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特别好历史，宋朝开始的说书艺术，常常把历史资料当作题材，让大家从说书人的口中学习历史知识，当然这些作者或许都有些杜撰，但因为是前朝或者很早以前的历史，即使胡编乱造也无所谓了。中国人经常推崇自己的历史，悠久是悠久，可总是说的前代的历史悠久;璀璨是璀璨，可说的是前人的成绩璀璨，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却没有了谈论历史的激情。 中国人总是对前人的历史，历历在目，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当初秦始皇和吕不韦之间的关系；杨贵妃死没死的传说；郑和去没去过美洲的故事，还有明朝的“红丸案”以及离今不远的光绪皇帝的死因，都成了中国人探讨研究的话题。这些事情，为什么当初没有人讨论？因为当初的人都在属于他们的朝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所谓秘密事件，不允许他们去研究，而到了后来的人，没有了那些个忌讳，自然就有许多的中国人研究出许多的结论出来，而且是毫不顾忌，也非常的大胆。中国的历史说不完，中国的历史写不完，但中国的历史没有积累直书的经验，把当初太史的职责“直书不讳”给忘了，所以后世出现了许多的疑案，至今没有解决。中国人总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朝代之后才能放胆地去研究，却不能在今天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研究出一点成绩来。 “如日中天”――打一个人名 “如日中天”――打一个人名。 一年前，恐怕没有人能说出正确答案。因为打这样的人名谜，猜谜的水平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一年后的今天，这个谜就好猜了，答案是――易中天。 这是一个“粉丝”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娱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偶像辈出，李宇春凭“帅”有了自己的“玉米”，郭德纲借“侃”有了自己的“钢丝”，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教授易中天靠品读三国，也有了大批拥趸，自称“乙醚”。 三联生活周刊称易中天为“学术超男”。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挟经典以抓眼球”。周末中午的黄金时段，全国数亿观众围在电视机前，听他一个人说三国故事，很像当年全国听众中午吃饭时围在收音机前，听刘兰芳一个人说评书《杨家将》，红起来有甚奇怪？这是中央电视台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所决定，就像白岩松所说的那样，以央视的影响力，把一条狗拉来主持节目一样能成为名狗。“无底价竞标”，也是由中央电视台一手操办的。难怪易中天能这么红了。 有报道说，《品三国》让“三国”题材的作品成为出版界争抢的一块蛋糕，甚至形成了出版此类题材作品的井喷现象。非但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由此再次热销，有关三国题材的作品也纷纷出版，比如《正说三国》、《解读三国》等等诸如此类的作品，非但如此，甚至连环画也接踵而来。满大街的“曹操”、“诸葛亮”等三国人物传记、漫画册子，这个盛况估计比前年所谓的“红楼年”更猛烈了，现在基本可以给去年的出版下一个定义――“三国年”，不晓得今年会不会是“西游年”或者“水浒年”。当然，“三国年”的主角是已经被评定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教授，凭借强大的宣传，易教授的作品现在基本已经垄断了畅销书排行榜，除《品三国》之外，《品人录》、《汉代风云人物》、《帝国的惆怅》等等著作无一例外全部榜上有名，一个人占据畅销书半壁江山，易教授真的是“教授也疯狂”。 历史该怎么读，又该如何去读？平民当然有平民的视角，同样学者也会有学者的视角。历来对于三国的判词莫过于《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平民视角中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不过是循环往复的，而重要的是历史中的人物、英雄，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关注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观、历史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必须要面对的“科学主义”词汇，而是人性善恶、品行高下、奇闻逸事，这样一些已经被现代史学所摒弃，而仍旧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观念。易中天的讲座，不再是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传授经过学院体制认证的“知识”，而是以民间的手法，重新将高不可攀的历史回归民间。易中天的做法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是可取的，但是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说，又是不可取的。在易中天众多的批判者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易教授本人并不是站在央视“百家讲坛”之上进行学术探讨，而仅仅是传播了一些关于西汉、三国、魏晋的简单知识。 当葛红兵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开批评大红大紫的易中天是‘学术超男’、‘麻辣教授’时，易中天抛出了“三不原则”，以回应葛红兵对他的批评，并风趣地自嘲：“什么‘学术超男’、‘麻辣教授’，都不是我喜欢的称谓，我其实就是一棵‘大萝卜’。” 针对葛红兵批评易中天《品三国》“品了微言、失了大义”，是庸俗化“三国”的说法，易中天解释说，“不”，并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指“不理睬、不回应、不在乎”的“三不主义”，“可以说‘不’，是我的人权。” 易中天指出，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对方指出的如果是硬伤，就立即改正；二、如果是学术问题则从长计议；三、如果质疑的是讲述方式，就只能暂不争论。“有些事情，将来讨论比现在讨论好；大家讨论比个别人讨论好；让事实说话比主观臆断好。”易中天认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任何人都有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是学术问题则从长计议；三，如果质疑的是讲述方式，就只能暂不争论。“有些事情，将来来讨论比现在讨论好；大家讨论比个别人讨论好；让事实说话比主观臆断好。”易中天认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任何人都有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权利，“但我也有回应和不回应的权利。”易中天表示，此前媒体加诸在他身上的“麻辣教授”甚至“学术超男”的称号，都令他感到很不恰当：“如果要我自己说，我就是一棵‘大萝卜’，我的历史观就是‘萝卜史学’。” 易中天是这样解释他的“萝卜史观”的：“第一、萝卜是极为常见、又深受百姓喜爱的蔬菜，‘萝卜史学’强调的就是像萝卜一样的草根性。我身为平民学者，就是要满足大众口味，将我对历史的感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观众分享。第二、萝卜有益健康，民间有‘萝卜上市百药藏’的说法，我希望通过我对历史的阐释，能促使观众更好地认识历史，有所受益。第三，萝卜的特点是荤素咸宜，生熟咸宜，既能煲汤，也能烧肉，还能生吃，而我对历史的讲解也是少长咸宜，雅俗共赏。”因此，易中天认准让“萝卜”为自己代言，“我宁愿大家都叫我‘大萝卜老师’。” 不仅如日中天的易中天，这两年走进书店，畅销书架上总会有几本解读历史的书籍，先是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然后是《天朝的崩溃》、《正说清朝十三帝》、《历史的坏脾气》、《帝国的惆怅》等等，而网友“当年明月”在网上写明史的帖子吸引了300万次的点击率，讲述的是“明朝的那些事”，赢得一帮自称“明矾”的粉丝。 21世纪刚刚开始，一股民间写史读史热潮已经势不可挡，其中大胆的观点和新颖叙述方式区别学校历史课本，频频引起共鸣。这一思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早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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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种子，是先前精英思想向大众的普及，民间史家们出现以及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在谱写新的历史。 