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满出狱。 他站在那间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狱警走了过来，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姚文元问：“我能出去了吗？” 狱警说：“是的，我就是来通知你的。” 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 狱警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 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 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了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姚文元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人早已在大门外接他来了。在亲人们的陪同下，他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当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时，姚文元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金英。他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被捕时十分冷静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通知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姚文元看完通知后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一是他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以外，从来没有一次这样正式地通知他去参加。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似乎有点“突然”。另一个“出格”的地方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了那么大的怀仁堂。姚文元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了怀疑，他装出一副平常工作时的样子，试探着问机要秘书：“小郭，你看今晚上这个会我去开吗？”机要秘书的回答是肯定的。姚文元又试探着问：“这是政治局的常委会，我又不是常委，他们为何非让我去参加呢？”机要秘书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现在只有四个常委了，怎么表决？我听人说，洪文同志讲了，常委要进人就是按名单轮也该轮到你了。”一种对权力的渴望，让姚文元模糊了之前的疑虑。为了稳妥，姚文元还是决定去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些。见到张春桥，他得知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这份会议通知。姚文元向张春桥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称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张春桥的话虽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问：“那就江青同志吧，她是主席的夫人，在国内外也有影响。”张春桥不以为然地说：“她这个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都还是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主席不在了。”这是姚文元最担心的事情，他得靠着江青这棵“大树”才能“生长”，一旦这棵“大树”轰然倒下，那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张春桥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去。”张春桥觉得姚文元的话有些可笑，太书生气了，真要到了“那么一天”，还能让你回上海？张春桥说：“真要有那一天，我就让老婆孩子带着我的骨灰回上海去。”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姚文元于10月6日晚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到达怀仁堂后，他被人领到了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了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听完宣读后，姚文元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来，而是表现得很平静，他没有一丝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作好了准备的行动人员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姚文元在面临覆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远远超过了“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明姚文元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从此，他将自己与其他三个同伙不同的个性，以及对文字和语言极强的驾驭能力，用在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被告人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四人帮”中，只有一个人对请律师的事情很感兴趣，这个人就是姚文元。除了律师之外，姚文元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在法庭上死守着一道防线，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法庭上的百般狡辩 1980年12月8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 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他说：“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究竟是张春桥讲，还是姚文元讲，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接着，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从文字上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衅，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检讨》：“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接着，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这样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充分了。可是，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这一些，那是文章的话……”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向他提问：“你审阅过，你应不应该负责？”姚文元回答说：“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法庭针对姚文元的狡辩，又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请你最后阅定。景贤1月16日。”宣读后，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掉，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审判员这么一问，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晃了几下，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狡猾的姚文元，在整个法庭上始终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在预审和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姚文元始终表现出一副憨厚的模样。