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福湘
摘要：在一国两制下发展肇庆与澳门旅游文化的交流，必须充分正视肇澳两地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深入认识肇庆人和澳门人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大胆发挥两地旅游与文化的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研讨这个问题，具有体现三个代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肇庆；澳门；旅游文化；交流；发展；差异性；共同性；互补性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直接反映人们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趋势和现状，旅游业必然和正在加速发展。这对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肇庆和澳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实行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无疑大有利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对全国产生辐射、推动和示范作用。笔者移居肇庆已经十年，且将终老于此，对澳门则虽有兴趣，却至今未曾涉足。本文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发展肇澳旅游文化交流的问题，自知不过书生空论而已。
正视肇澳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
讨论肇澳旅游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面对的现实就是两地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长时段的，具有巨大力量和深刻影响，不可能在近期内消泯或弥合，有些差异将永远存在不可改变，因而必须充分重视，正确对待。
在地理位置上，澳门是邻近大陆的半岛和岛屿，肇庆处距海不远的内地半山区。在历史文化上，肇庆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积淀较为深厚，澳门则曾是文化的空白。由此而及近代，澳门长期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浸染，肇庆则逐渐形成了革命传统。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实行一国两制，用法律的形式将澳门与大陆的社会制度的差异稳定下来。要之，目前肇庆与澳门的差异既有地理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1、社会制度。肇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形态并存的市场经济。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行政长官为首的澳人治澳、直属中央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私有制的市场经济。
2、意识形态。肇庆遵守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一脉相承的主流意识形态。澳门奉行自由主义的、适应市场经济、与国际社会认同的多元化意识形态。
3、文化观念。肇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开放，时间不长也不短，但二十余年来几经曲折，加上各种条件限制，至今文化观念还比较封闭，开放程度不及珠三角地区。澳门文化的发达虽远远晚于肇庆，但在文化观念上则比较开放，而且开放的时间较长，限制较少，程度较高。
4、旅游资源。肇庆的旅游资源主要是天然地貌造成、后天保护较好、富有个性特色的山、水、森林、氧气等自然生态环境，如七星岩、鼎湖山，其次是宗教寺庙，如佛教的庆云寺，民间宗教的悦城龙母庙。澳门的旅游资源则以近代以来的人造景观和娱乐场所为主，其中又首推闻名世界的现代博彩业。
上述基本的差异导致肇澳两地旅游文化形态的差异。以博彩为例。博彩就是赌博，在澳门是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并成为一种支柱产业，是合法的，公开的，纳入市场经济的秩序，有比较规范的法制化的管理，经营者得到社会尊重甚至有较高的地位。博彩即赌博已经构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基本形态之一。肇庆，当然不只是肇庆，中国大陆各地大同小异，与澳门则大不同。在名称上不常使用“博彩”一词，而将二字分开用，“博”与“赌”合成“赌博”古已有之，“彩”则与“福”合成“福彩”，是现在大陆“福利彩票”的简称。这样，利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澳门是巧妙地用“博彩”代替“赌博”意思不变，大陆则更巧妙地把“博彩”与“赌博”变成两个含义似乎不同的词。在管理上，赌博在大陆非法、有罪，遭到当局禁止和扫除；福利彩票等则由官方发行，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提倡。实际上，赌博禁而不止，打麻将争输赢早已成为最普及的一项赌博性娱乐活动，现在好像禁也不禁了，但大量赌博场所仍属非法经营，资金进出无序运转，因而国家应得税收流失，各种社会弊病滋生。至于大陆公开的博彩，则不仅福利彩票，各种体育彩票和抽奖活动都带有赌博性质，形式不同而实质一样。质言之，与澳门迥异，肇庆旅游文化形态中博彩的缺席，决不意味肇庆没有博彩业，而只是说明，博彩没有被开发成一种旅游资源，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但没有发展成一种旅游文化的形态。
