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玲
引言
在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以前，是不存在“合同诈骗罪”这一独立罪名的，合同诈骗行为被作为普通诈骗行为规定在诈骗罪中，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后，合同诈骗以及许多金融诈骗从普通诈骗罪中被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罪名。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1、在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明知没有有效担保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主体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的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的。
2、隐瞒真相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或者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作担保的。
3、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定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逃匿的。
4、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将上述款物挥霍浪费，致使无法返还的。
5、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6、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
7、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8、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且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行为人实施了以上诈骗行为的，只能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了诈骗，要判定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要看诈骗数额是否达到了追诉标准中的“数额较大”。
综上可知，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我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纳入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一节中 ，充分表明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性质的经济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但个人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专门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成立以后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均不包括在内。机关和团体则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同时单位犯合同诈骗罪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2]可见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三)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3]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具体来说，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取他人的财物，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不限于自己占有，还包括第三人占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而是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非法占有”的本质在于占有的非法性，即占有财产的手段是非法的诈骗，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即行为人为什么要签订合同骗取他人财产，属于犯罪的动机问题，其行为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而，“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为人为本人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包括为单位或第三人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以产生于是行为人签订合同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合同履行的过程中。
(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表现为，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是在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故意制造
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的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4]
同诈骗罪在危害结果方面的表现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即达到了法定的追诉标准 。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虽然它和合同诈骗罪都与经济合同有关，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诈骗罪是刑事违法行为，它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的手段诱骗对方当事人与自己签订、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则是指行为人在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有基本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和第54 条规定，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则因欺诈行为而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则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二者在民事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则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反之应以一般的合同欺诈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劳务、赠与等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5]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属于故意犯罪，且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都存在着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过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更为复杂多样，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则相对单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6]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7]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第一，它们的客观表现形式不同，票据诈骗罪发生在票据交易活动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法定表现形式：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3、冒用他人的汇票、支票、本票;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票据骗取钱财;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钱财;6、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银行存单等结算凭证。 合同诈骗罪则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当中。
第二、犯罪的客体不同，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票据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
