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宪教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２００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题为“忠奸之辩―以岳飞和秦侩为例论忠君与爱国”的文章（下简称“辩”文），开拓了研究岳飞的新角度，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丰富了思路，对活跃学术研究显然是有益的。但文章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主要观点本人不敢苟同，因此写下一些商榷文字，权当活跃学术气氛。 “辩”文的主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辩”文在总结中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把忠君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这是不可取的；把爱国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所爱的是皇帝的帝国。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 这段总结性的表述在文字上站不住脚。如那句结论式的表述中十分关键的“民族”两字不知是指“中华民族”，还是指“汉族”。从文字的逻辑关系来看应该是指“汉族”，否则无法对应句末的“外族”，但说岳飞保卫的仅仅是汉族的利益无疑是说不通的。从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来看，显然是指“中华民族”，因为文章随即笔锋一转，强调岳飞是在打内战而不是反侵略，称不上民族英雄，因此“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但这样一来，文章总结的内容就变成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显然是更说不通的。像这类对民族概念的模糊，“辩”文在关键之处多次出现。如“宋高宗虽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民族危亡之时他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此外“辩”文对国家的概念也十分模糊。既说“宋高宗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又说秦侩与金邦有密约，是里通外国，随后却又特意强调“金邦并不是外国”。应该说，“辩”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读者仔细思索之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表述的逻辑与内涵显然是较为混乱的。如果连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也无法清晰地界定，爱国主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客观地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无法避免。 这段总结在主要观点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辩”文肯定了宋高宗赵构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他代表的当然不再仅仅是宋家帝国，也代表宋朝的全体军民。那么积极抗金的岳飞当然与民族的大义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是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当然是爱国主义的典型，凭什么轻易断言他爱的是皇帝的帝国。如果硬要把岳飞说成爱的是皇帝的帝国，那么“辩”文的总结就应该把岳飞的抗金改成“就是为了维护宋高宗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才合乎逻辑。“辩”文这类的自相矛盾还有多处，如文章一方面认为，如果皇帝抗击外侮，“那么他实际上是代表着国民的利益在实施对社会的管理，此时的皇帝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法人代表，这时候忠君与爱国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却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是不必要地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这段总结也继承了传统的观点，没有仔细研究岳飞究竟忠于什么就认定岳飞是“忠君”的。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辩”文多次强调“爱国的岳飞因为和皇帝不一致而遭到了杀身之祸”。