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 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 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 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 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 本章概括为： 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 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 斯坦纳 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 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 （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 西塞罗， 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否认《圣经》中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奥古斯丁：优秀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译文的风格与译作的读者联系起来，运用符号学理论，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分开来，在翻译单位上认为词是最基本的翻译单位，倾向直译，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圣经》上帝感召力。
特点：受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十分完整和系统，除了少数如哲罗姆之外，大多数议论只是一些只言片语，散见于译序，译跋和其他著作，虽有不少的精辟论述和见解，但多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等之类的议论，讨论也比较集中于宗教，文学和哲学的著作。
2，近现代翻译理论
始于文艺复兴，止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兴起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高潮。
翻译提高了本族语言的地位，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民族身份的形成，推动了人文主义 思想的传播。
著名的理论代表：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新约》，《旧约》，《圣经》，《伊索寓言》 提出四主张，七原则
1，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
2，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
3，译者应该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应轻信教会神甫的传统解释 4，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
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次序，可以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连词，可以省略，可以用词组替代单词；可以将比喻改为非比喻用法，反之亦然；注意文字的变异和翻译的准确
歌德，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 诗歌不可译，主张翻译用朴实无华的文体， 主张直译，使用地道的本地语
施莱尔马赫 语言决定思维，译者不能消极接受原作，必须积极创造，提出区分口译，笔译；提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
洪堡 （德）：语言只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提出翻译的两难，然而又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这种辩证思维对20世纪的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德阿布朗古尔（法）：译文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因此容许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并不十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翻译有价值作品而不是无新意的作品。遭到翻译批评家的反对，争论到18世纪中期，
多雷 1，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风格
2，译者必须通晓源语与译语
3，译者不能屈从与源语而追求字当句对
4，译者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5，译者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心灵，而且要满足读者美的享受
巴托：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忠实再现原作思想与风格，不能创作，修改和增减。 重原作 重形式，但从翻译技巧角度分析翻译，将愈发结构、句子顺序等应用于翻译研究。
英国：近代翻译史上《圣经钦定本》翻译出版以及德莱顿，罗斯康门，泰特勒对翻译的论述 历史上四大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圣经钦定本》 《圣经钦定本》1，集体翻译的成果，2，译者拥有较多的参考书籍
3，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有效地排除了个人的偏见和随意增删
约翰德莱顿 提出全面系统的翻译观 第一，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有艺术家的气质 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 第三 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
逐字翻译 意译 拟作
罗斯康门，诗人翻译家，1，翻译诗歌的译者首先必须是诗人，2翻译过程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3，译者必须忠实原作，
泰特勒 《论翻译的原则》 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该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有限的增减自由
2，译者应具有准备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使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
进入20世纪以后，意大利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作本身本为艺术品。
德国 本雅明 逐行翻译
英国 波斯盖特 前瞻式和后顾式翻译 古典名著一般后顾式翻译
总结 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和语文学的翻译观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翻译”即直译与意译，可译性，意义的流失以及能否用本族语言翻译等，其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译文在意义，句法，文体上与原文的对应，忽略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追求的目标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而研究方法流于主观印象。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1. 奈达的翻译观
尤金 奈达：美国语言学家，《圣经》研究及翻译家。
翻译思想：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
（1）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主张不仅是艺术，技巧，还是一门科学。“ 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其“翻译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
（2）将转换生成语法，现代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
（3）提出动态对等翻译观，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4） 提出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的四步式翻译过程。
逆转换翻译理论---借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的核心句，非核心句与转换等概念、
翻译三步骤：（1）追溯原文句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
