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科学史创作者的不同观念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类描述，这些观念分别是：褒扬进步观与理性评判史观，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专业知识史观与哲学思想史观，内史观与外史观，决定实证史观与相对建构史观，西方中心史观与民族史观，并对这些观念的特点及其变化进行了阐述分析。观念的融合和平衡是科学综合史著作的最新走向。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史创作，观念，科学综合史
如何描述、解释和评价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或者说坚持何种思想观念去进行科学史学研究、创作，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眼光和尺度，也就是各持不同的甚至极端对立的观念。根据相应的观念，对同一段科技史，科学史研究者和科学史创作者（包括科技史图书作者、科技纪录片的文字脚本撰稿人、科学家传记作者等）会呈现出观点不同甚至迥然相异的作品，读者和观众也对这些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评价。
近些年，我国许多学者对科学史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学术期刊论文）中的观念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阐述，包括：科学内史和外史的关系、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原因[1]；科学史的历史演变、学科史到综合史、内史与外史、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等[2]；科学史研究在哲学、历史、科学或社会学上的取向[3];科学编史学实践中的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四维态度[4];科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再现与理论建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性化与人情味等关系的把握[5];人类学方法带来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的批判，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6]；国际科学史研究对灾难史、女性科学史、物质和视觉转向及跨国科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关注[7]；科学编史学思想可分为综合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实践史四类[8]。而丹麦科学史学家克拉夫首次尝试把科学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自主的学科来描述，阐述了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关联、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神话、特殊的描述方法如实验科学史、传记进路、计量史学等问题[9]。]
针对科学史创作者（其作品主要体现为科技史图书）的观念分析的论文并不多见。本文的目的在于采取分类比较的方法，既参考科学史学研究者的学术期刊文献，更特别参考科学史创作者的图书文本，来进一步梳理科技史著作创作者采取的若干种极端对立的观念，简明扼要地归纳分析这些对立观念的基本特点、观念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按感情色彩分类：褒扬进步史观与理性评判史观
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的历史都带着感情进行研究和创作。早期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是褒扬的、歌功颂德的，因为科学是进步的，推动进步就是好的善的美的事情，到后来从仰视渐渐变成了平视，从对进步科学的赞美变成了理性的认识和评判，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是阻碍科学进步的科学理论、科学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按照历史学的说法，就是从辉格史观（褒扬进步史观）变成了反辉格史观（理性评判史观）。
“历史的辉格解释”，简称为“辉格史观”，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首先提出的概念，用来说明历史学家对描述英国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所谓辉格史观，“通过以当代为参照物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显示了数个世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阻碍。”[10]辉格史观的最重要特征是，历史必然是一部进步史，用当代人所持有的进步观念来描述过去特别是赞扬过去所取得的进步，过去的进步带来今天的进步。更直白地说，历史人物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好汉或者坏蛋，好汉的一切行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坏蛋的一切行为则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18世纪开始出现科学家撰写的学科史，到20世纪初职业科学史家撰写的综合性科技史，辉格史观一直在统治着科学编史学。例如，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认为，科学是系统的知识，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获得并得到认可，这是人类的进步活动的结果。在萨顿看来，辉格史观在科学领域是确定的、不可置疑的，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历史比起来，科学史是唯一能反映人类经验积累性和进步性的历史[11]。
以辉格史观来撰写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第谷等人坚持地心说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而哥白尼、开普勒坚持日心说推动了天文学的进步，伽利略推出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推动了天文学的进步，但是他对宗教的妥协是则阻碍了天文学的进步。这类著作的经典描述是，宗教迷信者相信地心说—理性人出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拥护日心说）—迷信无知者顽强抵抗日心说—日心说取得胜利。
辉格史观把过去人现代化的描述方法受到了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反对。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谬误在于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历史图像变得简单改变了而历史原貌，因为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过程的考察越深入，我们就越从简单走向复杂。”反辉格史观的编史学家需要让自己返回过去的历史朝代，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特征，“从过去的角度理解过去”，“与辉格派的历史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12]反辉格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对待立场观点、命运结局不同的历史人物，强调历史人物奋斗的细节过程，尊重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尊重和宽容那些被进步历史所宣称的那些失败的人物和事件。
反辉格史观也对科学史学产生了影响。柯瓦雷研究过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众多科学家，被认为是反辉格科学史观的代表人物。因为在他的研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尽量去理解、宽容和理解这些科学家所经历的研究错误、失败、苦衷。再以天文学为例，反辉格观的科学编史家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能够一统上千年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第谷的混合行星体系在当时得到认可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哥白尼的日心说差。
舒斯特比较了辉格史观与反辉格史观中天文学是的不同。辉格科学史观的关键是依赖于事实崇拜的基本信念和三个连环神话：方法的神话、自主性的神话和进步的神话，辉格史的基本模式是：真理和事实摆在那儿等着英雄好汉去获取；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好汉会用值得信赖的科学方法获得真理和事实；这些好汉在偏见、宗教和意识形态面前能够赢得自主和自由；顺理成章地关于事实的可靠知识构成了科学进步[13]。在进行反辉格式的分析中，舒斯特用积分卡的形式给托勒密和哥白尼打分，两种学说在精确性和简洁性方面战成平手，在与已知事实的一致性方面，托勒密胜出而哥白尼得分为零，在对已正式的对重大事件的预测方面，哥白尼也会输给托勒密，这就是当时托勒密地心说胜出的原因[13，页119]。在第谷的理论与哥白尼的理论方面，第谷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谷把地球静止放在宇宙中心，与已知事实相符、与《圣经》教义相符，也包含了哥白尼学说中最重要的宇宙和谐观点，因此在600-1630年间多数理性的天文学家会选择第谷的理论[13，页227]。辉格史的结论是：第谷的理论是愚蠢的，第谷本人是保守的，因为他拒绝接受哥白尼的观点。反辉格式的结论是:第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专家的完美典范，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观测者，或者瞻前顾后、妥协退让的保守之徒，他不应因为不是一个哥白尼学说的信奉者而受到某种辉格意义上的诋毁[13，页228-229]。
要达到反辉格史观的美好愿望，历史必然是呈现具体情节、展示全部变迁的浩繁卷帙，这也是人诟病的地方。对辉格史观提出批评的巴特菲尔德自己写过一本《近代科学的起源》，实际上带有明显的辉格史观倾向。因为他“不打算像抖开一张长长的糊墙纸似的将四个世纪的科学史一一展示出来”，这样的科学史必然简略的。如果科学史纠缠于过多的与主流科技进步相关的细枝末节，“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他不得不承认，考察“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14]
二、按进步程度分类：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
即使采取辉格史观的看法，认为科学的发展一直是进步着，但这种进步的模式是跨越式、阵发的，还是渐进的、连续的，科学史家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的两端是革命史观和进化史观。
科学革命史观中的文字表达，可以用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来说明：“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被照亮。”牛顿以高大的英雄形象矗立在我们眼前。后来，为了突出爱因斯坦的英雄形象，有人在上面的诗句后面增加了几句：上帝说完若干年后，魔鬼说：让爱因斯坦来吧，于是一切重归黑暗。爱因斯坦作为英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通过自己创造的相对论既让牛顿照亮的自然黯淡无关又让重新照亮自然。爱因斯坦的这个形象比牛顿更加高大。走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革命史观看成是辉格史观中的一种更为极端的观念。
美国科学史家科恩对“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的一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做过系统的研究。柯瓦雷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把“科学革命”用来概括十六七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发生的激进变革，英国的巴特菲尔德1949年出版《近代科学的起源》、霍尔1954年出版《科学革命》，美国的库恩1962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使得“科学革命”不但在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中获得了承认，也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普遍传播[15]。
“科学革命”原本是一个科学编史学家使用的特定术语。虽然他们对科学革命的起止时间有着一些分歧[16]，但大多数学者把它划定为1500-1700年期间。在这期间，科学使得原本缓慢连续变化的历史在中世纪之后突然断裂，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被科学革命一扫而光，欧洲人突然变得现代起来。
