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闻揭秘
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
徐录录
宋庆龄致信病中鲁迅内情
进入1936年，鲁迅的健康每况愈下，肺病日渐加重。
1月，鲁迅的肩和胸时常感到剧痛。5月15日，他的病情加重，一直高烧不退，打针、输液未曾间断。6月15日，日本医生松井为鲁迅拍了一次X光片，发现他的肺部只有极小部分是完好的。
朋友们都为鲁迅的身体状况担忧，外国友人、宋庆龄女士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请来一名当时在上海的欧洲肺病专家邓医生给鲁迅诊治。邓医生在惊讶于鲁迅生命力顽强的同时说：“如果是欧洲人病到这种程度，五年前恐怕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很感谢邓医生来给他看病，并幽默地说“:你在欧洲学习医学，但一定没学过怎么给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开方治病吧。”
鲁迅深感时间紧迫，因此更加抓紧时间写作。6月末的一天，他在日记中追述，“自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连长期坚持的日记都不能继续，可见鲁迅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8月，鲁迅咳出的痰中带血，病况越来越严重。
9月5日，鲁迅在《死》一文中对自己的病况做了简单的叙述，谈自己的一些杂感。《死》是鲁迅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是可以自白的。”鲁迅在文章中留下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
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从这几条遗嘱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对友人的真诚与信任、对中国新一代文学青年的殷切希望及对家人的关爱与不舍。
在鲁迅病况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宋庆龄正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并告诉她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当即决定要去看鲁迅，但由于伤口未愈，朋友和医生都劝她不要出院。宋庆龄只好用英语口述自己的急切心情，因为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书写汉字有一定困难，宋庆龄委托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宋庆龄的意思，廖梦醒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
这封具有珍贵历史价值、见证宋庆龄与鲁迅友情的信件，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这封信共2页纸，纸质为道林纸，纸高21厘米，宽28厘米，钢笔竖写。信是这样写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宋庆龄的这封信代表着爱戴、崇敬、珍惜鲁迅的朋友们的心情，所以至今读来，仍有感人的力量。
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之际，请求宋庆龄女士重抄此信，宋庆龄欣然应允。抄件用宋庆龄习惯的横行蘸水笔书写，这封宋庆龄亲笔抄录的信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情，可以追溯到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鲁迅、沈钧儒等是同盟上海分会的执委，由于同盟临时执委会经常跟上海分会执委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所以鲁迅实际上也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回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和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在漫游世界途中经过上海，由于宋庆龄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所以接待工作由宋庆龄出面安排，鲁迅应邀在宋庆龄的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与萧伯纳会晤。当时，主要的作陪者大都是民权保障
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这封信落款的墨色笔迹与正文不同，是宋庆龄惯用的蘸水笔所书；信封上“周同志收”几个字，墨色笔迹与落款相同，也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封上没有邮票、邮戳，可见没有走邮局，而是由专人送给鲁迅的。
这封信言辞之恳切，语气之急迫，友情之真挚，让人读了就能感觉到宋庆龄劝鲁迅赶紧住院治疗的迫切心情。更加可贵的是，宋庆龄不仅仅是出于朋友的私情，而是站在为中国，为中国革命的高度写这封信的。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
同盟的领导成员。鲁迅后来写
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之后，又和瞿秋白合作，编辑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
此后，鲁迅和宋庆龄多次在一起商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策略。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宋庆龄与鲁迅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为此，鲁迅还专门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署名“儒牛”，发表在《申报》副刊上。
据宋庆龄回忆，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11月苏联大使勃加洛夫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会”上。宋庆龄、鲁迅等20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苏联大使问鲁迅的观后感，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在斗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病逝。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赶到鲁迅家里，和蔡元培、冯雪峰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他们在讣告中引用了鲁迅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宋庆龄还在鲁迅葬仪上讲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据10月28日《人民政协报》