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为臣者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竟然始终不与皇帝保持一致，又何“忠君”之有？此外，岳飞的被杀难道仅仅是与皇帝不保持一致？或者说赵构杀岳飞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岳飞持不同政见？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脱离了历史事实，还在不经意中肯定和强化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岳飞的“忠君”形象和旗帜。 “辩”文用大量的文字把岳飞的“忠君”搞得非常复杂，却并没有说清这一问题。人们难以理解岳飞的“忠君”，又没有想过要去仔细鉴别“忠君”的结论是否正确，结果只能陷入复杂和混乱的境地，甚至还发明了“愚忠”这一更难确定其内涵的词汇来自圆其说或者蒙混过关。其实，要判明这一难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看岳飞与赵构矛盾的实质究竟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还是直接的生死较量，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岳飞追求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为了拥赵还是倒赵。这是判断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身为朝廷高官又重兵在握的岳飞到底是否“忠君”最主要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结论就变得非常简单，如果岳飞是为了“拥赵”，那就是忠君的；反之，就是逆君的。如果一定要把“逆君”说成“忠君”，理论就不得不复杂，不得不混乱。因为在事实上，岳飞忠心耿耿的“忠”并非是“忠君”，而是“忠义”，忠于民族大义。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表明我的观点，有必要对岳飞之死作一仔细的探讨和分析。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秦桧杀岳飞其实是在执行南宋小皇帝赵构的命令，这一答案已经没有异议。问题是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岳飞是南宋小朝廷的保卫者，理应是赵构的爱将，赵构要杀岳飞，粗粗一看，似乎毫无理由，但奥妙就在这里。 赵构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为金兀术掳走了他的父兄徽钦二帝，而钦宗是大宋法定的皇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金兀术把赵构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否则只是康王的赵构决轮不上当皇帝。因此，在钦宗并未死亡又未被废黜的情况下，赵构当上南宋皇帝其实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法统，最多也只能称为摄政王，是代皇帝。对自己皇位的不稳定性，赵构肯定是完全明白的。这样一来，赵构应该有二怕：一怕金兀术杀进皇城推翻他，二怕父兄返京替代他。那是赵构致命的“软肋”。因此要坐稳皇位，赵构就必须争取两全其美：既能打败金兀术又能阻止父兄返京，于是南宋必须求和而不是求胜。如果岳飞能完成这一任务，无疑就是赵构的大恩人。但如果岳飞抗命，既要打败金兀术更要救出老皇帝，那无疑就是赵构的大仇人。如果正统合法的老皇帝回京，赵构不仅要丢掉皇位，还一定会丢掉性命，因为老皇帝在了解赵构的真实意图后岂能容他。因此，无论是为了皇位还是为了性命，赵构都必须除掉岳飞。 岳飞为什么使自己成为赵构的肉中刺眼中钉？这是探讨岳飞究竟是不是“忠君”的关键。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当年岳飞像当今世人共识的那样是真的“忠君”，他显然应该在打败金兀术后立刻选择或拥护与金邦的和谈。这不仅不影响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而且还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那么岳飞在赵构眼中的地位肯定要比秦侩有过之而无不及，起码也能并驾齐驱，何乐而不为。但是，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肯定出乎赵构的意料，岳飞偏偏选择了抗命。换一句话说，岳飞选择了与皇帝的公开对决。 岳飞打出的政治旗号是“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这一招清楚地表明岳飞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直捣黄龙”赵构高兴，但“迎二圣还朝”这还得了，这不是公开向赵构挑战，要赵构下台吗？