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诗人兼学者董迎春新作《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运用新历史主义先驱海登・怀特的研究方法，钩沉出20世纪80年代诗歌谱系，爬梳出中国当代诗歌话语转义的深层线索，既完成了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化诗歌史的解构，又清晰地呈现了80年代诗歌精神风貌与深层转化的“大历史”，同时对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诗人及作品进行“小历史”的钩沉。 关键词：董迎春 诗歌 历史 符号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新诗开启了新文学先声；在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代表了新的美学原则。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文学形式来看，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数次重大变革中都扮演着初啼新莺的角色，但在目前文学史的书写当中，诗歌被置于边缘地位，而且目前的诗歌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董迎春所说，“当代诗歌研究更多侧重于文学史线性梳理与社会意识形态批评，很少研究史料、观念、审美等艺术特征背后话语的深层关系。”①因此，身兼诗人与学人双重身份的董迎春试图在《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一书中，运用新历史主义对80年代诗歌史进行解构与重构，钩沉出80年代的诗歌话语谱系，以期做出新的命名。 命名首先是要完成对历史的解构。谱系学认为，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权力运作过程，如同福柯所言：“‘异’对一个文化来说，同时成了内在和陌生的东西，并因此只通过禁闭（为了减少其异性）就被排斥了（以便驱赶内在的危险）；而物的秩序的历史则将是‘同’之历史，‘同’对一个文化来说，既被分散了，又被联系在一起，因而被分门别类，被收集成同一性。”②董迎春认识到“当代诗歌史同样也由于诗歌相关的文学与评论所书写的文本建构而成。在语言背后事实上对其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力挤压关系。”③他所要做的是书写还原诗歌面目与现实的“文学场”，以“对诗歌话语的质疑与颠覆的立场渐渐代替宏大的历史叙述，通过情节编织转换旧的当代诗歌史”。④ 如果历史是权力的运作，那何为历史？新历史主义的鼻祖维科在其《新科学》中探究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历史按照“诗性”逻辑展开，由此启发新历史主义将历史视为符号网络，衍生出“历史诗学”这一概念及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的关系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的文学性（诗性）结构以及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历史本质的理论界说。”⑤应当说，新历史主义这一范式为中国文学研究者跳出意识形态窠臼，以历史为参照来研究文学内部深层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全面论述“历史诗学”这一概念的新历史主义先驱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和文学都存在话语建构，并且其话语建构过程是相通的。历史话语的构建发生了三种转义性的外展（abduction）：“历史”既往事件首先被表现为具有编年史的顺序；其次被“情节化操作”转化为一个具有可辨认的开头、中部和结尾三阶段的故事；并且（第三）构成任何可以用以建立事件的“意义”的形式论证的主题，这种意义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认识的、伦理的或审美的。 董迎春采用了海登・怀特的研究方法，反对当前充斥着文学史的断代划分，反对人为的时间断裂（比如1989年海子之死的界限）和地理断裂（如南方诗歌和北京诗歌的划分），而支持台湾学者陈大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一切转变是渐进式的”论断。⑥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爬梳出一条话语转义的线索。 二 命名是一次重构的生产行为。老子《道德经》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⑦ 而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中这样解读《安提戈涅》的出场诗：“言词，命名，都是要把从要直接制胜而涌入其在中去的敞开了的在者安顿下来并使其保持在老老实实，一清二楚的安定状态中。”⑧阿尔都塞更在其警察故事所想象的询唤场景中明确表示命名事物或者接受命名乃是意识形态作用于主体的方式之一。由此观之，命名不仅是称呼一个名字，而是一次生产主体的行为。 