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实际上不存在首富这个概念，因为理论上讲，中国所有的财富是属于一个人的，就是皇帝。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多数时期中国的GDP 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的首富在古代封建社会，甚至部分奴隶社会的诸侯国，都是皇帝本人无疑。他脚下的臣民是几乎所有人。所有人的劳动都归于皇帝一个人，而且因为中央集权，中国皇帝权力生杀予夺，对其它人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具有完全处置的权力。秦始皇以后，中国统一，事前为诸侯国时代。国王变成皇帝，同时完成了皇帝家族万代世袭，长子为皇帝，万民之上千秋万代的规则制定。死后不久陈胜就说了"不"。
如果中国古代的首富不是皇帝的话，这个皇帝会觉得自己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商人如果非常富有，往往是暂时的，皇帝不允许某个地方的或者某个行业的领导非常富有，富可敌国在政治上有弱化皇权的危险，历史上富有的官员很可能成为割据者而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皇帝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就削藩了。商人自己的钱财积累不能和官员的地位抵触，贫贱的人，即便是突然间劳动努力致富了，在捐得相应地位之前，仍然得不到自己积累取得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用来生钱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能力也就大大削弱了。这就是汉代就有的“贱商令”。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权和地位高度吻合，地位高的人必须有财，财大气粗，有财说话算数。用财直接的驱动人的行为。另外，如果财不完全有效，那么就用武力直接驱动别人的行为。这样，指令的发出者必须有财。皇帝的指令如果能够有权威性，那么就必须将全国的财富有处置权。世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人到商人，其所得全部统一上交皇帝，然后通过一级一级的官员分配下来。往往按照人头和政治地位而取得所得。政治地位成为一个人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下获得社会的唯一标准。本质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不是一种贸易，而是一种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是一种进贡和回贡的刚性消费制度。原始社会中整个集体打猎后所有猎物交公然后由长者平均分配食物给每一个氏族成员于此类似。但是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后来就变成了不平均分配了。
所以中国封建文化中，人的出头之日，只有一条，就是政治上的地位，最高的显然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他代表着占有最多的资源，物质的，精神的（以藏书为体现），甚至三千粉黛。占有全国最优等的女性资源。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取得官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者。但是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政治家。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阴谋家。读书只是敲门砖，敲开以后，书就成了百无一用的砖头。为什么呢，就是取得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自动取得。通过辛苦的经营活动取得的钱财是否保存，是政治家说了算的，是政治级别说了算的，实际上不用说，已经从秦始皇就安排好了。商人富可敌国，但是所有必须和其政治地位对等，不能多有，哪怕是自己的钱，也不多给；也不能少，想节俭节约，也不行，因为下面的级别的人的收入需要上层的人的消费来获得。上层人的消费太低，低过了下层人，就会和上层人比下层人的财富多的制度矛盾。下层人的财富大于上层人，就会造反，上层人的话就说了不算数，下层人不听自己的了。知识可以让人更好的生产，更好的生钱，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不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考试制度，它只有文武两项。文举人是将来学会用着各种办法和口实让别人的钱归到皇帝名下的人；武举人是用来抢别人不给的钱的人。他不需要会经营会管理。那些经营管理都是奴才办的，而老爷只需要有老爷的身份就够了。奴才再能挣钱挣的钱也是老爷的。老爷再能挣钱挣的钱也是皇帝的。