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未注意。先看王士祯《蚕尾文集》卷四《诰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庐叶公墓志铭》的一段叙述（同前，第1859—1860页）：
吾友楚叶君井叔……乙卯［康熙十四年，1675］，迁西城兵马司指挥。指挥号俗吏，清流率耻为之，君一以清静为治。暇即与其僚莆田林君尧英赋诗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荦，前国子祭酒曹君禾，故给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颜君光敏辈相与推挽，风雅大兴，予尝评次为《十子诗》，海内谈士以为口实。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有旨中外官举博学鸿儒，以备顾问，君与焉。此文据其开头所述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冬”；这里提到选刻《十子诗略》，涉及叶封（慕庐其号）等作者凡八人，其中恰恰就有林尧英，却没有丁炜。特别是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卷二，集中收录王士祯及“十子”中八人（缺谢重辉）书札，内王士祯第一通叙及（《丛书集成初编》第2971册，第72页；亦见《王士禛全集·集外文辑遗》卷三，第3册，第2396—2397页）：
“十子”之刻，叶慕庐、林澹亭、宋牧庵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为憾事。且年兄实首商此举，讵可反遗而登他人？苫块之中，特自己废业，若友人代选付刻，义初无伤。祈以集稿即寄曹实庵、田漪亭。刻赀先予五金，余襄事后全寄之，亦无不可。近陈椒峰、董苍水数君入都，慕此举，皆有此意，而峨嵋书言椒峰尤力。然弟独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爱重诗品，不忍舍去耳。并此附商，不尽念切。五言一卷，说岩不知收之何处，屡索不可得也。
此札据其上文及《颜修来先生年谱》推测，作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颜光敏丁忧家居之际，其用意在于催促颜光敏尽快将《乐圃集》刻入《十子诗略》；而在此之前，《十子诗略》“刻竣”诸家，其中就有林尧英。
这就是说，丁炜抑或林尧英，王士祯本人的有关叙述即自相矛盾。考王士祯一生——包括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顷，为他人——包括“十子”和可能的丁炜等选刻过无数诗集；前及《居易录》一书据自跋乃陆续写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至四十年“辛巳”（1701），《汪比部传》据“今刑部侍郎田公纶霞”云云也知其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至三十八年“己卯”（1699）之间，其记忆有误是完全可能、也是十分正常的。相比较而言，上引当时所作致颜光敏该札的记载，自然最为可信。
而《颜氏家藏尺牍》同卷王士祯之后，所收为宋荦一札，大意同样催促颜光敏（同前，第79页）：
《十子诗略》一刻，所阙者大作耳。事襄痛定之后，又当以文章为继述，幸速致以慰选坛之望。此札据其上文“弟因叨补秋曹”云云推测，作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宋荦官刑部员外郎时，当时颜光敏《乐圃集》仍未交稿。而从这里，以及上引王士祯该札，可以知道宋荦，以及田雯，两人于《十子诗略》之刊刻都曾经躬亲其事。因此，前述两人有关记载特别是其中时间明显相对较早的，自然同样值得取信。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长安十子”所涉两位福建籍作家，正如前述李景华先生的判断一样，实际为林尧英而非丁炜，这完全可以成为定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 浙江大学中文系］
陶家鹤与《绿野仙踪》试探
周 晴
