装饮食等文化符码极大地拓展了小说的文化深度与厚度，给读者带来无穷的思索空间与艺术魅力。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以其中一个短篇“柏哲达先生来搭伙”(When Mr. Pirzada Came to Dine)为例，探讨作品所蕴含的历史主题。
一
在“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作者拉希莉运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的独特手法，打破传统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二元对立，将作为文学稳定“背景”的历史置于文学的“前景”。通过人物“小历史”的描述，小说把印度被殖民、被“分而治之”的“大历史”前景化，巧妙地谴责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
小说开门见山，利用第一人称女童叙事者把读者直接带入历史：“1971年秋天，有位
②先生经常出入我家”（Lahiri 23），当时的“我”，莉丽亚，只是一个十岁女孩。由此开
始，几乎通篇故事采用的都是莉丽亚的儿童叙事视角，倒叙那年发生在她家的故事：由于巴基斯坦内战，来自达卡的柏哲达先生与远在家乡的妻女失去了联系，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看新闻”（24）。故事看似小人物的“小历史”，但透过这些似乎微不足道的小历史，折射的却是印度被殖民被分裂、巴基斯坦内战、孟加拉建国等国家民族的“大历史”。印度独立史与巴基斯坦内战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又是文本中多处直接描述的“前景”，文学与历史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陈670），文史互证，彻底颠覆了传统历史叙事。尽管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只有四个，但要想读懂故事，理清人物之间既简单又复杂的关系，读者与十岁的莉丽亚一样，需要对印度的历史及故事的“背景”有所了解。
众所周知，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公元前2000年前后创造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约从公元前14世纪起，不断有外族入侵。1600年英国侵入，建立东印度公司。1757年，印度和英国之间爆发战争，印度战败并逐步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947年6月，英国对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将原来的印度分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教徒占多数的地区划归印度，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归属巴基斯坦。但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却未能得到解决，从而种下了永久的祸根。同年8月15日，印度在与巴基斯坦分治后实现独立，但“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使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冲突加剧，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巴之间武装冲突不断，双方曾因克什米尔及东巴基斯坦问题分别于1947、1965、1971年爆发三次印巴战争。第三次印巴战争直接导致东巴基斯坦独立为孟加拉国，达卡成为孟加拉国的首都。由此可见，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克什米尔地区本来都属于印度，它们之所以四分五裂，相互残杀，完全是英国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造成的。
印度独立史与印巴战争史是“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故事发生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但小说作者拉希莉匠心独运，把本来作为故事背景的这些历史事件置于故事的前景突显出来。实际上，小说通过人物之口在多处地方清清楚楚地讲述了一些有关印度的历史。在年幼的莉丽亚看来，柏哲达先生与她的父母一样，都是印度人，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聚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但听到女儿把柏哲达先生称作“印度先生”，莉丽亚的父亲郑重其事地纠正她说“柏哲达先生早就不算是印度人了”，“自打印度被分开，他就不算印度人啦！1947年，我们的国家被分割了。”在莉丽亚及许多读者看来，1947年是印度从大不列颠统治下独立的时候，但莉丽亚的父亲告诉她，“印度先是独立，接下来就给瓜分啦。”“好比一只馅饼，这块
是印度人，那块是穆斯林人，达卡再也不属于我们了。”（25）从莉丽亚父亲耐心的解释中，读者与年幼的莉丽亚一样逐渐明白印度独立史同时也就是印度被分裂的历史，而从父亲看似平静的语气中，似乎听得出小说作者对印度被“瓜分”的愤怒与谴责。分裂以后的印度人与穆斯林人反目成仇，纵火焚烧对方的家园，对大多数人来说，和对头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是不可思议的。故事中的柏哲达先生来自达卡，是穆斯林，而莉丽亚的父母来自加尔各答，是印度人，本该在印度厮杀的敌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却亲如一家，这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对殖民话语的“对抗记忆”（Foucault 160），也是对殖民者的无情谴责。
