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男性知识者形象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小说中的男性知识者形象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当然，变化的趋势、原因也是多方位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男性知识者形象的不同形态也将表露。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行为和人文理想，一直致力于破除束缚人性的枷锁、扩展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空间、提升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但是由于历史结构性推进的复杂情态，人的主体性自由和生存本真性并不是依照递增的单一维度获得释放，而是以曲折回环的方式展开。文学当然难免要与历史进程承担同样的曲折与失误，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文学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文学的现代性，理当以对主体性的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为要旨，现代文学是对抗压抑的文学，也就是说压抑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
在男性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最早阐明父子关系的中国神话，当属后稷诞生的神话。姜原踩在天帝的脚印上感孕而生后稷。后稷出生后受尽苦难，长大后勇武有力，开始向父亲报复。但是最后他放弃了反抗的意图，重新承认了自己的儿子身份，并获得了父亲的宽恕和慷慨的帮助。后稷诞生神话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父与子的紧张关系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神话之中，只是它的表现形态要温和得多。在《俄狄浦斯王》中最终儿子杀死了父亲。但在中国的神话中，父亲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具有不可摧毁的绝对权威性，这正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中国，儿子的阉割命运在传统文化上是先在的。这种原始记忆沉淀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
化中。儒家文化即是一种“父亲”的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在儒家的各类经典著作里，充斥着对“父亲”的赞美之辞，孔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三年无违于父之道”，而在对《周易》的诠释中，则通过各种卦象的象征, 显示了父亲的绝对权威, 在八卦中,“乾（—）”代表天，代表阳刚之德；“坤（— —）”代表地，代表阴柔之德，“乾，天也，坤，地也”，“乾为首，坤为肢„„”“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周易》）在儒家文化的规定下，父亲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权威，儿子反对父亲，就是忤逆，是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是“弑”，而将受到一致的伦理谴责。也就是说，儿子生而就被父权的权威所阉割。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阴柔温顺、中性化的特征，与商周时期由圣转俗的阉割实践有关。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这种父对子的阉割关系的隐喻。
五四运动导致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意味着一种“儿子”文化的诞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陈独秀的赞美显然出于一种“进化论”的观念，“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也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人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奋斗者。”[在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直斥“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而强调一种“自主自由之人格”，反对“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庸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认为孝是一种“以已属人的奴隶道德”。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传
统文化的溃散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切入，产生了选择的困窘感，最终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革命价值观希图毁灭一切旧传统，可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弑父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的血腥，内心深处仍潜隐着承受弑父惩罚的焦虑，因为在中国儿子的集体无意识中儿子是无法战胜父亲的，知识分子是无法真正抛弃曾经深深浸润过他们并象征着父亲的传统文化的，他们对传统是既爱且恨的，而且表面上的断裂与内质上的接受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隙。并且在弑父的儿子必将受到天谴这样的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反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无法逃避被惩罚的阉割焦虑。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第一重焦虑。
同时，“五四”以后，先知先觉的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真正解放仅仅依靠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够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的解放程度。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并未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并没有给个体人格拓宽生存的空间，而是一个常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与此同时，外族的政治、经济、精神的奴役又在侵略之后并施而来。在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压抑中堕落下去。
