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晚清清官：杨国翰》、《玉环同知杨国翰与林则徐》等文参照、引用此文文句，但在“参考资料”中却未注明。
桐花万里丹山路
——杨国翰的为人为文为官之道
张学宇
一
杨国翰（1787—1833），字“凤藻”，号“丹山”。
“凤藻”意为华美的文辞，“丹山”则是古谓产凤凰的名山，其源大概出自《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形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这段理想化的描述很有意思，说的是丹穴山上长有一种五彩斑斓的鸟，名叫凤凰。其头部、翅膀、背部、胸部、腹部上的花纹分别呈“德”“义”“礼”“仁”“信”字形。这种鸟是吉祥的象征，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宁。
凤凰是一种吉祥、仁爱的鸟，雄者叫凤，雌者称凰。
在古代，凤凰是尊贵、崇高、贤德的象征，含有美好而又不同凡俗之意，人们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把一些山川城邑名以“凤凰”。目前，我国大陆上至少有数十座名字含“凤”的山，分布近二十个省，遍及全国各地。
《云县志》中《大寨县佐公署记》有记述：大寨地“山水形胜，别成一小构。东三里许为杨丹山先生故里，其庐墓在焉。先生名国翰，字凤藻，以居丹凤山下，又号丹山，后人慕先生之德，因称其里为丹山里。”我怀疑“丹凤山”是因杨国翰而得名的，因为未曾听说过大寨有此山，问大寨人也不知。所以“丹凤山”应是因人而名，“丹山里”亦然，民国时，大寨曾一度称为“丹山乡”，还有“丹山小学”“丹山分校”都是同样的道理。以人名或字号命名行政区域，在全国不鲜见，在云县则绝无仅有。由此可见，杨丹山——杨国翰在当时云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
杨国翰的祖籍是江西抚州府临川，那是一个“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的“才子之乡、文化之邦”，自宋而清，仅抚州府临川进士及第者就有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等文豪大师便从那里走出，名满天下。
杨国翰的父亲杨本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自江西临川游艺（文艺表演、游戏）来滇，两年后辗转来到云州，定居于大勐麻（大寨）梨园，置地经商，后与当地徐氏成婚。杨本源既是来自“才子之乡、文化之邦”，又曾从事需要一定文化修养的“游艺”行当，其墓志中“敦孝弟，重交游，崇信义”，“提携亲族，培植子弟，倾囊者数矣，虽拮据弗辞焉”这些称赏应该是基本属实；徐氏是贡生之女，“性仁慈方正”，不说“知书”也是“识礼”，所以“居家训子，务志远大。”有“显亲扬名”思想也就是事所必然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杨国翰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从“凤藻” 这文绉绉的两个字，便可知长辈们对他的期待值，名号“丹山”则见杨国翰的志趣、情感。“凤藻”与“丹山”两相契合，互文见义，再加“国翰”之名，其意义更加凸显，父辈们对其深怀期许和自己的人生取向也就跃然纸上了。
两百多年前的大勐麻梨园是汉夷杂居之地，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是可想而知的，但杨国翰其名、其字、其号却如此书香气，好像要与临川的文脉渊源遥相对接。梨园“丹凤山”下似乎隐隐然有一只雏凤呼之欲出。
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杨国翰童年时期的读书生活，仅知他自少好学，不好嬉戏，“长即奋志圣贤。”他在二十岁时由秀才补为廪生（由州府或县按时发给银子或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似得其父的遗传基因，杨国翰兴趣广泛，喜交朋友。他常与大理文士周之烈（字鸿雪）诗文酬唱，交往密切。“丹山抚琴，鸿雪舞剑，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云州名士卢月楼为太和寺（云州城内大理会馆）题联，将两人的雅事加以称扬：“生聚在玉洱银苍以外，往来有丹山鸿雪之风。”可见两人的知名度和他们频来故往的积极影响。由此看，杨国翰的这段风雅清逸的少年时光大半应该是在云州度过的，“云州书院”的朗朗书声中应该不乏“丹山凤藻”的清声和鸣。不过那时的云州，文化教育相比内地要落后，云州书院虽是官办，但开课授徒的起点较低，只是现在的小学、初中水平，基本上属于启蒙教育、普通教育。“丹山凤藻”要凭借书院低矮的平台翘檐起飞高翔实在难为几任执教的宿儒名士。何况宿儒之中难免也会有个把不谙世事的“冬烘先生”。我想，当时的教育水平之低对杨国翰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延误。
三
幸好杨国翰有一位训子“务志远大，不屑规矩”，又有“择校”之明的慈母。嘉庆十六年（1815）年， 29岁的杨国翰在为父守孝期满后，奉母命远赴昆明求学。他走出了深山长谷的大勐麻，走出了弹丸之地云州，跨越了烟锁雾障的澜沧江，走进了当时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投师于当时的名儒刘大绅门下。对杨国翰的这位业师，在此有必要作点简介，因为他对杨国翰影响至深。
刘大绅（1746-1828），字寄庵，云南宁州（今华宁县）人。 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以来先后任山东新城等地知县、同知，所到之处竭力任事，惠及百姓，有巡抚曾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百姓爱之如父母。
嘉庆十八年（1813）， 67岁高龄的刘大绅出任五华书院山长。任过几届地方父母官，阅世较深，又深深体察民隐的刘大绅，深知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早在山东新城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这与今天的教育理念基本一致：德育为首，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实践操作能力。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刘大绅既掌五华书院，就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以身作则，精心施教，以经史诗文教授学生，注重诗教，使学风大变。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执教八年间，全省都有学生亲临教泽，称颂他“和光可挹，道貌可亲；师弟之间，蔼如父子。”
得遇名师刘寄庵是杨国翰的人生机缘，不早不迟，正是刘执掌五华之后的第二年，也许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杨国翰在恩师门下苦读了五年，学业大进，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国翰肄业，其师也告引退。杨国翰之于刘寄庵也是属于“儒子可教”的善类。在刘的众多门生中，学业优异者五人，世称“五华五子”，杨国翰被其师高看一眼，名列“五子”之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子必然要接受的思想灌输，而通过科考取得功名是达到他们“修齐治平”目标的必由途径。五华书院既然是应国家科举而设的，经史子集一类当然是杨国翰他们的必读书。但是从当时五华书院的藏书来看，学生的选修余地并不狭窄。现在我们知道的，杨国翰在五华书院读过的书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说岳全传》。前者是一部研究明代社会、政治、地理、经济的重要典籍，其作者正是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杨国翰选读此书，也许是因为该书对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其中还有对云州地理的记载），也许是受其业师的点拨、指导或思想影响。至于后者则应是他阅读的拓展延伸，属课外读物。据说，杨国翰十分敬仰岳飞，喜谈岳飞的英雄事迹，但语不及终，便痛彻肤髓，悲愤不已。夜梦读《说岳》，读至岳飞被奸臣所害时，他大哭而醒。可知那时的杨国翰就是个重情尚义的热血男儿。
五华书院的日光烛影、松风竹韵伴随着杨国翰在更高层次上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奋志圣贤”。
进书院第二年，作为刘大绅的得意门生，杨国翰为老师的诗文集写了一篇《题〈寄庵文钞〉序》，表达了他读恩师诗文的感悟和对恩师的景仰之情。此序文辞精警，议论风发，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开头便突兀而起，气势不凡，劈面而来的一句是“泰岱之巍巍也，益以撮土不见高；河海之汪汪也，益以掬水不见深。”二段始叙他读寄庵文钞所得：“于告病、答客诸作，知吾师为仁人孝子也；于办赈、答袁苏亭诸书，知吾师为忠臣循吏也；于论学、论诗，及告诸生，答当道诸书，知吾师为理学名儒也。”
“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既是对其师人品、德业、学问的感知，也是杨国翰的自我期待。这三种形象对杨国翰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登高遇物，率皆抒忠爱、持雅正”（《题〈寄庵文钞〉序》），心境已不同于一般文士的流连光景，拿糖作醋空发议论。杨国翰标举其师思想境界“其天甚高，故能不滞于物，其学独大，故能不囿于古。”（《题〈寄庵文钞〉序》）敬佩老师不为名缰利锁所困，通脱旷达的超然情怀。又以排比句激赏老师的文章所充溢的思想感情，赞其行文“澜翻之笔，一泻千里也，固不屑与世之月露风云，雕虫篆刻者，争炫耀于一时之耳目。”其中 “雕虫篆刻者” 也许是有所指的，因为顾炎武就曾嘲笑过“注虫鱼命草木”的经生以及那些“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的文人。以上称引，与其说是刘寄庵教谕诸生“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的诠释，勿宁说是杨国翰个人心志的表达。他的序文也未尝不是“澜翻之笔”， 字里行间自有一股正气在流走，从中可窥其心气之高。此后，乃师“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的形象相伴他写下了以后为人、为文、为官的精彩篇章。他最终未成“理学名儒”而以“仁人孝子、忠臣循吏”名世，可谓渊源有自。可以说，平生守道自重的刘大绅为杨国翰的成长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精神底色。