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单一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中国古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似乎人人都有众多的出路可以出人头地。实际上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最后归结到状元的唯一的政治地位上，如果不能归结到这个政治层次上，再有创造力，再有本事也没有用，资源都被有政治地位的人占有了。既无名也没利，自己白白自掏腰包只是当做一种爱好。这是孟子所定下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里的劳心不是脑力活动，劳力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
西方有很多的出头之道，既有政治家也有文明于世的科学家。在科学方面，诺贝尔奖就是科学界的出头之道。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往往比一个国家的国王还有钱，不然你比较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当年收入是不是比国王的工资高？在中国，头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要被编成大概可以相当于政治上四品官员待遇，然后就缩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将给中国人就会缩水，因为中国人会把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政治地位进行折算，上面有四个层级的人压着。诺贝尔奖就是世界最高奖，他的评判级别显然无法和中国的政治待遇相提并论，但是中国显然就必须相提并论，不然，怎么给莫言发工资？就是再大的成绩，也都要折合成一个官员待遇表，一折合以后，最高级的仍然是政治家。科学家袁隆平产生的经济效应就不必说了，按理说也应该曾经和中国的首富差别不远吧？理论上，袁隆平是首富，据说“品牌”价值1000多亿元，作出的贡献和比尔盖茨差别不大。但是实际上，他的政治地位恐怕就没那么高了。因为他没有富翁的“派头”：富贵人需要有富贵的样子，仅仅一辆普通车的首富不会有政治地位。政治俱乐部拒绝普通车。也就是说，如果有政治地位，不讲排场都不行。有些人崇尚富者必奢，让服务于富者的人从供给富人的奢侈品奢侈消费中获得收入，这样这些人才拥护这个首富。而袁隆平不从消费角度帮助下面的人，就不被这个阶层以下的人所拥护。即便袁隆平给更多的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对人的帮助太广义了，所以得不到拥护。袁隆平种出水稻的博爱中国人并不感冒。中国不需要博爱。中国历史上也不会记载袁隆平的，记载的是功德林的政治家们。均田地是博爱吗？未必，革命家们用均田地的口号带领群众出生入死革命，博爱了一些将军，然后底层人还在底层。
这样政治家的地位永远是最高的，其他万般皆下品，三百六十行，行行当苦力无出头之日就是自然的了。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人不愿去创造，却在乱世来临的时候愿意去革命。物质性攀比心理严重的中国人会不太在意袁隆平或者其他科学家的贡献。也许袁隆平等科学家并不需要太多的奢侈消费，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尊重，这样就缺乏了创新的积极性。所以中国人的创造力则落后于西方，而抄袭能力则高于西方。通过知识不能出人头地。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总是西方人的名字，而中国人的钱学森、王淦昌都是仿制者，学生。商界兼发明家的比尔盖茨可以是首富，美国总统的收入比他低感觉非常坦然，而在中国古代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推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的发展是有原因的，西方各个方向的人都有奔头，各个行业都有人认真去做，并取得人人认可的成功，获得切实的自然的报答。正是这种政治家占位，其它行业百无出头之日，导致中国的学子出国后，往往希望留在国外发达国家，哪怕国外有歧视也往往比国内的政治地位安排要轻些。为什么外国发达，就是人尽其才，而不是人尽其力的完整剥削。中国古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家太多，但是科学家太少。不是中国人特别爱好文艺，其实是御用文人的政治需要和一篇文章定地位的科举制度推动的。当然，文人和历史学家不如军事家，而军事家不如政治家，狡兔死，良狗烹。而政治家也不好当，一旦失军权，死路一条。文学历史学家也不好当，有司马迁和焚书坑儒文字狱。