接下来，在日寇炮火下，知识分子更丧失了身份优势和文化优势，他们融入大众的洪流成为大众的一员，与大众同生存共命运；另一方面，流徙的生活，使他们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人民大众的坚韧和顽强，大众作为民族解放，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正在崛起。面对这样一
个时代和这样一个正在历史舞台上的崛起的阶级，长于思辨而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也就逐渐少了些启蒙者的自信与自负，生出了些痛感自身无用的茫然。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调整自身的文化定位，依然居高临下地俯视民间，在这样的时代自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惭愧自己是一个无用的知识分子，这是投身抗战后不少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正是这种发自知识分子内心的对知识分子自我和民众群体价值的重新评估，构成了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认同“民间”的心理前提。所以，知识分子对平民大众，在姿态上，由五四时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三十年代的倾情关注，到抗战初的携手并肩；在文化上，由五四时期居高临下的启蒙，三十年代的力图趋近，到抗战初的认同与对话。
阉割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生存能力的下降、传统地位的遗失，则是阉割心理产生的直接原因。男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将自尊、荣誉和成就感建立在道德的完善之上。恰如祖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知识分子原始的心理定位是治人的领袖。然而，现实的生存地位与他们的思维定式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知识分子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被排挤到社会的低层。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动荡，导致职业竟争惨烈，引起文人的社会生存景况急剧下滑。
男性知识分子的压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流派中，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古代至近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性自由被束缚，性的诉求处于压抑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基本斗争目标就是获得婚姻和爱情的自由。在鲁迅先生书写《伤逝》的五四时代，不论是男性知识分子还是女性知识分子，他们都以摆脱传统家庭和旧式婚姻的束缚为主要的任务，传统家庭和旧式婚姻是它们获得欲望满足的压抑源头。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五四”婚恋题材的奠基作，即表现了当时礼教与恋爱冲突的主流模式。“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轨迹并不吻合经典的理论描述——贫穷、压迫、反抗、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他们往往从突破家庭乃至家族的枷锁开始，尤其是反感封建家长专制的婚姻安排。学校通常是他们逃离家庭的第一块栖息地。这是他们接受启蒙的圣地，满口新名词的教师和进步刊物源源地送来了崭新的知识。”
阉割化了的男性形象在海派小说里非常常见，在张爱玲的笔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的男人的英雄气概和阳刚本色，代之以身体的残疾和精神的残障。郑先生是连演了四十年的闹剧，姜长白、姜季泽坐吃山空，姚源浦指望以女儿的婚姻换来荣华富贵，乔琪乔则干脆依靠妻子卖淫供养。他们的精神生活被完全腐蚀，活动的只是一具具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他们无力挽回命运的没落，无所作为。生活平庸无聊，骄奢淫侈。东方蝃蝀笔下的男性与张爱玲笔下的男性犹如同胞兄弟，这里的男性世界同样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绅士淑女图》中的含山无法让心爱的女人依靠，既不能给她婚姻也不能
给她提供生活保障。潘柳黛笔下的几个男性也都是弱性人格的代表，阿乘更是一个需要靠女人的钱活着的有恋母情结的大男孩。穆时英作品中的男性是一些被生活压扁了的挤压出来的人，他们并不表示出反抗、悲愤和仇恨，他们只喜欢在悲哀的脸上戴着快乐的面具。张资平的笔下也尽是一些，没有勇气结束旧式婚姻，不能给心爱的女人幸福，只能在偷欢中求得片刻满足的卑琐男性。《约伯之泪》中的几个男子为了琏珊不同程度的在爱情上受了损伤。海派小说深刻地描绘了现代男女在重新寻找位置的过程中男性的痛苦、挣扎、无奈和退却。
还有一些作品所流露出来的男性的阉割焦虑是通过隐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刘呐鸥的《杀人未遂》、施蛰存的《石秀》、《魔道》、《夜叉》、《旅舍》这些小说都如出一辙，罗君的这个“杀人未遂”的事件与石秀杀潘巧云的故事，还有男主人公对老妇人和白衣女人的恐惧都体现了男性相同的内在焦虑。这实际上也是作家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他对周围的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充满了惊恐的爱慕。原来故事中“英雄战胜女巫”的模式变成了“男性害怕女巫”的模式，这是一种男权式微的表现。当初的“破瓜者，开苞王”，如今却被考验，被煎熬，被嘲弄，直到被解构，被还原，被毁灭。也就是说，男性的阉割焦虑，是在整个海派男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它是瞭望近现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一个舷窗。笔者只是以海派小说为例说明现代男性身上的压抑，其实这种压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沈从文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沈从文的创作基本可以分为军旅、乡土和都市三个方面。而他的都市题材的创作其艺术表现内容甚至是风格与海派小说非常接近。在其都市题材的代表作《或人的太太》、《八骏图》、《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同样存在着男性在都市丽人面前的内在焦虑。作品显示，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褪去男权专制伦理的厚重外壳，男性知识分子以男性优越特权设计出来的天使要造反，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开始沦落。
