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通过进口贸易有效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成为开放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评述，总结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其吸收的能力因素，并得出当前我国应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平衡技术吸收与自主创新等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1]岳金桂.基于进口与FDI传导机制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7. [2]仇怡.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D]，2005. [3]李小平，朱钟棣.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J]国际贸易，2006（2）. [4]仇怡，吴建军.对外贸易与技术扩散——一个文献综述[J].科学决策，2009（3）. [5]赵伟，管汉晖.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12）. [6]赵春明，郭界秀.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综述[J].国际经贸探索，2010（11）. 责任编辑：张莉莉
摘 要： 通过进口贸易有效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成为开放新阶段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所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文章通过对国内外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梳理与评述，总结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及影响其吸收的能力因素，并得出当前我国应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平衡技术吸收与自主创新等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关键词：进口贸易 技术溢出 吸收能力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立足于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建立了“出口导向型创汇经济”，并创造了贸易增长的奇迹。但是，此种带有浓厚“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愈加明显，特别是持续的贸易顺差不仅使我国遭遇到空间严峻的贸易摩擦，同时严重制约了国内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到我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愈加失衡的状态下，通过更大规模的进口以实现长期内国际收支的均衡，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问题；而注重进口，一个关键内容即在于如何利用进口贸易这一物化型技术扩散渠道间接分享贸易伙伴国R&D的成果。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展开述评，以期对我国如何开展进口贸易有更深的认识。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基础理论研究 自Schumpeter（1912）开创性提出“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动机”以后，技术创新理论及与之相应的技术扩散理论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完善，与此同时，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技术溢出效应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经济增长不仅得益于本国的R&D投入，同时本国的R&D活动也可以通过对外贸易、FDI、劳务输出、信息交流以及人口迁移等多种途径将本国的R&D成果间接传播到他国，贡献于他国的经济增长（Keller，2001）。早期学者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现象描述与分类上。Arrow（1962）最早基于外部性的视角解释了技术溢出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其基础上，Findlay（1978）用“传染理论”来描述了国际贸易中的技术溢出现象，并指出越是开放国家其了解国际市场产品与技术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从而从他国学到先进技术的机会也就越大。Mansfield & Wagner（1981）则将国际间技术溢出按“同级转移”和“纵深转移”的方向将其划分为水平型技术溢出与垂直型技术溢出，而wilkin（1988）根据技术溢出效果进一步将国际间技术溢出区分为了“简单型技术转移”和“吸收型技术转移”两类。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生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构建了一个分析技术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全新框架。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最终取决于R&D投入、人力资本、“干中学”等各种内生因素产生的技术进步效应。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如果能有效刺激一国的技术创新活动，或者国外R&D活动能通过贸易渠道间接促进一国的技术进步，则其便有利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在《技术创新与全球经济增长》（1991）一书中，Grossman & Helpman首次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研究了开放经济中技术变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阐述了通过存在水平差异与垂直差异中间品贸易以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机理：一方面，种类更多的中间贸易品能有效提高最终产品的生产效率，同时进口国也不必对新中间贸易品支付额外的费用；另一方面，更为专业化的中间贸易品的进口会刺激进口国的学习和模仿，开发出同类甚至更具竞争力的相似产品。 在Grossman & Helpman研究的基础上，诸多学者进一步研究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与条件问题。