然而包括赵构在内，谁又能对“迎二圣还朝”提出异议呢，更不用说公开反对了。完全可以想象，当岳飞公开亮出他的政治抱负时，南宋满朝的文武百官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毕竟这直接关系到赵家父子兄弟谁登龙廷谁赴黄泉的天大之事，谁肯多嘴，谁又敢多嘴。这恐怕是岳飞下狱谁也不肯表态更不敢搭救的真正原因，毕竟，岳飞在与皇帝进行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现在没有史料记载当年赵构的真实想法，但遵循常识完全可以断定他非常矛盾。岳飞是护国大将，除掉岳飞不仅要坏赵构自己的名声，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不利于南宋小朝廷的安全。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够收买笼络岳飞，像秦桧那样为赵构效力，这自然是两全其美。当年赵构究竟是如何行动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赵构一定是在幕后威胁利诱恩威并施，并且一直努力到最后的一分钟。因为朱仙镇大捷，岳飞击溃了金兀术的主力，眼看再不公开出手强行阻止，“迎二圣还朝”完全有可能成为事实之时，一说是１２道金牌，一说是７道金牌，反正赵构是慌了手脚，不顾一切地连续下旨强令岳飞停止乘胜追击。这时的赵构已经没有退路，但显然还在作最后说服岳飞的努力，同样，岳飞显然也是在努力抗命，否则赵构也不用发出如此多的金牌。当时赵构肯定已经意识到，随着金兀术的落败，不肯妥协的岳飞已经替代金兀术成为皇位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因此，既然收买不成，迅速除掉岳飞以免后患就成了赵构的当务之急与唯一选择。对赵构来说，不管是金兀术还是岳飞，只要威胁到皇位的安全，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对于当时剑拔弩张危在旦夕的形势，岳飞肯定是心知肚明。完全清楚如果不是立刻改弦更张表献忠心，显然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事实表明，岳飞依然坚决不改初衷，仍然决心“迎二圣还朝”。否则，岳飞就不会走向风波亭。 岳飞为什么决心“迎二圣还朝” 岳飞决心“迎二圣还朝”，是不是他愚蠢到了连直接涉及到生死的利害关系都不懂？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否则岳飞就不成其为岳飞了。那么岳飞为什么要迎死而进，视死如归？由于史料的匮乏，今天要想了解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深入细致地分析解剖岳飞的那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才能触及他内心的真实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诗词通篇激越悲壮，字字千钧，力透纸背。金戈铁马喋血战场，中国古代文官武将临阵抒怀，留下如此多的诗词笔墨，恐怕没有一首能与岳飞的《满江红》相提并论。因为《满江红》不是骚人墨客的风花雪月，而是岳飞的政治宣言，是岳飞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作出的生死抉择，甚至是岳飞向赵构宣战的檄文，或者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惜慷慨赴死而留给后人的政治遗言。笔者认为，岳飞写《满江红》的时间应该是在朱仙镇大捷后却被迫班师回朝以便赵构求和之际。此时的岳飞可以说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岳飞之所以“怒发冲冠”，实在是因为赵构不仅不允许胜利，竟然还企图屈辱地求和。作为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军人，岳飞深感奇耻大辱忍无可忍，因此禁不住“仰天长啸”以宣泄心中的愤闷。“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表明由于赵构们的出卖，岳飞与将士们多年的心血与牺牲都不得不付之东流。对此结果，３８岁的岳飞尽管觉得自己已经青春不再，但仍然绝不心甘。可见，词的上阙是岳飞对赵构求和政策的评价。 词的下阙是岳飞心中的政治抱负。“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的最终目标，很可能包含两层意思，既打败金邦收复失地，又赶走赵构重振朝纲，还百姓一个全新的朝廷。 很明显，《满江红》整首词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坚决反对赵构屈辱的和谈政策，二是“迎二圣还朝”的决心绝不动摇。 面对祖国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与赵构们的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岳飞显然对赵构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同时更坚定地认为唯有救出在异邦它乡受尽苦难的老皇帝，或许还能卧薪尝胆重振朝纲，拒敌御侮救百姓于水火。