现在，科学革命已经从早期特定的科学编史学中拓展开来，演变成为一种描述科学进步的更为宽泛的观念和作为科技发展历史分期的界定，技术革命、科技革命等词汇也同样频繁出现。革命论史观认为科学发展历史的重大进步是由少数英雄般的科学家在某段特定关键时期推动的，没有英雄科学家就没有科学历史的重大进步。按照革命史观，科学发展被描述为哥白尼革命、伽利略革命、牛顿革命、爱因斯坦革命、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DNA双螺旋革命等等，技术发展被描述为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革命史观认为，科技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科技发展泛善可陈，革命期间科学家之间充满了冲突和斗争，保守的、旧的科学技术最终被革命的、新的科学技术打败，科学技术革命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也有一些科学编史者反对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他们认为，科学革命只不过人们在回忆历史时产生的幻觉，没有一个单一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连续变化的本质。反科学史观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史家夏平，他在1994年出版了《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书中导言的第一句就是“根本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与书名完全相悖的语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完全不同的科学史观。在夏平看来，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并不满意“存在一个单一分立的、囿于某一时空的实践可被称为科学革命的看法”，他们拒绝承认科学在17世纪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他认为致力于理解、解释和控制大自然的大量不同文化实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经历着各自不同的变革模式。同样地，也不存在任何单一连贯的故事，它能够概括出17世纪以后科学变革的特征，即使只是我们特别感兴趣那部分现代科学的方方面面[17]。
与革命史观相对立的是进化史观（夏平反对科学革命的历史观，但他所持有的科学史观并不是这里提到的进化史观，而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核心的相对主义史观，这点将在后面论及）。科学进化史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的形成包括提出问题、收集证据、提出假说、检验假说、修正假说和形成理论等步骤，需要较长的和复杂的检验过程[18]。进化论史观认为，科学发展历史进步是多数科学家一点点累积起来完成的，少数几个英雄科学家的出现只不过刚好出现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出现在了量变到质变的时期。按照进化史观，科技进步来源于非常的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若干个都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科技革命不是空中楼阁，不能简单地跨越。科学技术进步不是一个理论、一种工具突然地、完全地取代另一个理论、另一种工具的非连续革命，而是认知和应用边界逐渐扩大后的旧理论逐渐演变为新理论、适应性发生变化后新工具逐渐替代旧工具的渐变过程。
以日心说的建立为例。日心说是在几百年间逐渐建立起来的：数理天文学的困境为提出日心说准备了前导因素，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传承于阿拉伯天文学，他提出了日心说的基本框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第谷为日心说贡献了恒星天和实体天球的概念，开普勒支持提心说的《新天文学》并没有立即给天文学带来新气象，伽利略为日心说提供了最直接证据，笛卡尔、帕斯卡、惠更斯和胡克等人为牛顿力学的建立提供基础，牛顿用力的新概念和万有引力定律建立了行星运动的规律，1758年哈雷彗星的回归最终确立日心说[19]。日心说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至少二三百年连续变化的过程，与其用革命来描述，不如用进化来概括。
又例如，在革命史观中，中世纪是黑暗的，科学技术几何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进化史观则给了中世纪的科技发展以适当的历史地位。美国科学史家格兰特写过《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所持的观点是中世纪对17世纪科学革命未作出重大贡献，后来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创作了《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希腊-阿拉伯科学和自然哲学没有被大规模翻译成拉丁文，西欧科学一直停留在12世纪上半页的水平，17世纪的科学绝不可能发生[20]。
与科学进化史观类似的是技术进化论史观。巴萨拉、奇曼等人以生物进化论为出发点，把技术发展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进行类比分析，比如技术具有多样化特征，技术满足人类生命的基本需求，技术新产品通过选择机制得以扩散[21-22]。例如，技术进化史观强调，蒸汽机发明的历史不是瓦特个人的历史，而是一大群技术发明家相互模仿改进竞争的结果，从蒸汽机概念的提出到蒸汽机应用到火车轮船，也经历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三、按知识方法分类：专业知识史观与哲学思想史观
科学首先是科学家通过专业细化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知识体系，秉承专业知识史观来研究科学史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专业知识史观也可以称为专业科学史观或一阶科学史观，即集中于过去专业科学知识产生起源、作用及其继承延续的直接描述，并不特别关注支配这些专业知识的总体哲学思想、方法和观念。专业知识史观强调科学定律定理的演化图、技术发展的路径，里面充满了各种代数式、实验数据、机械图纸、设备工艺参数，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把科学定律从1.0版、2.0版发展到N.0版，技术工艺从1.0版、2.0版发展到N.0版。一部科学进步史就是探寻客观规律、寻找真理、提供最优技术的历史，是一部科学家用理性与实证完成的历史，是某一专门学科知识发展的路线图。因此“科学史”是“科学家们的科学史”。这样的科技进步史如同某个专业领域的历史教科书，通常由从事过科学技术研究多年的中老年科学家、技术发明家来完成。以学科知识观创作的科学史体现在文字上的特点就是专业术语特多。美国人柏廷顿是从化学家转向化学史家的，他在1937年出版了《化学简史》，在1961年出版四卷本的《化学史》，因此获得了科学史领域的大奖“萨顿奖”。他的《化学简史》篇幅不长，描述的时间段从古埃及到20世纪30年代，覆盖的知识范围从炼金术到化合键理论再到元素周期律及原子结构，但内容是学术化的，并不适合化学专业之外的读者阅读[23]。英国物理学会、美国物理学会联合组织编写了三卷本物理学史书《20 世纪是物理学》，撰稿者都是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内容涵盖了物理学各个分支学科和相关的应用领域，没有物理学背景知识的读者也难以阅读[24]。专业知识史观会使得这样的科学技术史极端地枯燥乏味，把非专业读者挡在了阅读的大门之外。
美国物理学家派斯（又译为佩斯）是当代专业知识史观的典型学者。他因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和量子场论而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转向了科技史（科学家人物传记和物理学史）创作。他在1982年出版了《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一书。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用深厚的物理学功底，把爱因斯坦贡献中与涉及到的科学原理-统计物理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论介绍得非常详细，其中的大量数学物理学公式、科学论文的引用，使得一本的读者只能进行跳跃式阅读[25]。同样的写作手法，在派斯1986年出版的一本专科史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从19世纪末X射线的发现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玻色子Z和W的发现。这本书的原标题是“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力的内部界限”，本身比较学术化，中译本翻译成了《基本粒子物理学史》。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只用了一个数学公式，而派斯在书中则是无处不公式，这样的写法使得该书更适合于物理学专业师生至少是爱好者作为历史文献和参考书来阅读[26]。作为一种比较，是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学史话》。这本书并没有按照量子力学专科史的方法来撰写的，书中也只有少数几个数理公式，而是用形象的比喻、议论和哲学思考来降低学术性和专业性，其中的茶余饭后部分更是拉近了和一般读者（具有初中的数学知识和一点点高中物理知识）的距离[27]。
科学其次是一种获取理性和系统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遵循类似的理性方法和内在逻辑。以哲学思想史观来研究科学史，就是分析描述科学发展过程中各种理性方法的来龙去脉和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
哲学思想史观秉承这样的格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盲目的”。哲学思想史观强调科技进步中方法的应用、思想的转变，强调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影响，强调科学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站队，强调科学究竟是什么和科学家理论形成的思想根源和哲学本质。科技发展依赖于科学家所确立的思想立场、哲学观念，依赖于技术发明家所选择的创新模式。这样的科学进步史通常由科学技术哲学家来完成描述，或者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史是融合在一起的。美国的伯特系统揭示了近代科学产生的形而上学背景和影响[28]。法国科学史大师柯瓦雷是科学哲学思想史观的杰出人物，他在描述天文学史和力学史的时候，并不是重点描述各种科学定律、事实的形成和重要性，而是把各种宗教观念和本体论观念、各种宇宙论观念和数学思想放在了突出位置[29]。波普尔为科学史贡献了方法论的问题—猜想—证伪—新的问题的科学发展模式[30]，库恩用范式转换和替代来描述科学进步的历史[31]，拉卡托斯提出了基于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编史理论[32]。
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史家经常是一个对思想比对专门技术有更多兴趣的科学家，也许是一个已经对实验室工作厌倦了的科学家[33]”。持哲学思想史观的科学史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都比较集中，只有涉及到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宏大主题、理论性特别强的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进化论，以及这些学科的代表人物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才会引起这些科学史家的兴趣，而数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等进入不了他们的研究和描述范围。
四、按科学共同体界限分类：内史观与外史观
把科技史分为内史和外史，源于人们对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如果我们把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限定在同一领域内部的科学家之间，科技进步表现是在描述、解释、预测、方法等方面的改善；或者稍微宽限一点，科学活动限定在与学术活动相关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科技进步表现为辩护、合作、竞争等力量的变化，这样的科技史可以看成是科技内史。如果我们把科技活动放大到社会（科研活动的外部环境）之中，把经济（广泛应用和利益驱使）的、社会制度、文化的等社会动力作为决定性因素来描述科技史，这样的科技史可以看成是科技外史[34]。一般来讲，一直到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科技史学家们采用的是内史观，上面提及的辉格史观与反辉格史观、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专业知识史观和哲学思想观基本属于内史观的范畴。
科学内史观把描述分析的重点集中在科学研究的假设、理论、观测、实验和方法上，而对谁资助了研究、谁建立了大学、谁创建研究所不那么感兴趣。内史观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内在的逻辑和内部的动力，科学技术的核心内容是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精神，这些核心内容与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因素无关。内史观强调，只有着眼于核心内容，才能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内史观把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局限在科学共同体、技术发明家群体之类，比如只有同行评议才能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水平，科学家自治、科研自由会促进科技进步，外部干预反而会破坏科技发展的规律。因此，导师传承、研究机构氛围、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评审、人才流动、科学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等与科技直接相关的因素，决定了科技发展的历程。
