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李仪祉，名协，字宜之，因乃兄李博将别字“约之”易为“约祉”，改称“仪祉”，名亦几为所掩，与同门于右任、张季鸾并称近代“陕西三杰”，以水利专家、 “今世大禹”闻世，功在国家，泽被三秦，乡人至今沾洽其惠，所恨大材不寿，天不假年，竟以积劳成疾，57岁即不治而逝。 先生遗像庄严 ，志传留于今人后世的印象，亦似一规行矩步、言行不苟之科学家，而其一生事功，似亦仅在水利一隅，其实大谬不然，与真实可亲之仪祉先生，不可云近。 几度称“圣人” “圣人”之在中国，一般用以指称所谓才德全尽、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说到“圣人”，人们最易想到的是孔子，即旧时所谓“至圣先师”。之前，伏羲以下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文王、武王、周公及夫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之属，皆称“圣人”；之后，诸多专业领域之代表人物，亦被以“某圣”尊之，如兵圣孙武、武圣关羽、商圣范蠡、史圣司马迁 、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 、画圣吴道之、茶圣陆羽、智圣东方朔、酒圣杜康、药圣孙思邈、乐圣李龟年、诗圣杜甫、词圣苏轼、曲圣关汉卿等，但已重才轻德，或基本与德无关，和“圣人”之本义相去甚远。这其中，有的是众人发乎内心的崇敬，有的则虚实并有，褒贬兼具。至于民间或亲近、师友之间援此相呼，则更多地带有讽刺或调侃的况味。仪祉先生就曾“幸运”地遭遇这种情况，而且不止一次。 据先生自己回忆，在塾学从刘时轩师读书时，写不出的字，他常临时想出一字以代之，刘师督学甚严，曾讽骂其“你是圣人吗？！”言下“把你能的跟圣人一样，字是你蕞尔小孩生造的吗？”本意是责其规矩向学，勿乱写字，不料同学竟因之戏称其“圣人”。后来在泾阳崇实书院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在三原宏道学堂与于伯循（右任）同窗求学时，因两地均距蒲城不远，识者多悉其“掌故”，同学仍沿之不改，就是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就读后期，同学们服其公道正直，品学兼优一致推举其担任班长，但因一般不大随大家闲逛（有人说是“逛八大胡同吃花酒”，语涉附会），照样称之为“圣人”，谑而不虐，敬重中亦不无嗔怪讥讽的意思。 一个绰号，从私塾而大学，由陕西而北京，多年数度被称呼，虽说前后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已经够神奇矣，想不到后来还漂洋过海，叫到了欧洲： 因为别的朋友都喜欢做狎邪游，尤其是与我同来的徐子寿，到德以后，直与我不能同道而行了。他说他“有需要非如是不可” 。我素来想静，就不懂。有时晚间，我到同学处去耍，十点钟一定回寓所去休息。因我种种的特异性情，他们又给我送了一个徽号，叫“圣人”。 这是先生《留欧纪实》中的记载，可知此时此地，同学又将其称作“圣人”，其原因与在北京大致相同，乃是因了其“种种特异的性情”，“好静而不大随人闲逛”。当然亦不排除讥其“相貌像猴”，因孙悟空曾以“齐天大圣”自称，暗于关合的趣味。 仪祉先生之被称作“圣人”，弟子宋希尚曾对曹聚仁提过，与先生自述相类，但只塾学与北京两次，其他各种传记文字则率取回避之态度，干脆不提。不过夫子自道，其言谅非无端凿空，谈助之余，想对研究先生，不失为鲜活之史料。 当年亦好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夫子此话，至今仍不过时，再后谅也不会过时。好色得诸天性，生而为人，不分男女，鲜有不好色者，除非他不男不女，非我族类。但“好色”也者，“好”是“品鉴”或“欣赏”，“色”指“容颜”或“气质”，既不同于传统意识中的“拈花惹草”或“招蜂引蝶”，更不同于以猎取异性为目的心理变态，和与猪狗六畜无异的性交或性乱。就此言之，则正常的好色――欣赏别人或被别人欣赏，无论对己对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未尝不是一件美好之事。女子生得漂亮，男人长得帅气，喜欢的异性多瞅两眼，多拉几句，甚至有意走近，多处一会儿，发之乎情，止之乎礼，非惟双方无损，亦且各得其得，大家和平相处，共谱和谐，岂不美哉！许多人忌讳此一字眼，怕沾此一字眼，并非其真的不是登徒子流，从无“好色”之想，只是慑于周围传统的压力，担心世俗误解，积毁销骨，引致社会的负面评价，与好色与否，有何关涉？ 仪祉先生生理正常，心智健全，自然也亦具常人好色的天性，优秀固然优秀，而绝非超凡脱俗，至于不食人间烟火。且看先生《留欧纪实》这段忆述： 有一天，早晨起来，便是大雾，一路用小杖摸索而行。走到一个山脊上，云雾里忽然一片开朗，现出一个少女，赶一只驴子，都现出半身。我走的地方很多，遇见美色的女子也不少，而这次所遇的，我敢说这是绝色了。虽然昙花一现，能使我一生不忘。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中，一现我前，真有神仙的态度。我感激此行，真值得千万次旅行，可惜我不会画，然而脑海所存的一幅画图，时时可以默探得的。这一天，差不多完全在雾里行走，我的脑子也常常想象这一个无名女子。忽然一个大屋当前，雾有点消，我也顿然清醒，原来到了一所简易旅社了。 大方，淳朴，初无扭捏地坦承对这域外绝色女子的赞美，及其见到这洋妞后寤寐思服，魂不守舍的窘状。再看此文这段回忆： 在雪冠顶住了一宿，狂风怒吼了一夜，旅舍完全用木造的，我觉得板壁门窗都忽忽闪闪，摇晃不定，有点害怕，因此睡不稳。又回想到昨天遇见那回风景，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城中绮罗锦绣，声伎音乐，漠然远之，偏偏到这荒僻山中，赏识一个赶驴子的赤脚婢。可惜那女子一瞥而过，也不曾想到有一个异邦之人欣悦她哩。总之，天地间事，便如是如是。有时夕阳将落的时候，云山缥缈间，放出霞光异彩，其美无比，然而刹那之间，夜色沉沉，一无所有，这不是同这个一样吗？人的灵魂，总是有深越固有的调谐haarinong性，所以好色，喜音乐，正是圣人所不免，不惟不免，且更较凡俗超越一等。我固凡庸，平时不接近女色，并且对于音乐是门外汉，然而天色天籁，偶尔寓目入耳，便终身不忘，回想起来，总觉如在目前，胡思乱想，倦不可支，也便沉沉入梦了。 兀自如前的大方、纯朴，不见一丝躲闪；不仅不见躲闪，而且还为自个的艳遇与艳思，找出所以然的依据。 此即仪祉先生之青春秘史，本真而美好，阳光而可爱。倘若文章不署先生大名，谁会想到先生竟还如此罗曼蒂克；倘若不是先生“据实招来”，谁会想到今世大禹之内心竟如凡夫俗子般的丰富？须知事发之时，尚处清末，形诸笔墨，也在民国，这些即便置诸当下，也未必人人都敢坦承的隐情，都敢表露的心迹，先生居然能宣诸大众，栩栩如生地娓娓道来，其留欧的收获，显然不仅学得知识一层。 文坛多面手 读近代史，常感叹于某些以科学立身的大家，专业上出类拔萃，诗文亦不少让人。仪祉先生亦夫如此。其伯父李仲特（异材）、父亲李桐轩（良材）为清季同科秀才，但一“独善科学”，一酷爱文史，都有实在学问和不俗识见。先生幼承庭训，先由伯父开蒙，旋入书塾，受教于三原刘时轩先生，打小便习作诗文，在塾所写《颖考叔论》，即以措辞谨严、文笔流畅为塾师所赏识。后来年岁益长，眼界渐开，学问与文辞相与增长，随时以进，在崇实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问学之余，曾创作《女子不缠足》等若干歌诗以觉世醒人，其中《新闺怨》中写道：