人无其他的出头路径，中国人的出头路径只有政治地位一条，这就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当矛盾和不和谐。而中国单一的政治地位决定人的成功形式的结果就导致所有中国的男人都觉得皇帝的位置才是最高高在上的，最成功的。所以中国人可以非常邪的宁可死亡千万人都要去革命，争政治地位第一的皇帝。跟着干的将军们也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但是那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平年代根本无法出人头地，只能辛苦劳作在最底层，连吃穿都不够，特别是找不到老婆。有多的，自然就有少的。而且封建社会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严重。一有人喊革命，众人都想跃跃欲试，乱世出英豪，和平时代有了政治地位就不劳而获坐天下。争了就是开国皇帝，争不着，就是草寇叛匪。民族赌性十足。革命就是好斗，所以暴力成分也十足，破坏力也十足。一个朝代的破产带来的就是革命。
人是这样，地域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但是这个村的生活水平哪怕再近水楼台，再埋头苦干，再有经营之道，也不能富裕超过了一个村的级别。多劳不是多获，而是搞平衡，被多交了。天下大一统，那么如果一个小村子致富有道，结果连首都的官员都不如这个村子的普通村民获得的生活福利待遇高，那么这个就会让官员不平衡，结果就是诚实的劳动被平衡掉，村子的消费水平再次被压低到一个村子所在级别的消费水平上去。想要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各个朝代的富裕过程是这样的：先让夺得天下的皇帝富裕起来，然后让夺天下的功臣富裕起来，然后一级带一级，从上到下富裕起来，但是往往中间冒出很多层来插空，永远富裕不到下层去，于是金字塔形的社会收入情况越来越细长，最后成为一个树棍然后歪倒了。一个地域不能很富，往往担心这样这个地域的首领要么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要么就可能暗暗发展势力，有谋逆取而代之的可能，所以在历史上对突然富裕的地域，村落，省份，节度使，实业家都采用削藩的手段，所谓树大招风，树长到一定高度，就拦腰斩断，不留后患-高度上超过皇帝打天下形成的大树。所以中国的树怎么就不能长高？
话说中国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然后也是人多了以后出现大规模内乱大量减少人口和创造了的财富的国家。其经济学的模型是什么呢？ 一个朝代建立以后，皇帝会努力大操大建，为什么呢？如果皇帝不提高消费水平，例如住宿、乘车、女子等，那么各级官员就无法提高消费水平，因为如果各级官员的消费水平比皇帝还要高那么皇帝就缺乏了权威性。各级官员就是通过首先给皇帝大操大建中获得自己的收入，然后自己也必须提高消费水平，否则下层的官员也没法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下层官员也不能高于上层官员的消费能力。建造东西获得收入的机制怎么来呢？这非常简单，就是涨价。类似现在的房地产涨价。有钱的买到房子的就坐上了财富自动积累的车，没有买到的自然加大了难度，所以就自动跟进，提高了消费水平，不断置办房产多多益善。其他的类似涨价媒介很多，例如字画，宝石，家具一个劲涨价，长得各级官员和上层级的人们很喜欢，但是人们交租的钱币却一个劲的贬值，以前的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现在的一分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人们的劳动财富逐渐集中在宝石、字画之后，古代还有厚葬的习俗，于是根本就不能把劳动价值转移到最底层的百姓身上，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例如秦始皇的阿房宫，北京和皇陵。这样不断加大了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经济崩盘的时候需要等待改朝换代的时候，而走向死胡同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下层的人民希望上面的官员大操大建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高消费。在劳动中，自己辛苦点累点，但是毕竟可以获得收入，虽然这些工资收入经过了上面众多层级的盘剥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在中国层级性并且政治决定经济收入的制度下，会有一个逐渐大操大办高消费的经济学冲动机制。这种冲动使得中国底层老百姓工作倍感艰辛，困苦不堪，而收入甚少，社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从底层到高层，不同层级的人和同层级的人们相互残害，最后导致朝代社会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破产崩盘。
除了物质，还有人身。皇帝妻妾成群虽然为人所指，但是如果皇帝一夫一妻下面的官员怎么能一夫多妻，生一群群的孩子？所以下层的官员也希望上层官员、皇帝妻妾成群自己也好多找几个老婆。当然也有只找了一个老婆的自觉到匪夷所思的皇帝，这在历史上太稀罕了。大臣们也不答应，因为如果生不出皇子来，那么国祚可不就没有继承人了吗？所以大臣们都不敢让皇帝断子绝孙。但是如果大臣们想推翻一个皇帝，那么就往往在皇后身上打主意了。清朝的末代皇族同治，光绪，溥仪各个绝户，这实际上是大臣们的功劳，大臣们想让清朝，或者某个朝代改朝换代了，自然需要让皇帝绝种。羊毛出在羊身上，底层人想找一个老婆也找不到哩，没有管的。甚至生下来女婴就被溺死了，最底层的女性是没有用的，需要养男的就够了，而且男的想解决生理问题的冲动还可以人为阉割解决。这就类似养鸡场，养猪场的减少成本的方法。老百姓的渴望历来是最底层农民起义领袖的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革命一胜利，就可以向皇帝看齐，宠丽无数。革命不胜利，只不过换个死法而已。
