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1世纪：国际经济新循环中的对外开放
（一）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既有西方国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扩张以来一以贯之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主观考虑，[21]也客观上是2002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
19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占据单极化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就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
例如，“（美国）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22]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199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并不主要产生在它在国内的加工制造环节及其对产业链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和下属金融资产运营部门的金融资本收益。[24]
这种国内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形成了跨国集团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泡沫化金融逐涨杀跌获取风险收益的本质，对由于进入和退出成本而内在具有稳健要求的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原油、金属等生产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资本主导定价，依赖实体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产业就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
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不同，那时是发达国家中产值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新一轮的布局调整中从发达国家中转移出来的主要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
从产业类别来看，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重点从原来的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但从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分布来看，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
（二）中国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
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大量移出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产业，对资本规模、外部融资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较为严格，因而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较大。当这些产业开始对外转移时，中国不仅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国家，也是东亚金融风暴后亚洲区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因此，不但美国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向中国转移，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25]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纪前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于是，一方面“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如果从进出口联动的规律看，此次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始于中国尚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就不得不紧急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金融资本危机（1997年国际热钱冲击东亚造成金融风暴）导致“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质性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两条曲线几乎完全相反（见图5），[26]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产业对外转移同时虚拟性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进口长期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同步增长。
而1998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
2002年以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占比维持在40-50%之间（见图6）。
这是因为，80年代外资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那时候出口创汇的主力是内资企业；当90年代中国寻求在国际市场上释放过剩产能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逊于内资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8成以上，从2001—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平均比重为81.57%。[27]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占总进出口的比重甚至达到70%。
中国不仅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虚拟资本也加入了全球资本循环。从全球外汇账户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也是朝向东亚。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东亚的贸易盈余大体相抵，构成美国对东亚的依赖。
从美国全部海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的图中可以看到，美国从海外取得的资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证券和债券、银行信贷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动产；资产支出中，除了贸易逆差形成的经常账户赤字外，还有相当大比重是用于美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海外资产。[28]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将其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反过来用这些收入去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三）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新循环的收益与成本
作者在近几年来经常用下图来揭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下一般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经济国家的双重供给（两个粗线箭头）及其造成的恶性循环。
此外，美元增发及其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全球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过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泡沫化而全球获益，即使非金融领域也可以享受资本溢出效应，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不具有金融资本的主导权，只能以国内通货膨胀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承担美元泡沫化和本币通胀的双重成本转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29]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了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主要靠货币增发和资本帐户顺差来化解。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有没有外汇管制，长期净出口都会造成国内货币供给大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势必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201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少，便采用“奖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励创汇，但创汇已经使国际收支极不平衡。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因此，“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30]
可见，外向型经济主导与通货膨胀恶化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太可能靠国内政策缓解通胀。
四、21世纪：国际经济新循环中的对外开放
（一）全球产业资本重新布局
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外开放格局，与90年代以来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既有西方国家自500多年前全球殖民化扩张以来一以贯之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的主观考虑，[21]也客观上是2002年以来伴随全球新一轮泡沫化加速、实体经济部门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谋求产业价值链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结果。