这其中巨大的风险岳飞自然了如指掌，但除此实在别无良策。正是这种面临为了大义而生死抉择的悲壮，才激发了岳飞情感火山的喷发，才有了“壮怀激烈”的满腔热血。这同时也足以说明岳飞“迎二圣还朝”并不是为了忠于老皇帝，而是对赵构小皇帝的绝望。而且，当时极有可能赵构也看到了《满江红》，才最后下了除掉岳飞的决心。 不少人至今都认为岳飞是“愚忠”。这一观点是不了解岳飞的苦心。他当时进行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合法”斗争，决不能让赵构抓住任何把柄，尤其是“谋反”的把柄，以免在政治上一败涂地。因此决不能进行“兵谏”，更不能引兵抗命。否则岳飞即使混身是嘴也难逃“谋反”罪名，从而使自己的“精忠报国”变为“乱臣贼子”。为了防止部下举兵，既授人以柄又牵累家人，岳飞不惜让自己的儿子与女婿同下大狱共赴黄泉，以防“谋反”罪名坐实的可能。岳飞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造成了后来秦桧虽然费尽心思要给岳飞按上“谋反”的罪名，但朝廷官员和民间百姓却决不接受的局面。按历代封建法律，真正的“谋反”是要诛九族的。但岳飞虽然被“谋反”的罪名毒死，其家人却未受太大的株连。当然，赵构自己也很心虚，因此不想，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以免影响皇位的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岳飞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虽然未能实现“迎二圣还朝”的理想，却使赵构原形毕露人心丧尽。
岳飞是如何成为“忠君”典范的 由于岳飞是以“谋反”的罪名处死的，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除非不怕丢脑袋，是绝不敢把岳飞称为“忠臣”，更不会声称岳飞是“忠君”的，尽管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忠臣”就是“忠君之臣”，与“忠君”根本就是一回事。那么，岳飞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完成从“谋反”到“忠君”这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呢？ １１６１年，南宋又面临金邦的威胁。刚登基的宋孝宗赵慎为了理顺民心，不仅给岳飞平凡昭雪，还追封他为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和武昌郡开国公，并以一品葬礼厚葬岳飞。从此，帝王纷纷给岳飞加官进爵，使岳飞成为“忠君”的旗帜和榜样。 岳飞之死是南宋朝野的一件大事，是南宋政治的一大丑闻，更是赵家皇朝的一块心病，真是既不能隐瞒也无法回避。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难题，从历史事实来看，最后是采用了“坏事变好事”的办法，就像强加“谋反”的罪名一样，把“忠君”的头衔强加给岳飞，把岳飞捧成“忠君”的典范。这样既为岳飞平了反，又安抚了民心，还树立了有利于统治者的榜样，让民众效仿，可谓一举多得权术过人。 岳飞为何死，谁是杀岳飞的主谋，南宋朝野应该是洞若观火。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是骂贪官不骂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共同的需要，也为了杜绝可能的含沙射影，是决不允许骂皇帝的。这种政治现象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不成文法律，也是官场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因此，秦桧自然就首当其冲千夫所指。 应当说，人们在处理岳飞墓前下跪的铜像时确实是花了一番心思。照理，这４个铜像应该是赵构，秦桧及两个帮凶。如此一来，虽然符合事实却犯了大忌，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但如果只用３个铜像，人们又心有不甘。在这种情况下，王氏的出现就合乎情理了。因为４个铜像象征了谋害岳飞的４个主凶，而王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幕后策划者”，因此很可能成了赵构的替身，借以影射和羞辱赵构的所作所为像个女流之辈不上台面。当然，这可能是委曲了王氏，但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女人是“祸水”的陋俗，更何况王氏是秦桧的老婆。 总之，随着岳飞墓前秦桧等人铜像的下跪，岳飞“忠君”的形象就此得到了确立。赵构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以“谋反”罪枉杀了岳飞，赵构的继任者虽然封岳飞为“忠臣”，其实质却是强迫已经冤死了的岳飞继续为巩固赵家的皇位而效力。 