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性善论”思想探究
复旦大学法学院：郑飞
李存山先生曾说：“人性是人生的起点，是天道与人道交接的枢纽；人性奠定了人将怎么生活或应该怎么生活的基础”。从古迄今人性之善恶都是争论的焦点，儒家孟子由仁入心，以心论性，从人自身寻找善的依据，并以人的道德实践作为论证，首创性善至论，内涵大智慧、与大彻悟值得我们探索与反思。
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内在地拥有善的禀赋与可能，是“可以为善”。《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对于性善论的论证，主要是普遍的“生命体验”来加以验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任何人在看见一个刚会走路的孩童快要掉入井中，都会不自觉地惊慌与同情，当我们体悟到了自己的善良之心，自然会相信善良之心原本固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但“四端”仅是善根，是为善的可能性，如何将善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呢？孟子认为善的动力在于人性本身，性善不仅仅是不虑而知的“良知”，而且是一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因此人不仅有性善之可能，而且还有向善之能力，促使其突破耳目之欲的局限，追求仁义礼智，使善潜能变成现实。
性善论是为人成就道德而创立的。“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性善是一种潜在而非实在，是可能而非现实，是一个有待于展开的过程而非已经达到的结果。孟子对于如何扩充善有其必要的原则：首先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只要反求，就可以得到自己的良心，即“自得”。其次是“先立其大”。大体即道德的要求，小体即体欲的要求，“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当大体与小体发生矛盾，应当义无反顾地选择大体。最后是知必行之。做到了反求诸己、先立其大，也就做到了知与行的统一，即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根据在内心的诚，遵从内心道德的命令而不欺骗良心即为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良心本心，自在己身，犹如清泉，恰似明镜，是非对错，自然知之。若能遵从内心道德的命令并付诸实践就能做到“知行合一”。当我们通过反求诸己、先立其大，从而实现知行合一后，我们就能达到“无愧于心”，这是为善之后获得的由内而外的满足与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成就道德做出牺牲不光是一种苦，同时也是一种福。
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善的禀赋和向善的力量，赋予了人道德自由并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现在所面临的是个体选择问题，他可以选择仁义，也可以选择不义，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精神力量成为了中国社会德治理论的前提与理论基础，它高度重视德性的人的内在主体精神，使传统中国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是以修身为本”，视道德为安身立命之本, 强调反求诸己，重视道德的自觉性与能动性，要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这种主体的德性力量提升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文明，以先验的人性善论假定肯定和维护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激励人在道德上自觉努力。正如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
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反观当今社会，孟子之性善论并未被真正的理解与重视。一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西方文化主性恶，倾向制约权力，行法治。正是这种偏见致使当下社会氛围的异化，道德的力量渐行渐远。前段时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然道不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地反思与检讨么？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两辆车多次碾压，十八名路人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实在令人心寒至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相信那些冷漠的路人内心深处都有善的人性美德，有些人关键时刻或怯弱、止步甚至退却，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彭宇案”等，真正的心魔其实是我们考虑的太多太细，在利益的收入与支出的衡量里徘徊不前，无法做到先立其大，以致在与内心胆怯自私较量斗争中，道德良知败落下风。而“拾荒阿婆”让我们敬重的，不止于她扶危济困，更在于她那颗平常的向善、行善之心。当问及救人情形时，她说自己什么都没想，下意识地走上前救人，“这事很平常啊”。这种“平常”正是人之为人的依据，是人性的本能反应。真正的善举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良知，“拾荒阿婆”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热度。让更多善举听从内心道德律令的召唤，坚守内心的那份本真与善良，托起社会向善的力量。
孟子的性善论在当代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重拾道德的力量，建构向善的文化，追求为善的人生。正如杨泽波老师所言：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就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种不需要外力强迫，自己就能生长能发展的倾向。人们后来成德成善，虽然主要源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但也是顺着这种自然生长倾向而趋的结果，没有任何违逆不顺畅的地方。也就是说，道德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自然要求，成就道德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迫于外力的强制。反过来讲，人们后来不能成德成善，固然与良心本心的丧失等因素有关，但从根子上说，也是对这种自然生长倾向的一种违背。实际上，近年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固有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原因，而国人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暴自弃”，也是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清末一位士人刘大鹏云：“以善感则善应之，以恶感则恶应之”。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人性中良善一面成长的文化环境，使“性善论”成为如同日常呼吸的空气般的存在。也许成就道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正因为困难才显出它的意义，显出人应有的气魄，也才能真正获得至高无上的道德幸福。