两罪属于法规竟合犯，当一行为同时触犯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但如果行为人以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提供担保的，由于其行为并未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且刑法分则中又有明文规定，因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保险诈骗在客观方面也利用了合同关系，但却仅限于保险合同，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则要广泛的多。在犯罪客体方面保险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的保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四、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十分关键，在一般的合同诈骗中通常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及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受是指骗者因受骗而实际交付给诈骗行为人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是指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所预计会达到的诈骗的数额，一般为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 ，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有三种认定方法，一是以其数次诈骗合同标的的累加数额作为诈骗数额，二是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的损失(即受骗的损失额)作为诈骗数额，三是以行骗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为自己实际获得的非法所得(即实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连环诈骗应按实际未归 还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犯本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8]
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3页。
[2]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第668页。
[3]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86页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52页。
[4] 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出版，第684页
[5]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6]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7]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8]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 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所以,此类犯罪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疑难 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特征,本罪中合同的含义,本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在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认定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合同 民事欺诈 想象竟合犯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因此，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需要制定和完善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增加新的条款、罪名，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犯罪规定为新罪名，这顺应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大趋势，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利于恰当量刑，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在新刑法修订以后，虽然合同诈骗罪增设为新罪名，但是，由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我将综合我国合同法、民法及刑法的基本理论作探讨，以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构成特征：
1、主体特征，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
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2、客体特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
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3、主观特征，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
4、客观特征，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由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的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其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而，这一关于“合同”定义的规定，应当作为合同诈骗罪之中“合同”含义的重要参考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见多用的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不直接发生债权但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和分配盈余等方面关系的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上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正确界定“合同”之义，还需要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合同诈骗罪被纳入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市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应当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这些合同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现为这些形式。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
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四、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
我认为，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
1、行为人是否无主体资格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在实践中，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头、租赁人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以上情况都可以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一种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我认为，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A、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B、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C、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
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为根据去下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3、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A、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价格优惠，能及时供应；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B、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员、促销员等身份，甚至打着名人、“高干家属”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等证件和印章使对方上当。C、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4、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5、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五、合同诈骗罪与其它犯罪形态的认定
1、合同诈骗罪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
诈骗犯罪，除了在侵犯财产罪中规定普通诈骗罪外，还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若干特殊诈骗犯罪。具体而言，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罪和合同诈骗罪。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普通诈骗罪一样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主要破坏了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等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符合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这些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时，不应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而应根据其诈骗方法和对象依照特殊诈骗犯罪定罪处罚。
