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上湖湘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交流
虽然从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到中国湖南，都远隔数千里，中间隔着海洋和大片的中国东部陆地，但是在历史上湖南与日本就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实例，距今为12000年至14000年，说明湖南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实现了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证明了湖南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随着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禅宗、佛教、茶道等输入日本，作为稻作发源地的湖南自然以自己独特的风貌与风骨流入日本。
众所周知，唐代高僧鉴真于天平胜宝五年，即公元753年将佛教传给了日本，但是日本的宗教圣地比睿山是天台宗的总本山，画有天台大师自幼修行，后云游至日本，历尽千辛抵达比睿山的连环壁画。天台大师现在被尊奉为释迦、观音之后的第三菩萨，其肖像挂在太寺正堂释迦像的左侧，右侧是观音像。旁边注有天台大师生于中国湖南永州。由此可见，天台大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比鉴真和尚早了300多年，说明最早传入日本的佛教来自于湖南。湖南衡山是佛教禅宗南宗的发源地，有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四大宗派。南岳衡山的南台寺，日本佛教界曹洞宗一直视南台寺为祖庭，故有“天下法院”之称。1907年，日本佛教曹洞宗法脉高僧梅晓和尚来南岳礼祖，主动为南台寺赠送《铁眼和尚仿明本藏经》七百余卷，成为中日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自梅晓赠经以后，至今日本佛教徒不时派出代表团来南台寺礼祖，南台寺为中日友好交往树立了友谊的丰碑。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已成定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日本茶道”源于湖南的石门县夹山寺。2002年，中日与会专家共同确定石门夹山是茶禅文化“茶禅一味”源头。作为茶禅文化的杰出代表，则应首推唐之善会与宋之圆悟两位大师。善会于咸通十一年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建道场讲法，悟出了“茶禅一味”而立论，当时“海众闻名汇集，盛称冠绝并世”。宋代园悟克勤大师主持灵泉禅院（即夹山寺），在夹山寺以茶参禅，造就深厚的茶禅功底。在其碧崖方室编著了10本《佛果园悟禅师碧岩录》，此书被禅宗称为“宗门第一书”。该书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尤其对日本国佛教界影响极大。日本的一休禅师就因悟得了该书真谛而在日本佛教史上享有盛名。自1983年以来，日本佛教界、学术界多次组织来湖南石门的夹山礼祖寻根。
明治维新时，苦于欧美列强的殖民支配的清朝年轻革命家和学生们纷纷来日本留学，这个时代也鲜为人知。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湖南省和日本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密切关系。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其中从湖南去的学生最多，1902年，黄兴（湖南省长沙人）留学日本，在日期间，主要学习军事学的同时，创建了国民教育会等反清革命组织。还有谭嗣同、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先驱负笈东瀛、拜师求知，与西乡隆盛、宫琦滔天、芥川龙之介等日本名人交往甚深，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从1900年代初到1910年代，可谓日本和中国二000年交流史中最友好的时代。当时，在日本最有名的是湖南省；同时，在中国，最热衷于研究日本的地方，也正是湖南省长沙市。也就是说，日本和中国现代的前期，与日本交流最密切的，正是湖南省和湖南人。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带回中国的最大礼物，可以说就是“和制汉语（日本造的汉语）”。日本人在学习近代西洋文明，实现日本自身文明开化的过程中，首先把西方的语言翻译成了和制的汉语，例如：人民、共和国、社会、国际、代表、学校等等。这些日本造的汉语由中国留学生进口到汉字的母国---中国，其数量有几百、几千。
因为这些因素，湖南省盛行学日语。1906年（明治39年），一位叫德富苏峰的日本著名新闻记者访问长沙，发现在长沙曾公祠堂的门上胡乱写着“アイウエオ”，岳麓山的云麓宫门上也胡乱涂写着“いろは”等日语字。德富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这些当然不是日本人的涂鸦，所以其光景十分值得一看。1906年，东京大学教授宇野哲人是这样描绘湖南的：“远见卓识之士不可滞留于长江，而需直往长沙，去理解始于长沙事关全中国的大事。”宇野哲人教授对不远的将来的中国留下了令人吃惊的预言，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理解是何等正确。