夹幕重帘深院垂，美人间坐颦蛾眉。不怨薄幸郎，不怨久别离，只怨枝头嘶哳鸟，朝朝暮暮语侬痴。汝语侬痴侬实痴，侬痴更有不尽辞。朝来见汝冲霄去，阿侬正守窗前曙。岂不羡汝天际翔，恨无六翮轻风御，侬还诫汝避网罟，慎勿陷入人樊笼，笼中饭食已供具，笼中天日似阿侬。 哀婉凄切，形象深刻地描绘出缠足女子身心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尤为时人嘉许。尽管后来所学偏重理工，但以学识渊博、才情满纸，兴之所至，仍然笔耕不辍，时有诗文作品面世。如留德期间，他用功之外，最喜郊游，周日常携书柏林附郭林中游憩，并曾吟诗遣兴曰： 一卷相随势不孤，林中偃卧鸟相呼； 醒来神识忽颠倒，误认晴天作碧湖。 朴实，自得，至今犹觉清新可读。西北农林专校建成，他兼任该校水利组讲座，衷有所感，亦曾赋诗以志之曰： 正襟危坐乎高岗，山巍巍兮水汤汤。漆可濯缨渭濯足，天作笠兮云为裳。倦来偃卧枕岐梁，梦入周公之故乡。右手触文帝之寝堂，左手抚太宗之摇床。倾耳以听音锵锵，似闻凤鸣于朝阳。太白皑皑冰雪光，焕如明镜照我肺与肠。��周原黍稷黄，思我先民荐蒸尝。吁嗟乎！孰维新命于旧邦，安得起后稷公刘文武于地下，使我民族复发扬。 情真意美，有近天籁。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感于我将士英勇抗战，病榻之上，还曾赋为新诗高调声援曰： 卢沟桥畔晓月高， 卢沟桥上风萧萧。 轰！轰！是哪鬼放炮？ 咳，原来是敌人来到， 假着演操，来把衅挑！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卢沟桥前，尸如石抛， 卢沟桥下，血同水潮！ 轰！轰！敌人又来了； 哼！他们想夺卢沟桥， 一次不逞，几次三番把死讨！ 杀，男儿要试宝刀！ 杀，男儿要试宝刀！ 卢沟桥是我们的长城， 卢沟桥是贯日的长虹！ 死着守，莫放松，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更是发乎大义，出于至诚，至今仍为世人看重。其所为科学著作，志虑精纯，文采斐然；其《泾惠渠碑跋》及《泾惠渠首功郭希仁》诸制作，笔意轩昂，气度雍容，方诸并世文史大家，亦不稍逊；即便其平素所制短札，如1928年为离陕事复赵天玺书和1933年为黄委会组织及工程致王�庭书，前书称：“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光阴荏苒，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去年冯公（玉祥）来陕，注意郑白（即郑国渠、白渠），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钟云挟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畀以工头之职，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后书谓：“黄河水利委员会之主干任务在根本消除河患，其次乃及航道交通，又其次乃及农田水利。国家特设此机关，必求其能策进主干任务，若仅维持河防，则有三省河务局足矣，如但及农田水利，则各省有建设厅足矣，又何须特设此重大机关哉！所谓随测随作者，亦视何等工程。吾人造一房屋，测量、设计、估工、探验地基、选择材料亦费许多手续。治河工程视建屋重大多矣，谓独可以潦草为之乎？故随到随作施之于小工程无上下游关系之局部工程可也，而非施之于根本治河则不可。治河之道虽一，裁弯取直之小工程亦必详审测度其上下游之结果，何况全体治导？协之意不欲邀一时之功，而在为国家莫永久之大计。小功利在一时，设计未周或一、二年而弊又见，是岂治河之道哉！且更不必虑及政局之变动，盖果吾人之事业确实为国为民，则人事虽有变更，而事业必不毁”等，亦均文隽情挚，令人感佩不已。 最可异者 ，先生父亲桐轩公居易俗社开山之尊，长社七八年，撰写秦腔剧本四十余部，有“新剧界星宿”之誉 ，乃兄约祉君同为易俗社功臣，先后出任社长、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等职，撰写秦腔剧本十余部，先生自己居陕期间，工作之余，亦曾写有三个秦腔剧本――《复成桥》《卢采英》和《李寄斩蛇记》。其中《复成桥》和《卢采英》均十四回本，前者写清末一南京女探亲迷路 ，被一正派店伙送回，引起无赖诬陷和闾里非议 ，民女被迫自缢（未死），店伙亦遭缧绁，幸得履新按察使微服私访，察知是非曲直，终得伸冤平反，旨在揭露“凶恶徒贪污吏狼狈为奸”和社会黑暗；后者写卢采英无惧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机智救夫之事迹，借异国西班牙故事，揭露国内官场的黑暗与残暴，“融会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李寄斩蛇记》仅四回，取材于东晋干宝《搜神记》李寄斩蛇的故事，力赞此女之机智勇敢为民除害，揭露官府的昏聩、无能和残忍。三部剧均“着力反对封建迷信对群众的毒害，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扬”，而《李寄斩蛇记》思想性、艺术性尤较前两部为胜，有专家评其“数量虽不如乃父、兄丰富，但其质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敏于窗外事 仪祉先生事功显赫，盖缘于年轻时的勤奋好学和后来的刻苦钻研。但是先生并非一只知读书不问世事的书呆子，经世致用，家国情怀，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学有所成在乎此，其功比禹圣 亦在乎此。 与当年许多学子同其经历，受乃伯乃父及关学思想和时代风潮的影响，仪祉先生早年既重学业，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读康梁，读严复，颇服膺于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对封建婚姻和妇女缠足均持批判态度，曾撰《权论》和《神道设教辟》，慷慨抒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1905年中美不平等条约激起北京学潮，他奋袂上书侍御史王仙洲，称“天下事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以一人败之而有余，纵观历史，从古如斯。但不愿此等事乃见于先生，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独不为一身名誉计乎？”