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卷第3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8 No．3 2007年6月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Jun．2007
论沈从文的散文还乡
胡友笋，郑博斐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三部散文集可以看作是在不同层面上对乡土的回归。从“还乡”的角度考察沈从文的乡土散文，可以发现，浓郁的乡土情感是其还乡的深切动机，挚爱与伤感交织是其还乡的复杂心态，基层人物命运的抒写是其还乡的独特视角，温婉的批判则是其还乡中的思考与希冀。
关 键 词：沈从文；湘西；散文；还乡
中图分类号：I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7)03-0097-03
走进由《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所构建的文学世界，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不断跳脱，同时不断回归的过程。一方面他希望现代文明可以使湘西获得转机，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城市疏离感的影响，不断回归自然“人性”的本源，希冀地方的特质能够得以保存。《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虽然写作目的与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从还乡心理的角度考察，三者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对乡土的回归。这种多层次的还乡证明了寓居北平的沈从文，其心灵实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笔者在分析其散文作品和结合作家生活经历的基础上，从“还乡”的动机、心态与视角，所抒写的人与物，“还乡”中的社会思考，以及还乡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对沈从文的乡土散文进行解读，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散文的主旨意蕴。
化的洗礼，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甚至产生不安全感，这都促使他踏上精神上的还乡之旅。第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接近本源就是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只存在于对本源的接近中，绝非其他。”[1]故乡的本源力量于人仿佛是一个磁场，而湘西这块土地仿佛更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从文自传》中那“小顽童”的身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挣脱束缚，融于自然的本源力量。在沈从文的湘西旅程中更是能时刻感受到故乡的明山秀水、淳朴人情给他带来的愉悦与认同感。对本源的追寻恰恰是这样一种于不自觉中自然获得的过程。
以上三点归结于沈从文本身，外化表现出的便是对故乡的情感，并籍由这情感指向沈从文散文写作的目的。与数百年来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同，沈从文深为自己的血统而骄傲，对自己故乡这片“神圣”的土地怀有极深挚的感情。正如沈从文在《我所生长的地方》中写到的：“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写于1931年夏秋间的《从文自传》是一次籍由回忆进行的还乡，沈从文通过一个“顽童”的所见所闻，重温了20余年来在自己记忆中留下过痕迹的山水花木、人事喜哀。《湘西散记》则记述了1933年冬至1934年初作者乘船返乡省亲，沿沅江上溯时的旅途见闻和个人感兴，呈现的是一次实在意义上的返乡旅程。如果说《从文自传》、《湘西散记》只是客观上使人们对湘西有所了解，那么《湘西》则完全称得上是用类似社会学家的剖析眼光去让读者们改变先前对湘西的一些偏见，更像是引领读者在经验与思考的层面上对故乡进行的一次重新认知与回归。透过他的散文，我们看到了湘西的历史重负，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境遇，及其对湘西国民性进行改造以实现民族振兴的思索。这或许便是沈从文在还乡的求索中，希望其散文所最终能实现的“在一个有心人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值得深思！”(《湘西·题记》)[2]303
一、还乡动机
所谓的动机，在这里主要是指沈从文还乡的驱动力量及目的指向。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原初意象、怀乡情结、追寻本源、乡土情感是作家离乡、思乡、还乡的四股本源力量。结合沈从文的经历与思想，可窥其还乡动机：
首先，是内心积淀的“原初意象”的表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活于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与“母亲”、“英雄”等一样，“故乡”也作为一个原型深埋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代代传承，那些亘古不变的归鸟、孤云、田野触动着每一个有相似经验的人，形成一种集体召唤。沈从文散文创作即受此影响。第二，作家在故乡成长的经历对其日后物质生活、情感世界、人际关系等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影响。由湘西进入京城的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虽然其受到了新文
