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诺奖情结：拿不到忘不掉
学者称中国人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近
呼唤更多“经典论文”
沪上学者表示：一步一个脚印，诺奖离我们不远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是华人高锟，让人欣喜不已。相比于往届的华人诺奖得主，高锟身上似乎“中国味”最浓。但他英籍华人的身份，又似乎让国人有点怅然若失。于是，一个老话题重被提及：中国人，离诺奖还有多远？
何必怅然若失
“我们何必怅然若失？”上海交大物理系曹庄琪教授说。高锟先生的成就以及他此次获奖，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华人、中国人的实力，值得骄傲。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华人科学家问鼎诺奖桂冠，从中透着一个信号———中国人离诺奖越来越近了，“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
事实上，我国有许多优秀科学家，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得诺奖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科学家比别人差。换个角度看，诺奖本身也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它的覆盖面不完整。所以，看重诺奖是应该的，但不必为得不得奖、何时得奖过于焦虑。
有学者指出，诺奖需要经过时间检验。高锟在1966年，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经过实践、应用与社会贡献的多重验证，这项成果才摘得诺奖桂冠。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度薄弱的经济、工业基础得以不断夯实，这些都为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少科学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以，国人对于摘取诺奖要有耐心和信心。 “山里娃”变“城里孩子”
不少科研工作者认为，在国内搞科研，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科研环境，都越来越好了。曹庄琪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人员要申请到研究经费很困难，搞起研究来“捉襟见肘”。而现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了不少。
上海交大陈建平教授打个比方，以前国内的科研人员像山里的孩子，看到国外先进的研究设备和成果，就像“进了大都市”，受到冲击很大，需要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适应。现在，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逐步改善，与国际接轨，所以，科研人员也成了“大城市的孩子”，眼界更开阔了，思维更活跃了，耳濡目染世界前沿的新理论新技术，能够站在巨人肩上远望。这些都是我国科研成果冲击世界一流的基础。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一步一个脚印，中国人很有希望问鼎诺奖。”不少科研人员信心满满地表示，但同时也指出时下科技界的一些弊病。
眼下，国内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是过于看重量化考核，忽视质量，容易造成学术泡沫，比如，有的单位制订了发表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奖励1万元之类的政策，有人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竟然一年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如果科研政策激励出这样的结果，那就会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
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的科研论文数已居世界第五，但是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本报记者 徐敏 彭德倩（来源：解放日报）
杨振宁预言我国10年内出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您没有见过杨振宁教授、没有听过他演讲，请不要再一味将88岁的老人定义为大众意识上的“体衰”、“思维迟钝”。昨日，这位物理学家、首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电子科技大学演讲2个多小时呈现的状态，让大家震惊了：居然没有喝过一口水，没有长时间停顿过讲话，重复和口误仅仅一两处，不过立刻就修正了。
在这场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主题的演讲中，大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学校也使用电视直播，让三个校区的数万学生接受教授的学术洗礼。
杨振宁：“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抓住它，你就可能走入新的境界。”
相信直觉 也许会有所收获
7岁到15岁，杨振宁成长在清华园。初中时，他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神秘的宇宙》，一个钟头很快读完他认为简单的文字，对其中二十世纪初年的三大物理改革非常感兴趣，从此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这次阅读，就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研究物理的视野门窗。
1937年，战争让家人和杨振宁颠沛流离。杨振宁在高二就准备考试读大学，于是借了一本物理书籍在家里闭关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
“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在演讲过程中，杨振宁每讲一个小段落就特意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不难推断他喜爱思考的好习惯从少年时代就已形成了。他说，其实4岁的小孩已经能根据汽车的速度判断出还有多久到自己的跟前，如果家长抓住孩子的直觉培养，也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绩。