有了这样的精神铺垫，杨国翰就不是青灯茧窗汲汲于功名、孜孜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的书呆子了，他心灵关注的范围当然也就要比读死书，死读书的“雕虫篆刻者”要宽泛些。读书之暇，他也曾以其厚实的文学功底活跃于当时昆明的文坛，耳闻目睹的人情世态常在他的笔底化为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诗行。大概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漉血战》《鸡血膏谣》等十数首传世诗作。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作者关心民瘼的悲悯情怀。如《漉血战》纪清顺治六年云州知州固守城池，抵御枯柯叛匪的惨烈战事，颂官民抗贼之功，写来英声凛凛，慷慨激昂；《鸡血膏谣》诉官方征取顺宁云州独产的鸡血藤，山民历险探危采药的艰辛，“利刀砍倒虬龙碎，淋漓骨肉同煎熬”，“官家为名吏役饱，谁惜万物轻如毛，君不见，岁时饥寒奔命者，那堪朘削恣餮饕。”愤慨官方征取的这种鸡血藤：“尔血即民血，尔膏即民膏。”哀民生之疾苦，字字见血，行行是泪。诗风既有老杜古体诗的沉郁之气，又有李贺奇崛峻峭之意象，颇多自己的感怀与意气。其他如《留缅书》《神舟渡》、《吊建水马氏两世忠烈》等也体现了这种风格。
杨国翰的诗以便于直抒胸臆的古体为多，纵逸的才思，奇特的想像非一般士子为诗而诗为文造情的无关痛痒之作可比。他的早期诗作编为《步华吟诗集》，刘寄庵在序中揄扬有加：“丹山凭虚御气，以与造物者游，老夫直扶仗而视，裹足不前已矣。”真有点“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味道。又有丁学士评其诗文：“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德行为文艺，既深，其立言不朽……独是文章只以润身，政事乃可及物。”从杨国翰的人品道德推及其文章乃至政事，识见自高，可谓直入堂奥。
五华书院曾有一副对联：“鱼跃鸢飞，活泼泼地：日华云烂，纠漫漫天。”大意是，莘莘学子，可如鸢振翅高飞，可如鱼腾跃深水，书院是充满生机的育才之地，学子们的文章写得如日放光华，如云霞生彩，交相辉映。可以说，杨国翰正是这种形象的佼佼者。
但是，杨国翰其志不在诗文，而在“务修德行”以“经世致用”。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夏秋之季渐显端倪。在此后的叙述中，说到杨国翰，必然要提到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四
1819年6月29日，林则徐奉命来滇主持己卯科云南乡试。此事正如今天的高考一样，事关士子的功名前途和地方文教的声誉，官员士林无不十分关注。35岁的林则徐首次在边疆独立施展政治抱负和才华，自然要竭心尽力。在出题方面，他十分注重考察应试者经世致用的能力；衡文遴选，“期于觇见底蕴，拔擢真才。俶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严格取录“有志于学，求付实用”，“文理优长”的“真才”，他的这些指导思想与选拔原则正与刘大绅培育国家实用人才的教育理念暗合。可见，英雄所见确实略同，“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说也不是全无道理。
考点就在云南贡院至公堂。结果，共选拔举人64名，其中正榜54名，副榜10名。“五华五子”除戴淳因事未能与试，其余4人皆应试而中，杨国翰中第四十二名。当林则徐得知杨国翰是五华五子首选时，非常高兴，庆幸为国家选得真才。乡试圆满完成，他在《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中不无得意地总结道：“届滇之人士感悦奋兴。自庄蹻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 “撤棘后复与人士接见审其趣向，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放榜后林则徐又亲自接见了中举者，询问他们的志向，结果大多都是有进取精神，追求真才实学的学子。
乡试结束，“五华五子”以各自的情志各奔前程。其他四子中成就最大应是楚雄池生春（字龠庭）——道光癸未（1823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与杨国翰交厚，杨国翰有诗《寄池龠庭》。昆明戴炯孙（字云帆），云南学界以“昆明名士”称之，曾修《昆明县志》，著有《戴云帆诗选》；呈贡戴淳，道光五年（1825）拔贡，“博雅工诗，中年即隐居吟咏，绝意进取”；大理李于阳，未详，澜沧江“青龙桥”好像有其题诗。
乡试中举后，杨国翰因政治见解和人生取向与林则徐趋同，因而两人结下了难解之缘，师生之谊和个人关系长达14年（至杨国翰死）。可作为中国政坛史上的一例佳话。
乡试角逐，杨国翰初战告捷，一试中举，填补了云州自1645年杨太显中举后的一百七十多年来无文举的空白。 此后，直到科举废止，后来者也只有张鸣凤（曾任广西西林县知县，以处理“马神甫事件”闻名）一人中举（1831年）。想到《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疯子状，可知科场得意何其艰难。再看看今天高考应试者“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空前壮观的局面，我们的鼻息或许就不是那么匀畅了。
然而杨国翰中举只是迈出了“鲤跳龙门”的第一步。更加渊深海阔的一关还在等待着他去超越——第二年的京城会试，殿试。《儒林外史》第17回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道出了千万学子心无旁骛的终极目标。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乍暖还寒的京城，公车辐辏，考生云集。各省举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进入“春闱”—— 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通过“春闱”的遴选，想必更多的士子对“春寒料峭”的体味会更加深刻。
但是杨国翰顺利通过了会试。
四月，他与众多入围者一道诚惶诚恐地进入保和殿，接受一场现代博彩业式的考试——由皇帝策问的殿试。这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高处不胜寒”，莘莘学子的背后聚焦着多少期待与同情的目光？红土高原有其业师刘大绅的寄望，万里之外的澜沧江彼岸，更有大勐麻父老乡亲对“丹山凤藻”的翘首企盼。
殿试结果，一甲3名，二甲100名，三甲143名，这个结果基本未出人们所料，出人意料的也许是来自遥远的澜沧江畔的杨国翰榜上有名：他名列三甲第35名，赐同进士出身，跻身国家统一分配的名单。是年，杨国翰34岁，不算早也不算晚。这个年龄进士及第，实力固然是决定性的，但运气也很重要。需知，中国科考1300多年来，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在名额有限，不能扩招的情况下，十年寒窗功亏一篑者何止千万。不妨看看嘉庆前后一些历史名人屡败屡战的情形：龚自珍六次应试，37岁始中；郑板桥40岁参加乡试中举，44岁参加殿试中二甲进士；曾国藩首次未中，刻苦复习了一年还是只弄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再说与杨国翰同出师门的池生春，是后杨国翰三年才中的进士……但他们毕竟感受到了“金榜题名时”的大喜。在那个庞大的时代圈套中，一生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而绝意仕途者不计其数。
因此，来自一度曾是“化外之境”的杨国翰一试即中，这在当时的云州乃至整个临沧边地是个异数，可谓大爆冷门，其意义非同小可。按老百姓说法就是“山窝飞出了金凤凰。”丹山起凤，传为美谈。
人一出名，事就来了。据说，杨国翰中进士后，朝中官员惊诧云州偏僻小地竟有此人才，礼部一官员特意随同杨国翰回乡，至云州，见城边有一文笔塔，即出联“宝塔巍巍，七层四面八方”请路人对，路人听了都伸出一只手边摇边去。官员回头对杨国翰说：“你的家乡文化落后，除你之外别无人才。”杨国翰笑笑回答：“云州人才众多，刚才那几位不言不语就回答了你。”官员不解，问此话怎讲？杨国翰说：“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官员点头称许。
还有一段有关茶的轶事。1826年，杨国翰回故里接母亲到海盐侍奉，因其母好饮家乡茶，杨国翰就遍托乡亲，尽选家乡好茶孝敬母亲。后来选定了一种名扬乡里的“娜罕春茶”供其母饮用，并请乡人每年春末送该茶饼至任上。1828年道光皇帝在北京召见杨国翰，杨国翰就献上娜罕茶饼。但是皇帝多的是上佳名茶，对国翰献的茶饼随便置之，不屑一顾。一日早朝议政后，道光帝偶然想起杨国翰献的什么娜罕春茶，就与当时在旁的林则徐一起品味此茶。一杯下胃顿觉幽兰沁脾，神清气爽，一扫困倦，心下甚喜。看那茶汤却清清淡淡的，随口说：“这杨国翰献的茶，颜色虽然浅淡，却令齿颊生香，回味甘醇。”林则徐当即回答：“回皇上，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道光帝听后哈哈大笑，连称好好好，君子之交淡如水。遂将此茶封为贡茶，并作为御前议政大臣的例茶。
杨国翰去逝，贡茶失继，贡茶的故事却在民间流传下来。2006年，云南澜沧江啤酒企业集团根据传说并加以实地考察，开发了娜罕古茶，并为纪念忠孝两全的杨国翰及其送茶进京的创举，将该茶定名为“国翰贡茶”。
又据说，道光皇帝召见杨国翰时，对杨国翰一番嘉勉之后，问：“听大臣禀报，你的家乡是多事之地，此话真假？”杨国翰回答：“启秉圣上，微臣家乡确实寺多，具体说来，东有东山寺，西有西山寺，北有茶房寺，南有回龙寺，中间还有个大缅寺。”道光帝赞其反应机敏，一笑又转问大勐麻的风景。杨国翰又应对如流：“顺淌两条河，倒流三道沟，古树盘水井，两步三道桥，三围两棵桂花树。”
此外还有几则，不过好像与杨国翰的身份、为人和个性不符，此略。当然，附会归附会，传说归传说，它所反映的杨国翰的机智以及人们对杨国翰的钦佩，客观上也说明了杨国翰中进士在边疆的轰动效应。
杨国翰中进士，刷新了有清一代临沧文化教育的历史。《临沧地区教育志》大事记：“崇祯六年（1628），顺宁举人龚彝考中戊辰科进士”，“嘉庆二十五年（1820），云州大寨人杨国翰考中庚辰科进士”，前后相距192年，将近两个世纪。科举制度实施1300多年间，现今的整个临沧乃至更大范围内，考中进士的就只有上述龚、杨两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看看当今一年一度的高考，临沧学子的被录取情况，人们认识、思考的空间和意义就更大了。
五
1821年8月，道光皇帝嗣位后“钦点知县”，杨国翰被分发浙江任奉化知县，他“经世致用”的从政生涯即将开始。
就在上年金榜题名后的除夕前三日，杨国翰因公事到浙江臬署（按察使署），平素敬慕岳王忠孝的他，就顺便偕友前往西子湖畔凭吊岳王庙，观看了精忠柏。对“正气之所钟，冤气之所激”的精忠柏，耿耿于心，“摩挲太息”，写下了《观精忠柏记》，学生时代就满怀忠义之气，至此发而为文，溢于言表。此番钦点，杨国翰再赴浙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将在浙江东南沿海度过，他会有哪些作为呢？
杨国翰从政生涯的第一桩公务活动直接从田间地头开始。
他人未到县衙，便聚焦民生，开始了现场办公：
风尘仆仆刚入奉化县境，杨国翰便见农田中有农民居宿，当即上前问清缘由。当他得知这是因为瓜芋菜蔬在夜间常被偷盗而要守护时，便召来地保问训，说：农民终日劳苦，如果夜间还要在田地露宿，不得安寝，那就更加辛苦。他让守田农民全部撤宿回家，并宣布“自今农田被窃者，惟余是偿。”地方一片肃然。