对其提出尖锐恳切的批评。留德尚未结束，辛亥革命爆发，他倍感振奋，“既念祖国之危，复思家门之难”，毅然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先生与革命渊源深矣。井勿幕、郭希仁为陕西辛亥革命两大功臣，先生《泾惠渠首功郭希仁》有“时井勿幕自东归，物色可与共谋覆清者 ，以为郭、曹可与共事，而与之无素 ，不敢冒昧 浼余及陈观说之 ”等语）。旋见陕西大�，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顿悔所学失当，乃借郭希仁赴欧考察水利之机，再赴德国专攻水利专业，求“继郑白之旧迹，以为民利”。五四反对“二十一条”，他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进步学生一起书写抗议标语和口号，并率沈泽民、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和教员上街游行。东北九一八事变，他忧国伤时，曾发“希望无情炸弹，落于头上，倏忽即死，了却愁思”之叹，及见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转为振奋，出乎“救国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之深衷，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带头募捐，倾全力以支援抗战。西安双十二兵谏，他赞同张、杨主张，力倡和平解决，建议中枢对红军因势利导，慨然语人曰：“国步维艰，如人之患肿痛然，若内毒未净，绝不得�。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尽内毒之日，将走入隆昌之运乎？”提醒国人“更当振作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暴日之寇我东南，不能妄我国，盖自来外族之亡中国者，皆自西北而来，若日人大蒙古国、大回教国之政策成，即可致我死命。故西北之国防及生产，实为当务之急。”俨然一副洞明时势、务实进取的姿态。
“圣人盗经”曾是陕西轰动之全国的公案，知者甚夥，但仪祉先生为此案重要角色，则鲜为人知，知者亦每非简即谬。如曹聚仁先生《河上人语李仪祉》讲：“他也曾兼长教育厅，有名的‘捉放康有为’，便是他主演的。康氏游秦，把一方‘汉碑’带走了；李氏急电潼关地方当局，强令截留，‘汉碑’乃得归赵，也是一页艺林逸史（世传康是在陕西盗取大藏经，那是传说之误）”。便是如此。其实“带”走汉碑等古物，仅是陕人不直康氏为人，并酿致此公案的原因之一，康欲“带”走者，确为碛沙藏经无疑，世传“盗”经下语失重，事情却大致不谬，倒是曹老先生自己道听途说，将非作是矣。至夫仪祉先生在此案中的角色和作为，单演义先生《康有为在西安》书中所举郑自毅、马凌甫、刘安国、孙伏园回忆，均有涉及，其中乃兄曾陪康游城南名胜的郑先生称： 康有为去到卧龙寺参观，他看到佛经架上放的有《宋版碛沙藏经》，由于保管不善，稍有残缺，认为可惜。他回宾馆后，曾派他的门生万钝庵到卧龙寺和寺僧定慧进行协商，愿将他自己家的佛经多部与之交换。在达成协议，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只因康有为派宾馆卫兵到寺搬运经时，曾将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一些经卷一并搬去。寺僧定慧发现之后，正要向康提出声明，要求发还，曾（竟）被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西安红十字会长杨叔吉等人得知。他们即时成立陕西古物保存会，对康提出公开反对，并到省议会见议长马凌甫说明情况，请予支持。适值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在座，提出意见：“康有为派人搬去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他们几个人同意这一意见，即推陈松生就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向法院起诉，同时又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请予声援。在上海的三原人徐朗西，接到这个通知后，即时画出“康圣人盗经漫画”，送报社发表，就成为一时的奇闻。 翌夏随鲁迅来西安讲学的孙先生称： 说到陕西，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盗经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圣人去偷经，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罢……虽说宋代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不过南藏年代较早，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北藏较晚，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将南藏缺本，郑重地交我阅看，知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陕，考查盗经情节，与报载微有不同。报载追回地点云在潼关，其实刚刚装好箱箧，尚未运出西安，即被人扣留……陕人之反对盗经最烈者，为李宜之、杨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学生，现任水利局长；杨治医学，留日学生，现任军医院军医。二人性情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们对于圣人，竟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尽管说法各异，却都明确提到仪祉先生对康的激烈抗议，即此亦可感知先生对于时事的关注，虽然其中也有捍卫陕人面子的因素。 粪土万户侯 仪祉先生有句传颂至今的名言，谓“要做大事，不做大官”。受伯、父淡薄功名利禄、唯求学以致用人生态度之移化，先生京师大学堂毕业获举人衔后，即绝意仕途，得知西潼铁路局将选派才俊赴德国学习铁路土木工程，尚未发榜便借伯父函促之故，启程回陕，考取派遣资格 ，以图深造， 此后遂与科技彻底结缘，不稍动摇，学成归国，发现所学一时未切实用，二返身再赴德国重学水利，将毕生时间和心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水利事业当中。再次学成归国后，全国水利局发表先生为陕西水利分局局长，先生无心做官，坚辞不就，竟以“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材。