他时而用手摸摸光秃的头顶，时而又用手抹一把脸上浸出来的汗水，然后瞪着一双金鱼眼睛看着法官，外表上使人觉得此人很“老实”。在回答法官的问话时，他有些结巴，口吃而不能畅言。可是回答时却是每句话都经过深思了的，同时吐字很慢，但很清楚。 在预审中，当被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中，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错了时，姚文元一开始就承认说：“错了，肯定是错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那太不合事实了，这跟他无关，这是错了。”姚文元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没有办法。”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将自己的责任全部都推掉。在这件事情上，“四人帮”的其他人的交待和当事人的揭发，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 审判员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由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正是姚文元一伙人炮制的虚假情况，混淆视听，才导致了后来决策上的错误决定。接着，预审人员又出示了当时他写的日记。日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要镇压”，“要杀人”。面对铁证，姚文元只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罪行严重”。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无法辩掉的罪责 姚文元由于耳朵听力不太好，在法庭上需要戴耳机。有时他就装聋，当审判员问他时，他常反问对方“什么事？”，还不停地要法庭的审判员“再重复一次”。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在极端严肃的法庭上，这一方面为姚文元的思考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削减了审判的力度，加之他在法庭上不断地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而公诉人和法官有时不能及时对他的无理辩解提出反驳，就使得法庭的审判有点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法庭审判员接着又对姚文元提出一个问题：“起诉书指控你诬陷、迫害曹荻秋是叛徒，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说：“……我到中央工作后，上海组织了一个专案组，由专案组来审查他。专案组由王少庸、王洪文和其他有关人员负责的，我从来没有接见过专案组的人，我也从来没有专门要专案组的人来汇报过曹荻秋同志的情况。”他说：“我有没有责任呢？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上海市委有一个报告，要把曹荻秋同志定成叛徒，这个报告送张春桥那里，张春桥批准了，转到我这里，我画了圈。我画了圈以后，退回去呢，他们就报告了中央。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工作责任……”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10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解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之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的。 法庭宣读和投影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给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经讨论，拟将曹荻秋定为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请中央审批。现送上《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是否可以正式上报中央，请审阅指示。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姚文元曾圈阅了这个报告。宣读完后，公诉人经审判长同意发言。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获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姚文元答：“关于曹获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划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可见，姚文元并不满足于与张春桥“一分为二”，他在大帽子下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只是划了个“圈”，并“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而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据曹荻秋专案组负责人盛某1980年9月10日的证词所说：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肆意诬陷曹荻秋同志，姚文元是直接参与插手的，负有重要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获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事实面前，姚文元无论如何狡辩，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罪行终究是赖不掉的。 闹到监狱里的家事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入狱后，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等等。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接受改造，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时，竟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姚文元与外界脱节，在他的思想中，中国还是他被捕前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在服刑的时间里，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的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留下的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而闹起了风波。姚文元知道后十分为难：一边是自己的母亲，一边是自己的妻子，他不知如何处理争端。他本想在狱中安静地度过刑期，可是家中的事迫在眼前又不能不管。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对财物之事早已看淡，于是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妻子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由于姚文元的干预，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终于得以平息。姚文元出狱后，妻子金英并没有埋怨他，而是将他接回上海，找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住了下来。姚文元平时在家看书，很少上街，也不与人来往，买菜购物等事全由妻子负责，两个人过上了恬淡安静的生活，直到姚文元去世。
