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丸案和梃击案在时间上相距有五年还略多一些。它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之交。此时，万历已经于同年去世，皇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可是这皇帝挺短命，与他父亲万历帝不同。（明代十六帝：太祖朱元璋、惠宗（建文帝）朱允炆、成祖（永乐帝）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以及南明：安宗朱由崧、绍宗朱聿键、永历朱由榔。）万历在位共达四十八年有余，可以说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人。与他相反，这位皇长子从继位到驾崩一共才30天。又可以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所以他和他父亲可以说是两个分居两端的人。他在位时间虽然短，但这明末三案中的红丸案却就发生在他在位的时候，且他就是那案中最关重要的一个人。
由于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朱常洛在生前并没有过他自己的年号，但是依照惯例新君即位总要等到下一年的元旦才能更换年号，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没有能活到次年，所以生前就没有年号。但他既然已经身登帝位，总得有个年号，表明他在位的那一段时间才是。所以在死后与他的父亲入了太庙，被称为光宗之时，才由大臣共议，把万历四十八年分为两段，那天的一至七月任称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起则改成泰昌元年。
为什么这个皇帝在位如此短呢？是因为他在继位的时候就已经在病里，后来又吃错了药，所以只做了三十天的天下至尊，就去找他的祖宗们斗地主去了。因为他和他的生母都不为万历所喜，所以他的一生大部分活在压抑、冷遇的环境里面，直到梃击一案发生过后才突然有了改变，前面有提到当郑贵妃和万历都摆不平梃击一案的时候把他推出去，把他向群臣赞扬了一番才解决这事儿。所以，由此之后他的东宫地位就已经切实确定了，万历对他也自另眼相待，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他生活也就突然发生了改变，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改变的最大的就是郑贵妃，在之前郑贵妃一直都不喜欢他，她一直想立她自己的儿子福王为皇帝，可能现在废立一事已成泡影，她想到这个以前被她欺负的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已经注定了。没办法，她只得想办法补救。所以她就借口感激朱常洛的解救，就尽力向他接近，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同时又是一个极为察言观色的人，发现这个皇长子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贪财好色的人，看出这些弱点，她就把全部本事施展出来。不但送给他财宝，还从她的宫女里面挑选了八名最为美丽的赠送给了皇长子，叫她们去服侍他。
现在朱常洛高兴了，他原来一直处于压抑冷遇的境地，可现在~天从人愿。郑贵妃对他竟那么好，美人珠宝什么都给了他，不觉就十分感念。把以前所受的歧视和冷遇都忘怀了。犹如穷人乍富，不免放纵。所以一直处于酒色过度的生活中。虽然年纪还不满四十，可是早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他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继位。可是当时就病势严重，勉强挣扎着才完成即位大典。此后虽然到八月二日还能力疾临朝，但过后就一病不起，无法坐朝了。之所以这样，据说是内侍崔文升给他看过病，用的却是泻药，一日腹泻竟至三四十次，于是觉得委顿不支，他对群臣说：“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于是在此后病榻上召见群臣说的都是安排后事之类。可是这时，鸿胪寺寺丞李可灼却说有仙方可治病。群臣都不敢相信，可是皇帝却管不了那么多了，来吧~试试吧。李可灼于是进献一枚红色药丸。初服皇帝感觉效果很好，直夸李可灼是忠臣，于是命他再进一丸。李可灼再进之后，首辅方从哲问皇帝病情，李可灼还说：“很好”。可是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皇帝便驾崩了。
得，这下出大事了。皇帝夜里吃了一个人进献的药丸，天一亮就去世了。这个人还不是御医，来吧，这事儿还有的说？居心何在？有何阴谋？（从实招来！）
李可灼进献的到底是什么药？有人说是房中药，有人说颜色红，符合道家服食的含有大量丹砂的丹药，李可灼又说进献的是仙丹，这更是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还有人说，这就是一种补药，毕竟李可灼也怕出事，想着补药应该不会出啥大事吧？这才敢进献。那么，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简单探讨下：
说是房中药的人，他们的根据是：明代诸帝大多都是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总要用一些佞人替他们寻找春药来助长欢乐。所以明代皇帝寿命不高，大多三四十岁就去世了。
说是金丹之类的药物的人他们的依据是：颜色深红，那么可推断含贡，并且明代皇帝宠用方士也是出了名的，这也有一定根据。
