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乡
也许是自己心态真的有点老，写这些东西就像退休老人写回忆录一样。但是，28年前早春的那场战争总是闯进自己的梦里，不写如同无法向人倾诉一样的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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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从前，头脑里出现最多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甚至连形象都已经十分模糊的战友。那是3月8日全师乘车开赴前线的路上，车开过水口关时看到边检站的小楼门窗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墙壁布满了穿透和没穿透的弹孔。这个景象给了我们第一个强刺激，卡车里我们一个排的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开过边检站边小河上的便桥算是进入了战区。四处散落着打坏的坦克、死牛死马和死人尸体，我们马上明白了战争与和平的概念。这里虽然是由我们的部队控制着，但到处是地雷和冷枪，战场没法去彻底打扫。我和战友们早已把枪端平了对着车子两边的山坡、树丛、房子等任何可能藏人的地方。头顶的烈日和初进战场的紧张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水壶喝干了，直到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的车队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下来，不知是谁提示要吃点东西，大家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干吃起来，那情景跟《上甘岭》的情节一样，根本吃不进去，饼干变成渣子往外掉。这时候周围的情况和纪律都不容许我们离开车队去找水。恰巧这时我们车子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有响动，我们班迅速摸过去推开院门一看，是一个四川人模样的战士在做饭。一锅饭刚好熟了，他正准备拎着锅去送饭。看着我们满嘴掉饼干渣说，你们找水啊？在那边。他指指远处的山边。我说我们不能去，车子要走。我们有的战友提出要拿饼干换他锅里的饭。他说换个啥，你们拿去吃。大家纷纷拿出杯子到锅里挖饭。同时我有点讨好地对他说，我们班也有两个四川老乡（实际是我们排的四川兵）。边说边把我们排里的四川兵往前让，他接过我的话说，啥子四川老乡嗬，我们都是中国老乡。随后他说了他能在这里的原因，他本不是目前这支部队的人，他的原部队是2月17日凌晨打穿插时连累带饿昏倒在这个地方。被现在的部队捡到算是救了他。没等吃完杯子里的饭我们的车队启动了，我们跟这位不相识的战友接触不到两分钟。可是他那句我们都是中国老乡的话，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他了。尽管现在他在我头脑中只是一个有着四川人圆圆的脸庞，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的战士。如果现在见到他，我并不能把他和其他四川人区分开来。现在时常品味这句他随口说的话，总感到有教益在里面。老乡关系是部队中现实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尤如我们地方上的关系网一样，是平时影响部队团结和工作的固疾。但是一旦走上战场，特别是火线上的普通士兵根本不能讲老乡关系，你身后有个战友你就不需要担心身后，左边有战友你就只要注意右边。那时不管是山东棒子还是江西老表，就都是你的中国老乡了。
班 哨
放哨是每个士兵的必修课，在营地放哨都是一个人笔挺地站在哨位上，一班岗两小时，跟电影电视里的差不多。战时这样的哨是没有的。进入战区前放哨一般是两个人叫步哨，选择需要警戒区域的便于观察隐蔽的又能互相联系的两地方潜伏下来。对来人要放到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再问口令决定是否放行。进入战区我们步兵白天是作战行动，每天晚上就是放班哨了，班哨是放大了的步哨，是一个班的人分成相互联系的两拔执行警戒任务，在战区放班哨保卫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连队、团队而是整条战线，第一个班哨保卫的目标很清楚，我们背后是团指挥所、弹药物质堆积地、122榴弹炮阵地等等。我的组长李怀书带着我和另一个新兵任振武在指定的区域找了一道田埂隐蔽下来，班长带着另一个战斗小组和轻机枪在我们身后五六十米的地方同样找个田埂隐蔽下来。战区是属于热带气候，三月里正是雨季和旱季交替的时节，白天骄阳似火，晚上的天气象雾象风又象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把脸贴近地面向前观察，勉强能看出前方地形地物的一点点轮廓。观察中隐隐约约总能看到似乎有两个人在我们前方游动，既不靠近我们也不走远。既没有声响，一前一后距离总也不变。周围也没有其他动静，这个影子成了我们的关注重点，直到临近黎明时分有点亮光才发现那是头无人看管的水牛，给我们制造了点紧张的竟然是头牛，气愤！
打下重庆县后缴获了一个大仓库，里面大米包上印着“中国大米”的字样，既高兴又气愤，高兴是找到吃的了，气愤的是这么多援助喂了狼。搜查完我们班负责的区域，班长赶紧招呼大家找柴禾找水找锅，东西找齐找个有矮矮竹丛便于隐蔽的地方挖坑做灶，火刚点上命令就到了，搜山搜完就地放班哨，班长气恼地踢翻了锅，带领我们搜山，夜晚就在山上放班哨。这是一座土山，山上植物十分茂盛，茅草长得跟武汉长江边的芦苇一样高，别的草长得也跟人差不多高。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挖不动山上那坚硬的红土，只处理了一下太茂盛的草，使之便于观察和隐蔽就潜伏下来放班哨。夜晚又是象雾象风又象雨的天气，浓雾细雨在树上结成大水滴，滴在身上一滴一个冷战。这天晚上炊事班曾给我们送饭但他们没能找到我们潜伏的位子，在九天的战场生活中终于没有吃上第二顿米饭。
攻打下那水（地名）前的晚上，我们的班哨是在一座小石山上，几天的战斗行动和高度紧张让我们身体和精神上已经不能自持。在小石山上我的战斗小组是在后半部分。这里的地形十分有利于隐蔽和观察，我们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一觉。如果把我们形容贵州特点的话用在这里十分恰当，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天气前面说过了，小石山上的地是三寸平都没有。石灰岩质的山被雨水侵蚀出无数的尖锐的小石锥。顾不上讲究睡觉条件了，定好每小时换一个人与前面的战斗小组保持联系外，其余五个人在隐蔽地抱成一团，后面人的前胸紧贴着前面人的后背，盖着捡来的一件雨衣，枕着自己的防毒面具，就这样在无数尖利的石头上睡了最香的一觉。