1996年1月，姚文元刑满出狱。 他站在那间蹲了十多年的牢房里，看了看四周，对着屋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慢慢地脱下身上的囚衣，换上了家里人早已送来的一套新中山装。狱警走了过来，打开了那扇沉重的大铁门。 姚文元问：“我能出去了吗？” 狱警说：“是的，我就是来通知你的。” 姚文元对狱警说：“这么多年，真麻烦你们了。” 狱警说：“不要客气，回去后好好想一想，以后可不能做那些坏事了。” 姚文元点点头连说：“说得对，说得对。” 他提着自己在监狱里的东西，跟着狱警到了监狱的办公室，办理了出狱手续。看着外面灿烂的阳光，姚文元高兴地向大门外走去。此时，家人早已在大门外接他来了。在亲人们的陪同下，他提着东西来到北京火车站，购买回上海的火车票。当火车到达上海火车站时，姚文元下车第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金英。他不觉长叹一声：“唉，这真是十年一梦啊！” 被捕时十分冷静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怀仁堂开会时被捕的。那是1976年10月6日下午3点钟，机要秘书郭木文将一份紧急通知放到了他的办公桌上。通知的内容是这样的： 根据华国锋同志的建议，兹定于十月六日晚八时在怀仁堂二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议程：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护措施。 因部分文献需要改动，请姚文元同志列席会议。 中共中央办公厅 汪东兴（签字）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 姚文元看完通知后有些犹豫，觉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认为“出格”的理由：一是他不是政治局常委，过去除曾以毛泽东秘书身份列席过这样的会以外，从来没有一次这样正式地通知他去参加。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这样的会议，似乎有点“突然”。另一个“出格”的地方是开会的地点。过去开这样的会议，大都在紫光阁、颐年堂、勤政殿这几个警卫严密的地方，而这次仅有四个人参加的常委会，却选在了那么大的怀仁堂。姚文元对这次“会议”的召开表示了怀疑，他装出一副平常工作时的样子，试探着问机要秘书：“小郭，你看今晚上这个会我去开吗？”机要秘书的回答是肯定的。姚文元又试探着问：“这是政治局的常委会，我又不是常委，他们为何非让我去参加呢？”机要秘书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现在只有四个常委了，怎么表决？我听人说，洪文同志讲了，常委要进人就是按名单轮也该轮到你了。”一种对权力的渴望，让姚文元模糊了之前的疑虑。为了稳妥，姚文元还是决定去找一下张春桥，再将情况弄清楚些。见到张春桥，他得知张春桥同样也接到了这份会议通知。姚文元向张春桥谈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称为“军师”的张春桥却笑他太多虑了，并对他说：“你为何不能参加呢，现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么，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现在已经在政治局干了这么多年，事物从来都是发展的嘛。”接着，张春桥又举起几根手指说：“这四个行吗？怎么也得是个单数。”张春桥的话虽然使姚文元看到了自己的“前程”，但他还是很谨慎地问：“那就江青同志吧，她是主席的夫人，在国内外也有影响。”张春桥不以为然地说：“她这个政治局委员能不能保住都还是个问题呢，因为现在主席不在了。”这是姚文元最担心的事情，他得靠着江青这棵“大树”才能“生长”，一旦这棵“大树”轰然倒下，那他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对张春桥说：“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回上海去。”张春桥觉得姚文元的话有些可笑，太书生气了，真要到了“那么一天”，还能让你回上海？张春桥说：“真要有那一天，我就让老婆孩子带着我的骨灰回上海去。” 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姚文元于10月6日晚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到达怀仁堂后，他被人领到了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了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听完宣读后，姚文元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来，而是表现得很平静，他没有一丝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作好了准备的行动人员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姚文元在面临覆灭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静，远远超过了“四人帮”的其他三个人。这样的情况下，只能说明姚文元早已预料到了这一天。从此，他将自己与其他三个同伙不同的个性，以及对文字和语言极强的驾驭能力，用在了另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关法律，被告人有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在“四人帮”中，只有一个人对请律师的事情很感兴趣，这个人就是姚文元。除了律师之外，姚文元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其他成员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在法庭上死守着一道防线，千方百计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法庭上的百般狡辩 1980年12月8日，第一审判庭审问姚文元。 审判员史笑谈问姚文元：“起诉书指控你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们为总头目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的回答令人一惊。他说：“我在1967年1月到上海的时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有过攻击的言论……起诉书上说是张春桥、姚文元是这么讲。讲话只能是一个人讲，究竟是张春桥讲，还是姚文元讲，起诉书里边没有说清楚。”接着，姚文元就对起诉书上的一些“没有说清楚”的提法，从文字上为自己进行了辩解。 面对姚文元在文字上的故意挑衅，法庭宣读了经姚文元和张春桥审定的《评陈丕显的五次检讨》：“该文第一页中说：‘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上海的代理人、上海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之流……’该文第二页中说：‘这一小撮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陈丕显是一个极其狡猾、极其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该文第十二页中说：陈丕显‘靠了他那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权术’，‘在上海党内组织了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接着，法庭又宣读了张春桥1967年12月12日在这上面的批语：“已阅，等姚文元同志意见来了以后，就可以发表。退徐景贤同志。”这样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充分了。可是，姚文元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他说：“这一篇文章不是我去组织的，是他们上海市委组织文章送到北京来的……既然我审阅过，那么我负审阅过的责任。”他接着说：“我现在记不起来我审阅之后提了什么意见，反正以事实为标准。但是里边讲的陈丕显同志是反革命两面派等等，这一些，那是文章的话……”姚文元怕自己的辩护会引起负面的反感，最后又在结尾时不得不点了一下。他说：“这些攻击当然是错误的……”他又说：“我在这里向陈丕显同志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还有上海市、区、基层的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道歉。”审判员针对姚文元的辩词向他提问：“你审阅过，你应不应该负责？”姚文元回答说：“我审阅过，应该负的责任是审阅的责任。但是，那个审阅文章中的观点并不能都代表我的观点，我没有讲过这些话。”法庭针对姚文元的狡辩，又宣读和投影了徐景贤1968年1月16日在《评陈丕显的五次假检讨》上的批语：“春桥同志：此文已在你的第二次修改稿上，根据姚文元同志的意见，将涉及中央会议的提法尽行删去。我的意见可以发表了，请你最后阅定。景贤1月16日。”