一方之治重在教化。杨国翰一上任便开始关注地方教育。奉化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当杨国翰寻访广平书院，见其遗址已废为寺院时，他大为吃惊，《奉化县志》用“大骇”一词形容了他当时的反应。痛心之后，他带头捐出俸额，命令马上恢复书院。
当时，奉化县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溺女之风”代相沿袭。杨国翰到后，加大破除陋习的力度，“亲至八乡劝捐民田千余亩”，扩大了原奉化教谕孙熊创建的“育婴堂”规模，进一步整理修定旧规，广收弃婴，从而使育婴堂“经营尽善，岁活数百婴，立千古未有之德。”他将调任时，心里仍放不下这桩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特写了《留别婴堂》诗二首，其中有“假如心血可为乳，不惜一腔分众婴。忍使呱呱多失养，方欣幼幼有同情……寄语八乡真善士，斯言洒泪嘱临行”之句，并注：“八乡捐田千有余亩，惟契未尽立，心甚悬悬。”大仁大爱由此可见。光绪年间修的《奉化县志》评价他说：“性仁恕，勤恤民，隐而遇事有执持。”意思就是仁爱宽容，善体恤民情，隐忍而处事有其原则。杨国翰调离奉化时，奉化士民“匍匐乞留，号涕阻道。”
1822年底，杨国翰调署诸暨。本着他一惯执持的“民惟邦本”的思想理念，下车伊始，即雷厉风行，“兴文教，禁敝俗，纠逖奸蠹（督察惩治不法分子）。”短短时间内办了几件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事：
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变服矫褐，徒步走乡村，访求民隐，举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纾困”；他常常脱掉官袍，换上便服，摒弃官轿，徒步走村访寨，访贫问苦，考察民情，了解地方利弊，贫富状况，从民生困苦到各家媳妇是否孝敬老人，诸如此类各种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是非曲直。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研工作结束了，百姓还不知道他就是县太爷。
二是整顿吏治，禁绝赌博、盗窃，维护社会治安——“慑服巨盗，饬胥役，绝樗蒲（赌博）。”在了解舆情时，他身体力行，深入调查，“窃窝皆先躬访之，而后躬自擒捕之”，在证据确凿情况下，亲自参与擒捕罪犯；在一系列整治过程中，无论坐堂审案还是惩戒地痞、搜捕罪犯，他都行动果决，见机行事，任那些挑唆别人打官司借以从中牟利的讼棍怎么刻薄奸诈，也无法窥测他的行动。
三是清理积案。杨国翰初到任时，衙门“历政滞讼数百宗”，过去积压下来的案件数百宗。由此可见，他的前任甚至是前任的前任是如何不作为了。杨国翰到来，并没有以官场惯有的“新官不理旧事”的滥调推诿搪塞，逃避责任，而是积极施政，快刀斩乱麻，廓清积案，将过去积压下来的六百宗宿案审理得一干二净，并且无一冤屈。他到任之初，每月收状纸数十，数月后诉者大减，偶有来者也是即到即断，“判不稽时，案无留牍”。由于杨国翰对民隐了如指掌，审案时“剖决如流，曲尽其详，若有神算。”“人皆以杨青天呼之。”
四是为民请命。因遭受自然灾害，诸暨“大饥，民难谋生”，杨青天体恤诸暨民生，上折请求缓征赋税。结果杨国翰“以请缓征”有“忤上旨”，皇帝有点不高兴了。
1823年（道光三年）8月，“杨青天”，被“檄调”钱塘，责令意味已很明显。诸暨出现了一年前杨国翰离任奉化时士民“匍匐乞留，号涕阻道”的一幕。面对士民的哭喊乞留，杨国翰却因为他“不善理财”而觉得对不起百姓，并认为他为民所做的是“职分之所当为，无一可自信。”从这话来看，从他下乡考察民情不事声张的举动来看，杨国翰在接受上级考评时，他的“述职报告”也该是比较实在而低调的吧？
看了杨国翰审案的有关史料，我才第一次去玩味、理解“明镜高悬”的意义。显然，杨国翰的办公室“清慎堂”正中“明镜高悬”那块匾并非装装门面、做给人瞧、供人欣赏，案桌上的那块“惊堂木”也不是有事无事拍两下吓唬“刁民”的。
从上任到去任，不满十个月，杨国翰的作为“使四境大治，雀鼠敛迹，奸宄累息，民不见吏，户无犬吠。”社会治安空前好转，犯罪分子，鸡鸣狗盗之徒销声匿迹，百姓安居乐业。用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表达就是：通过打击黑恶势力，达到了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据说清代也有“问责制”，但我想如果按照杨国翰的这种行政效率，那“问责”是多余的。
政声人去后，遗爱在民间。光绪年间修的《诸暨名宦志》对杨国翰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时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若此者，可以当之矣……迄今八十余年，杨青天之名传颂弗替，其薄谳诸事犹有人能道之者。”官方把杨国翰比做汉代的吴公（河南郡太守？）。八十年后的光绪时代，“杨青天”之名还在传颂着，无人可替代，他整饬吏治、为民张法等事还有人津津乐道。行文至此，愚顽不化的我心里有些不太平静了，免不了又要浮想联翩一番……
奉化、诸暨两县两度出现百姓“匍匐乞留，号涕阻道”一幕，与乾隆五十一年刘大绅调任曹县时，山东新城县士民向布政使苦求让刘继续留任新城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现在常说“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刘、杨师徒俩就是典型个案。这事给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是：中国老百姓其实是特别淳厚地道的，他们心中的那杆称拿捏得十分公平，也十分值得掂量。
当年的刘大绅最终是被新城百姓哀求留下了，但37年后他的学生杨国翰被诸暨士民乞留却未获准而奉命改任奉化知县。士民无奈，只好以香花灯烛饯行，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消逝于诸暨县地平线。
杨国翰再回奉化，故地重临，感慨良多。几年来，他所见所闻的多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民生休戚，地方利病，漠置弗问”。杨国翰说，各地官员视任所如同驿站里的临时宿舍，几乎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到底应当干些什么。就在多少官员“韬光养晦”“圆滑世故”“得过且过”“少说为佳”的语境下，杨国翰回奉化两个月后，即以积极负责的态度，给此时已升任江苏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的林则徐写了那封有名的《上江苏林臬台书》。《云县志》（上编）载了此文。
在信中，杨国翰称颂林则徐廓清了数十年的积习惯恶，说“翰沐教甚久，受知最深，不敢作寻常颂扬语。”他并没有拿那些陈词滥调去吹捧林则徐，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惩贪墨、锄奸匪、清案件”三项主张。认为“不清吏治，无以靖闾阎”；“不去莠民，无以安良善；”“自来提省之案，情节必大，疑窦必多，牵连必众”。而他指出的江苏“惟习竞佻巧靓艳，侈荡无度，聚赌宿娼吹烟诸恶甲他省”等事，已敏锐地触及到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已经严重的社会问题。杨国翰不仅指陈了江苏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对策。最后他并没有回避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理财”，在自责之后，一腔忧患意识的他，深感作为百姓父母官责任重大，他恳切地说：“惟有愈加奋励，体夫子之教，法夫子之行”。那种忧国忧民的衷肠与尽忠职守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是那么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今天，我们读着杨国翰给他的老师加上峰的这封信时，设身处地的想想，杨国翰的此举真有点“情为民所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味道。在佩服杨国翰洞察之明，分析之准，见解之深，胆识之过人外，也许人们更关心的是他的这份上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些小吾曹州县吏”要向一个虽然年龄只大他两岁，但官职比他大四级的朝廷命官提出如此深切时弊的意见，指陈其治下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会不会激怒本来爱激动爱发怒的林则徐呢？
疑问其实多余。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自勉的林则徐并不是那种鸡肠小肚、容不得下属意见的人。他对此信“深嘉纳之”。在调研了杨国翰“提案”中涉及的问题之后，他很快作了《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的回复。认为“丹山年兄”“辞意周祥，敷陈剀切，爱人以德，纫佩奚涯……足下深悉民情，勤求治体，风裁卓荦，操守洁清。”针对杨国翰提到的江苏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林认为“事理确当。”其中对民众吸食鸦片这个问题，林则徐作了明确表态：要整治“开设烟馆”的“游手好闲之民”，“密访严拿”那些“积蠹有名之棍”，使“闾阎稍靖”。有研究者称，这是“他（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林则徐还分析了江苏吏治民风败坏的病根，也分析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度。最后他说“有办理未到之处，仍望切实指陈。”事实上，此时的清朝各级政府已如遭受黑客重创、漏洞百出的电脑，单靠林杨师徒来打打补丁修复漏洞已无济于事。然而，他们的那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永远值得称颂的。林则徐因此信而对杨国翰更加赏识。
复任奉化知县仅一年，杨国翰又于道光四年（1824年）调任海盐知县，直到1827年。在海盐任上，杨国翰一方面注重兴修水利，“凿白羊以固海塘”，杜绝水患，灌溉农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一方面注意加强吏治，“厘奸剔弊”（整治邪恶，剔除弊病），安抚民众。在孝治天下、律禁火葬的当时，杨国翰又“营义地以禁火葬”，“督令将无主棺木遍为葬埋”。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杨国翰作为“忠臣循吏”，“仁人孝子”理所当为的事。
在这期间，杨国翰治下的海盐，各方面的政事已非百端待理那样繁忙了。道光六年（1826年）冬，杨国翰告假回云州迎母亲到海盐奉养。在梨园故里，杨国翰题书敬立了一块木质红底金字的“桂院流香”匾额，虽然金粉已大部分脱落，但在深沉的底色烘托下，阳刻大字仍显得笔力坚实，结构稳健，师法颜体又能出己意，有自家风范。