冲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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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没打过冲锋是平常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那场战争冲锋的场面极少，因为我们部队是我们的对手昔日的师傅，当初教给他们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在战区里面他们也是一直以游击战麻雀战与我们周旋。我唯一参加的冲锋是攻打重庆县城，这场冲锋也是一个意外而来的。打重庆县城前我们师侦察连奉命在头一夜以奇袭的方式，夺取通往重庆县城的一座桥梁。哪知敌人早有准备，遭到对方埋伏，连长指导员均牺牲。当夜设伏的敌人破坏了桥梁跑了。但是我军攻打重庆县城的决心很坚定，白天我们架桥通过了那条河，在向重庆县城开进的路上师长直接给我们连长下命令，我们全连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连给我上去冲一下，看看情况”。说白了就是我们连对重庆县城打个冲锋，火力侦察一下，以便比较准确地估量里面敌人的兵力火力布置情况。命令下完，我们连沿公路两边的水沟和各种地形向重庆县城开进，连长边走边给各排布置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团的100炮连就在我们旁边的一块田里向重庆开火了，炮声震得人心里沉甸甸地，战友们和我一样都有了要去牺牲的准备了。重庆县城分一大一小两块，说是县城整个规模只有我们知识青年当年下放农村时的一个公社驻地相当。我们一排负责冲击右边较小的一片建筑群，其他两个排冲击左边较大的一块建筑群。我们全连利用地形迅速靠近县城，在接近县城的建筑物几百米的地方靠着一条田埂，我们暂停了一下作冲击准备，每个人按照命令轻装，紧了腰带，把身上的装具捆得更紧。这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产生。我们周围其他连队打得十分热闹枪炮声不断。而我们排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按常理敌人应该在相距600—800米进行拦阻射击。短暂的准备时间没容我多想，随着冲击前进的命令全排向县城发起冲击。冲锋应该尽量弯下腰向前跑，一可以加快速度，二可以减少暴露面。可是连续几天几夜的作战行动，没有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加上身上70来斤的负重，弯腰冲锋可能要爬到地下去。我只好挺直着身子往前冲。我们的冲击路线是在一片梯田里，那里是山区田埂都有一米左右高,面对这些田埂，平时一跨步就能跃上去。可这里我已经累得腿都不会打弯了，过一道田埂要四肢全用上，先右腿跨上去再左腿跨上去成跪姿，再站起来向前冲。一口气冲进了城。我们马上按战斗小组分头对城内建筑进行搜查，我们排攻占的这一片地方是一个大仓库和几十间民房，有些房子里桌子上有没吃完的饭菜，还有许多散落的子弹等，敌人在我们冲进来之前跑掉了，这是我们没有遭到阻击的原因。我捡了些把我的子弹袋和裤兜塞得满满的，算是给自己补充了弹药，后来撤出战区一算我背回来的子弹跟我背出去的子弹一样多。这次冲锋至此算是结束了。
感 受
记不清是1978年底还是1979年初我们国家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急剧恶化，报纸上出现了指责性质的报道评论等文章，看到听到了那些文章后的感受可以说是惊诧不已不可理喻（因为我们给他们当几十年的可靠大后方，送出去了不尽的无私援助）。作为一个扛枪的看到对方破坏两国关系的所作所为更是气愤不已摩拳擦掌。随后时间不长就有一列列装载着部队的火车南行，我们部队也抽调了一些两年军龄以上的战士补充到了那些南去的部队中。我们部队的营房就在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两边，在营房和训练场都可以看到铁路上的火车，特别是训练场离铁路很近，可以跟火车上上前线的战友挥手示意，训练中我们是目送着每一列南去的军列走远。那时心头总是一种沉甸甸的感受。在我们武汉军区大部分作战部队调往南方后，我们部队作了向北机动作战的动员和教育，因为当时的苏联持站在“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一边的立场。为了便于随时机动，部队把所有的棉大衣收回集中打了捆，我们新兵连解散的新兵马上分派到了各个连队，正常的训练转换为战前训练，做好了一切出发准备。1979年2月16日晚吃完晚饭，来了一道命令，不要睡觉。连长指导员被召到团部开会。熄灯号后时间不长，连长指导员回来集合全连传达宣布军委命令，开赴边境，可去的地方与我们准备的正相反——中越边境。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变幻莫测了。
我们的军列从河南中部出发，途经湖北接近岳阳的时候，美国之音广播了我们的行踪——中原地区一支精锐部队开赴中越边境。听后心中受到了强烈的振动，由于保密的原因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开赴前线，而美国佬在我们还远没到前线的时候就广播出来了，他们的侦察手段真是厉害（自卫还击战之后很久听说是美国佬当时发射了多枚“大鸟”侦察卫星）。这段广播使我们这节车箱本来凝重的空气更加沉重。
班师回营已经是在5月初了，在营地附近下火车进入团部大院是傍晚时分，本来应该是迈着正步走近团部大楼，可我们一大批新兵入伍不到两个月就上了前线，没学过正步，只好是列队齐步走，看到留守的人员和家属们，我们的步伐和眼神里都是老子打了胜仗的自豪感和得意。而团部大院路两边欢迎我们的家属中，许多人看到我们的队伍走近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人手捂着脸背过身哭了起来。当时对她们不甚理解。当自己结婚有小家庭生活后回味当时情景，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感受。她们的担心和欢欣、欢笑和泪水一起流了出来。对照现在电影电视里无处不在的拥抱亲吻，我们那时的情感真是太含蓄了，只有一些强烈的变故才能让情感冲破含蓄的闸门流露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当众的亲吻拥抱）。
感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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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重庆县城我们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尽管很饿桌子上的敌人没来得及吃完的饭菜是不敢吃的，总感觉到敌人会顺手在里面放点什么东西，战友们没有一个人吃。在这里我们的缴获很丰富，一个堆满大米的粮仓，装大米的麻袋上全写的是中国大米，撤出战区后听说那是一百万斤大米，当时产生的那种莫名的感觉，时至今日都说不清楚。
在县城搜查时看到很多辆扔在街上的漂亮的彩色凤凰自行车，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连我国的大城市也非常少见。许多人结婚想要一辆都十分不容易，可以说那时的彩色凤凰自行车比我们现在的私家轿车还要稀奇。那时我们全营只有营部有一辆杂牌自行车，连里的给养员觉得必须弄一辆回去，解决他办事全靠两条腿走路的难处。但是他还是被迫把彩色凤凰自行车扔在崎岖的山路上。那个时候在那里看到那样的自行车，谁都能感觉到我们国家对外援助是多么尽心。战区里能见到的日用品几乎都是来自中国，那个年代我们国家把援助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看成是多么崇高的义务和荣光啊，可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不是滋味的感觉至今无法消退。