杨振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
勇于表达 即使是错误观点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黄昆(半导体物理学家)和张守廉同住一室，他们除了常侃电影明星、政治事件、历史观点，更多的则是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问题。学校没有开水，他们就到茶馆叫上一杯茶，讨论一下午物理。因此，学校给他们起名“三剑客”。有一次对“群论”各自都有观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回到寝室。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最后三人不约而同起床点起了蜡烛，从学者的典籍中斧正辨别各方的正误。
“中国的学生喜欢在书中寻找答案，注重从理论推演现实，我出国后知道了，外国人喜欢先从现实去总结理论。”杨振宁先生出国后于1949年回国，他到复旦大学、深圳大学查看，发现书中全是关于“四大力学”的理论，学生的研究积极性被局限于其中。这些和以前的自己相似的中国大学生，他们专研于书籍，好思考别人的结论，却忽略了一些新现象的发现。
在国外时，杨振宁建议中国学生去听学校的大讨论，学生不去，理由是听不懂。杨振宁说：“外国人即使不太有把握的观点都会说出来，而中国人只有自己有把握的才会表述或者去钻研，其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敢于表达和创新。”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3年，杨振宁每天都浸淫在学校邀请的各种大师的校园讨论中，最后的同学中就有4位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在大讨论中表达和吸取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杨振宁：“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
确定目标 就不要轻言放弃
1945年，杨振宁作为清华大学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实验物理上有所欠缺，于是订立了自己的论文目标，希望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弥补知识缺陷。不巧，他并没有选择到该领域的大师作为导师，最终跟随了后来也是名噪一时的泰勒。
为了完成最后的论文，杨振宁研究各种观点，有四五个观点却都是钻研不到两个月无果便放弃了，最终订立的论文目标实验物理更是无法落笔。他询问泰勒，泰勒劝说他换用一篇他的研究成果，因那篇文章加长后足以达到毕业要求。杨振宁思索了很久，是不是应该更改目标呢？在深思熟虑后选择放弃让他如释重负，而他那篇小论文在经过丰富后，讲述了享誉全球的“临界指数”，后来在这方面的延伸研究则获得了诺贝尔奖。
杨振宁归纳了几十年的研究，认为一个观点行不通、又可以研究其余观点，说“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
杨振宁：“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
乐观估计 中国10年拿诺奖
很长时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研究。那个研究所被誉为“象牙之塔”，里面只接受教授和博士生，研究顶尖的问题。他就是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也在研究所。“我们年轻的教授大多对他的研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们尊重他。他不会骑自行车，也不坐车，每天定时走路到研究所。”杨振宁说，有一次儿子想与爱因斯坦拍照，他便对准爱因斯坦到研究所的时间，带着儿子在路上制造相遇的机会。果不其然，爱因斯坦同意了与儿子拍照。而就在第二年，爱因斯坦就去世了。
说起诺贝尔奖，杨振宁认为“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这个奖项”的说法，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他对大学生们说，历史证明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几十年内把95%的文盲比例改写到只有5%一样，这已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贡献。
季羡林曾称最欣赏巴金 中国人不要吹捧诺贝尔奖
本报讯 (记者鲁艳红)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时隔一年，其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根据与季羡林生前对话录音整理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日前获阅此书，得知季羡林留下这些口述历史的原因：“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全书包括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期间季羡林的74段口述实录，书中老人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以及与友人交往的故事。
记者从书中了解到，2002年，季羡林由于健康原因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视力日渐减弱，导致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也就开始酝酿以口述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直到2008年才得以开始。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调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而工作的重心就是进行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整理工作。而季羡林在口述之前定下一个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不全说的真话”包括了关于遗产问题的真相。季羡林病逝后，关于他的遗产问题一直纷争不断，这其中孰是孰非，如果想从季羡林口述中寻找答案恐怕要失望了，整个“口述”过程中，季羡林从未谈到遗产分配问题。而对于迷雾重重的“字画门”，季羡林也只在口述中一带而过，回应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并且从未点名。