“桂院流香”这块牌匾，在“2009年中国云县啤酒狂欢节”上，大寨镇政府曾作为展示地方文化的一个品牌而展出，备受关注。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块“例贡进士”，是距杨国翰中进士89年后，“大清宣统元年”“贡生赵国正立”，上款题识有20多字，隐约可辨的只有“顺宁府云州……发”等字。“例贡”只是援例捐纳（出钱）而进国子监，不算正途。不过从中也可感知杨国翰中进士对其家乡后世的影响，两块牌匾是进士文化在云州流布的一个物证。
道光八年（1828年），杨国翰调任仁和。当时的仁和县就是今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一带，距市中心17公里。这是浙江省会第一大镇，人烟稠密，政务烦杂，所有新来上任者无不感到疲累，但已有多年从政经历的杨国翰不以为苦，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辗转任职七年来，杨国翰驾轻就熟，官历浙东多县，所到之处都能身体力行，亲民勤政，造福一方。他的卓异政绩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内外交困，江浙一带又水灾频频，人民深受其苦，可是“治河”的官僚们却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竭尽榨取民脂民膏之能事。在这多事之秋，浙江冒出来个一心一意执政为民、口碑载道的杨国翰，这不能不使龙颜大悦，于是杨国翰被引见北上。养心殿西暖阁中，道光帝“天颜温霁，圣训周详。”我们不知“圣训”的具体内容，也不知在那个群僚信奉“多磕头，少说话”（道光帝身边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的做官诀窍），夹着尾巴做奴才，“无灾无难到三公”的时期，杨国翰向道光帝汇报了哪些工作，只知道光皇帝最后勉励他的一句话是：“好好照此去做！”杨国翰父母也得覃恩诰封为“文林郎”和“孺人”。
据报道，若干年前（大概2003年前后），天津古木藏品市场出现了一件文物，是“道光樟木圣旨匾与圣旨龛”。木龛用樟木制作，通体黑色，雕饰精美，上有“皇恩宠赐”四字，内装道光皇帝加封杨国翰的圣旨匾，匾长187厘米，宽62厘米，厚3厘米，匾上雕刻圣旨全文。从“皇恩宠赐”四字看，应是朝廷特制。历代帝王所下圣旨不计其数，而将加封一介县官的圣旨刻制成匾却极为罕见，道光皇帝对杨国翰实在是恩宠有加。从这来看，这位主观上本想有所作为，但是由于治国无术，落下许多政治败笔的清宣宗是很欣赏器重杨国翰的。
此后第二年——道光九年（1829年），杨国翰调署海昌（今海宁县 ）知县。为政一年间，杨国翰“兴学校，课农桑”，使得“士民蒸蒸日上。”他曾捐银五百两，恢复被毁的安澜书院，增收儿童入学，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杨国翰在杭州得到一方端溪砚池，砚为蟾蜍形，上刻“云根月髓”四字篆文。端砚是文房四宝之一，是名砚，杨国翰得此尤物自然十分珍爱，他为此砚题了四句诗：“端溪光怪生蟾蜍，天然缥缈水云俱。嘘吸崇朝珠玉敷，苍生苍生望何如。”请当时在杭州为官的沂某书刻于砚的背面（“道光己丑，丹山大兄嘱书于武林官舍，沂泉曾润”）。又请一位自称“小芾”的文友也在上面书刻了铭语：“神凝质重，古异瑰殊，丰年霖雨，恃此沾濡。”这方端砚既体现了文化人杨国翰的雅趣，更彰显了杨国翰作为百姓父母官的爱民情怀。可以想象，杨国翰在把玩此砚或磨墨掭笔时，触物生情，想到了唐代诗人李贺描绘端州石工“踏天磨刀割紫云”那种攀岩历险采石制砚的情景，因而生发出“苍生苍生望何如”的感慨。如今，《云县志》（上编）记载的这件凝结着杨国翰苍生之念的文物早已不知流落何方，但是杨国翰无时不有的苍生情结却已铭刻在浙江的历史时空之中了。
道光十年（1830年），杨国翰又受命复任仁和知县。同年，被道光皇帝第二次召见，其父母也再蒙覃恩，诰封“奉政大夫”和“宜人”。 不久杨国翰升任玉环（位处浙东南沿海，雍正六年置玉环厅，隶温州府）同知（盐运使佐官）。这个从五品的官衔，完全是靠实力、靠惠及百姓的政绩打拼出来的。
上得皇帝两度召见，并晋升官阶，父母诰封，下有士民爱戴，此时的杨国翰自是大喜过望。就任在即，他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标准的七律诗《初擢玉环书怀》：
历尽东西浙海边，宦途时恐积尤愆。
本来面目惟安拙，到处苍黎却有缘。
十载臣心真似水，九重君德正如天。
头衔甫换寻常事，博得慈闱一冁然。
此诗除了常人所应有的感恩之心、喜悦之情外，还有不太在乎头衔的超脱。但“宦途时恐积尤愆”，“到处苍黎却有缘”，“十载臣心真似水”几句却是杨国翰的精神本色。官权在握，他时时当心会给百姓积下罪咎，但幸喜但所到之处，老百姓还是与他广有善缘，这是对杨国翰最大的安慰了。十年来他一心为国效力，终得皇上的肯定、信任，内心是很激动而快意的。这种心情在《恩三章》中抒发得更加淋漓：
“殿从三霄红日上，臣来万里彩云边”
——来自澜沧江畔彩云之乡的一介微臣，万里迢迢，赶赴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的浙江诸县做官，还能到金銮殿上面见万岁，颇有自豪感；
“海疆奉职惭无地，金阙承恩喜见天。”这句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可能包含了某些隐衷；
“何幸天威偏色霁，总缘邑宰与民亲”——想不到皇上能够两次召见我这个芝麻绿豆官，这大概是因为我所在任上都能与民亲善，同甘共苦吧。
第三首是杨国翰总结性的抒怀，其中有云：“官箴第一推操守，诚实无欺始济公”——为官之道，第一是要有执政为民的品德操守，对百姓讲诚信不欺骗才能办好事。“佩服煌煌天语在，常将清慎勉愚衷”——皇上勉励我“好好照此去做”，我将一如既往以“清廉谨慎”自勉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从辞章到意境，可感触到老杜的某些风调和情怀。只是杜甫抱有“未有涓埃答圣朝”的遗憾或牢骚，杨国翰则有“庸庸奚以效埃涓”的自谦与自问。这种儒家文人仕宦忠君爱民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七品芝麻官能得圣上两次召见（首次召见，杨国翰就“以为异数”，何况二次），并以将圣旨制成匾的形式大加褒扬，也算是一种“君臣遇合” 吧？再加父母也两次蒙恩，那种感恩戴德之心是任何积极用世的人都会有的。何况诗写得好的杨国翰毕竟是性情中人。这才是历史上生动的，生活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杨国翰，我们大可不必讳言。
告别了仁和县的父老乡亲，杨国翰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赴任玉环同知，辅助盐运使与盐法道管理盐政。在“平允盐务”之余，杨国翰还“储芋丝以救饥民，扫台浆以惩奸弁。”因杨国翰娴习海疆，上司又专折上奏，命他负责东防塘工。当时其母年事已高，正就养玉环任所，事母至孝的杨国翰本不忍远离，但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他只能舍下老母前往海疆“肃清海洋”，加强海防。次年夏，杨母重病，她怕儿子分心，命人勿通消息。杨国翰在海滨无意中得知后即星夜赶回玉环署中，侍奉汤药，尽人子之孝。
六
道光十二年（1832年）7月，杨国翰母亲病逝，杨国翰奉旨扶灵柩回云州归葬。途经苏州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亲往舟中吊奠，一再安慰哀愁悲泣的杨国翰。但林则徐想不到悲伤过度，忧劳成疾的杨国翰刚回到云州大勐麻梨园家中就溘然长逝,年方四十七岁。时间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六月十三日。
杨国翰的病故，令浙江各地士民不胜惋惜悲痛。他们纷纷以诗文表达对杨国翰的深情哀思。诸暨士民哀诗云：“我悲杨夫子，积哀齐昆仑。公如千倾波，汪汪无涯垠。屈为百里才，乌获举一钧。大用不竟施，收神归苍冥……报公知如何，思公以终身。”
海昌县楼厚桐老人写下了回环咏叹的《悼杨公》：
公去何太速，公来何太迟。
不如公不来，免我长相思。
春阳照万物，草木咸改容。
逢公只一日，不如不相逢。
我年近八十，颜面如冻梨。
却当公去日，还作婴儿啼。
攀辕留不住，送公宜复行。
何时驾五马，来守会稽城。
海昌县的这位楼厚桐这位老人只与杨国翰相逢一日，便对杨国翰如此深情，七八十岁的人，号啕大哭，老泪纵横，“颜面如冻梨”，“还作婴儿啼”，字字句句都是泪，痛哭之状，悲情可掬。悼亡诗中，如此真情并不多见，读来实在感人。
玉环厅士民发出的悲咽是：“地肺无灵，痛人慈君丧慈母；天心有感，俾完纯孝作纯臣。”林则徐的挽联则概括了杨国翰读书入仕的一生：
望重五华，才高三迤；
功歌两浙，名达九重。
1834年2月，官方和士民为杨国翰修墓，墓碑就立于梨园“丹凤山”下。林则徐亲撰《玉环同知杨丹山先生墓志》，志文回顾了他与杨国翰相交相知的经过，择要列举了杨国翰历官各地的“德能勤绩”和他的忠孝仁义，对其德业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坐则本德行以发为文章，起则本文章以著为政事。若公者可谓言行相符，宜为天地间不朽之完人也。况乎英年长才，朝廷方倚大用，吾辈正俟虚席……”——如此惺惺相惜，可谓知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杨国翰九泉有知，也应庆幸他有林则徐这么一位良师益友和知己。志文又说“为之撰其墓焉，岂吾之意也哉。”——林则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敬意。墓碑顶曾嵌有一方红石匾，刻了林则徐题的三字——“朝野哀。”
杨国翰的恩师刘大绅虽然已于5年前去逝，但他曾经写下的《寄丹山》五言诗二章被郑重地刊刻于墓碑中。其他挽联也刊刻于墓碑中的不同位置，对杨国翰的道德文章作了高度赞誉，如墓门前沿两根大理石柱上刻行书对联：“吟步五华文标四海，功歌两浙名达九重。”墓门供台内侧两根大理石小柱刻草书对联：“长安万里悬双泪，天下谁人不识君。”碑心两侧立柱上则刻：“礼乐百年成燕翼，诗书千载荷龙光。”
杨国翰墓建立后，前往凭吊的不知几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立碑80多年后的一天，一位德业文章深得云县人民世代敬重、传颂的父母官慕名来到了丹凤山下凭吊杨国翰墓，写下了《游杨丹山故里梨花村》和《吊杨丹山墓并为扛墓前石几》两首诗，他就是1914年就任云县县长的张景中先生。张县长仰慕先贤杨国翰，以“榛中也有幽兰种”赞杨国翰出类拔萃。他与随从扶正了墓前倒卧的石几，并对修缮墓碑作了要求和安排。在诗中，张县长赞叹杨国翰“在野能修身，出宰政无惰。如斯读书子，南邦能几个？”
恂恂儒者张景中，与杨国翰一样同抱“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思想情怀，署云期间，做了大量为云县人念念不忘的好事。此时他伫足杨国翰墓前，只感叹“惜哉我来迟，不及共吟和。”可谓杨国翰的隔代知音。
杨国翰墓的修建规格在云县是罕见的，它是对杨国翰为人、为文、为官之道的一种高度肯定。
但遗憾的是，137年后的1971年4月1日，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杨国翰墓横遭盗劫，杨国翰被破棺曝尸，葬品被洗劫一空，墓碑石柱、浮雕、碑文也被严重损毁，多年后，其墓地也被占用。1986年4月清明，县委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组织人力易地择址重建杨国翰墓，虽然被毁的碑刻已难复旧观，但“仁人孝子”“忠臣循吏”丹山凤藻杨国翰萦绕故里的魂灵总算得以慰安吧。虽然杨丹山的英名贤声并非只留存于有形的墓碑上，而是存活于典典史册和芸芸众生的口碑之中。