收稿日期：2007-04-25
作者简介：胡友笋(1979-)，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
9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6月
二、还乡心态
首先，沈从文还乡散文的创作心态受到了湘西所承受的历史重负的影响。自清朝以来，湘西苗人就饱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与虐杀。“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2]4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阅”那些熟悉的人和事更能实现回归的目的。船夫、士兵、烟贩、妓女、蛊婆、土匪、矿工、乡绅、学生、官僚，在他还乡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湘西原始、野性的生命力量正是籍由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
在沈从文的还乡散文所抒写的人物中，有许多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贫苦人民。《桃源与沅州》中的小水手，每天只可得两分零花钱，被竹篙弹入乱石激流因此对一些问题看得更透彻、明白，对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也更加敏感。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2]112 第二，沈从文的还乡心态还受到时局的影响。在写作《从文自传》时“‘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从文自传·附记》)[2]224而1933年冬和1937年冬作家返乡之时，正分别值蒋介石调集大军对瑞金进行“围剿”和日寇铁蹄伸向长江中游之时，湘西局势动荡不安。作品的“牧歌的谐趣”只是为了消弭在京妻子的挂念及减免读者的同科而“特意加上的”作料，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也是为中和沉痛感慨而设。但是这种轻松谐趣的笔调却使得题旨变得朦胧蕴藉。
与小说不同，在沈从文的乡土散文中，他描绘的是亲身的见闻，自己是所叙事件的参与者。由于他的出发点是为误解湘西的人解惑，是反“桃源”的，因此始终努力保持一种纪实的、不干预的态度，比如在写到贺龙的起义时，就让一些评论者认为是一种朦胧主义的世界观。即使在《从文自传》里，他也旁观者一般诉说着20岁前那个“我”的经历，尤其在描写军队对苗民残酷的虐杀时，平淡冷静得令人惊诧。 但由于“爱乡心”的驱动，沈从文对湘西人那不为时间而改变的生活气质充满了深沉的爱惜，在潜意识里仍是为“桃源”的逝去唱出了一曲哀歌，始终以一种温情主义世界观来审视湘西的一切。即使是写到妓女，也认为她们不过是在从事“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是在参与一种“生活的斗争”(《湘西散记·桃源与沅州》)[2]330；即使是写到水手们相互间的辱骂，也更突出他们的勇敢彪悍、自然淳朴，而没有令人感到厌恶的所谓粗野。文学不同于纪录片，沈从文的散文真实地记录了其见闻的风土人情，但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是透过“沈从文的眼睛”去看湘西世界，感受到的是为一颗“爱乡心”染上了一层光晕的真实与美丽。
三、还乡视角
所谓历史，正是由人事组成的。沈从文生长在湘西的土地上，关注底层人民的命运，没有什么比“翻
中淹死，掌舵的只要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家长说明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相貌如托尔斯泰般庄严的老船夫，七十七岁了，为一厘一分银洋与人互相辱骂，在急流中靠拉纤执著地生存。《辰溪的煤》中那“神圣矿工”的家庭，丈夫被煤块砸死在矿井，女儿受辱自杀，全家以十二块烧埋费带来的希望作继续活下去的支撑。血与泪的图画在湘西大地触目皆是，生活的艰辛使这种被迫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和能够在地狱般日子中活下去的韧性。沈从文所展现的，是湘人生命所具有的“庄严”，这是为城里读书人所不能理解的。
在沈从文笔下，还有一系列只有湘西才“出产”的“奇人”。《一个大王》中的那个土匪，为人之彪悍义气，经历之荒诞离奇，让人觉得他就是从豪侠小说中跳入现实的人物；《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曹芹轩，集粗野、风雅、风流、重情于一身，在外人看来是个分裂的人物，实际上却恰恰是乡下人“妩媚”性格的呈现。在北京城里，恐怕没人相信沈从文会与这些人称兄道弟。但当了解了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和不断还乡进行探寻的灵魂，便不难理解这些奇人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湘人所共有的自然“人性”。
沈从文的乡土散文中描绘了众多各具特色，超出经验与想象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立体的，复杂的，无所谓单纯的善恶，只是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神性与人性交织而成的生命。透过沈从文在还乡历程中呈现出的这一个个生命图景，我们即使无法准确涵盖其中的生命意义，却确定无疑会被那份生命的“庄严”而震撼。
除了人事，湘西自然风物的美丽与丰实也深深吸引着沈从文。