潜流 既然是寻找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老师”，那就不得不“放宽历史的视界”。 让我们从1976年说起。 1976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4月，一个北京青年带着强烈的革命梦想到农村插队。他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人，不仅思想“极左”，而且是革命行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在学校就已是团支部书记，一到农村就担任了“第三生产队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 在他面前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农村，领导人教导，要去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果然，他的思想深受震动，不过，受教育的方向却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20多年后，他凭借这段插队经历的反思，写下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两本大作，他的名字叫吴思。 吴思革命理想在农村四处碰壁的同时，30岁的教师易中天在相隔万里的新疆，报考了武汉大学文学系研究生。易中天只有高中学历，工资比大学毕业的同事们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考研没什么崇高的目的，就是想提高工资改善待遇。20多年后，易中天评点三国，成为文化名人。 很少有这样“深入人心”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在北京签名售书，公安分局副局长亲自带着100多个警察维持秩序，最后不得不叫停了签售。在成都，戴着墨镜的易中天过红绿灯被认出来了，一群市民跑上去拍照造成交通瘫痪。在厦门，大街上几个搭客的摩托仔对着他指指点点，用河南话大声说：“看，那就是易中天！”吴思在读书人群体中引起的震动则含蓄得多，那是一种“心脏收缩”的感觉。《潜规则》不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在今天的各种出版物上，也被广泛地用以解析正在发生的事件。 21世纪刚刚开始，在中国民间，继文学热、经济学热之后，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引起共鸣。吴思与易中天只是“历史热”的两位代表，两人之外还有更多重新书写、审视历史的人物已经或即将发出声音。他们年长如易中天者，也有年方26的青年；他们有大学教授，报社记者，也有银行职员，公务员，却很少有历史学家；他们身处四方，经历迥异，都不约而同出书立说风靡男女老幼，并拥有自己的“粉丝”。 为什么是“历史热”？为什么是“现在”？实际上，巨大的历史潜流早已酝酿了这次思潮。 夕花朝拾为哪般 “潜规则”这个词是新创造出来的，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这个词好像已经被大家作为一个基本词汇在使用了。创造这个词的人就是吴思。对此，吴思自己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个概念表达了大家心中普遍存在的感觉。谁都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生活中广泛存在这么个东西，好多人在那里憋着想要讲清楚。我碰巧把这个词给说出来了，而且嗓门比较大。 吴思发现了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描述为“潜规则”。“潜规则”一词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使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 吴思还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但他觉得，这两个词就不能靠运气了，要探寻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要善于思考并挖掘事物背后的根源，要呕心沥血才能造出来。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有着惊人的发现和命名能力。 吴思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吴思说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冲击构成的。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他发现用原来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现实的重创。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他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 我们如果说吴思的成就是关注中国历史，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吴思还语出惊人地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说法不够准确。因为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对历史的研究和解读似乎更多了现实性。他说，任何人看历史，写历史，都受到所生活的时代的制约，这个时代决定了我的兴趣、我的眼光，决定了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写的东西。吴思被认为是体制外的学者，他基本上是在由着自己的性子写作。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有助于人们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因为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作家刘震云对吴思作品的评价是：无褒无贬，一切还原于历史。 “第四种写史方式” 网民“当年明月”自己希望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好看。2006年3月10日的黄昏，“当年明月”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26岁，大学毕业，政府公务员，月入5000，这是他的人生，一路畅顺，波澜不惊。用26年的努力，终于过上了父母眼中的好日子，往后的生活也处在可以预期的稳定小康状态中――买房、娶妻、生子、加工资。但厌倦抓住了他。 “二十多年来，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明月身材魁梧，皮肤白皙，他偶尔抿一下桌上的啤酒，舒缓地倾诉着生活的不满，“我讨厌功利化生活，但自己一直功利地活着。读书为了考大学，考大学为了找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娶老婆过好日子。”3月10日那晚，他终于找到一件完全出于兴趣，不为功利，只为自己内心去做的事情。 “5岁，爸爸带我去书店，指着一套定价五块六毛钱的《上下五千年》，问我喜欢不喜欢历史。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但知道他每月工资只有30多块，那是多昂贵的书啊。我说喜欢，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昂贵的东西。” 对历史的兴趣从《上下五千年》开始，看了几篇就兴致盎然，但明月觉得。他初中开始看白话文的简编版《资治通鉴》。编年体的史书让明月“深恶痛绝”，流水账式的记述毫无乐趣，“还好有《史记》，前后读了很多遍”。 明月大学读法律专业，因为法律是当时的热门学科。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心理学和经济学，“看多了就想写，最早的几篇历史随笔发在一个很小的论坛上，竟然还有不少人爱看。” 3月10日，心烦意乱的明月倾诉欲汩汩冒出，他打开电脑，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长篇故事――《明朝的那些事儿》。他在开头写道：“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个帖子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块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迄今点击量超过300万，之前这个版最热的帖子也没超过10万。 在教科书、史料和戏说的叙述方式外，明月试图寻找第四条讲述的路径。