重庆县城内外找到的轻武器也很多，有老七九步枪，有跟我们一样的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有不知道哪国生产的重机枪等等，非常清晰地给人一种常年战乱和特别能打仗的感觉。
我们连打重庆县城出乎意料地顺利，而打外围的兄弟连队都有伤亡。这跟我们听到师长下命令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冲击前后炮弹子弹不间断地在头顶上飞过，却没有一颗是朝着我们来的。竟然如此顺利打下一座县城，我们有些紧张的不祥感觉，伴随我们排的三机连（重机枪连）的王排长，在清理完战场后还满腹狐疑反复地对我说太顺了不好。那时的担心与我们现在求人办事，太顺利了反而有点不托底的感觉是一样的。事情的发展跟人的想象差别就是这么大。无一人伤亡占了一座县城。正是这次冲锋成就了我们连抗美援朝重建以来的第一个集体功。想想我们连队的老前辈，在渡江战役中全体牺牲，导致我们连队在全团光荣册上的记功栏目里一片空白，而其他连队都有“人民功臣第一连”、“杨根思连”等等荣誉称号和立功好多条。以后重印光荣册的时候全团就不会有战功空白连队了，自豪的感觉不知道有多好。
感 谢
我的连长叫郑光标。即使许多战友的名字已经淡忘了，他的名字是忘不掉的。因为我参军是他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可能还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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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份起开始年度征兵。那时我并没有应征入伍的打算，因为当地青年农民把参军作为跳出农门脱离苦海的机会，报名参军者极其踊跃，甚至有囡子的家庭急切地把自己家的囡子许配给大队同意去应征的青年，期望一旦男孩子应征了自家囡子也能一同跳出农门，由此我还吃了几家的订婚酒。我去应征是抱着另样的目的。那年我们知青点的晚稻收割回来后等待脱粒，由于连续阴雨天晚稻有点发霉了，晚稻脱粒本来就是很脏的农活，加上稻子发霉，脱粒起来就更脏，而且干完活洗澡也是十分麻烦的事。因为我在知青点平时表现较好，是所委会委员（知青点叫大队农科所）、团小组长、民兵排长，总之我算是个好知青。知青点有一个应征名额，我报名自然名额是我的了。一个大队加我十一个应征名额，实际只有两个参军名额，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一个机会，他们是全力以赴争取，而农村地方干部也会全力推荐农村青年。我应征但根本就没想到能参军。我是只想回避一次太艰苦的劳动。可偏偏到毛嘴征兵点来带兵的就是我后来的连长郑光标。因此事情的发展就开始与我想象的逐步不一样了。在毛嘴征兵点，我偶遇连长，他看出我与当地青年的不同之处，猜出是下放知识青年，听了我的讲话口音又进一步问我是哪人。我说老家是江苏无锡。他和一帮带兵的人都是下江人。后面还说了什么就记不住了，但有一句话可能基本上确定了我要参军了，他说的：“这么大个子跟我当兵去……”后面的体检也很有戏剧性，我们大队来应征的我是最瘦的（当然现在胖得想减肥），可我却是最健康的。农村青年自小就吃黑棉籽油，导致他们中很多人无生育能力（我至今不明白没生育能力跟应征入伍有什么关系）。沔阳那地方运什么东西都是用扁担挑，农村青年中许多人右肩都比左肩低，加上大饭量的饮食紧接强体力劳动，肝大症状也是他们的通病。总之那时我是我们大队十一名应征青年中最健康的！最终和一个邹姓农民青年成了本大队中光荣参军的人。我想是我的身体优势和部队带兵领导的要求促成了我参军这件事。到部队我也顺理成章的在郑连长手下当战士。
在自卫还击战中连长也许救了我的命。这句话不是病句，用也许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全连在九天的作战中，一直是在部队的最前面，全连无一伤亡，除了有很好的运气外，关键还是连长的指挥有方。我们进入战区前已经有先进战区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教训传到我们的部队，他由此规定了我们在行动中都必须保持目视联系，兵不能脱离组，组不能脱离班，班不能脱离排；对必须搜索的疑点，不准贸然靠近，先用火力压制侦察，再接近。对山洞等，只要看到枪能打的，先用枪打，不放心就用手榴弹炸，疑点大的用曳光弹指示四零火箭打。不是上级命令不准擅自进洞搜查，其实上级根本看不到我们会碰到些什么山什么洞什么情况，也就不会有一个如何如何搜查山洞的命令，倒是连长的要求切实起到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用。在山洞里被我们消灭的敌人，多数是被火箭弹从山洞里掀出来的。连长的规定对保护我们这些新兵作用是最大的，因为那里我们作战队形总是典型的三三制，我们班是班长带着轻机枪，火箭筒手组成的火力组在后，副班长和我的战斗组长各带一个战斗小组在前面一左一右展开，而战斗小组也是这种所谓的后三角战斗队形。组长在后，我和另一名新兵在组长的前方一左一右展开，无论是冲锋还是搜山或者开进都没有变过。而我们战斗小组战斗力是最弱的，三个人都是步枪手，是最薄弱的环节，连队要是出伤亡的情况，我们的可能性最大，我能在战场上全身而退与连长的要求和正确指挥关系最大。一个好指挥官可以节约战士的生命和鲜血。连长完成了上级赋予他的战斗任务，也保全了战士的生命。
我的连长原本是在战前就确定为第三批转业干部，只是因为突然发生的自卫还击战推迟了转业时间。战后就作为第三批转业干部回了他的浙江老家。我得感谢我的连长。
轻 装
轻装是一句军语命令，当过步兵的人至少也在训练中执行演练过这道命令。在战场上我们收到的最糟糕的命令也就是轻装。那是在打重庆县城的时候，冲击前执行的一道命令就是轻装，我当兵不到三个月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一看身上枪不能轻、子弹不能轻、手榴弹不能轻、防毒面具不能轻、急救包不能轻、水壶不能轻，那时大脑里的概念是命令必须执行，我毫不犹豫地轻掉了我认为唯一可以轻掉的——饭包。执行了这道命令一直到撤出战区的五天时间，我再没有吃过叫粮食的东西了，在饥饿中完成了后面的作战行动。后来才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老兵是按平时训练轻掉了饭包，新兵是按重要程度轻掉了饭包。作战与平时训练不一样的地方是平时训练有收容队，轻装的东西不是自己回头拿，就是收容队收集了送回来。作战时没有收容队也没有后继部队，自己更不可能回头拿。十天作战回到广西我体重减了十四斤。一米七六身高，102斤体重够苗条了,轻掉饭包戒掉口粮是有效的减肥方法。
没有命令而大家一致自行轻装的事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那时候部队发放的制式短裤是十分肥大的样式,在长时间剧烈运动时会卷进股沟勒破皮肉。进入战区第二天全班战友不约而同地把它轻了装。在攻打那水前夜我们班捡来盖在身上的雨衣里也包着十来条军用短裤，看来不知哪个班的战友是集体轻了裤头的装，只不过是比我们班晚了几天。那时应该说绝大部分战友是只穿长裤没穿内裤打仗的。这件事虽然有点儿搞笑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文革刚刚宣布结束，改革开放还没有喊出来，当时国家提出的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就是建十来个大庆建十来个鞍钢，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不高，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按照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当时经济的评价是到了破产的边缘。