湘西物产丰美，煤炭、桐油、木材、烟草、水银、稀有金属等资源异常丰富。沈从文在提及物产时多是从现实意义出发，《湘西》中《辰溪的煤》、《常德的船》、《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等篇目都具有纪实文体的风格，其用意还是纠正世人对湘西“地瘠民贫”的错误认识，同时让湘西的人民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改变一些不良本性，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家园的改造。
而湘西优美的风景则使沈从文在自然中获得审美
第8卷第3期 胡友笋等 论沈从文的散文还乡 99
上的愉悦。“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清翠，岩石黛黑。水深且浅，鱼大如人。”(《湘西·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2]239在故乡自然美的怀抱里，沈从文获得了在城市所无法得到的回归自然的身心享受。在面对故乡如梦如幻的奇丽景色时，沈从文还常常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进入诗意的哲思。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他写道：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象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象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湘西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2]302
置身于宁静的环境凝神静观，沈从文将生命个体融入到了自然的意境之中，从现实的审美感受进入到了一个禅的境界。从前的少年在河上学到的只是人事方面的知识，而此时这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自然同沈从文的交流，与沈从文彼此的接纳，使他获得了智慧。联结这智慧的纽带是时间与记忆，只有故乡的山水才能唤起人对过往岁月的观照，也只有在故乡才能让人真正毫无芥蒂、透明纯澈地回归本源之所在。在城市中，现代的都市文明并不能使人获得充足的归属感，也缺少来自自然的触动与激发，只有回归故土，于本源中获得瞬息的顿悟，才能深化对生命的认知与智慧，这也是沈从文还乡的深层原因。
四、还乡中的社会思考
沈从文的散文还乡不仅仅为读者呈现了湘西混乱的局势、停滞不前的现状、奇诡的敬神风俗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而且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思考，这就使其不但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且具有社会批评的现实意义。
沈从文的散文中虽然有些篇目具有纪实文体的意味，但他的文章与一般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有质的不同。社会调查多是以外来者的身份，由外而内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所进行的考察。而沈从文完成的是一个回归故乡的过程，他生于斯长于斯，本身就是湘西文化的承载者，丰富的乡土经验使他能够由内而外真正把握湘西的“神性”与“人性”，理解城里人所认为的一些奇异风俗，其实只是在人本身自然属性驱动下所产生的现象。这也是他认为社会调查有时不够全面的原因。
驱动沈从文进行思索与批评的是他对民族的挚爱，希望湘西能够通过改造得到振兴。与一些作家所具有的
“厌恶乡土”的心理机制相比，沈从文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一颗“爱乡心”出发。沈从文的还乡散文，“在社会批评上较少直接揭露现实种种的败坏，反而较多从遍地人民身上表扬一种属于过去的纯朴的人生。”[3]这使他有时不免陷入矛盾的境地，因为他必须找出湘西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去解释现实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把湘西人自身的缺点归结为“负气与自弃”：“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湘西·题记》)[2]374
在剖析自身原因时，不难看出，一方面沈从文希望地方古老、淳朴的特质得以保持，独特的风俗文化不要受到外部侵扰至于消失；另一方面又希望湘西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汇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洪流，民族性能得以改造。而在总结外部原因时，他却没有指出造成政治混乱，统治腐朽的深层原因，虽然提出未来湘西必交给湘西人来负责，但却缺少改变这种局面的具体措施。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像开明的政治家一样提出明确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要求他像社会学家一样规划出一个具体而微的发展蓝图，毕竟沈从文乡土散文引领读者所进行的还乡旅程，已经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真正的湘西人在那块土地上的见闻与感知，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珍贵的崭新视角。
还乡的旅途一方面唤醒了他关于湘西的记忆，另一方面又在与过去的对比中感叹湘西的美好人情的消失，继而流露出对个体和苗族命运不可知的伤感。事实上，沈从文的散文还乡不仅仅是一次地域上的旅行，更从一个现代湘西知识分子的角度对湘西世界及苗族人事、风情、命运的一次整体观照，思考有明显的情感诉求，又凸现他对湘西的过去、现在和未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则又暗合了当时已处危乱时局的民族命运。因而，这既是一次艺术的创造、情感的追寻，也是一种深沉的反思，痛苦的冀求。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Existence and Being[M]．London：Vision
