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问答分两篇文章回答公众号网友asui 苏八戒提出的：儒家思想如何助力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践。
在之一篇：《苏联消亡源自共产主义矛盾（问答）》中分析了共产主义死结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想要用一篇数千字左右的文章说明这么复杂的问题比较困难，笔者在几年前写下聊聊《中国近代史》，当中就较为详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变化要看清哪些呢？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并没有像苏联那样走向失败呢？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革命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解开死结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行为论。如果可以分析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看明白这个过程。第一个问题是笔者的回答是必然的。
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仔细观察清末的历史，其中有三种最主要的改革方式：第一种是北洋军阀的复辟改革；第二种是国民党的改革；第三种是共产党的改革。那么当清朝灭亡以后中国的王朝迎来了终结，但是王朝制度仍会成为混乱时代下参与竞争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军阀中的袁世凯会选择复辟的原因，因为对袁世凯来说认为王朝制度可以有效的平衡他与军阀以及各方族权势力的关系，可是他为什么失败了？这是因为王朝制度已经走向了他的极限，中国正在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种内在的需求是之后一切的关键，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呢？
需要一个以民权为根官权为辅的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呢？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呢？笔者认为有两个证据，第一个是资本主义是资产资本化运动的产物，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未来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转变为资本资产化运动，当资产化达到极致的时候，新的封建制度将会出现。另一个证据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制度是一个横向的社会矛盾，他远比纵向的社会矛盾要更加难以平衡社会矛盾。
议会制度中的横向矛盾不但不能平衡族权之间的矛盾，相反会催生社会矛盾的增加，那么为什么欧美没有这样的倾向产生，而在欧洲更是出现了类似社会主义的现实呢？这是因为社会资源的快速增加所致，社会资源的增加使得社会矛盾降低，造成了资本主义看起来很先进，但是这种现象是处于波峰的上升阶段，一旦到达波峰开始向波谷滑落的时候，社会资源就会降低，横向的社会矛盾则会使得社会更加激进，被削弱的王权将会从极端排他的族权势力中产生，这种现象在德国、法国、西班牙都曾经出现过，之所以之后衰落要么是因为战败，要么是因为社会资源增加后极端的思想减弱造成的，但是这个趋势却难以改变，可以看到的是现代欧美政治中极端思想的温床又开始出现了，这就是因为社会资源降低造成的结果。
所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变的先进，相反是因为善于聚集资本然后用于扩张获得社会资源导致社会矛盾降低的假象使得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却鲜有人思考落后一样可以打人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在中国想要实行资本主义远比实现共产主义的难度还要大。
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受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比造成的，但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不是就等于计划经济，这是看待这个问题的关键。
计划经济为何产生，这是因为苏联没有能力解决问题，所以利用计划经济的模式解决共产主义死结所产生的一种制度，但是并不能认为计划经济就是共产主义，反之也不能认为在中国出现市场经济就认为是资本主义，这是因为中国在汉朝以后就逐渐走向的是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经济模式。
所以对于中国的王朝制度之后的需求来说谁才是真正先进的和有效率的，才是最终胜出的关键，历史从不同情弱者。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基础最差，甚至生存都存在危机，然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却奇迹般的取得了胜利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自己的特色实践共产主义思想，这个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所以基础虽然弱，却总能在困难和危机之中寻求生机，是运行效率满足了中国自身进步的需求，才导致胜利的结果产生，这最终使得新中国成立。
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难点是什么？关键就是如何在以清末和民国这样半殖民半王朝的基础之上实行共产主义的问题，并且中国与苏联有一些不同，苏联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在乌拉尔山脉以西，那里地势较为平坦大城市集中，适合机械化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所以苏联可以快速的形成这一结果，但是中国地缘更为复杂人口众多基础较差。