Romer（1992）、Barro（1995）等人认为更加开放的国家具有更强的接受新思想、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在Chuang（1998）建立的关于贸易引致技术学习与模仿进而促进贸易国经济增长收敛的追赶模型中，学习效应的产生与强弱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出口与进口两大技术学习来源的相互作用以及贸易品的特征与属性，二是决定可获技术的贸易伙伴国技术发展水平；Vamvakids（1999）等学者重点探讨了机械设备等资本品进口对于促进一国学习新技术的理论机制，并利用跨国数据证实了贸易开放度与制造业占GDP比重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Hendrick（2000）则进一步认为劳动者技能与资本品中隐含技术进步存在互补关系，通过使用具有更高技术水平的资本品可以增进工人的工作技能。归纳起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机制在于：一国可以通过进口贸易接触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与发明，并在相应学习与模仿的过程中增强本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本国技术进步的速度。 当然，也有学者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如Stokey（1991）就认为，一国产业的成长必须经历自身知识积累与规模经济的过程，鼓励进口、国际竞争的过早放开都将阻碍这一进程的实现，从而导致一国只能生产初级产品。而在Young（1991）的研究中，先进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以强化后进国家的低技术生产模式为前提的，自由贸易会阻碍后进国家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并将其锁定于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除非南北差异比较小，否则南方国家在封闭情况下反而能获得更快发展”。 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内生增长理论对于技术进步的强调以及众多学者的理论分析，为后来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也支持进口贸易能有效刺激贸易国技术进步的观点。 已有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一般都通过比较TFP（全要素生产率）对国外R&D的弹性来获得，Coe & Helpman（1995）对此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Coe & Helpman在Grossman & Helpman “创新驱动”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进口国国内R&D存量、贸易国双边进口比重加权的出口国R&D为自变量，以TFP水平为因变量的经济模型（简称CH模型），首次从实证角度估算了出口国R&D对进口国TFP的影响。通过对相关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进口国TFP的增长不仅依赖于本国的R&D投入，贸易伙伴国的R&D投入也与之存在密切正相关关系；其二，越是开放国家（进口贸易额所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的国家），外国R&D投入对其国内TFP影响越强烈，因此小国较之于大国，贸易伙伴国R&D对其TFP影响更加明显。Coe & Haffmaister（1997）进一步在CH模型中加入了自变量“中等教育水平”，并以机械设备占贸易总额比例加权得到贸易伙伴国的R&D存量，分析了南北贸易中的R&D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南方国家TFP的提高与北方国家R&D投入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从而得出欠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R&D成果的结论。 Coe 、Helpman & Haffmaister三人的研究为后来相关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奠定了基础，采用进口份额以及资本品占进口份额的比例对出口国R&D加权也成为研究国际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普遍做法。后续的研究主要是对CH模型的完善与改进，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因变量的选择与相关数据资料分析的拓展 在对CH模型因变量的选择上，以Sjoholm（1996）和Engelbrecht（1997）的研究最具代表性。Sjoholm将专利引用作为重要指标引入CH模型，并通过研究瑞典企业对于外国专利的引用情况，发现进口贸易对于专利引用具备强解释力，从而证实了进口贸易作为一国技术进步渠道的论断。Engelbrecht则在对CH模型的改造中，将人力资本变量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之中，研究发现虽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最终估计值较之于CH模型有所下降，但贸易伙伴国R&D投入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仍然显著。 而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则从总量分析拓展到了行业分析以及其他方面。Lee（1999）利用加拿大和美国产业部门数据分析了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发现进口贸易对于加拿大所有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均具有贡献作用。Eaton & Kortum（2001）认为，不仅一国TFP水平提高与资本品进口密切相关，同时其差异与进口资本品价格从而与贸易壁垒也密切相关。在他们的实证分析中，TFP差异的四分之一要归结于资本品价格差异，而价格差异的一半又要归结于贸易壁垒。Lee（2001）进一步将进口贸易技术进步效应分解为种类效应与数量效应，并通过对13个OECD国家行业数据的分析得出两大结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中种类效应要强于数量效应；在贸易与FDI 两大技术进步渠道中，与贸易相关的R&D溢出居于主导地位。 （二）如何计算贸易伙伴国的R&D资本存量以及权重的选择问题 在对CH模型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发现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处理对于实证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处理方法的差异可能导致结论的完全相反，因此对贸易伙伴国R&D加权权重的合理构造，成为实证分析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的重点之一。 Keller（1998）首先对CH模型关于贸易伙伴国R&D的权重处理方法提出了质疑，并进一步采用随机生成贸易伙伴国进口份额权重的方法对CH模型的结论进行了重新验证，结果发现采用这一方法仍会有正的技术进步效应产生，即CH模型不能说明通过进口贸易渠道，出口国R&D投入能对进口国TFP产生显著影响。Coe（1999）在对Ke11er质疑的回应中，认为其方法并不能真正体现随机性，同时在其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随机进口份额实证分析中，发现CH模型的结论仍然正确。 Lichtenberg & Lapotterie（1998）指出，CH模型存在权重与指数问题两大缺陷。