科学外史观又被称为宏观的科学社会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应用。它起源于前苏联科学史家赫森的一篇学术论文《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在贝尔纳的专著《历史上的科学》得到体现，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外史观则认为，尽管科技有自己的核心内容，但是如果不把科技扎根于其中的外部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纳入到科技发展的解释之中，就无法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外史观认为，外部的力量形成并决定了科学内部的思想和内容。贝尔纳提出，随着参与科学研究的人增多，科学研究走向职业化，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社会是互动的、互为影响的[35]。齐尔塞尔在《科学的社会学根源》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产生了互动，而这种互动又促进了近代早期科学的兴起[36]；默顿在描述十七世纪英格兰科技进步的时候，把新教伦理放在了首位。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英国社会的经济和军事需求，都促进了英国科学技术的进步[37]。又比如在描述科学家个人成就时，外史观则会突出家庭教育、儿时心路历程等对科学家发现、建立科学原理的重大影响，例如曼纽尔对牛顿的研究[38]；科学家性别也会影响到科学理论的建立[39]。
总之，强烈的内史观认为，外史存在使科学失去科学本该有的味道的危险。例如，在拉卡托斯看来，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是次要的。鉴于内部历史的自主性，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40]。强烈的外史观认为，内史使得科学变得神秘不可接近，也会使科学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林德伯格在1992出版的《西方科学的起源》，副标题就是“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作者反对把现代科学简单地描绘为客观研究物质世界的结果，不认为只要采取没有偏见和前提的做法就能揭示客观世界的真实本质，因为科学事业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科学理论是人类文化的产物[41]
五、按知识确定性分类：决定实证史观与相对建构史观
科学家对科学引以为自豪的是，科学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过的客观知识，而他们有时候又不得的不承认，科学具有不确定性[42]。科学史家与科学家有着类似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认可的程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史观：决定实证史观和相对建构史观。
决定实证史观是科学家的决定论和科学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混合。在决定实证史观看来，科学被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曾被认为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科学史科学就被理解成人类理性的象征，科学史就被理解成科学的进步史。科学决定了世界万物的运转，决定了自然的存在，是自然中的真理，它们等着科学家去发现。科学理论就是自然真理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的核心和灵魂。科学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是自主和自洽的。科学理论不因人的思想而改变，是确定性的知识。如果它暂时不是真理也是逐渐接近真理的。由于科学的实证特征，科技知识比其他文化知识更值得信赖，更不容质疑。众多科学家、科普作家创作的科技史著作，如已在我国翻译出版的阿西莫夫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格里宾的《双螺旋探秘》、《大爆炸探秘》，摩尔的《大爆炸：宇宙通史》，霍金的《时间简史》、巴戈特的《希格斯—“上帝粒子”的发明与发现》，都是以决定实证史观来撰写专业知识发现的历史。
决定实证的科学史观描述的是一幅严谨的、连续的、进步的、正确的图谱。这是科学史观最为经典和古老的传统。这一传统被20世纪中期出现的科学哲学和20世纪末期出现的科学知识学社会打破，科学不再认为是发现的，而被认为是创造的、建构的[43]，科学史观从决定实证转向为相对主义和科学建构论混合起来的相对建构史观。
在相对主义的科学哲学上，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了猜想与反驳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见30]；库恩认为科学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科学进步特别是科技革命并不是科学家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因为理性思维无法导致新范式的转换，恰恰是神秘的灵感与直觉想象在新范式的出现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见31]；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不应占据文化的制高点，主张“告别理性”、“怎么都行”的文化观。如果说存在科学真理的话，是因为科学家恰好创造了他们偏好的东西，科学理论从此割裂了与客观真理的联系[44]。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史观走得更远[45]。他们关注社会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这里的社会不只是科学家所处时代的宗教、文化、伦理等宏大的社会环境，还包括科学共同体自己组成了小社会，每个科学家都是这个小社会的一员，这个小社会有自己的亚文化。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会通过协商和妥协建构科学事实；科学家之间通过科学争论来建构暂时合理的科学理论；科学家通过论文的文本来构建科学术语和表达，科学家认可的是文本而不是真理。无论如何，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包含着社会因素，科学知识的认可、接受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科学知识社会学使得科学理论不再是客观实在，而是科学专业小团体的建构产物，是在专业亚文化下协商的结果。同时，这种社会建构论也从科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领域[46]。
总之，在相对建构史观来，科学知识的本身也是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科学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自然科学的唯一性和普遍性遭到质疑，判断科学的正确与否没有绝对的标准，科学理论的成功只是相对的、暂时的，科学史应该描述科学研究过程的各种争论、不同学派之间相互妥协的真实图景。科学技术史应该平等对待炼金术、占卜学、心灵感应术等学科的知识。
相对建构观不像决定实证史观那样严格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乐于把反思科学或者反科学作为行动口号，比如在描写进化论历史的时候，会同步描写特创论的证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科学知识社会为理论武装的年轻科学史家，把主要精力用来撰写时间较短的当代专科学发展史上。例如，藤村撰写了一本关于癌症遗传学的建立史，重点放在了科学事实的集体创造，从实验室实践和当代生物学家的无休止的协商两个方面论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47]。皮克林在1984年出版了《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承认自己的方法是社学学性质，而不是把物质的夸克观点当成抽象的概念系统来探讨。他竭力避免采用朴素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认为夸克的实在性决定了历史过程，认为夸克实在是粒子物理学家实践（夸克概念如何创立、制定和使用，如何逐渐被接受的动态过程）的结果[48]。
六、以活动地域分类：西方中心史观与民族史观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史。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现象，理应与这个民族和国家同时存在。但是，撰写科技史的人受制于他处的民族和国家的语言限制、文献获得、思想观念等等，一个英国人研究或者撰写的科技史与一个中国人研究或者撰写的科技史有着差异。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被认为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的科学家发明家创造的，追溯过往，科技进步的源头来自于古希腊，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现代科技几乎没有实质性贡献，因此一部现代科学技术史就是从古希腊繁荣的数理传统、中世纪科学的黑暗再到欧洲文艺复兴，随即产生了科学革命，然后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不断转移的过程。在西方中心史观的历史撰稿人、编史学者眼里，没有阿拉伯科学、没有印度科学、没有中国科学。西方中心史观实际上是一种辉格史观和革命史观，它强调了欧洲文明对世界的统治和影响，赞美近代科学的起源地与现代科学繁荣的国家的影响科学家和科学理论。比如美国人西蒙斯编写的100位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排名榜中，中国人无一人入选[49]。按照艾尔曼的说法，“以欧洲为中心来描绘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一维的或非完整的，它们通常都是西欧科学成功或相应的，非西方的失败。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变调。这种叙述方式不加批判地复制了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以新教为基础的科学革命这种情节，或重谈现代科学的中世纪天主教根源这种老调。[50]”
民族史观则强调自己的民族、国家对科技进步的贡献。一方面，会科学史家会突出本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如在中国，人们会突出四大发明对其他国家的贡献，特别是李约瑟帮助中国找到了直到16世界中国仍然领先于西方国家的诸多证据，使得中国人开始改写世界科技史特别是改写技术史。另一方面，他们会寻找本民族与西方在科技发展进程的对应物、对应人物，在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百名著名科学家排名榜中，蔡伦、祖冲之、张衡、李时珍、杨振宁、李政道等多名科学家位列其中[51]。在民族史观看来，科学特别是技术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否认科学有着特定单一的起源地和数理科学的特殊地位，强调传统科学（例如医学）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贡献，尊重国民在自然和博物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科学技术是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
英国人李约瑟从科学家转向为科学史家，也是西方中心观转向民族史观的标志性人物。因为对一位中国留学生一见钟情，李约瑟也对中国产生了情缘，从1942年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史。李约瑟从1948年着手编写多卷本的《中国科学与文明》（中国译名《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52]。此书的目的是全面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他得出结论是在16世纪前中国科技明显超前于西方，也为人们留下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更现实的表达“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
由于英语是全球最通用的语言，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学术出版物是英语版本的，国际科学史学会设在北美，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仍在欧美，毫无疑问西方中心史观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流。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史家开始转向全球研究，从地理扩展和文化多样性上丰富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的技术知识而不是以数理为主的自然哲学知识[53]。这种转向体现在科学史上并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有，美国历史学教授艾尔曼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叙利亚阿拉伯科学史专家哈桑与英国工程师希尔合写的《伊斯兰技术简史》，前者描述了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试图改变现代中国人低估科学在近代史上的作用的现状[见50]；后者记叙了公元7世纪到15世纪伊斯兰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对西方的影响[54]。