想象的竞合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想象的竞合犯，不适用数罪并罚应依其中规定法定刑最重的犯罪论处。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犯罪时，如何定罪处罚呢？我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根据刑法的规定，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与其他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均以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为各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如果撇开各种犯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不论，其中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两个档次中，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都要轻；在“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除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规定有死刑外，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的主刑相同。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通常都应以相应的其他特殊诈骗定罪处罚，而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释对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统一规定，而假如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又低于其他各种或其中几种特殊诈骗罪，则对想象竞合犯形态究竟以何罪定罪处罚，应在对合同诈骗罪、与之竞合的其他特殊诈骗中与行为人诈骗犯罪数额和其他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进行比较后，才可决定。假如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对就轻，对想象竞合犯自应认定构成其他特殊诈骗罪。
2、连续诈骗情形下的数罪认定。
同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等其他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现象不同，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
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这里的“连续诈骗行为”，既可以是针对同一被害人或被害单位，也可以是先后针对多个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行为人对其中各个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诈骗，既可以是使用单一的诈骗方法、也可以是混合使用多种诈骗方法。对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我认为，当行为人的数个诈骗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最为可取的做法应是实行数罪并罚。“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不失为连续犯。连续犯罪通常是指行为人基于连续犯罪的故意，实施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但是，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那么，对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的连续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是否违背连续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而不合理呢？我认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刑法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本身相对单纯，同种罪名细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连续犯也只存在数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决定的。而如今，由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刑法采用罪名体系、“罪群”性的罪刑规范设置方法也已相当普遍。
综上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的新的经济犯罪，它除具有普通诈骗犯罪的共性特征外，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研究。本文虽然较系统地探讨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的区别、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的认定等问题，但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只希望通过本文促进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此类犯罪
参考文献资料：
1肖扬：《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8页
3苏惠渔：《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0页
张守玲
引言
在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以前，是不存在“合同诈骗罪”这一独立罪名的，合同诈骗行为被作为普通诈骗行为规定在诈骗罪中，一九九七年刑法修改后，合同诈骗以及许多金融诈骗从普通诈骗罪中被分离出来，发展为独立的罪名。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及其性质
(一)合同诈骗罪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1]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为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
1、在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能力、或明知没有有效担保的情况下，采取虚构主体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的方式与对方签订合同的。
2、隐瞒真相使用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或者明知不符合担保条件的抵押物作担保的。
3、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货物、预付款或者保证金定金等担保合同履行的财产后逃匿的。
4、通过签订合同获取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定金或者保证金后，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将上述款物挥霍浪费，致使无法返还的。
5、在没有实际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6、合同签订后，无正当理由中止履行合同，不退还所收定金、保证金、预付款等的。
7、合同签订后，以支付部分货款、开始履行合同为诱饵，骗取全部货物后，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者双方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不支付其余货款的。
8、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了诈骗行为，且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此行为人实施了以上诈骗行为的，只能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了诈骗，要判定其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还要看诈骗数额是否达到了追诉标准中的“数额较大”。
综上可知，合同诈骗罪是一项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且达到“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
(二)合同诈骗罪的性质
合同诈骗罪是一项违反国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干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工作，损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发展的违法犯罪活动，其所侵犯的客体是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所有权、国家对市场经济的正常管理及正常运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从犯罪对象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罪所直接作用的是，合同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同时还严重影响公平竞争、协调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及国家对经济合同的正常管理制度，我国刑法将合同诈骗罪，纳入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一节中 ，充分表明合同诈骗罪是一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性质的经济犯罪。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一)合同诈骗的主体为一般主体
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经济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其犯罪主体要求行为人必须是经济合同的当事人，却不以特殊的身份作为构成要件，为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主体和单位主体。 对于自然人而言，凡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