他们认为，采用进口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密度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比CH模型中采用的用双边贸易份额乘以贸易伙伴国R&D存量表示的国外R&D对本国的影响，更能降低总和数据的敏感性，因而更能反映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简称LP方法）。而采用LP方法的验证结果表明，CH模型高估了进口贸易对进口国TFP的影响，但采用两种方法得出的最终结论一致。 Hejazi & safarian（1999）采用同时考虑贸易份额与FDI对外国R&D存量进行加权的方法重新研究了CH模型，结果发现较之于CH模型对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估计值，FDI技术溢出效应系数估计值更高，从而得出FDI技术进步效应可能弱化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 Falvey、Foster & Greenaway（2002）按照技术与知识在接收国是公共物品还是私有物品的假设，对外国R&D加权权数进行了重新构造。在此基础上，他们采用6种方法计算了外国R&D存量，并利用52个发展中国家与5个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技术与知识是私有物品还是公共物品的性质对于接收国而言十分重要，若溢出技术为公共产品，则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更为显著。 尽管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普遍证实，但通过对学者们研究的对比，不同国家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差异也较为显著。Sjoholm（1999）、Griffithetal（2000）、Jorge （2002）和Francisco（2002）等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导致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技术差距，一般认为技术差距越小，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越是明显，而较大的技术差距会阻碍进口国的学习与追赶；第二是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基础、技术知识积累、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贸易开放度有利于对技术溢出效应的吸收；第三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直接地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同时人力资本积累也可增强吸收技术溢出的能力；第四是地理距离，商品贸易量与贸易国间的地理距离成反向关系，因此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在地理距离作用下也呈现出地区化特征。总体而言，可以将这些因素概括统称为“吸收能力”。 四、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受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对外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以及出口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而相关进口贸易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传播以及进口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分析以及作用机理与影响因素上。 （一）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方希桦（2004）等使用1978——2000年我国与“七国集团”的相关数据，采用CH模型的基本方法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通过进口贸易途径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国内R&D投入对我国TFP的提升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黄先海、张云帆（2005）通过将外资依存比例引入CH模型，从而得到了一个包括进口贸易、外向型FDI与内向型FDI三种技术溢出途径的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模型。在实证分析中，他们进一步将中国的进口贸易伙伴国分为先进工业国和亚洲国家两类，并利用进口比例与其它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国别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贸易与FDI对我国TFP提升都具有显著效应，其中FDI所产生效应略大；进口贸易与FDI对于我国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均小于国内R&D投入的影响；在不考虑FDI因素的情况下，通过进口先进工业国产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要大于从亚洲国家的进口。 李平、钱利（2005）综合考虑了进口贸易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采用LP方法对进口贸易对我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对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大，而FDI却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不显著，甚至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具有负向影响。 喻美辞、喻春娇（2006）在运用LP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力资本要素加入其计量分析模型，在采用G-7国家和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国外R&D还是国内R&D都能有效促进我国TFP的提高。 朱钟棣、李小平（2006）采用Falvey、Faster和Greenaway计算国外R&D资本存量的6种方法，并运用我国32个工业行业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行业分析，结果显示进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有效途径之一。 （二）关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李平（1999）在对技术进步的途径进行归纳与总结的基础上，认为一国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吸收能力与其对外贸易的规模、模式以及收益会产生互动效应，技术创新与技术吸收既是对外贸易的前提，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岳昌君（2000）、孙兆刚（2005）等学者指出，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机制主要由干中学、示范、传染、竞争四个组成部分构成；同时，他们还从进口品结构角度分析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一国在国际市场上不仅可以购买先进的最终资本品与消费品，而且还可在国际贸易分工不断细化的条件下，通过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来提升本国产品的技术含量。 