命名者董迎春是一位身兼诗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生产者。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诗歌，他是“相思湖诗群”的领衔者，是“当代中国诗歌书写的在场者”，⑨已经出版多部诗集。在2004年后，又开始主攻文艺学，以学人身份在大学从事诗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诗人，董迎春在这个文学场中与其他诗人有着精神甚或日常的交往，共同成为历史文本的见证者与书写者。作为学人，董迎春由于参与到文学史的写作中而成为历史的叙述者，而多年来主攻文艺学的经历能够让其在攻破文本之后又高屋建瓴地爬梳出80年代诗歌文本间的内在线索：诗歌的话语范式。 董迎春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史的重构式生产既采用新历史主义的话语转换范式，但又不完全是新历史式。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断的爆破与断裂，连续统一的“大历史”⑩是权力运作所造成的假象，他们认为“连续统一的‘历史修撰’掩盖了历史的‘残暴’本质，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该以因果论和进步论为由而表示有意无意的尊崇、认同和配合，而应该设法打破这种连续性，暴露出历史背后的血腥和残暴”，{11}所以新历史主张进行“小历史”的钩沉。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模式揭示了“大历史”的编纂逻辑：“历史叙述处理其素材的方式与文学并无本质的不同”。{12}他将维科隐喻、换喻、提喻、反讽的四重式转义引向普遍的历史叙述领域，结合从文学批评家弗莱那里借用来的文学样式概念，与四种话语转义相对应的叙事形态的情节编排方式为浪漫史、悲剧、喜剧、讽刺剧四种：{13} 隐喻 浪漫史 形式型 无政府主义 换喻 悲剧 机械性 激进主义 提喻 喜剧 有机型 保守主义 反讽 讽刺剧 语境型 自由主义 怀特此模式本为对历史深层模式的解构，董迎春反其道而用之，通过它找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话语的内部的转换规律，完成了80年代诗歌史的重构。其研究根据隐喻、换喻、提喻、反讽之间的转义关系考察话语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探究诗歌作为社会文本、文学文本的符号意义，整合从朦胧诗、第三代诗、女性诗歌、海子等的大诗写作之间的转换与共在逻辑，提炼出其话语特征，清晰地呈现了80年代诗歌的精神风貌与深层的转化进程。 但如果这次对诗歌史的重写仅仅是“大历史”的再次书写，那么也将会难免陷入同一化的陷阱。本书出彩之处就在于，它巧妙运用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大历史”的策略爆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书写，随即再用此策略建构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的“大历史”。与此同时，依托诗人的身份，对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诗人及作品进行史海钩沉，令“小历史”与“大历史”共同浮出水面。董迎春多年来对海子的作品钟爱有加，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独到理解。在本书中，清晰地梳理了海子与其他第三代中后期诗人的源流联系，同时将以海子、昌耀为代表的一批独具思想性的诗人及诗歌作为“大诗写作”，其写作是对普世伦理的坚守，也是精神神话与文化神话的话语实践特征。 董迎春出生于烟柳繁华地扬州，但其诗歌生命长期活跃于西部边陲，对以往诗歌史书写当中存在的地域中心意识感受更为敏感。书中多次提及创办《崛起的一代》，率先向老诗人发难的“贵州诗群”黄翔，他对朦胧诗的发展及其美学原则的讨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因为其所处地域并非中心等原因，黄翔的影响与价值几乎被主流诗歌话语遗忘。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南北分野促成对诗歌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的划分，其实二者存在诸多交叉，诗歌的地域并非完全对应于地理的地域。因此，这些被遮蔽的诗歌话语进入到新的兼具“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命名行为中，构建新的历史景观。 三 20世纪80年代书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辉煌，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辉煌因为诗歌阵营的分化与自我清算而难以为继。董迎春将其划分为坚持知性写作的“后朦胧诗”及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口语写作”派。