百年来《绿野仙踪》研究中的一大困惑，是作者、评点者的情况均甚为模糊。如果说作者的身世生平及写作此书的过程，还有一篇《自序》可考其大略，那么评点者包括两篇序文的作者侯定超、陶家鹤与作《前评》的虞大人在内，以及评语中提及的陶子和、田景虞等人的情况，就更加难以捉摸。但相比之下，其中作《序》人之一并
作有“补识”的陶家鹤其人及其与《绿野仙踪》的关系，似较为有迹可寻，因据一般认为最接近原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旧藏《绿野仙踪》手抄本（华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以下简称“社科本”），试作以下探讨。
探讨陶家鹤其人及其与《绿野仙踪》关系的直接资料依据，只有他为《绿野仙踪》所作一《序》一“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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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节略《序》文如下：
予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李百川《绿野仙踪》一百回，皆洋洋洒洒之文也。其前十回多诗赋并仕途冠冕语，只可供绣谈通阔之士赏识，使明昧相半人读之，嚼蜡而已。十回后虽雅俗并用，然皆因其人其事，斟酌身份口吻下笔，究非仆隶舆台，略识几字者所能尽解尽读者也。至言行文之妙，真是百法俱备，必须留神省察，始能验其通部旨归。末署“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阴弟陶家鹤谨识”。而“补识”全文云：
通部内句中多有旁注评语，而读者识见各有不同。弟意宜择其佳者，于抄录时分注于句下，即参以己意亦无不可。将来可省批家无穷心力。再此书与略识几字并半明半昧人无缘。不但起伏隐显，穿插关纽，以及结构照应，彼读之等于嚼蜡，即内中事迹亦未必全看得出也。万一遗失一二，徒有损无益。予叙文中亦曾大概言及。嗣后似宜谨慎其人付之。忝叨知己，故不避嫌怨琐陈。百翁以为何如？末署“弟陶家鹤拙识”。
笔者认为，从以上引文可以考得如下事实与线索：第一，陶家鹤籍贯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从陶《序》末署“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阴弟陶家鹤谨识”看，一般说陶之籍贯“山阴”应该是秦置治在今浙江绍兴的山阴，而陶为浙江绍兴人。有学者以为此“山阴”是山西山阴（辽代称河阴，金代改山阴，今属山西朔州），陶为山西山阴人（苏兴遗著、苏铁戈整理《〈绿野仙踪〉丛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似不合于浙之“山阴”最古又彼时最为著名，非浙之山阴人为文一般不单冠以“山阴”自称的习俗。
第二，陶录“评语”中无李百川文字。陶就全部“旁注评语”选录，对“百翁”称这些“旁注评语”皆“读者”所为，实已明言其中没有李百川文字。这与其又直言“择其佳者”，言外之意即其中有“不佳者”的态度正相符合。否则，陶把“百翁”自评也包括在可能“不佳者”之内，岂非有所不恭？肯定是智者所不为。而陶于“补识”中对李百川称“忝叨知己”，可知陶是李百川好友，当已熟知此书始末，因此陶对“旁注评语”皆“读者”所为的判断是可信的，从而陶录评语中当无李百川文字。有学者以评语中个别作“余曰”、“我曰”、“吾曰”口吻的条文为据考论李百川身世生平等等，是不可取的。
第三，陶“抄录”所据底本为原本或原本的过录本， ·144·
“抄录”本应即今以“社科本”为代表的抄本。从“补识”的内容与口吻看，陶“抄录”所据底本当得自李百川本人，他就此本有关事问“百翁以为何如”，则此底本实为李百川所认可之本，或为原本，或为原本的过录本。又据陶说此本已是“通部内句中多有旁注评语，而读者识见各有不同”，则此本肯定是经多人评点过的本子。那么，据“补识”当作于《序》的同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春二月以后，距李百川自序“壬午抵豫，始得苟且告完”，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绿野仙踪》成书才不过两年时间，竟然已是“通部内”云云的样子了，岂非此书也是随作随有人评点？《自序》中“草创三十回……付同寓读之，多谬邀许可”，或非虚言。而陶家鹤当是先为《绿野仙踪》作《序》，同时或稍后又受作者之托为之“抄录”。而“补识”写于作《序》之后，“抄录”之前，似为“抄录”等事向李百川建议的信函。想必他的“择其佳者”云云的建议，得到了李百川的首肯，从而他的“抄录”本至少在体例上可视为李百川授命的评定本。倘果然如所期望“将来可省批家无穷心力”，即后人无烦重抄中又增减改易评语的话，这个评定本应该就是今以“社科本”为代表的抄本。