（2）将核心句从源语种译出
（3）按照译出的核心句生成译语中的表层句子
卡特福德 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范畴以及阶段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地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
语言的基本层次： 语法与词汇形式 媒介形式 媒介实体和语境此外还包括上下文意义 四个范畴： 单位 结构 类别和系统
三个阶：级阶 说明阶 精密阶
意义：由任何语言形式或任何可能具有的形式形成的从网络
翻译对象：语际之间单项的转换关系，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关系，属于比较语言学范畴 两种语言是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关系，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 翻译的定义：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 根据范围，层次和等级，翻译可分为如下几类：
1，根据翻译的范围，翻译可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
2，根据翻译的层次，即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翻译可分为整体翻译和有限翻译 3，根据语言的“等级”即词素，词，短语或意群，分句或句子，翻译可分为逐词翻译，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关系即 形式关系和语境关系
翻译等值的两个限度： 1，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2，无论是媒介层次之间还是羽凡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译性：1，语言不可译 2，文化不可译
卡特福德声称要“建立一种翻译理论”，强调并深入研究成分分析和翻译对等，并将概率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力图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
三，哈特姆和梅森的翻译观
哈特姆和梅森认为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并集中讨论了与翻译至关重要的语境的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衔接方式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语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交际层面 2，语用层面3，符号层面
语篇：连贯是语篇层次上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点。
语篇结构中单元构成序列，序列再构成语篇
语境和作者意图影响语篇结构。
哈特姆和梅森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了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者。
四，威尔斯与德国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
第一：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翻译研究包括：，普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第二：威尔斯坚持翻译的可译性
第三：翻译是一种语际信息传递过程
第四：翻译方法的分类 1，习惯化翻译程序 2，可以使之半内部化的部分习惯化翻译程序3，非习惯化翻译程序。
第五：文本类型与翻译等值 话语三种功能：描述性，称呼性，表情性
威尔斯的翻译科学强调语言本质的普遍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德语国家为主而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即翻译目的论逐渐受到译届的关注。代表人物：赖斯，费米尔，斯内尔-霍恩比和诺德。
目的论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具有特定的交际目标，这就是文本的目的。
诺德：目标，目的，功能和意图
费米尔：篇内连贯与篇际连贯 译者必须确定不同层次对等之间恰当的等级关系
文化特性必然影响翻译策略和取舍与选择。
文本分为，信息性，表情性，和实施性。
目的论收到的批评，认为就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始终是译文评判的标准，目的论牺牲了意义的丰富性，有简单化之嫌，因而也很难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框架和思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局部上升到全面，个性上升到共性，对比假设上升到理论。探索翻译的规范，翻译普遍性。
第三节，多元系统
以色列学者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文学在主题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及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
既然文学是一个系统，反过来文学史也可被视为系统，相应的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也都可以视作系统。
佐哈尔：多元系统
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把符号现象视为系统，就有可能对各种符号集成体的运作方式提出假说，从而迈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找出支配着各种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而不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登记和分类。
对于多元系统，佐哈尔定义如下：
可以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
的整体而运作。
佐哈尔列举了3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第一，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产品或模式的对立 第二，中心与边缘位置的对立
第三，主要与次要活动的对立，
佐哈尔进而沿两条线索研究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
在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而且引进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正好印证了佐哈尔的理论。反之，翻译的作用则趋于保守，翻译方式也多采用现行的、毫无创新的归化手法，忠实性与充分性逐渐分离。
图里与翻译规范
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都面临着众多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个既定的抉择又会影响其后的取舍
图里借鉴了列维和波波维奇的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规范。他认为，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
，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称规则是（更）客观的规范，而特异倾向是（更）主观的规范。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3类规范的制约：首先，伊始规范(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其次，起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再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一，母体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例如，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决定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的划分。二，篇章语言学规范影响文本的微观层次，如句子结构、遣词造句，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等。
赫斯曼将翻译研究的逻辑关系表述如下：一，从理论上思考可能涉及的因素；二，将理论上可能涉及的因素与实际翻译明显涉及的因素进行比较；三，推断出特定条件下翻译将可能涉及的因素。“第一和第二步分别属于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研究的范围；而第三步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理论形式”。
