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杨明全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由大卫·杰弗里·史密斯（David Geoffrey Smith）著、郭洋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近几年从事研究的一些论文结集，这些论文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的视域内得以包容。全书体现了一位西方教育界受人尊敬的学者对全球化的冷静审视和对现代范式下教育学的深刻反思。史密斯先生作为北美解释学课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开展着卓有成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并在近几年基于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批判反思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全球化课程理论。他痛斥笛卡儿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客观理论与方法对教育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在技术扩张为一种全面统治的今天，工具理性控制下的教育学已经日益贫困，打破现代教育主导的罗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思维模式，就应允许持有不同视界的人们在各自的教育情境中解释和重建教育意义，由此走向后现代教育学，开启教育学研究的后现代取向。
作者认为全球化对教育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全球化以市场为中心，让商业价值凌驾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要求教育本身必须对商业的成败负责。 忽视教育活动内在的道德价值，对课程与教学带来的新挑战，也使教师在旧秩序逻辑和新秩序的要求之间左右摇摆。全球化使人们得以“共享”这个世界，然而从教育意义上而言，教育者应努力把这种“共享”转化为一种“课程责任”（curricular responsibility）。作者力图对全球化的这种“市场逻辑”进行解构，从而“复归地方性”，构建尊重人的“现在”经验的“现在教育学”和产生于具体情境的“地方教育学”。为了既尊重全球化的复杂性又尊重教学的整体性，作者试图构建一种“教学阐释学”（pedagogical hermeneutic）。很明显，作者是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当今学校教育的，对教育学的后现代阐释主要集中在本书的“阐释学与后现代教育学”部分，这些论文集中阐述，如何在后现代化体系中理解当前的学校教育，超越教育研究的现代范式而对学校教育进行意义重建，从而在后现代视野中构建教育理论的大厦。
对教育学的后现代阐释得益于作者对阐释学的运用。在阐释学看来，事物的全部真理，绝对不可能为某个人或集团的意识所独有：文本的意义不是固有不变的，而在于文本解读者的理解与阐释，意义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文本与解读者之间不断对话从而产生视界融合的过程。在作者看来，阐释学对当代一切社会理论和实践而不仅仅是课程和教学所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更是指明了人是怎样相关地、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认识事物的意义的。因此，教学材料只是一种文本，拥有大量的可供解释的空间。而“后学”（‘post’scholarship，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对于课程未来的贡献，在于阐明一切结构工程得以安居其上的道德基础。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反观当前现代主义的教育，作者认为，后现代教学法旨在避免刻板地理解文本，旨在教育学生如何将自己的活动置于更为全面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这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教师必须具备解释艺术的修养。在后现代主义者所确立的“话语”（discourse）这一意义上，作者倡导，教师教育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话语，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其他行业、并让行业内的人感到自在的语言和行为规范。
可以说，《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也是一次独特的文化之旅，是东西文化和教育碰撞交流的一座桥梁。作者坚信：只要教育实践放眼于更大的文化环境，教育天地总是可以知解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话与交流，以促进彼此的接纳与理解。
——重读《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杨明全
《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由大卫·杰弗里·史密斯（David Geoffrey Smith）著、郭洋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近几年从事研究的一些论文结集，这些论文在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的视域内得以包容。全书体现了一位西方教育界受人尊敬的学者对全球化的冷静审视和对现代范式下教育学的深刻反思。史密斯先生作为北美解释学课程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开展着卓有成效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并在近几年基于对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批判反思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全球化课程理论。他痛斥笛卡儿以来的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和启蒙运动带来的客观理论与方法对教育造成的消极影响，认为在技术扩张为一种全面统治的今天，工具理性控制下的教育学已经日益贫困，打破现代教育主导的罗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思维模式，就应允许持有不同视界的人们在各自的教育情境中解释和重建教育意义，由此走向后现代教育学，开启教育学研究的后现代取向。
作者认为全球化对教育最显著的影响在于，全球化以市场为中心，让商业价值凌驾与其他一切价值之上，要求教育本身必须对商业的成败负责。 忽视教育活动内在的道德价值，对课程与教学带来的新挑战，也使教师在旧秩序逻辑和新秩序的要求之间左右摇摆。全球化使人们得以“共享”这个世界，然而从教育意义上而言，教育者应努力把这种“共享”转化为一种“课程责任”（curricular responsibility）。作者力图对全球化的这种“市场逻辑”进行解构，从而“复归地方性”，构建尊重人的“现在”经验的“现在教育学”和产生于具体情境的“地方教育学”。为了既尊重全球化的复杂性又尊重教学的整体性，作者试图构建一种“教学阐释学”（pedagogical hermeneutic）。很明显，作者是运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读当今学校教育的，对教育学的后现代阐释主要集中在本书的“阐释学与后现代教育学”部分，这些论文集中阐述，如何在后现代化体系中理解当前的学校教育，超越教育研究的现代范式而对学校教育进行意义重建，从而在后现代视野中构建教育理论的大厦。
对教育学的后现代阐释得益于作者对阐释学的运用。在阐释学看来，事物的全部真理，绝对不可能为某个人或集团的意识所独有：文本的意义不是固有不变的，而在于文本解读者的理解与阐释，意义产生的过程也就是文本与解读者之间不断对话从而产生视界融合的过程。在作者看来，阐释学对当代一切社会理论和实践而不仅仅是课程和教学所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之一，更是指明了人是怎样相关地、相对地而不是绝对地认识事物的意义的。因此，教学材料只是一种文本，拥有大量的可供解释的空间。而“后学”（‘post’scholarship，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对于课程未来的贡献，在于阐明一切结构工程得以安居其上的道德基础。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反观当前现代主义的教育，作者认为，后现代教学法旨在避免刻板地理解文本，旨在教育学生如何将自己的活动置于更为全面的文化背景中去解读。这对教师教育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教师必须具备解释艺术的修养。在后现代主义者所确立的“话语”（discourse）这一意义上，作者倡导，教师教育应该是一种形式的话语，因为在长期的实践中，它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其他行业、并让行业内的人感到自在的语言和行为规范。
可以说，《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也是一次独特的文化之旅，是东西文化和教育碰撞交流的一座桥梁。作者坚信：只要教育实践放眼于更大的文化环境，教育天地总是可以知解的。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对话与交流，以促进彼此的接纳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