第四，陶所“抄录”成的本子实为一“会评本”，评语主要选录前人之批，少量为自己所写。从“补识”可知，陶“抄录”中对“旁注评语”所做的工作：一是原则上仅止于“抄录时分注于句下”，所以可认为除了几乎全部未录“旁注评语”作者可能的署名之外，为原文照录；二是对“识见各有不同”的评语仅“择其佳者”，也就是今见评语已非底本所有之全部；删除了他所谓“不佳者”，三是选录中曾“参以己意”。其所谓“参”，大概有两面：一是指就原作写有评语，二是指对前人之评点写有评语。因此，今本《绿野仙踪》中评点，实为陶所选录并参评的一种“会评本”。虽然包括他自己的评语又非他一人所为，但皆其所认可为“佳者”，实际反映或代表了他本人对《绿野仙踪》一书及相关问题的看法。从而研究者倘因评语皆不署名之故不便作更具体的分别，又为了称说的方便，实可仿“红学”概称脂砚斋、畸笏叟等多人评语为“脂评”，而概称《绿野仙踪》抄本中的评点为“陶评”。
除以上四点之外，以陶《序》与“补识”全文对照书中评语，可以得出判别评语中哪些是陶所“参以己意”评点文字的几条原则。
首先，评语中自称“余”、“我”、“吾”等条文非必为陶作。按《序》中说他于“甲申岁二月”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春二月作《序》时才“得见……《绿野仙踪》”。
这也就是说，此前陶并没有读过此书。由此可以推断，第十回“于冰心领神会，顿首拜谢”句下评曰：“昔余友田景虞读至此秘授句，笑问曰‘：……盖作者欺人耳！’……”又第二十六回“你怎么从房上下……”句下评曰：“昔一友人看至解役问连城璧话，内有‘你，你是什么……你怎么从房上下……’，伊大笑曰‘何必乃尔’，此人目孔，去绿豆眼几何？”诸评中引皆过去读者语，是引者亦早曾读过；又无所顾忌地谑称“盖作者欺人”，不似与作者极亲厚人口吻。因此，这两条评语中的“余”或“吾”不会是陶家鹤本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部评语中凡“余曰”、“我曰”、“吾曰”口吻的条文，都一定不是陶家鹤所为。
其次，凡对前人评语的批评，多可以认为是陶家鹤所作。如第四回“这该罚你才是”句下评曰“何不将此话说在一见面收礼物之前”一条中有云：“以上诸批，献述未必有其意，评者之批亦太刻矣。”又第六十一回“似有妖物在内凭依”句下评曰：“……若庸腐说部，一提笔便着他得去，毫无层次纡折。缘此读其书者，虽百千回，无疑嚼蜡。今有人读此回，有嫌过于经营之说，其平日嚼蜡可知。”从上引两条“以上诸批”“、评者之批”“、今有人读此回”等句意口吻体察，皆当为陶对前人评语“参以己意”之批。
再次，正文评点中凡有与陶《序》并“补识”中明显重复词语者，基本上都可以判定为陶作。以陶《序》与侯定超《序》相比较，又从陶《序》与“补识”的比较，可见陶评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贬斥其他评者时习惯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或语意，如“明昧相半”、“嚼蜡”、“绣谈通阔”、“略识几字”等。这在侯《序》中绝无，而陶作均极简短的《序》与“补识”中却各都重复使用。这一突出的用语特征有助于推断正文评点中哪些为陶作。例如，除上引重复“嚼蜡”例见第六十一回“……若庸腐说部”条之外，还有第二回“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句下评曰：“看诗文不必人极通，只他心里明白，便可认得出好丑。我一生见过几个半明半昧的人，他全是以耳作目。”第三十三回“此时浑身倒苏软起来”句下评曰：“金圣叹批《水浒》，尝言做说部，章法、句法、字法，缺一不可。此真看说部之鼻祖。然这话可与绣谈通阔之士论，他如腐道学，以及半明半昧并好恶偏执之流，他不过曰小说而已，何章法句法字法之有。”第七十九回“心上有些信不过起来”句下评曰：“大要以耳作目人，其学问顶高者不过半明半昧……此辈活着，名‘磨道驴’；死后为‘不通鬼’；最可怜也。皆因他心上半明半昧，故辨不出好丑耳。”这些评语中都不仅重复上列《序》与“补识”中
“半明半昧”、“嚼蜡”、“绣谈通阔”、“略识几字”等词语，而且相互间或重复“好丑”，或重复“不通鬼”，第二回与第七十九回例的主要说法与意义几乎全同。从而表明这些评语均出自一人，这个人就是陶家鹤。