似乎勤劳是一种美德，所以如果勤劳劳动，按理说大家就会从制造的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一个回报。这几千年特别是这几百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在是大，人的生活水平应该很好了，人应该多数人都不愁吃穿了。但是却实际上还挺远。需要建造的往往早就做完了，没有可建的地方的时候，就用破坏来增加GDP。所谓的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江山刚刚建设的差不多了，则就开始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的物质财富，然后重新开建，再在建设中重复上述的经济建设冲动。有时候，国家中兴之后往往会去把钱花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去：即便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效果并不很明显的长城-整个山都上的去，那么那堵墙就上不去了？会去大把大把的把钱花在陵寝建设上，这完全是死人也要消费，超过活人消费的消费水平。还有金银财宝，这些各个层级的官员也要一个阶层不剩的消费，否则官员的总体消费水平提不上去。还要吃过度丰盛的食品，皇帝要吃得难以置信的高档，否则底下的官员们需要一级比一级高，形成差别化的食品消费，如果皇帝不能吃得难以置信的高档，只吃白菜豆腐，辣椒炒鸡蛋，那么底下众多层级的官员怎么吃才能体现出级别来，就为难，不知道怎么吃饭了。所以中国食品就丰盛无比，饮食文化丰富，世界闻名了。底层人因为要吃饱，所以中国人就以可以吃所有可以吃得东西而闻名。外国人一般吃差别不大的饮食所以外国的饮食就差别不大，而中国人要吃差别很大的饮食，所以中国饮食差别非常大。这是中国消费层级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浪费现象就差别大，有的人特别浪费，有的人就特别节俭，因为消费层级决定了。这些高消费带动整体消费在朝代中期以后超出了环境和资源的支持能力，于是在朝代末期就会爆发革命，减少人口，减少高层的级别和奢侈消费来使社会企稳。
那么人口怎么能增多起来呢？这里中国古代还有超生机制，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土地并不是最大的。因为读取功名实在太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异的劳动力而已，所以主要是数量上的增加可以获得从上到下的资源分配的更大可能性。中国超生机制很明显。
因为资源的逐渐消耗，所以下层人会力求节约，而上层人无法减少消费和节约。直到整个社会和朝代走向资源短缺的瓶颈，等待朝代破产，革命清算的到来。生了众多的人以求多子多福，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到了乱世，这些多生出来的人就会通过革命战争死亡四分之一的人口来减少经济和环境压力。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在大动荡，大建设，大破坏中保持了大稳定的封建建立朝代改变朝代；超生孩子到超杀人口的残酷竞争机制上。
从上面的政治体制就导致中国人的下面的微观经济行为：
英国路透社10月20日文章，原题：长时间辛苦工作：中国秘诀让法国人苦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10208-1.shtml
巴黎一家咖啡馆吧台上放着的报纸，讲述了周日禁商令引发的争议，但店主中国人张昌(音)说，他没时间关注这些。他太忙了。
由于经济长期下行，法国工人担心周日禁商和强制性35小时工作周等法令会终结，但张昌这样的移民却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小时。“只有工作才能挣到钱，为什么到35小时就不能再干了？”张昌说。
张昌是温州企业家移民大潮中的一员，他们正占领法国烟酒吧业，方式是付出汗水和牺牲，同时钻限制工时法规的空子，集中精力搞不受35小时工作制和周日禁商令限制的酒吧餐饮业。这与法国人长期珍视、法国工会过去一个世纪积极捍卫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相悖，但与一些变革呼声一致。
民调显示，约71%的法国人表示，如能增加收入，周日愿意工作。许多法国白领和企业主也称，事实上他们一周工作时间远超35个小时。不过法国总统奥朗德不愿引发工会愤怒，一直捍卫周日禁商令。
在法国社会持续辩论之际，中国人继续埋头苦干。餐厅店主肖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所有失业问题都是因为人们不能充分工作。”张和肖的成功是中国在法国扩大存在的又一标志。中国人还收购著名法国葡萄园，拥有法国企业巨额蓝筹股，中国游客坐着大巴去巴黎百货商店巨额消费。