郭晶（2005）则在对进出口贸易互动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进口贸易技术溢出的机制问题。在其研究中，进口贸易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通过对国内稀缺资源与国外先进技术的直接引进，使出口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其二是通过进口贸易间接获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并在“干中学”过程中完成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掌握、吸收和消化，从而以较低成本完成本国的技术积累。通过进出口的相互作用机制，既可促进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协调发展，又可形成充分吸收国际技术溢出的机制。 （三）关于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研究 从当前国内的相关文献来看，主要将人力资本作为制约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核心因素来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如黄先海（2005）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人力资本虽然对一国的技术进步不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却可通过强化一国的创新能力与技术溢出吸收能力间接提升一国TFP水平。而彭水军（2005）等人则综合考虑了人力资本积累、贸易开放度、技术水平差距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对一国技术吸收能力与经济产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间品种类扩张模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积累与适度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增强一国的技术吸收能力，而贸易开放度、技术差距对于TFP水平的影响则不确定。 陈涛涛（2003）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将企业规模差距、资本密集度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作为影响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因素予以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当国内企业的这些能力因素与国外企业差距较小时，技术溢出能够得到有效吸收。 卢健（1998）、杜兰英（2002）、李平（2005）等更加全面地从内外部两方面分析了影响发展中国家技术溢出吸收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从外因来看，为了维护自身技术垄断的优势，发达国家往往通过立法、贸易壁垒等多种形式限制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致使欠发达国家无法获取行业核心技术；同时，当发达国家企业发现欠发达进口国同类生产商可能成为其潜在竞争对手时，其也会采取各种措施防止技术的扩散或降低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从内因来看，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低、研发投入少、市场机制与知识产权等制度的不完善等限制因素，通过进口贸易促进本国的技术进步往往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 五、结论 （一）更加注重进口贸易的溢出进步效应是我国获取贸易动态收益的必然选择 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研究，都普遍证实了进口贸易对于一国TFP的促进作用，而有效吸收对外贸易技术溢出效应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更具现实意义：在我国进出口贸易失衡愈加严重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进口贸易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并以此提高我国的整体技术水平，成为我国贸易发展战略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取决于一系列条件，加强国内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是有效吸收技术溢出的关键 通过对相关文献研究的回顾，一国能否有效吸收进口贸易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取决于贸易开放度高低、国内R&D投入、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差距、制度保障等诸多“能力因素”，而其中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又是重中之重。因此，必须重视以本国R&D投入与人力资本积累为中心的一系列“能力因素”的建设，最终形成“因能力增强而取得更强能力”的良性机制。 （三）注意现代国际分工形态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避免成为发达国家全球“技术分配”的附庸 当前，由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层次的“质量差距”，我国必须通过大规模进口机械设备、高质量中间品来实现出口的顺利进行。在此种“进口引致型出口”的贸易范式下，一定要注重对行业核心技术的吸收和掌握，避免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及其动态转化能力的丧失，从而避免成为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分配”掌控全球经济的附庸。 参考文献： [1]岳金桂.基于进口与FDI传导机制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D].河海大学博士论文，2007. [2]仇怡.中国基于国际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D]，2005. [3]李小平，朱钟棣.R&D溢出和生产率增长.经济研究[J]国际贸易，2006（2）. [4]仇怡，吴建军.对外贸易与技术扩散——一个文献综述[J].科学决策，2009（3）. [5]赵伟，管汉晖.贸易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12）. [6]赵春明，郭界秀.进口贸易的技术进步效应研究综述[J].国际经贸探索，2010（11）. 责任编辑：张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