而谈到文坛一些大家时，季羡林则“指名道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自己最欣赏巴金，并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很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如果拿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同时，季羡林说，他曾多次劝中国的出版界和作家，不要吹捧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瑞典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季羡林口述史》封面
中国应得“诺贝尔安慰奖”
2007年度的诺贝尔奖已经全部揭晓，获奖者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这个结果毫无悬念，却有一次引发了中国人的长吁短叹。只要看看近期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会发现类似“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疑问几乎成了一个千篇一律的主题。
羡慕、反思、嫉妒、不屑„„各种心理凝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群体性风潮，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心态反应在字里行间更是五花八门。
诺贝尔及其评委会肯定不会想到，这个百余年来西方人并没有多少神秘感的奖项，如今却成了一个东方大国热捧的对象。早先，人们津津乐道于李政道、杨振宁为自己脸上增添了光彩，怎奈人家除了族裔和外貌特征外，其他与中国毫不相干。后来又有消息说中国的某某博士获得了“诺贝尔贡献奖”，一时间全国传媒蜂拥而动，争先恐后向民众报告这一重大喜讯，谁知诺贝尔奖评委会偏偏不给中国人面子，郑重发表声明，证实所谓的“贡献奖”根本不存在。原来那不过是当地旅游机构对一些国家组团当参观颁奖典礼的鼓励，说白了就是一张门票而已。
尽管如此，中国人也没有感到尴尬，即使买票在台下当观众也可以将之解释为“重在参与”。外国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思维逻辑中蕴含着多少深意，甚至连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如此巴望诺贝尔奖。事实上，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民心理取向，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与其说中国人追求诺贝尔奖所显示的，是一百多年来渴望达到的国际地位标高，不如说是种虚荣心的释放。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百年内除了袁隆平那颗杂交水稻的种子发芽后，再无任何创新之举，人们为之扼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文化有了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怎么会连个国际大奖都与中国绝缘呢？
诺贝尔奖是世界最文明创造的象征，具有高科技和高文化含量，不过这并非惟一的获奖条件，其中的“和平奖”就是专门为人类生存状态做出突出贡献者设立的。如果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金大中等人获此殊荣掺杂了许多意识形态因素，那么本年度美国人戈尔的获奖则让中国人汗颜。谁也不曾料到，宣传环保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早知如此，13亿中国人每人每天做一件环保的事情，就算因为有不能言表的因素而难以获奖，也可以像申办奥运那样举全国之力去冲刺了。
我知道，有这样想法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起码人们明白戈尔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并非尖端领域的课题。从环境污染的状况看，美国肯定甘拜中国的下风，也就注定了在中国致力于环保事业有比美国更广阔的空间。退一步说，就是为了促进全球环境的净化，也应该高度关注和鼓励重度污染区域的人们增强环保意识，不知是什么原因，获奖者偏偏是美国人，难道环保事业也与意识形态有关？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不服气，论对诺贝尔奖关注的程度，中国每年都组团观摩颁奖仪式，不惜重金邀请每届获奖者到中国讲课视察，一旦哪位学者受到邀请旁听颁奖仪式，即刻就能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人物；论对诺贝尔奖的渴求心理和拥趸人数，中国绝对是全球之最，按中国人既定的说法，任何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如果缺少了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就变得没有了普遍意义。这个逻辑有理有据，严谨而丰满，就是把100年来所有获奖者拉到一块和中国人辩论，他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怎么说，有诺贝尔奖的情结总是应该得到鼓励，至少说明今天的中国人十分在意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渴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虽然表现的有点功利化，终究也是对诺贝尔奖的认同，总比爱迪生、保罗•萨特、耶利内克等人对诺贝尔奖嗤之以鼻更有积极的宣传意义。何况如今西方对诺贝尔奖不屑一顾的学术团体比比皆是，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近期就用“同性恋炸弹”、“帮老鼠倒时差”等不严肃的发明把诺贝尔奖轻薄了一回。而面对中国数亿双巴望的眼神，诺贝尔奖评委会怎么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据挪威诺贝尔学院主任伦德斯塔德宣称，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定工作完全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由此可见，戈尔的“和平奖”含有不少的“人道”成分，这也难说不是对美国败选总统的精神安慰。既然是这样，诺贝尔奖评委会就应该堂堂正正设立一个“诺贝尔安慰奖”，每年都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那些渴望获奖又没有机会获奖的国家，并采用“申奥”的竞争手段，参评者必须用钱来说话。我相信，GDP居世界前列，并有5000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肯定会全力以赴。这样做起码有两个好处，不但可以扩大了诺贝尔基金份额，而更