认识肇澳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
与差异相比，肇庆和澳门的共同性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在民族文化与人的心理上，这些共同之处比两地的差异处更加稳定和长久，具有根本的性质。但是，人们往往过分注意和强调两地的差异性，而忽视甚至认识不到两地的共同性，于是对开展肇澳旅游文化交流存在心理障碍。因此，深入认识两地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不能打开肇澳旅游文化交流合作的大门。
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中国人。肇庆与澳门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虽然澳门在近世曾有150年被葡萄牙殖民者统治（还有300年租借），但这几百年与澳门数千年历史相比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插曲。澳门现有的土生葡人在人口比例与社会影响上都很小，澳门居民的主要成份和主导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的都是华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和遗传基因，有几千年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以儒为主儒道佛杂糅的封建传统文化，以粤方言为基础学习普通话的语言。我们同样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更保留着漫长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如皇权主义、家族制度、仁义道德、迷信天命、保守体面等等。现在，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都面临加入WTO后的契机和挑战，但现代化水平都不算高，社会体制与文化教育的发展都相对滞后，都迫切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进行改革，加快发展速度，也都有了加强肇澳经济文化交流的认识和愿望。
除上述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既简单又复杂的共同点，我们都是人，不论属于什么人种、什么民族，都有着共同的人性，即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共同的生命的本能和欲望。作为现代社会的人，我们在生存和温饱的基础上都要求发展自己，增长知识、能力、财富和健美，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我们都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表现自己，追求美丽、新鲜、刺激、丰富多彩，甚至冒险，不再满足于现状；我们自知命运难测，颇感无奈，但都想生活得健康、愉快、自由、幸福,企盼幸运时时降临到自己头上。正是现代社会的共同人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肇澳两地文化在表层的差异下所蕴含的深层的共同性。仍以博彩即赌博为例。长期的经常性的赌客和彩民也好，偶一为之的参赌和买彩票也好，或显或隐，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受以下某种或某几种心理驱动：赢钱即发财心理，侥幸即碰运气心理，在刺激中产生兴奋得到娱乐的心理，展示、证明和发展自己的聪明财富等能力的心理，不甘失败冒险一博期望成功的心理，或不计成败以求人我关系效应的心理，尝试和探索自己未曾经验的事物以获取新鲜感增长见识丰富人生阅历的心理。这些心理欲望几乎人人有之，不过表现程度或受压抑程度不同而已。澳门的博彩业之所以发达并且带动整个旅游业的繁荣，肇庆乃至整个大陆的赌博现象之所以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而彩票业日益兴旺场面火爆，其源盖出于共同人性。必须从人性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发挥肇澳旅游与文化的互补性
肇庆和澳门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使两地之间开展旅游与文化的交流互补，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这种互补性，有些是显在的，如肇庆的奇山异水绿色生态，澳门的葡式建筑蓝色海洋，天然构成旅游资源的互补格局。这方面的交流还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如果把眼光局限在山水建筑的观光游览，那将是很不够的，无异于禁锢自己的头脑，捆住自己的手脚。说得严重一点，那只是旅游的交流，谈不上文化的交流。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发挥肇澳旅游文化潜在的互补性。当然，这里说的显在和潜在都是相对的，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潜在的东西，早已有人公开谈论并且实行，不过是我们闭目塞听孤陋寡闻而已。