如前所述，岳飞确实是“忠”，但他的“忠”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义”，忠于民族大义。他不屈不挠宁可为此献身，也不愿明哲保身苟且偷生。岳飞实际上是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鲜血和生命，为实现自己心中的大义而奋斗，虽死不悔。今天如果还认为他是“忠君”?熏甚至还是什么“愚忠”，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８００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今天反观岳飞，更令人敬佩和感慨。他不仅是个军事家，更是个政治家，不仅全力捍卫国家避免了“亡”，还力图促进国家的“兴”，强烈希望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振兴。可以说，岳飞正是为了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而献身的。岳飞这一特有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品质，是文天祥、史可法等其他民族英雄所没有的。
叶文宪教授在《探索与争鸣》杂志２００４年第六期上发表了题为“忠奸之辩―以岳飞和秦侩为例论忠君与爱国”的文章（下简称“辩”文），开拓了研究岳飞的新角度，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丰富了思路，对活跃学术研究显然是有益的。但文章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的主要观点本人不敢苟同，因此写下一些商榷文字，权当活跃学术气氛。 “辩”文的主要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辩”文在总结中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把忠君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这是不可取的；把爱国的岳飞当作爱国主义的典型，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所爱的是皇帝的帝国。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 这段总结性的表述在文字上站不住脚。如那句结论式的表述中十分关键的“民族”两字不知是指“中华民族”，还是指“汉族”。从文字的逻辑关系来看应该是指“汉族”，否则无法对应句末的“外族”，但说岳飞保卫的仅仅是汉族的利益无疑是说不通的。从文章想要表达的思想来看，显然是指“中华民族”，因为文章随即笔锋一转，强调岳飞是在打内战而不是反侵略，称不上民族英雄，因此“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价值。但这样一来，文章总结的内容就变成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显然是更说不通的。像这类对民族概念的模糊，“辩”文在关键之处多次出现。如“宋高宗虽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在民族危亡之时他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此外“辩”文对国家的概念也十分模糊。既说“宋高宗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又说秦侩与金邦有密约，是里通外国，随后却又特意强调“金邦并不是外国”。应该说，“辩”文想要表达的意思，读者仔细思索之下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其表述的逻辑与内涵显然是较为混乱的。如果连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也无法清晰地界定，爱国主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客观地说，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要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无法避免。 这段总结在主要观点上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辩”文肯定了宋高宗赵构是全国军民抗击外族的一面旗帜，他代表的当然不再仅仅是宋家帝国，也代表宋朝的全体军民。那么积极抗金的岳飞当然与民族的大义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是代表了广大百姓的利益，当然是爱国主义的典型，凭什么轻易断言他爱的是皇帝的帝国。如果硬要把岳飞说成爱的是皇帝的帝国，那么“辩”文的总结就应该把岳飞的抗金改成“就是为了维护宋高宗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这才合乎逻辑。