现在有人集资兴学，利国利民，为后代造福，是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为由，径赴张謇南京所办“河专”受聘教务长，专事教书育才。不惟自己不攀附权贵，亦且反对学生为找工作而趋炎附势，奔竞于权贵之门，谆谆告诫其“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应该求实际，不要争虚名；应该努力苦干，不畏风霜艰辛，不要以一次的失败便灰心、堕落，必须再接再厉。因为失败一次，即得一次的经验，发现过去的缺点而改正之。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指期事业的完成，不必在名利上计较，或势力上费心也” 。甚而如此强调：“古代为国主政的，有许多的工程家。不讲旁的，大禹王就是个水利工程大家。他把我们中华，从水里拯救出来……周公也是一个大工程家。最有名的指南车就是他发明的，他并著有《考工记》一书，是开创我国工学之鼻祖。墨子和公输子也都是工程家，他们发明了许多武器。诸葛亮是一个工程大家，发明木牛流马和许多机械，保卫国家。”以古代工程家的故事，激励后进以科学报国，而不蝇营狗苟于仕途。 1922年，陕西水利局长郭希仁病剧，以“李君天下奇才也，亦难得之人才也，性质直，沉稳坚韧，爱国心与事业心均极强，对治学不但能深钻透研，且术兼中西，誉为东方少有之水利专家。今国家衰弱至此，极需这类杰才。西北亢旱，更需发展水利，强根固本。他日郑国渠伟绩之再现，舍李君莫属也” 。力荐先生以自代，胡景翼将军亦遣韩城李仲特赴京促其从速就道。先生系念桑梓，毅然辞校回陕履新。此后先生以其成就，先后出任多职，但却并不恋栈。某年政府请其兼长建设厅事，有人觊觎其水利局位置，托人转达“曲衷”，先生正告曰：“做官并不是我所好，也不是我所长，我志本不在此，我可以辞厅以让贤。水利事业，正在积极进行中，当仁不敢推让。”泾惠渠修成后，先生明确宣布严禁四种人参加管理，一是吃过官司的，二是抽过大烟的，三是当过军阀走狗的，四即做过地方官吏的。有人欲借水利以种大烟，贿赂之外，又请地方有头脸者为之说项，先生不论职位高低，一概拒之，并发言掷地有声：“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做官，而忘了做人的义务；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 杨虎城可为仪祉先生知音矣。先生后来之回陕再掌建设、治水之事，为将军向中枢和蒋介石力请；先生“关中八惠”之伟业，赖将军鼎力支持而次第完成。先生对将军充满感激与敬重，其《泾惠渠碑跋》所谓：“甚矣，成事之难也。引泾之事，自希仁、笠僧倡始，继之者迭有人，然十余年未能实施，至于民十七暨十九数年，大旱饥馑、流亡载道而莫之救，迨虎城主席，乃毅然为之。时余任导淮要职，亦决然舍弃，归而相助，诚以救民水火之举，不能漠视之也！”实其真情之写照。然尽管如此，在原则问题上，先生对将军亦面折不让。据载筹建洛、渭二惠时，经费拮据，官场应酬却不知撙节。某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莅陕，将军派几名高官隆重接待，先生既不直何氏之为人，又愤官员之挥霍，某次省府政务会上，竟当着将军之面，对其大加指责，说：“如今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之中，外寇欺凌，陕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将军释以“何主任来西安，他们做接待工作……”话未及半，先生即厉声骂道：“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情不能已，撂下一句“这个厅长我不当了！”就悻悻离去。 我国长期浸淫于官僚政治，官本位根深蒂固，做官在古今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生奋斗之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历史上不少终老林泉的隐者，都是官梦破碎之后，变入世为遁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更有甚者，有人为谋晋身之阶而不得，或欲速之而不达，竟至自杀或杀人，将此丑陋的理念演至极致。先生身处民国时代而能有此风骨，其人格和境界，宜同其盖世事功，一样受人敬仰。
遗嘱葬以耶礼 仪祉先生以治水闻名域中，而秦地最得其惠，故当时关中咸呼其“龙王”，汉中亦曾以“灶神爷”称之，惜乎治水利人却因劳苦而自损天年，竟以盛年遽尔病逝。关于先生辞世的情况，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回忆道：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将军此忆极其珍贵，仪祉先生遗嘱葬以耶稣礼，迄今不见任何公私记载，其弟子胡步川《李仪祉先生年谱》语不及此，至今行世有关先生传记文章一并阙如，其亲近如李赋林执笔，李翥仪、李文祉等签字证明的先生遗嘱，据载涉及葬事的，亦仅“处此国难时期，身后葬礼，须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一探病象之究竟，为医界做一贡献……”数语。在世人固有印象中，仪祉先生非耶非佛，一生未入任何宗教，先生自己也不承认他曾入何教 。其《留欧纪实》曾有如下记述： 德国同学中来往的不多，因为他们都有个团体，什么germania、teutouia等等学生会，吃啤酒、舞剑、比斗，弄得满脸都是刀痕，这便是他们的生活，我是不喜欢的。他们也不大欢迎外国人。不得已，我便与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了，但是同时我又研究佛学。我的研究佛学，并不是如何费工夫去用功，不过为看见德国bireslan人morh－graf等提倡佛学，出有杂志，叫diebuddhivhschewelt,我心中好奇，便订购了一份看看。同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也无非去听听他们讲的道理，并不想入教。而会中人常与我辩论耶佛之是非，他们却又辩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又何必呢。后来，我翻译了一本mork－graff的佛学问答，又自著了一篇《涅�解》，都是胡闹，其实是我又何尝解得“涅�”呢？然而因此颇生出很大的影响。 其宣统二年（1910年）致胞兄李约祉书对此也曾有如下解释： 德人力闵脱者，福音教人，询弟何教？答以佛，竭力劝弟改为福音。与之辩二教之优劣，伊勿能胜，惟云佛以寂灭为主，引人入不幸。驳曰：耶以求福为主，贪妄之所由生，求而获则我幸人不幸；求而不获则我更不幸。佛之归点曰无幸无不幸，所以云尔者，人世之率不幸不足以形容之也……弟本非佛教，胡以佛教应？缘近世民贼，动据孔说以谄上虐下，弟不屑与为伍。 此均先生早年求学异邦时的情况，此后关于先生的文字，自著他著，亦都看不出其宗教倾向或宗教活动，所以单据冯氏此节忆述即断定先生临终皈依耶教，显然有失鲁莽，也缺乏说服力。