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改善部队的装备装置。在战场上看到炮兵打一发82迫击炮弹会想到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没有了，看到打一发四零火箭弹会想到一块上海牌手表没有了，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三十多块，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20块，正好与82迫击炮弹和四零火箭弹价格相当。那时个人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每月能拿三十多块的工人，戴上一块上海牌手表，骑上一辆最好是上海产的自行车。那时的物质欲望跟现在的欲望完全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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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轻装一个是执行命令，一个是自身感受中产生的自觉行为。反映出一个思想观念是必须树立的——实事求是。不要认为在这篇小文里说这话是政治教育。错误的命令来源于部队几十年没有打仗，命令是有人机械地搬教条下达的，没有考虑战区里没有支持你的老百姓，没有平时训练中的收容队，不断运动中的步兵作战单位物质补充非常困难，几天里没人给你送给养补充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机械地执行命令最终吃了苦头，自行轻了裤头的装虽然有点搞笑，但确实是不能让那玩意伤害自己了。后来回营区部队第一个给我们改善的制式装备就是裤头，改成了有点弹性的针织裤头，这也是我整个服役期间唯一遇到的一次装备改善事件。我想根本原因是我国当时的经济太落后了。
搜 山
自卫还击我们进行的是攻击战，作为野战步兵我们要消灭部队前进方向宽约五公里地方的敌人，对固守的当然是攻击消灭，可这样的情景不多。我们的对手是习惯和善于在热带山岳丛林里打游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作战行动就是搜山，是要消灭那些躲藏在山洞密林草丛里伺机偷袭的小股敌人。搜山是我们一路前行的主要任务，走多少路就搜多少山。
那里的山分成两种一是红土壤质的，上面长满茂密的草木，在这里面躲个人太容易了，特别是草丛密集的地方二、三米外就看不见人，这让人马上明白了当初美国佬在这里打仗为什么要用枯叶剂了。二是石灰岩质的山，跟桂林的山差不多，只是没有游览通道，所谓的路踩上去就是踩在或多或少的石锥上，幸亏我们穿的是厚底的防刺鞋(这是我们唯一为参战配发的装备)。石山跟土山同样植物茂盛，只是在一些植物实在无法生根的峭壁才露出山的本来面目。
搜第一座山是全连一起上，那个办法显然无法完成任务，山多，以排为单位也不行因为山太多，最终是以班为单位搜山每座山至多也只能搜到山腰，马上就要转而搜另一座山，还是因为山多，我们走过的地方全是山。那里没有很高的山，没看到云遮雾绕的高峰，也没有很矮的山，随便爬一个山头都会让你气喘。搜山的危险多数来自山洞，天然的人工的都有。多数山洞是空的没有人也没有东西。但是每个山洞都会带来一份紧张，谁知有没有人拿着枪瞄准你呢？如何搜山洞我在《感谢》中说了。但是搜山的危险不仅来自敌人，在重庆向那水前进的过程中我们班在搜查一座石山时，我在一个“洞”前稍停了一下子，我的组长对准那个“洞”就是一枪，我挥手制止都来不及，子弹打在岩壁上弹出来变成跳弹，在我的左衣襟上挂了个小口子，我要再站左边一点，那颗子弹就跳进我的肚子里了。实际上组长打的目标不是洞，只是岩壁凹进去了一点被杂草藤蔓挡着，远看象个山洞。组长当我没注意就向这个“洞”开了枪，他是怕我吃亏。搜山我们在许多隐蔽的地方找到了枪支弹药，但往往没人，敌人多数是空身分散运动。不像我们身负七十多斤（炮兵和重机枪兵负重更大）成建制地艰难跋涉。我们要抓到这些敌人很困难，但凡是没有及时逃跑的敌人都难逃被消灭的命运。
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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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对象，恋爱中的人是情人最可爱，孝子是父母最可敬爱，母亲只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可爱，病人觉得良医最可爱，遭灾的人觉得及时赶到的消防员最可爱……。全国人民把可爱一词用在同一类人的身上是很少有的，建国以来只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影响最大，那是著名作家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引发的，让志愿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特别是许多女青年以嫁给志愿军为荣。那篇名作在书店里畅销，又进了学校的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我当兵的部队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是当时我们团三连连长，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其英雄气概令所有人崇敬，老前辈的荣光也让我有了骄傲的由头。当年有多少女子爱上了我的老前辈们军史上是不记载的，我也就无从得知。总之我在部队的老前辈是可敬可爱的。
自卫反击战是我当兵两个月打响的，正赶趟上了火线受了洗礼。由于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有个严格的规定，义务兵不许谈恋爱，尤其是不准与驻地的老百姓谈恋爱（这个规定我从没见过书面的东西），违者处分，如不改正断绝往来，进一步就马上作退伍处理。我们撤出战区还在广西边境宁明县的时候，许多战友上街（也就是当地公社所在地），有当地女青年把自己的小照片往战士手里塞，语言不通只有这个办法来表达她们的爱意了，有的战士把持不了自己出了事，这种爱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带来了许多麻烦。
撤出战区我们排驻在海渊公社的一个20多岁的粮管员家，家庭成员一共四个人，分别是他的母亲、老婆和女儿。在他家住了几天后大概是他发了工资，他送给我们全排28位战友每人一条白毛巾，有战友在街上看到这种毛巾是七角钱一条，算起来是用完了房东全月工资，他是用尽了他的所能，表达了他对我们人民子弟兵的一种关爱。当时我们全排人也是身无分文，直到发放了津贴才凑了点钱回赠了价值相当的东西。
可爱在少数民族地区来得浪漫而不可接受，我们排驻地旁有一条宽阔清亮的河流，下河洗衣洗澡是我们解决个人卫生的必然去处。当地的民俗就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可爱的麻烦，白天训练备战完，晚上到河里洗衣洗澡时常有当地女子在对岸来对歌。那时那环境能让你马上想到电影五朵金花的情景，可惜我们听不懂当地方言，也不会那些情歌对唱的调调，说实话也听不惯她们唱的东西，所以那时只是她唱她的，我们洗我们的仅此而已。但这事把指导员忙坏了，只要他发现有当地女子在河对岸唱歌，就马上把我们从河里赶回去。因为那里的姑娘送来了部队不容许接受的爱。