“辩”文这类的自相矛盾还有多处，如文章一方面认为，如果皇帝抗击外侮，“那么他实际上是代表着国民的利益在实施对社会的管理，此时的皇帝可以被看作是国家的法人代表，这时候忠君与爱国就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却认为“岳飞的身上同时具有忠君和爱国的两重性”，都是不可取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不仅是因为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是不必要地强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结果。 这段总结也继承了传统的观点，没有仔细研究岳飞究竟忠于什么就认定岳飞是“忠君”的。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自相矛盾，而且也值得进一步商榷。因为“辩”文多次强调“爱国的岳飞因为和皇帝不一致而遭到了杀身之祸”。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如果为臣者在关键的政治问题上竟然始终不与皇帝保持一致，又何“忠君”之有？此外，岳飞的被杀难道仅仅是与皇帝不保持一致？或者说赵构杀岳飞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岳飞持不同政见？在这一问题上，“辩”文不仅脱离了历史事实，还在不经意中肯定和强化了历代封建统治者强加给岳飞的“忠君”形象和旗帜。 “辩”文用大量的文字把岳飞的“忠君”搞得非常复杂，却并没有说清这一问题。人们难以理解岳飞的“忠君”，又没有想过要去仔细鉴别“忠君”的结论是否正确，结果只能陷入复杂和混乱的境地，甚至还发明了“愚忠”这一更难确定其内涵的词汇来自圆其说或者蒙混过关。其实，要判明这一难题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坚持唯物史观，看岳飞与赵构矛盾的实质究竟是一般的政策分歧还是直接的生死较量，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岳飞追求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为了拥赵还是倒赵。这是判断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身为朝廷高官又重兵在握的岳飞到底是否“忠君”最主要最关键，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于是结论就变得非常简单，如果岳飞是为了“拥赵”，那就是忠君的；反之，就是逆君的。如果一定要把“逆君”说成“忠君”，理论就不得不复杂，不得不混乱。因为在事实上，岳飞忠心耿耿的“忠”并非是“忠君”，而是“忠义”，忠于民族大义。 为了能够更清晰地表明我的观点，有必要对岳飞之死作一仔细的探讨和分析。 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秦桧杀岳飞其实是在执行南宋小皇帝赵构的命令，这一答案已经没有异议。问题是赵构为什么要杀岳飞？ 岳飞是南宋小朝廷的保卫者，理应是赵构的爱将，赵构要杀岳飞，粗粗一看，似乎毫无理由，但奥妙就在这里。 赵构之所以能做皇帝，是因为金兀术掳走了他的父兄徽钦二帝，而钦宗是大宋法定的皇帝。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正是金兀术把赵构扶上了皇帝的宝座，否则只是康王的赵构决轮不上当皇帝。因此，在钦宗并未死亡又未被废黜的情况下，赵构当上南宋皇帝其实并不符合封建社会的法统，最多也只能称为摄政王，是代皇帝。对自己皇位的不稳定性，赵构肯定是完全明白的。这样一来，赵构应该有二怕：一怕金兀术杀进皇城推翻他，二怕父兄返京替代他。那是赵构致命的“软肋”。因此要坐稳皇位，赵构就必须争取两全其美：既能打败金兀术又能阻止父兄返京，于是南宋必须求和而不是求胜。如果岳飞能完成这一任务，无疑就是赵构的大恩人。但如果岳飞抗命，既要打败金兀术更要救出老皇帝，那无疑就是赵构的大仇人。如果正统合法的老皇帝回京，赵构不仅要丢掉皇位，还一定会丢掉性命，因为老皇帝在了解赵构的真实意图后岂能容他。因此，无论是为了皇位还是为了性命，赵构都必须除掉岳飞。 岳飞为什么使自己成为赵构的肉中刺眼中钉？这是探讨岳飞究竟是不是“忠君”的关键。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当年岳飞像当今世人共识的那样是真的“忠君”，他显然应该在打败金兀术后立刻选择或拥护与金邦的和谈。这不仅不影响他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而且还能荣华富贵飞黄腾达。那么岳飞在赵构眼中的地位肯定要比秦侩有过之而无不及，起码也能并驾齐驱，何乐而不为。但是，可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肯定出乎赵构的意料，岳飞偏偏选择了抗命。换一句话说，岳飞选择了与皇帝的公开对决。 岳飞打出的政治旗号是“直捣黄龙，迎二圣还朝”。这一招清楚地表明岳飞具有极其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直捣黄龙”赵构高兴，但“迎二圣还朝”这还得了，这不是公开向赵构挑战，要赵构下台吗？