最后，评中有若干语及《水浒传》的评语，多有可能出自陶家鹤手笔。比较侯《序》的不提任何古典名著，陶《序》中首称“《水浒》、《金瓶梅》，其次《三国》”，又以 “《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并称，和以上可信为陶作评语中也盛称“金圣叹批《水浒》”，可知陶家鹤对《水浒传》情有独钟。因此可推测评语中诸多语及《水浒传》的评语，多有可能是出自陶家鹤手笔，特别是这类评语中并有如上习惯性重复用语者，可确定无疑。
由如上原则确知陶评的某些条文以后，或可据以有进一步的发现，本文不拟深论。但也应该指出，某些情况下又未必容易得出明确的结论。如第三回“亦无辞一击之诮也”句下有评，今本标点作“：应允中仍作谦退语，语亦典则可味。陶子和曰：从严嵩与于冰问答至此，无一语不出经入史、雅韵宜人。此可与半明半昧、略识几字之人读之也耶？”据此一读法，若从重复语词的运用看，这位陶子和似即陶家鹤。但是，第六十九回“就地睡着”句下又有评曰：“……昔吾友子和陶公，尝言有倒挽天河，拔移山岳之势，信不虚也。”准此，陶子和却是早就读过《绿野仙踪》并发表有评论的人，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李百川《绿野仙踪》一百回”的陶家鹤不合。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上引第三回“陶子和曰”以下断句陶子和的话，当至“雅韵宜人”止；以下“此可与半明半昧”云云，是陶家鹤附合陶子和的话，陶子和与陶家鹤应不是同一个人。这与经陶家鹤整理过的评语中一般不会出现引用自己的话的常例，亦相符合，有学者以二陶为同一人即陶家鹤的判断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陶家鹤应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与评语中的陶子和非同一人。陶家鹤是《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的“知己”好友，是此书第一个抄录“会评本”的亲自操觚者或主持者，又是此书作《序》并评点者之一，抄本评点中有他所作一定数量的评语。他激赏《绿野仙踪》，不但愿任“抄录”之劳，而且对此书极尽呵护之心，对作者进以“嗣后似宜谨慎其人付之”云云的忠告，是历史上对《绿野仙踪》版本整理、保护与传播有很大贡献的一位学者。尤其作为《绿野仙踪》清代评点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此书评点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对象。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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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未注意。先看王士祯《蚕尾文集》卷四《诰授奉直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慕庐叶公墓志铭》的一段叙述（同前，第1859—1860页）：
吾友楚叶君井叔……乙卯［康熙十四年，1675］，迁西城兵马司指挥。指挥号俗吏，清流率耻为之，君一以清静为治。暇即与其僚莆田林君尧英赋诗相倡和，今刑部侍郎田公雯、都御史宋公荦，前国子祭酒曹君禾，故给事中王君又旦、吏部郎中颜君光敏辈相与推挽，风雅大兴，予尝评次为《十子诗》，海内谈士以为口实。戊午［康熙十七年，1678］，有旨中外官举博学鸿儒，以备顾问，君与焉。此文据其开头所述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冬”；这里提到选刻《十子诗略》，涉及叶封（慕庐其号）等作者凡八人，其中恰恰就有林尧英，却没有丁炜。特别是颜光敏辑《颜氏家藏尺牍》卷二，集中收录王士祯及“十子”中八人（缺谢重辉）书札，内王士祯第一通叙及（《丛书集成初编》第2971册，第72页；亦见《王士禛全集·集外文辑遗》卷三，第3册，第2396—2397页）：
“十子”之刻，叶慕庐、林澹亭、宋牧庵诸君皆已刻竣，惟大集未梓，殊为憾事。且年兄实首商此举，讵可反遗而登他人？苫块之中，特自己废业，若友人代选付刻，义初无伤。祈以集稿即寄曹实庵、田漪亭。刻赀先予五金，余襄事后全寄之，亦无不可。近陈椒峰、董苍水数君入都，慕此举，皆有此意，而峨嵋书言椒峰尤力。然弟独意在年兄者，不特以首事故，且爱重诗品，不忍舍去耳。并此附商，不尽念切。五言一卷，说岩不知收之何处，屡索不可得也。