重要的是可以消解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哀怨。本来嘛，“诺贝尔和平奖”的主旨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一个奖可以让世界上十几亿人心安气顺而自我陶醉，何乐而不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持纯诗写作 共发表163首
实际上，托马斯至今一共才发表了163首诗。“但就是这区区163首诗，足以使特兰斯特勒默跻身当代欧洲超一流大诗人的行列。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说，正是对文字精准的极端强调，特兰斯特勒默四到五年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平均一年写两到三首诗。
“理解他的思想之后，大声地念，把他的音感音律弄透，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吴笛和他的老师同学一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过托马斯的诗歌，他说为了在翻译中将特兰斯特勒默诗中隐喻的思想表达出来，他往往采用大声念的方式。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的中文译者李笠打了个比方，认为特兰斯特勒默的诗有点像中国的王维。“但他是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直观感受，王维写的‘鸟鸣山更幽’这种意境，在特兰斯特勒默的诗中也有，但他写的是‘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这种力度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浙江诗人曾有幸参加过他的晚宴
诗人潘维昨天说自己是最高兴的浙江人，因为托马斯这位诺奖的新科状元，曾经在瑞典的家里亲自下厨做饭给他吃。
“2009年10月19日，特兰斯特勒默特意安排晚宴宴请我们。他的家位于斯德哥尔摩地势最高的山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另一边，波罗的海在山脚下蔚蓝，不时有轮船的汽笛经过。他住宅的面积不大，约80平方左右。我们进入书房时他支着拐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约1米8左右个子，他又支着拐杖站起，很缓慢地走到钢琴前，打开台灯，用左手弹了钢琴。”潘维说，虽然托马斯脑溢血瘫痪了一段时间，但头脑清晰。“晚宴很隆重，有6道菜，喝了很多红酒。”
“他获奖是名至实归，这次，是真正诗歌的胜利。”在几十年前，吴笛就听闻托马斯将要获诺奖的消息。“相比较前几年的爆冷门，略萨和托马斯的获奖，让我们看到，文学又回归到强调经典的方向。”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将在12月10日获得奖金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
要买中文诗集，恐怕还得等等
1985年，托马斯第一次访华，陪同他的北岛显得很兴奋：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长城）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
那次，托马斯还兴冲冲地爬上了长城。可惜，1990年的一次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等到2001年再次访华的时候，他不仅拄上了拐杖，就是说话也含混不清了。
“他满头白发，但是目光非常纯净，这和他是个纯粹的诗人有关，直至退休，一直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一名心理学家，写诗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 季晟康到现在都非常清晰地记得，根据事先的安排，身体不便的托马斯只需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可是他竟然用左手为每一个读者亲自签名。虽然签的名只是最简单的首字母‘T*T’，但他对读者的尊重让人感动。”
那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是国内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的托马斯诗集。季晟康是这本全集的责编之一，他说这本2001年出版的诗集很是畅销。“虽然当时只印了3000册，但很快就脱销，再加上版权只有5年，早已过期，现在，恐怕是很难找到了。”
很难找到确是事实。“我一听到诺奖的消息，就赶紧盘货，发现托马斯诗集早几年前就已经没有库存。”晓风书屋的老板姜爱军说，“前些年，他的诗集确实是诗歌发烧友的最爱。”
在新华书店和网店上，托马斯的诗集也几乎绝迹。“目前还未听说国内有哪家出版社会再次购买他诗集的版权，国内的读者要买到，恐怕还要等些时候。” 评论家称文学奖得主作品神似中国古典诗歌
晨报讯（记者 解辰巽）201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0月6日晚7时（斯德哥尔摩时间13时）揭晓，该奖由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获得。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在他看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似乎有着几分联系。
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还是很熟悉的，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说起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和中国还有一点渊源，他的诗歌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北欧现代诗选》中，这本书中收录了他的9首诗歌。唐晓渡回忆，这本诗集一共收录了三四十位北欧诗人的诗歌，但他唯独对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印象深刻。