而到了现代，知识分子获得了婚姻和爱情的选择自由后，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他们同时逐渐丧失了选择的主动权，这是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同时这种处境又使他们陷入了新的压抑，并同时产生了一种源自女性的阉割焦虑。青春体内的欲望总是要找到新的突破口，于是产生了后来的革命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血雨腥风的革命激情来最大限度地替代性的激情。“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常常源于对各种个人的压抑机制的反感。„„小资产阶级破门而出的依据是‘个人’而不是‘阶级’；他们不是强烈地反抗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形成压抑的机制广泛地隐藏于阿尔都塞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例如教会、学校、家庭、政党、工会、传播机构，如此等等。这些更易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攻击目标。”[12]P6同时往往革命者的身份，臆想中的英雄成了女性再次追求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革命理性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被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及5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都可以看到革命文学价值观的渗透与体现。因此，我将其一并
统称为革命文学。海派作家黑婴的《牢狱外》就记录下了这部分知识分子转变的清晰轨迹，（这也是一篇具有革命文学倾向的创作）方吉秋因为失恋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而在革命中重新高扬自己的男性气概。在后来的解放区文学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美女爱英雄的故事模式，英雄不是战斗英雄就是劳动英雄。男性神话再次在梦幻中实现。时代女性的产生事实上已经使男性逐渐丧失其权威性，为重获权威性，女性的身体必须被组织进为男性所领导的革命进程中。于是作者安排她的死而复生，女性重新生成为一张白纸，由男性革命家来书写、命名，她被重新纳入到性别秩序之中，臣服于男性权威。《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引领林道静完成了对社会规则的批判及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江华则教诲林道静掌握革命规则迅速地成长为革命领导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王雁的《刘巧儿》，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都具有相同的故事模式，赵振华、小二黑是民主政权下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巧儿和小芹爱上他们，自由恋爱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心仪已久的是小伙子们胸前的那枚奖章，是奖章的隐喻所指的英雄称号。革命男性与女性形成了社会同盟，然而这种同盟是虚假的，其实质仍然是性别权力的再生产。革命的欲望化书写对强调社会秩序和强调理性的政治现代性无疑构成一种反叛。它分割着文本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告着革命理性叙事的无力与悖谬性。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男性知识者，是被现代精神分析学知识与现代性共同建构出来的，并且都构成了现代性的隐喻，进而表征了
中国现代自我的某种“新的态度”。男性知识者的转变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明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
论现当代中国小说中男性知识者形象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中国小说中的男性知识者形象也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潜移默化。当然，变化的趋势、原因也是多方位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男性知识者形象的不同形态也将表露。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行为和人文理想，一直致力于破除束缚人性的枷锁、扩展伦理生活的可能性空间、提升人的自我反思能力。但是由于历史结构性推进的复杂情态，人的主体性自由和生存本真性并不是依照递增的单一维度获得释放，而是以曲折回环的方式展开。文学当然难免要与历史进程承担同样的曲折与失误，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文学现代性的本质属性。文学的现代性，理当以对主体性的自由和生存本真性的追求为要旨，现代文学是对抗压抑的文学，也就是说压抑正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基本体验。
在男性中心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中，父子关系是家庭关系的主轴。最早阐明父子关系的中国神话，当属后稷诞生的神话。姜原踩在天帝的脚印上感孕而生后稷。后稷出生后受尽苦难，长大后勇武有力，开始向父亲报复。但是最后他放弃了反抗的意图，重新承认了自己的儿子身份，并获得了父亲的宽恕和慷慨的帮助。后稷诞生神话给予我们的启示在于，父与子的紧张关系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神话之中，只是它的表现形态要温和得多。在《俄狄浦斯王》中最终儿子杀死了父亲。但在中国的神话中，父亲是最终的胜利者，他具有不可摧毁的绝对权威性，这正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之点。在中国，儿子的阉割命运在传统文化上是先在的。这种原始记忆沉淀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