七、科学史观的选择与走向：简略与综合；融合与平衡
科学史观最后都体现在科学史的学术论文或者图书上。任何极端的历史观念都不可取，对科技发展的最好描述力求在极端的历史观念中保持足够的张力并寻求平衡，并且尽可能考虑多种影响要素进行综合。在科学史研究方面，走向内外史的互补和综合，是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及科学社会学家几乎一致的看法，这种综合或可称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55]。
在科技史创作方面，这些观念结合起来的科技史通常是称作为综合科技史或者科技通史，但是要在简略的文本中完成融合与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例如，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56]和《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57]，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58]，综合了专业知识观和哲学思想观、内史观和外史观，但却是西方中心观的。麦克莱伦三世等人合写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有意摒弃西方中心史观，既介绍欧洲历经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的文化积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为世界科技中心的背景和原因，的发展历程，也介绍了中国、印度、中南美洲和近东帝国等文明的自然历史环境和科技发展的关系[59]。但这些简略的通史仍然只能是辉格史观、革命史观的，在专业知识上更是明显不足。
国内的科学史家也在综合上做着同样的努力。钮卫星在《天文学史》一书的前言中说明，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对天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还渗透着一种现代价值观。他的目的是摆脱这种倾向，既描写从古希腊到现代天文学，也描述巴比伦、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民族的古天文学。以往的天文学史研究专著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内部，这是内史的策略。他认为，天文学史同其他科学史一样，经历从内史到外史、内外史结合的研究转向。新的天文学史注重内外史结合，一方面厘清天文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历史，一方面把天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宇宙与人类的关系，天文学推动整个自然科学、文类文明[60]。
要完成一部在观念上不偏不倚、融合平衡的科学史，非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实现的，而且这样的科技史必须是长篇大论的。来自世界各国的160多位医学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为《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撰稿，使得《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成为一部真正跨学科的医学史和人类疾病史著作[61]。剑桥大学计划推出八卷本的《科学史》，包括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近代早期科学、18世纪科学、现代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现代生物科学和地球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国家和国际与境下的现代科学。经过快20年了，它现在也还没有出完。以第五卷为例，撰稿人达到36位，来自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全卷虽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科学，也涉及到了传统文明中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内容既有对科学本身的分析，兼顾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解释。除了科学进展之外，还包括期刊、耶稣会士、占星术、炼金术、性别化的知识[62]。又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用了30年出齐七卷本《技术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篇幅最大、资料最全的世界技术与社会发展通史，撰稿人200多位，字数800余万，插图3000千多幅[63]。席泽宗主编的《科学编年史》算是中国科学史研究者、创作者（120余位）集大成努力的结果[64]。在科学编年史著作中，尽管作者的创作观念被尽量隐藏，但整体的编辑上仍然体现出辉格史观、革命史观、专业知识观、内史观、决定实证史观和全球史观等的综合。
这种综合观也体现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教材中。例如，在《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作者在介绍了一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主要探讨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向牛顿世界观的转变以及相对论、量子理论、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的最新进展[65]；在《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作者以近代天文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体系的建立过程为例，讨论科学史中的事实、科学中的冲突与革命、科学中的方法、如何重新认识科学革命、科学家研究的实际过程与思想冒险、对内史观外史观的新探索等[见13]。
科学史家无论是秉承何种科学史观，创作一部严谨的、精彩的科技史作品，在创作之初有点像自然科学研究，他需要进行史实的收集和证据的检查；在创作之中他行走在科学研究和艺术之间，充满了想象或者推测；在完成之后其著作有点像文学艺术作品，其观点、谋篇、布局、风格都打上了他独特的烙印。
参考文献：
[1]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1：27-32
[2]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3]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J],1999（18）2: 97-114
[4]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24）3：64
[5]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39
[6]卢卫红，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2：71-75，
[7]戴建平，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几个新主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4：51
[8]刘海霞，走向科学实践史—夏平科学编史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19
[9]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M]，任定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巴特菲尔德著，历史的辉格解释[M]，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11;15-18
[11]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陈恒六等编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7
[12]张明雯，科学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0）11:103
[13]舒斯特著，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M]，安维复主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13：43-44
[14]巴特菲尔德著，，近代科学的起源[M]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
[15]科恩著，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26]张卜天，科学革命起止时间背后的编史学观念[J]，科学文化评论，第 2013（10）4: 29－38
[17]夏平著，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徐国强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3，5
[18]张九庆，从科学理论的形成看科学研究精神[J]，科学导报，2001（9)
[19]吴以义，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0]格兰特著，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10:3-4
[21]巴萨拉著，技术发展简史[M]，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2]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M]，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3]柏廷顿著，化学简史[M]，胡作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4]布朗等编，刘寄星译，20世纪物理学[M]，科学出版社，2014年。
[25]佩斯著，陈崇光译，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6]派斯著，关洪译，基本粒子物理学史[M]， 武汉出版社，2002
[27]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学史话[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28]（美）伯特著，徐向东译，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9]雷东迪著，从科学史到科学思想史：柯瓦雷的斗争[J]，刘胜利译，科学文化评论，2010（7）6
[30]波普尔著，科学知识进化论[M]，纪树立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1]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2]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3]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M]，陈恒六等编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55
[34]张九庆，科学的进步—表现与动力[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35]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M]，科学出版社，1981
[36]方在庆,未完成的“ 齐尔塞尔论题”[J]，科学文化评论，2007（4）5: 53
[37]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7
[38]F.E.Manuel，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M]，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39]刘兵，曾南燕，女性主义与科学史[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
[40]（英）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142
[41]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M]，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2]费曼著，费曼演讲录：一个平民科学家的思想[M]，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3]贾玉树，从“发现”走向“创造”: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价值转向[J]，科学文化评论，2015（12）1:34-44
[44]费耶阿本德著，自由社会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45]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6]任玉凤，刘敏，社会建构论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的延伸—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为例[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5)4:3-7