右翼杂志《观点》就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发文称，“他们怎么做到的？”文章列举“五大法则”：一周工作80小时，在自己店里睡觉，店员都是亲戚所以不付工资，不给社会做贡献，不缴税。不过有迹象显示，法国人的态度开始变化。巴黎一名业者警告说：“新移民愿意付两倍努力、花两倍时间工作，他们最终将成为我们的老板。”(甄翔译)
中国人是怎么变成经济和物质动物的呢？不往前看看，只埋头苦干，是很可怕的。
狮子吃饱了还有午休的时间，动物还有休息生长繁衍的机会，为什么最高级的人类，文化悠久的东方文明下的人却牲畜不如的形成让动物都感觉可怜的没有休息的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干一辈子呢？有些工人的工作辛苦程度觉得他们还不如猪生活的舒服，只是猪死得时候换了一种死法而已。在考虑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人养几头十几头猪，猪要给人当奴才。如果人养成百上千头猪，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天天10几个小时，一年到头不休息，感觉人在给猪当奴才。每天百千头猪看着并不多的几个人乖乖把吃的送上来，有的还要给猪建立洗澡池子等等，像是伺候皇帝般殷勤，岂不是像奴才。
中国古代实际上不存在首富这个概念，因为理论上讲，中国所有的财富是属于一个人的，就是皇帝。在中国封建时代大多数时期中国的GDP 是世界最高的。所以中国的首富在古代封建社会，甚至部分奴隶社会的诸侯国，都是皇帝本人无疑。他脚下的臣民是几乎所有人。所有人的劳动都归于皇帝一个人，而且因为中央集权，中国皇帝权力生杀予夺，对其它人的财产权甚至生命权具有完全处置的权力。秦始皇以后，中国统一，事前为诸侯国时代。国王变成皇帝，同时完成了皇帝家族万代世袭，长子为皇帝，万民之上千秋万代的规则制定。死后不久陈胜就说了"不"。
如果中国古代的首富不是皇帝的话，这个皇帝会觉得自己是很没面子的事情。商人如果非常富有，往往是暂时的，皇帝不允许某个地方的或者某个行业的领导非常富有，富可敌国在政治上有弱化皇权的危险，历史上富有的官员很可能成为割据者而出现功高震主的情况——皇帝就是这样认为的。然后就削藩了。商人自己的钱财积累不能和官员的地位抵触，贫贱的人，即便是突然间劳动努力致富了，在捐得相应地位之前，仍然得不到自己积累取得的财富，而且这些财富用来生钱发展生产和经济的能力也就大大削弱了。这就是汉代就有的“贱商令”。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权和地位高度吻合，地位高的人必须有财，财大气粗，有财说话算数。用财直接的驱动人的行为。另外，如果财不完全有效，那么就用武力直接驱动别人的行为。这样，指令的发出者必须有财。皇帝的指令如果能够有权威性，那么就必须将全国的财富有处置权。世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人到商人，其所得全部统一上交皇帝，然后通过一级一级的官员分配下来。往往按照人头和政治地位而取得所得。政治地位成为一个人在中国经济政治体制下获得社会的唯一标准。本质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不是一种贸易，而是一种物质的生产和分配，是一种进贡和回贡的刚性消费制度。原始社会中整个集体打猎后所有猎物交公然后由长者平均分配食物给每一个氏族成员于此类似。但是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后来就变成了不平均分配了。
所以中国封建文化中，人的出头之日，只有一条，就是政治上的地位，最高的显然就是万人之上的皇帝。他代表着占有最多的资源，物质的，精神的（以藏书为体现），甚至三千粉黛。占有全国最优等的女性资源。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取得官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学者。但是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政治家。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阴谋家。读书只是敲门砖，敲开以后，书就成了百无一用的砖头。为什么呢，就是取得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自动取得。通过辛苦的经营活动取得的钱财是否保存，是政治家说了算的，是政治级别说了算的，实际上不用说，已经从秦始皇就安排好了。商人富可敌国，但是所有必须和其政治地位对等，不能多有，哪怕是自己的钱，也不多给；也不能少，想节俭节约，也不行，因为下面的级别的人的收入需要上层的人的消费来获得。上层人的消费太低，低过了下层人，就会和上层人比下层人的财富多的制度矛盾。下层人的财富大于上层人，就会造反，上层人的话就说了不算数，下层人不听自己的了。知识可以让人更好的生产，更好的生钱，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是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是不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考试制度，它只有文武两项。