他希望自己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有趣。《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副标题是“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明朝的那些事儿》出版人试图归纳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体裁看，这是一本正说历史，每一个细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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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遵循着历史的由来和发展；从写作特点看，作者吸纳了叙议结合、伏笔照应、铺垫悬念等，并穿插了很多类似冯小刚电影中的“冯式幽默”，阅读间隙可以读到很多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精辟评断，做到真正的“好看历史”。 明月的趣说历史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众粉丝自称“明矾”，建立QQ群，经常联系。 “这样的生活疲于奔命，但很快乐。白天上班，下班后在街上散步半小时酝酿情绪，然后吃饭洗澡，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倒头就睡。我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天天在宿舍，同事问我都在干吗，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写历史，一来不想被打扰，二来无法解释。”明月每天用小时写3000多字。全书计划写七八十万字。这么长的著作，已经有28家书商联系过他。 1983 1983年，与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年头一样，是注定要出现一些影响深远的大事的――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这一年《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 “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实在很糟。”这一点在20多年前才被一小群人发现。”每一个看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十几年后都要重提这本书。 吴思说：“1986年看到《万历十五年》，有睁开眼睛的感觉，历史原来还能这么写。当时只知道两种写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传统史料写法。” 易中天接受央视采访，提到两本书：“看到《美的历程》与《万历十五年》，学术可以这样写啊？！我问自己好看吗？好看！受到启发影响了吗？受到了！于是我准备变革，第一次尝试这样写，论文被编辑批评，批注：这是论文还是散文？” 1991年，逃学的张宏杰在大连市图书馆第一次邂逅这本书，“在书架上，看到了它。商务印书馆出的，黄色的封皮，我被它的书名吸引，中国的历史专家可不会这样起名字”。 三位历史学家对《闲话水浒》的作者――《法制日报》记者李勇影响最大：黄仁宇、吴思和唐德刚。黄位列第一。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万历十五年》在一开头便表明了其区别于其他历史书的叙述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是1983年。 那一年，吴思大学毕业一年，在《中国农民报》（现《农民日报》）做记者，第一次从河南开封干部批的化肥条子中看到：“恰恰是这种东西（潜规则），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那一年，易中天开始登上大学讲台，用特有的方式讲课。这种方式开始只在小范围内受欢迎，直到二十多年后被央视的镜头放大，才广为流行。 更年轻的历史讲述者们这时还在上小学、中学，他们即将要去面对中学枯燥的历史课和发生在身边活生生的巨大社会转型。 这一年，宏大的历史事件不多。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最高人民法院对江青、张春桥死缓2年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6月，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 “1983年”对中国时政的铺垫在第二年凸现出来：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鼓励改革开放；中英香港谈判中国正式提出一国两制，并最终在9月签署《联合声明》。 在民间，作家余华开始写作；香港TVB电视台制作了翁美玲、黄日华版《射雕英雄传》；上海一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北京中关村最早的两家公司――科海、京海成立。当年的几件小事，却预示了中国民间思潮往后的走向――对深沉思想的渴望、娱乐化生存、激烈的观念冲突和大规模的下海淘金。 1983年对历史热写下的伏笔，要到20年后才被看到。 对教科书的反叛 《万历十五年》出版后的第七年，正是“经济学热”时代。张宏杰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大学的课程比中学更加无趣。对学校教育的反叛，竟然是张宏杰写历史的主要动机之一。 他对历史课耿耿于怀，至今痛恨，“到现在为止，写东西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逆反。心里有声音对家长和老师说，我的真实想法其实是这样的。” 1972年，张宏杰在辽宁朝阳市出生，学生时代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历史课本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经验毫无联系，史书也不能让人感兴趣，古文难读，写的只是帝王家谱。” 中学历史课是什么样的？每个上过历史课的人都不会陌生。张宏杰在他著作的后记里写道：“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刻板僵死的东西处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早实行商品经济，大学教材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与现实完全脱节，“考这些课只为混个学分”。当然老师们都会提前划好复习重点，对学生们考前临时抱佛脚，也是心领意合。 这也许就是吴思描述的潜规则。表面上学生必须上课，考试一定参加，实际上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些课程不仅无用而且无趣，于是大家配合应付一下考试，学生拿到了学分，老师也得到了考核，大家共赢。 张宏杰和同学用逃课应对这条“潜规则”，大学“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逃课”。别人打麻将，看录像，他泡图书馆。 在大连市图书馆，张宏杰遇到《万历十五年》，遇到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还有法国人白晋写的《康熙皇帝》。他以前受的教育，皇帝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历史上最坏的一群人，但这些书告诉他，乾隆皇帝不仅天赋极高，处理事务高人一筹，而且很有人情味。康熙更不得了，白晋直接告诉法国皇帝，你们是东、西世界最伟大的两个人，但康熙比你看上去更仁慈。 渐渐，张宏杰明白了“反面人物”妖魔化、“正面人物”清一色高大全面孔这是条规律。 历史人物不真实，现实的观念呢？ “享乐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这是字帖上李大钊的格言。张宏杰临摹字帖读到这句话还是懵懂幼年。“我一下懵了，不是天天教育我们人活着要为集体，不能为自己，特别不能为自己的快乐吗？李大钊错了？他可是创办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我很矛盾。” 大学毕业，张宏杰分配到葫芦岛建设银行工作，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历史专论《千年悖论》，今年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他的第四本书。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全换了一张面容。 