[47]藤村著，创立科学：癌症遗传学社会史[M]，夏侯炳，刘喜申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8]皮克林著，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9]（美）西蒙斯著 科学家100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排行榜[M]，王首燕，姜栋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50]艾尔曼著，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M]，王红霞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
[51]程学军等，世界100科学家排行榜[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52]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M]，袁以苇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3]冯晓华，高策，西方科学史家与全球转向[J]，科学文化评论，2015（12）1
[54]哈桑，希尔著，伊斯兰技术简史[M]，梁波、傅颖达译，科学出版社，2010
[55]魏屹东,王保红，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193）3:45-49
[56]沃尔夫著，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57]沃尔夫著，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58]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97
[59]麦克莱伦第三、多恩著，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60]钮卫星，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61]（美）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62]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4卷：18世纪科学）[M]，方在庆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
[63]辛格等编，技术史[M]，王前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64]席宗泽主编，科学编年史[M]，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11
[65]德威特著，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第2版）[M]，李跃乾，张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附注：本文投给一本期刊，未获外审通过。懒得修改，直接贴在这里了。）
摘要：本文对科学史创作者的不同观念按不同角度进行了分类描述，这些观念分别是：褒扬进步观与理性评判史观，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专业知识史观与哲学思想史观，内史观与外史观，决定实证史观与相对建构史观，西方中心史观与民族史观，并对这些观念的特点及其变化进行了阐述分析。观念的融合和平衡是科学综合史著作的最新走向。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史创作，观念，科学综合史
如何描述、解释和评价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或者说坚持何种思想观念去进行科学史学研究、创作，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眼光和尺度，也就是各持不同的甚至极端对立的观念。根据相应的观念，对同一段科技史，科学史研究者和科学史创作者（包括科技史图书作者、科技纪录片的文字脚本撰稿人、科学家传记作者等）会呈现出观点不同甚至迥然相异的作品，读者和观众也对这些作品呈现出多样化的评价。
近些年，我国许多学者对科学史研究（其成果主要体现为学术期刊论文）中的观念变化和特点进行了分析阐述，包括：科学内史和外史的关系、从内史到外史的转向原因[1]；科学史的历史演变、学科史到综合史、内史与外史、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科学史中的“科学革命”等[2]；科学史研究在哲学、历史、科学或社会学上的取向[3];科学编史学实践中的实证维、理性维、直觉维、与境维四维态度[4];科学史研究中的历史再现与理论建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理性化与人情味等关系的把握[5];人类学方法带来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科学史的批判，对多元科学史的提倡[6]；国际科学史研究对灾难史、女性科学史、物质和视觉转向及跨国科学史研究等新领域的关注[7]；科学编史学思想可分为综合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实践史四类[8]。而丹麦科学史学家克拉夫首次尝试把科学史学作为一门单独的、自主的学科来描述，阐述了科学史与历史学的关联、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和神话、特殊的描述方法如实验科学史、传记进路、计量史学等问题[9]。]
针对科学史创作者（其作品主要体现为科技史图书）的观念分析的论文并不多见。本文的目的在于采取分类比较的方法，既参考科学史学研究者的学术期刊文献，更特别参考科学史创作者的图书文本，来进一步梳理科技史著作创作者采取的若干种极端对立的观念，简明扼要地归纳分析这些对立观念的基本特点、观念的变化及其原因。
一、按感情色彩分类：褒扬进步史观与理性评判史观
科学史家对科学发展的历史都带着感情进行研究和创作。早期的科学史家对科学和科学家的态度是褒扬的、歌功颂德的，因为科学是进步的，推动进步就是好的善的美的事情，到后来从仰视渐渐变成了平视，从对进步科学的赞美变成了理性的认识和评判，特别是对那些被认为是阻碍科学进步的科学理论、科学家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按照历史学的说法，就是从辉格史观（褒扬进步史观）变成了反辉格史观（理性评判史观）。
“历史的辉格解释”，简称为“辉格史观”，是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在1931年出版的《历史的辉格解释》一书首先提出的概念，用来说明历史学家对描述英国历史上两个对立的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所谓辉格史观，“通过以当代为参照物的方式，历史人物会被轻易地归入到促进或阻碍进步的两个群体之中......所有的一切都显示了数个世代以来有一个明显的进步原则在起作用，新教徒和辉格党人是进步原则永远的盟友，而天主教徒和托利党人则永远对这一原则产生阻碍。”[10]辉格史观的最重要特征是，历史必然是一部进步史，用当代人所持有的进步观念来描述过去特别是赞扬过去所取得的进步，过去的进步带来今天的进步。更直白地说，历史人物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好汉或者坏蛋，好汉的一切行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坏蛋的一切行为则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科学的兴起，18世纪开始出现科学家撰写的学科史，到20世纪初职业科学史家撰写的综合性科技史，辉格史观一直在统治着科学编史学。例如，著名的科学史家萨顿认为，科学是系统的知识，在不同地方不同时代获得并得到认可，这是人类的进步活动的结果。在萨顿看来，辉格史观在科学领域是确定的、不可置疑的，因为与其他领域的历史比起来，科学史是唯一能反映人类经验积累性和进步性的历史[11]。
以辉格史观来撰写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第谷等人坚持地心说阻碍了天文学的发展，而哥白尼、开普勒坚持日心说推动了天文学的进步，伽利略推出的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推动了天文学的进步，但是他对宗教的妥协是则阻碍了天文学的进步。这类著作的经典描述是，宗教迷信者相信地心说—理性人出现（哥白尼提出日心说，伽利略拥护日心说）—迷信无知者顽强抵抗日心说—日心说取得胜利。
辉格史观把过去人现代化的描述方法受到了另外一些历史学家的反对。巴特菲尔德认为，“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谬误在于走了一条穿越历史复杂性的捷径”，使得原本错综复杂的历史图像变得简单改变了而历史原貌，因为历史学家“对事件发生过程的考察越深入，我们就越从简单走向复杂。”反辉格史观的编史学家需要让自己返回过去的历史朝代，设身处地去理解历史人物的行为特征，“从过去的角度理解过去”，“与辉格派的历史截然不同，因为后者告诉自己，他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12]反辉格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平等对待立场观点、命运结局不同的历史人物，强调历史人物奋斗的细节过程，尊重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艰难选择，尊重和宽容那些被进步历史所宣称的那些失败的人物和事件。
反辉格史观也对科学史学产生了影响。柯瓦雷研究过亚里士多德、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众多科学家，被认为是反辉格科学史观的代表人物。因为在他的研究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尽量去理解、宽容和理解这些科学家所经历的研究错误、失败、苦衷。再以天文学为例，反辉格观的科学编史家认为，托勒密的地心说能够一统上千年是符合科学发展客观规律的，第谷的混合行星体系在当时得到认可的程度一点也不比哥白尼的日心说差。
舒斯特比较了辉格史观与反辉格史观中天文学是的不同。辉格科学史观的关键是依赖于事实崇拜的基本信念和三个连环神话：方法的神话、自主性的神话和进步的神话，辉格史的基本模式是：真理和事实摆在那儿等着英雄好汉去获取；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以及其他好汉会用值得信赖的科学方法获得真理和事实；这些好汉在偏见、宗教和意识形态面前能够赢得自主和自由；顺理成章地关于事实的可靠知识构成了科学进步[13]。在进行反辉格式的分析中，舒斯特用积分卡的形式给托勒密和哥白尼打分，两种学说在精确性和简洁性方面战成平手，在与已知事实的一致性方面，托勒密胜出而哥白尼得分为零，在对已正式的对重大事件的预测方面，哥白尼也会输给托勒密，这就是当时托勒密地心说胜出的原因[13，页119]。在第谷的理论与哥白尼的理论方面，第谷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第谷把地球静止放在宇宙中心，与已知事实相符、与《圣经》教义相符，也包含了哥白尼学说中最重要的宇宙和谐观点，因此在600-1630年间多数理性的天文学家会选择第谷的理论[13，页227]。辉格史的结论是：第谷的理论是愚蠢的，第谷本人是保守的，因为他拒绝接受哥白尼的观点。反辉格式的结论是:第谷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专家的完美典范，而不是一个纯粹的观测者，或者瞻前顾后、妥协退让的保守之徒，他不应因为不是一个哥白尼学说的信奉者而受到某种辉格意义上的诋毁[13，页228-229]。
要达到反辉格史观的美好愿望，历史必然是呈现具体情节、展示全部变迁的浩繁卷帙，这也是人诟病的地方。对辉格史观提出批评的巴特菲尔德自己写过一本《近代科学的起源》，实际上带有明显的辉格史观倾向。因为他“不打算像抖开一张长长的糊墙纸似的将四个世纪的科学史一一展示出来”，这样的科学史必然简略的。如果科学史纠缠于过多的与主流科技进步相关的细枝末节，“这部科学史的整个结构就是无生命的，它的整个形式也就受到了歪曲。他不得不承认，考察“对科学进步仍有影响的那些科学发展的过程，几乎是更为有益的。”[14]
二、按进步程度分类：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
即使采取辉格史观的看法，认为科学的发展一直是进步着，但这种进步的模式是跨越式、阵发的，还是渐进的、连续的，科学史家中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的两端是革命史观和进化史观。
科学革命史观中的文字表达，可以用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来说明：“自然和自然法则在黑暗中隐藏，上帝说，让牛顿去吧。于是一切被照亮。”牛顿以高大的英雄形象矗立在我们眼前。后来，为了突出爱因斯坦的英雄形象，有人在上面的诗句后面增加了几句：上帝说完若干年后，魔鬼说：让爱因斯坦来吧，于是一切重归黑暗。爱因斯坦作为英雄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将通过自己创造的相对论既让牛顿照亮的自然黯淡无关又让重新照亮自然。爱因斯坦的这个形象比牛顿更加高大。走在这里，我们可以把革命史观看成是辉格史观中的一种更为极端的观念。
美国科学史家科恩对“科学革命”作为科学史的一个概念的演变过程，做过系统的研究。柯瓦雷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把“科学革命”用来概括十六七世纪欧洲科学思想发生的激进变革，英国的巴特菲尔德1949年出版《近代科学的起源》、霍尔1954年出版《科学革命》，美国的库恩1962年出版《科学革命的结构》，使得“科学革命”不但在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中获得了承认，也在社会公众中得到普遍传播[15]。
“科学革命”原本是一个科学编史学家使用的特定术语。虽然他们对科学革命的起止时间有着一些分歧[16]，但大多数学者把它划定为1500-1700年期间。在这期间，科学使得原本缓慢连续变化的历史在中世纪之后突然断裂，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被科学革命一扫而光，欧洲人突然变得现代起来。