然而它毕竟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耶教不忌讳死亡，其葬礼较一般家庭简单――没有引魂仪式，不设家庭灵堂，遗体多移殡仪馆安置；入殓、告别礼拜整个过程约一小时左右，七天左右即举行家庭追思礼拜，不特别择日，只要大家方便即可；礼堂布置，以实际需要而定，不摆祭品，不挂挽联；墓园不需看风水，香火、纸钱、祭品全免，仅以鲜花聊寄哀思，无论土葬火化，仪式简洁、庄严。这与先生的生死观亦颇吻合。冯将军是出名的基督将军，子元先生亦人所共知的基督教徒，而名满天下之右公与仪祉先生更有同窗之好，将军前所引述，似亦并非壁构，也没必要壁构。仪祉先生早年留欧，濡染西方文化，最后又是病逝于西安某教会医院（一说“长安艮斋”此处据曹聚仁文），对耶教殡葬逝者的礼节，想亦也做过详尽的了解，其遗嘱葬礼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以供医学研究，都可以看到耶教欧俗的影响，因而说他临终要求葬以耶礼，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合情合理，与先生本人入不入耶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会损污先生既有之地位和形象，反而益增其高大与完美。退一步讲，纵然先生临终皈依耶教，又有何妨？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上帝”之子吗？所以此事后来居然民间失传，官方无语，亲近如子侄门生亦均绝口不提，至今几乎不再有人知道矣，的确让人不得要领。目接汉青，思绪茫然，一个巨大的叹号，扎眼端直地植根于人的脑际，久焉矣挥之不去。
蒲城李仪祉，名协，字宜之，因乃兄李博将别字“约之”易为“约祉”，改称“仪祉”，名亦几为所掩，与同门于右任、张季鸾并称近代“陕西三杰”，以水利专家、 “今世大禹”闻世，功在国家，泽被三秦，乡人至今沾洽其惠，所恨大材不寿，天不假年，竟以积劳成疾，57岁即不治而逝。 先生遗像庄严 ，志传留于今人后世的印象，亦似一规行矩步、言行不苟之科学家，而其一生事功，似亦仅在水利一隅，其实大谬不然，与真实可亲之仪祉先生，不可云近。 几度称“圣人” “圣人”之在中国，一般用以指称所谓才德全尽、知行完备的至善之人。说到“圣人”，人们最易想到的是孔子，即旧时所谓“至圣先师”。之前，伏羲以下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皋陶、舜、禹、伊尹、傅说、商汤、伯夷、文王、武王、周公及夫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之属，皆称“圣人”；之后，诸多专业领域之代表人物，亦被以“某圣”尊之，如兵圣孙武、武圣关羽、商圣范蠡、史圣司马迁 、医圣张仲景、书圣王羲之、草圣张旭 、画圣吴道之、茶圣陆羽、智圣东方朔、酒圣杜康、药圣孙思邈、乐圣李龟年、诗圣杜甫、词圣苏轼、曲圣关汉卿等，但已重才轻德，或基本与德无关，和“圣人”之本义相去甚远。这其中，有的是众人发乎内心的崇敬，有的则虚实并有，褒贬兼具。至于民间或亲近、师友之间援此相呼，则更多地带有讽刺或调侃的况味。仪祉先生就曾“幸运”地遭遇这种情况，而且不止一次。 据先生自己回忆，在塾学从刘时轩师读书时，写不出的字，他常临时想出一字以代之，刘师督学甚严，曾讽骂其“你是圣人吗？！”言下“把你能的跟圣人一样，字是你蕞尔小孩生造的吗？”本意是责其规矩向学，勿乱写字，不料同学竟因之戏称其“圣人”。后来在泾阳崇实书院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在三原宏道学堂与于伯循（右任）同窗求学时，因两地均距蒲城不远，识者多悉其“掌故”，同学仍沿之不改，就是在北京京师大学堂就读后期，同学们服其公道正直，品学兼优一致推举其担任班长，但因一般不大随大家闲逛（有人说是“逛八大胡同吃花酒”，语涉附会），照样称之为“圣人”，谑而不虐，敬重中亦不无嗔怪讥讽的意思。 一个绰号，从私塾而大学，由陕西而北京，多年数度被称呼，虽说前后原因有所不同，但是已经够神奇矣，想不到后来还漂洋过海，叫到了欧洲： 因为别的朋友都喜欢做狎邪游，尤其是与我同来的徐子寿，到德以后，直与我不能同道而行了。他说他“有需要非如是不可” 。我素来想静，就不懂。有时晚间，我到同学处去耍，十点钟一定回寓所去休息。因我种种的特异性情，他们又给我送了一个徽号，叫“圣人”。 这是先生《留欧纪实》中的记载，可知此时此地，同学又将其称作“圣人”，其原因与在北京大致相同，乃是因了其“种种特异的性情”，“好静而不大随人闲逛”。当然亦不排除讥其“相貌像猴”，因孙悟空曾以“齐天大圣”自称，暗于关合的趣味。 仪祉先生之被称作“圣人”，弟子宋希尚曾对曹聚仁提过，与先生自述相类，但只塾学与北京两次，其他各种传记文字则率取回避之态度，干脆不提。不过夫子自道，其言谅非无端凿空，谈助之余，想对研究先生，不失为鲜活之史料。 当年亦好色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夫子此话，至今仍不过时，再后谅也不会过时。好色得诸天性，生而为人，不分男女，鲜有不好色者，除非他不男不女，非我族类。但“好色”也者，“好”是“品鉴”或“欣赏”，“色”指“容颜”或“气质”，既不同于传统意识中的“拈花惹草”或“招蜂引蝶”，更不同于以猎取异性为目的心理变态，和与猪狗六畜无异的性交或性乱。就此言之，则正常的好色――欣赏别人或被别人欣赏，无论对己对他，在任何一个年龄段，都未尝不是一件美好之事。女子生得漂亮，男人长得帅气，喜欢的异性多瞅两眼，多拉几句，甚至有意走近，多处一会儿，发之乎情，止之乎礼，非惟双方无损，亦且各得其得，大家和平相处，共谱和谐，岂不美哉！许多人忌讳此一字眼，怕沾此一字眼，并非其真的不是登徒子流，从无“好色”之想，只是慑于周围传统的压力，担心世俗误解，积毁销骨，引致社会的负面评价，与好色与否，有何关涉？ 仪祉先生生理正常，心智健全，自然也亦具常人好色的天性，优秀固然优秀，而绝非超凡脱俗，至于不食人间烟火。且看先生《留欧纪实》这段忆述： 有一天，早晨起来，便是大雾，一路用小杖摸索而行。走到一个山脊上，云雾里忽然一片开朗，现出一个少女，赶一只驴子，都现出半身。我走的地方很多，遇见美色的女子也不少，而这次所遇的，我敢说这是绝色了。虽然昙花一现，能使我一生不忘。尤其是在这个地方，这种景色中，一现我前，真有神仙的态度。我感激此行，真值得千万次旅行，可惜我不会画，然而脑海所存的一幅画图，时时可以默探得的。这一天，差不多完全在雾里行走，我的脑子也常常想象这一个无名女子。忽然一个大屋当前，雾有点消，我也顿然清醒，原来到了一所简易旅社了。 大方，淳朴，初无扭捏地坦承对这域外绝色女子的赞美，及其见到这洋妞后寤寐思服，魂不守舍的窘状。再看此文这段回忆： 在雪冠顶住了一宿，狂风怒吼了一夜，旅舍完全用木造的，我觉得板壁门窗都忽忽闪闪，摇晃不定，有点害怕，因此睡不稳。又回想到昨天遇见那回风景，自己想想，也觉得好笑：城中绮罗锦绣，声伎音乐，漠然远之，偏偏到这荒僻山中，赏识一个赶驴子的赤脚婢。可惜那女子一瞥而过，也不曾想到有一个异邦之人欣悦她哩。总之，天地间事，便如是如是。有时夕阳将落的时候，云山缥缈间，放出霞光异彩，其美无比，然而刹那之间，夜色沉沉，一无所有，这不是同这个一样吗？