可是，即使曾经有过如此深切的交流，却由于日本转向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留学生感到了万分失望。1931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近代日本和湖南省之间萌发的友谊之花，在战火中凄惨地凋零了。
二、 当代湖湘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断深化，湖南与日本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972年11月，田中角荣首相毅然作出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决断，和周恩来总理签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文件，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今年正好是40周年。在这期间，日本和中国跨越战争伤痛，在各领域携手努力、相互交流。当前，在战略互惠关系的目标指引下，日中两国始终以通过协商来构筑双赢的关系。
而日本人和湖南人早在中日关系史上就进行了奇迹般的交流。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密切的大好形势，作为内陆省的湖南，也不甘落后，从1982年至现在，已与日本缔结11对友好城市，分别是：1982年10月，长沙与鹿儿岛市缔结友好县市关系；1983年3月，湖南省和滋贺县结为友好省县关系；1987年1月，醴陵市与日本的瑞浪市缔结友好关系；1991年11月，湘潭市与日本的彦根市缔结友好关系；1985年4月，岳阳市与日本的沼津市缔结友好关系；1992年10月，衡阳市与日本的栗东市缔结友好关系；1994年8月，常德市与日本的东近江市缔结友好关系；1999年10月，邵阳市与日本的大野町缔结了友好关系；2000年9月，汩罗市与日本的赤平市缔结友好关系；2009年11月，湖南张家界市与德岛县鸣门市签订了友好关系意向书；2011年10月，湖南省与日本德岛县缔结友好省县关系。将近三十年里，双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环保、旅游等许多领域内的合作交流，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双方互信不断加深，友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湖南省的日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日语教育事业早在1992年以湖南大学开设日语专业为开端初步发展。湖南大学增设日语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日语人才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湖南省与日本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截止2008年，湖南有15所高校开设了日语专业，高职院校也不例外，都争先恐后地开设应用日语专业。在湖南乃至全中国又一次刮起了学习日语的热潮。
一、 历史上湖湘文化与日本文化之间的交流
虽然从日本的任何一个地方到中国湖南，都远隔数千里，中间隔着海洋和大片的中国东部陆地，但是在历史上湖南与日本就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
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的栽培稻谷实物，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最早的实例，距今为12000年至14000年，说明湖南先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便实现了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证明了湖南是世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随着中国古代的稻作技术、禅宗、佛教、茶道等输入日本，作为稻作发源地的湖南自然以自己独特的风貌与风骨流入日本。
众所周知，唐代高僧鉴真于天平胜宝五年，即公元753年将佛教传给了日本，但是日本的宗教圣地比睿山是天台宗的总本山，画有天台大师自幼修行，后云游至日本，历尽千辛抵达比睿山的连环壁画。天台大师现在被尊奉为释迦、观音之后的第三菩萨，其肖像挂在太寺正堂释迦像的左侧，右侧是观音像。旁边注有天台大师生于中国湖南永州。由此可见，天台大师东渡日本的时间比鉴真和尚早了300多年，说明最早传入日本的佛教来自于湖南。湖南衡山是佛教禅宗南宗的发源地，有天台宗、净土宗、律宗、禅宗四大宗派。南岳衡山的南台寺，日本佛教界曹洞宗一直视南台寺为祖庭，故有“天下法院”之称。1907年，日本佛教曹洞宗法脉高僧梅晓和尚来南岳礼祖，主动为南台寺赠送《铁眼和尚仿明本藏经》七百余卷，成为中日友好往来源远流长的历史见证。自梅晓赠经以后，至今日本佛教徒不时派出代表团来南台寺礼祖，南台寺为中日友好交往树立了友谊的丰碑。
日本茶道源于中国已成定论。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日本茶道”源于湖南的石门县夹山寺。2002年，中日与会专家共同确定石门夹山是茶禅文化“茶禅一味”源头。作为茶禅文化的杰出代表，则应首推唐之善会与宋之圆悟两位大师。善会于咸通十一年在湖南石门县夹山建道场讲法，悟出了“茶禅一味”而立论，当时“海众闻名汇集，盛称冠绝并世”。宋代园悟克勤大师主持灵泉禅院（即夹山寺），在夹山寺以茶参禅，造就深厚的茶禅功底。在其碧崖方室编著了10本《佛果园悟禅师碧岩录》，此书被禅宗称为“宗门第一书”。该书在国内外广为流传，尤其对日本国佛教界影响极大。日本的一休禅师就因悟得了该书真谛而在日本佛教史上享有盛名。自1983年以来，日本佛教界、学术界多次组织来湖南石门的夹山礼祖寻根。