口语写作以一套指向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来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写作，解构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具有消费写作的功利特征，挟裹着浓烈的大众文化气息，是“以无意义的物对抗有意义的人的一次性消费的狂欢”，{14}既有破坏的快感，但也呈现出焦虑和绝望。 这是诗歌的自我颠覆，但此举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自我审视：“这种后现代景观，因为缺少某种理论高度与表达实质，使得这样的后现代的文化定位渐成为快餐式的消费空壳，趋于浮浅与庸俗，而各种诗写现象也如走马观花。”{15} 而后朦胧诗所走的思想写作路线，从“现代史诗”“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的“长诗”写作，到海子、昌耀等诗人的“大诗写作”，一再挑战神话的高度，最后成为难以企及的高峰，最后随着海子等一批诗人的溘然长逝，便戛然而止，划上了休止符。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书写曾经令一代人激情澎湃，却也不免呈现出危机，最后走向低谷。作为诗人，董迎春对这个悲剧性进程有着更为敏锐的感知，为其奉上挽歌一曲，同时又能够以学者的学识深刻地指出在学理上的转化进程，并提请读者注意这并非单一前进的必然的历史，而是至今仍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而从更深层次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毋宁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旅程。虽然在80年代末期，中国诗坛出现众声喧哗的后现代气息，但这实质只是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停靠点。对于董迎春而言，对于历史而言，反讽远远不是一切的终结，现代化依然还在路上。 ①③{4}{14}{15} 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第210页，第211页，第57页，第60页。 ②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⑤⑥{11}{12}{13}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207页，第106页，第133页，第131页。 ⑦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⑧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2页。 ⑨ 吴迎君：《书写众神，然后黄昏：董迎春〈水书〉组诗的形式文化学阐释》，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⑩ 大历史（History），新历史主义用以和“小历史”（histories）相对的概念。大历史围绕整体性一元化的政治国家史而编写，“小历史”则偏向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层面，乃 至被湮没者和边缘者，呈现出异质性、矛盾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作 者：孙婷婷，文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
摘 要：当代诗人兼学者董迎春新作《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运用新历史主义先驱海登・怀特的研究方法，钩沉出20世纪80年代诗歌谱系，爬梳出中国当代诗歌话语转义的深层线索，既完成了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化诗歌史的解构，又清晰地呈现了80年代诗歌精神风貌与深层转化的“大历史”，同时对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诗人及作品进行“小历史”的钩沉。 关键词：董迎春 诗歌 历史 符号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郭沫若的新诗开启了新文学先声；在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代表了新的美学原则。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文学形式来看，诗歌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数次重大变革中都扮演着初啼新莺的角色，但在目前文学史的书写当中，诗歌被置于边缘地位，而且目前的诗歌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多问题，如董迎春所说，“当代诗歌研究更多侧重于文学史线性梳理与社会意识形态批评，很少研究史料、观念、审美等艺术特征背后话语的深层关系。”①因此，身兼诗人与学人双重身份的董迎春试图在《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一书中，运用新历史主义对80年代诗歌史进行解构与重构，钩沉出80年代的诗歌话语谱系，以期做出新的命名。 命名首先是要完成对历史的解构。