五月初返回部队营地，旁边的村子楚寨的社员们抬着拼在一起的八仙桌，上面放着宰杀好的肥猪，放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不知道歌名）的歌曲，进了营房慰问我们，送来了最实惠的爱。当然最终我们用了更多的助民劳动和其他方式回报了营区老百姓的爱。
参军入伍满三年要退伍了，各级领导来做工作，都有一句共同的话，我们是参战部队，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地方政府会考虑到我们的……，云云。但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是一个大而无边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支撑，它只是报纸的宣传稿件和自己心目中的荣誉而已。退伍回到地方回到企业上班，如果不是自己忍不住吹牛，自己是打过仗的话，并没有谁翻看档案来了解你是否为祖国打了这么一仗，所以当大家说你是最可爱的时候，千万不要飘飘然。作为当时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你是可爱的。但是那个可爱并不会变为一个可以看到的具体的东西来到你的面前。属于自己的可爱，你还得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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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乡
也许是自己心态真的有点老，写这些东西就像退休老人写回忆录一样。但是，28年前早春的那场战争总是闯进自己的梦里，不写如同无法向人倾诉一样的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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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从前，头脑里出现最多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甚至连形象都已经十分模糊的战友。那是3月8日全师乘车开赴前线的路上，车开过水口关时看到边检站的小楼门窗早已不知去向，白色的墙壁布满了穿透和没穿透的弹孔。这个景象给了我们第一个强刺激，卡车里我们一个排的人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开过边检站边小河上的便桥算是进入了战区。四处散落着打坏的坦克、死牛死马和死人尸体，我们马上明白了战争与和平的概念。这里虽然是由我们的部队控制着，但到处是地雷和冷枪，战场没法去彻底打扫。我和战友们早已把枪端平了对着车子两边的山坡、树丛、房子等任何可能藏人的地方。头顶的烈日和初进战场的紧张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水壶喝干了，直到太阳西斜的时候我们的车队不知什么原因停了下来，不知是谁提示要吃点东西，大家拿出随身携带的饼干吃起来，那情景跟《上甘岭》的情节一样，根本吃不进去，饼干变成渣子往外掉。这时候周围的情况和纪律都不容许我们离开车队去找水。恰巧这时我们车子旁边的一个小院子里有响动，我们班迅速摸过去推开院门一看，是一个四川人模样的战士在做饭。一锅饭刚好熟了，他正准备拎着锅去送饭。看着我们满嘴掉饼干渣说，你们找水啊？在那边。他指指远处的山边。我说我们不能去，车子要走。我们有的战友提出要拿饼干换他锅里的饭。他说换个啥，你们拿去吃。大家纷纷拿出杯子到锅里挖饭。同时我有点讨好地对他说，我们班也有两个四川老乡（实际是我们排的四川兵）。边说边把我们排里的四川兵往前让，他接过我的话说，啥子四川老乡嗬，我们都是中国老乡。随后他说了他能在这里的原因，他本不是目前这支部队的人，他的原部队是2月17日凌晨打穿插时连累带饿昏倒在这个地方。被现在的部队捡到算是救了他。没等吃完杯子里的饭我们的车队启动了，我们跟这位不相识的战友接触不到两分钟。可是他那句我们都是中国老乡的话，让我永远无法忘记他了。尽管现在他在我头脑中只是一个有着四川人圆圆的脸庞，黝黑的皮肤，个子不高的战士。如果现在见到他，我并不能把他和其他四川人区分开来。现在时常品味这句他随口说的话，总感到有教益在里面。老乡关系是部队中现实存在的老大难问题，尤如我们地方上的关系网一样，是平时影响部队团结和工作的固疾。但是一旦走上战场，特别是火线上的普通士兵根本不能讲老乡关系，你身后有个战友你就不需要担心身后，左边有战友你就只要注意右边。那时不管是山东棒子还是江西老表，就都是你的中国老乡了。
班 哨
放哨是每个士兵的必修课，在营地放哨都是一个人笔挺地站在哨位上，一班岗两小时，跟电影电视里的差不多。战时这样的哨是没有的。进入战区前放哨一般是两个人叫步哨，选择需要警戒区域的便于观察隐蔽的又能互相联系的两地方潜伏下来。对来人要放到自己能控制的地方，再问口令决定是否放行。进入战区我们步兵白天是作战行动，每天晚上就是放班哨了，班哨是放大了的步哨，是一个班的人分成相互联系的两拔执行警戒任务，在战区放班哨保卫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连队、团队而是整条战线，第一个班哨保卫的目标很清楚，我们背后是团指挥所、弹药物质堆积地、122榴弹炮阵地等等。我的组长李怀书带着我和另一个新兵任振武在指定的区域找了一道田埂隐蔽下来，班长带着另一个战斗小组和轻机枪在我们身后五六十米的地方同样找个田埂隐蔽下来。战区是属于热带气候，三月里正是雨季和旱季交替的时节，白天骄阳似火，晚上的天气象雾象风又象雨，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只能把脸贴近地面向前观察，勉强能看出前方地形地物的一点点轮廓。观察中隐隐约约总能看到似乎有两个人在我们前方游动，既不靠近我们也不走远。既没有声响，一前一后距离总也不变。周围也没有其他动静，这个影子成了我们的关注重点，直到临近黎明时分有点亮光才发现那是头无人看管的水牛，给我们制造了点紧张的竟然是头牛，气愤！
打下重庆县后缴获了一个大仓库，里面大米包上印着“中国大米”的字样，既高兴又气愤，高兴是找到吃的了，气愤的是这么多援助喂了狼。搜查完我们班负责的区域，班长赶紧招呼大家找柴禾找水找锅，东西找齐找个有矮矮竹丛便于隐蔽的地方挖坑做灶，火刚点上命令就到了，搜山搜完就地放班哨，班长气恼地踢翻了锅，带领我们搜山，夜晚就在山上放班哨。这是一座土山，山上植物十分茂盛，茅草长得跟武汉长江边的芦苇一样高，别的草长得也跟人差不多高。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挖不动山上那坚硬的红土，只处理了一下太茂盛的草，使之便于观察和隐蔽就潜伏下来放班哨。夜晚又是象雾象风又象雨的天气，浓雾细雨在树上结成大水滴，滴在身上一滴一个冷战。这天晚上炊事班曾给我们送饭但他们没能找到我们潜伏的位子，在九天的战场生活中终于没有吃上第二顿米饭。
攻打下那水（地名）前的晚上，我们的班哨是在一座小石山上，几天的战斗行动和高度紧张让我们身体和精神上已经不能自持。在小石山上我的战斗小组是在后半部分。这里的地形十分有利于隐蔽和观察，我们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睡一觉。如果把我们形容贵州特点的话用在这里十分恰当，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天气前面说过了，小石山上的地是三寸平都没有。石灰岩质的山被雨水侵蚀出无数的尖锐的小石锥。顾不上讲究睡觉条件了，定好每小时换一个人与前面的战斗小组保持联系外，其余五个人在隐蔽地抱成一团，后面人的前胸紧贴着前面人的后背，盖着捡来的一件雨衣，枕着自己的防毒面具，就这样在无数尖利的石头上睡了最香的一觉。