所以有没有新的文化来打开理论共产主义与实践共产主义之间的死结，将成为成败的关键，然而中国是拥有这把钥匙的，这把钥匙就是：
“行为论”。
那么“行为论”是什么？是儒家思想从“克己复礼”的封建追求走向发展变化的一个产物，孔子是封建制度的崇拜者，他所创造的儒家思想就是如何更好的调整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但是讽刺的是正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最终扼杀了封建。
对于孔子来说认为对于自身的追求是实现周礼封建制度的关键，然而随着发展人们逐渐产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使得“行为论”出现。对于封建制度来说“血统”是合法性的关键，当自身行为的好坏成了影响合法性的评价的时候，“行为”取代了“血统”成为了合法性的关键，这是因为只有君主实行仁义，臣子才会尽忠职守，百姓才会安居乐业。这样的思想转变使得“行为”成为评判合法性的标准。
那么该如何去理解“行为论”，行为论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行为”是结果，第二个优势是“行为论”遏制了族权思想的运作，第三个优势是“行为”的善变。
第一个优势是“行为”是一种结果，对于任何人来说不管他如何去思考问题，最终的“行为”都是结果，就像“听其言，观其行”一样，人的行为是最终的答案，而“行为论”则以结果论事实，为什么封建诸侯对儒家思想都是敬而远之，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儒家思想。
第二个优势是“行为论”遏制了族权思想的运作，因为对于诸侯来说如何争夺控制力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为“私”的，但是“行为论”则倡导一种为“公”的，这种结果是他们一旦使用“行为论”将会破坏封建诸侯的生存条件，但是对于官权则不同，官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互的契约关系，而为“公”的契约使得他们形成了有效联盟。
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为“公”则是“好”，为“私”则是“坏”的评判标准，这使得人的行为受制于行为的评价，这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扼杀了族权思想的运作。
文化的本质就是如何区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而宗教、阶级、行为三种大的文化阶段之中，只有行为真正扼杀了族权思想的运作，这是因为行为约束族权必须为公服务，也就是做“好”的是我们，做“坏”的是他们。但是族权思想本就是增加“私”的控制力来形成控制更大的社会资源从而获得安全感，通过将社会资源分配为“公”则本质上违背了族权的运作。
所以这是造成了中国族权思想被遏制，官权制度逐渐越来越完善的关键，这使得大家族和贵族势力逐渐瓦解，因为他们为“私”的行为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之间所构成的是一种：
“无效契约”。
从明朝以后可以发现的是再强大的族权势力都如同风中摇叶一样一吹即散，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族权势力之间的势力不管如何强大本质上都是“无效契约”，能力的强大基础的雄厚并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唯有“行为”才是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当势力为自己的势力聚集资源的时候，表面上他的能力是上升的，但实质上他的契约却是动摇了，因为当族权为“私”聚集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行为论的支撑随之合法性就动摇了，成为了一个空中楼阁，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由于族权势力当中的“无效联盟”作用导致势力内部的凝聚力瞬间瓦解，势力之中的势力大多为自身安全运作，联盟就会瞬间瓦解。所以“行为论”自汉以后不管如何经受风雨的考验，都最终变得越来越强势，这是因为唯有“行为”是一种可以和所有人和势力结盟的契约，这是中国长期统一的根本。
那么第三个优势是“行为”的善变。
如何定义“好”和“坏”的标准，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是问题在于行为论真正的强大在于他的善变性，也就是说行为论善于抢夺对“好”的控制权，人们只能用新的“好”去否定旧的“好”，却不可能用“坏”去替代“好”。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都是需要以“好”形成社会的凝聚力，所以社会用哪种“好”是不同文化的一种博弈，对于行为论来说他的最大优势在于他非常善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改变自己的存在，当人们用新的“好”去否定旧的“好”时，被否定的也只是“旧”的“好”，却不能否定行为论这种区分的方式。
那么这对于解决共产主义的死结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改变了死结的运作方式，过去矛盾爆发的根本在于理论共产主义认为实践共产主义背叛了理论，所以产生难解难分的矛盾，矛盾越来越激化从而形成了死结。但是在中国文化的作用两方的“行为”才是两方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不管理论或者实践他们的思想都必须遵守“行为论”的运作才能拥有支持。
这使得族权化的倾向被减弱，因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族权化以后，本质上都是一种为“私”的运作，但是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对于这种支持的力量就会逐渐瓦解。