谱系学认为，历史的书写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权力运作过程，如同福柯所言：“‘异’对一个文化来说，同时成了内在和陌生的东西，并因此只通过禁闭（为了减少其异性）就被排斥了（以便驱赶内在的危险）；而物的秩序的历史则将是‘同’之历史，‘同’对一个文化来说，既被分散了，又被联系在一起，因而被分门别类，被收集成同一性。”②董迎春认识到“当代诗歌史同样也由于诗歌相关的文学与评论所书写的文本建构而成。在语言背后事实上对其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权力挤压关系。”③他所要做的是书写还原诗歌面目与现实的“文学场”，以“对诗歌话语的质疑与颠覆的立场渐渐代替宏大的历史叙述，通过情节编织转换旧的当代诗歌史”。④ 如果历史是权力的运作，那何为历史？新历史主义的鼻祖维科在其《新科学》中探究了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他认为历史按照“诗性”逻辑展开，由此启发新历史主义将历史视为符号网络，衍生出“历史诗学”这一概念及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的关系语境中，通过揭示历史的本质特征及其内在的文学性（诗性）结构以及文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历史性含蕴来阐释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关于文学本质或历史本质的理论界说。”⑤应当说，新历史主义这一范式为中国文学研究者跳出意识形态窠臼，以历史为参照来研究文学内部深层规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全面论述“历史诗学”这一概念的新历史主义先驱海登・怀特指出，历史和文学都存在话语建构，并且其话语建构过程是相通的。历史话语的构建发生了三种转义性的外展（abduction）：“历史”既往事件首先被表现为具有编年史的顺序；其次被“情节化操作”转化为一个具有可辨认的开头、中部和结尾三阶段的故事；并且（第三）构成任何可以用以建立事件的“意义”的形式论证的主题，这种意义在不同情况下可以是认识的、伦理的或审美的。 董迎春采用了海登・怀特的研究方法，反对当前充斥着文学史的断代划分，反对人为的时间断裂（比如1989年海子之死的界限）和地理断裂（如南方诗歌和北京诗歌的划分），而支持台湾学者陈大为认为中国当代诗歌“一切转变是渐进式的”论断。⑥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爬梳出一条话语转义的线索。 二 命名是一次重构的生产行为。老子《道德经》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⑦ 而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中这样解读《安提戈涅》的出场诗：“言词，命名，都是要把从要直接制胜而涌入其在中去的敞开了的在者安顿下来并使其保持在老老实实，一清二楚的安定状态中。”⑧阿尔都塞更在其警察故事所想象的询唤场景中明确表示命名事物或者接受命名乃是意识形态作用于主体的方式之一。由此观之，命名不仅是称呼一个名字，而是一次生产主体的行为。 命名者董迎春是一位身兼诗人与学者双重身份的生产者。董迎春20世纪90年代开始写作诗歌，他是“相思湖诗群”的领衔者，是“当代中国诗歌书写的在场者”，⑨已经出版多部诗集。在2004年后，又开始主攻文艺学，以学人身份在大学从事诗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作为诗人，董迎春在这个文学场中与其他诗人有着精神甚或日常的交往，共同成为历史文本的见证者与书写者。作为学人，董迎春由于参与到文学史的写作中而成为历史的叙述者，而多年来主攻文艺学的经历能够让其在攻破文本之后又高屋建瓴地爬梳出80年代诗歌文本间的内在线索：诗歌的话语范式。 董迎春对20世纪80年代诗歌史的重构式生产既采用新历史主义的话语转换范式，但又不完全是新历史式。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不断的爆破与断裂，连续统一的“大历史”⑩是权力运作所造成的假象，他们认为“连续统一的‘历史修撰’掩盖了历史的‘残暴’本质，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该以因果论和进步论为由而表示有意无意的尊崇、认同和配合，而应该设法打破这种连续性，暴露出历史背后的血腥和残暴”，{11}所以新历史主张进行“小历史”的钩沉。 海登・怀特的历史叙述模式揭示了“大历史”的编纂逻辑：“历史叙述处理其素材的方式与文学并无本质的不同”。{12}他将维科隐喻、换喻、提喻、反讽的四重式转义引向普遍的历史叙述领域，结合从文学批评家弗莱那里借用来的文学样式概念，与四种话语转义相对应的叙事形态的情节编排方式为浪漫史、悲剧、喜剧、讽刺剧四种：{13} 隐喻 浪漫史 形式型 无政府主义 换喻 悲剧 机械性 激进主义 提喻 喜剧 有机型 保守主义 反讽 讽刺剧 语境型 自由主义 怀特此模式本为对历史深层模式的解构，董迎春反其道而用之，通过它找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话语的内部的转换规律，完成了80年代诗歌史的重构。其研究根据隐喻、换喻、提喻、反讽之间的转义关系考察话语背后渗透的意识形态，探究诗歌作为社会文本、文学文本的符号意义，整合从朦胧诗、第三代诗、女性诗歌、海子等的大诗写作之间的转换与共在逻辑，提炼出其话语特征，清晰地呈现了80年代诗歌的精神风貌与深层的转化进程。 