2001年在中国又出版了一本他个人的诗集《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并于同年在北大召开了一次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研讨会。2004年6月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国外奖项就颁给了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但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两次他都没有来到北京，由中国译者李笠出席。在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颁奖典礼上，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还准备了一份非常精彩的获奖感言。
从他的诗歌来说，似乎还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点联系，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的诗歌意象完整，扭转空灵，这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几分神似。
唐晓渡还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篇幅短小，水平平均，“说不上来哪首诗歌特别出色，整体就像高原一样”，他的诗歌方法和诗歌意识，对当代很多诗人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获得这个奖项算是实至名归。
国人诺奖情结：拿不到忘不掉
学者称中国人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近
呼唤更多“经典论文”
沪上学者表示：一步一个脚印，诺奖离我们不远
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是华人高锟，让人欣喜不已。相比于往届的华人诺奖得主，高锟身上似乎“中国味”最浓。但他英籍华人的身份，又似乎让国人有点怅然若失。于是，一个老话题重被提及：中国人，离诺奖还有多远？
何必怅然若失
“我们何必怅然若失？”上海交大物理系曹庄琪教授说。高锟先生的成就以及他此次获奖，又一次证明了我们华人、中国人的实力，值得骄傲。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华人科学家问鼎诺奖桂冠，从中透着一个信号———中国人离诺奖越来越近了，“可能就是一层窗户纸的厚度”。
事实上，我国有许多优秀科学家，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得诺奖的机会，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科学家比别人差。换个角度看，诺奖本身也有一定局限性，比如，它的覆盖面不完整。所以，看重诺奖是应该的，但不必为得不得奖、何时得奖过于焦虑。
有学者指出，诺奖需要经过时间检验。高锟在1966年，发表了“利用极高纯度的玻璃作为媒介，传送光波，作为通讯之用”的基础理论；经过40多年的历史检验，经过实践、应用与社会贡献的多重验证，这项成果才摘得诺奖桂冠。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一度薄弱的经济、工业基础得以不断夯实，这些都为科研发展奠定了基础。不少科学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所以，国人对于摘取诺奖要有耐心和信心。 “山里娃”变“城里孩子”
不少科研工作者认为，在国内搞科研，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科研环境，都越来越好了。曹庄琪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科研人员要申请到研究经费很困难，搞起研究来“捉襟见肘”。而现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了不少。
上海交大陈建平教授打个比方，以前国内的科研人员像山里的孩子，看到国外先进的研究设备和成果，就像“进了大都市”，受到冲击很大，需要较长的时间去了解和适应。现在，国内的科研条件和环境逐步改善，与国际接轨，所以，科研人员也成了“大城市的孩子”，眼界更开阔了，思维更活跃了，耳濡目染世界前沿的新理论新技术，能够站在巨人肩上远望。这些都是我国科研成果冲击世界一流的基础。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
“摈弃浮躁和急功近利，一步一个脚印，中国人很有希望问鼎诺奖。”不少科研人员信心满满地表示，但同时也指出时下科技界的一些弊病。
眼下，国内科研领域急功近利的表现之一，是过于看重量化考核，忽视质量，容易造成学术泡沫，比如，有的单位制订了发表一篇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奖励1万元之类的政策，有人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办法，竟然一年发表了100多篇SCI论文。如果科研政策激励出这样的结果，那就会离诺贝尔奖越来越远了。
一项统计显示，我国的科研论文数已居世界第五，但是这些科研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排在世界100名开外。本报记者 徐敏 彭德倩（来源：解放日报）
杨振宁预言我国10年内出诺贝尔奖得主
如果您没有见过杨振宁教授、没有听过他演讲，请不要再一味将88岁的老人定义为大众意识上的“体衰”、“思维迟钝”。昨日，这位物理学家、首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电子科技大学演讲2个多小时呈现的状态，让大家震惊了：居然没有喝过一口水，没有长时间停顿过讲话，重复和口误仅仅一两处，不过立刻就修正了。
在这场以“我的学习与研究经历”为主题的演讲中，大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学校也使用电视直播，让三个校区的数万学生接受教授的学术洗礼。
杨振宁：“当直觉与书本知识冲突，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抓住它，你就可能走入新的境界。”
相信直觉 也许会有所收获
7岁到15岁，杨振宁成长在清华园。初中时，他在学校的小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神秘的宇宙》，一个钟头很快读完他认为简单的文字，对其中二十世纪初年的三大物理改革非常感兴趣，从此开始留意这方面的信息。这次阅读，就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研究物理的视野门窗。