小说前景化的国家民族大历史还包括1971年的第三次印巴战争，其直接结果是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独立出来，孟加拉国成立，达卡成为其首都。故事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柏哲达先生从达卡来，“那时达卡还属于巴基斯坦，现在它已经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了。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烽火四起。在达卡所属的东线，人们为了摆脱西部统治，争取独立自主，纷纷揭竿而起。三月份，达卡城门被巴加斯坦军队轰开。”教师被枪击，妇女惨遭蹂躏，“越来越多的诗人被砍头，越来越多的村落被焚烧。”“到了夏末，据说死了30万人。”（Lahiri
23）万圣节前夜及以后的许多天，印巴局势恶化，战争一触即发，达卡坚持要独立。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每天晚上焦急地等着十一点新闻的柏哲达先生与莉丽亚的父母“期待着在地球的另一端，一个新国家的诞生。”（34）十二天后，西巴基斯坦军队在达卡溃败后投降，达卡独立。次年一月，柏哲达先生回到他在达卡的家，很长一段时间杳无音讯。这期间，达卡在新组阁的议会政府领导下慢慢复原，无数的难民从印度重返家园，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失业和饥荒的威胁。巴基斯坦内战及印巴战争期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情景一目了然。
一个新国家——孟加拉国——诞生了，它是柏哲达先生的新祖国，也是他的第三个祖国。他本来和莉丽亚的父母一样都是原印度人，但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他成了巴基斯坦人，而第三次印巴战争后他又成了孟加拉国人。短短的24年时间，与柏哲达先生一样的孟加拉国人三次变更国家身份，这期间原本一家的印度、巴基斯坦与孟加拉国人反目成仇，互相残杀，而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英国殖民者一手造成的，是残酷的殖民历史的罪恶，小说作者对殖民者的谴责由此可见一斑。
二
在了解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与作者对这些历史背景的前景化素描的基础之上，我们对“柏哲达先生来搭伙”中四个主要人物的小历史以及其中隐含的大历史也就更易于理解。实际上故事中的历史首先就是这些人物的“小历史”，这些小历史透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之口叙述出来，显得尤其扑朔迷离。对叙事者莉丽亚来说，故事描述的是她从“自己家里的陌生人”（29）成长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莉丽亚艰难的蜕变过程背后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少数族裔文化的压制与埋没，小说试图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力透纸背。
柏哲达先生来搭伙的那段日子里，莉丽亚活像“自己家里的陌生人”。尽管她不明白柏哲达先生到她家的真正原因，但她并不奇怪父母邀请他来分享晚餐，因为在她看来，父母“都是从印度来的，爱在学校里结交印度朋友。”（24）在她眼里，父母和柏哲达先生都是地地道道的印度人：他们说着一样的语言，吃着一样的手抓饭，喜欢同样的笑话，有着同样的生活习惯，连长相都有几分相像（25）。在印巴战争的12天时间里，三个大人为祖国忧心焦虑，步调尤其一致；父亲不再让女儿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母亲连饭都无心为大家做；柏哲达先生不再给莉丽亚带糖果，有时甚至还在她家的沙发上过夜。而莉丽亚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接受的是正统的美国教育，虽然父亲一再苦口婆心地对她讲述印度被分裂的历史，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莉丽亚还是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总是强调柏哲达先生不是印度人，而是巴基斯坦人。在家里的三个“印度人”面前，莉丽亚经常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自己家里的陌生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莉丽亚对美国独立史烂熟于心。面对父亲“那帮家伙在学校里都
教你们些什么？你们上历史地理课吗？”（26）的指责，莉丽亚颇觉委屈，她在学校当然学习历史地理，但她上的是美国历史与美国地理，并且每年开学的“第一课总是温习独立战争”
（27），因此她对美国的独立战争史了如指掌，而对同样曾是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的独立史却不甚了了。之所以会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而这两反面都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影响密不可分。
首先，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化，莉丽亚的母亲对女儿的孤陋寡闻颇不以为然，相反，她认为女儿没必要非得知道印巴分裂的事。母亲对待母国历史文化的冷漠态度实际上是美国“东方主义”（Said 36）意识形态内化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文化霸权，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刘伟胜32）。受这种文化霸权思想的影响，在莉丽亚的母亲看来，女儿的美国身份就像一个平安符：“毋庸置疑，我一生将平平安安，优哉游哉，良好的教育在等着我，所有的机遇都将向我敞开怀抱。”（26）而第三世界的印度则意味着“配给口粮”、“宵禁令”、“暴乱”、“挨枪子儿”、“凑着煤油灯夜读”、繁重的学习“压力”，“没完没了的测验”（27）等等。总之美国象征着真善美，印度则象征着假恶丑。在这种东方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母亲希望女儿摆脱印度的一切，安心享受她的美国身份。受母亲这种思想的影响，莉丽亚更不可能对遥不可及的印度感兴趣。