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丹山凤藻”杨国翰从偏僻落后的澜沧江畔高山峡谷中走出，怀抱“经世致用”的思想，投身万里之外的浙东沿海，走过了他“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的生命历程，所到之处，在任之所，都是贤声载道、政绩卓异。杨国翰的为人为文为官之道，一路馨香，一片赞誉，而描述他的仕宦生涯时，少不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勤政爱民”。
“勤政爱民”是贯穿杨国翰十三年宦途的一根情感主线，也是一切父母官为官施政之圭臬，自古及今，从未过时，也不会过时。今天所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实就是“勤政爱民”的具体诠释，那么我们不妨也把这个很时髦的排比句通过时光隧道遥寄已长眠家山一百七十六年的杨丹山吧。
2009-3-18
发现《晚清清官：杨国翰》、《玉环同知杨国翰与林则徐》等文参照、引用此文文句，但在“参考资料”中却未注明。
桐花万里丹山路
——杨国翰的为人为文为官之道
张学宇
一
杨国翰（1787—1833），字“凤藻”，号“丹山”。
“凤藻”意为华美的文辞，“丹山”则是古谓产凤凰的名山，其源大概出自《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形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这段理想化的描述很有意思，说的是丹穴山上长有一种五彩斑斓的鸟，名叫凤凰。其头部、翅膀、背部、胸部、腹部上的花纹分别呈“德”“义”“礼”“仁”“信”字形。这种鸟是吉祥的象征，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宁。
凤凰是一种吉祥、仁爱的鸟，雄者叫凤，雌者称凰。
在古代，凤凰是尊贵、崇高、贤德的象征，含有美好而又不同凡俗之意，人们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把一些山川城邑名以“凤凰”。目前，我国大陆上至少有数十座名字含“凤”的山，分布近二十个省，遍及全国各地。
《云县志》中《大寨县佐公署记》有记述：大寨地“山水形胜，别成一小构。东三里许为杨丹山先生故里，其庐墓在焉。先生名国翰，字凤藻，以居丹凤山下，又号丹山，后人慕先生之德，因称其里为丹山里。”我怀疑“丹凤山”是因杨国翰而得名的，因为未曾听说过大寨有此山，问大寨人也不知。所以“丹凤山”应是因人而名，“丹山里”亦然，民国时，大寨曾一度称为“丹山乡”，还有“丹山小学”“丹山分校”都是同样的道理。以人名或字号命名行政区域，在全国不鲜见，在云县则绝无仅有。由此可见，杨丹山——杨国翰在当时云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
杨国翰的祖籍是江西抚州府临川，那是一个“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的“才子之乡、文化之邦”，自宋而清，仅抚州府临川进士及第者就有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等文豪大师便从那里走出，名满天下。
杨国翰的父亲杨本源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自江西临川游艺（文艺表演、游戏）来滇，两年后辗转来到云州，定居于大勐麻（大寨）梨园，置地经商，后与当地徐氏成婚。杨本源既是来自“才子之乡、文化之邦”，又曾从事需要一定文化修养的“游艺”行当，其墓志中“敦孝弟，重交游，崇信义”，“提携亲族，培植子弟，倾囊者数矣，虽拮据弗辞焉”这些称赏应该是基本属实；徐氏是贡生之女，“性仁慈方正”，不说“知书”也是“识礼”，所以“居家训子，务志远大。”有“显亲扬名”思想也就是事所必然了。乾隆五十二年（1787）杨国翰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从“凤藻” 这文绉绉的两个字，便可知长辈们对他的期待值，名号“丹山”则见杨国翰的志趣、情感。“凤藻”与“丹山”两相契合，互文见义，再加“国翰”之名，其意义更加凸显，父辈们对其深怀期许和自己的人生取向也就跃然纸上了。
两百多年前的大勐麻梨园是汉夷杂居之地，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是可想而知的，但杨国翰其名、其字、其号却如此书香气，好像要与临川的文脉渊源遥相对接。梨园“丹凤山”下似乎隐隐然有一只雏凤呼之欲出。
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杨国翰童年时期的读书生活，仅知他自少好学，不好嬉戏，“长即奋志圣贤。”他在二十岁时由秀才补为廪生（由州府或县按时发给银子或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似得其父的遗传基因，杨国翰兴趣广泛，喜交朋友。他常与大理文士周之烈（字鸿雪）诗文酬唱，交往密切。“丹山抚琴，鸿雪舞剑，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云州名士卢月楼为太和寺（云州城内大理会馆）题联，将两人的雅事加以称扬：“生聚在玉洱银苍以外，往来有丹山鸿雪之风。”可见两人的知名度和他们频来故往的积极影响。由此看，杨国翰的这段风雅清逸的少年时光大半应该是在云州度过的，“云州书院”的朗朗书声中应该不乏“丹山凤藻”的清声和鸣。不过那时的云州，文化教育相比内地要落后，云州书院虽是官办，但开课授徒的起点较低，只是现在的小学、初中水平，基本上属于启蒙教育、普通教育。“丹山凤藻”要凭借书院低矮的平台翘檐起飞高翔实在难为几任执教的宿儒名士。何况宿儒之中难免也会有个把不谙世事的“冬烘先生”。我想，当时的教育水平之低对杨国翰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延误。
三
幸好杨国翰有一位训子“务志远大，不屑规矩”，又有“择校”之明的慈母。嘉庆十六年（1815）年， 29岁的杨国翰在为父守孝期满后，奉母命远赴昆明求学。他走出了深山长谷的大勐麻，走出了弹丸之地云州，跨越了烟锁雾障的澜沧江，走进了当时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投师于当时的名儒刘大绅门下。对杨国翰的这位业师，在此有必要作点简介，因为他对杨国翰影响至深。
刘大绅（1746-1828），字寄庵，云南宁州（今华宁县）人。 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以来先后任山东新城等地知县、同知，所到之处竭力任事，惠及百姓，有巡抚曾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百姓爱之如父母。
嘉庆十八年（1813）， 67岁高龄的刘大绅出任五华书院山长。任过几届地方父母官，阅世较深，又深深体察民隐的刘大绅，深知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早在山东新城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这与今天的教育理念基本一致：德育为首，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实践操作能力。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刘大绅既掌五华书院，就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以身作则，精心施教，以经史诗文教授学生，注重诗教，使学风大变。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执教八年间，全省都有学生亲临教泽，称颂他“和光可挹，道貌可亲；师弟之间，蔼如父子。”
得遇名师刘寄庵是杨国翰的人生机缘，不早不迟，正是刘执掌五华之后的第二年，也许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杨国翰在恩师门下苦读了五年，学业大进，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杨国翰肄业，其师也告引退。杨国翰之于刘寄庵也是属于“儒子可教”的善类。在刘的众多门生中，学业优异者五人，世称“五华五子”，杨国翰被其师高看一眼，名列“五子”之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子必然要接受的思想灌输，而通过科考取得功名是达到他们“修齐治平”目标的必由途径。五华书院既然是应国家科举而设的，经史子集一类当然是杨国翰他们的必读书。但是从当时五华书院的藏书来看，学生的选修余地并不狭窄。现在我们知道的，杨国翰在五华书院读过的书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说岳全传》。前者是一部研究明代社会、政治、地理、经济的重要典籍，其作者正是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杨国翰选读此书，也许是因为该书对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其中还有对云州地理的记载），也许是受其业师的点拨、指导或思想影响。至于后者则应是他阅读的拓展延伸，属课外读物。据说，杨国翰十分敬仰岳飞，喜谈岳飞的英雄事迹，但语不及终，便痛彻肤髓，悲愤不已。夜梦读《说岳》，读至岳飞被奸臣所害时，他大哭而醒。可知那时的杨国翰就是个重情尚义的热血男儿。
五华书院的日光烛影、松风竹韵伴随着杨国翰在更高层次上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奋志圣贤”。
进书院第二年，作为刘大绅的得意门生，杨国翰为老师的诗文集写了一篇《题〈寄庵文钞〉序》，表达了他读恩师诗文的感悟和对恩师的景仰之情。此序文辞精警，议论风发，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开头便突兀而起，气势不凡，劈面而来的一句是“泰岱之巍巍也，益以撮土不见高；河海之汪汪也，益以掬水不见深。”二段始叙他读寄庵文钞所得：“于告病、答客诸作，知吾师为仁人孝子也；于办赈、答袁苏亭诸书，知吾师为忠臣循吏也；于论学、论诗，及告诸生，答当道诸书，知吾师为理学名儒也。”