1937年，战争让家人和杨振宁颠沛流离。杨振宁在高二就准备考试读大学，于是借了一本物理书籍在家里闭关学习。他一直不明白为何圆在旋转之时，加速度等于速度的平方除以半径，整整想了两天，最终搞懂了向量的重要性。
“为何书中写着圆旋转力量会向着圆心？我的直觉说那是不对的！于是我反复思考，最终在直觉和书本的冲突中收获了学习的方法。”在演讲过程中，杨振宁每讲一个小段落就特意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不难推断他喜爱思考的好习惯从少年时代就已形成了。他说，其实4岁的小孩已经能根据汽车的速度判断出还有多久到自己的跟前，如果家长抓住孩子的直觉培养，也许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成绩。
杨振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
勇于表达 即使是错误观点
杨振宁在西南联大时，与黄昆(半导体物理学家)和张守廉同住一室，他们除了常侃电影明星、政治事件、历史观点，更多的则是无休止地辩论物理问题。学校没有开水，他们就到茶馆叫上一杯茶，讨论一下午物理。因此，学校给他们起名“三剑客”。有一次对“群论”各自都有观点，一直争论到晚上回到寝室。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最后三人不约而同起床点起了蜡烛，从学者的典籍中斧正辨别各方的正误。
“中国的学生喜欢在书中寻找答案，注重从理论推演现实，我出国后知道了，外国人喜欢先从现实去总结理论。”杨振宁先生出国后于1949年回国，他到复旦大学、深圳大学查看，发现书中全是关于“四大力学”的理论，学生的研究积极性被局限于其中。这些和以前的自己相似的中国大学生，他们专研于书籍，好思考别人的结论，却忽略了一些新现象的发现。
在国外时，杨振宁建议中国学生去听学校的大讨论，学生不去，理由是听不懂。杨振宁说：“外国人即使不太有把握的观点都会说出来，而中国人只有自己有把握的才会表述或者去钻研，其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句古训不够，还要学会渗透性地学习，敢于表达和创新。”
在芝加哥大学留学3年，杨振宁每天都浸淫在学校邀请的各种大师的校园讨论中，最后的同学中就有4位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认为在大讨论中表达和吸取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杨振宁：“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
确定目标 就不要轻言放弃
1945年，杨振宁作为清华大学最后一届留美公费生到了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实验物理上有所欠缺，于是订立了自己的论文目标，希望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弥补知识缺陷。不巧，他并没有选择到该领域的大师作为导师，最终跟随了后来也是名噪一时的泰勒。
为了完成最后的论文，杨振宁研究各种观点，有四五个观点却都是钻研不到两个月无果便放弃了，最终订立的论文目标实验物理更是无法落笔。他询问泰勒，泰勒劝说他换用一篇他的研究成果，因那篇文章加长后足以达到毕业要求。杨振宁思索了很久，是不是应该更改目标呢？在深思熟虑后选择放弃让他如释重负，而他那篇小论文在经过丰富后，讲述了享誉全球的“临界指数”，后来在这方面的延伸研究则获得了诺贝尔奖。
杨振宁归纳了几十年的研究，认为一个观点行不通、又可以研究其余观点，说“年轻人不要害怕，如果你做学习研究遇到苦闷的话，是不是可以思考在总方针上做出修正。”
杨振宁：“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诺贝尔奖，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
乐观估计 中国10年拿诺奖
很长时间，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研究。那个研究所被誉为“象牙之塔”，里面只接受教授和博士生，研究顶尖的问题。他就是在那里获得了诺贝尔奖。
爱因斯坦也在研究所。“我们年轻的教授大多对他的研究不太感兴趣，但是我们尊重他。他不会骑自行车，也不坐车，每天定时走路到研究所。”杨振宁说，有一次儿子想与爱因斯坦拍照，他便对准爱因斯坦到研究所的时间，带着儿子在路上制造相遇的机会。果不其然，爱因斯坦同意了与儿子拍照。而就在第二年，爱因斯坦就去世了。
说起诺贝尔奖，杨振宁认为“20年内中国人将拿到这个奖项”的说法，并不乐观。“我认为10年就可以实现。”他对大学生们说，历史证明中国完全有这个实力，就好像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几十年内把95%的文盲比例改写到只有5%一样，这已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贡献。
季羡林曾称最欣赏巴金 中国人不要吹捧诺贝尔奖
本报讯 (记者鲁艳红)2009年7月11日，国学大师季羡林在北京病逝。时隔一年，其生前学术助手蔡德贵根据与季羡林生前对话录音整理的《大国学：季羡林口述史》已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记者日前获阅此书，得知季羡林留下这些口述历史的原因：“过去我写过的自传，好多事情没有写，现在有必要更多地透露出一些。”全书包括2008年10月13日至2009年6月16日期间季羡林的74段口述实录，书中老人家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小结，生动地回忆了自己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以及与友人交往的故事。
记者从书中了解到，2002年，季羡林由于健康原因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由于他的身体状况尤其是视力日渐减弱，导致他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研究和写作，因此，他也就开始酝酿以口述的形式来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而其间由于种种原因，此事直到2008年才得以开始。在他的提议下，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调来北京做他的学术助手，而工作的重心就是进行口述历史的录音和整理工作。而季羡林在口述之前定下一个原则——“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季羡林“不全说的真话”包括了关于遗产问题的真相。季羡林病逝后，关于他的遗产问题一直纷争不断，这其中孰是孰非，如果想从季羡林口述中寻找答案恐怕要失望了，整个“口述”过程中，季羡林从未谈到遗产分配问题。而对于迷雾重重的“字画门”，季羡林也只在口述中一带而过，回应了一句：“有那么严重吗？”并且从未点名。
