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镫令
假日，我的学生小马来访。他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分配到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他告诉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每年全国死亡人口大约890万人，其中因自杀死亡者多达28.7万。他的任务就是将想自杀者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我肃然起敬，拯救生命的工作是值得致敬的。然而，他向我坦然叹苦经：心理学的理论读了不少，一旦面对进入死胡同的绝望者，理论知识却很难奏效。他谦虚地向我讨教。我也坦然相告，我的心理学知识远不及他，这方面的工作实践也很少。我只能讲一点故事救人的故事，希望他试一试，将心理学理论和讲故事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打动绝望者，让他们获得生的希望。
于是，我讲了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四十多年前，我28岁，还没有谈女朋友，但读书挺认真的。被调到崇明前进农场徐汇区“干校”第一教研室，专门为干部连队与教师连队讲解《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老干部们常常喊“小王来顺顺，小王来顺顺”，我便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跑。我好像有一个长处，能把抽象的道理，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老干部喜欢。我也很尊敬老干部，“顺一顺”的时候比较谦虚，我知道，我只是帮助老干部读通著作罢了。没想到，有一位老干部觉得我为人真诚又会说理，晚上在干校旁边的相见港散步时竟然把心里话告诉我：他老伴章老师因为有历史问题怕造反派斗她，总想自杀，希望回上海休假时，让我去开导开导。我答应了。一个月后，从崇明岛乘双体轮回上海休假，我如约拜访。那天，我重点讲了巴金的故事：巴金被造反派批斗时，几个凶狠的造反派竟然用墨水泼了他一身，面对这种野蛮的侮辱，他顽强地活着。我告诉她，我的祖父王慎夫是1964年病故的。整理祖父遗留下来的书籍时,发现他书写的两条小楷:“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祖父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喜欢巴金的《灯》，便把上面那两句话抄写下来，一直压在他那大书桌的玻璃台板下。就是这巴金的故事，竟然完全打消了章老师自杀的念头，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经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建议将巴金的《灯》收进高中语文教材。父亲跟我开玩笑说：你叫“灯令”(祖父让用古代的“镫”)，你应当特别关心《灯》。1988年，我第一次教学《灯》时，在灯下备课反复地读着：“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回想着巴金在抗战时期的奋斗，可思路更多地转向他在“文革”时期的挣扎。面对史无前例的野蛮，巴金是怎样挺过来的呢？我以为，在那“黑暗时期”，也是“灯光”救了他，他心里一定还有一点灯光，正是这“一点灯光”使他顽强地活着。于是，我在当年的11月22日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信是让巴金的朋友，我校的高老师带去的。巴金当时身体还比较好，11月25日他就给了我答复：“谢谢你的关心。你的理解可以。‘文革’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当然感到苦闷，但心里也确实存有一点希望，一点亮光。有一次我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无意中发现有一位女青年在看《家》，我心里是很激动的。我相信人民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我决心活下去。我写作《灯》时的情况今天还记得，它确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散文。”这段故事，后来章老师也知道了。她特地和老伴一起请我吃饭，从心里感谢巴金的《灯》救了她，让她晚年那么幸福。
我还有一位好友，年轻时英俊漂亮，但在农村插队时，非常的生活，让他与农村姑娘雪儿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孩子。1978年考取交通大学后，他的生活完全改变，后来成家立业，将当年的孩子完全忘记了。有一天，雪儿找到上海，要求很合理：把孩子接到上海，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然而，好友不想要那个孩子，于是雪儿要自杀。在这危急的关头，他找我叹苦经。我给他讲了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故事：1807年2月5日，黑格尔在耶拿的房东之妻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路德维希。四年后的1811年，时年41岁的黑格尔结婚了，新娘是20岁的玛丽。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卡尔和伊曼努尔。不久，路德维希来到纽伦堡。当时，黑格尔是纽伦堡中学校长，并且正在写作《逻辑学》。面对突然而来的路德维希，黑格尔和玛丽商量以后，坦然接受了他。讲完故事，我警告好友：农村姑娘雪儿想自杀，不是开玩笑的，应当学习黑格尔。他回去将黑格尔的故事讲给妻子听，果然很有效果，他们于是接受了孩子，拯救了一位农村姑娘的生命。我和好友直到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高兴。