现在，科学革命已经从早期特定的科学编史学中拓展开来，演变成为一种描述科学进步的更为宽泛的观念和作为科技发展历史分期的界定，技术革命、科技革命等词汇也同样频繁出现。革命论史观认为科学发展历史的重大进步是由少数英雄般的科学家在某段特定关键时期推动的，没有英雄科学家就没有科学历史的重大进步。按照革命史观，科学发展被描述为哥白尼革命、伽利略革命、牛顿革命、爱因斯坦革命、拉瓦锡革命、达尔文革命、DNA双螺旋革命等等，技术发展被描述为蒸汽机革命、电气革命、电子革命、信息革命等等。革命史观认为，科技革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科技发展泛善可陈，革命期间科学家之间充满了冲突和斗争，保守的、旧的科学技术最终被革命的、新的科学技术打败，科学技术革命开始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也有一些科学编史者反对科学革命这个概念。他们认为，科学革命只不过人们在回忆历史时产生的幻觉，没有一个单一事件能够改变历史的连续变化的本质。反科学史观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科学史家夏平，他在1994年出版了《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书中导言的第一句就是“根本不存在唯一确定的科学革命这回事”，与书名完全相悖的语句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完全不同的科学史观。在夏平看来，已经有许多历史学家并不满意“存在一个单一分立的、囿于某一时空的实践可被称为科学革命的看法”，他们拒绝承认科学在17世纪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他认为致力于理解、解释和控制大自然的大量不同文化实践，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经历着各自不同的变革模式。同样地，也不存在任何单一连贯的故事，它能够概括出17世纪以后科学变革的特征，即使只是我们特别感兴趣那部分现代科学的方方面面[17]。
与革命史观相对立的是进化史观（夏平反对科学革命的历史观，但他所持有的科学史观并不是这里提到的进化史观，而是以科学知识社会学为核心的相对主义史观，这点将在后面论及）。科学进化史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在于，一个成熟的科学理论的形成包括提出问题、收集证据、提出假说、检验假说、修正假说和形成理论等步骤，需要较长的和复杂的检验过程[18]。进化论史观认为，科学发展历史进步是多数科学家一点点累积起来完成的，少数几个英雄科学家的出现只不过刚好出现在那个历史转折关头、出现在了量变到质变的时期。按照进化史观，科技进步来源于非常的科学家技术发明家的若干个都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科技革命不是空中楼阁，不能简单地跨越。科学技术进步不是一个理论、一种工具突然地、完全地取代另一个理论、另一种工具的非连续革命，而是认知和应用边界逐渐扩大后的旧理论逐渐演变为新理论、适应性发生变化后新工具逐渐替代旧工具的渐变过程。
以日心说的建立为例。日心说是在几百年间逐渐建立起来的：数理天文学的困境为提出日心说准备了前导因素，哥白尼的天文学知识传承于阿拉伯天文学，他提出了日心说的基本框架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第谷为日心说贡献了恒星天和实体天球的概念，开普勒支持提心说的《新天文学》并没有立即给天文学带来新气象，伽利略为日心说提供了最直接证据，笛卡尔、帕斯卡、惠更斯和胡克等人为牛顿力学的建立提供基础，牛顿用力的新概念和万有引力定律建立了行星运动的规律，1758年哈雷彗星的回归最终确立日心说[19]。日心说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至少二三百年连续变化的过程，与其用革命来描述，不如用进化来概括。
又例如，在革命史观中，中世纪是黑暗的，科学技术几何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进化史观则给了中世纪的科技发展以适当的历史地位。美国科学史家格兰特写过《中世纪的物理科学》，所持的观点是中世纪对17世纪科学革命未作出重大贡献，后来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创作了《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希腊-阿拉伯科学和自然哲学没有被大规模翻译成拉丁文，西欧科学一直停留在12世纪上半页的水平，17世纪的科学绝不可能发生[20]。
与科学进化史观类似的是技术进化论史观。巴萨拉、奇曼等人以生物进化论为出发点，把技术发展过程与生物进化过程进行类比分析，比如技术具有多样化特征，技术满足人类生命的基本需求，技术新产品通过选择机制得以扩散[21-22]。例如，技术进化史观强调，蒸汽机发明的历史不是瓦特个人的历史，而是一大群技术发明家相互模仿改进竞争的结果，从蒸汽机概念的提出到蒸汽机应用到火车轮船，也经历了至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
三、按知识方法分类：专业知识史观与哲学思想史观
科学首先是科学家通过专业细化的研究而建立起来的完整知识体系，秉承专业知识史观来研究科学史是在自然不过的事。
专业知识史观也可以称为专业科学史观或一阶科学史观，即集中于过去专业科学知识产生起源、作用及其继承延续的直接描述，并不特别关注支配这些专业知识的总体哲学思想、方法和观念。专业知识史观强调科学定律定理的演化图、技术发展的路径，里面充满了各种代数式、实验数据、机械图纸、设备工艺参数，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把科学定律从1.0版、2.0版发展到N.0版，技术工艺从1.0版、2.0版发展到N.0版。一部科学进步史就是探寻客观规律、寻找真理、提供最优技术的历史，是一部科学家用理性与实证完成的历史，是某一专门学科知识发展的路线图。因此“科学史”是“科学家们的科学史”。这样的科技进步史如同某个专业领域的历史教科书，通常由从事过科学技术研究多年的中老年科学家、技术发明家来完成。以学科知识观创作的科学史体现在文字上的特点就是专业术语特多。美国人柏廷顿是从化学家转向化学史家的，他在1937年出版了《化学简史》，在1961年出版四卷本的《化学史》，因此获得了科学史领域的大奖“萨顿奖”。他的《化学简史》篇幅不长，描述的时间段从古埃及到20世纪30年代，覆盖的知识范围从炼金术到化合键理论再到元素周期律及原子结构，但内容是学术化的，并不适合化学专业之外的读者阅读[23]。英国物理学会、美国物理学会联合组织编写了三卷本物理学史书《20 世纪是物理学》，撰稿者都是物理学领域的科学家，内容涵盖了物理学各个分支学科和相关的应用领域，没有物理学背景知识的读者也难以阅读[24]。专业知识史观会使得这样的科学技术史极端地枯燥乏味，把非专业读者挡在了阅读的大门之外。
美国物理学家派斯（又译为佩斯）是当代专业知识史观的典型学者。他因为研究基本粒子的对称性和量子场论而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后来转向了科技史（科学家人物传记和物理学史）创作。他在1982年出版了《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一书。这本书的最大特色在于，作者用深厚的物理学功底，把爱因斯坦贡献中与涉及到的科学原理-统计物理学、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量子论介绍得非常详细，其中的大量数学物理学公式、科学论文的引用，使得一本的读者只能进行跳跃式阅读[25]。同样的写作手法，在派斯1986年出版的一本专科史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从19世纪末X射线的发现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玻色子Z和W的发现。这本书的原标题是“物理世界中的物质和力的内部界限”，本身比较学术化，中译本翻译成了《基本粒子物理学史》。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只用了一个数学公式，而派斯在书中则是无处不公式，这样的写法使得该书更适合于物理学专业师生至少是爱好者作为历史文献和参考书来阅读[26]。作为一种比较，是曹天元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学史话》。这本书并没有按照量子力学专科史的方法来撰写的，书中也只有少数几个数理公式，而是用形象的比喻、议论和哲学思考来降低学术性和专业性，其中的茶余饭后部分更是拉近了和一般读者（具有初中的数学知识和一点点高中物理知识）的距离[27]。
科学其次是一种获取理性和系统知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中科学家们遵循类似的理性方法和内在逻辑。以哲学思想史观来研究科学史，就是分析描述科学发展过程中各种理性方法的来龙去脉和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
哲学思想史观秉承这样的格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盲目的”。哲学思想史观强调科技进步中方法的应用、思想的转变，强调形而上学和世界观的影响，强调科学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站队，强调科学究竟是什么和科学家理论形成的思想根源和哲学本质。科技发展依赖于科学家所确立的思想立场、哲学观念，依赖于技术发明家所选择的创新模式。这样的科学进步史通常由科学技术哲学家来完成描述，或者说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史是融合在一起的。美国的伯特系统揭示了近代科学产生的形而上学背景和影响[28]。法国科学史大师柯瓦雷是科学哲学思想史观的杰出人物，他在描述天文学史和力学史的时候，并不是重点描述各种科学定律、事实的形成和重要性，而是把各种宗教观念和本体论观念、各种宇宙论观念和数学思想放在了突出位置[29]。波普尔为科学史贡献了方法论的问题—猜想—证伪—新的问题的科学发展模式[30]，库恩用范式转换和替代来描述科学进步的历史[31]，拉卡托斯提出了基于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编史理论[32]。
按照萨顿的说法，“科学史家经常是一个对思想比对专门技术有更多兴趣的科学家，也许是一个已经对实验室工作厌倦了的科学家[33]”。持哲学思想史观的科学史家研究的领域和对象都比较集中，只有涉及到人类对世界认识的宏大主题、理论性特别强的学科如天文学、物理学、进化论，以及这些学科的代表人物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等，才会引起这些科学史家的兴趣，而数学、实验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等进入不了他们的研究和描述范围。
四、按科学共同体界限分类：内史观与外史观
把科技史分为内史和外史，源于人们对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如果我们把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限定在同一领域内部的科学家之间，科技进步表现是在描述、解释、预测、方法等方面的改善；或者稍微宽限一点，科学活动限定在与学术活动相关的科学共同体之间，科技进步表现为辩护、合作、竞争等力量的变化，这样的科技史可以看成是科技内史。如果我们把科技活动放大到社会（科研活动的外部环境）之中，把经济（广泛应用和利益驱使）的、社会制度、文化的等社会动力作为决定性因素来描述科技史，这样的科技史可以看成是科技外史[34]。一般来讲，一直到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科技史学家们采用的是内史观，上面提及的辉格史观与反辉格史观、革命史观与进化史观、专业知识史观和哲学思想观基本属于内史观的范畴。
科学内史观把描述分析的重点集中在科学研究的假设、理论、观测、实验和方法上，而对谁资助了研究、谁建立了大学、谁创建研究所不那么感兴趣。内史观认为，科学技术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内在的逻辑和内部的动力，科学技术的核心内容是各种科学技术知识、科学技术方法、科学技术思想和科学技术精神，这些核心内容与社会、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因素无关。内史观强调，只有着眼于核心内容，才能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内史观把影响科技发展的因素局限在科学共同体、技术发明家群体之类，比如只有同行评议才能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水平，科学家自治、科研自由会促进科技进步，外部干预反而会破坏科技发展的规律。因此，导师传承、研究机构氛围、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评审、人才流动、科学家之间合作与竞争等与科技直接相关的因素，决定了科技发展的历程。
科学外史观又被称为宏观的科学社会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科技史研究中的应用。它起源于前苏联科学史家赫森的一篇学术论文《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在贝尔纳的专著《历史上的科学》得到体现，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那里取得巨大成功。外史观则认为，尽管科技有自己的核心内容，但是如果不把科技扎根于其中的外部因素如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纳入到科技发展的解释之中，就无法理解科技发展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外史观认为，外部的力量形成并决定了科学内部的思想和内容。贝尔纳提出，随着参与科学研究的人增多，科学研究走向职业化，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与社会是互动的、互为影响的[35]。齐尔塞尔在《科学的社会学根源》一文中提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高级工匠与学者之间产生了互动，而这种互动又促进了近代早期科学的兴起[36]；默顿在描述十七世纪英格兰科技进步的时候，把新教伦理放在了首位。清教主义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英国社会的经济和军事需求，都促进了英国科学技术的进步[37]。又比如在描述科学家个人成就时，外史观则会突出家庭教育、儿时心路历程等对科学家发现、建立科学原理的重大影响，例如曼纽尔对牛顿的研究[38]；科学家性别也会影响到科学理论的建立[39]。