Press，1949：278．
[2] 一 苇．沈从文作品精编(上)[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3] 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4：167．
责任编辑：曾凡盛
第8卷第3期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8 No．3 2007年6月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Jun．2007
论沈从文的散文还乡
胡友笋，郑博斐
(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摘 要：《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三部散文集可以看作是在不同层面上对乡土的回归。从“还乡”的角度考察沈从文的乡土散文，可以发现，浓郁的乡土情感是其还乡的深切动机，挚爱与伤感交织是其还乡的复杂心态，基层人物命运的抒写是其还乡的独特视角，温婉的批判则是其还乡中的思考与希冀。
关 键 词：沈从文；湘西；散文；还乡
中图分类号：I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07)03-0097-03
走进由《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所构建的文学世界，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沈从文不断跳脱，同时不断回归的过程。一方面他希望现代文明可以使湘西获得转机，另一方面他又受到城市疏离感的影响，不断回归自然“人性”的本源，希冀地方的特质能够得以保存。《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虽然写作目的与侧重点不尽相同，但从还乡心理的角度考察，三者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对乡土的回归。这种多层次的还乡证明了寓居北平的沈从文，其心灵实从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笔者在分析其散文作品和结合作家生活经历的基础上，从“还乡”的动机、心态与视角，所抒写的人与物，“还乡”中的社会思考，以及还乡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对沈从文的乡土散文进行解读，以期从整体上把握沈从文散文的主旨意蕴。
化的洗礼，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不能完全适应城市的生活，甚至产生不安全感，这都促使他踏上精神上的还乡之旅。第三，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接近本源就是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只存在于对本源的接近中，绝非其他。”[1]故乡的本源力量于人仿佛是一个磁场，而湘西这块土地仿佛更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在《从文自传》中那“小顽童”的身上能实实在在感受到挣脱束缚，融于自然的本源力量。在沈从文的湘西旅程中更是能时刻感受到故乡的明山秀水、淳朴人情给他带来的愉悦与认同感。对本源的追寻恰恰是这样一种于不自觉中自然获得的过程。
以上三点归结于沈从文本身，外化表现出的便是对故乡的情感，并籍由这情感指向沈从文散文写作的目的。与数百年来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心理不同，沈从文深为自己的血统而骄傲，对自己故乡这片“神圣”的土地怀有极深挚的感情。正如沈从文在《我所生长的地方》中写到的：“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写于1931年夏秋间的《从文自传》是一次籍由回忆进行的还乡，沈从文通过一个“顽童”的所见所闻，重温了20余年来在自己记忆中留下过痕迹的山水花木、人事喜哀。《湘西散记》则记述了1933年冬至1934年初作者乘船返乡省亲，沿沅江上溯时的旅途见闻和个人感兴，呈现的是一次实在意义上的返乡旅程。如果说《从文自传》、《湘西散记》只是客观上使人们对湘西有所了解，那么《湘西》则完全称得上是用类似社会学家的剖析眼光去让读者们改变先前对湘西的一些偏见，更像是引领读者在经验与思考的层面上对故乡进行的一次重新认知与回归。透过他的散文，我们看到了湘西的历史重负，下层人民悲惨的生活境遇，及其对湘西国民性进行改造以实现民族振兴的思索。这或许便是沈从文在还乡的求索中，希望其散文所最终能实现的“在一个有心人看来，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值得深思！”(《湘西·题记》)[2]303
一、还乡动机
所谓的动机，在这里主要是指沈从文还乡的驱动力量及目的指向。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原初意象、怀乡情结、追寻本源、乡土情感是作家离乡、思乡、还乡的四股本源力量。结合沈从文的经历与思想，可窥其还乡动机：
首先，是内心积淀的“原初意象”的表现。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生活于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与“母亲”、“英雄”等一样，“故乡”也作为一个原型深埋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中代代传承，那些亘古不变的归鸟、孤云、田野触动着每一个有相似经验的人，形成一种集体召唤。沈从文散文创作即受此影响。第二，作家在故乡成长的经历对其日后物质生活、情感世界、人际关系等的形成与巩固具有重要影响。由湘西进入京城的沈从文，一直自称“乡下人”，虽然其受到了新文