其次，在学校，主流意识形态直接对莉丽亚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她更是无从接触印度的一切，因为在学校“更是没有一个人关心那场在他们家被如此热切关注着的战争。”（32）在父亲的影响下，有一次在图书馆，莉丽亚偷偷翻阅一本名叫《巴基斯坦，大地和人民》的书，其中有一章专讲达卡，但被老师发现后很快无情制止，莉丽亚意欲了解父母故国的热情被浇灭在萌芽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移民的后裔为什么对父母的历史所知甚少：少数族裔的历史文化被主流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边缘化，被阉割埋没了。在当今世界，权力或暴力并非属于警察或军队的专利，政治权力存在于个人生活、身体保健、休闲活动或文学等等文化形态之中并通过它们发挥作用（朱刚418）。就莉丽亚而言，暴力存在于外部世界，她的教师是这种暴力形式的集中代表。教师的职责是答疑解惑、教书育人，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她蛮横暴虐，不问青红皂白就制止莉丽亚阅读自己族裔的历史，目的是压制主人公身上的少数族裔文化背景，这种暴力是特定文化和特定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暴力，是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外化。
然而尽管无所不在的主流文化无情地压制着莉丽亚对故国的热情，在父亲的影响下，在柏哲达先生对祖国亲人的牵挂之中，莉丽亚还是逐渐了解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她在万圣节前③夜的狂欢经历与处在战火纷纷之中音讯杳无的柏哲达先生的女儿们形成鲜明对比。莉丽亚与同伴朵拉一起扮作女巫，挨家挨户讨要糖果，而她的粗麻布口袋里得到的第一袋糖果却是柏哲达先生的一盒薄荷巧克力。实际上，柏哲达先生几乎每次到来都会给她带糖果，“糖果”因此变成了小说中的一个重要意象。糖果本身具有的甜蜜特性是莉丽亚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童年生活的象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柏哲达先生对身处战火之中的女儿们生活的期盼。故事末尾，柏哲达的无言期盼被叙事者明明白白地表达了出来：柏哲达先生回国之后，莉丽亚每晚都用吃一颗糖果的方式，祈祷柏哲达先生一家健康平安。小说最后，莉丽亚得知柏哲达先生全家安然无恙，于是她把那些剩余的糖果都扔掉了，因为对她来说，它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伴随着糖果祈祷的过程，也是莉丽亚了解祖先历史，从无知到有知，从被动到主动学习了解故国历史文化，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印度裔美国人的过程。
因此对莉丽亚来说，这篇小说是名符其实的成长故事。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学会了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安全祈祷，学会仔细研究父亲书桌上的南亚地图，能够区分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历史渊源，并且在父母用特别晚餐的形式为柏哲达先生一家的平安庆祝时，莉丽亚第一次体验到思念的滋味，第一次切实地体会到柏哲达先生长达数月地思念妻女的痛苦。她长大了，在故国的灾难之中，莉丽亚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印度裔美国人。
若干年后，也就是莉丽亚向读者讲述自己十岁时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时，她显然已经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印度裔美国人。实际上在整篇故事中，只有两处是“现在时”。第一处出现在故事开头，叙事者莉丽亚告诉读者1971年那位经常出入她家的先生来自达卡：“那时达卡还属于巴基斯坦，现在，它已经是孟加拉国的首都了。那一年，巴基斯坦内战烽火四起。”
（23）可见，现在的莉丽亚再不是十岁时那个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的小姑娘了，她对印度的历史了如指掌。故事末尾，“现在时”再次出现。万圣节前夜莉丽亚出去讨要糖果之后回到家里，满心希望家里的三个大人会在门厅欢迎她回家，没想到家里一片沉寂，柏哲达先生脑袋埋在双手之中。
那一晚，和那以后的许多晚上，他们所听到的消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越来越趋于爆发战争。边境两边战营壁垒。达卡坚持要独立。战火将在东巴基斯坦领土上燃起。美国站在西巴基斯坦一边，苏联则与印度以及即将成立的孟加拉国一条阵线。十二月四日，双方正式宣战。十二天后，战于三千里之外的西巴基斯坦军因供给困乏，在达卡溃败而投降。所有这些事实，我到现在才明了，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任何一册历史书里，它们都向我敞开。可那时，绝大部分事实神秘莫测遥不可及，杂乱无章无头无绪。（40）
这段引文把四个人物的小历史与他们祖国的大历史，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印巴战争的立场态度等历史事实和盘托出，而叙事者莉丽亚当时并不明白这些历史事实，“现在才明了”。作为少数族裔的一员，她的成长轨迹清晰可见。在这些成长故事的描述中，小说作者把读者的视线渐渐引入战火纷纷的印巴战争，但她真正的聚焦点却是西方的殖民史与美国的文化霸权。