文举人是将来学会用着各种办法和口实让别人的钱归到皇帝名下的人；武举人是用来抢别人不给的钱的人。他不需要会经营会管理。那些经营管理都是奴才办的，而老爷只需要有老爷的身份就够了。奴才再能挣钱挣的钱也是老爷的。老爷再能挣钱挣的钱也是皇帝的。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及其单一的经济政治制度。虽然中国古语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似乎人人都有众多的出路可以出人头地。实际上是三百六十行，行行最后归结到状元的唯一的政治地位上，如果不能归结到这个政治层次上，再有创造力，再有本事也没有用，资源都被有政治地位的人占有了。既无名也没利，自己白白自掏腰包只是当做一种爱好。这是孟子所定下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里的劳心不是脑力活动，劳力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者。
西方有很多的出头之道，既有政治家也有文明于世的科学家。在科学方面，诺贝尔奖就是科学界的出头之道。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往往比一个国家的国王还有钱，不然你比较一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当年收入是不是比国王的工资高？在中国，头一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还要被编成大概可以相当于政治上四品官员待遇，然后就缩水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将给中国人就会缩水，因为中国人会把获得诺贝尔奖的人的政治地位进行折算，上面有四个层级的人压着。诺贝尔奖就是世界最高奖，他的评判级别显然无法和中国的政治待遇相提并论，但是中国显然就必须相提并论，不然，怎么给莫言发工资？就是再大的成绩，也都要折合成一个官员待遇表，一折合以后，最高级的仍然是政治家。科学家袁隆平产生的经济效应就不必说了，按理说也应该曾经和中国的首富差别不远吧？理论上，袁隆平是首富，据说“品牌”价值1000多亿元，作出的贡献和比尔盖茨差别不大。但是实际上，他的政治地位恐怕就没那么高了。因为他没有富翁的“派头”：富贵人需要有富贵的样子，仅仅一辆普通车的首富不会有政治地位。政治俱乐部拒绝普通车。也就是说，如果有政治地位，不讲排场都不行。有些人崇尚富者必奢，让服务于富者的人从供给富人的奢侈品奢侈消费中获得收入，这样这些人才拥护这个首富。而袁隆平不从消费角度帮助下面的人，就不被这个阶层以下的人所拥护。即便袁隆平给更多的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种对人的帮助太广义了，所以得不到拥护。袁隆平种出水稻的博爱中国人并不感冒。中国不需要博爱。中国历史上也不会记载袁隆平的，记载的是功德林的政治家们。均田地是博爱吗？未必，革命家们用均田地的口号带领群众出生入死革命，博爱了一些将军，然后底层人还在底层。
这样政治家的地位永远是最高的，其他万般皆下品，三百六十行，行行当苦力无出头之日就是自然的了。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人不愿去创造，却在乱世来临的时候愿意去革命。物质性攀比心理严重的中国人会不太在意袁隆平或者其他科学家的贡献。也许袁隆平等科学家并不需要太多的奢侈消费，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尊重，这样就缺乏了创新的积极性。所以中国人的创造力则落后于西方，而抄袭能力则高于西方。通过知识不能出人头地。牛顿，爱因斯坦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总是西方人的名字，而中国人的钱学森、王淦昌都是仿制者，学生。商界兼发明家的比尔盖茨可以是首富，美国总统的收入比他低感觉非常坦然，而在中国古代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推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的发展是有原因的，西方各个方向的人都有奔头，各个行业都有人认真去做，并取得人人认可的成功，获得切实的自然的报答。正是这种政治家占位，其它行业百无出头之日，导致中国的学子出国后，往往希望留在国外发达国家，哪怕国外有歧视也往往比国内的政治地位安排要轻些。为什么外国发达，就是人尽其才，而不是人尽其力的完整剥削。中国古代文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家太多，但是科学家太少。不是中国人特别爱好文艺，其实是御用文人的政治需要和一篇文章定地位的科举制度推动的。当然，文人和历史学家不如军事家，而军事家不如政治家，狡兔死，良狗烹。而政治家也不好当，一旦失军权，死路一条。文学历史学家也不好当，有司马迁和焚书坑儒文字狱。