总之，强烈的内史观认为，外史存在使科学失去科学本该有的味道的危险。例如，在拉卡托斯看来，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部历史是次要的。鉴于内部历史的自主性，外部历史对于理解科学是无关的[40]。强烈的外史观认为，内史使得科学变得神秘不可接近，也会使科学失去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林德伯格在1992出版的《西方科学的起源》，副标题就是“公元前六百年至公元一千四百五十年宗教、哲学和社会建制大背景下的欧洲科学传统”。作者反对把现代科学简单地描绘为客观研究物质世界的结果，不认为只要采取没有偏见和前提的做法就能揭示客观世界的真实本质，因为科学事业有很深的文化背景，科学理论是人类文化的产物[41]
五、按知识确定性分类：决定实证史观与相对建构史观
科学家对科学引以为自豪的是，科学是通过观察和实验检验过的客观知识，而他们有时候又不得的不承认，科学具有不确定性[42]。科学史家与科学家有着类似的看法，对科学知识的确定性认可的程度，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科学史观：决定实证史观和相对建构史观。
决定实证史观是科学家的决定论和科学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的混合。在决定实证史观看来，科学被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曾被认为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科学史科学就被理解成人类理性的象征，科学史就被理解成科学的进步史。科学决定了世界万物的运转，决定了自然的存在，是自然中的真理，它们等着科学家去发现。科学理论就是自然真理的表现形式，是科学的核心和灵魂。科学理论是符合逻辑的、尊重客观事实的，是自主和自洽的。科学理论不因人的思想而改变，是确定性的知识。如果它暂时不是真理也是逐渐接近真理的。由于科学的实证特征，科技知识比其他文化知识更值得信赖，更不容质疑。众多科学家、科普作家创作的科技史著作，如已在我国翻译出版的阿西莫夫的《洞察宇宙的眼睛—望远镜的历史》，格里宾的《双螺旋探秘》、《大爆炸探秘》，摩尔的《大爆炸：宇宙通史》，霍金的《时间简史》、巴戈特的《希格斯—“上帝粒子”的发明与发现》，都是以决定实证史观来撰写专业知识发现的历史。
决定实证的科学史观描述的是一幅严谨的、连续的、进步的、正确的图谱。这是科学史观最为经典和古老的传统。这一传统被20世纪中期出现的科学哲学和20世纪末期出现的科学知识学社会打破，科学不再认为是发现的，而被认为是创造的、建构的[43]，科学史观从决定实证转向为相对主义和科学建构论混合起来的相对建构史观。
在相对主义的科学哲学上，波普尔反对逻辑经验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了猜想与反驳的证伪主义方法论[见30]；库恩认为科学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愈来愈接近真理；科学进步特别是科技革命并不是科学家的理性思维的结果，因为理性思维无法导致新范式的转换，恰恰是神秘的灵感与直觉想象在新范式的出现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见31]；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不应占据文化的制高点，主张“告别理性”、“怎么都行”的文化观。如果说存在科学真理的话，是因为科学家恰好创造了他们偏好的东西，科学理论从此割裂了与客观真理的联系[44]。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史观走得更远[45]。他们关注社会对科学知识的影响，而这里的社会不只是科学家所处时代的宗教、文化、伦理等宏大的社会环境，还包括科学共同体自己组成了小社会，每个科学家都是这个小社会的一员，这个小社会有自己的亚文化。比如，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会通过协商和妥协建构科学事实；科学家之间通过科学争论来建构暂时合理的科学理论；科学家通过论文的文本来构建科学术语和表达，科学家认可的是文本而不是真理。无论如何，科学作为一种信仰包含着社会因素，科学知识的认可、接受都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科学知识社会学使得科学理论不再是客观实在，而是科学专业小团体的建构产物，是在专业亚文化下协商的结果。同时，这种社会建构论也从科学领域延伸到了社会领域[46]。
总之，在相对建构史观来，科学知识的本身也是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只不过是人类全部知识的一部分，科学本身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自然科学的唯一性和普遍性遭到质疑，判断科学的正确与否没有绝对的标准，科学理论的成功只是相对的、暂时的，科学史应该描述科学研究过程的各种争论、不同学派之间相互妥协的真实图景。科学技术史应该平等对待炼金术、占卜学、心灵感应术等学科的知识。
相对建构观不像决定实证史观那样严格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乐于把反思科学或者反科学作为行动口号，比如在描写进化论历史的时候，会同步描写特创论的证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科学知识社会为理论武装的年轻科学史家，把主要精力用来撰写时间较短的当代专科学发展史上。例如，藤村撰写了一本关于癌症遗传学的建立史，重点放在了科学事实的集体创造，从实验室实践和当代生物学家的无休止的协商两个方面论述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47]。皮克林在1984年出版了《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承认自己的方法是社学学性质，而不是把物质的夸克观点当成抽象的概念系统来探讨。他竭力避免采用朴素现实主义的表达方式，认为夸克的实在性决定了历史过程，认为夸克实在是粒子物理学家实践（夸克概念如何创立、制定和使用，如何逐渐被接受的动态过程）的结果[48]。
六、以活动地域分类：西方中心史观与民族史观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史。科学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现象，理应与这个民族和国家同时存在。但是，撰写科技史的人受制于他处的民族和国家的语言限制、文献获得、思想观念等等，一个英国人研究或者撰写的科技史与一个中国人研究或者撰写的科技史有着差异。
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被认为主要是西方欧美国家的科学家发明家创造的，追溯过往，科技进步的源头来自于古希腊，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现代科技几乎没有实质性贡献，因此一部现代科学技术史就是从古希腊繁荣的数理传统、中世纪科学的黑暗再到欧洲文艺复兴，随即产生了科学革命，然后科学中心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不断转移的过程。在西方中心史观的历史撰稿人、编史学者眼里，没有阿拉伯科学、没有印度科学、没有中国科学。西方中心史观实际上是一种辉格史观和革命史观，它强调了欧洲文明对世界的统治和影响，赞美近代科学的起源地与现代科学繁荣的国家的影响科学家和科学理论。比如美国人西蒙斯编写的100位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排名榜中，中国人无一人入选[49]。按照艾尔曼的说法，“以欧洲为中心来描绘现代科学的兴起是一维的或非完整的，它们通常都是西欧科学成功或相应的，非西方的失败。这种历史目的论的变调。这种叙述方式不加批判地复制了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以新教为基础的科学革命这种情节，或重谈现代科学的中世纪天主教根源这种老调。[50]”
民族史观则强调自己的民族、国家对科技进步的贡献。一方面，会科学史家会突出本国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比如在中国，人们会突出四大发明对其他国家的贡献，特别是李约瑟帮助中国找到了直到16世界中国仍然领先于西方国家的诸多证据，使得中国人开始改写世界科技史特别是改写技术史。另一方面，他们会寻找本民族与西方在科技发展进程的对应物、对应人物，在一本由中国人编写的百名著名科学家排名榜中，蔡伦、祖冲之、张衡、李时珍、杨振宁、李政道等多名科学家位列其中[51]。在民族史观看来，科学特别是技术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否认科学有着特定单一的起源地和数理科学的特殊地位，强调传统科学（例如医学）对本民族和国家的贡献，尊重国民在自然和博物研究方面的成就，认为科学技术是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
英国人李约瑟从科学家转向为科学史家，也是西方中心观转向民族史观的标志性人物。因为对一位中国留学生一见钟情，李约瑟也对中国产生了情缘，从1942年开始关注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史。李约瑟从1948年着手编写多卷本的《中国科学与文明》（中国译名《中国科学技术史》），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领域[52]。此书的目的是全面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他得出结论是在16世纪前中国科技明显超前于西方，也为人们留下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即“中国古代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或者更现实的表达“中国近代科学何以落后”。
由于英语是全球最通用的语言，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学术出版物是英语版本的，国际科学史学会设在北美，现代科技发展的前沿仍在欧美，毫无疑问西方中心史观仍然是科学史研究的主流。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科学史家开始转向全球研究，从地理扩展和文化多样性上丰富西方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地方的技术知识而不是以数理为主的自然哲学知识[53]。这种转向体现在科学史上并已翻译成中文的著作有，美国历史学教授艾尔曼的《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史》、叙利亚阿拉伯科学史专家哈桑与英国工程师希尔合写的《伊斯兰技术简史》，前者描述了16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现代科学、医学和技术的文化史，试图改变现代中国人低估科学在近代史上的作用的现状[见50]；后者记叙了公元7世纪到15世纪伊斯兰技术的发展历程及其对西方的影响[54]。
七、科学史观的选择与走向：简略与综合；融合与平衡
科学史观最后都体现在科学史的学术论文或者图书上。任何极端的历史观念都不可取，对科技发展的最好描述力求在极端的历史观念中保持足够的张力并寻求平衡，并且尽可能考虑多种影响要素进行综合。在科学史研究方面，走向内外史的互补和综合，是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及科学社会学家几乎一致的看法，这种综合或可称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55]。
在科技史创作方面，这些观念结合起来的科技史通常是称作为综合科技史或者科技通史，但是要在简略的文本中完成融合与平衡，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例如，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56]和《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57]，丹皮尔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58]，综合了专业知识观和哲学思想观、内史观和外史观，但却是西方中心观的。麦克莱伦三世等人合写的《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有意摒弃西方中心史观，既介绍欧洲历经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的文化积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为世界科技中心的背景和原因，的发展历程，也介绍了中国、印度、中南美洲和近东帝国等文明的自然历史环境和科技发展的关系[59]。但这些简略的通史仍然只能是辉格史观、革命史观的，在专业知识上更是明显不足。
国内的科学史家也在综合上做着同样的努力。钮卫星在《天文学史》一书的前言中说明，由于历史观的局限，已经出版的同类书籍对天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还渗透着一种现代价值观。他的目的是摆脱这种倾向，既描写从古希腊到现代天文学，也描述巴比伦、中国、印度和阿拉伯民族的古天文学。以往的天文学史研究专著专注于专业领域的内部，这是内史的策略。他认为，天文学史同其他科学史一样，经历从内史到外史、内外史结合的研究转向。新的天文学史注重内外史结合，一方面厘清天文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历史，一方面把天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宇宙与人类的关系，天文学推动整个自然科学、文类文明[60]。