切斯特曼 在图里之后，切斯特曼又提出了略有区别的翻译规范：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生产规范制约翻译活动的实践操作，亦称专业规范；就译者而言，生产规范从属于并受制于期待规范。专业规范又可再细分为“责任规范”，这就是道德规范，即满足译文“完整”、“精确”的专业标准；“交际规范”，这是交际标准，即发挥协调翻译所涉及各方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及“关系规范”，这是语言标准，即译者根据具体实际决定原文与译文之间“恰当”的相互关系，“等值”或“相似”只是种种关系之一。切斯特曼在图里的规范理论上又有所扩展，前两种规范涉及到人类所有的交际活动，而第三种规范则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
操控与重写
赫曼斯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前言《翻译研究与新的范式》概括了操控学派在翻译文学问题上的一致认识：
文学是复杂动态的系统；理论模式与实际的个案研究应持续地相互作用，文学翻译研究应该是描写性的，侧重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并对制约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示兴趣。
乔斯·兰伯特和亨德里克·范·戈普为个案研究，即原文文学系统与译文文学系统的比较，制定出方法论上的蓝图，认为必须对各个系统的作者、文本和读者进行描述。其研究方法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初始数据：即有关标题页、元文本(metatext)和总体策略（全文翻译或部分翻译）的信息，其结果应引导出有关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假设。第二，宏观层次：文本的切分、标题和章节的表述、内容叙事结构以及明显的作者评论，这应该引导出有关微观层次的假设。第三，微观层次：发现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迁移(shift)，包括词汇层面、语法模式、叙述、视角和程式，其结果应该与宏观层次互相作用，并在更广阔的系统语境下进行思考。第四，系统语境：将微观、宏观、文本和理论相互比较，发现规范，并描述与其他文本（包括翻译）的关系，探索系统与其他文类和准则的关系。兰伯特和戈普称，这一研究方案并不可能概括与翻译有关的所有联系，但是，这种“系统方案”能“避免肤浅和直觉评论，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信念”。 与多元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发展是列费维尔提出的重写(概念。列费维尔将研究集中于“系统制约文学文本接受、认可和拒斥的非常具体的因素”，即诸如“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控的问题”，认为重写包括翻译、历史撰写、选集的编撰、批评和修改编辑。而重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翻译能“投射出作家和／或（一系列）作品在另一个文化中的形象，使作家和作品超越本文化的边界”，因此，“重写就是操控”。
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控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
列费维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生产与消费）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第一，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即批评家和评论家（影响作品的接受）、教师（决定用什么作教材）以及翻译家（决定翻译文本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即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3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三，主流诗学。主流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即文学类型、象征、母题、原型场景及人物。二是文学的功能观，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列费维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会占上风。
结语
翻译的性质和范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有待于修正和精化，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 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 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 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 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 本章概括为： 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 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 斯坦纳 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 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 （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 西塞罗， 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否认《圣经》中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奥古斯丁：优秀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译文的风格与译作的读者联系起来，运用符号学理论，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分开来，在翻译单位上认为词是最基本的翻译单位，倾向直译，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圣经》上帝感召力。
特点：受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十分完整和系统，除了少数如哲罗姆之外，大多数议论只是一些只言片语，散见于译序，译跋和其他著作，虽有不少的精辟论述和见解，但多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等之类的议论，讨论也比较集中于宗教，文学和哲学的著作。
2，近现代翻译理论
始于文艺复兴，止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兴起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高潮。
翻译提高了本族语言的地位，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民族身份的形成，推动了人文主义 思想的传播。
著名的理论代表：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新约》，《旧约》，《圣经》，《伊索寓言》 提出四主张，七原则
1，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
2，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
3，译者应该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应轻信教会神甫的传统解释 4，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
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次序，可以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连词，可以省略，可以用词组替代单词；可以将比喻改为非比喻用法，反之亦然；注意文字的变异和翻译的准确
歌德，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 诗歌不可译，主张翻译用朴实无华的文体， 主张直译，使用地道的本地语
施莱尔马赫 语言决定思维，译者不能消极接受原作，必须积极创造，提出区分口译，笔译；提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
洪堡 （德）：语言只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提出翻译的两难，然而又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这种辩证思维对20世纪的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德阿布朗古尔（法）：译文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因此容许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并不十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翻译有价值作品而不是无新意的作品。遭到翻译批评家的反对，争论到18世纪中期，