明治维新时，苦于欧美列强的殖民支配的清朝年轻革命家和学生们纷纷来日本留学，这个时代也鲜为人知。在交通极为不便的当时，湖南省和日本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密切关系。从1896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600人。其中从湖南去的学生最多，1902年，黄兴（湖南省长沙人）留学日本，在日期间，主要学习军事学的同时，创建了国民教育会等反清革命组织。还有谭嗣同、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先驱负笈东瀛、拜师求知，与西乡隆盛、宫琦滔天、芥川龙之介等日本名人交往甚深，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从1900年代初到1910年代，可谓日本和中国二000年交流史中最友好的时代。当时，在日本最有名的是湖南省；同时，在中国，最热衷于研究日本的地方，也正是湖南省长沙市。也就是说，日本和中国现代的前期，与日本交流最密切的，正是湖南省和湖南人。这些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带回中国的最大礼物，可以说就是“和制汉语（日本造的汉语）”。日本人在学习近代西洋文明，实现日本自身文明开化的过程中，首先把西方的语言翻译成了和制的汉语，例如：人民、共和国、社会、国际、代表、学校等等。这些日本造的汉语由中国留学生进口到汉字的母国---中国，其数量有几百、几千。
因为这些因素，湖南省盛行学日语。1906年（明治39年），一位叫德富苏峰的日本著名新闻记者访问长沙，发现在长沙曾公祠堂的门上胡乱写着“アイウエオ”，岳麓山的云麓宫门上也胡乱涂写着“いろは”等日语字。德富在《七十八日游记》中写道：这些当然不是日本人的涂鸦，所以其光景十分值得一看。1906年，东京大学教授宇野哲人是这样描绘湖南的：“远见卓识之士不可滞留于长江，而需直往长沙，去理解始于长沙事关全中国的大事。”宇野哲人教授对不远的将来的中国留下了令人吃惊的预言，这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理解是何等正确。
可是，即使曾经有过如此深切的交流，却由于日本转向了帝国主义，使中国留学生感到了万分失望。1931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巨大伤害，近代日本和湖南省之间萌发的友谊之花，在战火中凄惨地凋零了。
二、 当代湖湘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一）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不断深化，湖南与日本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1972年11月，田中角荣首相毅然作出恢复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决断，和周恩来总理签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文件，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今年正好是40周年。在这期间，日本和中国跨越战争伤痛，在各领域携手努力、相互交流。当前，在战略互惠关系的目标指引下，日中两国始终以通过协商来构筑双赢的关系。
而日本人和湖南人早在中日关系史上就进行了奇迹般的交流。面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密切的大好形势，作为内陆省的湖南，也不甘落后，从1982年至现在，已与日本缔结11对友好城市，分别是：1982年10月，长沙与鹿儿岛市缔结友好县市关系；1983年3月，湖南省和滋贺县结为友好省县关系；1987年1月，醴陵市与日本的瑞浪市缔结友好关系；1991年11月，湘潭市与日本的彦根市缔结友好关系；1985年4月，岳阳市与日本的沼津市缔结友好关系；1992年10月，衡阳市与日本的栗东市缔结友好关系；1994年8月，常德市与日本的东近江市缔结友好关系；1999年10月，邵阳市与日本的大野町缔结了友好关系；2000年9月，汩罗市与日本的赤平市缔结友好关系；2009年11月，湖南张家界市与德岛县鸣门市签订了友好关系意向书；2011年10月，湖南省与日本德岛县缔结友好省县关系。将近三十年里，双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企事业单位在经济、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环保、旅游等许多领域内的合作交流，都取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展，双方互信不断加深，友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湖南省的日语教育事业的发展。日语教育事业早在1992年以湖南大学开设日语专业为开端初步发展。湖南大学增设日语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日语人才的同时也大大加强了湖南省与日本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截止2008年，湖南有15所高校开设了日语专业，高职院校也不例外，都争先恐后地开设应用日语专业。在湖南乃至全中国又一次刮起了学习日语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