“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既是对其师人品、德业、学问的感知，也是杨国翰的自我期待。这三种形象对杨国翰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登高遇物，率皆抒忠爱、持雅正”（《题〈寄庵文钞〉序》），心境已不同于一般文士的流连光景，拿糖作醋空发议论。杨国翰标举其师思想境界“其天甚高，故能不滞于物，其学独大，故能不囿于古。”（《题〈寄庵文钞〉序》）敬佩老师不为名缰利锁所困，通脱旷达的超然情怀。又以排比句激赏老师的文章所充溢的思想感情，赞其行文“澜翻之笔，一泻千里也，固不屑与世之月露风云，雕虫篆刻者，争炫耀于一时之耳目。”其中 “雕虫篆刻者” 也许是有所指的，因为顾炎武就曾嘲笑过“注虫鱼命草木”的经生以及那些“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的文人。以上称引，与其说是刘寄庵教谕诸生“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的诠释，勿宁说是杨国翰个人心志的表达。他的序文也未尝不是“澜翻之笔”， 字里行间自有一股正气在流走，从中可窥其心气之高。此后，乃师“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的形象相伴他写下了以后为人、为文、为官的精彩篇章。他最终未成“理学名儒”而以“仁人孝子、忠臣循吏”名世，可谓渊源有自。可以说，平生守道自重的刘大绅为杨国翰的成长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精神底色。
有了这样的精神铺垫，杨国翰就不是青灯茧窗汲汲于功名、孜孜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的书呆子了，他心灵关注的范围当然也就要比读死书，死读书的“雕虫篆刻者”要宽泛些。读书之暇，他也曾以其厚实的文学功底活跃于当时昆明的文坛，耳闻目睹的人情世态常在他的笔底化为贴近社会、关注民生的诗行。大概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漉血战》《鸡血膏谣》等十数首传世诗作。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作者关心民瘼的悲悯情怀。如《漉血战》纪清顺治六年云州知州固守城池，抵御枯柯叛匪的惨烈战事，颂官民抗贼之功，写来英声凛凛，慷慨激昂；《鸡血膏谣》诉官方征取顺宁云州独产的鸡血藤，山民历险探危采药的艰辛，“利刀砍倒虬龙碎，淋漓骨肉同煎熬”，“官家为名吏役饱，谁惜万物轻如毛，君不见，岁时饥寒奔命者，那堪朘削恣餮饕。”愤慨官方征取的这种鸡血藤：“尔血即民血，尔膏即民膏。”哀民生之疾苦，字字见血，行行是泪。诗风既有老杜古体诗的沉郁之气，又有李贺奇崛峻峭之意象，颇多自己的感怀与意气。其他如《留缅书》《神舟渡》、《吊建水马氏两世忠烈》等也体现了这种风格。
杨国翰的诗以便于直抒胸臆的古体为多，纵逸的才思，奇特的想像非一般士子为诗而诗为文造情的无关痛痒之作可比。他的早期诗作编为《步华吟诗集》，刘寄庵在序中揄扬有加：“丹山凭虚御气，以与造物者游，老夫直扶仗而视，裹足不前已矣。”真有点“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味道。又有丁学士评其诗文：“德行本也，文艺末也。本德行为文艺，既深，其立言不朽……独是文章只以润身，政事乃可及物。”从杨国翰的人品道德推及其文章乃至政事，识见自高，可谓直入堂奥。
五华书院曾有一副对联：“鱼跃鸢飞，活泼泼地：日华云烂，纠漫漫天。”大意是，莘莘学子，可如鸢振翅高飞，可如鱼腾跃深水，书院是充满生机的育才之地，学子们的文章写得如日放光华，如云霞生彩，交相辉映。可以说，杨国翰正是这种形象的佼佼者。
但是，杨国翰其志不在诗文，而在“务修德行”以“经世致用”。他的这种政治抱负在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夏秋之季渐显端倪。在此后的叙述中，说到杨国翰，必然要提到一个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民族英雄林则徐。
四
1819年6月29日，林则徐奉命来滇主持己卯科云南乡试。此事正如今天的高考一样，事关士子的功名前途和地方文教的声誉，官员士林无不十分关注。35岁的林则徐首次在边疆独立施展政治抱负和才华，自然要竭心尽力。在出题方面，他十分注重考察应试者经世致用的能力；衡文遴选，“期于觇见底蕴，拔擢真才。俶诡浮薄之词，概斥勿录。”严格取录“有志于学，求付实用”，“文理优长”的“真才”，他的这些指导思想与选拔原则正与刘大绅培育国家实用人才的教育理念暗合。可见，英雄所见确实略同，“百无一用是书生”之说也不是全无道理。
考点就在云南贡院至公堂。结果，共选拔举人64名，其中正榜54名，副榜10名。“五华五子”除戴淳因事未能与试，其余4人皆应试而中，杨国翰中第四十二名。当林则徐得知杨国翰是五华五子首选时，非常高兴，庆幸为国家选得真才。乡试圆满完成，他在《己卯科云南乡试录序》中不无得意地总结道：“届滇之人士感悦奋兴。自庄蹻启域，汉武置郡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盛也。” “撤棘后复与人士接见审其趣向，大抵皆有志于学，求副实用，不以小成自甘。”——放榜后林则徐又亲自接见了中举者，询问他们的志向，结果大多都是有进取精神，追求真才实学的学子。
乡试结束，“五华五子”以各自的情志各奔前程。其他四子中成就最大应是楚雄池生春（字龠庭）——道光癸未（1823年）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与杨国翰交厚，杨国翰有诗《寄池龠庭》。昆明戴炯孙（字云帆），云南学界以“昆明名士”称之，曾修《昆明县志》，著有《戴云帆诗选》；呈贡戴淳，道光五年（1825）拔贡，“博雅工诗，中年即隐居吟咏，绝意进取”；大理李于阳，未详，澜沧江“青龙桥”好像有其题诗。
乡试中举后，杨国翰因政治见解和人生取向与林则徐趋同，因而两人结下了难解之缘，师生之谊和个人关系长达14年（至杨国翰死）。可作为中国政坛史上的一例佳话。
乡试角逐，杨国翰初战告捷，一试中举，填补了云州自1645年杨太显中举后的一百七十多年来无文举的空白。 此后，直到科举废止，后来者也只有张鸣凤（曾任广西西林县知县，以处理“马神甫事件”闻名）一人中举（1831年）。想到《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疯子状，可知科场得意何其艰难。再看看今天高考应试者“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空前壮观的局面，我们的鼻息或许就不是那么匀畅了。
然而杨国翰中举只是迈出了“鲤跳龙门”的第一步。更加渊深海阔的一关还在等待着他去超越——第二年的京城会试，殿试。《儒林外史》第17回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道出了千万学子心无旁骛的终极目标。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三月，乍暖还寒的京城，公车辐辏，考生云集。各省举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进入“春闱”—— 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通过“春闱”的遴选，想必更多的士子对“春寒料峭”的体味会更加深刻。
但是杨国翰顺利通过了会试。
四月，他与众多入围者一道诚惶诚恐地进入保和殿，接受一场现代博彩业式的考试——由皇帝策问的殿试。这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高处不胜寒”，莘莘学子的背后聚焦着多少期待与同情的目光？红土高原有其业师刘大绅的寄望，万里之外的澜沧江彼岸，更有大勐麻父老乡亲对“丹山凤藻”的翘首企盼。
殿试结果，一甲3名，二甲100名，三甲143名，这个结果基本未出人们所料，出人意料的也许是来自遥远的澜沧江畔的杨国翰榜上有名：他名列三甲第35名，赐同进士出身，跻身国家统一分配的名单。是年，杨国翰34岁，不算早也不算晚。这个年龄进士及第，实力固然是决定性的，但运气也很重要。需知，中国科考1300多年来，每三年一次的会试，在名额有限，不能扩招的情况下，十年寒窗功亏一篑者何止千万。不妨看看嘉庆前后一些历史名人屡败屡战的情形：龚自珍六次应试，37岁始中；郑板桥40岁参加乡试中举，44岁参加殿试中二甲进士；曾国藩首次未中，刻苦复习了一年还是只弄了个“赐同进士出身”。再说与杨国翰同出师门的池生春，是后杨国翰三年才中的进士……但他们毕竟感受到了“金榜题名时”的大喜。在那个庞大的时代圈套中，一生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而绝意仕途者不计其数。
因此，来自一度曾是“化外之境”的杨国翰一试即中，这在当时的云州乃至整个临沧边地是个异数，可谓大爆冷门，其意义非同小可。按老百姓说法就是“山窝飞出了金凤凰。”丹山起凤，传为美谈。
人一出名，事就来了。据说，杨国翰中进士后，朝中官员惊诧云州偏僻小地竟有此人才，礼部一官员特意随同杨国翰回乡，至云州，见城边有一文笔塔，即出联“宝塔巍巍，七层四面八方”请路人对，路人听了都伸出一只手边摇边去。官员回头对杨国翰说：“你的家乡文化落后，除你之外别无人才。”杨国翰笑笑回答：“云州人才众多，刚才那几位不言不语就回答了你。”官员不解，问此话怎讲？杨国翰说：“孤掌摇摇，五指三长两短。”官员点头称许。
还有一段有关茶的轶事。1826年，杨国翰回故里接母亲到海盐侍奉，因其母好饮家乡茶，杨国翰就遍托乡亲，尽选家乡好茶孝敬母亲。后来选定了一种名扬乡里的“娜罕春茶”供其母饮用，并请乡人每年春末送该茶饼至任上。1828年道光皇帝在北京召见杨国翰，杨国翰就献上娜罕茶饼。但是皇帝多的是上佳名茶，对国翰献的茶饼随便置之，不屑一顾。一日早朝议政后，道光帝偶然想起杨国翰献的什么娜罕春茶，就与当时在旁的林则徐一起品味此茶。一杯下胃顿觉幽兰沁脾，神清气爽，一扫困倦，心下甚喜。看那茶汤却清清淡淡的，随口说：“这杨国翰献的茶，颜色虽然浅淡，却令齿颊生香，回味甘醇。”林则徐当即回答：“回皇上，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道光帝听后哈哈大笑，连称好好好，君子之交淡如水。遂将此茶封为贡茶，并作为御前议政大臣的例茶。
杨国翰去逝，贡茶失继，贡茶的故事却在民间流传下来。2006年，云南澜沧江啤酒企业集团根据传说并加以实地考察，开发了娜罕古茶，并为纪念忠孝两全的杨国翰及其送茶进京的创举，将该茶定名为“国翰贡茶”。
又据说，道光皇帝召见杨国翰时，对杨国翰一番嘉勉之后，问：“听大臣禀报，你的家乡是多事之地，此话真假？”杨国翰回答：“启秉圣上，微臣家乡确实寺多，具体说来，东有东山寺，西有西山寺，北有茶房寺，南有回龙寺，中间还有个大缅寺。”道光帝赞其反应机敏，一笑又转问大勐麻的风景。杨国翰又应对如流：“顺淌两条河，倒流三道沟，古树盘水井，两步三道桥，三围两棵桂花树。”
此外还有几则，不过好像与杨国翰的身份、为人和个性不符，此略。当然，附会归附会，传说归传说，它所反映的杨国翰的机智以及人们对杨国翰的钦佩，客观上也说明了杨国翰中进士在边疆的轰动效应。
杨国翰中进士，刷新了有清一代临沧文化教育的历史。《临沧地区教育志》大事记：“崇祯六年（1628），顺宁举人龚彝考中戊辰科进士”，“嘉庆二十五年（1820），云州大寨人杨国翰考中庚辰科进士”，前后相距192年，将近两个世纪。科举制度实施1300多年间，现今的整个临沧乃至更大范围内，考中进士的就只有上述龚、杨两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从历史来观照现实，看看当今一年一度的高考，临沧学子的被录取情况，人们认识、思考的空间和意义就更大了。
五
1821年8月，道光皇帝嗣位后“钦点知县”，杨国翰被分发浙江任奉化知县，他“经世致用”的从政生涯即将开始。
就在上年金榜题名后的除夕前三日，杨国翰因公事到浙江臬署（按察使署），平素敬慕岳王忠孝的他，就顺便偕友前往西子湖畔凭吊岳王庙，观看了精忠柏。对“正气之所钟，冤气之所激”的精忠柏，耿耿于心，“摩挲太息”，写下了《观精忠柏记》，学生时代就满怀忠义之气，至此发而为文，溢于言表。此番钦点，杨国翰再赴浙江，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将在浙江东南沿海度过，他会有哪些作为呢？