冲 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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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没打过冲锋是平常被问到的最多的问题。那场战争冲锋的场面极少，因为我们部队是我们的对手昔日的师傅，当初教给他们的主要作战方式是游击战，在战区里面他们也是一直以游击战麻雀战与我们周旋。我唯一参加的冲锋是攻打重庆县城，这场冲锋也是一个意外而来的。打重庆县城前我们师侦察连奉命在头一夜以奇袭的方式，夺取通往重庆县城的一座桥梁。哪知敌人早有准备，遭到对方埋伏，连长指导员均牺牲。当夜设伏的敌人破坏了桥梁跑了。但是我军攻打重庆县城的决心很坚定，白天我们架桥通过了那条河，在向重庆县城开进的路上师长直接给我们连长下命令，我们全连都听得清清楚楚：“你们连给我上去冲一下，看看情况”。说白了就是我们连对重庆县城打个冲锋，火力侦察一下，以便比较准确地估量里面敌人的兵力火力布置情况。命令下完，我们连沿公路两边的水沟和各种地形向重庆县城开进，连长边走边给各排布置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团的100炮连就在我们旁边的一块田里向重庆开火了，炮声震得人心里沉甸甸地，战友们和我一样都有了要去牺牲的准备了。重庆县城分一大一小两块，说是县城整个规模只有我们知识青年当年下放农村时的一个公社驻地相当。我们一排负责冲击右边较小的一片建筑群，其他两个排冲击左边较大的一块建筑群。我们全连利用地形迅速靠近县城，在接近县城的建筑物几百米的地方靠着一条田埂，我们暂停了一下作冲击准备，每个人按照命令轻装，紧了腰带，把身上的装具捆得更紧。这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产生。我们周围其他连队打得十分热闹枪炮声不断。而我们排对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按常理敌人应该在相距600—800米进行拦阻射击。短暂的准备时间没容我多想，随着冲击前进的命令全排向县城发起冲击。冲锋应该尽量弯下腰向前跑，一可以加快速度，二可以减少暴露面。可是连续几天几夜的作战行动，没有正经吃过饭睡过觉，加上身上70来斤的负重，弯腰冲锋可能要爬到地下去。我只好挺直着身子往前冲。我们的冲击路线是在一片梯田里，那里是山区田埂都有一米左右高,面对这些田埂，平时一跨步就能跃上去。可这里我已经累得腿都不会打弯了，过一道田埂要四肢全用上，先右腿跨上去再左腿跨上去成跪姿，再站起来向前冲。一口气冲进了城。我们马上按战斗小组分头对城内建筑进行搜查，我们排攻占的这一片地方是一个大仓库和几十间民房，有些房子里桌子上有没吃完的饭菜，还有许多散落的子弹等，敌人在我们冲进来之前跑掉了，这是我们没有遭到阻击的原因。我捡了些把我的子弹袋和裤兜塞得满满的，算是给自己补充了弹药，后来撤出战区一算我背回来的子弹跟我背出去的子弹一样多。这次冲锋至此算是结束了。
感 受
记不清是1978年底还是1979年初我们国家与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急剧恶化，报纸上出现了指责性质的报道评论等文章，看到听到了那些文章后的感受可以说是惊诧不已不可理喻（因为我们给他们当几十年的可靠大后方，送出去了不尽的无私援助）。作为一个扛枪的看到对方破坏两国关系的所作所为更是气愤不已摩拳擦掌。随后时间不长就有一列列装载着部队的火车南行，我们部队也抽调了一些两年军龄以上的战士补充到了那些南去的部队中。我们部队的营房就在铁路大动脉京广线两边，在营房和训练场都可以看到铁路上的火车，特别是训练场离铁路很近，可以跟火车上上前线的战友挥手示意，训练中我们是目送着每一列南去的军列走远。那时心头总是一种沉甸甸的感受。在我们武汉军区大部分作战部队调往南方后，我们部队作了向北机动作战的动员和教育，因为当时的苏联持站在“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一边的立场。为了便于随时机动，部队把所有的棉大衣收回集中打了捆，我们新兵连解散的新兵马上分派到了各个连队，正常的训练转换为战前训练，做好了一切出发准备。1979年2月16日晚吃完晚饭，来了一道命令，不要睡觉。连长指导员被召到团部开会。熄灯号后时间不长，连长指导员回来集合全连传达宣布军委命令，开赴边境，可去的地方与我们准备的正相反——中越边境。终于感受到什么叫变幻莫测了。
我们的军列从河南中部出发，途经湖北接近岳阳的时候，美国之音广播了我们的行踪——中原地区一支精锐部队开赴中越边境。听后心中受到了强烈的振动，由于保密的原因我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我们开赴前线，而美国佬在我们还远没到前线的时候就广播出来了，他们的侦察手段真是厉害（自卫还击战之后很久听说是美国佬当时发射了多枚“大鸟”侦察卫星）。这段广播使我们这节车箱本来凝重的空气更加沉重。
班师回营已经是在5月初了，在营地附近下火车进入团部大院是傍晚时分，本来应该是迈着正步走近团部大楼，可我们一大批新兵入伍不到两个月就上了前线，没学过正步，只好是列队齐步走，看到留守的人员和家属们，我们的步伐和眼神里都是老子打了胜仗的自豪感和得意。而团部大院路两边欢迎我们的家属中，许多人看到我们的队伍走近后高兴得跳了起来，有人手捂着脸背过身哭了起来。当时对她们不甚理解。当自己结婚有小家庭生活后回味当时情景，才真正理解了她们的感受。她们的担心和欢欣、欢笑和泪水一起流了出来。对照现在电影电视里无处不在的拥抱亲吻，我们那时的情感真是太含蓄了，只有一些强烈的变故才能让情感冲破含蓄的闸门流露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当众的亲吻拥抱）。
感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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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进重庆县城我们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尽管很饿桌子上的敌人没来得及吃完的饭菜是不敢吃的，总感觉到敌人会顺手在里面放点什么东西，战友们没有一个人吃。在这里我们的缴获很丰富，一个堆满大米的粮仓，装大米的麻袋上全写的是中国大米，撤出战区后听说那是一百万斤大米，当时产生的那种莫名的感觉，时至今日都说不清楚。
在县城搜查时看到很多辆扔在街上的漂亮的彩色凤凰自行车，给人眼睛一亮的感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连我国的大城市也非常少见。许多人结婚想要一辆都十分不容易，可以说那时的彩色凤凰自行车比我们现在的私家轿车还要稀奇。那时我们全营只有营部有一辆杂牌自行车，连里的给养员觉得必须弄一辆回去，解决他办事全靠两条腿走路的难处。但是他还是被迫把彩色凤凰自行车扔在崎岖的山路上。那个时候在那里看到那样的自行车，谁都能感觉到我们国家对外援助是多么尽心。战区里能见到的日用品几乎都是来自中国，那个年代我们国家把援助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看成是多么崇高的义务和荣光啊，可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不是滋味的感觉至今无法消退。
重庆县城内外找到的轻武器也很多，有老七九步枪，有跟我们一样的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有不知道哪国生产的重机枪等等，非常清晰地给人一种常年战乱和特别能打仗的感觉。