人的灵魂，总是有深越固有的调谐haarinong性，所以好色，喜音乐，正是圣人所不免，不惟不免，且更较凡俗超越一等。我固凡庸，平时不接近女色，并且对于音乐是门外汉，然而天色天籁，偶尔寓目入耳，便终身不忘，回想起来，总觉如在目前，胡思乱想，倦不可支，也便沉沉入梦了。 兀自如前的大方、纯朴，不见一丝躲闪；不仅不见躲闪，而且还为自个的艳遇与艳思，找出所以然的依据。 此即仪祉先生之青春秘史，本真而美好，阳光而可爱。倘若文章不署先生大名，谁会想到先生竟还如此罗曼蒂克；倘若不是先生“据实招来”，谁会想到今世大禹之内心竟如凡夫俗子般的丰富？须知事发之时，尚处清末，形诸笔墨，也在民国，这些即便置诸当下，也未必人人都敢坦承的隐情，都敢表露的心迹，先生居然能宣诸大众，栩栩如生地娓娓道来，其留欧的收获，显然不仅学得知识一层。 文坛多面手 读近代史，常感叹于某些以科学立身的大家，专业上出类拔萃，诗文亦不少让人。仪祉先生亦夫如此。其伯父李仲特（异材）、父亲李桐轩（良材）为清季同科秀才，但一“独善科学”，一酷爱文史，都有实在学问和不俗识见。先生幼承庭训，先由伯父开蒙，旋入书塾，受教于三原刘时轩先生，打小便习作诗文，在塾所写《颖考叔论》，即以措辞谨严、文笔流畅为塾师所赏识。后来年岁益长，眼界渐开，学问与文辞相与增长，随时以进，在崇实从刘古愚先生读书时，问学之余，曾创作《女子不缠足》等若干歌诗以觉世醒人，其中《新闺怨》中写道：
夹幕重帘深院垂，美人间坐颦蛾眉。不怨薄幸郎，不怨久别离，只怨枝头嘶哳鸟，朝朝暮暮语侬痴。汝语侬痴侬实痴，侬痴更有不尽辞。朝来见汝冲霄去，阿侬正守窗前曙。岂不羡汝天际翔，恨无六翮轻风御，侬还诫汝避网罟，慎勿陷入人樊笼，笼中饭食已供具，笼中天日似阿侬。 哀婉凄切，形象深刻地描绘出缠足女子身心的痛苦，和对自由的渴望，尤为时人嘉许。尽管后来所学偏重理工，但以学识渊博、才情满纸，兴之所至，仍然笔耕不辍，时有诗文作品面世。如留德期间，他用功之外，最喜郊游，周日常携书柏林附郭林中游憩，并曾吟诗遣兴曰： 一卷相随势不孤，林中偃卧鸟相呼； 醒来神识忽颠倒，误认晴天作碧湖。 朴实，自得，至今犹觉清新可读。西北农林专校建成，他兼任该校水利组讲座，衷有所感，亦曾赋诗以志之曰： 正襟危坐乎高岗，山巍巍兮水汤汤。漆可濯缨渭濯足，天作笠兮云为裳。倦来偃卧枕岐梁，梦入周公之故乡。右手触文帝之寝堂，左手抚太宗之摇床。倾耳以听音锵锵，似闻凤鸣于朝阳。太白皑皑冰雪光，焕如明镜照我肺与肠。��周原黍稷黄，思我先民荐蒸尝。吁嗟乎！孰维新命于旧邦，安得起后稷公刘文武于地下，使我民族复发扬。 情真意美，有近天籁。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他感于我将士英勇抗战，病榻之上，还曾赋为新诗高调声援曰： 卢沟桥畔晓月高， 卢沟桥上风萧萧。 轰！轰！是哪鬼放炮？ 咳，原来是敌人来到， 假着演操，来把衅挑！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抗，来的一个也不饶！ 卢沟桥前，尸如石抛， 卢沟桥下，血同水潮！ 轰！轰！敌人又来了； 哼！他们想夺卢沟桥， 一次不逞，几次三番把死讨！ 杀，男儿要试宝刀！ 杀，男儿要试宝刀！ 卢沟桥是我们的长城， 卢沟桥是贯日的长虹！ 死着守，莫放松，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看岛夷，怎样去纵横！ 更是发乎大义，出于至诚，至今仍为世人看重。其所为科学著作，志虑精纯，文采斐然；其《泾惠渠碑跋》及《泾惠渠首功郭希仁》诸制作，笔意轩昂，气度雍容，方诸并世文史大家，亦不稍逊；即便其平素所制短札，如1928年为离陕事复赵天玺书和1933年为黄委会组织及工程致王�庭书，前书称：“自十一年回陕，乡人之属望愈切，弟心神之苦痛愈甚。光阴荏苒，去我如矢，前后五年，终无一事可以慰我乡民者。去年冯公（玉祥）来陕，注意郑白（即郑国渠、白渠），弟行谷口，遍告乡中父老，谓钟云挟雨，不日可期。无如时期未至，终为画饼，于是弟羞见父老……陕西父母之邦，弟何爱于涂山，遂忘泾渭，果当局有兴工之决心，聚集可靠之经费弟亦不再为局长，但畀以工头之职，畚锸径施，弟即奋然归矣。”后书谓：“黄河水利委员会之主干任务在根本消除河患，其次乃及航道交通，又其次乃及农田水利。国家特设此机关，必求其能策进主干任务，若仅维持河防，则有三省河务局足矣，如但及农田水利，则各省有建设厅足矣，又何须特设此重大机关哉！所谓随测随作者，亦视何等工程。吾人造一房屋，测量、设计、估工、探验地基、选择材料亦费许多手续。治河工程视建屋重大多矣，谓独可以潦草为之乎？故随到随作施之于小工程无上下游关系之局部工程可也，而非施之于根本治河则不可。治河之道虽一，裁弯取直之小工程亦必详审测度其上下游之结果，何况全体治导？协之意不欲邀一时之功，而在为国家莫永久之大计。小功利在一时，设计未周或一、二年而弊又见，是岂治河之道哉！且更不必虑及政局之变动，盖果吾人之事业确实为国为民，则人事虽有变更，而事业必不毁”等，亦均文隽情挚，令人感佩不已。 最可异者 ，先生父亲桐轩公居易俗社开山之尊，长社七八年，撰写秦腔剧本四十余部，有“新剧界星宿”之誉 ，乃兄约祉君同为易俗社功臣，先后出任社长、评议长、教务主任、编辑主任等职，撰写秦腔剧本十余部，先生自己居陕期间，工作之余，亦曾写有三个秦腔剧本――《复成桥》《卢采英》和《李寄斩蛇记》。其中《复成桥》和《卢采英》均十四回本，前者写清末一南京女探亲迷路 ，被一正派店伙送回，引起无赖诬陷和闾里非议 ，民女被迫自缢（未死），店伙亦遭缧绁，幸得履新按察使微服私访，察知是非曲直，终得伸冤平反，旨在揭露“凶恶徒贪污吏狼狈为奸”和社会黑暗；后者写卢采英无惧艰难险阻，千辛万苦、机智救夫之事迹，借异国西班牙故事，揭露国内官场的黑暗与残暴，“融会中西，提醒青年处甚多”。《李寄斩蛇记》仅四回，取材于东晋干宝《搜神记》李寄斩蛇的故事，力赞此女之机智勇敢为民除害，揭露官府的昏聩、无能和残忍。三部剧均“着力反对封建迷信对群众的毒害，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扬”，而《李寄斩蛇记》思想性、艺术性尤较前两部为胜，有专家评其“数量虽不如乃父、兄丰富，但其质量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敏于窗外事 仪祉先生事功显赫，盖缘于年轻时的勤奋好学和后来的刻苦钻研。但是先生并非一只知读书不问世事的书呆子，经世致用，家国情怀，这一特点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其学有所成在乎此，其功比禹圣 亦在乎此。 与当年许多学子同其经历，受乃伯乃父及关学思想和时代风潮的影响，仪祉先生早年既重学业，亦关心国家前途命运，读康梁，读严复，颇服膺于孙中山民主革命主张，对封建婚姻和妇女缠足均持批判态度，曾撰《权论》和《神道设教辟》，慷慨抒发对社会现状的不满。1905年中美不平等条约激起北京学潮，他奋袂上书侍御史王仙洲，称“天下事以千万人之力成之而不足，以一人败之而有余，纵观历史，从古如斯。但不愿此等事乃见于先生，先生不为全国人民计，独不为一身名誉计乎？”对其提出尖锐恳切的批评。留德尚未结束，辛亥革命爆发，他倍感振奋，“既念祖国之危，复思家门之难”，毅然决定回国，参加革命（先生与革命渊源深矣。