三
柏哲达先生无疑是故事的主角，也是连接故事中人物的“小历史”与国家民族的“大历史”的桥梁。他的到来把处于“背景”的印度历史与印巴战争史引入故事的“前景”。柏哲达先生是孟加拉人，又是穆斯林，他的家乡达卡在东巴基斯坦，当时在为自主斗争。他之所以滞留美国，是由于他获得巴基斯坦政府的资助，前往美国考察新英格兰地区的树木。故事开始之前的1971年春夏，他已经收集了足够的数据，那年秋天，他搬到波士顿北部莉丽亚一家所在的大学，打算把他的发现撰写成书。柏哲达之所以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一是因为经济原因，二是因为没有电视可看，而他急于了解家乡的战况和妻女的消息，于是到莉丽亚家“搭伙吃饭看新闻”。柏哲达先生结识莉丽亚父母并非偶然，而是莉丽娅的父母有意寻觅的结果。
莉丽亚的父母是印度移民，凭借自己特殊的身份与背景，他们为古老的印度与新大陆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们来自印度的加尔各答，是波士顿的新移民，父亲在大学教书，母亲是个半职的银行出纳。他们在家乡亲身经历过战争，亲眼目睹过暴乱，但在异国他乡，他们留恋印度家乡的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不习惯美国小镇的生活。为了发掘新同胞，他们总是一到新学期开学，就拿来大学通讯录，一个名字挨一个名字地搜索，一看到他们熟悉的印度名字便圈上，然后挨个联系，柏哲达先生就是这么被发现的。
达卡的自主运动以及接下来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使柏哲达先生在美国的生活变成了一场精神灾难。柏哲达先生在达卡“拥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一个大学植物学讲师的职位，一位休戚与共二十多年的太太，以及七个从六岁排到十六岁的女儿”（23），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此刻身处波士顿的柏哲达只能看着女儿们的照片，回想着她们的名字，“每个星期给太太写信，给每个女儿寄连环画书”（24），每天惴惴不安地希望得到家人的生死消息。但达卡的大多数设施处于瘫痪状态，邮递系统也无法幸免遇难，柏哲达已经足足六个月没有家里的消息了。
柏哲达对家乡亲人的思念通过一个小细节充分展示在读者面前。每次吃饭前，柏哲达总要做一个在莉丽亚看来异乎寻常的举动：摸出一块表，把时间调到达卡时间。这个富有象征
意味的小动作隐含着柏哲达先生对家乡亲人的无限思念与忧虑，对祖国动乱不安的政治局势无尽地关切与担忧。
柏哲达先生对女儿们的担忧还表现为他对莉丽亚的过分关注。他的女儿们与莉丽亚的年龄不相上下，本该像莉丽亚一样享受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安心在学校学习，但此时她们却生死难料。电视里，不时出现巴基斯坦孩子变成一群流浪着、哭泣着的小难民，这些画面像针扎一样揪着柏哲达先生的心。柏哲达的担心忧虑在万圣节前夕表现得淋漓尽致。正当家家户户门前都摆上形形色色的鬼节装饰，莉丽娅一家与柏哲达先生也在一起齐心合力地镂刻南瓜鬼脸的时候，国际新闻报道达卡的消息：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宣称，除非国际社会帮助缓解东巴基斯坦难民问题，否则印度将被迫参战抗击巴基斯坦。听到这则新闻，刀从柏哲达先生手中滑了下来，本来镂刻得完美无缺的南瓜脸下面被划了一道深长切口（36）。滞留他乡的柏哲达先生此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由此可见一斑。万圣节前夜柏哲达先生对莉丽亚与同伴独自出门的担心更是他对女儿们的安危担心忧虑的外化。尽管莉丽亚的母亲一再表示不会有危险，柏哲达先生的眼里还是充满莉丽亚“从未见过的紧张不安的神情”，并且主动提出要陪伴她们。年幼的莉丽亚第一次对柏哲达先生低声吐出“别担心！”这句话，这实际上是她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想对柏哲达先生吐出的肺腑之言，而此时因为自己的缘故说了出来，小莉丽亚觉得“羞愧难当”（38），这说明连幼小的莉丽亚也明白柏哲达先生对她的担心与他对女儿们的担心如出一辙。
在印巴战争的十二天时间里，莉丽亚的父母与柏哲达先生一样，为家乡的局势担忧，为亲人的安全着急，“三个大人行动起来像一个人，分担一种忧虑，一种沉默，同甘苦，共患难。”（41）本该像他们各自的祖国印度与巴基斯坦一样成为敌人的三个大人此时在异国他乡，就像印度被分裂之前一样，反而成为了一家人，而追根溯源，他们共同的敌人是引起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英国殖民者。表面上看来，从1947年起，印度就摆脱殖民者独立了，但殖民者撤离之前推行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使古老的印度四分五裂，彼此之间自相残杀。小说用故事的形式再现历史，谴责殖民者的主题清晰可见。由此看来，简单的故事与不多的人物背后隐含折射的却是国家民族的“大历史”。
拉希莉在小说中“打破传统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王163）。通过重新书写印度与印度裔美国人的历史，拉希莉向读者展示了少数族裔作家被压抑的无意识及其对社会权力压抑的反抗颠覆，创造出了具有解构意义的新叙事，巧妙地谴责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人民的戕害，批评西方社会的东方主义意识形态，从而达到重新书写少数族裔历史，颠覆殖民话语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的目的。在更深更广更长的人类历史上，无论小说中人物的小历史，还是印度被殖民被分割的民族血泪史，都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沧海一粟。西方殖民者对第三世界国家长期的殖民掠夺，今天超级大国对弱小国家的文化殖民与经济军事侵略，霸权无处不在，严重侵害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权益，也许这正是小说作者拉希莉笔锋所指，批判矛头所向吧。小说不仅是“对心灵疾病的解说”（张贲思），也是对西方殖民史与文化霸权、对世界疾病的解说与批判。
