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诚袁江华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10期
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途径。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认真深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当前有学者倡导的“回到马克思”以及“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1](p84)就是强调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解读，只有认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文献研究是处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地位。同时，搞任何研究，方法问题都至为重要，研究方法是否正确、科学，往往是研究活动取得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亦不例外。是否具有方法论意识以及所选择的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着能否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影响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及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准确把握，进而关系到能否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研究的方法具有决定的意义。然而若干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文献的文章、论著很多，而专题探讨文献研究方法的则很少。①这种状况显然是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实际不相适应。为此，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论作一探讨，以期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依据
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一般包括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其特点是可靠性较高，最能准确地反映文献主体所要表达的知识信息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要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关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深入地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文献研究的基本要求。
当然，要完全以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会存在许多现实的障碍。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而言，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文献即马列主义的文献；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探寻并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寻找马列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全部原始文献资料则有一定难度。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献：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2](P13)在马克思的上述三类文献中，除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外，其余尚未发表的笔记、手稿、书信和论著等文献对于我国学者而言很难接触到。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的手稿等文献主要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波兰国家图书馆和东京图书馆等地。[3](P68)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诸多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马列主义编译机构无法拥有足够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献资料，我国学者也不可能亲自赴国外考察到马列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作出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马列主义文献研究参考的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就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难免带有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的翻译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早已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已经出版二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都已出版，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我国学者虽然探寻并研究马列主义原始文献资料有一定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研究中就可以放弃或忽视对马列主义原始文献资料的关注。首先，要树立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研究意识，可以就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强研究。外文基础好的可以直接阅读、研究马恩原版著作。其次，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要整合国内文献资源，借鉴国际文献学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多种渠道详尽占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文献资料，不断填补研究空白，[4](P54)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当然，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部分文献研究而言，要坚持以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下大力气研究解读原始文献资料，以尽可能地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始终坚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P38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勇于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
文献研究学术性是基础，为此必须树立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真正把文献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解读，这样才能得出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研究结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要回到学术层面，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而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6](P62)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来说，文献研究要以学术性研究为基础，要尊重文献，所有研究都要围绕文献而展开，一切结论都要以文献为依据。要严肃、客观、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来面目和本真思想，而不能带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和个人好恶，更不能离开对文献的认真深入研究，任意武断地凭空把一己之私意附加到文献的解释上，或者从中随意地引申出符合自己或者现实需要的结论。然而在当前的文献研究中，有的学者就存在着实事求是精神和方法的缺失。有的研究者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从观念出发，不考虑马克思著作中的原意，[7](P96)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不能将“莫须有”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本人，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将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并不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研究原则、方法，就要正确处理好文献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真精神，不能单纯地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歪曲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精神实质，或者将非马克思思想强加给马克思本人。完全为了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而背离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真精神去阐述马克思主义文献思想，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相容的。为此，必须反对治史方法中的种种教条主义框框，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具体地、历史地、现实地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8](P8)以这种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精神实质。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更不能不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借口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肆意阐发、宣扬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错误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用历史方法探求文献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是文献研究的目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何种价值取向，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向，以及文献研究能否健康顺利开展的核心问题。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根本方法在于探求文献的思想内容。
我们之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一方面是运用传统有效的文献学考证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进行考证、校勘和复原，通过对文献进行客观处理从而获得某种历史的真实，使对作为知识信息载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本身及其发展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认识。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文献本身，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已经死去的固化文本进行纯物质性的解剖，而是为了理清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原有真意，发掘它的内在精神意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张扬文献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并通过研究解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文献本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能够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质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9](P8)
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思想内容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任何一个文献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任何文献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思想内容，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条件来研究解读，而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脱离民族思维形成的特殊历史语境。只有把马克思的文字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领会马克思的思想本质。[7](P95)为此，有学者倡导“以史解马”的解读模式，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进行研究解读，[9](P6)这无疑是探求马克思主义文献本真思想的有效解读方式。