奸臣吴三桂不仅外貌俊美，还是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魏忠贤是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到2岁了还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而被骂了两千年的王莽却是个标准的“先进模范”，王莽把所有的精力献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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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惜他鞠躬尽瘁，换来的却是身败名裂。 作家莫言评价，这些结论触目惊心，放在历史中，用人情伦理去推论，结果却是顺理成章。 重读历史人物还不够彻底，最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对朱元璋、张献忠的评价就不仅仅只停留在个人性格的分析。“写朱元璋，分析了中国专制主义社会的性格，写张献忠，有不少篇幅在重新评价中国农民起义的作用。” “原先以为读者集中在三四十岁，本科以上文化，知识结构与社会背景与我类似的那群人，没想到还有六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写信，说历史原来是这样。” 张宏杰写的历史，早超出了对学校教育的逆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逆恐怕是这些书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一个极左青年的“右转” 在重新解读历史的人群中，吴思的经历最荒诞，故此，他的反叛也最彻底。 1976年，吴思下乡插队。这时已是“文革”末期，但极左思想依然流播广泛。吴思在极左翼，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冲锋。 第一次碰壁是在农村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吴思组织青年突击队到村口南山上的荒坡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这是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在胜利的鼓舞下，吴思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生产队，然后在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 一周后，他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参加者越来越少。一个周六晚上，吴思召开团小组会，他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思考人生的意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他的批评会。几位团员联合指责他，利用了大伙出名，因为公社大喇叭表扬了青年突击队，还点了吴思的名字。 会议最后不了了之，几天后，吴思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 吴思当时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开始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大家伙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 在第一次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 第二次碰壁撞在“自留地”上。月，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吴思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那时他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在历时二十多年的农民与“自留地”较量中，吴思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因为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后来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吴思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他过去制止，老农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吴思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吴思动手堵水渠，两人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后来吴思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事情闹大以后，指导员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队长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吴思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很久之后吴思才知道，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吴思的插队经历是一连串的失败。屡战屡败之后，他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吴思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他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第一次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吴思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大队书记和公社副书记先后找他谈话，表示支持他参加高考。那年夏天吴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他当时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 多年之后，吴思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他眼前一亮。回首往事，吴思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吴思从“极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1982年“大包干”后，吴思内心的枷锁彻底粉碎，“曾经那么惧怕的一个词，现在不仅做了，还取得巨大成功。还有什么不能颠覆的？” 18年后《潜规则》出版，又三年，《血酬定律》问世。 “文革”也把易中天从理想、浪漫拉回到了现实。“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易中天接受媒体采访说，新疆建设兵团的生活让他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他知道了怎么说。“在新疆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打倒后，就在连队跟我们一起劳动。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被弄到最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大人物，当他变成普通人时也一样。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多么被人推崇都是一样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永恒的人性”成为易中天日后说三国人物的出发点。 谁需要历史 历史热对历史写作完成了一次颠覆。易中天的《品三国》，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颠覆的是历史讲述方式，吴思、张宏杰、李勇，他们颠覆的是解读历史的视角。他们不约而同集体发力，让读者知道历史原来如此有趣，如此有价值。 黄仁宇先生在1983年埋下的种子，现在终于秀木成林。 李勇的网名“十年砍柴”恐怕比他的真名还要响亮，他用这个名字在北京、广州、河北的报纸上开有专栏，还在网络上写出了《闲话水浒》，然后集结成册，出版发行。 砍柴的新著是一本读明史杂记，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张宏杰的《大明王朝七张面孔》，无一不以写明朝为乐，明史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 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也多次引用明史为例，“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李勇把历史热以吴思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吴思之前，二月河、唐浩明、高阳的历史小说也热卖过，但把更多人吸引到历史中去的却是吴思。