对于单位而言，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3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单位主体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和团体，其中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依法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及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等。但个人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而专门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成立以后以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主要活动的均不包括在内。机关和团体则包括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同时单位犯合同诈骗罪还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单位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对该单位在对外交往中的诈骗行为是明知的默许或指使;二是非法所得归单位所有或基本归单位所有。
(二)合同诈骗罪的客体为复杂客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基本保证。合同诈骗直接使对方当事人财产减少，侵害其财产所有权，同时，极大地妨害了正常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和完善。合同诈骗是行为人以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欺诈的方法，隐瞒事实真像，骗取对方财物，直接破坏了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制度，严重打乱了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它侵犯的对象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2]可见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
(三)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由直接故意构成，且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刑法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几种客观行为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素密不可分。[3]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具体来说，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在骗取他人的财物，但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并不限于自己占有，还包括第三人占有。对于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没有诈骗的故意，而是因为客观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则不能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二是，“非法占有”的本质在于占有的非法性，即占有财产的手段是非法的诈骗，关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即行为人为什么要签订合同骗取他人财产，属于犯罪的动机问题，其行为的“目的”仍然是希望或追求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而，“非法占有”的目的，既包括行为人为本人意图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也包括为单位或第三人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产生的时间既可以产生于是行为人签订合同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合同履行的过程中。
(四)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构成上表现为，行为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
合同诈骗罪在危害行为方面的表现为，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主要规定了以下五种法定表现形式，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诈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当事人财物。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诈骗行为，关键要看行为人是否是在明知自己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提供有效担保的情况下，故意制造
假象，使与之签订合同的人产生错觉，“自愿”的与行骗人签订合同，从而达到骗取财物的目的。[4]
同诈骗罪在危害结果方面的表现为，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即达到了法定的追诉标准 。
三、合同诈骗罪的认定
(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
一般经济合同纠纷，是指经济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出于某种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而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受到损失，因而引起的双方当事人对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出现的民事纠纷。虽然它和合同诈骗罪都与经济合同有关，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合同诈骗罪是刑事违法行为，它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根本没有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欺骗的手段诱骗对方当事人与自己签订、履行合同，从而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一般经济合同纠纷则是指行为人在有履行合同的诚意或有基本履行合同诚意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或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出现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而引发的民事纠纷。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如果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属于一般的经济合同纠纷，而不宜以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行为的界限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合同欺诈行为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虚假的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行为。
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2条和第54 条规定，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则因欺诈行为而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如果欺诈行为损害的是集体利益或第三人的利益则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或可变更的合同，合同诈骗罪的犯罪行为从本质上说也属于合同欺诈行为，二者在民事法律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后果，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如果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且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较大数额”的财物，则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反之应以一般的合同欺诈处理。
值得指出的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而不包括劳务、赠与等合同。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界限
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陷于认识错误，从而骗取其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5]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都属于故意犯罪，且都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都存在着以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在错误认识的情况下，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不过诈骗罪的行为方式更为复杂多样，合同诈骗罪的行为方式则相对单一，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利用了经济合同的这一特定手段进行诈骗;是否扰乱和侵害了市场经济秩序这一法律客体。从逻辑的角度讲，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从法学的角度讲，二者属于法条竟合，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既符合合同诈骗罪又符合诈骗罪的诈骗行为，应按照合同诈骗罪处理。