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真正地理解它的思想内容，就必须完整、系统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单纯根据某一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阐发，更不能用某一阶段的思想代替其整个思想，用个别结论代替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决不能任意割断历史、断章取义，抓住只言片语妄加评论，或者望文生义，一味做字句的奴隶，那就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背离它最起码的要求。[10](P4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结合现实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研究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运用的方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产生是为了回答社会历史已经提出的有关问题，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探索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正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对文献的理解必须联系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中去寻求和把握文献的思想内容。文献虽然是我们直接研究的对象，但却不是我们解读的最终根据，最终根据只能是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11](P69)只有结合文献所面对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所产生和回答的问题，才能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2](P6)改造世界的过程也就是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核心是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最终目的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通过实践来检验所探究的文献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断发展真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来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因此，将马克思提供的思想资源用于对现实的关照与省察，这才是文本研究的真正目的。只有把文献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献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二者积极互动，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和发展。[7](P9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现实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是党的重要任务。[13](P534)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下功夫，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为此，有学者强调要实现对以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等各种解读模式的超越，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解读模式，即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直面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对马克思进行当代条件下的解读，[9](P7)这种解读模式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极其吻合的。在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代条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就要结合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现实以及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阐述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以大众化语言表述研究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4](P34)以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成果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说，只有通过民族化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只有与各国的语言文化相结合才能增强亲和力，从而在各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指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含了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P534)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做到了语言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在中国得到传播，才能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成果并不是供研究者本人在书斋中欣赏，而是要面向其他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研究成果要能够被他人特别是广大民众所读懂、理解和接受，就必须使用大众化的语言。然而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研究理论贵族化倾向，研究成果语言晦涩难懂，只有少数理论圈子里的人能看懂，而其他学者特别是普通民众则看不懂，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要求研究成果语言大众化，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达研究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起码要求。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只有关注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并互相借鉴，才能丰富文献研究方法，推进文献研究水平的提高，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也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信息的载体以及智力劳动成果的物化，其思想内容不可能自己展开，而需要当代学者去研究解读。而任何一种研究解读都是解读者自己的理解，解读者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习惯，以及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特点、价值观念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解读者的文献研究解读方法，对其研究解读的重点、深度和广度都可能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并最终使研究解读出来的结论呈现一定的差别，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体现出较强的“主体性”特征，研究方法结果体现着研究者的个性化特点。
同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是用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写成的，是通过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来表述其思想内容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研究解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首先要把文献各自特殊的语言翻译转换成本民族的语言，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内容客观地表达出来，既不能扩大或缩小文献的含义，也不能使文献的含义丢失。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其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一些词语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性，甚至难以找到对等的词语来翻译。即使勉强翻译了，本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词语的习惯用法来理解这些外来概念，这就很容易歪曲有些概念的原意，这更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主体性特征。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解读过程中，个人的悟性也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容易使个人的理解趋于肤浅或者偏颇。而关心、比较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可以综合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地去理解所研究的文献，最大程度地减少个人的主观性，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思想内容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仅要关注、借鉴国内学者的文献研究方法成果，促进国内文献研究的共同发展，还应当积极关注俄罗斯、日本等国学者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国外文献研究的方法及进展情况，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当然，对国外学者的任何研究性文献资料、文献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任何文献研究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的新发现，都必须进行独立、清晰和冷静的理论甄别，谨慎小心地辨识其中的积极内容，然后才能作为自己文献研究的有效参考。通过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方法成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文献，自然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度，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益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当代发展。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一项极有价值且意义深远的基础性工作。坚持用科学的文献研究方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回应各种挑战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更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的需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法的认识将不断提高，文献研究方法也将不断发展，为此将产生方法论上的争鸣。并且随着时代实践的变化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法论的争论还可能会延续下去。然而，在学术研究中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关键的是要在探讨争鸣的基础上，善于借鉴吸收他人有益的观点和方法，从而提出一套系统的、科学合理的文献研究解读方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从1979年到2008年11月30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文章记录为0，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方法”搜索中，标题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文献内容研究方法的记录为8篇。
作者介绍：刘诚(1949- )，江苏射阳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扬州 230000 袁江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 230000
作者：刘诚袁江华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9年10期