从宏观来看，肇庆和澳门一国两制，就具有互补性。只要我们摆脱冷战思维的定势，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如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辉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关于推行改革开放“不搞争论”、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后也不会变”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等说法，就是号召中国人勇于实事求是，解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实，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已经是两制并存互补的局面。所以，肇澳在旅游与文化上实行优势互补，更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肇庆和澳门都应该效法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对对方的东西，“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自己为转移。用邓小平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没有拿来的，就不能发展。肇庆和澳门在旅游与文化上，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一国两制的总方针下，取对方之优，去自己之劣，交流，互补，合作，双赢，有着广阔的美好前景。
从深层来看，肇澳旅游文化的互补性，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因而是最牢固的，可持续发展的。不言而喻，两地的差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而各自的优劣就是在这种差异中显示出来。在通过比较辨别优劣之后，人们必然本能地趋优而弃劣，以求全面提高生活质量。这种基于人性的生命的欲望如滔滔洪水，只可导而不可堵，更不能压。然而，现实中却存在来自各方面的对人性的压抑，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种生命的欲望要努力寻找渠道冲破压抑而得到宣泄。与其压而无功，反而造成社会和人的病态，不如因势利导，使人的正常欲望通过合法渠道得以自由地宣泄，才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归根到底，肇澳旅游文化的优势互补，必须也只能以满足人的生命欲望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和目的。人的生命欲望的满足没有穷尽，两地旅游文化的发展也就没有穷尽。它们的可持续都是无限期的，其终极目标指向人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预言，即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所概括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精神实质就在这里。在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总形势下，我们研讨发展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互补，因此而具有体现三个代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王福湘，男，汉族，生于1946年，湖南长沙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配到青海湟中县农村中学任教10年，1978年起担任高校教师，先后在湖南衡阳师专、解放军长沙炮兵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广东西江大学－肇庆学院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已发表论文70余篇，约50余万字，主编和参编多种大学文科教材，出版了学术专著《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
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 王福湘
摘要：在一国两制下发展肇庆与澳门旅游文化的交流，必须充分正视肇澳两地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深入认识肇庆人和澳门人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大胆发挥两地旅游与文化的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研讨这个问题，具有体现三个代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理论意义。
关键词：肇庆；澳门；旅游文化；交流；发展；差异性；共同性；互补性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直接反映人们全面提高生活质量的要求、趋势和现状，旅游业必然和正在加速发展。这对以旅游为支柱产业的肇庆和澳门，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而实行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无疑大有利于两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甚至可能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对全国产生辐射、推动和示范作用。笔者移居肇庆已经十年，且将终老于此，对澳门则虽有兴趣，却至今未曾涉足。本文仅从理论层面探讨一国两制的政治经济格局下发展肇澳旅游文化交流的问题，自知不过书生空论而已。
正视肇澳历史与现实的差异性
讨论肇澳旅游文化交流的问题，首先面对的现实就是两地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多方面的，长时段的，具有巨大力量和深刻影响，不可能在近期内消泯或弥合，有些差异将永远存在不可改变，因而必须充分重视，正确对待。