然而包括赵构在内，谁又能对“迎二圣还朝”提出异议呢，更不用说公开反对了。完全可以想象，当岳飞公开亮出他的政治抱负时，南宋满朝的文武百官无不大惊失色，避之唯恐不及。毕竟这直接关系到赵家父子兄弟谁登龙廷谁赴黄泉的天大之事，谁肯多嘴，谁又敢多嘴。这恐怕是岳飞下狱谁也不肯表态更不敢搭救的真正原因，毕竟，岳飞在与皇帝进行实际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 现在没有史料记载当年赵构的真实想法，但遵循常识完全可以断定他非常矛盾。岳飞是护国大将，除掉岳飞不仅要坏赵构自己的名声，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不利于南宋小朝廷的安全。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能够收买笼络岳飞，像秦桧那样为赵构效力，这自然是两全其美。当年赵构究竟是如何行动的，现在已经是不得而知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赵构一定是在幕后威胁利诱恩威并施，并且一直努力到最后的一分钟。因为朱仙镇大捷，岳飞击溃了金兀术的主力，眼看再不公开出手强行阻止，“迎二圣还朝”完全有可能成为事实之时，一说是１２道金牌，一说是７道金牌，反正赵构是慌了手脚，不顾一切地连续下旨强令岳飞停止乘胜追击。这时的赵构已经没有退路，但显然还在作最后说服岳飞的努力，同样，岳飞显然也是在努力抗命，否则赵构也不用发出如此多的金牌。当时赵构肯定已经意识到，随着金兀术的落败，不肯妥协的岳飞已经替代金兀术成为皇位安全稳定的最大威胁。因此，既然收买不成，迅速除掉岳飞以免后患就成了赵构的当务之急与唯一选择。对赵构来说，不管是金兀术还是岳飞，只要威胁到皇位的安全，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 对于当时剑拔弩张危在旦夕的形势，岳飞肯定是心知肚明。完全清楚如果不是立刻改弦更张表献忠心，显然只有死路一条。然而事实表明，岳飞依然坚决不改初衷，仍然决心“迎二圣还朝”。否则，岳飞就不会走向风波亭。 岳飞为什么决心“迎二圣还朝” 岳飞决心“迎二圣还朝”，是不是他愚蠢到了连直接涉及到生死的利害关系都不懂？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否则岳飞就不成其为岳飞了。那么岳飞为什么要迎死而进，视死如归？由于史料的匮乏，今天要想了解这个问题，恐怕只有深入细致地分析解剖岳飞的那首千古绝唱《满江红》，才能触及他内心的真实思想，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 诗词通篇激越悲壮，字字千钧，力透纸背。金戈铁马喋血战场，中国古代文官武将临阵抒怀，留下如此多的诗词笔墨，恐怕没有一首能与岳飞的《满江红》相提并论。因为《满江红》不是骚人墨客的风花雪月，而是岳飞的政治宣言，是岳飞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作出的生死抉择，甚至是岳飞向赵构宣战的檄文，或者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惜慷慨赴死而留给后人的政治遗言。笔者认为，岳飞写《满江红》的时间应该是在朱仙镇大捷后却被迫班师回朝以便赵构求和之际。此时的岳飞可以说具备了写出《满江红》的一切条件，而且也可以非常合理地解释《满江红》所包含的全部内容。 岳飞之所以“怒发冲冠”，实在是因为赵构不仅不允许胜利，竟然还企图屈辱地求和。作为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军人，岳飞深感奇耻大辱忍无可忍，因此禁不住“仰天长啸”以宣泄心中的愤闷。“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是表明由于赵构们的出卖，岳飞与将士们多年的心血与牺牲都不得不付之东流。对此结果，３８岁的岳飞尽管觉得自己已经青春不再，但仍然绝不心甘。可见，词的上阙是岳飞对赵构求和政策的评价。 词的下阙是岳飞心中的政治抱负。“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是岳飞的最终目标，很可能包含两层意思，既打败金邦收复失地，又赶走赵构重振朝纲，还百姓一个全新的朝廷。 很明显，《满江红》整首词的内容主要有两条：一是坚决反对赵构屈辱的和谈政策，二是“迎二圣还朝”的决心绝不动摇。 面对祖国的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与赵构们的醉生梦死苟且偷安，岳飞显然对赵构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同时更坚定地认为唯有救出在异邦它乡受尽苦难的老皇帝，或许还能卧薪尝胆重振朝纲，拒敌御侮救百姓于水火。这其中巨大的风险岳飞自然了如指掌，但除此实在别无良策。正是这种面临为了大义而生死抉择的悲壮，才激发了岳飞情感火山的喷发，才有了“壮怀激烈”的满腔热血。这同时也足以说明岳飞“迎二圣还朝”并不是为了忠于老皇帝，而是对赵构小皇帝的绝望。而且，当时极有可能赵构也看到了《满江红》，才最后下了除掉岳飞的决心。 不少人至今都认为岳飞是“愚忠”。这一观点是不了解岳飞的苦心。