文献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途径。特别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某些观点存有争议的情况下，要在理论上正本清源，惟一有效的途径就是认真深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当前有学者倡导的“回到马克思”以及“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1](p84)就是强调要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解读，只有认真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文献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文献研究是处于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地位。同时，搞任何研究，方法问题都至为重要，研究方法是否正确、科学，往往是研究活动取得成效大小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亦不例外。是否具有方法论意识以及所选择的研究方法的科学与否，将直接影响着能否准确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影响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及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实现中国化的准确把握，进而关系到能否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研究的方法具有决定的意义。然而若干年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文献的文章、论著很多，而专题探讨文献研究方法的则很少。①这种状况显然是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实际不相适应。为此，笔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论作一探讨，以期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有所裨益。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依据
原始文献资料也就是第一手的文献材料，一般包括本人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讲话发言材料，以及原始音像、电子文档、文件原件等。其特点是可靠性较高，最能准确地反映文献主体所要表达的知识信息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要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关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依据，对马克思主义予以深入地研究，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文献研究的基本要求。
当然，要完全以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会存在许多现实的障碍。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而言，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文献即马列主义的文献；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探寻并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寻找马列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全部原始文献资料则有一定难度。马克思理论写作中大体存在着三类不同的各具意义和价值的文献：一是读书摘录笔记与记事笔记；二是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三是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2](P13)在马克思的上述三类文献中，除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外，其余尚未发表的笔记、手稿、书信和论著等文献对于我国学者而言很难接触到。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的手稿等文献主要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院、波兰国家图书馆和东京图书馆等地。[3](P68)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诸多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我国的马列主义编译机构无法拥有足够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原始文献资料，我国学者也不可能亲自赴国外考察到马列主义的原始文献资料，并作出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就使得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马列主义文献研究参考的主要是前苏联东欧学者的研究成果，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就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难免带有俄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所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加大了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献的翻译工作，《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早已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已经出版二十多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都已出版，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靠的文献资料。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我国学者虽然探寻并研究马列主义原始文献资料有一定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研究中就可以放弃或忽视对马列主义原始文献资料的关注。首先，要树立重视原始文献资料的研究意识，可以就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强研究。外文基础好的可以直接阅读、研究马恩原版著作。其次，正如有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要整合国内文献资源，借鉴国际文献学最新研究成果，通过多种渠道详尽占有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文献资料，不断填补研究空白，[4](P54)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当然，就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部分文献研究而言，要坚持以原始文献资料为依据，下大力气研究解读原始文献资料，以尽可能地全面准确地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这毫无疑问是应该始终坚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5](P38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勇于追求真理的革命精神，实事求是、客观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
文献研究学术性是基础，为此必须树立起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真正把文献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研究解读，这样才能得出理性的、客观的、公正的研究结论。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要回到学术层面，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而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6](P62)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来说，文献研究要以学术性研究为基础，要尊重文献，所有研究都要围绕文献而展开，一切结论都要以文献为依据。要严肃、客观、真实地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来面目和本真思想，而不能带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和个人好恶，更不能离开对文献的认真深入研究，任意武断地凭空把一己之私意附加到文献的解释上，或者从中随意地引申出符合自己或者现实需要的结论。然而在当前的文献研究中，有的学者就存在着实事求是精神和方法的缺失。有的研究者在阐发自己的思想时，从观念出发，不考虑马克思著作中的原意，[7](P96)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不能将“莫须有”的思想强加给马克思本人，这与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将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并不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文献研究原则、方法，就要正确处理好文献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要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真精神，不能单纯地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歪曲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精神实质，或者将非马克思思想强加给马克思本人。完全为了意识形态的某种需要，而背离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真精神去阐述马克思主义文献思想，是与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相容的。为此，必须反对治史方法中的种种教条主义框框，真正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面对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具体地、历史地、现实地研究经典作家思想的发生、发展历程，[8](P8)以这种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精神实质。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更不能不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情，借口学术思想的百家争鸣，肆意阐发、宣扬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错误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学术方向。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用历史方法探求文献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究的基础。但是文献研究的目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何种价值取向，这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向，以及文献研究能否健康顺利开展的核心问题。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根本方法在于探求文献的思想内容。
我们之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一方面是运用传统有效的文献学考证等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进行考证、校勘和复原，通过对文献进行客观处理从而获得某种历史的真实，使对作为知识信息载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本身及其发展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认识。而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文献本身，并不是将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已经死去的固化文本进行纯物质性的解剖，而是为了理清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原有真意，发掘它的内在精神意蕴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张扬文献所体现的科学思想，并通过研究解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因此，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文献本身。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真正关注的是能够影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影响整个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本质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探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9](P8)
在探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思想内容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任何一个文献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语境中。任何文献的生成，都必然与作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写作背景密切相关。要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思想内容，就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背景条件来研究解读，而不能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脱离民族思维形成的特殊历史语境。只有把马克思的文字与具体的语境结合起来，才可能真正领会马克思的思想本质。[7](P95)为此，有学者倡导“以史解马”的解读模式，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进行研究解读，[9](P6)这无疑是探求马克思主义文献本真思想的有效解读方式。