人无其他的出头路径，中国人的出头路径只有政治地位一条，这就导致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当矛盾和不和谐。而中国单一的政治地位决定人的成功形式的结果就导致所有中国的男人都觉得皇帝的位置才是最高高在上的，最成功的。所以中国人可以非常邪的宁可死亡千万人都要去革命，争政治地位第一的皇帝。跟着干的将军们也都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但是那是出人头地的机会，和平年代根本无法出人头地，只能辛苦劳作在最底层，连吃穿都不够，特别是找不到老婆。有多的，自然就有少的。而且封建社会溺婴特别是溺女婴严重。一有人喊革命，众人都想跃跃欲试，乱世出英豪，和平时代有了政治地位就不劳而获坐天下。争了就是开国皇帝，争不着，就是草寇叛匪。民族赌性十足。革命就是好斗，所以暴力成分也十足，破坏力也十足。一个朝代的破产带来的就是革命。
人是这样，地域也是这样。如果一个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但是这个村的生活水平哪怕再近水楼台，再埋头苦干，再有经营之道，也不能富裕超过了一个村的级别。多劳不是多获，而是搞平衡，被多交了。天下大一统，那么如果一个小村子致富有道，结果连首都的官员都不如这个村子的普通村民获得的生活福利待遇高，那么这个就会让官员不平衡，结果就是诚实的劳动被平衡掉，村子的消费水平再次被压低到一个村子所在级别的消费水平上去。想要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各个朝代的富裕过程是这样的：先让夺得天下的皇帝富裕起来，然后让夺天下的功臣富裕起来，然后一级带一级，从上到下富裕起来，但是往往中间冒出很多层来插空，永远富裕不到下层去，于是金字塔形的社会收入情况越来越细长，最后成为一个树棍然后歪倒了。一个地域不能很富，往往担心这样这个地域的首领要么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要么就可能暗暗发展势力，有谋逆取而代之的可能，所以在历史上对突然富裕的地域，村落，省份，节度使，实业家都采用削藩的手段，所谓树大招风，树长到一定高度，就拦腰斩断，不留后患-高度上超过皇帝打天下形成的大树。所以中国的树怎么就不能长高？
话说中国人是人口最多的国家，然后也是人多了以后出现大规模内乱大量减少人口和创造了的财富的国家。其经济学的模型是什么呢？ 一个朝代建立以后，皇帝会努力大操大建，为什么呢？如果皇帝不提高消费水平，例如住宿、乘车、女子等，那么各级官员就无法提高消费水平，因为如果各级官员的消费水平比皇帝还要高那么皇帝就缺乏了权威性。各级官员就是通过首先给皇帝大操大建中获得自己的收入，然后自己也必须提高消费水平，否则下层的官员也没法提高消费水平，因为下层官员也不能高于上层官员的消费能力。建造东西获得收入的机制怎么来呢？这非常简单，就是涨价。类似现在的房地产涨价。有钱的买到房子的就坐上了财富自动积累的车，没有买到的自然加大了难度，所以就自动跟进，提高了消费水平，不断置办房产多多益善。其他的类似涨价媒介很多，例如字画，宝石，家具一个劲涨价，长得各级官员和上层级的人们很喜欢，但是人们交租的钱币却一个劲的贬值，以前的一分钱都要交给警察叔叔，现在的一分钱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人们的劳动财富逐渐集中在宝石、字画之后，古代还有厚葬的习俗，于是根本就不能把劳动价值转移到最底层的百姓身上，造成社会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例如秦始皇的阿房宫，北京和皇陵。这样不断加大了贫富差距，整个社会经济崩盘的时候需要等待改朝换代的时候，而走向死胡同的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下层的人民希望上面的官员大操大建一些形式上的东西高消费。在劳动中，自己辛苦点累点，但是毕竟可以获得收入，虽然这些工资收入经过了上面众多层级的盘剥已经所剩无几。所以在中国层级性并且政治决定经济收入的制度下，会有一个逐渐大操大办高消费的经济学冲动机制。这种冲动使得中国底层老百姓工作倍感艰辛，困苦不堪，而收入甚少，社会收入差距逐渐拉大，从底层到高层，不同层级的人和同层级的人们相互残害，最后导致朝代社会从经济到社会的全面破产崩盘。
除了物质，还有人身。皇帝妻妾成群虽然为人所指，但是如果皇帝一夫一妻下面的官员怎么能一夫多妻，生一群群的孩子？所以下层的官员也希望上层官员、皇帝妻妾成群自己也好多找几个老婆。当然也有只找了一个老婆的自觉到匪夷所思的皇帝，这在历史上太稀罕了。大臣们也不答应，因为如果生不出皇子来，那么国祚可不就没有继承人了吗？所以大臣们都不敢让皇帝断子绝孙。但是如果大臣们想推翻一个皇帝，那么就往往在皇后身上打主意了。清朝的末代皇族同治，光绪，溥仪各个绝户，这实际上是大臣们的功劳，大臣们想让清朝，或者某个朝代改朝换代了，自然需要让皇帝绝种。羊毛出在羊身上，底层人想找一个老婆也找不到哩，没有管的。甚至生下来女婴就被溺死了，最底层的女性是没有用的，需要养男的就够了，而且男的想解决生理问题的冲动还可以人为阉割解决。这就类似养鸡场，养猪场的减少成本的方法。老百姓的渴望历来是最底层农民起义领袖的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革命一胜利，就可以向皇帝看齐，宠丽无数。革命不胜利，只不过换个死法而已。