2、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票据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6] 保险诈骗罪，是指违反保险法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7]
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及保险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特殊形式，它们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主观上都由故意构成，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目的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1)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的区别
第一，它们的客观表现形式不同，票据诈骗罪发生在票据交易活动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法定表现形式：1、明知是伪造、变造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2、明知是作废的汇票、支票、本票而使用;3、冒用他人的汇票、支票、本票;4、签发空头支票或者与其预留印鉴不符的票据骗取钱财;5、汇票、本票的出票人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本票或者在出票时作虚假记载骗取钱财;6、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银行存单等结算凭证。 合同诈骗罪则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当中。
第二、犯罪的客体不同，票据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票据的正常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秩序。合同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同类客体是国家对市场的管理秩序。
两罪属于法规竟合犯，当一行为同时触犯票据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时，应以票据诈骗罪论处，但如果行为人以伪造、变造或作废的票据提供担保的，由于其行为并未损害正常的票据关系，且刑法分则中又有明文规定，因而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2)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的界限
保险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为：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虽然保险诈骗在客观方面也利用了合同关系，但却仅限于保险合同，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范围则要广泛的多。在犯罪客体方面保险诈骗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则是国家的保险管理制度和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四、合同诈骗罪的处罚
根据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行为只有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因此如何认定诈骗数额十分关键，在一般的合同诈骗中通常涉及三种“数额”，即受骗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及行骗数额。受骗损失数额是指合同诈骗行为人的诈骗行为所造成的实际损失数额，实骗数额受是指骗者因受骗而实际交付给诈骗行为人的财产数额，行骗数额是指诈骗行为人主观上所预计会达到的诈骗的数额，一般为合同标的额。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合同诈骗罪中所说的“数额较大”应以行为人实际骗到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合同标的额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一个参考。在连环诈骗中 ，合同诈骗行为人为了弥补前一次诈骗所造成的亏空，而再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以填补前一次所造成的亏空。关于此种诈骗的“数额”有三种认定方法，一是以其数次诈骗合同标的的累加数额作为诈骗数额，二是以受骗单位或个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实际遭受的损失(即受骗的损失额)作为诈骗数额，三是以行骗行为人通过诈骗行为，为自己实际获得的非法所得(即实骗数额)作为诈骗数额。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连环诈骗应按实际未归 还的数额(即实骗数额)认定，多次行骗数额，及多次诈骗可以在量刑时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一条的规定：“犯本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8]
依据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犯合同诈骗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合同所带来的影响，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要准确的把握合同诈骗犯罪和一般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区分罪与非罪，以及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类似的犯罪，综合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及危害后果，才能做到正确适用法律打击合同诈骗犯罪，进而达到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之最终目的。
注释和参考文献
[1] 赵秉志《刑法学》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333页。
[2] 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出版，第668页。
[3]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686页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第552页。
[4] 刘家琛《新刑法案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出版，第684页
[5]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2页。
[6]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2页。
[7] 赵秉志主编：《刑法原理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9页。
[8]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8页。 [摘要]
合同诈骗罪是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与普通诈骗犯罪相比,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鉴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不仅如此, 合同诈骗罪既保留了普通诈骗罪的共性特征,又表现出自身的个性,它是一种以合同为掩护,手段隐蔽、情况复杂的诈骗犯罪,所以,此类犯罪的认定目前司法实践中是较为疑难 的问题。本文就合同诈骗罪的概念,犯罪构成的特征,本罪中合同的含义,本罪与民事欺诈及合同纠纷的区别,在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认定等问题进
行了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由此希望通过本文能够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关键词 合同诈骗罪 合同 民事欺诈 想象竟合犯
合同诈骗罪是1997年新刑法修订后增加的新罪名。在新刑法实施以前，对于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是按照普通诈骗罪处罚的。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活跃，国内和国际贸易的渐趋频繁，经济领域中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且诈骗数额巨大。鉴于此类犯罪极大地侵犯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危害比较严重，又具有不同于普通诈骗犯罪的特点，因此，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需要制定和完善作为国家基本法律的刑法，增加新的条款、罪名，有必要将合同诈骗犯罪规定为新罪名，这顺应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刑法罪名规范化、统一化的大趋势，有利于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严格区分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 、此罪与彼罪的界限，有利于恰当量刑，准确打击犯罪，切实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维护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在新刑法修订以后，虽然合同诈骗罪增设为新罪名，但是，由于新刑法对该罪的规定过于笼统和原则化，加上相关司法解释的滞后，对于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争议。我将综合我国合同法、民法及刑法的基本理论作探讨，以有利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和惩处此类犯罪。
一、合同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本罪具有如下构成特征：
1、主体特征，本罪的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司法实践中应注意区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是自然人还是单位。例如下列几种情形就是名为单位实为个