小说家要会说故事。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感言，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他坐在瑞典学院“农夫洛可可”线条简洁的椅子上谦虚地讲：“我是农民出身，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说，心理学博士如果又会讲故事，在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工作，很有可能出成绩。小马笑了。我也笑了。
王镫令
假日，我的学生小马来访。他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分配到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他告诉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每年全国死亡人口大约890万人，其中因自杀死亡者多达28.7万。他的任务就是将想自杀者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我肃然起敬，拯救生命的工作是值得致敬的。然而，他向我坦然叹苦经：心理学的理论读了不少，一旦面对进入死胡同的绝望者，理论知识却很难奏效。他谦虚地向我讨教。我也坦然相告，我的心理学知识远不及他，这方面的工作实践也很少。我只能讲一点故事救人的故事，希望他试一试，将心理学理论和讲故事结合起来，看看能不能打动绝望者，让他们获得生的希望。
于是，我讲了两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四十多年前，我28岁，还没有谈女朋友，但读书挺认真的。被调到崇明前进农场徐汇区“干校”第一教研室，专门为干部连队与教师连队讲解《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老干部们常常喊“小王来顺顺，小王来顺顺”，我便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跑。我好像有一个长处，能把抽象的道理，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老干部喜欢。我也很尊敬老干部，“顺一顺”的时候比较谦虚，我知道，我只是帮助老干部读通著作罢了。没想到，有一位老干部觉得我为人真诚又会说理，晚上在干校旁边的相见港散步时竟然把心里话告诉我：他老伴章老师因为有历史问题怕造反派斗她，总想自杀，希望回上海休假时，让我去开导开导。我答应了。一个月后，从崇明岛乘双体轮回上海休假，我如约拜访。那天，我重点讲了巴金的故事：巴金被造反派批斗时，几个凶狠的造反派竟然用墨水泼了他一身，面对这种野蛮的侮辱，他顽强地活着。我告诉她，我的祖父王慎夫是1964年病故的。整理祖父遗留下来的书籍时,发现他书写的两条小楷:“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是那一点仿佛随时都会被黑暗扑灭的灯光，也可以鼓舞我多走一段长长的路”；“几盏灯甚或一盏灯的微光固然不能照彻黑暗，可是它也会给寒夜里一些不眠的人带来一点勇气，一点温暖。”祖父是巴金作品的忠实读者，他喜欢巴金的《灯》，便把上面那两句话抄写下来，一直压在他那大书桌的玻璃台板下。就是这巴金的故事，竟然完全打消了章老师自杀的念头，挽救了一条宝贵的生命。
粉碎“四人帮”后，我曾经写信给人民教育出版社，建议将巴金的《灯》收进高中语文教材。父亲跟我开玩笑说：你叫“灯令”(祖父让用古代的“镫”)，你应当特别关心《灯》。1988年，我第一次教学《灯》时，在灯下备课反复地读着：“我的心常常在黑暗的海上漂浮，要不是得着灯光的指引，它有一天也会永沉海底。”我回想着巴金在抗战时期的奋斗，可思路更多地转向他在“文革”时期的挣扎。面对史无前例的野蛮，巴金是怎样挺过来的呢？我以为，在那“黑暗时期”，也是“灯光”救了他，他心里一定还有一点灯光，正是这“一点灯光”使他顽强地活着。于是，我在当年的11月22日给巴金写了一封信，请问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信是让巴金的朋友，我校的高老师带去的。巴金当时身体还比较好，11月25日他就给了我答复：“谢谢你的关心。你的理解可以。‘文革’是一场空前的灾难，我当然感到苦闷，但心里也确实存有一点希望，一点亮光。有一次我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无意中发现有一位女青年在看《家》，我心里是很激动的。我相信人民会对我有公正的评价，我决心活下去。我写作《灯》时的情况今天还记得，它确实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散文。”这段故事，后来章老师也知道了。她特地和老伴一起请我吃饭，从心里感谢巴金的《灯》救了她，让她晚年那么幸福。
我还有一位好友，年轻时英俊漂亮，但在农村插队时，非常的生活，让他与农村姑娘雪儿有了一个非婚生的孩子。1978年考取交通大学后，他的生活完全改变，后来成家立业，将当年的孩子完全忘记了。有一天，雪儿找到上海，要求很合理：把孩子接到上海，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然而，好友不想要那个孩子，于是雪儿要自杀。在这危急的关头，他找我叹苦经。我给他讲了大哲学家黑格尔的故事：1807年2月5日，黑格尔在耶拿的房东之妻为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路德维希。四年后的1811年，时年41岁的黑格尔结婚了，新娘是20岁的玛丽。他们后来有了两个儿子卡尔和伊曼努尔。不久，路德维希来到纽伦堡。当时，黑格尔是纽伦堡中学校长，并且正在写作《逻辑学》。面对突然而来的路德维希，黑格尔和玛丽商量以后，坦然接受了他。讲完故事，我警告好友：农村姑娘雪儿想自杀，不是开玩笑的，应当学习黑格尔。他回去将黑格尔的故事讲给妻子听，果然很有效果，他们于是接受了孩子，拯救了一位农村姑娘的生命。我和好友直到今天回想起来，还感到高兴。
小说家要会说故事。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感言，题目就是《讲故事的人》。他坐在瑞典学院“农夫洛可可”线条简洁的椅子上谦虚地讲：“我是农民出身，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说，心理学博士如果又会讲故事，在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工作，很有可能出成绩。小马笑了。我也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