井勿幕、郭希仁为陕西辛亥革命两大功臣，先生《泾惠渠首功郭希仁》有“时井勿幕自东归，物色可与共谋覆清者 ，以为郭、曹可与共事，而与之无素 ，不敢冒昧 浼余及陈观说之 ”等语）。旋见陕西大�，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顿悔所学失当，乃借郭希仁赴欧考察水利之机，再赴德国专攻水利专业，求“继郑白之旧迹，以为民利”。五四反对“二十一条”，他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进步学生一起书写抗议标语和口号，并率沈泽民、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和教员上街游行。东北九一八事变，他忧国伤时，曾发“希望无情炸弹，落于头上，倏忽即死，了却愁思”之叹，及见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转为振奋，出乎“救国定难，自愧无方，爱国悯人，亦何能后”之深衷，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带头募捐，倾全力以支援抗战。西安双十二兵谏，他赞同张、杨主张，力倡和平解决，建议中枢对红军因势利导，慨然语人曰：“国步维艰，如人之患肿痛然，若内毒未净，绝不得�。此次事变，系国家出尽内毒之日，将走入隆昌之运乎？”提醒国人“更当振作精神，为增加西北生产事业而迈进。暴日之寇我东南，不能妄我国，盖自来外族之亡中国者，皆自西北而来，若日人大蒙古国、大回教国之政策成，即可致我死命。故西北之国防及生产，实为当务之急。”俨然一副洞明时势、务实进取的姿态。
“圣人盗经”曾是陕西轰动之全国的公案，知者甚夥，但仪祉先生为此案重要角色，则鲜为人知，知者亦每非简即谬。如曹聚仁先生《河上人语李仪祉》讲：“他也曾兼长教育厅，有名的‘捉放康有为’，便是他主演的。康氏游秦，把一方‘汉碑’带走了；李氏急电潼关地方当局，强令截留，‘汉碑’乃得归赵，也是一页艺林逸史（世传康是在陕西盗取大藏经，那是传说之误）”。便是如此。其实“带”走汉碑等古物，仅是陕人不直康氏为人，并酿致此公案的原因之一，康欲“带”走者，确为碛沙藏经无疑，世传“盗”经下语失重，事情却大致不谬，倒是曹老先生自己道听途说，将非作是矣。至夫仪祉先生在此案中的角色和作为，单演义先生《康有为在西安》书中所举郑自毅、马凌甫、刘安国、孙伏园回忆，均有涉及，其中乃兄曾陪康游城南名胜的郑先生称： 康有为去到卧龙寺参观，他看到佛经架上放的有《宋版碛沙藏经》，由于保管不善，稍有残缺，认为可惜。他回宾馆后，曾派他的门生万钝庵到卧龙寺和寺僧定慧进行协商，愿将他自己家的佛经多部与之交换。在达成协议，双方签订合同之后，只因康有为派宾馆卫兵到寺搬运经时，曾将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一些经卷一并搬去。寺僧定慧发现之后，正要向康提出声明，要求发还，曾（竟）被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西安红十字会长杨叔吉等人得知。他们即时成立陕西古物保存会，对康提出公开反对，并到省议会见议长马凌甫说明情况，请予支持。适值省议员兼法院律师陈松生在座，提出意见：“康有为派人搬去不在签订合同之内的经卷，就是盗窃行为”。他们几个人同意这一意见，即推陈松生就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向法院起诉，同时又以陕西古物保存会名义分别通知省内外有关人士，请予声援。在上海的三原人徐朗西，接到这个通知后，即时画出“康圣人盗经漫画”，送报社发表，就成为一时的奇闻。 翌夏随鲁迅来西安讲学的孙先生称： 说到陕西，人们就会联想到圣人盗经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圣人去偷经，我这回也未必去看经罢……虽说宋代藏经，其实只是宋版明印，不过南藏年代较早，是洪武时在南京印的，北藏较晚，是永乐时在北京印的。老夫子并将南藏缺本，郑重地交我阅看，知纸质果然坚实，而字迹也甚秀丽，怪不得圣人见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陕，考查盗经情节，与报载微有不同。报载追回地点云在潼关，其实刚刚装好箱箧，尚未运出西安，即被人扣留……陕人之反对盗经最烈者，为李宜之、杨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学生，现任水利局长；杨治医学，留日学生，现任军医院军医。二人性情均极和顺，言谈举止，沉静而又委婉，可为陕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们对于圣人，竟亦忍无可忍，足见圣人举动，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尽管说法各异，却都明确提到仪祉先生对康的激烈抗议，即此亦可感知先生对于时事的关注，虽然其中也有捍卫陕人面子的因素。 粪土万户侯 仪祉先生有句传颂至今的名言，谓“要做大事，不做大官”。受伯、父淡薄功名利禄、唯求学以致用人生态度之移化，先生京师大学堂毕业获举人衔后，即绝意仕途，得知西潼铁路局将选派才俊赴德国学习铁路土木工程，尚未发榜便借伯父函促之故，启程回陕，考取派遣资格 ，以图深造， 此后遂与科技彻底结缘，不稍动摇，学成归国，发现所学一时未切实用，二返身再赴德国重学水利，将毕生时间和心血，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水利事业当中。再次学成归国后，全国水利局发表先生为陕西水利分局局长，先生无心做官，坚辞不就，竟以“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材。现在有人集资兴学，利国利民，为后代造福，是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为由，径赴张謇南京所办“河专”受聘教务长，专事教书育才。不惟自己不攀附权贵，亦且反对学生为找工作而趋炎附势，奔竞于权贵之门，谆谆告诫其“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一切事情应该求实际，不要争虚名；应该努力苦干，不畏风霜艰辛，不要以一次的失败便灰心、堕落，必须再接再厉。因为失败一次，即得一次的经验，发现过去的缺点而改正之。要百折不回，勇往直前，指期事业的完成，不必在名利上计较，或势力上费心也” 。甚而如此强调：“古代为国主政的，有许多的工程家。不讲旁的，大禹王就是个水利工程大家。他把我们中华，从水里拯救出来……周公也是一个大工程家。最有名的指南车就是他发明的，他并著有《考工记》一书，是开创我国工学之鼻祖。墨子和公输子也都是工程家，他们发明了许多武器。诸葛亮是一个工程大家，发明木牛流马和许多机械，保卫国家。”以古代工程家的故事，激励后进以科学报国，而不蝇营狗苟于仕途。 1922年，陕西水利局长郭希仁病剧，以“李君天下奇才也，亦难得之人才也，性质直，沉稳坚韧，爱国心与事业心均极强，对治学不但能深钻透研，且术兼中西，誉为东方少有之水利专家。今国家衰弱至此，极需这类杰才。