注解【Notes】 ①《疾病解说者》是拉希莉的处女作，出版后使她一举成名，成为当今美国文坛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她的首部长篇小说《同名人》(The Namesake, 2003)同样获得广泛好评，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拉希莉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无法适应的地球》（Unaccustomed Earth, 2008）出版后，很快登上了美国《出版周刊》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② 以下引自该书的引文只在文中表明页码。译文参考《疾病解说者》，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③ 每年的11月1日是西方国家的“万圣节”，前一天则是“万圣节前夜”(Halloween)，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普遍庆祝的“鬼节”。在北美，它是仅次于圣诞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狂欢节，尤其受孩子们喜爱。这一天，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小鬼。他们画着鬼脸，穿着黑袍，提着南瓜灯，拿着
大口袋满街游荡，光顾社区里的每一家，口里喊着“Trick or Treat”（不招待就捣蛋）讨要糖果，一个晚上下来，往往收获颇丰。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榕：“新历史主义”，见《西方文论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Chen Rong. “New Historicism.” Key Word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ed. Zhao Yifa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Felperin, Howard.“„Cultural Poetics‟ versus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Two New Historicisms in Renaissance Studies,”Uses of History, eds., Francis Barker et a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Foucault, Michel.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Trans. by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Basil Blackwell: Cornell University, 1977.
Greenblatt, Stephen and Giles Gunn, eds.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ew York: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9.
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卢肖慧、吴冰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Lahiri, Jhumpa. Interpreter of Maladies. Trans. Lu Xiaohui and Wu Bingqing.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5.]
刘伟胜：《文化霸权概论》，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
[Liu Weisheng.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Hegemony. Shijiazhuang: Henan People‟s Press, 2002.]
Montrose, Louis. “Professing the Renaissanc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Culture,” The New Historicism, ed., H. Aram Veeser,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8.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Wang Yuechuan. Postcolonialism and New Historicism.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9.]
张贲思：“文学是对‘疾病’的重新阐释”，《南方都市报 》，http://www.library.sh.cn/dzyd/spxc/list.asp?spid=1921
[Zhang Bensi. “Literature Is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llness.‟” Southern Metropolitan Daily, ]
朱刚编注：《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Zhu Gang ed.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