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论文摘要： 《寒夜》是巴金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曾树生是作品中刻画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也是历来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本文主要从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关系以及与婆母汪母之间的矛盾入手来分析曾树生的形象，剖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性格的多维性，从而说明其是一位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女性。
关键词： 曾树生、幸福与自由、新女性
正文：巴金先生1946年底完成的长篇小说《寒夜》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它是巴金先生继《家》之后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标志着小说艺术家的成熟。作者以真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精妙的心理刻划、回肠荡气的故事情节、自然流畅而又极富色彩的文学语言，成功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艺术形象，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的最有深度的人物之一。
曾树生充满生命的活力，有一种不可压抑的气息，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但是“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 ①，是一位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但内心却充满矛盾，在困境中挣扎的新派女性形象。
下面我就从曾树生与汪文宣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汪母之间的矛盾这两个角度出发，简要分析一下其形象。
一、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关系
汪文宣是“老好人”的艺术典型，胆小、懦弱，如此相反的是曾树生却是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派女性的艺术典型。通过读小说，我把曾树生的形象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并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
曾树生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原来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她和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立下了共同的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 实施教育救国的抱负，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材。”他们冲破世俗的偏见，自由恋爱并按照新的方式——未举行正式婚礼而与汪文宣同居生子，这样的
举动在那个年代该有多大的勇气。但为了自己的幸福她勇敢的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她的自主意识可见一斑。
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作为一个新女性她知道要解放自己获得自由，首先是要经济的独立，因此她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他们一家人，不得已从上海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使她和她的一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和丈夫都不能再从事自己的理想工作。她被迫改行在一家在商业银行——大川银行供职，说是银行职员，实际是为资本家赚钱的“花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关小姐。对这一的工作，她不称心，不满意，有满腹的委屈。但是为了曾经的理想，为了这个家，她还是努力做了下去。
曾树生追求自由，要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她对文宣有忠诚的妻爱，但对丈夫没有依附性。有一次树生和文宣在国际咖啡馆谈话，得知文宣有病吴科长仍旧让他加班时，树生赌气的说：“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经济上的独立让她脱离了对丈夫的依附关系。她也不容因夫妻关系而限制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而是要和一般男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既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还。她因此还和丈夫产生了许多误解，也因此遭受到婆婆的辱骂。树生在最后给文宣的长信中更是直接喊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我只想活，想活的痛快。我要自由。”“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二）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对丈夫保有深沉的妻爱。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到底如何？有无爱情？是爱？还是同情、怜悯？还是其它？要想弄清曾树生的形象，这一点是要首先辨析清楚的。
作者在刻画曾树生时，没有把她的内心情感的波谷浪峰抹平，把她变成性格单一化的扁平人物。曾树生对丈夫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单一的。她对文宣的软弱的确有不满，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对丈夫的爱心依然保有。如果看不到人物感情的复杂性，否定她所有的那种妻爱感情，认为她所有的只是一种怜悯是不正确的。她对丈夫是深爱的，这个事实是否定不了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对丈夫尽心照料。
尽管她对文宣说过：“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在爱你”的话，然而实际上她并没有发生爱的转移，对他还是依恋的，尽心照料的。小说里就有她多次对文宣的柔情蜜意、脉脉深情的描写。比如她赌气离开家之后，忽然在街上看到酒醉的丈夫，就赶上前亲昵的搀她回家，回家后尽管婆婆的态度不好，这个家也并不让她感到幸福，但在文宣的恳求下，她留了下来。文宣生疟疾，她就断绝了交际，在家悉心照料他，伺候他，温柔的和他谈话，亲切的安扶他。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没嫌弃他，并且停止与婆婆的争吵，共同扶持患肺病的文宣。这些不正是出于对丈夫的牵挂和情义吗！
2、和丈夫拥抱吻别。