我们连打重庆县城出乎意料地顺利，而打外围的兄弟连队都有伤亡。这跟我们听到师长下命令时，我们都做好了牺牲的心理准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冲击前后炮弹子弹不间断地在头顶上飞过，却没有一颗是朝着我们来的。竟然如此顺利打下一座县城，我们有些紧张的不祥感觉，伴随我们排的三机连（重机枪连）的王排长，在清理完战场后还满腹狐疑反复地对我说太顺了不好。那时的担心与我们现在求人办事，太顺利了反而有点不托底的感觉是一样的。事情的发展跟人的想象差别就是这么大。无一人伤亡占了一座县城。正是这次冲锋成就了我们连抗美援朝重建以来的第一个集体功。想想我们连队的老前辈，在渡江战役中全体牺牲，导致我们连队在全团光荣册上的记功栏目里一片空白，而其他连队都有“人民功臣第一连”、“杨根思连”等等荣誉称号和立功好多条。以后重印光荣册的时候全团就不会有战功空白连队了，自豪的感觉不知道有多好。
感 谢
我的连长叫郑光标。即使许多战友的名字已经淡忘了，他的名字是忘不掉的。因为我参军是他定的，更重要的是他可能还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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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0月份起开始年度征兵。那时我并没有应征入伍的打算，因为当地青年农民把参军作为跳出农门脱离苦海的机会，报名参军者极其踊跃，甚至有囡子的家庭急切地把自己家的囡子许配给大队同意去应征的青年，期望一旦男孩子应征了自家囡子也能一同跳出农门，由此我还吃了几家的订婚酒。我去应征是抱着另样的目的。那年我们知青点的晚稻收割回来后等待脱粒，由于连续阴雨天晚稻有点发霉了，晚稻脱粒本来就是很脏的农活，加上稻子发霉，脱粒起来就更脏，而且干完活洗澡也是十分麻烦的事。因为我在知青点平时表现较好，是所委会委员（知青点叫大队农科所）、团小组长、民兵排长，总之我算是个好知青。知青点有一个应征名额，我报名自然名额是我的了。一个大队加我十一个应征名额，实际只有两个参军名额，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一个机会，他们是全力以赴争取，而农村地方干部也会全力推荐农村青年。我应征但根本就没想到能参军。我是只想回避一次太艰苦的劳动。可偏偏到毛嘴征兵点来带兵的就是我后来的连长郑光标。因此事情的发展就开始与我想象的逐步不一样了。在毛嘴征兵点，我偶遇连长，他看出我与当地青年的不同之处，猜出是下放知识青年，听了我的讲话口音又进一步问我是哪人。我说老家是江苏无锡。他和一帮带兵的人都是下江人。后面还说了什么就记不住了，但有一句话可能基本上确定了我要参军了，他说的：“这么大个子跟我当兵去……”后面的体检也很有戏剧性，我们大队来应征的我是最瘦的（当然现在胖得想减肥），可我却是最健康的。农村青年自小就吃黑棉籽油，导致他们中很多人无生育能力（我至今不明白没生育能力跟应征入伍有什么关系）。沔阳那地方运什么东西都是用扁担挑，农村青年中许多人右肩都比左肩低，加上大饭量的饮食紧接强体力劳动，肝大症状也是他们的通病。总之那时我是我们大队十一名应征青年中最健康的！最终和一个邹姓农民青年成了本大队中光荣参军的人。我想是我的身体优势和部队带兵领导的要求促成了我参军这件事。到部队我也顺理成章的在郑连长手下当战士。
在自卫还击战中连长也许救了我的命。这句话不是病句，用也许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全连在九天的作战中，一直是在部队的最前面，全连无一伤亡，除了有很好的运气外，关键还是连长的指挥有方。我们进入战区前已经有先进战区参战部队的作战经验教训传到我们的部队，他由此规定了我们在行动中都必须保持目视联系，兵不能脱离组，组不能脱离班，班不能脱离排；对必须搜索的疑点，不准贸然靠近，先用火力压制侦察，再接近。对山洞等，只要看到枪能打的，先用枪打，不放心就用手榴弹炸，疑点大的用曳光弹指示四零火箭打。不是上级命令不准擅自进洞搜查，其实上级根本看不到我们会碰到些什么山什么洞什么情况，也就不会有一个如何如何搜查山洞的命令，倒是连长的要求切实起到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作用。在山洞里被我们消灭的敌人，多数是被火箭弹从山洞里掀出来的。连长的规定对保护我们这些新兵作用是最大的，因为那里我们作战队形总是典型的三三制，我们班是班长带着轻机枪，火箭筒手组成的火力组在后，副班长和我的战斗组长各带一个战斗小组在前面一左一右展开，而战斗小组也是这种所谓的后三角战斗队形。组长在后，我和另一名新兵在组长的前方一左一右展开，无论是冲锋还是搜山或者开进都没有变过。而我们战斗小组战斗力是最弱的，三个人都是步枪手，是最薄弱的环节，连队要是出伤亡的情况，我们的可能性最大，我能在战场上全身而退与连长的要求和正确指挥关系最大。一个好指挥官可以节约战士的生命和鲜血。连长完成了上级赋予他的战斗任务，也保全了战士的生命。
我的连长原本是在战前就确定为第三批转业干部，只是因为突然发生的自卫还击战推迟了转业时间。战后就作为第三批转业干部回了他的浙江老家。我得感谢我的连长。
轻 装
轻装是一句军语命令，当过步兵的人至少也在训练中执行演练过这道命令。在战场上我们收到的最糟糕的命令也就是轻装。那是在打重庆县城的时候，冲击前执行的一道命令就是轻装，我当兵不到三个月没有这方面的训练经验，一看身上枪不能轻、子弹不能轻、手榴弹不能轻、防毒面具不能轻、急救包不能轻、水壶不能轻，那时大脑里的概念是命令必须执行，我毫不犹豫地轻掉了我认为唯一可以轻掉的——饭包。执行了这道命令一直到撤出战区的五天时间，我再没有吃过叫粮食的东西了，在饥饿中完成了后面的作战行动。后来才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老兵是按平时训练轻掉了饭包，新兵是按重要程度轻掉了饭包。作战与平时训练不一样的地方是平时训练有收容队，轻装的东西不是自己回头拿，就是收容队收集了送回来。作战时没有收容队也没有后继部队，自己更不可能回头拿。十天作战回到广西我体重减了十四斤。一米七六身高，102斤体重够苗条了,轻掉饭包戒掉口粮是有效的减肥方法。
没有命令而大家一致自行轻装的事是一件十分搞笑的事情。那时候部队发放的制式短裤是十分肥大的样式,在长时间剧烈运动时会卷进股沟勒破皮肉。进入战区第二天全班战友不约而同地把它轻了装。在攻打那水前夜我们班捡来盖在身上的雨衣里也包着十来条军用短裤，看来不知哪个班的战友是集体轻了裤头的装，只不过是比我们班晚了几天。那时应该说绝大部分战友是只穿长裤没穿内裤打仗的。这件事虽然有点儿搞笑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状况，文革刚刚宣布结束，改革开放还没有喊出来，当时国家提出的最鼓舞人心的口号就是建十来个大庆建十来个鞍钢，国家经济建设的目标不高，经济状况十分糟糕，按照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当时经济的评价是到了破产的边缘。根本没有经济能力来改善部队的装备装置。在战场上看到炮兵打一发82迫击炮弹会想到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没有了，看到打一发四零火箭弹会想到一块上海牌手表没有了，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三十多块，一块上海牌手表是120块，正好与82迫击炮弹和四零火箭弹价格相当。那时个人的理想就是当一个每月能拿三十多块的工人，戴上一块上海牌手表，骑上一辆最好是上海产的自行车。那时的物质欲望跟现在的欲望完全无法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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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轻装一个是执行命令，一个是自身感受中产生的自觉行为。反映出一个思想观念是必须树立的——实事求是。不要认为在这篇小文里说这话是政治教育。错误的命令来源于部队几十年没有打仗，命令是有人机械地搬教条下达的，没有考虑战区里没有支持你的老百姓，没有平时训练中的收容队，不断运动中的步兵作战单位物质补充非常困难，几天里没人给你送给养补充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机械地执行命令最终吃了苦头，自行轻了裤头的装虽然有点搞笑，但确实是不能让那玩意伤害自己了。后来回营区部队第一个给我们改善的制式装备就是裤头，改成了有点弹性的针织裤头，这也是我整个服役期间唯一遇到的一次装备改善事件。我想根本原因是我国当时的经济太落后了。