陈独秀为人做寿
的侄儿邓燮康。邓家是江津的
中的陈独秀释放。已是花甲之名门望族，资产甚丰。年的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随避1940年8月是邓蟾秋70大难的人群由南京到重庆，8月3寿。这年，
也是聚奎中学60周日来到抗战大后方——重庆的年校庆。聚奎中学与邓家有着近郊江津。不解之缘。聚奎中学的前身是
陈独秀到江津不久，便在聚奎书院，由邓家创办。邓蟾邓蟾秋等的引荐下找到了相对秋是聚奎书院创办人邓石泉的静雅的寓所——鹤山坪石墙第五个儿子。邓家为聚奎中学
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聚奎学校的喜事，自然也是邓家的喜事。60年校庆和
70大寿同办，双
喜临门。此时，1938年夏，国民党将监狱
院。长期的监狱生活，损害了
陈独秀的健康。但在江津，使陈独秀感到最艰难的不是疾病和贫困，而是他政治上的孤独，精神上的寂寞。
江津人民并没有抛弃陈独秀，“三邓”就是陈独秀晚年在江津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他们分别是邓仲纯、邓蟾秋和他
陈独秀住在邓家，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邀他来学校给全体学生讲演。10月2日，陈独秀来到学校，他先讲“匡衡凿壁偷光”的典故，劝告青年学生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做贡献。接着，他又讲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陈独秀的讲演大约40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讲演完毕后，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欢送，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显得很高兴。这是陈独秀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邓蟾秋70大寿的祝寿宴会在邓家宽敞的庭院里举行。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机关、商会纷纷前往祝寿。陈独秀与欧阳竟吾、周光午、高语罕等文化名流坐在一席，他们首先向寿星邓蟾秋献上了有陈独秀等具名的《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并由司仪进行了唱诵。
桌上，大家都谈论着时事，话题扯到了“西安事变”上。大家自由漫谈，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一会儿，大家的话题又集中转移到办学上。这时，陈独秀站起来对大家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真不易矣……！”
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篆体“大德必寿”和“寿考作仁”两幅字赠与寿星邓蟾秋，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谢谢！”陈独秀又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寿星非常高兴，他收起这两幅字，如获珍宝。
据10月28日《人民政协报》
由于
作者地址不详，本版稿件稿费已寄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版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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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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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致信病中鲁迅内情
进入1936年，鲁迅的健康每况愈下，肺病日渐加重。
1月，鲁迅的肩和胸时常感到剧痛。5月15日，他的病情加重，一直高烧不退，打针、输液未曾间断。6月15日，日本医生松井为鲁迅拍了一次X光片，发现他的肺部只有极小部分是完好的。
朋友们都为鲁迅的身体状况担忧，外国友人、宋庆龄女士的英文秘书史沫特莱请来一名当时在上海的欧洲肺病专家邓医生给鲁迅诊治。邓医生在惊讶于鲁迅生命力顽强的同时说：“如果是欧洲人病到这种程度，五年前恐怕就已经死掉了。”鲁迅很感谢邓医生来给他看病，并幽默地说“:你在欧洲学习医学，但一定没学过怎么给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开方治病吧。”
鲁迅深感时间紧迫，因此更加抓紧时间写作。6月末的一天，他在日记中追述，“自5日以后，日渐萎顿，终至艰于起坐，遂不复记。”连长期坚持的日记都不能继续，可见鲁迅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了。8月，鲁迅咳出的痰中带血，病况越来越严重。
9月5日，鲁迅在《死》一文中对自己的病况做了简单的叙述，谈自己的一些杂感。《死》是鲁迅逝世前一个多月写的一篇文章，他写道“:自问数十年来，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时时想到中国，想到将来，愿为大家出一点微力，却是可以自白的。”鲁迅在文章中留下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
别人允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的。(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无和他接近。从这几条遗嘱中，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他对友人的真诚与信任、对中国新一代文学青年的殷切希望及对家人的关爱与不舍。
在鲁迅病况最为严重的一段时期，宋庆龄正因阑尾炎住院治疗，史沫特莱到医院看望她，并告诉她鲁迅病重的消息。宋庆龄当即决定要去看鲁迅，但由于伤口未愈，朋友和医生都劝她不要出院。宋庆龄只好用英语口述自己的急切心情，因为一直就读于教会学校，书写汉字有一定困难，宋庆龄委托好友廖梦醒女士代笔。根据宋庆龄的意思，廖梦醒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力劝鲁迅赶快入院治疗。
这封具有珍贵历史价值、见证宋庆龄与鲁迅友情的信件，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这封信共2页纸，纸质为道林纸，纸高21厘米，宽28厘米，钢笔竖写。信是这样写的:
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宋庆龄的这封信代表着爱戴、崇敬、珍惜鲁迅的朋友们的心情，所以至今读来，仍有感人的力量。
1956年，上海鲁迅纪念馆开馆之际，请求宋庆龄女士重抄此信，宋庆龄欣然应允。抄件用宋庆龄习惯的横行蘸水笔书写，这封宋庆龄亲笔抄录的信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宋庆龄与鲁迅的友情，可以追溯到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鲁迅、沈钧儒等是同盟上海分会的执委，由于同盟临时执委会经常跟上海分会执委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所以鲁迅实际上也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宋庆龄在1977年8月2日写的《追忆鲁迅先生》中回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和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及如何营救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