此札据其上文及《颜修来先生年谱》推测，作于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颜光敏丁忧家居之际，其用意在于催促颜光敏尽快将《乐圃集》刻入《十子诗略》；而在此之前，《十子诗略》“刻竣”诸家，其中就有林尧英。
这就是说，丁炜抑或林尧英，王士祯本人的有关叙述即自相矛盾。考王士祯一生——包括康熙十六年“丁巳”（1677）顷，为他人——包括“十子”和可能的丁炜等选刻过无数诗集；前及《居易录》一书据自跋乃陆续写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至四十年“辛巳”（1701），《汪比部传》据“今刑部侍郎田公纶霞”云云也知其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至三十八年“己卯”（1699）之间，其记忆有误是完全可能、也是十分正常的。相比较而言，上引当时所作致颜光敏该札的记载，自然最为可信。
而《颜氏家藏尺牍》同卷王士祯之后，所收为宋荦一札，大意同样催促颜光敏（同前，第79页）：
《十子诗略》一刻，所阙者大作耳。事襄痛定之后，又当以文章为继述，幸速致以慰选坛之望。此札据其上文“弟因叨补秋曹”云云推测，作于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宋荦官刑部员外郎时，当时颜光敏《乐圃集》仍未交稿。而从这里，以及上引王士祯该札，可以知道宋荦，以及田雯，两人于《十子诗略》之刊刻都曾经躬亲其事。因此，前述两人有关记载特别是其中时间明显相对较早的，自然同样值得取信。
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长安十子”所涉两位福建籍作家，正如前述李景华先生的判断一样，实际为林尧英而非丁炜，这完全可以成为定论。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国际文化系 浙江大学中文系］
陶家鹤与《绿野仙踪》试探
周 晴
百年来《绿野仙踪》研究中的一大困惑，是作者、评点者的情况均甚为模糊。如果说作者的身世生平及写作此书的过程，还有一篇《自序》可考其大略，那么评点者包括两篇序文的作者侯定超、陶家鹤与作《前评》的虞大人在内，以及评语中提及的陶子和、田景虞等人的情况，就更加难以捉摸。但相比之下，其中作《序》人之一并
作有“补识”的陶家鹤其人及其与《绿野仙踪》的关系，似较为有迹可寻，因据一般认为最接近原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旧藏《绿野仙踪》手抄本（华艺出版社1993年影印，以下简称“社科本”），试作以下探讨。
探讨陶家鹤其人及其与《绿野仙踪》关系的直接资料依据，只有他为《绿野仙踪》所作一《序》一“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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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节略《序》文如下：
予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李百川《绿野仙踪》一百回，皆洋洋洒洒之文也。其前十回多诗赋并仕途冠冕语，只可供绣谈通阔之士赏识，使明昧相半人读之，嚼蜡而已。十回后虽雅俗并用，然皆因其人其事，斟酌身份口吻下笔，究非仆隶舆台，略识几字者所能尽解尽读者也。至言行文之妙，真是百法俱备，必须留神省察，始能验其通部旨归。末署“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阴弟陶家鹤谨识”。而“补识”全文云：
通部内句中多有旁注评语，而读者识见各有不同。弟意宜择其佳者，于抄录时分注于句下，即参以己意亦无不可。将来可省批家无穷心力。再此书与略识几字并半明半昧人无缘。不但起伏隐显，穿插关纽，以及结构照应，彼读之等于嚼蜡，即内中事迹亦未必全看得出也。万一遗失一二，徒有损无益。予叙文中亦曾大概言及。嗣后似宜谨慎其人付之。忝叨知己，故不避嫌怨琐陈。百翁以为何如？末署“弟陶家鹤拙识”。