化中。儒家文化即是一种“父亲”的文化，它强调一种对父亲的绝对敬畏。在儒家的各类经典著作里，充斥着对“父亲”的赞美之辞，孔子反复强调的就是“三年无违于父之道”，而在对《周易》的诠释中，则通过各种卦象的象征, 显示了父亲的绝对权威, 在八卦中,“乾（—）”代表天，代表阳刚之德；“坤（— —）”代表地，代表阴柔之德，“乾，天也，坤，地也”，“乾为首，坤为肢„„”“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周易》）在儒家文化的规定下，父亲取得了意识形态上的绝对权威，儿子反对父亲，就是忤逆，是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是“弑”，而将受到一致的伦理谴责。也就是说，儿子生而就被父权的权威所阉割。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阴柔温顺、中性化的特征，与商周时期由圣转俗的阉割实践有关。也就是说，儒家文化就是中国的这种父对子的阉割关系的隐喻。
五四运动导致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开始意味着一种“儿子”文化的诞生。“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陈独秀的赞美显然出于一种“进化论”的观念，“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也不愿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人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奋斗者。”[在另一篇文章中，陈独秀直斥“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而强调一种“自主自由之人格”，反对“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庸品，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认为孝是一种“以已属人的奴隶道德”。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传
统文化的溃散与西方文化的强势切入，产生了选择的困窘感，最终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革命价值观希图毁灭一切旧传统，可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弑父行为只是一种表面的血腥，内心深处仍潜隐着承受弑父惩罚的焦虑，因为在中国儿子的集体无意识中儿子是无法战胜父亲的，知识分子是无法真正抛弃曾经深深浸润过他们并象征着父亲的传统文化的，他们对传统是既爱且恨的，而且表面上的断裂与内质上的接受在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隙。并且在弑父的儿子必将受到天谴这样的文化心理的驱使下，反对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无法逃避被惩罚的阉割焦虑。笔者以为，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不同于西方知识分子的第一重焦虑。
同时，“五四”以后，先知先觉的启蒙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个人的真正解放仅仅依靠单独的个性解放是不够的，它完全取决于社会的解放程度。然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并未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政治清明的社会，并没有给个体人格拓宽生存的空间，而是一个常年军阀混战、政治腐败的社会。与此同时，外族的政治、经济、精神的奴役又在侵略之后并施而来。在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压抑中堕落下去。
接下来，在日寇炮火下，知识分子更丧失了身份优势和文化优势，他们融入大众的洪流成为大众的一员，与大众同生存共命运；另一方面，流徙的生活，使他们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人民大众的坚韧和顽强，大众作为民族解放，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正在崛起。面对这样一
个时代和这样一个正在历史舞台上的崛起的阶级，长于思辨而怯于行动的知识分子，也就逐渐少了些启蒙者的自信与自负，生出了些痛感自身无用的茫然。他们开始认识到：如果不调整自身的文化定位，依然居高临下地俯视民间，在这样的时代自己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惭愧自己是一个无用的知识分子，这是投身抗战后不少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正是这种发自知识分子内心的对知识分子自我和民众群体价值的重新评估，构成了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和立场上认同“民间”的心理前提。所以，知识分子对平民大众，在姿态上，由五四时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三十年代的倾情关注，到抗战初的携手并肩；在文化上，由五四时期居高临下的启蒙，三十年代的力图趋近，到抗战初的认同与对话。
阉割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的转变。知识分子生存能力的下降、传统地位的遗失，则是阉割心理产生的直接原因。男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将自尊、荣誉和成就感建立在道德的完善之上。恰如祖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知识分子原始的心理定位是治人的领袖。然而，现实的生存地位与他们的思维定式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知识分子从“士农工商”的四民之首被排挤到社会的低层。由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引起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动荡，导致职业竟争惨烈，引起文人的社会生存景况急剧下滑。
男性知识分子的压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流派中，拥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古代至近代社会，知识分子的性自由被束缚，性的诉求处于压抑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基本斗争目标就是获得婚姻和爱情的自由。在鲁迅先生书写《伤逝》的五四时代，不论是男性知识分子还是女性知识分子，他们都以摆脱传统家庭和旧式婚姻的束缚为主要的任务，传统家庭和旧式婚姻是它们获得欲望满足的压抑源头。胡适的《终身大事》是“五四”婚恋题材的奠基作，即表现了当时礼教与恋爱冲突的主流模式。“小资产阶级革命的轨迹并不吻合经典的理论描述——贫穷、压迫、反抗、阶级意识的觉醒和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他们往往从突破家庭乃至家族的枷锁开始，尤其是反感封建家长专制的婚姻安排。学校通常是他们逃离家庭的第一块栖息地。这是他们接受启蒙的圣地，满口新名词的教师和进步刊物源源地送来了崭新的知识。”