收稿日期：2007-04-25
作者简介：胡友笋(1979-)，男，河南南阳人，博士研究生。
98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6月
二、还乡心态
首先，沈从文还乡散文的创作心态受到了湘西所承受的历史重负的影响。自清朝以来，湘西苗人就饱受统治者的剥削、压迫与虐杀。“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红了每一条官道同每一个碉堡。”(《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2]4沈从文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阅”那些熟悉的人和事更能实现回归的目的。船夫、士兵、烟贩、妓女、蛊婆、土匪、矿工、乡绅、学生、官僚，在他还乡的历程中，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形形色色的人物。湘西原始、野性的生命力量正是籍由这些人物表现出来的。
在沈从文的还乡散文所抒写的人物中，有许多是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贫苦人民。《桃源与沅州》中的小水手，每天只可得两分零花钱，被竹篙弹入乱石激流因此对一些问题看得更透彻、明白，对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也更加敏感。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到“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2]112 第二，沈从文的还乡心态还受到时局的影响。在写作《从文自传》时“‘子曰’早已失去作用，随之而来的却是封建军阀大小割据打来杀去，国势陷于十分危急时期。”(《从文自传·附记》)[2]224而1933年冬和1937年冬作家返乡之时，正分别值蒋介石调集大军对瑞金进行“围剿”和日寇铁蹄伸向长江中游之时，湘西局势动荡不安。作品的“牧歌的谐趣”只是为了消弭在京妻子的挂念及减免读者的同科而“特意加上的”作料，有意作成的乡村幽默也是为中和沉痛感慨而设。但是这种轻松谐趣的笔调却使得题旨变得朦胧蕴藉。
与小说不同，在沈从文的乡土散文中，他描绘的是亲身的见闻，自己是所叙事件的参与者。由于他的出发点是为误解湘西的人解惑，是反“桃源”的，因此始终努力保持一种纪实的、不干预的态度，比如在写到贺龙的起义时，就让一些评论者认为是一种朦胧主义的世界观。即使在《从文自传》里，他也旁观者一般诉说着20岁前那个“我”的经历，尤其在描写军队对苗民残酷的虐杀时，平淡冷静得令人惊诧。 但由于“爱乡心”的驱动，沈从文对湘西人那不为时间而改变的生活气质充满了深沉的爱惜，在潜意识里仍是为“桃源”的逝去唱出了一曲哀歌，始终以一种温情主义世界观来审视湘西的一切。即使是写到妓女，也认为她们不过是在从事“人类一种最古的职业”，是在参与一种“生活的斗争”(《湘西散记·桃源与沅州》)[2]330；即使是写到水手们相互间的辱骂，也更突出他们的勇敢彪悍、自然淳朴，而没有令人感到厌恶的所谓粗野。文学不同于纪录片，沈从文的散文真实地记录了其见闻的风土人情，但读者在阅读文本时是透过“沈从文的眼睛”去看湘西世界，感受到的是为一颗“爱乡心”染上了一层光晕的真实与美丽。
三、还乡视角
所谓历史，正是由人事组成的。沈从文生长在湘西的土地上，关注底层人民的命运，没有什么比“翻
中淹死，掌舵的只要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家长说明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相貌如托尔斯泰般庄严的老船夫，七十七岁了，为一厘一分银洋与人互相辱骂，在急流中靠拉纤执著地生存。《辰溪的煤》中那“神圣矿工”的家庭，丈夫被煤块砸死在矿井，女儿受辱自杀，全家以十二块烧埋费带来的希望作继续活下去的支撑。血与泪的图画在湘西大地触目皆是，生活的艰辛使这种被迫具有极顽强的生命力，和能够在地狱般日子中活下去的韧性。沈从文所展现的，是湘人生命所具有的“庄严”，这是为城里读书人所不能理解的。
在沈从文笔下，还有一系列只有湘西才“出产”的“奇人”。《一个大王》中的那个土匪，为人之彪悍义气，经历之荒诞离奇，让人觉得他就是从豪侠小说中跳入现实的人物；《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中的曹芹轩，集粗野、风雅、风流、重情于一身，在外人看来是个分裂的人物，实际上却恰恰是乡下人“妩媚”性格的呈现。在北京城里，恐怕没人相信沈从文会与这些人称兄道弟。但当了解了沈从文的成长经历和不断还乡进行探寻的灵魂，便不难理解这些奇人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湘人所共有的自然“人性”。
沈从文的乡土散文中描绘了众多各具特色，超出经验与想象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立体的，复杂的，无所谓单纯的善恶，只是湘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神性与人性交织而成的生命。透过沈从文在还乡历程中呈现出的这一个个生命图景，我们即使无法准确涵盖其中的生命意义，却确定无疑会被那份生命的“庄严”而震撼。
除了人事，湘西自然风物的美丽与丰实也深深吸引着沈从文。
湘西物产丰美，煤炭、桐油、木材、烟草、水银、稀有金属等资源异常丰富。沈从文在提及物产时多是从现实意义出发，《湘西》中《辰溪的煤》、《常德的船》、《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等篇目都具有纪实文体的风格，其用意还是纠正世人对湘西“地瘠民贫”的错误认识，同时让湘西的人民认识清楚自己的优势，改变一些不良本性，充分利用资源实现家园的改造。
而湘西优美的风景则使沈从文在自然中获得审美
第8卷第3期 胡友笋等 论沈从文的散文还乡 99