杨国翰从政生涯的第一桩公务活动直接从田间地头开始。
他人未到县衙，便聚焦民生，开始了现场办公：
风尘仆仆刚入奉化县境，杨国翰便见农田中有农民居宿，当即上前问清缘由。当他得知这是因为瓜芋菜蔬在夜间常被偷盗而要守护时，便召来地保问训，说：农民终日劳苦，如果夜间还要在田地露宿，不得安寝，那就更加辛苦。他让守田农民全部撤宿回家，并宣布“自今农田被窃者，惟余是偿。”地方一片肃然。
一方之治重在教化。杨国翰一上任便开始关注地方教育。奉化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但是当杨国翰寻访广平书院，见其遗址已废为寺院时，他大为吃惊，《奉化县志》用“大骇”一词形容了他当时的反应。痛心之后，他带头捐出俸额，命令马上恢复书院。
当时，奉化县重男轻女思想特别严重，“溺女之风”代相沿袭。杨国翰到后，加大破除陋习的力度，“亲至八乡劝捐民田千余亩”，扩大了原奉化教谕孙熊创建的“育婴堂”规模，进一步整理修定旧规，广收弃婴，从而使育婴堂“经营尽善，岁活数百婴，立千古未有之德。”他将调任时，心里仍放不下这桩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特写了《留别婴堂》诗二首，其中有“假如心血可为乳，不惜一腔分众婴。忍使呱呱多失养，方欣幼幼有同情……寄语八乡真善士，斯言洒泪嘱临行”之句，并注：“八乡捐田千有余亩，惟契未尽立，心甚悬悬。”大仁大爱由此可见。光绪年间修的《奉化县志》评价他说：“性仁恕，勤恤民，隐而遇事有执持。”意思就是仁爱宽容，善体恤民情，隐忍而处事有其原则。杨国翰调离奉化时，奉化士民“匍匐乞留，号涕阻道。”
1822年底，杨国翰调署诸暨。本着他一惯执持的“民惟邦本”的思想理念，下车伊始，即雷厉风行，“兴文教，禁敝俗，纠逖奸蠹（督察惩治不法分子）。”短短时间内办了几件令百姓拍手称快的事：
一是深入农村，调查研究。 “变服矫褐，徒步走乡村，访求民隐，举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纾困”；他常常脱掉官袍，换上便服，摒弃官轿，徒步走村访寨，访贫问苦，考察民情，了解地方利弊，贫富状况，从民生困苦到各家媳妇是否孝敬老人，诸如此类各种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是非曲直。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研工作结束了，百姓还不知道他就是县太爷。
二是整顿吏治，禁绝赌博、盗窃，维护社会治安——“慑服巨盗，饬胥役，绝樗蒲（赌博）。”在了解舆情时，他身体力行，深入调查，“窃窝皆先躬访之，而后躬自擒捕之”，在证据确凿情况下，亲自参与擒捕罪犯；在一系列整治过程中，无论坐堂审案还是惩戒地痞、搜捕罪犯，他都行动果决，见机行事，任那些挑唆别人打官司借以从中牟利的讼棍怎么刻薄奸诈，也无法窥测他的行动。
三是清理积案。杨国翰初到任时，衙门“历政滞讼数百宗”，过去积压下来的案件数百宗。由此可见，他的前任甚至是前任的前任是如何不作为了。杨国翰到来，并没有以官场惯有的“新官不理旧事”的滥调推诿搪塞，逃避责任，而是积极施政，快刀斩乱麻，廓清积案，将过去积压下来的六百宗宿案审理得一干二净，并且无一冤屈。他到任之初，每月收状纸数十，数月后诉者大减，偶有来者也是即到即断，“判不稽时，案无留牍”。由于杨国翰对民隐了如指掌，审案时“剖决如流，曲尽其详，若有神算。”“人皆以杨青天呼之。”
四是为民请命。因遭受自然灾害，诸暨“大饥，民难谋生”，杨青天体恤诸暨民生，上折请求缓征赋税。结果杨国翰“以请缓征”有“忤上旨”，皇帝有点不高兴了。
1823年（道光三年）8月，“杨青天”，被“檄调”钱塘，责令意味已很明显。诸暨出现了一年前杨国翰离任奉化时士民“匍匐乞留，号涕阻道”的一幕。面对士民的哭喊乞留，杨国翰却因为他“不善理财”而觉得对不起百姓，并认为他为民所做的是“职分之所当为，无一可自信。”从这话来看，从他下乡考察民情不事声张的举动来看，杨国翰在接受上级考评时，他的“述职报告”也该是比较实在而低调的吧？
看了杨国翰审案的有关史料，我才第一次去玩味、理解“明镜高悬”的意义。显然，杨国翰的办公室“清慎堂”正中“明镜高悬”那块匾并非装装门面、做给人瞧、供人欣赏，案桌上的那块“惊堂木”也不是有事无事拍两下吓唬“刁民”的。
从上任到去任，不满十个月，杨国翰的作为“使四境大治，雀鼠敛迹，奸宄累息，民不见吏，户无犬吠。”社会治安空前好转，犯罪分子，鸡鸣狗盗之徒销声匿迹，百姓安居乐业。用现代流行的话语来表达就是：通过打击黑恶势力，达到了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建设和谐社会的目的。据说清代也有“问责制”，但我想如果按照杨国翰的这种行政效率，那“问责”是多余的。
政声人去后，遗爱在民间。光绪年间修的《诸暨名宦志》对杨国翰作了这样的评价：“汉时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若此者，可以当之矣……迄今八十余年，杨青天之名传颂弗替，其薄谳诸事犹有人能道之者。”官方把杨国翰比做汉代的吴公（河南郡太守？）。八十年后的光绪时代，“杨青天”之名还在传颂着，无人可替代，他整饬吏治、为民张法等事还有人津津乐道。行文至此，愚顽不化的我心里有些不太平静了，免不了又要浮想联翩一番……
奉化、诸暨两县两度出现百姓“匍匐乞留，号涕阻道”一幕，与乾隆五十一年刘大绅调任曹县时，山东新城县士民向布政使苦求让刘继续留任新城一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现在常说“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刘、杨师徒俩就是典型个案。这事给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是：中国老百姓其实是特别淳厚地道的，他们心中的那杆称拿捏得十分公平，也十分值得掂量。
当年的刘大绅最终是被新城百姓哀求留下了，但37年后他的学生杨国翰被诸暨士民乞留却未获准而奉命改任奉化知县。士民无奈，只好以香花灯烛饯行，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身影渐行渐远，消逝于诸暨县地平线。
杨国翰再回奉化，故地重临，感慨良多。几年来，他所见所闻的多是地方政府的不作为：“民生休戚，地方利病，漠置弗问”。杨国翰说，各地官员视任所如同驿站里的临时宿舍，几乎不知道他们的职责到底应当干些什么。就在多少官员“韬光养晦”“圆滑世故”“得过且过”“少说为佳”的语境下，杨国翰回奉化两个月后，即以积极负责的态度，给此时已升任江苏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掌管一省的司法、监察以及驿传事务）的林则徐写了那封有名的《上江苏林臬台书》。《云县志》（上编）载了此文。
在信中，杨国翰称颂林则徐廓清了数十年的积习惯恶，说“翰沐教甚久，受知最深，不敢作寻常颂扬语。”他并没有拿那些陈词滥调去吹捧林则徐，而是进一步提出了“惩贪墨、锄奸匪、清案件”三项主张。认为“不清吏治，无以靖闾阎”；“不去莠民，无以安良善；”“自来提省之案，情节必大，疑窦必多，牵连必众”。而他指出的江苏“惟习竞佻巧靓艳，侈荡无度，聚赌宿娼吹烟诸恶甲他省”等事，已敏锐地触及到了吸食鸦片这一当时已经严重的社会问题。杨国翰不仅指陈了江苏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还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对策。最后他并没有回避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理财”，在自责之后，一腔忧患意识的他，深感作为百姓父母官责任重大，他恳切地说：“惟有愈加奋励，体夫子之教，法夫子之行”。那种忧国忧民的衷肠与尽忠职守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是那么难能可贵，不可多得。
今天，我们读着杨国翰给他的老师加上峰的这封信时，设身处地的想想，杨国翰的此举真有点“情为民所系”，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味道。在佩服杨国翰洞察之明，分析之准，见解之深，胆识之过人外，也许人们更关心的是他的这份上书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因为“些小吾曹州县吏”要向一个虽然年龄只大他两岁，但官职比他大四级的朝廷命官提出如此深切时弊的意见，指陈其治下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会不会激怒本来爱激动爱发怒的林则徐呢？
疑问其实多余。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自勉的林则徐并不是那种鸡肠小肚、容不得下属意见的人。他对此信“深嘉纳之”。在调研了杨国翰“提案”中涉及的问题之后，他很快作了《答奉化令杨丹山明府国翰书》的回复。认为“丹山年兄”“辞意周祥，敷陈剀切，爱人以德，纫佩奚涯……足下深悉民情，勤求治体，风裁卓荦，操守洁清。”针对杨国翰提到的江苏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林认为“事理确当。”其中对民众吸食鸦片这个问题，林则徐作了明确表态：要整治“开设烟馆”的“游手好闲之民”，“密访严拿”那些“积蠹有名之棍”，使“闾阎稍靖”。有研究者称，这是“他（林则徐）最早进行禁烟活动的文字记载。”林则徐还分析了江苏吏治民风败坏的病根，也分析了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度。最后他说“有办理未到之处，仍望切实指陈。”事实上，此时的清朝各级政府已如遭受黑客重创、漏洞百出的电脑，单靠林杨师徒来打打补丁修复漏洞已无济于事。然而，他们的那种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是永远值得称颂的。林则徐因此信而对杨国翰更加赏识。
复任奉化知县仅一年，杨国翰又于道光四年（1824年）调任海盐知县，直到1827年。在海盐任上，杨国翰一方面注重兴修水利，“凿白羊以固海塘”，杜绝水患，灌溉农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一方面注意加强吏治，“厘奸剔弊”（整治邪恶，剔除弊病），安抚民众。在孝治天下、律禁火葬的当时，杨国翰又“营义地以禁火葬”，“督令将无主棺木遍为葬埋”。从历史角度看，这是杨国翰作为“忠臣循吏”，“仁人孝子”理所当为的事。
在这期间，杨国翰治下的海盐，各方面的政事已非百端待理那样繁忙了。道光六年（1826年）冬，杨国翰告假回云州迎母亲到海盐奉养。在梨园故里，杨国翰题书敬立了一块木质红底金字的“桂院流香”匾额，虽然金粉已大部分脱落，但在深沉的底色烘托下，阳刻大字仍显得笔力坚实，结构稳健，师法颜体又能出己意，有自家风范。
“桂院流香”这块牌匾，在“2009年中国云县啤酒狂欢节”上，大寨镇政府曾作为展示地方文化的一个品牌而展出，备受关注。同时展出的还有一块“例贡进士”，是距杨国翰中进士89年后，“大清宣统元年”“贡生赵国正立”，上款题识有20多字，隐约可辨的只有“顺宁府云州……发”等字。“例贡”只是援例捐纳（出钱）而进国子监，不算正途。不过从中也可感知杨国翰中进士对其家乡后世的影响，两块牌匾是进士文化在云州流布的一个物证。