人实施的合同诈骗罪：（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应认定为个人犯罪。（2）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租赁给个人经营的企业。承租人利用企业名义诈骗的，应认定为个人诈骗。（3）国营或者集体企业为个人提供营业执照，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的企业，企业人员以企业名义进行合同诈骗，应以个人诈骗论。（4）没有资金、场地、从业人员等有名无实的皮包公司，对它们利用合同诈骗的，应以个人诈骗论。（5）由被挂靠企业提供营业执照，而由挂靠人员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挂靠企业，挂靠人员实施合同诈骗罪应认定为个人诈骗。对那些以单位名义实施的而实际犯罪谋取的利益归属直接责任人员的合同诈骗犯罪一律应以个人犯罪论处。
2、客体特征，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诚实信用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我国合同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防范合同欺诈，维护公平、自由、安全、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合同诈骗罪中合同成为侵犯他方当事人财物的不法手段，严重扰乱了社会主义市场交易秩序和竞争秩序。故刑法单设此罪以保护我国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对于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而言，签订合同的着眼点不在合同本身的
履行，而在对合同标的物或定金的不法占有”。合同仅仅是诈骗采用的手段形式。
3、主观特征，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希望通过实施行为实现某种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犯罪目的仅存于直接故意中”。因此合同诈骗罪这种目的型犯罪只能存在直接故意的形式。
4、客观特征，从本质上讲，合同诈骗罪属诈骗犯罪的范畴，在客观构成上完全适用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即：由实施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获得财产→被害人的财产损失。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或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这里的虚构事实指行为人捏造不存在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任，其表现形式主要为：假冒订立合同必需的身份；盗窃、骗取、伪造、变造签订合同所必需的法律文件、文书、制造“合法身份”、“履行能力”的假相；虚构不存在的基本事实；虚构不存在的合同标的，等等。隐瞒事实真相是指行为人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其表现形式主要是：隐瞒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履行合同的事实，隐瞒自己不履行合同的犯罪意图；隐瞒合同中自己有义务告知对方的其他事实。
二、合同诈骗中“合同”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既然是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那么界定“合同”的内涵与外延，对于合同诈骗的司法认定必然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其第2条规定了“合同”的定义，即“本法所称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由于《合同法》的宗旨即在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因而，这一关于“合同”定义的规定，应当作为合同诈骗罪之中“合同”含义的重要参考标准。根据这一规定，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包括所有书面形式的经济合同、民事合同。其中民事合同，既包括常见多用的债权合同，也包括抵押合同、质押合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等物权合同，不直接发生债权但确定共同投资、经营和分配盈余等方面关系的合伙合同、联营合同、承包合同。但是，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以及行政法上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和国际法上国家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
正确界定“合同”之义，还需要从这样几个因素入手：（1）合同诈骗罪被纳入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市经济秩序罪之第九节“扰乱市经济秩序罪”，因此，该罪中所谓的“合同”，必须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凡与这种社会关系无关的各种“合同”、“协议”不在该罪“合同”之列。（2）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考虑惩治犯罪的最大需要。虽然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在渊源上为经济合同，但立法渊源不应影响刑法的目的解释。换言之，只要除利用经济合同外，还可能有利用其他“合同”进行诈骗且足以扰乱市场秩序，而在刑法上将之解释为合同诈骗罪又有“可预测性”的，这些可利用的合同原则上都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3）考虑定罪证据的客观可见性。由罪刑法定原则决定，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的存在的证据，是最起码的要求。合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不同形式的合同，在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差异。因此，从证据的客观可见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但是应当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践中出现了摄影、录像等合同形式，这些合同属于新的书面合同形式。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可以表现为这些形式。
三、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行为的区别
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
1、主观目的不同。这两种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
2、客观方面不同。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在行为方式上，合同诈骗罪都是作为；而民事欺诈行为则不仅表现为作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不作为。（2）从欺诈的程度看，合同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已达到了一定程度，需要由刑法来调整；而民事欺诈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也表现为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但其欺诈行为仍在一定的限度内，而仍应由民事法律来调整。（3）从欺诈内容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和实际行动；而民事欺诈行为中仍有民事内容的存在。（4）从欺骗的手段看，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意图利用经济合同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总是千方百计的冒充合法身份，如利用
虚假的姓名、身份、空白合同书，虚假的介绍信和授权委托书等，以骗取对方的信任使行骗得逞；而民事欺诈行为人一般无须假冒合法身份。此外，受侵犯权利的属性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是财物所有权，作为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并未充当经济合同设定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始终是物权的体现者；而民事欺诈行为侵犯的则是债权，即作为侵犯对象的公私财物，是已经进入经济合同设定的生产、流通领域的权利义务的体现者。
四、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区别
合同纠纷，是指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由于诈骗分子近年来常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因而往往使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不易区分。
我认为，区分两者界限的关键是行为人的主观目的，行为人是以骗取财物为目的，还是通过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而要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必须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手段以及履行合同的行为，违约后的表现等几方面进行判断。
1、行为人是否无主体资格而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
在实践中，行为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冒用出借单位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或者在企业承包、租赁经营合同期满后，原企业承包头、租赁人用擅自保留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原承包、租赁企业的名义签订经济合同；或者被单位解聘以及被解除委托的行为人擅自利用保留的原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以上情况都可以是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一种体现。