上的愉悦。“夹河高山，壁立拔峰，竹木清翠，岩石黛黑。水深且浅，鱼大如人。”(《湘西·白河流域的几个码头》)[2]239在故乡自然美的怀抱里，沈从文获得了在城市所无法得到的回归自然的身心享受。在面对故乡如梦如幻的奇丽景色时，沈从文还常常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进入诗意的哲思。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他写道：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象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象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却是“智慧”。山头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我，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我的感情早已融入这第二故乡一切光景声色里了。(《湘西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
[2]302
置身于宁静的环境凝神静观，沈从文将生命个体融入到了自然的意境之中，从现实的审美感受进入到了一个禅的境界。从前的少年在河上学到的只是人事方面的知识，而此时这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自然同沈从文的交流，与沈从文彼此的接纳，使他获得了智慧。联结这智慧的纽带是时间与记忆，只有故乡的山水才能唤起人对过往岁月的观照，也只有在故乡才能让人真正毫无芥蒂、透明纯澈地回归本源之所在。在城市中，现代的都市文明并不能使人获得充足的归属感，也缺少来自自然的触动与激发，只有回归故土，于本源中获得瞬息的顿悟，才能深化对生命的认知与智慧，这也是沈从文还乡的深层原因。
四、还乡中的社会思考
沈从文的散文还乡不仅仅为读者呈现了湘西混乱的局势、停滞不前的现状、奇诡的敬神风俗和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而且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思考，这就使其不但具有文学的价值，而且具有社会批评的现实意义。
沈从文的散文中虽然有些篇目具有纪实文体的意味，但他的文章与一般社会学家的“社会调查”有质的不同。社会调查多是以外来者的身份，由外而内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所进行的考察。而沈从文完成的是一个回归故乡的过程，他生于斯长于斯，本身就是湘西文化的承载者，丰富的乡土经验使他能够由内而外真正把握湘西的“神性”与“人性”，理解城里人所认为的一些奇异风俗，其实只是在人本身自然属性驱动下所产生的现象。这也是他认为社会调查有时不够全面的原因。
驱动沈从文进行思索与批评的是他对民族的挚爱，希望湘西能够通过改造得到振兴。与一些作家所具有的
“厌恶乡土”的心理机制相比，沈从文的思考更多的是从一颗“爱乡心”出发。沈从文的还乡散文，“在社会批评上较少直接揭露现实种种的败坏，反而较多从遍地人民身上表扬一种属于过去的纯朴的人生。”[3]这使他有时不免陷入矛盾的境地，因为他必须找出湘西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去解释现实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把湘西人自身的缺点归结为“负气与自弃”：“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不仅仅对一切进步的理想加以拒绝，便是一切进步的事实，也不大放在眼里。”(《湘西·题记》)[2]374
在剖析自身原因时，不难看出，一方面沈从文希望地方古老、淳朴的特质得以保持，独特的风俗文化不要受到外部侵扰至于消失；另一方面又希望湘西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汇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洪流，民族性能得以改造。而在总结外部原因时，他却没有指出造成政治混乱，统治腐朽的深层原因，虽然提出未来湘西必交给湘西人来负责，但却缺少改变这种局面的具体措施。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像开明的政治家一样提出明确可行的政治主张，也不能要求他像社会学家一样规划出一个具体而微的发展蓝图，毕竟沈从文乡土散文引领读者所进行的还乡旅程，已经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真正的湘西人在那块土地上的见闻与感知，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珍贵的崭新视角。
还乡的旅途一方面唤醒了他关于湘西的记忆，另一方面又在与过去的对比中感叹湘西的美好人情的消失，继而流露出对个体和苗族命运不可知的伤感。事实上，沈从文的散文还乡不仅仅是一次地域上的旅行，更从一个现代湘西知识分子的角度对湘西世界及苗族人事、风情、命运的一次整体观照，思考有明显的情感诉求，又凸现他对湘西的过去、现在和未的关注。而这种关注和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则又暗合了当时已处危乱时局的民族命运。因而，这既是一次艺术的创造、情感的追寻，也是一种深沉的反思，痛苦的冀求。 参考文献：
[1] Martin Heidegger．Existence and Being[M]．London：Vision
Press，1949：278．
[2] 一 苇．沈从文作品精编(上)[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 [3] 陈德锦：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4：167．
责任编辑：曾凡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