孟子“性善论”思想探究
复旦大学法学院：郑飞
李存山先生曾说：“人性是人生的起点，是天道与人道交接的枢纽；人性奠定了人将怎么生活或应该怎么生活的基础”。从古迄今人性之善恶都是争论的焦点，儒家孟子由仁入心，以心论性，从人自身寻找善的依据，并以人的道德实践作为论证，首创性善至论，内涵大智慧、与大彻悟值得我们探索与反思。
孟子所谓性善，是指人内在地拥有善的禀赋与可能，是“可以为善”。《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对于性善论的论证，主要是普遍的“生命体验”来加以验证。“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任何人在看见一个刚会走路的孩童快要掉入井中，都会不自觉地惊慌与同情，当我们体悟到了自己的善良之心，自然会相信善良之心原本固有。“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但“四端”仅是善根，是为善的可能性，如何将善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呢？孟子认为善的动力在于人性本身，性善不仅仅是不虑而知的“良知”，而且是一种不学而能的“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能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因此人不仅有性善之可能，而且还有向善之能力，促使其突破耳目之欲的局限，追求仁义礼智，使善潜能变成现实。
性善论是为人成就道德而创立的。“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性善是一种潜在而非实在，是可能而非现实，是一个有待于展开的过程而非已经达到的结果。孟子对于如何扩充善有其必要的原则：首先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只要反求，就可以得到自己的良心，即“自得”。其次是“先立其大”。大体即道德的要求，小体即体欲的要求，“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当大体与小体发生矛盾，应当义无反顾地选择大体。最后是知必行之。做到了反求诸己、先立其大，也就做到了知与行的统一，即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的根据在内心的诚，遵从内心道德的命令而不欺骗良心即为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良心本心，自在己身，犹如清泉，恰似明镜，是非对错，自然知之。若能遵从内心道德的命令并付诸实践就能做到“知行合一”。当我们通过反求诸己、先立其大，从而实现知行合一后，我们就能达到“无愧于心”，这是为善之后获得的由内而外的满足与快乐，“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成就道德做出牺牲不光是一种苦，同时也是一种福。
孟子的性善论肯定了每个人都具有善的禀赋和向善的力量，赋予了人道德自由并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现在所面临的是个体选择问题，他可以选择仁义，也可以选择不义，如果选择后者，那么“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一种规范性的精神力量成为了中国社会德治理论的前提与理论基础，它高度重视德性的人的内在主体精神，使传统中国人“自天子以至庶民皆是以修身为本”，视道德为安身立命之本, 强调反求诸己，重视道德的自觉性与能动性，要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这种主体的德性力量提升了我们民族的道德文明，以先验的人性善论假定肯定和维护了人的价值与尊严，激励人在道德上自觉努力。正如康德所言：“有两种东西，我
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反观当今社会，孟子之性善论并未被真正的理解与重视。一个流传甚广却经不起推敲的的观点是，中国文化主性善，故行人治；西方文化主性恶，倾向制约权力，行法治。正是这种偏见致使当下社会氛围的异化，道德的力量渐行渐远。前段时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然道不值得我们进行深刻地反思与检讨么？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在巷子里被两辆车多次碾压，十八名路人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实在令人心寒至极。“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相信那些冷漠的路人内心深处都有善的人性美德，有些人关键时刻或怯弱、止步甚至退却，根本的原因不在于“彭宇案”等，真正的心魔其实是我们考虑的太多太细，在利益的收入与支出的衡量里徘徊不前，无法做到先立其大，以致在与内心胆怯自私较量斗争中，道德良知败落下风。而“拾荒阿婆”让我们敬重的，不止于她扶危济困，更在于她那颗平常的向善、行善之心。当问及救人情形时，她说自己什么都没想，下意识地走上前救人，“这事很平常啊”。这种“平常”正是人之为人的依据，是人性的本能反应。真正的善举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良知，“拾荒阿婆”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热度。让更多善举听从内心道德律令的召唤，坚守内心的那份本真与善良，托起社会向善的力量。
孟子的性善论在当代最为重要的价值就是重拾道德的力量，建构向善的文化，追求为善的人生。正如杨泽波老师所言：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就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一种不需要外力强迫，自己就能生长能发展的倾向。人们后来成德成善，虽然主要源自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对内心的影响，但也是顺着这种自然生长倾向而趋的结果，没有任何违逆不顺畅的地方。也就是说，道德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自然要求，成就道德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迫于外力的强制。反过来讲，人们后来不能成德成善，固然与良心本心的丧失等因素有关，但从根子上说，也是对这种自然生长倾向的一种违背。实际上，近年层出不穷的造假事件，固有制度建设不够健全的原因，而国人中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自暴自弃”，也是个不能不正视的问题。清末一位士人刘大鹏云：“以善感则善应之，以恶感则恶应之”。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创造一个更有利于人性中良善一面成长的文化环境，使“性善论”成为如同日常呼吸的空气般的存在。也许成就道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也正因为困难才显出它的意义，显出人应有的气魄，也才能真正获得至高无上的道德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