多雷 1，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风格
2，译者必须通晓源语与译语
3，译者不能屈从与源语而追求字当句对
4，译者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5，译者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心灵，而且要满足读者美的享受
巴托：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忠实再现原作思想与风格，不能创作，修改和增减。 重原作 重形式，但从翻译技巧角度分析翻译，将愈发结构、句子顺序等应用于翻译研究。
英国：近代翻译史上《圣经钦定本》翻译出版以及德莱顿，罗斯康门，泰特勒对翻译的论述 历史上四大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圣经钦定本》 《圣经钦定本》1，集体翻译的成果，2，译者拥有较多的参考书籍
3，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有效地排除了个人的偏见和随意增删
约翰德莱顿 提出全面系统的翻译观 第一，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有艺术家的气质 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 第三 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
逐字翻译 意译 拟作
罗斯康门，诗人翻译家，1，翻译诗歌的译者首先必须是诗人，2翻译过程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3，译者必须忠实原作，
泰特勒 《论翻译的原则》 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该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有限的增减自由
2，译者应具有准备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使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
进入20世纪以后，意大利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作本身本为艺术品。
德国 本雅明 逐行翻译
英国 波斯盖特 前瞻式和后顾式翻译 古典名著一般后顾式翻译
总结 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和语文学的翻译观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翻译”即直译与意译，可译性，意义的流失以及能否用本族语言翻译等，其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译文在意义，句法，文体上与原文的对应，忽略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追求的目标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而研究方法流于主观印象。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1. 奈达的翻译观
尤金 奈达：美国语言学家，《圣经》研究及翻译家。
翻译思想：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
（1）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主张不仅是艺术，技巧，还是一门科学。“ 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其“翻译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
（2）将转换生成语法，现代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
（3）提出动态对等翻译观，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4） 提出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的四步式翻译过程。
逆转换翻译理论---借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的核心句，非核心句与转换等概念、
翻译三步骤：（1）追溯原文句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
（2）将核心句从源语种译出
（3）按照译出的核心句生成译语中的表层句子
卡特福德 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范畴以及阶段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地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
语言的基本层次： 语法与词汇形式 媒介形式 媒介实体和语境此外还包括上下文意义 四个范畴： 单位 结构 类别和系统
三个阶：级阶 说明阶 精密阶
意义：由任何语言形式或任何可能具有的形式形成的从网络
翻译对象：语际之间单项的转换关系，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关系，属于比较语言学范畴 两种语言是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关系，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 翻译的定义：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 根据范围，层次和等级，翻译可分为如下几类：
1，根据翻译的范围，翻译可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
2，根据翻译的层次，即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翻译可分为整体翻译和有限翻译 3，根据语言的“等级”即词素，词，短语或意群，分句或句子，翻译可分为逐词翻译，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关系即 形式关系和语境关系
翻译等值的两个限度： 1，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2，无论是媒介层次之间还是羽凡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译性：1，语言不可译 2，文化不可译
卡特福德声称要“建立一种翻译理论”，强调并深入研究成分分析和翻译对等，并将概率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力图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
三，哈特姆和梅森的翻译观
哈特姆和梅森认为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并集中讨论了与翻译至关重要的语境的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衔接方式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语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交际层面 2，语用层面3，符号层面
语篇：连贯是语篇层次上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点。
语篇结构中单元构成序列，序列再构成语篇
语境和作者意图影响语篇结构。
哈特姆和梅森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了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者。
四，威尔斯与德国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
第一：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翻译研究包括：，普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第二：威尔斯坚持翻译的可译性
第三：翻译是一种语际信息传递过程
第四：翻译方法的分类 1，习惯化翻译程序 2，可以使之半内部化的部分习惯化翻译程序3，非习惯化翻译程序。
第五：文本类型与翻译等值 话语三种功能：描述性，称呼性，表情性
威尔斯的翻译科学强调语言本质的普遍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德语国家为主而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即翻译目的论逐渐受到译届的关注。代表人物：赖斯，费米尔，斯内尔-霍恩比和诺德。
目的论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具有特定的交际目标，这就是文本的目的。
诺德：目标，目的，功能和意图
费米尔：篇内连贯与篇际连贯 译者必须确定不同层次对等之间恰当的等级关系
文化特性必然影响翻译策略和取舍与选择。
文本分为，信息性，表情性，和实施性。