吴思史论性的著作影响了教师、记者、公务员、律师……“与文科关系比较近的群体，大概都看过吴思的书”。 李勇认为，现实中的人物关注体育、娱乐明星，但在历史里，政治人物永远最热门。历史人物的讨论以晚清为界，晚清之前的，基本可以公开议论，晚清之后的也有不少禁区。 吴思有类似观点，“从什么都不能说，到诗歌热，文学热，报告文学热，政论热，历次思潮从虚构逼近现实。历史热也是一次社会思潮”。吴思眼里，历次思潮与社会开放度互为印证，“社会开放度低，大众的兴趣停在花鸟鱼虫与现实无关的事上。开放度提高一点，小说文学热起来，开放度更高，描述‘昨天’的历史也能出现了。当社会完全开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历史书，历史电视剧，大家去关注‘今天’的现实了”。 “历史热反映社会开放度在提高，但还不够。”易中天接受媒体采访，也说历史热恰好迎合了社会某种心态，某种需求。什么心态，什么需求？他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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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特别好历史，宋朝开始的说书艺术，常常把历史资料当作题材，让大家从说书人的口中学习历史知识，当然这些作者或许都有些杜撰，但因为是前朝或者很早以前的历史，即使胡编乱造也无所谓了。中国人经常推崇自己的历史，悠久是悠久，可总是说的前代的历史悠久;璀璨是璀璨，可说的是前人的成绩璀璨，看看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却没有了谈论历史的激情。 中国人总是对前人的历史，历历在目，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当初秦始皇和吕不韦之间的关系；杨贵妃死没死的传说；郑和去没去过美洲的故事，还有明朝的“红丸案”以及离今不远的光绪皇帝的死因，都成了中国人探讨研究的话题。这些事情，为什么当初没有人讨论？因为当初的人都在属于他们的朝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所谓秘密事件，不允许他们去研究，而到了后来的人，没有了那些个忌讳，自然就有许多的中国人研究出许多的结论出来，而且是毫不顾忌，也非常的大胆。中国的历史说不完，中国的历史写不完，但中国的历史没有积累直书的经验，把当初太史的职责“直书不讳”给忘了，所以后世出现了许多的疑案，至今没有解决。中国人总是在事件发生的那个朝代之后才能放胆地去研究，却不能在今天的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中研究出一点成绩来。 “如日中天”――打一个人名 “如日中天”――打一个人名。 一年前，恐怕没有人能说出正确答案。因为打这样的人名谜，猜谜的水平还在其次，重要的是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一年后的今天，这个谜就好猜了，答案是――易中天。 这是一个“粉丝”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娱乐的时代，这是一个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推动社会不断向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偶像辈出，李宇春凭“帅”有了自己的“玉米”，郭德纲借“侃”有了自己的“钢丝”，最值得一提的是，历史学教授易中天靠品读三国，也有了大批拥趸，自称“乙醚”。 三联生活周刊称易中天为“学术超男”。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今有“挟经典以抓眼球”。周末中午的黄金时段，全国数亿观众围在电视机前，听他一个人说三国故事，很像当年全国听众中午吃饭时围在收音机前，听刘兰芳一个人说评书《杨家将》，红起来有甚奇怪？这是中央电视台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垄断地位所决定，就像白岩松所说的那样，以央视的影响力，把一条狗拉来主持节目一样能成为名狗。“无底价竞标”，也是由中央电视台一手操办的。难怪易中天能这么红了。 有报道说，《品三国》让“三国”题材的作品成为出版界争抢的一块蛋糕，甚至形成了出版此类题材作品的井喷现象。非但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由此再次热销，有关三国题材的作品也纷纷出版，比如《正说三国》、《解读三国》等等诸如此类的作品，非但如此，甚至连环画也接踵而来。满大街的“曹操”、“诸葛亮”等三国人物传记、漫画册子，这个盛况估计比前年所谓的“红楼年”更猛烈了，现在基本可以给去年的出版下一个定义――“三国年”，不晓得今年会不会是“西游年”或者“水浒年”。当然，“三国年”的主角是已经被评定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教授，凭借强大的宣传，易教授的作品现在基本已经垄断了畅销书排行榜，除《品三国》之外，《品人录》、《汉代风云人物》、《帝国的惆怅》等等著作无一例外全部榜上有名，一个人占据畅销书半壁江山，易教授真的是“教授也疯狂”。 历史该怎么读，又该如何去读？平民当然有平民的视角，同样学者也会有学者的视角。历来对于三国的判词莫过于《三国演义》开篇那首“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平民视角中的历史认识，历史本身不过是循环往复的，而重要的是历史中的人物、英雄，所以《三国演义》的作者关注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观、历史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必须要面对的“科学主义”词汇，而是人性善恶、品行高下、奇闻逸事，这样一些已经被现代史学所摒弃，而仍旧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观念。易中天的讲座，不再是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传授经过学院体制认证的“知识”，而是以民间的手法，重新将高不可攀的历史回归民间。易中天的做法从传播知识的角度是可取的，但是从严格的学术角度来说，又是不可取的。在易中天众多的批判者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易教授本人并不是站在央视“百家讲坛”之上进行学术探讨，而仅仅是传播了一些关于西汉、三国、魏晋的简单知识。 当葛红兵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开批评大红大紫的易中天是‘学术超男’、‘麻辣教授’时，易中天抛出了“三不原则”，以回应葛红兵对他的批评，并风趣地自嘲：“什么‘学术超男’、‘麻辣教授’，都不是我喜欢的称谓，我其实就是一棵‘大萝卜’。” 针对葛红兵批评易中天《品三国》“品了微言、失了大义”，是庸俗化“三国”的说法，易中天解释说，“不”，并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指“不理睬、不回应、不在乎”的“三不主义”，“可以说‘不’，是我的人权。” 易中天指出，面对批评，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对方指出的如果是硬伤，就立即改正；二、如果是学术问题则从长计议；三、如果质疑的是讲述方式，就只能暂不争论。“有些事情，将来讨论比现在讨论好；大家讨论比个别人讨论好；让事实说话比主观臆断好。”易中天认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任何人都有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是学术问题则从长计议；三，如果质疑的是讲述方式，就只能暂不争论。“有些事情，将来来讨论比现在讨论好；大家讨论比个别人讨论好；让事实说话比主观臆断好。”易中天认为，电视是大众传媒，任何人都有品头论足、说三道四的权利，“但我也有回应和不回应的权利。”易中天表示，此前媒体加诸在他身上的“麻辣教授”甚至“学术超男”的称号，都令他感到很不恰当：“如果要我自己说，我就是一棵‘大萝卜’，我的历史观就是‘萝卜史学’。” 易中天是这样解释他的“萝卜史观”的：“第一、萝卜是极为常见、又深受百姓喜爱的蔬菜，‘萝卜史学’强调的就是像萝卜一样的草根性。我身为平民学者，就是要满足大众口味，将我对历史的感悟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观众分享。第二、萝卜有益健康，民间有‘萝卜上市百药藏’的说法，我希望通过我对历史的阐释，能促使观众更好地认识历史，有所受益。第三，萝卜的特点是荤素咸宜，生熟咸宜，既能煲汤，也能烧肉，还能生吃，而我对历史的讲解也是少长咸宜，雅俗共赏。”因此，易中天认准让“萝卜”为自己代言，“我宁愿大家都叫我‘大萝卜老师’。” 不仅如日中天的易中天，这两年走进书店，畅销书架上总会有几本解读历史的书籍，先是吴思《潜规则》、《血酬定律》，然后是《天朝的崩溃》、《正说清朝十三帝》、《历史的坏脾气》、《帝国的惆怅》等等，而网友“当年明月”在网上写明史的帖子吸引了300万次的点击率，讲述的是“明朝的那些事”，赢得一帮自称“明矾”的粉丝。 