拥抱亲吻是感情的强烈表现，作品有好几处多情的吻抱。一天深夜她从胜利大厦参加完舞会回家，看到文宣还没睡，还在等她，她就“温柔的对他一笑，„„轻轻的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当然最能显示她不变妻情的是小说中间的吻别。她去兰州的那天早晨，她痴立于尚在睡眠中的文宣的床前，柔声告别：“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心里不好过，用力咬着嘴唇掉转身子离开了床，可马上又回身去看他。你看，这是如何的难舍难分啊！稍后，文宣赶到楼梯口来送行，树生一见到他，“一阵心酸”，就扑到他身上去，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肺病会传染，而她“并不离开他，却伸开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的吻了一下”，并泪流满面的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这是多么辛酸而深情的拥吻，这是多么催人泪下的分别场面。这里表现的难道不是恋妻对丈夫诚挚情感的流泻吗？这是发自内心的深情！
3、走后给丈夫的信钱。
树生到兰州后多次给文宣写信邮钱，“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并且“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虽然信的内容不多，但是信中有无限深情，更不必说那些救命的款子了，而且这钱的数额远远超过文宣的工资收入。有了这些钱，既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又可以给小宣缴“贵族学校”的学食费。如果她变了心，却还接二连三的邮来信和钱，这是讲不通的。
4、归来探望丈夫。
她在兰州两个月没有收到文宣的信就急着赶来看探望他，说明了她“身在曹营，心在汉”。这里有一系列的细节，表现了她对文宣的关爱。如热情的敲门，听到文宣的死讯，“好像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她了解到他最后病重惨死的情状，痛苦万分，悔恨的感情绞着她的心，她不无怨恨的说：“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上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一切不都说明她对文宣没有变心吗？这岂能用怜悯可以解释的了的吗？这一切都表现了她对他深厚的情义！
5、与陈主任周旋
有人以她和陈主任（奉光）的关系为依据，否认她对丈夫的情爱。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不错，她曾跟陈主任逛大街，一起吃喝玩乐，也有过传递书信的情况。陈主任追她，纠缠她，甚至发生过搂她，亲吻她的轻薄行为，这虽是在她毫无准备时发生的，她却没有断然拒绝他、制止他。最后还随他去了兰州。这些对她来说，并非无可指责的。然而我们决不能据此就说她爱情转移了。从小说的情节中，我们还看不出她对陈主任有什么爱的表示。不是吗？她跟他一道走，他故意靠近她，她则有意无意的躲闪，就是在他搂她、吻她，向她表白爱情时，她也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一直到最后面对亡夫，她不是心里还真诚地说着她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文宣的事情吗？固然陈主任是早有企图，有意要把她从文宣身边夺走。在她来说，只是感到跟陈主任还算合得来，能够一起说说笑笑。她与他周旋，无非是借以放散自己的热情，解脱自己的郁闷。同时更重要的是还想靠他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而且“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②她如果不应付他周旋他或者使他难堪，她很可能会失掉饭碗。这样以来会给她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所以她始终没有同意陈主任的求婚，无论陈多么有权势，也不管他怎样纠缠她，如何表白他对她的爱意。她是一方面应付，一方面又注意和他保持距离的。可以相信这个时候的她正如她在长信中所说“还没有背着你 （文宣）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
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她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汪文宣曾经满怀的疑云在事实面前消除
了，他在她对自己的亲昵、温柔的情爱里，悔恨自己的猜疑，满含感激的自语：“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这岂不是他对她爱的回声和共鸣吗？当然陈主任的出现，对汪文宣的感情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起着不小的破坏离异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除以上五点外，还有一点应弄明白：既然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情爱没有变，那么她调任兰州，特别是最后的长信，怎么解释呢？这些举动不是都给汪文宣以巨大的打击吗？树生升调兰州，对他来说是“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的确如此，但她去兰州是客观情况逼就的，而非她自己主动追求的。她本不想去，一直心情不乐、矛盾重重不愿意走，主要是放不下那个善良的病男人。可是，贫困的家景需要她去，丈夫已被解职，家庭用度得靠她，丈夫治病养病得靠她。她不去就得辞职，而去了还可以升一级职位，能拿更多的薪水。况且她于陈主任拉扯不开的经济关系也逼迫她去。文宣为她着想也劝她去。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汪母尖刻的辱骂逼迫相推动，她也不是非去不可的。她曾明确的告诉文宣：“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是很苦啊！„„”可见，她去兰州，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汪母的不容她则是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对她那封给汪文宣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的离婚长信应该如何看待呢？她是否已移情别恋？背叛了丈夫？甚或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呢？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兰州写来得长信中得到答案。虽然这封信使他绝望的感到“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封信既不是出自她的本意，也并非是她绝情绝义的表示，这都是她被逼迫不得已而为的。至于在那封提出分离更是因汪母而有的。要不是文宣要她写信向她母亲道歉，太伤她的心，她决不会写这样的信。就信的内容来看，虽然她向他提出了中断夫妻关系的要求，其主旨却是针对汪母的。她以此表示对汪母破坏她夫妻感情生活干涉她对幸福追求的抗议。她唯恐文宣不明白个中之意，在信中特别强调说：“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的母亲，而且我要自由。”这很清楚促成曾树生这些行为的决定因素都在汪母。自然，不可置疑的，这里也有对文宣的不满，长信中就有对其懦弱性格的批评和谴责。但决不能就据此说她对文宣没有情爱了，有的只是怜悯。要知道，她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新女性，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决不会逆来顺受。因不堪忍受婆母的凌侮决意不和他相处，一次次出走，和他分离。但她却又一次次回到
他身边来，难道这仅仅是靠怜悯所能解释的吗？单是怜悯心绝不会有这样大的威力。正确的解释只能是她对文宣的情爱。
从树生最后的行动也可以证明，她在那封对文宣打击甚重的长信里提出分离也并非出自她的本意。那是她对汪母的怨恨和对丈夫的不满压倒了她的妻爱之情时写下的，里边充满了愤激之词。就信本身而言，我们只要仔细品味，也会感到里边隐伏着她那极度压抑着的眷恋的深情。她提出离婚，却又同时声明，“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难道这里边不含有我并非一定要跟你离婚的意思吗？如果是两情已断，为什么还要写出这样的句子：“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并说“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难道这是一个对丈夫完全丧失了情爱的人会有的言辞吗？这封长信不能成为曾树生背叛丈夫的证据。其实我们反而可以这样认为——这封长信是树生追求个性解放的宣言。
