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为了思考
编辑：慕容鸣剑 来源：新京报
赵汀阳的书分为两处。在摆放着电脑桌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基本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客厅里有两处书柜，一处摆放着《莎士比亚全集》等图书，一处摆放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以及一些历史考据类图书。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几千册数量的图书并不算多，但赵汀阳称，自己并不保存所有书，此前已经淘汰过好几批杂书或没什么用的书，都卖了废品。有趣的是，他的客厅里没有电视，他说基本不看电视，卧室里有一台很小很旧的电视，主要用来看碟，大部分时间还是以读书和写作为主。
《三国演义》，我站在曹操集团一边
书对于我基本上就是劳动工具，就像工人的车床、士兵的枪，而不是一种趣味。读书有助于思考问题，所以才读书。一旦产生了思想，就把书忘了。如果是无助于思想的书就不读了，没功夫读，我是个劳动者，要先考虑劳动。当然，在少年时候，还没有学会思想和劳动，书大概就算是趣味和娱乐了。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小学和中学，能看到的书的种类很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马马虎虎也够看。四大名著当时没有禁，我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最早看《红楼梦》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三国演义》看的时间更早些。看完一遍以后，还想看，又看一遍，看完了又想再看一遍，这样，《红楼梦》大概看了六七遍，《三国演义》大概看了二十多遍。当时学写格律诗词，所以也经常看看《红楼梦》里面的诗词，以为《红楼梦》的诗词和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水平好像差不太多，到中学时才看出《红楼梦》诗词其实比较一般，华丽有余，意境不够，于是就不再看《红楼梦》了。《西游记》断断续续地看完，千篇一律，妖怪都看混了。《水浒传》倒是连贯看完了，但感觉一般。最喜欢《三国演义》，场面宏大，计谋复杂，人物富于智慧。我对刘备集团没有兴趣，支持曹操以及曹操集团中的人物。曹操、司马懿、郭嘉、贾诩等，都是大气且能成事的人。曹操打过一些败仗，那是因为他有创造力，胜仗打太多了，智者也有失误。《三国演义》里有些小故事尤其有趣，例如秦宓答问，以《诗经》句子为典故巧妙回答关于天的问题，实在很漂亮。
读《史记》，醉心于波澜壮阔英雄史
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波澜壮阔，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并不高强。开始时荆轲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荆轲害怕失败，但为兑现诺言而不得不去，所以很悲壮。豫让的故事更富于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豫让要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皮肤病，但第二次暗杀又被赵襄子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豫让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他用剑刺衣，表示已为智伯报仇，也算回报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做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
除了《史记》之类，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我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所以能看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西方小说更善于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这一点为中国小说远远不及。在外国作家中，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先看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我觉得更传神、更能传达莎翁原著的气氛。
康德哲学，原来哲学不需要“背诵”
1978年上大学之后文学看得不多，应该说很少，但也看了一些现代作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森·麦卡勒斯、迪伦·马特等，都很喜欢。国内作家的作品看得少，不过刘恒的《四条汉子》很有趣，王朔的《无知者无畏》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令人佩服，像这样全都是实话的书恐怕世所罕见。