21世纪刚刚开始，一股民间写史读史热潮已经势不可挡，其中大胆的观点和新颖叙述方式区别学校历史课本，频频引起共鸣。这一思潮看似异军突起，实则早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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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种子，是先前精英思想向大众的普及，民间史家们出现以及他们的努力本身就是在谱写新的历史。 潜流 既然是寻找当代中国人的“历史老师”，那就不得不“放宽历史的视界”。 让我们从1976年说起。 1976年，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一年。这年4月，一个北京青年带着强烈的革命梦想到农村插队。他是那个时代最激进的人，不仅思想“极左”，而且是革命行动中的积极分子。他在学校就已是团支部书记，一到农村就担任了“第三生产队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 在他面前是“大有可为”的广阔农村，领导人教导，要去那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果然，他的思想深受震动，不过，受教育的方向却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20多年后，他凭借这段插队经历的反思，写下了《潜规则》与《血酬定律》两本大作，他的名字叫吴思。 吴思革命理想在农村四处碰壁的同时，30岁的教师易中天在相隔万里的新疆，报考了武汉大学文学系研究生。易中天只有高中学历，工资比大学毕业的同事们低。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考研没什么崇高的目的，就是想提高工资改善待遇。20多年后，易中天评点三国，成为文化名人。 很少有这样“深入人心”的文化名人。易中天在北京签名售书，公安分局副局长亲自带着100多个警察维持秩序，最后不得不叫停了签售。在成都，戴着墨镜的易中天过红绿灯被认出来了，一群市民跑上去拍照造成交通瘫痪。在厦门，大街上几个搭客的摩托仔对着他指指点点，用河南话大声说：“看，那就是易中天！”吴思在读书人群体中引起的震动则含蓄得多，那是一种“心脏收缩”的感觉。《潜规则》不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新视角，在今天的各种出版物上，也被广泛地用以解析正在发生的事件。 21世纪刚刚开始，在中国民间，继文学热、经济学热之后，历史热势不可挡地来临，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被颠覆，大胆的历史观念频频引起共鸣。吴思与易中天只是“历史热”的两位代表，两人之外还有更多重新书写、审视历史的人物已经或即将发出声音。他们年长如易中天者，也有年方26的青年；他们有大学教授，报社记者，也有银行职员，公务员，却很少有历史学家；他们身处四方，经历迥异，都不约而同出书立说风靡男女老幼，并拥有自己的“粉丝”。 为什么是“历史热”？为什么是“现在”？实际上，巨大的历史潜流早已酝酿了这次思潮。 夕花朝拾为哪般 “潜规则”这个词是新创造出来的，不过两三年的时间，这个词好像已经被大家作为一个基本词汇在使用了。创造这个词的人就是吴思。对此，吴思自己是这样说的：因为这个概念表达了大家心中普遍存在的感觉。谁都知道有这么个东西，生活中广泛存在这么个东西，好多人在那里憋着想要讲清楚。我碰巧把这个词给说出来了，而且嗓门比较大。 吴思发现了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则，并把它描述为“潜规则”。“潜规则”一词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使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 吴思还进一步总结出“血酬定律”和“元规则”，但他觉得，这两个词就不能靠运气了，要探寻到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深处，要善于思考并挖掘事物背后的根源，要呕心沥血才能造出来。吴思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甚至也不自称为学者，但他有着惊人的发现和命名能力。 吴思独立完成的第一本书是《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那本书直接探讨了学大寨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失败的原因。吴思说自己当年上山下乡的那段生活是由一系列的冲击构成的。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他发现用原来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现实的重创。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他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 我们如果说吴思的成就是关注中国历史，倒不如说是对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解释。吴思还语出惊人地认为“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说法不够准确。因为镜子是身外之物，而历史是我们的昨天，也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他对历史的研究和解读似乎更多了现实性。他说，任何人看历史，写历史，都受到所生活的时代的制约，这个时代决定了我的兴趣、我的眼光，决定了我看到的东西，我想写的东西。吴思被认为是体制外的学者，他基本上是在由着自己的性子写作。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有助于人们重建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因为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结果，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历史陷入了失语的境地。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了解自己，说不清楚自己，这个问题太严重了。 作家刘震云对吴思作品的评价是：无褒无贬，一切还原于历史。 “第四种写史方式” 网民“当年明月”自己希望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好看。2006年3月10日的黄昏，“当年明月”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26岁，大学毕业，政府公务员，月入5000，这是他的人生，一路畅顺，波澜不惊。用26年的努力，终于过上了父母眼中的好日子，往后的生活也处在可以预期的稳定小康状态中――买房、娶妻、生子、加工资。但厌倦抓住了他。 “二十多年来，没做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明月身材魁梧，皮肤白皙，他偶尔抿一下桌上的啤酒，舒缓地倾诉着生活的不满，“我讨厌功利化生活，但自己一直功利地活着。读书为了考大学，考大学为了找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娶老婆过好日子。”3月10日那晚，他终于找到一件完全出于兴趣，不为功利，只为自己内心去做的事情。 “5岁，爸爸带我去书店，指着一套定价五块六毛钱的《上下五千年》，问我喜欢不喜欢历史。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但知道他每月工资只有30多块，那是多昂贵的书啊。我说喜欢，其实我真正想要的是昂贵的东西。” 对历史的兴趣从《上下五千年》开始，看了几篇就兴致盎然，但明月觉得。他初中开始看白话文的简编版《资治通鉴》。编年体的史书让明月“深恶痛绝”，流水账式的记述毫无乐趣，“还好有《史记》，前后读了很多遍”。 明月大学读法律专业，因为法律是当时的热门学科。他真正感兴趣的是历史、心理学和经济学，“看多了就想写，最早的几篇历史随笔发在一个很小的论坛上，竟然还有不少人爱看。” 3月10日，心烦意乱的明月倾诉欲汩汩冒出，他打开电脑，写下了生平第一篇长篇故事――《明朝的那些事儿》。他在开头写道：“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个帖子在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块创下了惊人的纪录，迄今点击量超过300万，之前这个版最热的帖子也没超过10万。 在教科书、史料和戏说的叙述方式外，明月试图寻找第四条讲述的路径。他希望自己写的历史不仅真实，还要有趣。