宣读后，审判员问：“那篇文章里边，其中涉及到中央会议的一些内容，你建议删掉，这是事实。但是这篇文章里诬陷陈丕显那么多，你建议了没有，你删了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删这个呢？”审判员这么一问，正好击中了姚文元的要害，他那光光的头晃了几下，一下子没有辩护的词语。在事实面前，姚文元只得承认了事实。他说：“那是我犯了错误嘛，犯了错误我承担这个责任。”狡猾的姚文元，在整个法庭上始终严守着一道防线，那就是只认错，不认罪。 在预审和法庭的审判过程中，姚文元始终表现出一副憨厚的模样。他时而用手摸摸光秃的头顶，时而又用手抹一把脸上浸出来的汗水，然后瞪着一双金鱼眼睛看着法官，外表上使人觉得此人很“老实”。在回答法官的问话时，他有些结巴，口吃而不能畅言。可是回答时却是每句话都经过深思了的，同时吐字很慢，但很清楚。 在预审中，当被问到有关天安门事件中，将那么多悼念周恩来总理的人参加的活动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不是错了时，姚文元一开始就承认说：“错了，肯定是错了。”为了证实自己的态度，他又补充说：“特别是还把这事情栽在邓小平头上，那太不合事实了，这跟他无关，这是错了。”姚文元说：“当时，是毛主席定下来的，大家都遵照去做了，也没有办法。”姚文元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将自己的责任全部都推掉。在这件事情上，“四人帮”的其他人的交待和当事人的揭发，却是另外的一个样子。 审判员向姚文元当面出示了1976年4月4日晚，由他亲自批改的《人民日报》内部情况的小样。文章里早已将天安门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正是姚文元一伙人炮制的虚假情况，混淆视听，才导致了后来决策上的错误决定。接着，预审人员又出示了当时他写的日记。日记称：“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要把另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并声称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要镇压”，“要杀人”。面对铁证，姚文元只能承认自己在思想上与“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群众是对立的，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罪行严重，罪行严重”。这是姚文元在被捕之后的整个审判过程中，首次承认自己有罪。 无法辩掉的罪责 姚文元由于耳朵听力不太好，在法庭上需要戴耳机。有时他就装聋，当审判员问他时，他常反问对方“什么事？”，还不停地要法庭的审判员“再重复一次”。这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在极端严肃的法庭上，这一方面为姚文元的思考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也无形中削减了审判的力度，加之他在法庭上不断地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而公诉人和法官有时不能及时对他的无理辩解提出反驳，就使得法庭的审判有点失去了应有的分量。 法庭审判员接着又对姚文元提出一个问题：“起诉书指控你诬陷、迫害曹荻秋是叛徒，这是不是事实？”姚文元说：“……我到中央工作后，上海组织了一个专案组，由专案组来审查他。专案组由王少庸、王洪文和其他有关人员负责的，我从来没有接见过专案组的人，我也从来没有专门要专案组的人来汇报过曹荻秋同志的情况。”他说：“我有没有责任呢？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什么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上海市委有一个报告，要把曹荻秋同志定成叛徒，这个报告送张春桥那里，张春桥批准了，转到我这里，我画了圈。我画了圈以后，退回去呢，他们就报告了中央。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工作责任……”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10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解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之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的。 法庭宣读和投影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给张春桥、姚文元的报告：“经讨论，拟将曹荻秋定为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请中央审批。现送上《关于叛徒、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罪行的审查报告》，是否可以正式上报中央，请审阅指示。马天水1973年6月26日。”姚文元曾圈阅了这个报告。宣读完后，公诉人经审判长同意发言。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获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获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姚文元答：“关于曹获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划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可见，姚文元并不满足于与张春桥“一分为二”，他在大帽子下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他只是划了个“圈”，并“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而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据曹荻秋专案组负责人盛某1980年9月10日的证词所说：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肆意诬陷曹荻秋同志，姚文元是直接参与插手的，负有重要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获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事实面前，姚文元无论如何狡辩，他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罪行终究是赖不掉的。 闹到监狱里的家事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入狱后，姚文元不像江青那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那样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等等。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接受改造，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政治局转达。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时，竟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十几年的监狱生活让姚文元与外界脱节，在他的思想中，中国还是他被捕前的那个样子。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 在服刑的时间里，姚文元还遇到了烦心的事，那就是家里的财产纠纷。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病逝，留下的一笔遗产。1986年，姚文元母亲周文修为继承姚蓬子的遗产而闹起了风波。姚文元知道后十分为难：一边是自己的母亲，一边是自己的妻子，他不知如何处理争端。他本想在狱中安静地度过刑期，可是家中的事迫在眼前又不能不管。此时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对财物之事早已看淡，于是他写信给妻子，动员妻子在这个事情上对母亲让步。由于姚文元的干预，这件闹到了监狱的家事终于得以平息。姚文元出狱后，妻子金英并没有埋怨他，而是将他接回上海，找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住了下来。姚文元平时在家看书，很少上街，也不与人来往，买菜购物等事全由妻子负责，两个人过上了恬淡安静的生活，直到姚文元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