所以说当新文化起作用时候，社会发展重新回到正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这个思想的运作下没有出现如苏联式的崩溃，解决了问题所获得优势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民权时代，以民权为根官权为辅的制度和文化开始运作起来，其运作的效率远高于资本主义式的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并且之后可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反观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多都已经陷入了资本主义的资本资产化问题之中。
所以李约瑟的难题在笔者看来，西方的制度并非一个进步，而是一种退步，那么自然难以出现在中国，而中国经过了变革产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是助力未来走向更大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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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一篇：《苏联消亡源自共产主义矛盾（问答）》中分析了共产主义死结的问题，从本质上说想要用一篇数千字左右的文章说明这么复杂的问题比较困难，笔者在几年前写下聊聊《中国近代史》，当中就较为详细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的变化要看清哪些呢？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并没有像苏联那样走向失败呢？
这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革命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第二个问题是中国有解开死结的钥匙，这个钥匙就是行为论。如果可以分析清楚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看明白这个过程。第一个问题是笔者的回答是必然的。
中国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如果仔细观察清末的历史，其中有三种最主要的改革方式：第一种是北洋军阀的复辟改革；第二种是国民党的改革；第三种是共产党的改革。那么当清朝灭亡以后中国的王朝迎来了终结，但是王朝制度仍会成为混乱时代下参与竞争的一环，这就是为什么北洋军阀中的袁世凯会选择复辟的原因，因为对袁世凯来说认为王朝制度可以有效的平衡他与军阀以及各方族权势力的关系，可是他为什么失败了？这是因为王朝制度已经走向了他的极限，中国正在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出现，这种内在的需求是之后一切的关键，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呢？
需要一个以民权为根官权为辅的制度，那么为什么中国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呢？这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那么有什么证据证明这一观点呢？笔者认为有两个证据，第一个是资本主义是资产资本化运动的产物，但是这只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所以未来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是转变为资本资产化运动，当资产化达到极致的时候，新的封建制度将会出现。另一个证据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制度是一个横向的社会矛盾，他远比纵向的社会矛盾要更加难以平衡社会矛盾。
议会制度中的横向矛盾不但不能平衡族权之间的矛盾，相反会催生社会矛盾的增加，那么为什么欧美没有这样的倾向产生，而在欧洲更是出现了类似社会主义的现实呢？这是因为社会资源的快速增加所致，社会资源的增加使得社会矛盾降低，造成了资本主义看起来很先进，但是这种现象是处于波峰的上升阶段，一旦到达波峰开始向波谷滑落的时候，社会资源就会降低，横向的社会矛盾则会使得社会更加激进，被削弱的王权将会从极端排他的族权势力中产生，这种现象在德国、法国、西班牙都曾经出现过，之所以之后衰落要么是因为战败，要么是因为社会资源增加后极端的思想减弱造成的，但是这个趋势却难以改变，可以看到的是现代欧美政治中极端思想的温床又开始出现了，这就是因为社会资源降低造成的结果。
所以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变的先进，相反是因为善于聚集资本然后用于扩张获得社会资源导致社会矛盾降低的假象使得人们相信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却鲜有人思考落后一样可以打人的可能性。在笔者看来在中国想要实行资本主义远比实现共产主义的难度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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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对于中国的王朝制度之后的需求来说谁才是真正先进的和有效率的，才是最终胜出的关键，历史从不同情弱者。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和北洋军阀比较的时候可以发现基础最差，甚至生存都存在危机，然而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却奇迹般的取得了胜利呢？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自己的特色实践共产主义思想，这个思想产生了巨大的效率，所以基础虽然弱，却总能在困难和危机之中寻求生机，是运行效率满足了中国自身进步的需求，才导致胜利的结果产生，这最终使得新中国成立。
那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难点是什么？关键就是如何在以清末和民国这样半殖民半王朝的基础之上实行共产主义的问题，并且中国与苏联有一些不同，苏联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在乌拉尔山脉以西，那里地势较为平坦大城市集中，适合机械化农业和工业化的发展，所以苏联可以快速的形成这一结果，但是中国地缘更为复杂人口众多基础较差。
所以有没有新的文化来打开理论共产主义与实践共产主义之间的死结，将成为成败的关键，然而中国是拥有这把钥匙的，这把钥匙就是：