《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副标题是“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 《明朝的那些事儿》出版人试图归纳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方式：从体裁看，这是一本正说历史，每一个细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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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都遵循着历史的由来和发展；从写作特点看，作者吸纳了叙议结合、伏笔照应、铺垫悬念等，并穿插了很多类似冯小刚电影中的“冯式幽默”，阅读间隙可以读到很多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精辟评断，做到真正的“好看历史”。 明月的趣说历史受到网友的热烈追捧，众粉丝自称“明矾”，建立QQ群，经常联系。 “这样的生活疲于奔命，但很快乐。白天上班，下班后在街上散步半小时酝酿情绪，然后吃饭洗澡，写到晚上十一二点，倒头就睡。我不打麻将，不唱卡拉OK，天天在宿舍，同事问我都在干吗，我不能告诉他们我在写历史，一来不想被打扰，二来无法解释。”明月每天用小时写3000多字。全书计划写七八十万字。这么长的著作，已经有28家书商联系过他。 1983 1983年，与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年头一样，是注定要出现一些影响深远的大事的――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这一年《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 “我们讲述历史的方式实在很糟。”这一点在20多年前才被一小群人发现。”每一个看过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人，十几年后都要重提这本书。 吴思说：“1986年看到《万历十五年》，有睁开眼睛的感觉，历史原来还能这么写。当时只知道两种写法，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和传统史料写法。” 易中天接受央视采访，提到两本书：“看到《美的历程》与《万历十五年》，学术可以这样写啊？！我问自己好看吗？好看！受到启发影响了吗？受到了！于是我准备变革，第一次尝试这样写，论文被编辑批评，批注：这是论文还是散文？” 1991年，逃学的张宏杰在大连市图书馆第一次邂逅这本书，“在书架上，看到了它。商务印书馆出的，黄色的封皮，我被它的书名吸引，中国的历史专家可不会这样起名字”。 三位历史学家对《闲话水浒》的作者――《法制日报》记者李勇影响最大：黄仁宇、吴思和唐德刚。黄位列第一。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在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万历十五年》在一开头便表明了其区别于其他历史书的叙述方法。这本书在中国内地第一次出版是1983年。 那一年，吴思大学毕业一年，在《中国农民报》（现《农民日报》）做记者，第一次从河南开封干部批的化肥条子中看到：“恰恰是这种东西（潜规则），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 那一年，易中天开始登上大学讲台，用特有的方式讲课。这种方式开始只在小范围内受欢迎，直到二十多年后被央视的镜头放大，才广为流行。 更年轻的历史讲述者们这时还在上小学、中学，他们即将要去面对中学枯燥的历史课和发生在身边活生生的巨大社会转型。 这一年，宏大的历史事件不多。邓小平会见美国客人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最高人民法院对江青、张春桥死缓2年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6月，邓小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 “1983年”对中国时政的铺垫在第二年凸现出来：1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鼓励改革开放；中英香港谈判中国正式提出一国两制，并最终在9月签署《联合声明》。 在民间，作家余华开始写作；香港TVB电视台制作了翁美玲、黄日华版《射雕英雄传》；上海一大学艺术系学生因画裸体并借给他人传阅而被逮捕；北京中关村最早的两家公司――科海、京海成立。当年的几件小事，却预示了中国民间思潮往后的走向――对深沉思想的渴望、娱乐化生存、激烈的观念冲突和大规模的下海淘金。 1983年对历史热写下的伏笔，要到20年后才被看到。 对教科书的反叛 《万历十五年》出版后的第七年，正是“经济学热”时代。张宏杰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大学的课程比中学更加无趣。对学校教育的反叛，竟然是张宏杰写历史的主要动机之一。 他对历史课耿耿于怀，至今痛恨，“到现在为止，写东西的目的之一是对学生时代受教育的逆反。心里有声音对家长和老师说，我的真实想法其实是这样的。” 1972年，张宏杰在辽宁朝阳市出生，学生时代最讨厌的课程是历史，“历史课本与自己的生活、生命经验毫无联系，史书也不能让人感兴趣，古文难读，写的只是帝王家谱。” 中学历史课是什么样的？每个上过历史课的人都不会陌生。张宏杰在他著作的后记里写道：“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刻板僵死的东西处处存在。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早实行商品经济，大学教材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与现实完全脱节，“考这些课只为混个学分”。当然老师们都会提前划好复习重点，对学生们考前临时抱佛脚，也是心领意合。 这也许就是吴思描述的潜规则。表面上学生必须上课，考试一定参加，实际上老师和学生都知道这些课程不仅无用而且无趣，于是大家配合应付一下考试，学生拿到了学分，老师也得到了考核，大家共赢。 张宏杰和同学用逃课应对这条“潜规则”，大学“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逃课”。别人打麻将，看录像，他泡图书馆。 在大连市图书馆，张宏杰遇到《万历十五年》，遇到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还有法国人白晋写的《康熙皇帝》。他以前受的教育，皇帝是地主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历史上最坏的一群人，但这些书告诉他，乾隆皇帝不仅天赋极高，处理事务高人一筹，而且很有人情味。康熙更不得了，白晋直接告诉法国皇帝，你们是东、西世界最伟大的两个人，但康熙比你看上去更仁慈。 渐渐，张宏杰明白了“反面人物”妖魔化、“正面人物”清一色高大全面孔这是条规律。 历史人物不真实，现实的观念呢？ “享乐的人生观才是正确的人生观，才是自然的人生观。”这是字帖上李大钊的格言。张宏杰临摹字帖读到这句话还是懵懂幼年。“我一下懵了，不是天天教育我们人活着要为集体，不能为自己，特别不能为自己的快乐吗？李大钊错了？他可是创办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我很矛盾。” 大学毕业，张宏杰分配到葫芦岛建设银行工作，1996年出版了第一本历史专论《千年悖论》，今年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他的第四本书。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全换了一张面容。 奸臣吴三桂不仅外貌俊美，还是无与伦比的战士，一个曾视荣誉如生命的忠臣孝子；魏忠贤是个憨厚粗朴待人真诚的“傻子”，这个“傻子”原本胸无大志，到2岁了还满足于做一个“伙食管理员”；而被骂了两千年的王莽却是个标准的“先进模范”，王莽把所有的精力献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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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惜他鞠躬尽瘁，换来的却是身败名裂。 作家莫言评价，这些结论触目惊心，放在历史中，用人情伦理去推论，结果却是顺理成章。 重读历史人物还不够彻底，最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对朱元璋、张献忠的评价就不仅仅只停留在个人性格的分析。“写朱元璋，分析了中国专制主义社会的性格，写张献忠，有不少篇幅在重新评价中国农民起义的作用。” “原先以为读者集中在三四十岁，本科以上文化，知识结构与社会背景与我类似的那群人，没想到还有六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写信，说历史原来是这样。” 张宏杰写的历史，早超出了对学校教育的逆反，“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反逆恐怕是这些书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 一个极左青年的“右转” 在重新解读历史的人群中，吴思的经历最荒诞，故此，他的反叛也最彻底。 