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坚持历史的研究方法，真正地理解它的思想内容，就必须完整、系统地理解它的整个思想体系，而不能单纯根据某一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便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阐发，更不能用某一阶段的思想代替其整个思想，用个别结论代替其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决不能任意割断历史、断章取义，抓住只言片语妄加评论，或者望文生义，一味做字句的奴隶，那就会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背离它最起码的要求。[10](P44)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结合现实实践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是研究任何社会科学都必须运用的方法，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产生是为了回答社会历史已经提出的有关问题，对有关问题的思考探索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回应，正是马克思主义文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献时，对文献的理解必须联系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从它所面对和回答的现实问题中去寻求和把握文献的思想内容。文献虽然是我们直接研究的对象，但却不是我们解读的最终根据，最终根据只能是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11](P69)只有结合文献所面对的物质生产实践中所产生和回答的问题，才能深刻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本质内容。
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12](P6)改造世界的过程也就是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核心是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最终目的则是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实践，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也通过实践来检验所探究的文献思想的真理性，并不断发展真理。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来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因此，将马克思提供的思想资源用于对现实的关照与省察，这才是文本研究的真正目的。只有把文献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推进文献研究，又使现实问题研究得到坚实的理论支撑，二者积极互动，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繁荣和发展。[7](P9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必须紧密结合现实实践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是党的重要任务。[13](P534)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坚持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下功夫，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为此，有学者强调要实现对以往“以恩解马”、“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等各种解读模式的超越，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解读模式，即实现马克思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马克思与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相结合，直面马克思和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对马克思进行当代条件下的解读，[9](P7)这种解读模式显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极其吻合的。在情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当代条件下，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就要结合当代中国改革的新现实以及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阐述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发展。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以大众化语言表述研究成果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4](P34)以大众化的语言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成果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学说，只有通过民族化才能得到传播和发展，只有与各国的语言文化相结合才能增强亲和力，从而在各个国家扎根并真正发挥指导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它包含了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P534)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使老百姓喜闻乐见，就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通过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大众化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只有做到了语言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思想才能在中国得到传播，才能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成果并不是供研究者本人在书斋中欣赏，而是要面向其他学者以及广大民众，研究成果要能够被他人特别是广大民众所读懂、理解和接受，就必须使用大众化的语言。然而当前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研究理论贵族化倾向，研究成果语言晦涩难懂，只有少数理论圈子里的人能看懂，而其他学者特别是普通民众则看不懂，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要求研究成果语言大众化，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语言来表达研究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起码要求。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应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只有关注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并互相借鉴，才能丰富文献研究方法，推进文献研究水平的提高，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的本真精神，也才能更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知识信息的载体以及智力劳动成果的物化，其思想内容不可能自己展开，而需要当代学者去研究解读。而任何一种研究解读都是解读者自己的理解，解读者的世界观、文化背景、知识结构、语言习惯，以及研究者所处的时代特点、价值观念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解读者的文献研究解读方法，对其研究解读的重点、深度和广度都可能有一定甚至较大的差异，并最终使研究解读出来的结论呈现一定的差别，这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体现出较强的“主体性”特征，研究方法结果体现着研究者的个性化特点。
同时，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是用德语、法语、英语、俄语等语言写成的，是通过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来表述其思想内容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中，研究解读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首先要把文献各自特殊的语言翻译转换成本民族的语言，要用中国的民族语言把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内容客观地表达出来，既不能扩大或缩小文献的含义，也不能使文献的含义丢失。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其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一些词语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性，甚至难以找到对等的词语来翻译。即使勉强翻译了，本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词语的习惯用法来理解这些外来概念，这就很容易歪曲有些概念的原意，这更强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主体性特征。
另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解读过程中，个人的悟性也往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容易使个人的理解趋于肤浅或者偏颇。而关心、比较和借鉴他人的研究方法成果，可以综合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从多角度地去理解所研究的文献，最大程度地减少个人的主观性，从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思想内容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不仅要关注、借鉴国内学者的文献研究方法成果，促进国内文献研究的共同发展，还应当积极关注俄罗斯、日本等国学者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国外文献研究的方法及进展情况，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成果。当然，对国外学者的任何研究性文献资料、文献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任何文献研究成果，特别是文献研究的新发现，都必须进行独立、清晰和冷静的理论甄别，谨慎小心地辨识其中的积极内容，然后才能作为自己文献研究的有效参考。通过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方法成果来解读马克思主义文献，自然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深度，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有益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和当代发展。
结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一项极有价值且意义深远的基础性工作。坚持用科学的文献研究方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是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需要，是回应各种挑战和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需要，更是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实现理论创新的需要。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深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法的认识将不断提高，文献研究方法也将不断发展，为此将产生方法论上的争鸣。并且随着时代实践的变化发展，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方法论的争论还可能会延续下去。然而，在学术研究中产生争论是很正常的事，关键的是要在探讨争鸣的基础上，善于借鉴吸收他人有益的观点和方法，从而提出一套系统的、科学合理的文献研究解读方法，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从1979年到2008年11月30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方法”文章记录为0，在“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方法”搜索中，标题中涉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文献内容研究方法的记录为8篇。
作者介绍：刘诚(1949- )，江苏射阳人，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扬州 230000 袁江华，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扬州 23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