似乎勤劳是一种美德，所以如果勤劳劳动，按理说大家就会从制造的大饼中获得更大的一个回报。这几千年特别是这几百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在是大，人的生活水平应该很好了，人应该多数人都不愁吃穿了。但是却实际上还挺远。需要建造的往往早就做完了，没有可建的地方的时候，就用破坏来增加GDP。所谓的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江山刚刚建设的差不多了，则就开始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的物质财富，然后重新开建，再在建设中重复上述的经济建设冲动。有时候，国家中兴之后往往会去把钱花在一些没有用的地方去：即便是冷兵器时代军事效果并不很明显的长城-整个山都上的去，那么那堵墙就上不去了？会去大把大把的把钱花在陵寝建设上，这完全是死人也要消费，超过活人消费的消费水平。还有金银财宝，这些各个层级的官员也要一个阶层不剩的消费，否则官员的总体消费水平提不上去。还要吃过度丰盛的食品，皇帝要吃得难以置信的高档，否则底下的官员们需要一级比一级高，形成差别化的食品消费，如果皇帝不能吃得难以置信的高档，只吃白菜豆腐，辣椒炒鸡蛋，那么底下众多层级的官员怎么吃才能体现出级别来，就为难，不知道怎么吃饭了。所以中国食品就丰盛无比，饮食文化丰富，世界闻名了。底层人因为要吃饱，所以中国人就以可以吃所有可以吃得东西而闻名。外国人一般吃差别不大的饮食所以外国的饮食就差别不大，而中国人要吃差别很大的饮食，所以中国饮食差别非常大。这是中国消费层级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浪费现象就差别大，有的人特别浪费，有的人就特别节俭，因为消费层级决定了。这些高消费带动整体消费在朝代中期以后超出了环境和资源的支持能力，于是在朝代末期就会爆发革命，减少人口，减少高层的级别和奢侈消费来使社会企稳。
那么人口怎么能增多起来呢？这里中国古代还有超生机制，造就了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土地并不是最大的。因为读取功名实在太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无异的劳动力而已，所以主要是数量上的增加可以获得从上到下的资源分配的更大可能性。中国超生机制很明显。
因为资源的逐渐消耗，所以下层人会力求节约，而上层人无法减少消费和节约。直到整个社会和朝代走向资源短缺的瓶颈，等待朝代破产，革命清算的到来。生了众多的人以求多子多福，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到了乱世，这些多生出来的人就会通过革命战争死亡四分之一的人口来减少经济和环境压力。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在大动荡，大建设，大破坏中保持了大稳定的封建建立朝代改变朝代；超生孩子到超杀人口的残酷竞争机制上。
从上面的政治体制就导致中国人的下面的微观经济行为：
英国路透社10月20日文章，原题：长时间辛苦工作：中国秘诀让法国人苦涩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10208-1.shtml
巴黎一家咖啡馆吧台上放着的报纸，讲述了周日禁商令引发的争议，但店主中国人张昌(音)说，他没时间关注这些。他太忙了。
由于经济长期下行，法国工人担心周日禁商和强制性35小时工作周等法令会终结，但张昌这样的移民却一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1小时。“只有工作才能挣到钱，为什么到35小时就不能再干了？”张昌说。
张昌是温州企业家移民大潮中的一员，他们正占领法国烟酒吧业，方式是付出汗水和牺牲，同时钻限制工时法规的空子，集中精力搞不受35小时工作制和周日禁商令限制的酒吧餐饮业。这与法国人长期珍视、法国工会过去一个世纪积极捍卫的工作-生活平衡理念相悖，但与一些变革呼声一致。
民调显示，约71%的法国人表示，如能增加收入，周日愿意工作。许多法国白领和企业主也称，事实上他们一周工作时间远超35个小时。不过法国总统奥朗德不愿引发工会愤怒，一直捍卫周日禁商令。
在法国社会持续辩论之际，中国人继续埋头苦干。餐厅店主肖女士说：“我们中国人认为，所有失业问题都是因为人们不能充分工作。”张和肖的成功是中国在法国扩大存在的又一标志。中国人还收购著名法国葡萄园，拥有法国企业巨额蓝筹股，中国游客坐着大巴去巴黎百货商店巨额消费。
右翼杂志《观点》就中国企业家的成功发文称，“他们怎么做到的？”文章列举“五大法则”：一周工作80小时，在自己店里睡觉，店员都是亲戚所以不付工资，不给社会做贡献，不缴税。不过有迹象显示，法国人的态度开始变化。巴黎一名业者警告说：“新移民愿意付两倍努力、花两倍时间工作，他们最终将成为我们的老板。”(甄翔译)
中国人是怎么变成经济和物质动物的呢？不往前看看，只埋头苦干，是很可怕的。
狮子吃饱了还有午休的时间，动物还有休息生长繁衍的机会，为什么最高级的人类，文化悠久的东方文明下的人却牲畜不如的形成让动物都感觉可怜的没有休息的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的干一辈子呢？有些工人的工作辛苦程度觉得他们还不如猪生活的舒服，只是猪死得时候换了一种死法而已。在考虑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人养几头十几头猪，猪要给人当奴才。如果人养成百上千头猪，工人在流水线上作业天天10几个小时，一年到头不休息，感觉人在给猪当奴才。每天百千头猪看着并不多的几个人乖乖把吃的送上来，有的还要给猪建立洗澡池子等等，像是伺候皇帝般殷勤，岂不是像奴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