因为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我读哲学书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开始看不太懂，它讨论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原理”。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当我发现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事可做了。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盛晓明同学帮了我很大的忙，听他解说康德，搞清楚了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的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没钱买书，也没书架，更没有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书，我已经淘汰了好几轮。在有钱买书之前，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从1985年到1993年，由于研究的是西学，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维特根斯坦读得最多，至今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近些年来读得多的是《尚书》、《春秋》、《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书。年轻时候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比孔孟丰富多了。当然，最好的还是《尚书》。
休闲的书，一定要荒诞且有幽默感
读书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问题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哲学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是想读本能够休息的书，我可能会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有一本这样的好书，叫《这本书叫什么》，其中有许多逻辑推论的笑话，奇怪的是如此有趣的书却一直没有看到再版。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
我有些好书是师长和朋友们送的。李泽厚老师给过我许多书，不过我最喜欢的他的几本思想史，都是自己买的。我和艾科都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的成员，他是学术主席，他送我的都是学术书，我送他的是小说《玫瑰之名》。哈贝马斯也送我几本书，我与他关于交往理论有过讨论，他送了我几本书，包括Between Facts and Norms和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他不能读中文书，于是我回送了他一张漫画，画的是他的交往理论的笑话，我看他挺高兴的。法国公使郁白先生是汉学家，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悲秋》，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很有中文功力，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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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为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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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汀阳的书分为两处。在摆放着电脑桌的书房里，三面墙都是书柜，基本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主。客厅里有两处书柜，一处摆放着《莎士比亚全集》等图书，一处摆放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二十四史》以及一些历史考据类图书。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来说，几千册数量的图书并不算多，但赵汀阳称，自己并不保存所有书，此前已经淘汰过好几批杂书或没什么用的书，都卖了废品。有趣的是，他的客厅里没有电视，他说基本不看电视，卧室里有一台很小很旧的电视，主要用来看碟，大部分时间还是以读书和写作为主。
《三国演义》，我站在曹操集团一边
书对于我基本上就是劳动工具，就像工人的车床、士兵的枪，而不是一种趣味。读书有助于思考问题，所以才读书。一旦产生了思想，就把书忘了。如果是无助于思想的书就不读了，没功夫读，我是个劳动者，要先考虑劳动。当然，在少年时候，还没有学会思想和劳动，书大概就算是趣味和娱乐了。
我是在“文革”期间上的小学和中学，能看到的书的种类很少，但是对于小孩来说，马马虎虎也够看。四大名著当时没有禁，我看得最多的是《红楼梦》和《三国演义》。最早看《红楼梦》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三国演义》看的时间更早些。看完一遍以后，还想看，又看一遍，看完了又想再看一遍，这样，《红楼梦》大概看了六七遍，《三国演义》大概看了二十多遍。当时学写格律诗词，所以也经常看看《红楼梦》里面的诗词，以为《红楼梦》的诗词和唐诗宋词等古典诗词水平好像差不太多，到中学时才看出《红楼梦》诗词其实比较一般，华丽有余，意境不够，于是就不再看《红楼梦》了。《西游记》断断续续地看完，千篇一律，妖怪都看混了。《水浒传》倒是连贯看完了，但感觉一般。最喜欢《三国演义》，场面宏大，计谋复杂，人物富于智慧。我对刘备集团没有兴趣，支持曹操以及曹操集团中的人物。曹操、司马懿、郭嘉、贾诩等，都是大气且能成事的人。曹操打过一些败仗，那是因为他有创造力，胜仗打太多了，智者也有失误。《三国演义》里有些小故事尤其有趣，例如秦宓答问，以《诗经》句子为典故巧妙回答关于天的问题，实在很漂亮。