1990年代初苏东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和金融资本主导全球化竞争时代，占据单极化霸权的金融帝国获取收益方式发生本质变化，愈益依赖资本流入推动资本市场上升，在虚拟经济领域追求流动性获利的金融资本就愈益异化于产业资本。
例如，“（美国）1973—1985年，金融部门的利润从来都没有超过国内企业利润的16%。198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9%。1990年代，数字在21—30%之间徘徊，超过了战后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十年达到了41%。”[22]另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数据分析，1996年美国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与制造业增加值的比例为43.9%，2001年为51.9%，200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70.6%。[23]美国大型制造企业的利润并不主要产生在它在国内的加工制造环节及其对产业链的垂直或水平整合，而是主要来自于国外的和下属金融资产运营部门的金融资本收益。[24]
这种国内金融资本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形成了跨国集团对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泡沫化金融逐涨杀跌获取风险收益的本质，对由于进入和退出成本而内在具有稳健要求的实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当原油、金属等生产要素被泡沫化的金融资本主导定价，依赖实体要素投入的加工制造产业就会普遍面临成本上涨的压力。
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产业布局调整不同，那时是发达国家中产值利润率相对较低的传统产业部门最先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而新一轮的布局调整中从发达国家中转移出来的主要是现代制造业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不是整个产业。
从产业类别来看，发达国家在继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在本国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双密集型产业；产业转移的重点从原来的原材料工业向加工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保险业、贸易服务业、以及资本密集型的钢铁、汽车、石化等重化工业日益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
但从产业价值链的利润分布来看，这一轮产业转移，仍然是发达国家研发部门留在本国、生产部门靠近市场的战略调整，与后发国家以市场换资本、换技术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的交易和双向选择过程。
（二）中国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
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资本转移中大量移出的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资本双密集型产业，对资本规模、外部融资成本的大小和效率的要求较为严格，因而对东道国金融发展的需求和依赖也较大。当这些产业开始对外转移时，中国不仅是产业结构相对完整、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的国家，也是东亚金融风暴后亚洲区最为稳定的金融市场。因此，不但美国的产业向中国进行转移，亚洲其他国家的产业也向中国转移，中国逐渐成为世界产业转移的主要受体。[25]
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到21世纪前后，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动力就由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为主转变为外部需求的拉力为主；同期，主要集中在沿海的“外向型”经济的内涵也发生了转变：由传统加工制造业产品为主、利润主要是在地化产业内部分配的一般贸易，转向了虽然产品升级但品牌和销售利润主要在外的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
于是，一方面“微笑曲线”压抑国内企业利润和劳工收入的机制性作用在国内逐渐普遍化；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严峻的问题，原材料和产品的定价权和相关制度的定制权“两头在外”，事实上构成了对国内制度乃至与之配套的思想理论演变的约束条件。
如果从进出口联动的规律看，此次对外开放机制的转变始于中国尚处在产业资本阶段就不得不紧急应对开放经济条件下外部金融资本危机（1997年国际热钱冲击东亚造成金融风暴）导致“输入型经济危机”爆发的1998年。
1998年以前，中国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实质性产业资本扩张阶段，经济对外依存度还不高，对外开放主要服务于国内产业资本扩张需求，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或者“大进小出”，或者“大出小进”，进口增速与出口增速两条曲线几乎完全相反（见图5），[26]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产业对外转移同时虚拟性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进口长期大于出口、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同步增长。
而1998年以后，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增减则几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世界经济走出上一轮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转向两头在外加工贸易为主，越来越呈现“大进大出”的“双高”态势。
2002年以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一般贸易方式的进出口额在全部进出口中占比维持在40-50%之间（见图6）。
这是因为，80年代外资刚开始进入中国时，看中的是中国国内庞大的消费市场，那时候出口创汇的主力是内资企业；当90年代中国寻求在国际市场上释放过剩产能时，外资企业的出口占比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仍逊于内资企业；进入新世纪以来，外资企业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额的50%以上，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8成以上，从2001—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进出口占全国的平均比重为81.57%。[27]在苏南这样的已经形成与长三角产业资本配套的制造业结构的地区，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尤其显著，外资企业占总进出口的比重甚至达到70%。
中国不仅实体经济成为全球产业布局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虚拟资本也加入了全球资本循环。从全球外汇账户的分布格局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转移指向是东亚地区和中国，贸易逆差也是朝向东亚。美国的贸易赤字与东亚的贸易盈余大体相抵，构成美国对东亚的依赖。
从美国全部海外资金收入和支出的图中可以看到，美国从海外取得的资产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证券和债券、银行信贷或者出售公司和不动产；资产支出中，除了贸易逆差形成的经常账户赤字外，还有相当大比重是用于美国个人和机构购买海外资产。[28]北京大学陈平教授将其概括为：发展中国家用出口换汇再投资于发达国家金融衍生品市场，而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则反过来用这些收入去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战略产业，从而形成在全球的战略控制。
（三）中国加入国际经济新循环的收益与成本
作者在近几年来经常用下图来揭示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约束下一般发展中国家对金融资本经济国家的双重供给（两个粗线箭头）及其造成的恶性循环。
此外，美元增发及其在全球的泛滥，加剧了全球金融资本的进一步过剩。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泡沫化而全球获益，即使非金融领域也可以享受资本溢出效应，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则因为不具有金融资本的主导权，只能以国内通货膨胀的形式使全体国民承担美元泡沫化和本币通胀的双重成本转嫁。
目前，世界每年的货币交易额高达700—800万亿美元，其中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关的部分只占1%；世界每年的金融商品交易额超过2000万亿美元，世界GDP却只有50万亿美元，与商品生产和流通相关的金融活动仅占2.5%。[29]新世纪以来美国累积了大约6万亿美元左右的贸易赤字，主要靠货币增发和资本帐户顺差来化解。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管有没有外汇管制，长期净出口都会造成国内货币供给大于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势必加大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
2011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个公开场合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汇储备少，便采用“奖出限入”政策。目前，很多地方政府仍然鼓励创汇，但创汇已经使国际收支极不平衡。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矛盾已由外汇短缺转为贸易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经常项目或贸易顺差过大，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必须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投放基础货币；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因此，“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30]
可见，外向型经济主导与通货膨胀恶化存在直接的正相关，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对外依存度高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太可能靠国内政策缓解通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