搜 山
自卫还击我们进行的是攻击战，作为野战步兵我们要消灭部队前进方向宽约五公里地方的敌人，对固守的当然是攻击消灭，可这样的情景不多。我们的对手是习惯和善于在热带山岳丛林里打游击。所以我们的大部分作战行动就是搜山，是要消灭那些躲藏在山洞密林草丛里伺机偷袭的小股敌人。搜山是我们一路前行的主要任务，走多少路就搜多少山。
那里的山分成两种一是红土壤质的，上面长满茂密的草木，在这里面躲个人太容易了，特别是草丛密集的地方二、三米外就看不见人，这让人马上明白了当初美国佬在这里打仗为什么要用枯叶剂了。二是石灰岩质的山，跟桂林的山差不多，只是没有游览通道，所谓的路踩上去就是踩在或多或少的石锥上，幸亏我们穿的是厚底的防刺鞋(这是我们唯一为参战配发的装备)。石山跟土山同样植物茂盛，只是在一些植物实在无法生根的峭壁才露出山的本来面目。
搜第一座山是全连一起上，那个办法显然无法完成任务，山多，以排为单位也不行因为山太多，最终是以班为单位搜山每座山至多也只能搜到山腰，马上就要转而搜另一座山，还是因为山多，我们走过的地方全是山。那里没有很高的山，没看到云遮雾绕的高峰，也没有很矮的山，随便爬一个山头都会让你气喘。搜山的危险多数来自山洞，天然的人工的都有。多数山洞是空的没有人也没有东西。但是每个山洞都会带来一份紧张，谁知有没有人拿着枪瞄准你呢？如何搜山洞我在《感谢》中说了。但是搜山的危险不仅来自敌人，在重庆向那水前进的过程中我们班在搜查一座石山时，我在一个“洞”前稍停了一下子，我的组长对准那个“洞”就是一枪，我挥手制止都来不及，子弹打在岩壁上弹出来变成跳弹，在我的左衣襟上挂了个小口子，我要再站左边一点，那颗子弹就跳进我的肚子里了。实际上组长打的目标不是洞，只是岩壁凹进去了一点被杂草藤蔓挡着，远看象个山洞。组长当我没注意就向这个“洞”开了枪，他是怕我吃亏。搜山我们在许多隐蔽的地方找到了枪支弹药，但往往没人，敌人多数是空身分散运动。不像我们身负七十多斤（炮兵和重机枪兵负重更大）成建制地艰难跋涉。我们要抓到这些敌人很困难，但凡是没有及时逃跑的敌人都难逃被消灭的命运。
可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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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在不同的人心目中有不同的对象，恋爱中的人是情人最可爱，孝子是父母最可敬爱，母亲只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可爱，病人觉得良医最可爱，遭灾的人觉得及时赶到的消防员最可爱……。全国人民把可爱一词用在同一类人的身上是很少有的，建国以来只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影响最大，那是著名作家魏巍的名作《谁是最可爱的人》引发的，让志愿军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爱戴，特别是许多女青年以嫁给志愿军为荣。那篇名作在书店里畅销，又进了学校的教科书，影响了几代人。我当兵的部队是参加了抗美援朝的，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是当时我们团三连连长，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其英雄气概令所有人崇敬，老前辈的荣光也让我有了骄傲的由头。当年有多少女子爱上了我的老前辈们军史上是不记载的，我也就无从得知。总之我在部队的老前辈是可敬可爱的。
自卫反击战是我当兵两个月打响的，正赶趟上了火线受了洗礼。由于维护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我们被称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但是我们那个时代有个严格的规定，义务兵不许谈恋爱，尤其是不准与驻地的老百姓谈恋爱（这个规定我从没见过书面的东西），违者处分，如不改正断绝往来，进一步就马上作退伍处理。我们撤出战区还在广西边境宁明县的时候，许多战友上街（也就是当地公社所在地），有当地女青年把自己的小照片往战士手里塞，语言不通只有这个办法来表达她们的爱意了，有的战士把持不了自己出了事，这种爱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带来了许多麻烦。
撤出战区我们排驻在海渊公社的一个20多岁的粮管员家，家庭成员一共四个人，分别是他的母亲、老婆和女儿。在他家住了几天后大概是他发了工资，他送给我们全排28位战友每人一条白毛巾，有战友在街上看到这种毛巾是七角钱一条，算起来是用完了房东全月工资，他是用尽了他的所能，表达了他对我们人民子弟兵的一种关爱。当时我们全排人也是身无分文，直到发放了津贴才凑了点钱回赠了价值相当的东西。
可爱在少数民族地区来得浪漫而不可接受，我们排驻地旁有一条宽阔清亮的河流，下河洗衣洗澡是我们解决个人卫生的必然去处。当地的民俗就在这里给我们带来了可爱的麻烦，白天训练备战完，晚上到河里洗衣洗澡时常有当地女子在对岸来对歌。那时那环境能让你马上想到电影五朵金花的情景，可惜我们听不懂当地方言，也不会那些情歌对唱的调调，说实话也听不惯她们唱的东西，所以那时只是她唱她的，我们洗我们的仅此而已。但这事把指导员忙坏了，只要他发现有当地女子在河对岸唱歌，就马上把我们从河里赶回去。因为那里的姑娘送来了部队不容许接受的爱。
五月初返回部队营地，旁边的村子楚寨的社员们抬着拼在一起的八仙桌，上面放着宰杀好的肥猪，放着“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不知道歌名）的歌曲，进了营房慰问我们，送来了最实惠的爱。当然最终我们用了更多的助民劳动和其他方式回报了营区老百姓的爱。
参军入伍满三年要退伍了，各级领导来做工作，都有一句共同的话，我们是参战部队，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地方政府会考虑到我们的……，云云。但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是一个大而无边的概念，没有具体的政策规定支撑，它只是报纸的宣传稿件和自己心目中的荣誉而已。退伍回到地方回到企业上班，如果不是自己忍不住吹牛，自己是打过仗的话，并没有谁翻看档案来了解你是否为祖国打了这么一仗，所以当大家说你是最可爱的时候，千万不要飘飘然。作为当时那个群体中的一员你是可爱的。但是那个可爱并不会变为一个可以看到的具体的东西来到你的面前。属于自己的可爱，你还得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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