在地理位置上，澳门是邻近大陆的半岛和岛屿，肇庆处距海不远的内地半山区。在历史文化上，肇庆属于历史文化名城，封建主义传统文化积淀较为深厚，澳门则曾是文化的空白。由此而及近代，澳门长期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浸染，肇庆则逐渐形成了革命传统。澳门回归祖国以后，实行一国两制，用法律的形式将澳门与大陆的社会制度的差异稳定下来。要之，目前肇庆与澳门的差异既有地理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政治的原因，主要表现为：
1、社会制度。肇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绝对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形态并存的市场经济。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以行政长官为首的澳人治澳、直属中央的特别行政区政府的领导，私有制的市场经济。
2、意识形态。肇庆遵守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一脉相承的主流意识形态。澳门奉行自由主义的、适应市场经济、与国际社会认同的多元化意识形态。
3、文化观念。肇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改革开放，时间不长也不短，但二十余年来几经曲折，加上各种条件限制，至今文化观念还比较封闭，开放程度不及珠三角地区。澳门文化的发达虽远远晚于肇庆，但在文化观念上则比较开放，而且开放的时间较长，限制较少，程度较高。
4、旅游资源。肇庆的旅游资源主要是天然地貌造成、后天保护较好、富有个性特色的山、水、森林、氧气等自然生态环境，如七星岩、鼎湖山，其次是宗教寺庙，如佛教的庆云寺，民间宗教的悦城龙母庙。澳门的旅游资源则以近代以来的人造景观和娱乐场所为主，其中又首推闻名世界的现代博彩业。
上述基本的差异导致肇澳两地旅游文化形态的差异。以博彩为例。博彩就是赌博，在澳门是最重要的旅游资源，并成为一种支柱产业，是合法的，公开的，纳入市场经济的秩序，有比较规范的法制化的管理，经营者得到社会尊重甚至有较高的地位。博彩即赌博已经构成具有澳门特色的旅游文化的基本形态之一。肇庆，当然不只是肇庆，中国大陆各地大同小异，与澳门则大不同。在名称上不常使用“博彩”一词，而将二字分开用，“博”与“赌”合成“赌博”古已有之，“彩”则与“福”合成“福彩”，是现在大陆“福利彩票”的简称。这样，利用汉语言文字的特点，澳门是巧妙地用“博彩”代替“赌博”意思不变，大陆则更巧妙地把“博彩”与“赌博”变成两个含义似乎不同的词。在管理上，赌博在大陆非法、有罪，遭到当局禁止和扫除；福利彩票等则由官方发行，得到大张旗鼓的宣传提倡。实际上，赌博禁而不止，打麻将争输赢早已成为最普及的一项赌博性娱乐活动，现在好像禁也不禁了，但大量赌博场所仍属非法经营，资金进出无序运转，因而国家应得税收流失，各种社会弊病滋生。至于大陆公开的博彩，则不仅福利彩票，各种体育彩票和抽奖活动都带有赌博性质，形式不同而实质一样。质言之，与澳门迥异，肇庆旅游文化形态中博彩的缺席，决不意味肇庆没有博彩业，而只是说明，博彩没有被开发成一种旅游资源，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但没有发展成一种旅游文化的形态。
认识肇澳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
与差异相比，肇庆和澳门的共同性要大得多，这主要是在民族文化与人的心理上，这些共同之处比两地的差异处更加稳定和长久，具有根本的性质。但是，人们往往过分注意和强调两地的差异性，而忽视甚至认识不到两地的共同性，于是对开展肇澳旅游文化交流存在心理障碍。因此，深入认识两地文化与心理的共同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不能打开肇澳旅游文化交流合作的大门。
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我们都是中国人。肇庆与澳门自古以来都是中国领土，虽然澳门在近世曾有150年被葡萄牙殖民者统治（还有300年租借），但这几百年与澳门数千年历史相比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插曲。澳门现有的土生葡人在人口比例与社会影响上都很小，澳门居民的主要成份和主导澳门政治经济文化的都是华人。我们有共同的祖先和遗传基因，有几千年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以儒为主儒道佛杂糅的封建传统文化，以粤方言为基础学习普通话的语言。我们同样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糟粕，更保留着漫长历史中积淀而成的国民性的优点和缺点，如皇权主义、家族制度、仁义道德、迷信天命、保守体面等等。现在，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系密切互相影响，都面临加入WTO后的契机和挑战，但现代化水平都不算高，社会体制与文化教育的发展都相对滞后，都迫切需要在各个领域继续进行改革，加快发展速度，也都有了加强肇澳经济文化交流的认识和愿望。
除上述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既简单又复杂的共同点，我们都是人，不论属于什么人种、什么民族，都有着共同的人性，即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共同的生命的本能和欲望。作为现代社会的人，我们在生存和温饱的基础上都要求发展自己，增长知识、能力、财富和健美，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我们都希望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表现自己，追求美丽、新鲜、刺激、丰富多彩，甚至冒险，不再满足于现状；我们自知命运难测，颇感无奈，但都想生活得健康、愉快、自由、幸福,企盼幸运时时降临到自己头上。正是现代社会的共同人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肇澳两地文化在表层的差异下所蕴含的深层的共同性。仍以博彩即赌博为例。长期的经常性的赌客和彩民也好，偶一为之的参赌和买彩票也好，或显或隐，或多或少，或强或弱，都受以下某种或某几种心理驱动：赢钱即发财心理，侥幸即碰运气心理，在刺激中产生兴奋得到娱乐的心理，展示、证明和发展自己的聪明财富等能力的心理，不甘失败冒险一博期望成功的心理，或不计成败以求人我关系效应的心理，尝试和探索自己未曾经验的事物以获取新鲜感增长见识丰富人生阅历的心理。这些心理欲望几乎人人有之，不过表现程度或受压抑程度不同而已。澳门的博彩业之所以发达并且带动整个旅游业的繁荣，肇庆乃至整个大陆的赌博现象之所以禁而不止且愈演愈烈，而彩票业日益兴旺场面火爆，其源盖出于共同人性。必须从人性的高度和深度来认识这个问题，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