2、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呢。我认为，下列情况应视为行为人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A、行为人在签订经济合同时即已具备履行合同所需要的资金、物资或技术力量。B、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不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限内能够合法地筹集到履行合同所需的资金和物品。C、即使行为人不能按照合同规定实际履行义务时，自己或他人能够提供足够担保。
行为人明知自己没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而且也根本不去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非法将他人
财物占为己有的，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但是仅仅以此为根据去下判断，也会有失偏颇。因为履行合同能力的有无和大小是受主客观各种因素制约的，并且处于一种可变状态。因此正确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还必须考察其他因素。
3、行为人是否采取了欺骗手段。
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其手段一般是：A、无中生有，编造虚伪的事实。如根本没有对方所需的货物、货源，却谎称有货，价格优惠，能及时供应；根本没有经营资格或条件，却设置集资合营的圈套，制造能提供技术和设备的假象。B、有意隐瞒真相，以假充真。如假冒厂长、经理、采购员、促销员等身份，甚至打着名人、“高干家属”等招牌欺骗对方，伪造工作证、介绍信、银行凭证等证件和印章使对方上当。C、规避法律，利用对方的疏忽或不熟悉合同法，伙同对方代理人、代表人在合同条款中大做手脚，通过这些手法，以合同的合法形式掩盖骗取对方财物的实质。
4、行为人是否有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一般来说，凡是有履行合同诚意的，在合同签订以后，总会积极创造条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会承担违约责任。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人，在合同签订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为，也只是象征性的。履行行为的有无最能客观地反映行为人履行合同规定的民事义务的诚意，也是认定行为人是否存在“骗取钱财”目的的重要客观依据。实际存在的履行行为，必须是真实的履行合同义务的行动，而不是虚假的行为。签订合同后得到的财物一到手，即逃之夭夭，或大肆挥霍，或作与合同毫不相干的其他用途，根本无力偿还。对于这种情况，不论其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条件，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5、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在行为人已经履行了合同义务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合法取得了依法转移的财物所有权，当事人对其处分固然无实际意义。但若当事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则当事人对其占有他人财物的处置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主观心理态度。不同的心理态度，对合同标的的处置也必然不同。合同诈骗犯由于具备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因此，行为人一旦非法取得了他人财物的控制权，则通常将其全部或大部分任意挥霍，或从事非法活动，偿还他人债务，有的则携款潜逃，根本不打算归还。
五、合同诈骗罪与其它犯罪形态的认定
1、合同诈骗罪与想象竞合犯的认定。
诈骗犯罪，除了在侵犯财产罪中规定普通诈骗罪外，还在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规定了若干特殊诈骗犯罪。具体而言，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罪和合同诈骗罪。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诈骗方法和对象上有其特定性，虽然和普通诈骗罪一样也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但主要破坏了金融秩序、市场秩序等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普通诈骗罪与这些特殊诈骗犯罪，在构成上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当行为人的诈骗行为符合包括合同诈骗罪在内的这些特殊诈骗犯罪的构成时，不应以普通诈骗罪定罪处罚，而应根据其诈骗方法和对象依照特殊诈骗犯罪定罪处罚。
想象的竞合犯，指一个行为触犯数个罪名，想象的竞合犯，不适用数罪并罚应依其中规定法定刑最重的犯罪论处。当行为人的一个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犯罪时，如何定罪处罚呢？我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按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应当从一重罪从重处罚。根据刑法的规定，刑法对合同诈骗罪与其他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均以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为各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如果撇开各种犯罪中“数额较大”、“数额巨大”
和“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标准不论，其中在“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两个档次中，合同诈骗罪的法定刑比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法定刑都要轻；在“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中，除了集资诈骗罪、票据诈骗罪和信用证诈骗罪规定有死刑外，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的主刑相同。因此，对于合同诈骗罪和其他特殊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犯，通常都应以相应的其他特殊诈骗定罪处罚，而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今后司法解释对各种特殊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统一规定，而假如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又低于其他各种或其中几种特殊诈骗罪，则对想象竞合犯形态究竟以何罪定罪处罚，应在对合同诈骗罪、与之竞合的其他特殊诈骗中与行为人诈骗犯罪数额和其他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进行比较后，才可决定。假如合同诈骗罪数额标准较高，自然其法定刑相对就轻，对想象竞合犯自应认定构成其他特殊诈骗罪。
2、连续诈骗情形下的数罪认定。
同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犯罪等其他诈骗罪的想象竞合现象不同，所谓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是指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数个独立的诈骗行为，其行
为方法分别符合合同诈骗与其他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的情况。这里的“连续诈骗行为”，既可以是针对同一被害人或被害单位，也可以是先后针对多个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行为人对其中各个被害人或被害单位诈骗，既可以是使用单一的诈骗方法、也可以是混合使用多种诈骗方法。对于“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的情形如何定罪处罚？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我认为，当行为人的数个诈骗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的诈骗犯罪时，最为可取的做法应是实行数罪并罚。“连续诈骗行为同时涉及数种诈骗罪名”不失为连续犯。连续犯罪通常是指行为人基于连续犯罪的故意，实施数个相互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但是，如果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各罪亦可视为同种性质，成立连续犯形态。那么，对犯罪方法各异、触犯罪名不同的连续诈骗犯罪实行数罪并罚，是否违背连续犯从一罪处断的原则而不合理呢？我认为，理论上历来主张连续犯是实质的数罪而处断的一罪，只考虑到了连续行为所触犯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况，而没有把数次犯罪行为触犯具体名称虽然不同、但实际性质相同的连续犯纳入研究范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过去刑法所保护的各种社会关系本身相对单纯，同种罪名细化的必要性不大，因而连续犯也只存在数罪名完全相同的情形所决定的。而如今，由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刑法采用罪名体系、“罪群”性的罪刑规范设置方法也已相当普遍。
综上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普通诈骗罪中分离出的新的经济犯罪，它除具有普通诈骗犯罪的共性特征外，同时具有自身的特殊性，需要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认真研究。本文虽然较系统地探讨了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征，与民事欺诈、合同纠纷的区别、想象竟合犯和连续诈骗情形下的认定等问题，但是，由于我的能力有限，只希望通过本文促进和完善合同诈骗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此类犯罪
参考文献资料：
1肖扬：《中国新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6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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