他当时进行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合法”斗争，决不能让赵构抓住任何把柄，尤其是“谋反”的把柄，以免在政治上一败涂地。因此决不能进行“兵谏”，更不能引兵抗命。否则岳飞即使混身是嘴也难逃“谋反”罪名，从而使自己的“精忠报国”变为“乱臣贼子”。为了防止部下举兵，既授人以柄又牵累家人，岳飞不惜让自己的儿子与女婿同下大狱共赴黄泉，以防“谋反”罪名坐实的可能。岳飞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因为造成了后来秦桧虽然费尽心思要给岳飞按上“谋反”的罪名，但朝廷官员和民间百姓却决不接受的局面。按历代封建法律，真正的“谋反”是要诛九族的。但岳飞虽然被“谋反”的罪名毒死，其家人却未受太大的株连。当然，赵构自己也很心虚，因此不想，也不敢做得太过分，以免影响皇位的稳定。从这一意义上说，岳飞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虽然未能实现“迎二圣还朝”的理想，却使赵构原形毕露人心丧尽。
岳飞是如何成为“忠君”典范的 由于岳飞是以“谋反”的罪名处死的，因此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除非不怕丢脑袋，是绝不敢把岳飞称为“忠臣”，更不会声称岳飞是“忠君”的，尽管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忠臣”就是“忠君之臣”，与“忠君”根本就是一回事。那么，岳飞的形象究竟是如何完成从“谋反”到“忠君”这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呢？ １１６１年，南宋又面临金邦的威胁。刚登基的宋孝宗赵慎为了理顺民心，不仅给岳飞平凡昭雪，还追封他为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和武昌郡开国公，并以一品葬礼厚葬岳飞。从此，帝王纷纷给岳飞加官进爵，使岳飞成为“忠君”的旗帜和榜样。 岳飞之死是南宋朝野的一件大事，是南宋政治的一大丑闻，更是赵家皇朝的一块心病，真是既不能隐瞒也无法回避。究竟如何处理这一难题，从历史事实来看，最后是采用了“坏事变好事”的办法，就像强加“谋反”的罪名一样，把“忠君”的头衔强加给岳飞，把岳飞捧成“忠君”的典范。这样既为岳飞平了反，又安抚了民心，还树立了有利于统治者的榜样，让民众效仿，可谓一举多得权术过人。 岳飞为何死，谁是杀岳飞的主谋，南宋朝野应该是洞若观火。但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是骂贪官不骂皇帝，或者更确切地说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共同的需要，也为了杜绝可能的含沙射影，是决不允许骂皇帝的。这种政治现象其实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条不成文法律，也是官场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因此，秦桧自然就首当其冲千夫所指。 应当说，人们在处理岳飞墓前下跪的铜像时确实是花了一番心思。照理，这４个铜像应该是赵构，秦桧及两个帮凶。如此一来，虽然符合事实却犯了大忌，谁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冒险。但如果只用３个铜像，人们又心有不甘。在这种情况下，王氏的出现就合乎情理了。因为４个铜像象征了谋害岳飞的４个主凶，而王氏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幕后策划者”，因此很可能成了赵构的替身，借以影射和羞辱赵构的所作所为像个女流之辈不上台面。当然，这可能是委曲了王氏，但却符合中国封建社会女人是“祸水”的陋俗，更何况王氏是秦桧的老婆。 总之，随着岳飞墓前秦桧等人铜像的下跪，岳飞“忠君”的形象就此得到了确立。赵构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以“谋反”罪枉杀了岳飞，赵构的继任者虽然封岳飞为“忠臣”，其实质却是强迫已经冤死了的岳飞继续为巩固赵家的皇位而效力。 如前所述，岳飞确实是“忠”，但他的“忠”并不是“忠君”，而是“忠义”，忠于民族大义。他不屈不挠宁可为此献身，也不愿明哲保身苟且偷生。岳飞实际上是用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鲜血和生命，为实现自己心中的大义而奋斗，虽死不悔。今天如果还认为他是“忠君”?熏甚至还是什么“愚忠”，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８００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今天反观岳飞，更令人敬佩和感慨。他不仅是个军事家，更是个政治家，不仅全力捍卫国家避免了“亡”，还力图促进国家的“兴”，强烈希望国家和民族的统一与振兴。可以说，岳飞正是为了能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而献身的。岳飞这一特有的思想境界和政治品质，是文天祥、史可法等其他民族英雄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