1976年，吴思下乡插队。这时已是“文革”末期，但极左思想依然流播广泛。吴思在极左翼，还要向更左的方向冲锋。 第一次碰壁是在农村办“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吴思组织青年突击队到村口南山上的荒坡刨坑栽树，建一座“共产主义青年梨园”。这是村历史上头一回搞义务劳动，大家很好奇，连在校学生也跑来参加。义务劳动大获成功。 在胜利的鼓舞下，吴思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生产队，然后在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的劳动分配形式。 一周后，他组织了第二次义务劳动，人数稍减，第三、四次义务劳动，参加者越来越少。一个周六晚上，吴思召开团小组会，他猜想，大家的新鲜劲过去了，再往下走，必须调动蕴藏在青年心中的更深刻的精神力量，启发大家的觉悟，思考人生的意义。没想到，这个会成了对他的批评会。几位团员联合指责他，利用了大伙出名，因为公社大喇叭表扬了青年突击队，还点了吴思的名字。 会议最后不了了之，几天后，吴思被任命为生产队副指导员，进入生产队领导班子，团内职务由别人接任。 吴思当时朦胧地感觉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棵幼芽在团小组内难以存活，更长不大。开始无非是一两个星期拿出两个小时，还有公社大喇叭里的那点荣誉分配，大家伙已经摆出一副决裂的架势。一旦人数扩充到整个生产队，时间扩大到每周三五个工作日，关系到半数以上物质利益的分配，那时，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寄以厚望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又如何担当得起？ 在第一次实战中，不过几个回合，英雄主义就败于利己主义。 第二次碰壁撞在“自留地”上。月，生产队的麦子正在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的土豆还在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与收成关系甚大。吴思负责带着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那时他主张先集体、后个人，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向自留地供水。 自留地一直是农民与极左势力较劲的边界。从1955年年底开始，毛泽东掀起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农民的土地归了集体，但保留了一段小尾巴：高级社抽出5%的土地分给社员种植蔬菜。这就是自留地。 在历时二十多年的农民与“自留地”较量中，吴思一入场就站在农民的对立面。因为在理论上，相信自留地是恶的根芽，可能导致成千上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 开头几天，有一些社员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后来渠道常被扒开，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再往后，浇不上水的社员愈发急了。一天下午，吴思在巡渠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正牌贫农扒水浇自留地。他过去制止，老农先说好话，不管用，便骂吴思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吴思动手堵水渠，两人你来我往，演变为推推搡搡。后来吴思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那汉子怕事，立刻住手，仓皇退走。 事情闹大以后，指导员召开队委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队长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他的意见，吴思只好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很久之后吴思才知道，取消自留地意味着数千万农民白白饿死，却没有换来一种有助于减轻饥饿的制度。 以极左的标准衡量，吴思的插队经历是一连串的失败。屡战屡败之后，他失去了发动进攻的锐气，和多数基层干部一样转入守势。僵持之中，恢复高考了。 吴思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他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自打耳光。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第一次高考。伙伴们在考场中答卷的时候，吴思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大队书记和公社副书记先后找他谈话，表示支持他参加高考。那年夏天吴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所他当时认为“最具理想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学校”。 多年之后，吴思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他眼前一亮。回首往事，吴思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他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 “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吴思从“极左”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1982年“大包干”后，吴思内心的枷锁彻底粉碎，“曾经那么惧怕的一个词，现在不仅做了，还取得巨大成功。还有什么不能颠覆的？” 18年后《潜规则》出版，又三年，《血酬定律》问世。 “文革”也把易中天从理想、浪漫拉回到了现实。“要像鲁迅先生一样，不再盲目跟从传统的‘瞒’和‘骗’的方式，把人物神圣化。这也是我目前被人批判的原因，因为我没有用理想主义的眼光看世界。”易中天接受媒体采访说，新疆建设兵团的生活让他知道了说什么，大学让他知道了怎么说。“在新疆时候，很多领导干部被打倒了，打倒后，就在连队跟我们一起劳动。我发现，原来高高在上一本正经的人，被弄到最基层之后和我们没什么两样。大人物，当他变成普通人时也一样。所以我觉得，人，不管是什么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多么被人推崇都是一样的。人性是不会变的，人性是永恒的。” “永恒的人性”成为易中天日后说三国人物的出发点。 谁需要历史 历史热对历史写作完成了一次颠覆。易中天的《品三国》，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颠覆的是历史讲述方式，吴思、张宏杰、李勇，他们颠覆的是解读历史的视角。他们不约而同集体发力，让读者知道历史原来如此有趣，如此有价值。 黄仁宇先生在1983年埋下的种子，现在终于秀木成林。 李勇的网名“十年砍柴”恐怕比他的真名还要响亮，他用这个名字在北京、广州、河北的报纸上开有专栏，还在网络上写出了《闲话水浒》，然后集结成册，出版发行。 砍柴的新著是一本读明史杂记，当年明月的《明朝的那些事儿》，张宏杰的《大明王朝七张面孔》，无一不以写明朝为乐，明史似乎有着特殊的地位。 吴思在《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中，也多次引用明史为例，“朱元璋也搞国有化，更准确地说是官有化，剥夺各个社会集团的权利，尤其是大地主大商人的权利，将尽可能多的资源集中在官家手里，同时严厉约束各级官员，鼓吹道德教化。” 李勇把历史热以吴思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吴思之前，二月河、唐浩明、高阳的历史小说也热卖过，但把更多人吸引到历史中去的却是吴思。吴思史论性的著作影响了教师、记者、公务员、律师……“与文科关系比较近的群体，大概都看过吴思的书”。 李勇认为，现实中的人物关注体育、娱乐明星，但在历史里，政治人物永远最热门。历史人物的讨论以晚清为界，晚清之前的，基本可以公开议论，晚清之后的也有不少禁区。 吴思有类似观点，“从什么都不能说，到诗歌热，文学热，报告文学热，政论热，历次思潮从虚构逼近现实。历史热也是一次社会思潮”。吴思眼里，历次思潮与社会开放度互为印证，“社会开放度低，大众的兴趣停在花鸟鱼虫与现实无关的事上。开放度提高一点，小说文学热起来，开放度更高，描述‘昨天’的历史也能出现了。当社会完全开放，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历史书，历史电视剧，大家去关注‘今天’的现实了”。 “历史热反映社会开放度在提高，但还不够。”易中天接受媒体采访，也说历史热恰好迎合了社会某种心态，某种需求。什么心态，什么需求？他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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