但如果这次对诗歌史的重写仅仅是“大历史”的再次书写，那么也将会难免陷入同一化的陷阱。本书出彩之处就在于，它巧妙运用新历史主义的解构“大历史”的策略爆破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书写，随即再用此策略建构中国20世纪80年代诗歌发展的“大历史”。与此同时，依托诗人的身份，对被主流话语排除在外的诗人及作品进行史海钩沉，令“小历史”与“大历史”共同浮出水面。董迎春多年来对海子的作品钟爱有加，对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独到理解。在本书中，清晰地梳理了海子与其他第三代中后期诗人的源流联系，同时将以海子、昌耀为代表的一批独具思想性的诗人及诗歌作为“大诗写作”，其写作是对普世伦理的坚守，也是精神神话与文化神话的话语实践特征。 董迎春出生于烟柳繁华地扬州，但其诗歌生命长期活跃于西部边陲，对以往诗歌史书写当中存在的地域中心意识感受更为敏感。书中多次提及创办《崛起的一代》，率先向老诗人发难的“贵州诗群”黄翔，他对朦胧诗的发展及其美学原则的讨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因为其所处地域并非中心等原因，黄翔的影响与价值几乎被主流诗歌话语遗忘。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南北分野促成对诗歌的“南方诗歌”与“北方诗歌”的划分，其实二者存在诸多交叉，诗歌的地域并非完全对应于地理的地域。因此，这些被遮蔽的诗歌话语进入到新的兼具“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命名行为中，构建新的历史景观。 三 20世纪80年代书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辉煌，但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辉煌因为诗歌阵营的分化与自我清算而难以为继。董迎春将其划分为坚持知性写作的“后朦胧诗”及具有后现代倾向的“口语写作”派。口语写作以一套指向日常生活的语言系统来颠覆朦胧诗的精英写作，解构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具有消费写作的功利特征，挟裹着浓烈的大众文化气息，是“以无意义的物对抗有意义的人的一次性消费的狂欢”，{14}既有破坏的快感，但也呈现出焦虑和绝望。 这是诗歌的自我颠覆，但此举并没有完成真正的自我审视：“这种后现代景观，因为缺少某种理论高度与表达实质，使得这样的后现代的文化定位渐成为快餐式的消费空壳，趋于浮浅与庸俗，而各种诗写现象也如走马观花。”{15} 而后朦胧诗所走的思想写作路线，从“现代史诗”“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等的“长诗”写作，到海子、昌耀等诗人的“大诗写作”，一再挑战神话的高度，最后成为难以企及的高峰，最后随着海子等一批诗人的溘然长逝，便戛然而止，划上了休止符。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书写曾经令一代人激情澎湃，却也不免呈现出危机，最后走向低谷。作为诗人，董迎春对这个悲剧性进程有着更为敏锐的感知，为其奉上挽歌一曲，同时又能够以学者的学识深刻地指出在学理上的转化进程，并提请读者注意这并非单一前进的必然的历史，而是至今仍处于动态变化当中。而从更深层次的历史角度来看，这毋宁是中国诗歌的现代化旅程。虽然在80年代末期，中国诗坛出现众声喧哗的后现代气息，但这实质只是中国诗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停靠点。对于董迎春而言，对于历史而言，反讽远远不是一切的终结，现代化依然还在路上。 ①③{4}{14}{15} 董迎春：《走向反讽叙事：20世纪80年代诗歌的符号学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第210页，第211页，第57页，第60页。 ② [法]福柯：《词与物》，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3页。 ⑤⑥{11}{12}{13} 张进：《新历史主义与历史诗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207页，第106页，第133页，第131页。 ⑦ 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页。 ⑧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2页。 ⑨ 吴迎君：《书写众神，然后黄昏：董迎春〈水书〉组诗的形式文化学阐释》，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⑩ 大历史（History），新历史主义用以和“小历史”（histories）相对的概念。大历史围绕整体性一元化的政治国家史而编写，“小历史”则偏向于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层面，乃 至被湮没者和边缘者，呈现出异质性、矛盾性和碎片化的特征。 作 者：孙婷婷，文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讲师。 编 辑：郭子君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