道光八年（1828年），杨国翰调任仁和。当时的仁和县就是今杭州市余杭区仁和镇一带，距市中心17公里。这是浙江省会第一大镇，人烟稠密，政务烦杂，所有新来上任者无不感到疲累，但已有多年从政经历的杨国翰不以为苦，一如既往恪尽职守。
辗转任职七年来，杨国翰驾轻就熟，官历浙东多县，所到之处都能身体力行，亲民勤政，造福一方。他的卓异政绩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当时，大清帝国已经江河日下，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内外交困，江浙一带又水灾频频，人民深受其苦，可是“治河”的官僚们却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竭尽榨取民脂民膏之能事。在这多事之秋，浙江冒出来个一心一意执政为民、口碑载道的杨国翰，这不能不使龙颜大悦，于是杨国翰被引见北上。养心殿西暖阁中，道光帝“天颜温霁，圣训周详。”我们不知“圣训”的具体内容，也不知在那个群僚信奉“多磕头，少说话”（道光帝身边武英殿大学士曹振镛的做官诀窍），夹着尾巴做奴才，“无灾无难到三公”的时期，杨国翰向道光帝汇报了哪些工作，只知道光皇帝最后勉励他的一句话是：“好好照此去做！”杨国翰父母也得覃恩诰封为“文林郎”和“孺人”。
据报道，若干年前（大概2003年前后），天津古木藏品市场出现了一件文物，是“道光樟木圣旨匾与圣旨龛”。木龛用樟木制作，通体黑色，雕饰精美，上有“皇恩宠赐”四字，内装道光皇帝加封杨国翰的圣旨匾，匾长187厘米，宽62厘米，厚3厘米，匾上雕刻圣旨全文。从“皇恩宠赐”四字看，应是朝廷特制。历代帝王所下圣旨不计其数，而将加封一介县官的圣旨刻制成匾却极为罕见，道光皇帝对杨国翰实在是恩宠有加。从这来看，这位主观上本想有所作为，但是由于治国无术，落下许多政治败笔的清宣宗是很欣赏器重杨国翰的。
此后第二年——道光九年（1829年），杨国翰调署海昌（今海宁县 ）知县。为政一年间，杨国翰“兴学校，课农桑”，使得“士民蒸蒸日上。”他曾捐银五百两，恢复被毁的安澜书院，增收儿童入学，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
这一年，杨国翰在杭州得到一方端溪砚池，砚为蟾蜍形，上刻“云根月髓”四字篆文。端砚是文房四宝之一，是名砚，杨国翰得此尤物自然十分珍爱，他为此砚题了四句诗：“端溪光怪生蟾蜍，天然缥缈水云俱。嘘吸崇朝珠玉敷，苍生苍生望何如。”请当时在杭州为官的沂某书刻于砚的背面（“道光己丑，丹山大兄嘱书于武林官舍，沂泉曾润”）。又请一位自称“小芾”的文友也在上面书刻了铭语：“神凝质重，古异瑰殊，丰年霖雨，恃此沾濡。”这方端砚既体现了文化人杨国翰的雅趣，更彰显了杨国翰作为百姓父母官的爱民情怀。可以想象，杨国翰在把玩此砚或磨墨掭笔时，触物生情，想到了唐代诗人李贺描绘端州石工“踏天磨刀割紫云”那种攀岩历险采石制砚的情景，因而生发出“苍生苍生望何如”的感慨。如今，《云县志》（上编）记载的这件凝结着杨国翰苍生之念的文物早已不知流落何方，但是杨国翰无时不有的苍生情结却已铭刻在浙江的历史时空之中了。
道光十年（1830年），杨国翰又受命复任仁和知县。同年，被道光皇帝第二次召见，其父母也再蒙覃恩，诰封“奉政大夫”和“宜人”。 不久杨国翰升任玉环（位处浙东南沿海，雍正六年置玉环厅，隶温州府）同知（盐运使佐官）。这个从五品的官衔，完全是靠实力、靠惠及百姓的政绩打拼出来的。
上得皇帝两度召见，并晋升官阶，父母诰封，下有士民爱戴，此时的杨国翰自是大喜过望。就任在即，他兴奋地写下了一首标准的七律诗《初擢玉环书怀》：
历尽东西浙海边，宦途时恐积尤愆。
本来面目惟安拙，到处苍黎却有缘。
十载臣心真似水，九重君德正如天。
头衔甫换寻常事，博得慈闱一冁然。
此诗除了常人所应有的感恩之心、喜悦之情外，还有不太在乎头衔的超脱。但“宦途时恐积尤愆”，“到处苍黎却有缘”，“十载臣心真似水”几句却是杨国翰的精神本色。官权在握，他时时当心会给百姓积下罪咎，但幸喜但所到之处，老百姓还是与他广有善缘，这是对杨国翰最大的安慰了。十年来他一心为国效力，终得皇上的肯定、信任，内心是很激动而快意的。这种心情在《恩三章》中抒发得更加淋漓：
“殿从三霄红日上，臣来万里彩云边”
——来自澜沧江畔彩云之乡的一介微臣，万里迢迢，赶赴经济文化都较发达的浙江诸县做官，还能到金銮殿上面见万岁，颇有自豪感；
“海疆奉职惭无地，金阙承恩喜见天。”这句一方面是自谦，另一方面也可能包含了某些隐衷；
“何幸天威偏色霁，总缘邑宰与民亲”——想不到皇上能够两次召见我这个芝麻绿豆官，这大概是因为我所在任上都能与民亲善，同甘共苦吧。
第三首是杨国翰总结性的抒怀，其中有云：“官箴第一推操守，诚实无欺始济公”——为官之道，第一是要有执政为民的品德操守，对百姓讲诚信不欺骗才能办好事。“佩服煌煌天语在，常将清慎勉愚衷”——皇上勉励我“好好照此去做”，我将一如既往以“清廉谨慎”自勉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从辞章到意境，可感触到老杜的某些风调和情怀。只是杜甫抱有“未有涓埃答圣朝”的遗憾或牢骚，杨国翰则有“庸庸奚以效埃涓”的自谦与自问。这种儒家文人仕宦忠君爱民的思想完全可以理解。一个七品芝麻官能得圣上两次召见（首次召见，杨国翰就“以为异数”，何况二次），并以将圣旨制成匾的形式大加褒扬，也算是一种“君臣遇合” 吧？再加父母也两次蒙恩，那种感恩戴德之心是任何积极用世的人都会有的。何况诗写得好的杨国翰毕竟是性情中人。这才是历史上生动的，生活中真实的历史人物杨国翰，我们大可不必讳言。
告别了仁和县的父老乡亲，杨国翰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赴任玉环同知，辅助盐运使与盐法道管理盐政。在“平允盐务”之余，杨国翰还“储芋丝以救饥民，扫台浆以惩奸弁。”因杨国翰娴习海疆，上司又专折上奏，命他负责东防塘工。当时其母年事已高，正就养玉环任所，事母至孝的杨国翰本不忍远离，但是在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中，他只能舍下老母前往海疆“肃清海洋”，加强海防。次年夏，杨母重病，她怕儿子分心，命人勿通消息。杨国翰在海滨无意中得知后即星夜赶回玉环署中，侍奉汤药，尽人子之孝。
六
道光十二年（1832年）7月，杨国翰母亲病逝，杨国翰奉旨扶灵柩回云州归葬。途经苏州时，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亲往舟中吊奠，一再安慰哀愁悲泣的杨国翰。但林则徐想不到悲伤过度，忧劳成疾的杨国翰刚回到云州大勐麻梨园家中就溘然长逝,年方四十七岁。时间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六月十三日。
杨国翰的病故，令浙江各地士民不胜惋惜悲痛。他们纷纷以诗文表达对杨国翰的深情哀思。诸暨士民哀诗云：“我悲杨夫子，积哀齐昆仑。公如千倾波，汪汪无涯垠。屈为百里才，乌获举一钧。大用不竟施，收神归苍冥……报公知如何，思公以终身。”
海昌县楼厚桐老人写下了回环咏叹的《悼杨公》：
公去何太速，公来何太迟。
不如公不来，免我长相思。
春阳照万物，草木咸改容。
逢公只一日，不如不相逢。
我年近八十，颜面如冻梨。
却当公去日，还作婴儿啼。
攀辕留不住，送公宜复行。
何时驾五马，来守会稽城。
海昌县的这位楼厚桐这位老人只与杨国翰相逢一日，便对杨国翰如此深情，七八十岁的人，号啕大哭，老泪纵横，“颜面如冻梨”，“还作婴儿啼”，字字句句都是泪，痛哭之状，悲情可掬。悼亡诗中，如此真情并不多见，读来实在感人。
玉环厅士民发出的悲咽是：“地肺无灵，痛人慈君丧慈母；天心有感，俾完纯孝作纯臣。”林则徐的挽联则概括了杨国翰读书入仕的一生：
望重五华，才高三迤；
功歌两浙，名达九重。
1834年2月，官方和士民为杨国翰修墓，墓碑就立于梨园“丹凤山”下。林则徐亲撰《玉环同知杨丹山先生墓志》，志文回顾了他与杨国翰相交相知的经过，择要列举了杨国翰历官各地的“德能勤绩”和他的忠孝仁义，对其德业文章作了高度的评价：“公坐则本德行以发为文章，起则本文章以著为政事。若公者可谓言行相符，宜为天地间不朽之完人也。况乎英年长才，朝廷方倚大用，吾辈正俟虚席……”——如此惺惺相惜，可谓知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杨国翰九泉有知，也应庆幸他有林则徐这么一位良师益友和知己。志文又说“为之撰其墓焉，岂吾之意也哉。”——林则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敬意。墓碑顶曾嵌有一方红石匾，刻了林则徐题的三字——“朝野哀。”
杨国翰的恩师刘大绅虽然已于5年前去逝，但他曾经写下的《寄丹山》五言诗二章被郑重地刊刻于墓碑中。其他挽联也刊刻于墓碑中的不同位置，对杨国翰的道德文章作了高度赞誉，如墓门前沿两根大理石柱上刻行书对联：“吟步五华文标四海，功歌两浙名达九重。”墓门供台内侧两根大理石小柱刻草书对联：“长安万里悬双泪，天下谁人不识君。”碑心两侧立柱上则刻：“礼乐百年成燕翼，诗书千载荷龙光。”
杨国翰墓建立后，前往凭吊的不知几何。值得一提的是，就在立碑80多年后的一天，一位德业文章深得云县人民世代敬重、传颂的父母官慕名来到了丹凤山下凭吊杨国翰墓，写下了《游杨丹山故里梨花村》和《吊杨丹山墓并为扛墓前石几》两首诗，他就是1914年就任云县县长的张景中先生。张县长仰慕先贤杨国翰，以“榛中也有幽兰种”赞杨国翰出类拔萃。他与随从扶正了墓前倒卧的石几，并对修缮墓碑作了要求和安排。在诗中，张县长赞叹杨国翰“在野能修身，出宰政无惰。如斯读书子，南邦能几个？”
恂恂儒者张景中，与杨国翰一样同抱“经世致用、勤政爱民”的思想情怀，署云期间，做了大量为云县人念念不忘的好事。此时他伫足杨国翰墓前，只感叹“惜哉我来迟，不及共吟和。”可谓杨国翰的隔代知音。
杨国翰墓的修建规格在云县是罕见的，它是对杨国翰为人、为文、为官之道的一种高度肯定。
但遗憾的是，137年后的1971年4月1日，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杨国翰墓横遭盗劫，杨国翰被破棺曝尸，葬品被洗劫一空，墓碑石柱、浮雕、碑文也被严重损毁，多年后，其墓地也被占用。1986年4月清明，县委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和国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组织人力易地择址重建杨国翰墓，虽然被毁的碑刻已难复旧观，但“仁人孝子”“忠臣循吏”丹山凤藻杨国翰萦绕故里的魂灵总算得以慰安吧。虽然杨丹山的英名贤声并非只留存于有形的墓碑上，而是存活于典典史册和芸芸众生的口碑之中。
七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丹山凤藻”杨国翰从偏僻落后的澜沧江畔高山峡谷中走出，怀抱“经世致用”的思想，投身万里之外的浙东沿海，走过了他“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的生命历程，所到之处，在任之所，都是贤声载道、政绩卓异。杨国翰的为人为文为官之道，一路馨香，一片赞誉，而描述他的仕宦生涯时，少不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勤政爱民”。
“勤政爱民”是贯穿杨国翰十三年宦途的一根情感主线，也是一切父母官为官施政之圭臬，自古及今，从未过时，也不会过时。今天所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其实就是“勤政爱民”的具体诠释，那么我们不妨也把这个很时髦的排比句通过时光隧道遥寄已长眠家山一百七十六年的杨丹山吧。
2009-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