笔者认为，从以上引文可以考得如下事实与线索：第一，陶家鹤籍贯为山阴（今浙江绍兴）。从陶《序》末署“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阴弟陶家鹤谨识”看，一般说陶之籍贯“山阴”应该是秦置治在今浙江绍兴的山阴，而陶为浙江绍兴人。有学者以为此“山阴”是山西山阴（辽代称河阴，金代改山阴，今属山西朔州），陶为山西山阴人（苏兴遗著、苏铁戈整理《〈绿野仙踪〉丛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7年第1期），似不合于浙之“山阴”最古又彼时最为著名，非浙之山阴人为文一般不单冠以“山阴”自称的习俗。
第二，陶录“评语”中无李百川文字。陶就全部“旁注评语”选录，对“百翁”称这些“旁注评语”皆“读者”所为，实已明言其中没有李百川文字。这与其又直言“择其佳者”，言外之意即其中有“不佳者”的态度正相符合。否则，陶把“百翁”自评也包括在可能“不佳者”之内，岂非有所不恭？肯定是智者所不为。而陶于“补识”中对李百川称“忝叨知己”，可知陶是李百川好友，当已熟知此书始末，因此陶对“旁注评语”皆“读者”所为的判断是可信的，从而陶录评语中当无李百川文字。有学者以评语中个别作“余曰”、“我曰”、“吾曰”口吻的条文为据考论李百川身世生平等等，是不可取的。
第三，陶“抄录”所据底本为原本或原本的过录本， ·144·
“抄录”本应即今以“社科本”为代表的抄本。从“补识”的内容与口吻看，陶“抄录”所据底本当得自李百川本人，他就此本有关事问“百翁以为何如”，则此底本实为李百川所认可之本，或为原本，或为原本的过录本。又据陶说此本已是“通部内句中多有旁注评语，而读者识见各有不同”，则此本肯定是经多人评点过的本子。那么，据“补识”当作于《序》的同年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春二月以后，距李百川自序“壬午抵豫，始得苟且告完”，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绿野仙踪》成书才不过两年时间，竟然已是“通部内”云云的样子了，岂非此书也是随作随有人评点？《自序》中“草创三十回……付同寓读之，多谬邀许可”，或非虚言。而陶家鹤当是先为《绿野仙踪》作《序》，同时或稍后又受作者之托为之“抄录”。而“补识”写于作《序》之后，“抄录”之前，似为“抄录”等事向李百川建议的信函。想必他的“择其佳者”云云的建议，得到了李百川的首肯，从而他的“抄录”本至少在体例上可视为李百川授命的评定本。倘果然如所期望“将来可省批家无穷心力”，即后人无烦重抄中又增减改易评语的话，这个评定本应该就是今以“社科本”为代表的抄本。
第四，陶所“抄录”成的本子实为一“会评本”，评语主要选录前人之批，少量为自己所写。从“补识”可知，陶“抄录”中对“旁注评语”所做的工作：一是原则上仅止于“抄录时分注于句下”，所以可认为除了几乎全部未录“旁注评语”作者可能的署名之外，为原文照录；二是对“识见各有不同”的评语仅“择其佳者”，也就是今见评语已非底本所有之全部；删除了他所谓“不佳者”，三是选录中曾“参以己意”。其所谓“参”，大概有两面：一是指就原作写有评语，二是指对前人之评点写有评语。因此，今本《绿野仙踪》中评点，实为陶所选录并参评的一种“会评本”。虽然包括他自己的评语又非他一人所为，但皆其所认可为“佳者”，实际反映或代表了他本人对《绿野仙踪》一书及相关问题的看法。从而研究者倘因评语皆不署名之故不便作更具体的分别，又为了称说的方便，实可仿“红学”概称脂砚斋、畸笏叟等多人评语为“脂评”，而概称《绿野仙踪》抄本中的评点为“陶评”。
除以上四点之外，以陶《序》与“补识”全文对照书中评语，可以得出判别评语中哪些是陶所“参以己意”评点文字的几条原则。
首先，评语中自称“余”、“我”、“吾”等条文非必为陶作。按《序》中说他于“甲申岁二月”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春二月作《序》时才“得见……《绿野仙踪》”。
这也就是说，此前陶并没有读过此书。由此可以推断，第十回“于冰心领神会，顿首拜谢”句下评曰：“昔余友田景虞读至此秘授句，笑问曰‘：……盖作者欺人耳！’……”又第二十六回“你怎么从房上下……”句下评曰：“昔一友人看至解役问连城璧话，内有‘你，你是什么……你怎么从房上下……’，伊大笑曰‘何必乃尔’，此人目孔，去绿豆眼几何？”诸评中引皆过去读者语，是引者亦早曾读过；又无所顾忌地谑称“盖作者欺人”，不似与作者极亲厚人口吻。因此，这两条评语中的“余”或“吾”不会是陶家鹤本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全部评语中凡“余曰”、“我曰”、“吾曰”口吻的条文，都一定不是陶家鹤所为。