而谈到文坛一些大家时，季羡林则“指名道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自己最欣赏巴金，并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很有文采。所以后来我说，如果拿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同时，季羡林说，他曾多次劝中国的出版界和作家，不要吹捧诺贝尔奖，因为“诺贝尔奖这个东西啊，本身是代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主义的东西，它也不会给中国。它能让一个共产党的作家到瑞典科学院发表讲话？我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季羡林口述史》封面
中国应得“诺贝尔安慰奖”
2007年度的诺贝尔奖已经全部揭晓，获奖者大部分都是西方人，这个结果毫无悬念，却有一次引发了中国人的长吁短叹。只要看看近期中国大陆的媒体，就会发现类似“中国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的疑问几乎成了一个千篇一律的主题。
羡慕、反思、嫉妒、不屑„„各种心理凝结在一起，形成了一股独特的群体性风潮，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心态反应在字里行间更是五花八门。
诺贝尔及其评委会肯定不会想到，这个百余年来西方人并没有多少神秘感的奖项，如今却成了一个东方大国热捧的对象。早先，人们津津乐道于李政道、杨振宁为自己脸上增添了光彩，怎奈人家除了族裔和外貌特征外，其他与中国毫不相干。后来又有消息说中国的某某博士获得了“诺贝尔贡献奖”，一时间全国传媒蜂拥而动，争先恐后向民众报告这一重大喜讯，谁知诺贝尔奖评委会偏偏不给中国人面子，郑重发表声明，证实所谓的“贡献奖”根本不存在。原来那不过是当地旅游机构对一些国家组团当参观颁奖典礼的鼓励，说白了就是一张门票而已。
尽管如此，中国人也没有感到尴尬，即使买票在台下当观众也可以将之解释为“重在参与”。外国人当然不会知道中国人思维逻辑中蕴含着多少深意，甚至连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如此巴望诺贝尔奖。事实上，一种大众文化现象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国民心理取向，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问题。与其说中国人追求诺贝尔奖所显示的，是一百多年来渴望达到的国际地位标高，不如说是种虚荣心的释放。一个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百年内除了袁隆平那颗杂交水稻的种子发芽后，再无任何创新之举，人们为之扼腕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在中国人的概念里，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社会文化有了长足进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怎么会连个国际大奖都与中国绝缘呢？
诺贝尔奖是世界最文明创造的象征，具有高科技和高文化含量，不过这并非惟一的获奖条件，其中的“和平奖”就是专门为人类生存状态做出突出贡献者设立的。如果说当年的戈尔巴乔夫、金大中等人获此殊荣掺杂了许多意识形态因素，那么本年度美国人戈尔的获奖则让中国人汗颜。谁也不曾料到，宣传环保也可以获得诺贝尔奖，早知如此，13亿中国人每人每天做一件环保的事情，就算因为有不能言表的因素而难以获奖，也可以像申办奥运那样举全国之力去冲刺了。
我知道，有这样想法的中国人不在少数，起码人们明白戈尔得到的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并非尖端领域的课题。从环境污染的状况看，美国肯定甘拜中国的下风，也就注定了在中国致力于环保事业有比美国更广阔的空间。退一步说，就是为了促进全球环境的净化，也应该高度关注和鼓励重度污染区域的人们增强环保意识，不知是什么原因，获奖者偏偏是美国人，难道环保事业也与意识形态有关？
中国人当然有理由不服气，论对诺贝尔奖关注的程度，中国每年都组团观摩颁奖仪式，不惜重金邀请每届获奖者到中国讲课视察，一旦哪位学者受到邀请旁听颁奖仪式，即刻就能成为全国新闻的焦点人物；论对诺贝尔奖的渴求心理和拥趸人数，中国绝对是全球之最，按中国人既定的说法，任何一个国际性的活动，如果缺少了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就变得没有了普遍意义。这个逻辑有理有据，严谨而丰满，就是把100年来所有获奖者拉到一块和中国人辩论，他们也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
无论怎么说，有诺贝尔奖的情结总是应该得到鼓励，至少说明今天的中国人十分在意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渴望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智慧和成就。虽然表现的有点功利化，终究也是对诺贝尔奖的认同，总比爱迪生、保罗•萨特、耶利内克等人对诺贝尔奖嗤之以鼻更有积极的宣传意义。何况如今西方对诺贝尔奖不屑一顾的学术团体比比皆是，比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近期就用“同性恋炸弹”、“帮老鼠倒时差”等不严肃的发明把诺贝尔奖轻薄了一回。而面对中国数亿双巴望的眼神，诺贝尔奖评委会怎么也不应该无动于衷。
据挪威诺贝尔学院主任伦德斯塔德宣称，他们对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定工作完全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由此可见，戈尔的“和平奖”含有不少的“人道”成分，这也难说不是对美国败选总统的精神安慰。既然是这样，诺贝尔奖评委会就应该堂堂正正设立一个“诺贝尔安慰奖”，每年都把这个奖项颁发给那些渴望获奖又没有机会获奖的国家，并采用“申奥”的竞争手段，参评者必须用钱来说话。我相信，GDP居世界前列，并有5000年优秀文化传统的中国人肯定会全力以赴。这样做起码有两个好处，不但可以扩大了诺贝尔基金份额，而更
重要的是可以消解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哀怨。本来嘛，“诺贝尔和平奖”的主旨就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一个奖可以让世界上十几亿人心安气顺而自我陶醉，何乐而不为？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坚持纯诗写作 共发表163首
实际上，托马斯至今一共才发表了163首诗。“但就是这区区163首诗，足以使特兰斯特勒默跻身当代欧洲超一流大诗人的行列。他的诗不仅短，写的速度还极慢。”浙江大学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吴笛说，正是对文字精准的极端强调，特兰斯特勒默四到五年出一本诗集，每本诗集一般不超过二十首诗，平均一年写两到三首诗。