读《史记》，醉心于波澜壮阔英雄史
上初中之后看《史记》。按照今天的眼光来看，《史记》属于学术著作，我那时是把它当文学作品看的，《史记》波澜壮阔，英雄一批批死去，不是英雄的也一批批死去，《项羽本纪》、《高祖本纪》以及许多列传都非常好看。
在《刺客列传》中，荆轲名气最大，其实武艺并不高强。开始时荆轲向燕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武功非常好的剑客去刺杀秦王，因为找不到这个人他才去。荆轲害怕失败，但为兑现诺言而不得不去，所以很悲壮。豫让的故事更富于思想意味。豫让多次跳槽，原先在范氏、中行氏手下办事，后来投到智伯门下，智伯对他十分赏识，以国士待之。智伯被赵襄子剿灭，全族被杀。豫让要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第一次暗杀赵襄子被抓住了，赵襄子觉得豫让讲义气，把他放了。后来豫让把漆涂抹在脸上身上，伪装患有严重皮肤病，但第二次暗杀又被赵襄子抓住了，赵襄子说：你以前也侍奉范氏、中行氏，智伯把他们灭了，你怎么不向智伯报仇反而投奔他呢？豫让说，以前的几个主人把我看作一般人，我就以一般人的行为回报他们，智伯以国士待我，把我看作杰出人才，我就以杰出人才的行为回报他。赵襄子说：我因你讲义气饶恕过你，也对你有恩了，你又怎样解决问题呢？豫让要求赵襄子脱下衣服，他用剑刺衣，表示已为智伯报仇，也算回报赵襄子的宽恕。但这样做毕竟不是真的报仇，于是豫让以自杀作为最后的解决。
除了《史记》之类，也读一些国外的小说。当时图书馆已经被封了，我有一个亲戚在里边工作，所以能看一些世界文学名著，西方小说更善于写人，尤其是心理描写，这一点为中国小说远远不及。在外国作家中，最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先看朱生豪的译本，后来又看方平的译本。据说方平的译本更准确，但朱生豪文笔太好了，我觉得更传神、更能传达莎翁原著的气氛。
康德哲学，原来哲学不需要“背诵”
1978年上大学之后文学看得不多，应该说很少，但也看了一些现代作品。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森·麦卡勒斯、迪伦·马特等，都很喜欢。国内作家的作品看得少，不过刘恒的《四条汉子》很有趣，王朔的《无知者无畏》关于大众文化的分析令人佩服，像这样全都是实话的书恐怕世所罕见。
因为学哲学做哲学，所以主要看的是哲学。我读哲学书是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开始的，开始看不太懂，它讨论问题而不是告诉人一些可以背诵的“原理”。哲学原来是讨论问题的，这个发现对我是个觉悟。当我发现了这一点，就知道有事可做了。当时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讨论这些问题而不是那些问题，为什么这样分析而不是那样分析。盛晓明同学帮了我很大的忙，听他解说康德，搞清楚了问题和目的，书就好读了。接着又读了康德其他的著作。有了自己的哲学思路，就不同意康德的理论了，但始终对康德充满敬意。
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里没钱买书，也没书架，更没有书房，但这对思考问题没有影响。现在留下来的旧书不多了，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放书，我已经淘汰了好几轮。在有钱买书之前，主要是借图书馆的书看，尤其是英文版的专业书。从1985年到1993年，由于研究的是西学，少读中国书，都是在社科院图书馆借英文书读，其中维特根斯坦读得最多，至今对《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保持敬意。后来对中国问题感兴趣，又重新读中国书。近些年来读得多的是《尚书》、《春秋》、《礼记》、《国语》、《战国策》、《逸周书》、《仪礼》以及先秦诸子之书。年轻时候以为孔孟的书是最好的国学，后来发现管子、荀子、商鞅、韩非子甚至吕不韦所讨论的问题比孔孟丰富多了。当然，最好的还是《尚书》。
休闲的书，一定要荒诞且有幽默感
读书是一种劳动，而不是享乐。读书就是与书中的思想进行对话，和作者一起讨论问题分析问题，不仅要提出自己的论证，还要提前想好下一步的反论以便反驳自己。哲学问题都不可能彻底解决，所以最适合成为劳动对象。不过如果是想读本能够休息的书，我可能会读非常荒谬的书，但一定是有幽默感的，假如荒谬又认真，就恐怖了。我有一本这样的好书，叫《这本书叫什么》，其中有许多逻辑推论的笑话，奇怪的是如此有趣的书却一直没有看到再版。我的书都是能够买得到的或者借得到的，没有什么孤本古本之类，稀奇的书也许珍贵，但对于我的工作没有意义。对于我，书只是途径和手段，只具有功能性的意义。书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玩的。
我有些好书是师长和朋友们送的。李泽厚老师给过我许多书，不过我最喜欢的他的几本思想史，都是自己买的。我和艾科都是欧盟跨文化研究院的成员，他是学术主席，他送我的都是学术书，我送他的是小说《玫瑰之名》。哈贝马斯也送我几本书，我与他关于交往理论有过讨论，他送了我几本书，包括Between Facts and Norms和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他不能读中文书，于是我回送了他一张漫画，画的是他的交往理论的笑话，我看他挺高兴的。法国公使郁白先生是汉学家，送了我一本中文版的《悲秋》，是研究中国文学与思想的，很有中文功力，让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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