阉割化了的男性形象在海派小说里非常常见，在张爱玲的笔下，传统宗法社会中的男人的英雄气概和阳刚本色，代之以身体的残疾和精神的残障。郑先生是连演了四十年的闹剧，姜长白、姜季泽坐吃山空，姚源浦指望以女儿的婚姻换来荣华富贵，乔琪乔则干脆依靠妻子卖淫供养。他们的精神生活被完全腐蚀，活动的只是一具具没有生命的行尸走肉。他们无力挽回命运的没落，无所作为。生活平庸无聊，骄奢淫侈。东方蝃蝀笔下的男性与张爱玲笔下的男性犹如同胞兄弟，这里的男性世界同样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绅士淑女图》中的含山无法让心爱的女人依靠，既不能给她婚姻也不能
给她提供生活保障。潘柳黛笔下的几个男性也都是弱性人格的代表，阿乘更是一个需要靠女人的钱活着的有恋母情结的大男孩。穆时英作品中的男性是一些被生活压扁了的挤压出来的人，他们并不表示出反抗、悲愤和仇恨，他们只喜欢在悲哀的脸上戴着快乐的面具。张资平的笔下也尽是一些，没有勇气结束旧式婚姻，不能给心爱的女人幸福，只能在偷欢中求得片刻满足的卑琐男性。《约伯之泪》中的几个男子为了琏珊不同程度的在爱情上受了损伤。海派小说深刻地描绘了现代男女在重新寻找位置的过程中男性的痛苦、挣扎、无奈和退却。
还有一些作品所流露出来的男性的阉割焦虑是通过隐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刘呐鸥的《杀人未遂》、施蛰存的《石秀》、《魔道》、《夜叉》、《旅舍》这些小说都如出一辙，罗君的这个“杀人未遂”的事件与石秀杀潘巧云的故事，还有男主人公对老妇人和白衣女人的恐惧都体现了男性相同的内在焦虑。这实际上也是作家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他对周围的女性，尤其是职业女性充满了惊恐的爱慕。原来故事中“英雄战胜女巫”的模式变成了“男性害怕女巫”的模式，这是一种男权式微的表现。当初的“破瓜者，开苞王”，如今却被考验，被煎熬，被嘲弄，直到被解构，被还原，被毁灭。也就是说，男性的阉割焦虑，是在整个海派男作家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它是瞭望近现代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一个舷窗。笔者只是以海派小说为例说明现代男性身上的压抑，其实这种压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20年代登上文坛的沈从文迥异于其他作家的创作，沈从文的创作基本可以分为军旅、乡土和都市三个方面。而他的都市题材的创作其艺术表现内容甚至是风格与海派小说非常接近。在其都市题材的代表作《或人的太太》、《八骏图》、《一个女剧员的生活》中同样存在着男性在都市丽人面前的内在焦虑。作品显示，这个时代已经开始褪去男权专制伦理的厚重外壳，男性知识分子以男性优越特权设计出来的天使要造反，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开始沦落。
而到了现代，知识分子获得了婚姻和爱情的选择自由后，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他们同时逐渐丧失了选择的主动权，这是现代男性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同时这种处境又使他们陷入了新的压抑，并同时产生了一种源自女性的阉割焦虑。青春体内的欲望总是要找到新的突破口，于是产生了后来的革命文学，革命的知识分子通过血雨腥风的革命激情来最大限度地替代性的激情。“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动机常常源于对各种个人的压抑机制的反感。„„小资产阶级破门而出的依据是‘个人’而不是‘阶级’；他们不是强烈地反抗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形成压抑的机制广泛地隐藏于阿尔都塞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例如教会、学校、家庭、政党、工会、传播机构，如此等等。这些更易于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攻击目标。”[12]P6同时往往革命者的身份，臆想中的英雄成了女性再次追求的目标。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革命理性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被置于文学实践的中心位置。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及5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都可以看到革命文学价值观的渗透与体现。因此，我将其一并
统称为革命文学。海派作家黑婴的《牢狱外》就记录下了这部分知识分子转变的清晰轨迹，（这也是一篇具有革命文学倾向的创作）方吉秋因为失恋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而在革命中重新高扬自己的男性气概。在后来的解放区文学中仍然可以看到这种美女爱英雄的故事模式，英雄不是战斗英雄就是劳动英雄。男性神话再次在梦幻中实现。时代女性的产生事实上已经使男性逐渐丧失其权威性，为重获权威性，女性的身体必须被组织进为男性所领导的革命进程中。于是作者安排她的死而复生，女性重新生成为一张白纸，由男性革命家来书写、命名，她被重新纳入到性别秩序之中，臣服于男性权威。《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引领林道静完成了对社会规则的批判及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江华则教诲林道静掌握革命规则迅速地成长为革命领导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王雁的《刘巧儿》，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都具有相同的故事模式，赵振华、小二黑是民主政权下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巧儿和小芹爱上他们，自由恋爱起了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心仪已久的是小伙子们胸前的那枚奖章，是奖章的隐喻所指的英雄称号。革命男性与女性形成了社会同盟，然而这种同盟是虚假的，其实质仍然是性别权力的再生产。革命的欲望化书写对强调社会秩序和强调理性的政治现代性无疑构成一种反叛。它分割着文本的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宣告着革命理性叙事的无力与悖谬性。
总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男性知识者，是被现代精神分析学知识与现代性共同建构出来的，并且都构成了现代性的隐喻，进而表征了
中国现代自我的某种“新的态度”。男性知识者的转变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同时也表明社会发展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