发挥肇澳旅游与文化的互补性
肇庆和澳门在诸多方面的差异性和共同性，使两地之间开展旅游与文化的交流互补，既有需要，又有可能。这种互补性，有些是显在的，如肇庆的奇山异水绿色生态，澳门的葡式建筑蓝色海洋，天然构成旅游资源的互补格局。这方面的交流还大有文章可做。但是，如果把眼光局限在山水建筑的观光游览，那将是很不够的，无异于禁锢自己的头脑，捆住自己的手脚。说得严重一点，那只是旅游的交流，谈不上文化的交流。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解放思想，大胆发挥肇澳旅游文化潜在的互补性。当然，这里说的显在和潜在都是相对的，许多在我们看来是潜在的东西，早已有人公开谈论并且实行，不过是我们闭目塞听孤陋寡闻而已。
从宏观来看，肇庆和澳门一国两制，就具有互补性。只要我们摆脱冷战思维的定势，就不难发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取长补短，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如此。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辉煌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关于推行改革开放“不搞争论”、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后也不会变”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等说法，就是号召中国人勇于实事求是，解除传统观念的束缚，“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实，今天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已经是两制并存互补的局面。所以，肇澳在旅游与文化上实行优势互补，更是理所当然，势在必行。肇庆和澳门都应该效法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对对方的东西，“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自己为转移。用邓小平的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而没有拿来的，就不能发展。肇庆和澳门在旅游与文化上，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一国两制的总方针下，取对方之优，去自己之劣，交流，互补，合作，双赢，有着广阔的美好前景。
从深层来看，肇澳旅游文化的互补性，建立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因而是最牢固的，可持续发展的。不言而喻，两地的差异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而各自的优劣就是在这种差异中显示出来。在通过比较辨别优劣之后，人们必然本能地趋优而弃劣，以求全面提高生活质量。这种基于人性的生命的欲望如滔滔洪水，只可导而不可堵，更不能压。然而，现实中却存在来自各方面的对人性的压抑，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这种生命的欲望要努力寻找渠道冲破压抑而得到宣泄。与其压而无功，反而造成社会和人的病态，不如因势利导，使人的正常欲望通过合法渠道得以自由地宣泄，才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归根到底，肇澳旅游文化的优势互补，必须也只能以满足人的生命欲望即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出发点和目的。人的生命欲望的满足没有穷尽，两地旅游文化的发展也就没有穷尽。它们的可持续都是无限期的，其终极目标指向人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当年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伟大预言，即实现人的个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三个代表思想所概括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精神实质就在这里。在经济全球化、改革开放不可逆转的总形势下，我们研讨发展肇澳旅游文化的交流互补，因此而具有体现三个代表、建设先进文化的重大理论意义。
作者简介
王福湘，男，汉族，生于1946年，湖南长沙人，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发配到青海湟中县农村中学任教10年，1978年起担任高校教师，先后在湖南衡阳师专、解放军长沙炮兵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广东西江大学－肇庆学院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已发表论文70余篇，约50余万字，主编和参编多种大学文科教材，出版了学术专著《悲壮的历程——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