西北亢旱，更需发展水利，强根固本。他日郑国渠伟绩之再现，舍李君莫属也” 。力荐先生以自代，胡景翼将军亦遣韩城李仲特赴京促其从速就道。先生系念桑梓，毅然辞校回陕履新。此后先生以其成就，先后出任多职，但却并不恋栈。某年政府请其兼长建设厅事，有人觊觎其水利局位置，托人转达“曲衷”，先生正告曰：“做官并不是我所好，也不是我所长，我志本不在此，我可以辞厅以让贤。水利事业，正在积极进行中，当仁不敢推让。”泾惠渠修成后，先生明确宣布严禁四种人参加管理，一是吃过官司的，二是抽过大烟的，三是当过军阀走狗的，四即做过地方官吏的。有人欲借水利以种大烟，贿赂之外，又请地方有头脸者为之说项，先生不论职位高低，一概拒之，并发言掷地有声：“我不能一生一世做官，但我却要一生一世做人。我不能为了做官，而忘了做人的义务；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忘了大众的利益！” 杨虎城可为仪祉先生知音矣。先生后来之回陕再掌建设、治水之事，为将军向中枢和蒋介石力请；先生“关中八惠”之伟业，赖将军鼎力支持而次第完成。先生对将军充满感激与敬重，其《泾惠渠碑跋》所谓：“甚矣，成事之难也。引泾之事，自希仁、笠僧倡始，继之者迭有人，然十余年未能实施，至于民十七暨十九数年，大旱饥馑、流亡载道而莫之救，迨虎城主席，乃毅然为之。时余任导淮要职，亦决然舍弃，归而相助，诚以救民水火之举，不能漠视之也！”实其真情之写照。然尽管如此，在原则问题上，先生对将军亦面折不让。据载筹建洛、渭二惠时，经费拮据，官场应酬却不知撙节。某日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莅陕，将军派几名高官隆重接待，先生既不直何氏之为人，又愤官员之挥霍，某次省府政务会上，竟当着将军之面，对其大加指责，说：“如今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之中，外寇欺凌，陕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将军释以“何主任来西安，他们做接待工作……”话未及半，先生即厉声骂道：“什么何主任！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情不能已，撂下一句“这个厅长我不当了！”就悻悻离去。 我国长期浸淫于官僚政治，官本位根深蒂固，做官在古今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生奋斗之目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历史上不少终老林泉的隐者，都是官梦破碎之后，变入世为遁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今更有甚者，有人为谋晋身之阶而不得，或欲速之而不达，竟至自杀或杀人，将此丑陋的理念演至极致。先生身处民国时代而能有此风骨，其人格和境界，宜同其盖世事功，一样受人敬仰。
遗嘱葬以耶礼 仪祉先生以治水闻名域中，而秦地最得其惠，故当时关中咸呼其“龙王”，汉中亦曾以“灶神爷”称之，惜乎治水利人却因劳苦而自损天年，竟以盛年遽尔病逝。关于先生辞世的情况，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回忆道：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将军此忆极其珍贵，仪祉先生遗嘱葬以耶稣礼，迄今不见任何公私记载，其弟子胡步川《李仪祉先生年谱》语不及此，至今行世有关先生传记文章一并阙如，其亲近如李赋林执笔，李翥仪、李文祉等签字证明的先生遗嘱，据载涉及葬事的，亦仅“处此国难时期，身后葬礼，须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一探病象之究竟，为医界做一贡献……”数语。在世人固有印象中，仪祉先生非耶非佛，一生未入任何宗教，先生自己也不承认他曾入何教 。其《留欧纪实》曾有如下记述： 德国同学中来往的不多，因为他们都有个团体，什么germania、teutouia等等学生会，吃啤酒、舞剑、比斗，弄得满脸都是刀痕，这便是他们的生活，我是不喜欢的。他们也不大欢迎外国人。不得已，我便与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了，但是同时我又研究佛学。我的研究佛学，并不是如何费工夫去用功，不过为看见德国bireslan人morh－graf等提倡佛学，出有杂志，叫diebuddhivhschewelt,我心中好奇，便订购了一份看看。同基督教学生会接近，也无非去听听他们讲的道理，并不想入教。而会中人常与我辩论耶佛之是非，他们却又辩不过，我现在想起来，当时又何必呢。后来，我翻译了一本mork－graff的佛学问答，又自著了一篇《涅�解》，都是胡闹，其实是我又何尝解得“涅�”呢？然而因此颇生出很大的影响。 其宣统二年（1910年）致胞兄李约祉书对此也曾有如下解释： 德人力闵脱者，福音教人，询弟何教？答以佛，竭力劝弟改为福音。与之辩二教之优劣，伊勿能胜，惟云佛以寂灭为主，引人入不幸。驳曰：耶以求福为主，贪妄之所由生，求而获则我幸人不幸；求而不获则我更不幸。佛之归点曰无幸无不幸，所以云尔者，人世之率不幸不足以形容之也……弟本非佛教，胡以佛教应？缘近世民贼，动据孔说以谄上虐下，弟不屑与为伍。 此均先生早年求学异邦时的情况，此后关于先生的文字，自著他著，亦都看不出其宗教倾向或宗教活动，所以单据冯氏此节忆述即断定先生临终皈依耶教，显然有失鲁莽，也缺乏说服力。然而它毕竟披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耶教不忌讳死亡，其葬礼较一般家庭简单――没有引魂仪式，不设家庭灵堂，遗体多移殡仪馆安置；入殓、告别礼拜整个过程约一小时左右，七天左右即举行家庭追思礼拜，不特别择日，只要大家方便即可；礼堂布置，以实际需要而定，不摆祭品，不挂挽联；墓园不需看风水，香火、纸钱、祭品全免，仅以鲜花聊寄哀思，无论土葬火化，仪式简洁、庄严。这与先生的生死观亦颇吻合。冯将军是出名的基督将军，子元先生亦人所共知的基督教徒，而名满天下之右公与仪祉先生更有同窗之好，将军前所引述，似亦并非壁构，也没必要壁构。仪祉先生早年留欧，濡染西方文化，最后又是病逝于西安某教会医院（一说“长安艮斋”此处据曹聚仁文），对耶教殡葬逝者的礼节，想亦也做过详尽的了解，其遗嘱葬礼力求俭约，尸体送医院剖验以供医学研究，都可以看到耶教欧俗的影响，因而说他临终要求葬以耶礼，不仅可以理解，而且合情合理，与先生本人入不入耶教，没有直接的关系，既不会损污先生既有之地位和形象，反而益增其高大与完美。退一步讲，纵然先生临终皈依耶教，又有何妨？西方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不也是“上帝”之子吗？所以此事后来居然民间失传，官方无语，亲近如子侄门生亦均绝口不提，至今几乎不再有人知道矣，的确让人不得要领。目接汉青，思绪茫然，一个巨大的叹号，扎眼端直地植根于人的脑际，久焉矣挥之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