“理解他的思想之后，大声地念，把他的音感音律弄透，然后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吴笛和他的老师同学一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编过托马斯的诗歌，他说为了在翻译中将特兰斯特勒默诗中隐喻的思想表达出来，他往往采用大声念的方式。
《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的中文译者李笠打了个比方，认为特兰斯特勒默的诗有点像中国的王维。“但他是一种对后工业社会的直观感受，王维写的‘鸟鸣山更幽’这种意境，在特兰斯特勒默的诗中也有，但他写的是‘直升机嗡嗡的声音让大地宁静’，这种力度是前者无法比拟的。”
浙江诗人曾有幸参加过他的晚宴
诗人潘维昨天说自己是最高兴的浙江人，因为托马斯这位诺奖的新科状元，曾经在瑞典的家里亲自下厨做饭给他吃。
“2009年10月19日，特兰斯特勒默特意安排晚宴宴请我们。他的家位于斯德哥尔摩地势最高的山上，从窗口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另一边，波罗的海在山脚下蔚蓝，不时有轮船的汽笛经过。他住宅的面积不大，约80平方左右。我们进入书房时他支着拐杖站起来与我们握手，约1米8左右个子，他又支着拐杖站起，很缓慢地走到钢琴前，打开台灯，用左手弹了钢琴。”潘维说，虽然托马斯脑溢血瘫痪了一段时间，但头脑清晰。“晚宴很隆重，有6道菜，喝了很多红酒。”
“他获奖是名至实归，这次，是真正诗歌的胜利。”在几十年前，吴笛就听闻托马斯将要获诺奖的消息。“相比较前几年的爆冷门，略萨和托马斯的获奖，让我们看到，文学又回归到强调经典的方向。”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将在12月10日获得奖金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46万美元）。
要买中文诗集，恐怕还得等等
1985年，托马斯第一次访华，陪同他的北岛显得很兴奋： “那天托马斯很高兴，面色红润，阳光在他深深的皱纹中转动。他触摸那些（长城）城垛上某某到此一游的刻字，对人们如此强烈地要被记住的愿望感到惊讶。我请他转过头来，揿动快门。在那一瞬间，他双手交叉，笑了，风掀起他开始褪色的金发。”
那次，托马斯还兴冲冲地爬上了长城。可惜，1990年的一次中风导致他右半身瘫痪，等到2001年再次访华的时候，他不仅拄上了拐杖，就是说话也含混不清了。
“他满头白发，但是目光非常纯净，这和他是个纯粹的诗人有关，直至退休，一直是少管所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一名心理学家，写诗几乎构成了他全部的生活。” 季晟康到现在都非常清晰地记得，根据事先的安排，身体不便的托马斯只需要盖上他的图章就行，“可是他竟然用左手为每一个读者亲自签名。虽然签的名只是最简单的首字母‘T*T’，但他对读者的尊重让人感动。”
那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全集》是国内唯一获得正式授权的托马斯诗集。季晟康是这本全集的责编之一，他说这本2001年出版的诗集很是畅销。“虽然当时只印了3000册，但很快就脱销，再加上版权只有5年，早已过期，现在，恐怕是很难找到了。”
很难找到确是事实。“我一听到诺奖的消息，就赶紧盘货，发现托马斯诗集早几年前就已经没有库存。”晓风书屋的老板姜爱军说，“前些年，他的诗集确实是诗歌发烧友的最爱。”
在新华书店和网店上，托马斯的诗集也几乎绝迹。“目前还未听说国内有哪家出版社会再次购买他诗集的版权，国内的读者要买到，恐怕还要等些时候。” 评论家称文学奖得主作品神似中国古典诗歌
晨报讯（记者 解辰巽）2011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0月6日晚7时（斯德哥尔摩时间13时）揭晓，该奖由80岁的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获得。记者采访了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在他看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似乎有着几分联系。
中国著名诗歌评论家唐晓渡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对于中国诗人来说还是很熟悉的，他对中国诗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说起来，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和中国还有一点渊源，他的诗歌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在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叫《北欧现代诗选》中，这本书中收录了他的9首诗歌。唐晓渡回忆，这本诗集一共收录了三四十位北欧诗人的诗歌，但他唯独对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印象深刻。
2001年在中国又出版了一本他个人的诗集《特兰斯特罗默诗选》，并于同年在北大召开了一次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研讨会。2004年6月的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国外奖项就颁给了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但是由于身体原因，这两次他都没有来到北京，由中国译者李笠出席。在新诗界国际诗歌奖的颁奖典礼上，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还准备了一份非常精彩的获奖感言。
从他的诗歌来说，似乎还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一点联系，虽然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的诗歌意象完整，扭转空灵，这和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几分神似。
唐晓渡还介绍，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的诗歌篇幅短小，水平平均，“说不上来哪首诗歌特别出色，整体就像高原一样”，他的诗歌方法和诗歌意识，对当代很多诗人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他获得这个奖项算是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