说第三种补药的人其实没啥实际根据，不过根据前面两种来说。拿春药和丹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怎么样都说不通，李可灼又不是疯子，不可能这样乱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可灼甘心受人利用，故意进献以使朱常洛速死。这样也有一定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样，皇帝都死了。这下好了，从立储时就对立的两派以此一直相互攻击。因为崔文升原来是郑贵妃的人，正是因为他进泻药才使皇帝病情加重，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矛头直指郑贵妃一派和首辅方从哲。
方从哲却在这儿干了一件错事。首先，人们纷纷指他为弑逆，他如果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很可能闹一阵就过去了，但是他认为李可灼主要是由他引进的，生怕沾上罪名，所以立即让人申辩，还说李可灼是由先帝所召，又因皇帝初服药后觉得很好，所以他在遗诏中以已去世皇帝的口吻仍然夸奖李可灼，并且赐给银币，方从哲认为他这不惩而奖的办法可以借助于大行（刚去世的皇帝）皇帝的威灵压住群众的叫嚣，不想却适得其反。他的遗诏一出却引出了更大的反响，群臣把崔文升和李可灼的用药都看成了有联系的阴谋，并且把它方从哲同时也给算入其中。
这下方从哲慌了，他使人再行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并说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这种论调一出，激起的波澜更大，先前攻击他的还只是言官，现在更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并且愈演愈烈，把他以前所有的恶德都抖露出来，他抵挡不住这股狂流，只得慌忙上疏求去，想借此逃脱，但是他致仕之后攻击他的上疏还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还是一直不断。
最后，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二人上述所论最为严切，孙慎行在疏文中直言方从哲难逃弑君之罪。他说：“举朝共攻李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不能为天下后世解也。”这样起的波澜更大，方从哲没办法一边上疏解释，一边自行削去官职，并且远流边方。他这样做一则希望平公愤，二则也望有人替他辩解。他这人在京居住多年，又久居首辅，党羽也很多。但是替方从哲辩解的人说法都很无力，所以红丸一案一时仍难了断，最后还是由阁臣韩爌详细说明了进红丸时他所目睹的实况，并建议把李可灼和崔文升都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成，并不趋附方从哲等人。他和刘一燝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进红丸时，他又是当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他的说法易于取信。
李可灼和崔文升很快重判：李可灼判为流戌，崔文升则发配南京。红丸一案，至此暂时了结。
这，便是红丸案，各位看官有何看法？请尽情评论~
（参考文献：《三案始末》温功义先生著 三联书店出版
《明史讲义》孟森先生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红丸案和梃击案在时间上相距有五年还略多一些。它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八九月之交。此时，万历已经于同年去世，皇长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可是这皇帝挺短命，与他父亲万历帝不同。（明代十六帝：太祖朱元璋、惠宗（建文帝）朱允炆、成祖（永乐帝）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以及南明：安宗朱由崧、绍宗朱聿键、永历朱由榔。）万历在位共达四十八年有余，可以说是明代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人。与他相反，这位皇长子从继位到驾崩一共才30天。又可以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一个。所以他和他父亲可以说是两个分居两端的人。他在位时间虽然短，但这明末三案中的红丸案却就发生在他在位的时候，且他就是那案中最关重要的一个人。
由于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朱常洛在生前并没有过他自己的年号，但是依照惯例新君即位总要等到下一年的元旦才能更换年号，他在位的时间太短，没有能活到次年，所以生前就没有年号。但他既然已经身登帝位，总得有个年号，表明他在位的那一段时间才是。所以在死后与他的父亲入了太庙，被称为光宗之时，才由大臣共议，把万历四十八年分为两段，那天的一至七月任称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起则改成泰昌元年。