1933年2月17日，萧伯纳在漫游世界途中经过上海，由于宋庆龄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所以接待工作由宋庆龄出面安排，鲁迅应邀在宋庆龄的寓所——法租界莫利爱路29号与萧伯纳会晤。当时，主要的作陪者大都是民权保障
是很危险的时期，而且因此，还多住了六个星期的时间。假如我是早进去了，两星期便可以痊愈出院的，因此，我万分盼望你接受为你担忧着、感觉着极度不安的朋友们的恳求，马上入医院医治。假如你是怕在院内得不着消息，周太太可以住院陪你，不断的供给你外面的消息等等。
我希望你不会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祝你痊安
宋庆龄
六月五日
这封信落款的墨色笔迹与正文不同，是宋庆龄惯用的蘸水笔所书；信封上“周同志收”几个字，墨色笔迹与落款相同，也是宋庆龄的亲笔。信封上没有邮票、邮戳，可见没有走邮局，而是由专人送给鲁迅的。
这封信言辞之恳切，语气之急迫，友情之真挚，让人读了就能感觉到宋庆龄劝鲁迅赶紧住院治疗的迫切心情。更加可贵的是，宋庆龄不仅仅是出于朋友的私情，而是站在为中国，为中国革命的高度写这封信的。郁达夫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敬的
周同志:
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的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我恳求你立刻入院医治！因为你延迟一天，便是说你的生命增加了一天的危险！！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一个病人，往往是不自知自己的病状的，当我得盲肠炎的时候，因我厌恶入院，竟拖延了数月之久，直至不能不割治时，才迫着入院了。然而，这已
同盟的领导成员。鲁迅后来写
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之后，又和瞿秋白合作，编辑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鲁迅写序，用乐雯署名。
此后，鲁迅和宋庆龄多次在一起商讨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策略。同年5月，为抗议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宋庆龄与鲁迅人同往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向德国领事馆抗议书》，这份抗议书发表在5月14日的《申报》上。为此，鲁迅还专门写了《华德保粹优劣论》和《华德焚书异同论》，署名“儒牛”，发表在《申报》副刊上。
据宋庆龄回忆，她与鲁迅的最后一次见面，是1935年11月苏联大使勃加洛夫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举行“庆祝十月革命十八周年招待会”上。宋庆龄、鲁迅等20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参加。宴会后，放映了苏联电影《夏伯阳》，看完电影，苏联大使问鲁迅的观后感，鲁迅说“:我们中国现在有数以千计的夏伯阳在斗争。”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病逝。宋庆龄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立即赶到鲁迅家里，和蔡元培、冯雪峰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亲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他们在讣告中引用了鲁迅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说:“父亲去世后，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是孙夫人宋庆龄推荐的，因为在入口不远处有一大块土地是宋家墓地。”宋庆龄还在鲁迅葬仪上讲话“: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据10月28日《人民政协报》
陈独秀为人做寿
的侄儿邓燮康。邓家是江津的
中的陈独秀释放。已是花甲之名门望族，资产甚丰。年的陈独秀偕夫人潘兰珍随避1940年8月是邓蟾秋70大难的人群由南京到重庆，8月3寿。这年，
也是聚奎中学60周日来到抗战大后方——重庆的年校庆。聚奎中学与邓家有着近郊江津。不解之缘。聚奎中学的前身是
陈独秀到江津不久，便在聚奎书院，由邓家创办。邓蟾邓蟾秋等的引荐下找到了相对秋是聚奎书院创办人邓石泉的静雅的寓所——鹤山坪石墙第五个儿子。邓家为聚奎中学
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聚奎学校的喜事，自然也是邓家的喜事。60年校庆和
70大寿同办，双
喜临门。此时，1938年夏，国民党将监狱
院。长期的监狱生活，损害了
陈独秀的健康。但在江津，使陈独秀感到最艰难的不是疾病和贫困，而是他政治上的孤独，精神上的寂寞。
江津人民并没有抛弃陈独秀，“三邓”就是陈独秀晚年在江津时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他们分别是邓仲纯、邓蟾秋和他
陈独秀住在邓家，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邀他来学校给全体学生讲演。10月2日，陈独秀来到学校，他先讲“匡衡凿壁偷光”的典故，劝告青年学生珍惜光阴，努力学习，为民族做贡献。接着，他又讲日本想霸占中国，全国人民要一致对外，争取抗战胜利……陈独秀的讲演大约40分钟，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讲演完毕后，学生们站立两旁热烈鼓掌欢送，陈独秀对每个学生都点头微笑，显得很高兴。这是陈独秀生前所作的最后一次演讲。
邓蟾秋70大寿的祝寿宴会在邓家宽敞的庭院里举行。各界名流、文化教育机关、商会纷纷前往祝寿。陈独秀与欧阳竟吾、周光午、高语罕等文化名流坐在一席，他们首先向寿星邓蟾秋献上了有陈独秀等具名的《邓蟾秋先生七十寿序》，并由司仪进行了唱诵。
桌上，大家都谈论着时事，话题扯到了“西安事变”上。大家自由漫谈，各自发表不同的意见，一会儿，大家的话题又集中转移到办学上。这时，陈独秀站起来对大家说“:一个人聚财不难，疏财实难，像蟾秋翁百万家财，就以十五万赠聚奎，五万办图书馆，设义仓、济困厄、修桥铺路，无不慷慨解囊，其余分赠子侄亲友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作留学费用，自己仅留五万度晚年。古往今来，实属罕见，真不易矣……！”
言毕，陈独秀意犹未尽，他在餐厅的桌子上用大笔写了篆体“大德必寿”和“寿考作仁”两幅字赠与寿星邓蟾秋，邓蟾秋笑容满面地说“:谢谢！谢谢！”陈独秀又说“:按年龄，你比我大，论财富，你比我多，怎样写都不过分。”邓寿星非常高兴，他收起这两幅字，如获珍宝。
据10月28日《人民政协报》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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