目的论收到的批评，认为就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始终是译文评判的标准，目的论牺牲了意义的丰富性，有简单化之嫌，因而也很难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框架和思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局部上升到全面，个性上升到共性，对比假设上升到理论。探索翻译的规范，翻译普遍性。
第三节，多元系统
以色列学者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文学在主题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及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
既然文学是一个系统，反过来文学史也可被视为系统，相应的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也都可以视作系统。
佐哈尔：多元系统
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把符号现象视为系统，就有可能对各种符号集成体的运作方式提出假说，从而迈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找出支配着各种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而不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登记和分类。
对于多元系统，佐哈尔定义如下：
可以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
的整体而运作。
佐哈尔列举了3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第一，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产品或模式的对立 第二，中心与边缘位置的对立
第三，主要与次要活动的对立，
佐哈尔进而沿两条线索研究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
在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而且引进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正好印证了佐哈尔的理论。反之，翻译的作用则趋于保守，翻译方式也多采用现行的、毫无创新的归化手法，忠实性与充分性逐渐分离。
图里与翻译规范
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都面临着众多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个既定的抉择又会影响其后的取舍
图里借鉴了列维和波波维奇的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规范。他认为，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
，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称规则是（更）客观的规范，而特异倾向是（更）主观的规范。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3类规范的制约：首先，伊始规范(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其次，起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再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一，母体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例如，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决定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的划分。二，篇章语言学规范影响文本的微观层次，如句子结构、遣词造句，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等。
赫斯曼将翻译研究的逻辑关系表述如下：一，从理论上思考可能涉及的因素；二，将理论上可能涉及的因素与实际翻译明显涉及的因素进行比较；三，推断出特定条件下翻译将可能涉及的因素。“第一和第二步分别属于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研究的范围；而第三步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理论形式”。
切斯特曼 在图里之后，切斯特曼又提出了略有区别的翻译规范：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生产规范制约翻译活动的实践操作，亦称专业规范；就译者而言，生产规范从属于并受制于期待规范。专业规范又可再细分为“责任规范”，这就是道德规范，即满足译文“完整”、“精确”的专业标准；“交际规范”，这是交际标准，即发挥协调翻译所涉及各方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及“关系规范”，这是语言标准，即译者根据具体实际决定原文与译文之间“恰当”的相互关系，“等值”或“相似”只是种种关系之一。切斯特曼在图里的规范理论上又有所扩展，前两种规范涉及到人类所有的交际活动，而第三种规范则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
操控与重写
赫曼斯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前言《翻译研究与新的范式》概括了操控学派在翻译文学问题上的一致认识：
文学是复杂动态的系统；理论模式与实际的个案研究应持续地相互作用，文学翻译研究应该是描写性的，侧重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并对制约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示兴趣。
乔斯·兰伯特和亨德里克·范·戈普为个案研究，即原文文学系统与译文文学系统的比较，制定出方法论上的蓝图，认为必须对各个系统的作者、文本和读者进行描述。其研究方法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初始数据：即有关标题页、元文本(metatext)和总体策略（全文翻译或部分翻译）的信息，其结果应引导出有关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假设。第二，宏观层次：文本的切分、标题和章节的表述、内容叙事结构以及明显的作者评论，这应该引导出有关微观层次的假设。第三，微观层次：发现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迁移(shift)，包括词汇层面、语法模式、叙述、视角和程式，其结果应该与宏观层次互相作用，并在更广阔的系统语境下进行思考。第四，系统语境：将微观、宏观、文本和理论相互比较，发现规范，并描述与其他文本（包括翻译）的关系，探索系统与其他文类和准则的关系。兰伯特和戈普称，这一研究方案并不可能概括与翻译有关的所有联系，但是，这种“系统方案”能“避免肤浅和直觉评论，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信念”。 与多元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发展是列费维尔提出的重写(概念。列费维尔将研究集中于“系统制约文学文本接受、认可和拒斥的非常具体的因素”，即诸如“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控的问题”，认为重写包括翻译、历史撰写、选集的编撰、批评和修改编辑。而重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翻译能“投射出作家和／或（一系列）作品在另一个文化中的形象，使作家和作品超越本文化的边界”，因此，“重写就是操控”。
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控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
列费维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生产与消费）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第一，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即批评家和评论家（影响作品的接受）、教师（决定用什么作教材）以及翻译家（决定翻译文本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即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3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三，主流诗学。主流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即文学类型、象征、母题、原型场景及人物。二是文学的功能观，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列费维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会占上风。
结语
翻译的性质和范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有待于修正和精化，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