为什么这个皇帝在位如此短呢？是因为他在继位的时候就已经在病里，后来又吃错了药，所以只做了三十天的天下至尊，就去找他的祖宗们斗地主去了。因为他和他的生母都不为万历所喜，所以他的一生大部分活在压抑、冷遇的环境里面，直到梃击一案发生过后才突然有了改变，前面有提到当郑贵妃和万历都摆不平梃击一案的时候把他推出去，把他向群臣赞扬了一番才解决这事儿。所以，由此之后他的东宫地位就已经切实确定了，万历对他也自另眼相待，别人就更不用说了，他生活也就突然发生了改变，与以前大不相同了。改变的最大的就是郑贵妃，在之前郑贵妃一直都不喜欢他，她一直想立她自己的儿子福王为皇帝，可能现在废立一事已成泡影，她想到这个以前被她欺负的太子是未来的皇帝，已经注定了。没办法，她只得想办法补救。所以她就借口感激朱常洛的解救，就尽力向他接近，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她同时又是一个极为察言观色的人，发现这个皇长子像他的父亲一样，是个贪财好色的人，看出这些弱点，她就把全部本事施展出来。不但送给他财宝，还从她的宫女里面挑选了八名最为美丽的赠送给了皇长子，叫她们去服侍他。
现在朱常洛高兴了，他原来一直处于压抑冷遇的境地，可现在~天从人愿。郑贵妃对他竟那么好，美人珠宝什么都给了他，不觉就十分感念。把以前所受的歧视和冷遇都忘怀了。犹如穷人乍富，不免放纵。所以一直处于酒色过度的生活中。虽然年纪还不满四十，可是早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了~
他是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继位。可是当时就病势严重，勉强挣扎着才完成即位大典。此后虽然到八月二日还能力疾临朝，但过后就一病不起，无法坐朝了。之所以这样，据说是内侍崔文升给他看过病，用的却是泻药，一日腹泻竟至三四十次，于是觉得委顿不支，他对群臣说：“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可能不行了。于是在此后病榻上召见群臣说的都是安排后事之类。可是这时，鸿胪寺寺丞李可灼却说有仙方可治病。群臣都不敢相信，可是皇帝却管不了那么多了，来吧~试试吧。李可灼于是进献一枚红色药丸。初服皇帝感觉效果很好，直夸李可灼是忠臣，于是命他再进一丸。李可灼再进之后，首辅方从哲问皇帝病情，李可灼还说：“很好”。可是次日一早也就是九月初一，皇帝便驾崩了。
得，这下出大事了。皇帝夜里吃了一个人进献的药丸，天一亮就去世了。这个人还不是御医，来吧，这事儿还有的说？居心何在？有何阴谋？（从实招来！）
李可灼进献的到底是什么药？有人说是房中药，有人说颜色红，符合道家服食的含有大量丹砂的丹药，李可灼又说进献的是仙丹，这更是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还有人说，这就是一种补药，毕竟李可灼也怕出事，想着补药应该不会出啥大事吧？这才敢进献。那么，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简单探讨下：
说是房中药的人，他们的根据是：明代诸帝大多都是色欲之徒，由于纵欲他们总要用一些佞人替他们寻找春药来助长欢乐。所以明代皇帝寿命不高，大多三四十岁就去世了。
说是金丹之类的药物的人他们的依据是：颜色深红，那么可推断含贡，并且明代皇帝宠用方士也是出了名的，这也有一定根据。
说第三种补药的人其实没啥实际根据，不过根据前面两种来说。拿春药和丹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怎么样都说不通，李可灼又不是疯子，不可能这样乱来。当然，也有可能是李可灼甘心受人利用，故意进献以使朱常洛速死。这样也有一定可能。
不过不管怎么样，皇帝都死了。这下好了，从立储时就对立的两派以此一直相互攻击。因为崔文升原来是郑贵妃的人，正是因为他进泻药才使皇帝病情加重，而李可灼又是方从哲带进宫里的。所以矛头直指郑贵妃一派和首辅方从哲。
方从哲却在这儿干了一件错事。首先，人们纷纷指他为弑逆，他如果听之任之不加辩驳，很可能闹一阵就过去了，但是他认为李可灼主要是由他引进的，生怕沾上罪名，所以立即让人申辩，还说李可灼是由先帝所召，又因皇帝初服药后觉得很好，所以他在遗诏中以已去世皇帝的口吻仍然夸奖李可灼，并且赐给银币，方从哲认为他这不惩而奖的办法可以借助于大行（刚去世的皇帝）皇帝的威灵压住群众的叫嚣，不想却适得其反。他的遗诏一出却引出了更大的反响，群臣把崔文升和李可灼的用药都看成了有联系的阴谋，并且把它方从哲同时也给算入其中。
这下方从哲慌了，他使人再行为崔文升和李可灼辩护，并说坚持认为他们用药有误的人，将使先帝陷于不得寿终之列。凡属臣子于心何忍？这种论调一出，激起的波澜更大，先前攻击他的还只是言官，现在更多大臣也都加入了攻击他的行列。并且愈演愈烈，把他以前所有的恶德都抖露出来，他抵挡不住这股狂流，只得慌忙上疏求去，想借此逃脱，但是他致仕之后攻击他的上疏还是络绎不绝，直到天启二年（1622）还是一直不断。
最后，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二人上述所论最为严切，孙慎行在疏文中直言方从哲难逃弑君之罪。他说：“举朝共攻李可灼，仅令回籍调理，岂不以己实荐之，恐与同罪与？臣以为，从哲纵无弑之心，却有弑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实录》中即欲为君父讳，不敢不直书方从哲连进药二丸，须臾帝崩。恐百口不能为天下后世解也。”这样起的波澜更大，方从哲没办法一边上疏解释，一边自行削去官职，并且远流边方。他这样做一则希望平公愤，二则也望有人替他辩解。他这人在京居住多年，又久居首辅，党羽也很多。但是替方从哲辩解的人说法都很无力，所以红丸一案一时仍难了断，最后还是由阁臣韩爌详细说明了进红丸时他所目睹的实况，并建议把李可灼和崔文升都另行处理，才勉强压住了众议，韩爌为人老成，并不趋附方从哲等人。他和刘一燝都是在进红丸的前几天才入阁的，进红丸时，他又是当时在场的大臣之一，所以他的说法易于取信。
李可灼和崔文升很快重判：李可灼判为流戌，崔文升则发配南京。红丸一案，至此暂时了结。
这，便是红丸案，各位看官有何看法？请尽情评论~
（参考文献：《三案始末》温功义先生著 三联书店出版
《明史讲义》孟森先生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