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摘 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
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
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放弃一个理性计划，不管是渐进放弃还是激进放弃，不付出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均衡破坏很容易，市场均衡建立则是很难的。而要放弃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均衡可言的“命令经济”是很容易的。这种放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经济正收益。也就是可以通过改善计划，即所谓“按科学规律办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市场原则来实现。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初期这两种做法都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很“理性”了。摆脱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可以是无代价的，但摆脱理性计划经济必须是有代价的。
（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
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一种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从逻辑上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束缚功能，使得社会缺少竞争，没有自由；另一种是保护功能。这种体制可以给人提供某种社会保护、有很高福利，但摆脱这种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代价问题，即摆脱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了保护的自由。但是这两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等量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就对农民的
浅谈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原因的分析
[摘 要]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交易成分不同是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基本原因。但在“中国经济奇迹”背后却存在一个产权初始配置合法性缺失亦即公正性的缺失的严重问题。因此只有实现起点公正、代理公正、协商公正才能有利于我国改革的顺利进行，经济的持续发展，实现“中国奇迹”的继续。这一思想为我们理解“中国奇迹”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秦晖；中国奇迹；原因
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中国奇迹”是突破传统观念、传统体制桎梏的结果，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制约下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先例可循。在全球化背景下，世人眩目于“中国奇迹”。对此秦晖给出自己的见解。
一、中国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分析
不管什么思潮流派的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30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上世纪90年代中东欧各国进入转轨以来很不顺利，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经济滑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对比？现在非常流行的解释，就是关于所谓“东欧激进”与“中国渐进”的说法。秦晖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这些说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产生是基于以下原因：
（一）“理性计划经济”与“大轰大嗡”的运动经济的放弃的代价不同
在转轨以前，中国和东欧的经济体制，虽然都被叫做“计划经济”，其实严格说，应叫“非市场经济”更合乎两者的共性。东欧的这种所谓“理性计划经济”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理性主义产物。最典型的代表就是1930年成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后来也是东欧经济学界惟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康托罗维奇，他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等。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放弃一个理性计划，不管是渐进放弃还是激进放弃，不付出代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均衡破坏很容易，市场均衡建立则是很难的。而要放弃一个根本没有什么均衡可言的“命令经济”是很容易的。这种放弃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这两种途径都可以有经济正收益。也就是可以通过改善计划，即所谓“按科学规律办事”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引进市场原则来实现。事实上我国在改革初期这两种做法都起了很大作用。但这种情况在东欧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已经很“理性”了。摆脱无计划的命令经济可以是无代价的，但摆脱理性计划经济必须是有代价的。
（二）中国和东欧经济体的功能不同
作为一种非市场的经济，作为一种个人不是主体的这样一种共同体本位的体制，从逻辑上有两种功能：第一种是束缚功能，使得社会缺少竞争，没有自由；另一种是保护功能。这种体制可以给人提供某种社会保护、有很高福利，但摆脱这种体制在逻辑上就有所谓代价问题，即摆脱束缚的同时也就失去了保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两种意义上的自由”：摆脱了束缚的自由和失去了保护的自由。但是这两种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是等量的。比如人民公社制度，就对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