要完成一部在观念上不偏不倚、融合平衡的科学史，非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力量能够实现的，而且这样的科技史必须是长篇大论的。来自世界各国的160多位医学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为《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撰稿，使得《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成为一部真正跨学科的医学史和人类疾病史著作[61]。剑桥大学计划推出八卷本的《科学史》，包括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近代早期科学、18世纪科学、现代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现代生物科学和地球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国家和国际与境下的现代科学。经过快20年了，它现在也还没有出完。以第五卷为例，撰稿人达到36位，来自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印度等多个国家。全卷虽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科学，也涉及到了传统文明中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内容既有对科学本身的分析，兼顾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解释。除了科学进展之外，还包括期刊、耶稣会士、占星术、炼金术、性别化的知识[62]。又比如，牛津大学出版社用了30年出齐七卷本《技术史》，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篇幅最大、资料最全的世界技术与社会发展通史，撰稿人200多位，字数800余万，插图3000千多幅[63]。席泽宗主编的《科学编年史》算是中国科学史研究者、创作者（120余位）集大成努力的结果[64]。在科学编年史著作中，尽管作者的创作观念被尽量隐藏，但整体的编辑上仍然体现出辉格史观、革命史观、专业知识观、内史观、决定实证史观和全球史观等的综合。
这种综合观也体现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教材中。例如，在《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作者在介绍了一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后，主要探讨从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向牛顿世界观的转变以及相对论、量子理论、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的最新进展[65]；在《科学革命—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中，作者以近代天文学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体系的建立过程为例，讨论科学史中的事实、科学中的冲突与革命、科学中的方法、如何重新认识科学革命、科学家研究的实际过程与思想冒险、对内史观外史观的新探索等[见13]。
科学史家无论是秉承何种科学史观，创作一部严谨的、精彩的科技史作品，在创作之初有点像自然科学研究，他需要进行史实的收集和证据的检查；在创作之中他行走在科学研究和艺术之间，充满了想象或者推测；在完成之后其著作有点像文学艺术作品，其观点、谋篇、布局、风格都打上了他独特的烙印。
参考文献：
[1]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11：27-32
[2]刘兵，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3]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J],1999（18）2: 97-114
[4]李醒民，科学编史学的“四维空时”及其“张力”[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2（24）3：64
[5]林德宏，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0（17）4:39
[6]卢卫红，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观念对科学史研究的影响[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28）2：71-75，
[7]戴建平，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几个新主题[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36）4：51
[8]刘海霞，走向科学实践史—夏平科学编史学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19
[9]克拉夫著，科学史学导论[M]，任定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巴特菲尔德著，历史的辉格解释[M]，张岳明，刘北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0-11;15-18
[11]萨顿，科学的历史研究[M]，陈恒六等编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27
[12]张明雯，科学史的辉格解释与反辉格解释[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20）11:103
[13]舒斯特著，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M]，安维复主译，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13：43-44
[14]巴特菲尔德著，，近代科学的起源[M]张丽萍，郭贵春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2
[15]科恩著，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26]张卜天，科学革命起止时间背后的编史学观念[J]，科学文化评论，第 2013（10）4: 29－38
[17]夏平著，科学革命：批判性的综合，徐国强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1，3，5
[18]张九庆，从科学理论的形成看科学研究精神[J]，科学导报，2001（9)
[19]吴以义，从哥白尼到牛顿：日心学说的确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20]格兰特著，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M]，张卜天译，湖南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10:3-4
[21]巴萨拉著，技术发展简史[M]，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2]齐曼主编，技术创新进化论[M]，孙喜杰、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
[23]柏廷顿著，化学简史[M]，胡作玄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4]布朗等编，刘寄星译，20世纪物理学[M]，科学出版社，2014年。
[25]佩斯著，陈崇光译，上帝是微妙的-爱因斯坦的科学与生平[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26]派斯著，关洪译，基本粒子物理学史[M]， 武汉出版社，2002
[27]曹天元，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学史话[M]，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
[28]（美）伯特著，徐向东译，近代物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9]雷东迪著，从科学史到科学思想史：柯瓦雷的斗争[J]，刘胜利译，科学文化评论，2010（7）6
[30]波普尔著，科学知识进化论[M]，纪树立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1]库恩著，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2]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33]萨顿著，科学的历史研究[M]，陈恒六等编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55
[34]张九庆，科学的进步—表现与动力[M]，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4
[35]贝尔纳著，伍况甫等译，历史上的科学[M]，科学出版社，1981
[36]方在庆,未完成的“ 齐尔塞尔论题”[J]，科学文化评论，2007（4）5: 53
[37]默顿著，范岱年等译，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M]，商务印书馆，2007
[38]F.E.Manuel，A Portrait of Isaac Newton[M]，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39]刘兵，曾南燕，女性主义与科学史[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
[40]（英）拉卡托斯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41-142
[41]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M]，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2]费曼著，费曼演讲录：一个平民科学家的思想[M]，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3]贾玉树，从“发现”走向“创造”: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价值转向[J]，科学文化评论，2015（12）1:34-44
[44]费耶阿本德著，自由社会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45]赵万里，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46]任玉凤，刘敏，社会建构论从科学研究到技术研究的延伸—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和技术的社会形成论(SST)为例[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35)4:3-7
[47]藤村著，创立科学：癌症遗传学社会史[M]，夏侯炳，刘喜申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48]皮克林著，构建夸克-粒子物理学的社会学史，王文浩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49]（美）西蒙斯著 科学家100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排行榜[M]，王首燕，姜栋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50]艾尔曼著，中国近代科学的文化[M]，王红霞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
[51]程学军等，世界100科学家排行榜[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52]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M]，袁以苇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53]冯晓华，高策，西方科学史家与全球转向[J]，科学文化评论，2015（12）1
[54]哈桑，希尔著，伊斯兰技术简史[M]，梁波、傅颖达译，科学出版社，2010
[55]魏屹东,王保红，试论科学编史学的语境化综合[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1（193）3:45-49
[56]沃尔夫著，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57]沃尔夫著，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M]，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
[58]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M]，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97
[59]麦克莱伦第三、多恩著，世界史上的科学技术[M]，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60]钮卫星，天文学史：一部人类认识宇宙和自身的历史[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61]（美）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M]，张大庆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62]波特等编，剑桥科学史（第4卷：18世纪科学）[M]，方在庆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
[63]辛格等编，技术史[M]，王前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64]席宗泽主编，科学编年史[M]，上海科学技术教育出版社，2011
[65]德威特著，世界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导论（第2版）[M]，李跃乾，张新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附注：本文投给一本期刊，未获外审通过。懒得修改，直接贴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