“行为论”。
那么“行为论”是什么？是儒家思想从“克己复礼”的封建追求走向发展变化的一个产物，孔子是封建制度的崇拜者，他所创造的儒家思想就是如何更好的调整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但是讽刺的是正是孔子的儒家思想最终扼杀了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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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该如何去理解“行为论”，行为论有三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是“行为”是结果，第二个优势是“行为论”遏制了族权思想的运作，第三个优势是“行为”的善变。
第一个优势是“行为”是一种结果，对于任何人来说不管他如何去思考问题，最终的“行为”都是结果，就像“听其言，观其行”一样，人的行为是最终的答案，而“行为论”则以结果论事实，为什么封建诸侯对儒家思想都是敬而远之，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使用儒家思想。
第二个优势是“行为论”遏制了族权思想的运作，因为对于诸侯来说如何争夺控制力是他们生存的关键，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是为“私”的，但是“行为论”则倡导一种为“公”的，这种结果是他们一旦使用“行为论”将会破坏封建诸侯的生存条件，但是对于官权则不同，官权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相互的契约关系，而为“公”的契约使得他们形成了有效联盟。
社会的发展中逐渐出现了为“公”则是“好”，为“私”则是“坏”的评判标准，这使得人的行为受制于行为的评价，这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扼杀了族权思想的运作。
文化的本质就是如何区分谁是“我们”，谁是“他们”，而宗教、阶级、行为三种大的文化阶段之中，只有行为真正扼杀了族权思想的运作，这是因为行为约束族权必须为公服务，也就是做“好”的是我们，做“坏”的是他们。但是族权思想本就是增加“私”的控制力来形成控制更大的社会资源从而获得安全感，通过将社会资源分配为“公”则本质上违背了族权的运作。
所以这是造成了中国族权思想被遏制，官权制度逐渐越来越完善的关键，这使得大家族和贵族势力逐渐瓦解，因为他们为“私”的行为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他们之间所构成的是一种：
“无效契约”。
从明朝以后可以发现的是再强大的族权势力都如同风中摇叶一样一吹即散，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族权势力之间的势力不管如何强大本质上都是“无效契约”，能力的强大基础的雄厚并不能成为合法性的来源，唯有“行为”才是合法性的来源，所以当势力为自己的势力聚集资源的时候，表面上他的能力是上升的，但实质上他的契约却是动摇了，因为当族权为“私”聚集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行为论的支撑随之合法性就动摇了，成为了一个空中楼阁，不能被社会所接受和认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由于族权势力当中的“无效联盟”作用导致势力内部的凝聚力瞬间瓦解，势力之中的势力大多为自身安全运作，联盟就会瞬间瓦解。所以“行为论”自汉以后不管如何经受风雨的考验，都最终变得越来越强势，这是因为唯有“行为”是一种可以和所有人和势力结盟的契约，这是中国长期统一的根本。
那么第三个优势是“行为”的善变。
如何定义“好”和“坏”的标准，在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但是问题在于行为论真正的强大在于他的善变性，也就是说行为论善于抢夺对“好”的控制权，人们只能用新的“好”去否定旧的“好”，却不可能用“坏”去替代“好”。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文字游戏，但是对于社会的本质来说都是需要以“好”形成社会的凝聚力，所以社会用哪种“好”是不同文化的一种博弈，对于行为论来说他的最大优势在于他非常善变，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改变自己的存在，当人们用新的“好”去否定旧的“好”时，被否定的也只是“旧”的“好”，却不能否定行为论这种区分的方式。
那么这对于解决共产主义的死结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就在于改变了死结的运作方式，过去矛盾爆发的根本在于理论共产主义认为实践共产主义背叛了理论，所以产生难解难分的矛盾，矛盾越来越激化从而形成了死结。但是在中国文化的作用两方的“行为”才是两方合法性的基础，也就是说不管理论或者实践他们的思想都必须遵守“行为论”的运作才能拥有支持。
这使得族权化的倾向被减弱，因为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族权化以后，本质上都是一种为“私”的运作，但是这样一来就失去了合法性的基础，那么对于这种支持的力量就会逐渐瓦解。
所以说当新文化起作用时候，社会发展重新回到正轨，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这个思想的运作下没有出现如苏联式的崩溃，解决了问题所获得优势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民权时代，以民权为根官权为辅的制度和文化开始运作起来，其运作的效率远高于资本主义式的制度，这是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并且之后可以持续发展的关键，然而反观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多都已经陷入了资本主义的资本资产化问题之中。
所以李约瑟的难题在笔者看来，西方的制度并非一个进步，而是一种退步，那么自然难以出现在中国，而中国经过了变革产生了新的发展道路，这是助力未来走向更大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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