其次，凡对前人评语的批评，多可以认为是陶家鹤所作。如第四回“这该罚你才是”句下评曰“何不将此话说在一见面收礼物之前”一条中有云：“以上诸批，献述未必有其意，评者之批亦太刻矣。”又第六十一回“似有妖物在内凭依”句下评曰：“……若庸腐说部，一提笔便着他得去，毫无层次纡折。缘此读其书者，虽百千回，无疑嚼蜡。今有人读此回，有嫌过于经营之说，其平日嚼蜡可知。”从上引两条“以上诸批”“、评者之批”“、今有人读此回”等句意口吻体察，皆当为陶对前人评语“参以己意”之批。
再次，正文评点中凡有与陶《序》并“补识”中明显重复词语者，基本上都可以判定为陶作。以陶《序》与侯定超《序》相比较，又从陶《序》与“补识”的比较，可见陶评有一个突出特点，即贬斥其他评者时习惯重复使用某些词语或语意，如“明昧相半”、“嚼蜡”、“绣谈通阔”、“略识几字”等。这在侯《序》中绝无，而陶作均极简短的《序》与“补识”中却各都重复使用。这一突出的用语特征有助于推断正文评点中哪些为陶作。例如，除上引重复“嚼蜡”例见第六十一回“……若庸腐说部”条之外，还有第二回“不知胡说些什么在上面”句下评曰：“看诗文不必人极通，只他心里明白，便可认得出好丑。我一生见过几个半明半昧的人，他全是以耳作目。”第三十三回“此时浑身倒苏软起来”句下评曰：“金圣叹批《水浒》，尝言做说部，章法、句法、字法，缺一不可。此真看说部之鼻祖。然这话可与绣谈通阔之士论，他如腐道学，以及半明半昧并好恶偏执之流，他不过曰小说而已，何章法句法字法之有。”第七十九回“心上有些信不过起来”句下评曰：“大要以耳作目人，其学问顶高者不过半明半昧……此辈活着，名‘磨道驴’；死后为‘不通鬼’；最可怜也。皆因他心上半明半昧，故辨不出好丑耳。”这些评语中都不仅重复上列《序》与“补识”中
“半明半昧”、“嚼蜡”、“绣谈通阔”、“略识几字”等词语，而且相互间或重复“好丑”，或重复“不通鬼”，第二回与第七十九回例的主要说法与意义几乎全同。从而表明这些评语均出自一人，这个人就是陶家鹤。
最后，评中有若干语及《水浒传》的评语，多有可能出自陶家鹤手笔。比较侯《序》的不提任何古典名著，陶《序》中首称“《水浒》、《金瓶梅》，其次《三国》”，又以 “《水浒》、《金瓶梅》、《绿野仙踪》”并称，和以上可信为陶作评语中也盛称“金圣叹批《水浒》”，可知陶家鹤对《水浒传》情有独钟。因此可推测评语中诸多语及《水浒传》的评语，多有可能是出自陶家鹤手笔，特别是这类评语中并有如上习惯性重复用语者，可确定无疑。
由如上原则确知陶评的某些条文以后，或可据以有进一步的发现，本文不拟深论。但也应该指出，某些情况下又未必容易得出明确的结论。如第三回“亦无辞一击之诮也”句下有评，今本标点作“：应允中仍作谦退语，语亦典则可味。陶子和曰：从严嵩与于冰问答至此，无一语不出经入史、雅韵宜人。此可与半明半昧、略识几字之人读之也耶？”据此一读法，若从重复语词的运用看，这位陶子和似即陶家鹤。但是，第六十九回“就地睡着”句下又有评曰：“……昔吾友子和陶公，尝言有倒挽天河，拔移山岳之势，信不虚也。”准此，陶子和却是早就读过《绿野仙踪》并发表有评论的人，与“甲申岁二月，得见吾友李百川《绿野仙踪》一百回”的陶家鹤不合。对此，笔者的看法是：上引第三回“陶子和曰”以下断句陶子和的话，当至“雅韵宜人”止；以下“此可与半明半昧”云云，是陶家鹤附合陶子和的话，陶子和与陶家鹤应不是同一个人。这与经陶家鹤整理过的评语中一般不会出现引用自己的话的常例，亦相符合，有学者以二陶为同一人即陶家鹤的判断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陶家鹤应是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与评语中的陶子和非同一人。陶家鹤是《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的“知己”好友，是此书第一个抄录“会评本”的亲自操觚者或主持者，又是此书作《序》并评点者之一，抄本评点中有他所作一定数量的评语。他激赏《绿野仙踪》，不但愿任“抄录”之劳，而且对此书极尽呵护之心，对作者进以“嗣后似宜谨慎其人付之”云云的忠告，是历史上对《绿野仙踪》版本整理、保护与传播有很大贡献的一位学者。尤其作为《绿野仙踪》清代评点的代表性人物，他是此书评点研究最值得关注的对象。
[作者单位：济宁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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