（三）追求物质享受，有虚荣心。
人无完人，曾树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有缺点。她年轻聪慧美丽, 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生机, 但她不满足现状, 对物质生活有极大地占有欲。她说:“我爱动, 爱热闹, 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不甘寂寞, 不甘于守着一个怯弱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她愿意和陈主任跳舞, 上咖啡店, 散步, 愿意和上流人物进行交往, 陈主任以战争的恐怖和幸福的生活引诱她离开那个贫困的家和死气沉沉的丈夫时,“她不讲话了, 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 她的眼前还浮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树生的自私自利怕艰苦的思想。她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带来的痛苦, 面对风流年轻的陈主任的追求惶惑而无法抵抗, 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社会地位的尊贵, 这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就应懂得担负起责任, 而不应在于自己得到什么。
二、曾树生与汪母的矛盾
“曾树生与婆婆的冲突是《寒夜》这部小说的一对主要矛盾，她俩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③汪母是受封建教育的知识妇女，曾树生是受民主思想影响的新派女性。二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有着巨大不同。她们婆媳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那
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对矛盾？这个问题弄清楚，十分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全面认识曾树生。
汪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她也曾是昆明的才女，她也曾有姿容丰茂的时代。她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然而战争扭曲了一切，汪母和汪文宣一样，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她处在家长专制统治失去威风的时代，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充满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旧式老女人，既有可肯定的、善的一面，又有可否定的、不善的一面。她很爱她的儿子, 对儿子有一种占有欲, 她要文宣做一个听话孝顺的儿子，但她却不懂得尊重儿子的情感，不尊重儿媳妇的人格，总是有意无意的破坏他们的夫妻生活。而树生确实注重打扮，在外寻求欢乐，为此受到婆婆的责难和非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曾树生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这种女性的特点是藐视传统的礼教道德，重自我，崇尚个性自由和解放。矛盾也就因此而生。可以这么说：汪母是在婆媳矛盾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树生要跟文宣过有情爱的夫妻生活，汪母却“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用树生的话说就是“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根本不愿意儿子对媳妇好，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式婆母的习惯。汪母只许儿子按照母亲的意旨去役使自己的妻子，不许他和妻子讲什么情爱。而且她极力破坏他们夫妻的感情生活。树生出走，她暗中高兴，希望她不再回来，并要儿子登报和她离婚，说什么：“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你不要难过，女人多的狠，等你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看到文宣依然恋着树生，叫树生的名字还十分亲热，她就十分生气，骂儿子没出息，“真不中用”。听儿子说他去找过树生，“她的怒火立刻冒上来了”，她说出种种侮辱树生的坏话，企图打消儿子对树生的爱的念头，儿子实在听不下去，说树生“决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就根本不顾儿子的身体，继续的恼怒和儿子争吵，只待儿子听从了她，答应不让树生回家才算了事。她不理解儿子的心理，不尊重儿子的感情，
其次，曾树生追求自由，要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派女性，她要求和一般男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既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还。这是妇女冲决了封建罗网之后的一种个性解放的表现。但这在汪母
看来，却是大逆不道。对汪母而言，她思想中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她看不惯曾树生这个新式的儿媳，她看不惯这样的新派女性，她不容许自己的儿媳妇这样做。对于树生热衷交际，过自由的热情生活，她就指责树生“不守妇道”，连“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就骂她“是一只野鸟”，在外交不正经的男人，有外遇，要私奔。她瞧不起儿媳妇的职业，可又不得不间接的用儿媳妇赚来得钱；她想恢复昔日婆母的权威而事实上她又不得不做着“二等老妈”的事情。现实处境使她感到自己处于下风的痛苦，于是她就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树生则反击说：“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作者也曾这说过“这不过是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④无可奈何的老女人只得运用了“精神胜利法”，想从精神上战胜对方，作为自己自卑心理的补偿。
再次，汪母除了要儿子拿出做丈夫的尊严、好好管教媳妇外，她也常常摆出婆婆的架势，当面教训树生。一次树生提前下班回来，她知道文宣带病上班了，就说“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引动了汪母的肝火，她立刻板起面孔，指着树生的鼻子说：“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的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树生说你管不着，汪母自恃是婆婆，很强硬的说：“我管的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的着！我偏要管！”再如树生刚有被调到兰州的动议，她回家商议，才和树生谈起此事，婆婆就步步逼向树生，生硬的说“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其实树生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愿意和婆母平等相待，她从来没有看不起婆婆，也从来没有向她摆架子。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摆脱三从四德旧礼教束缚的新女性，一般地说，新女性任性为我，不太可爱，让她在婆母面前俯首帖耳，那办不到，有的只能是抗争。
最后，树生相信现代医学科学，汪母则不信。在文宣的病上，树生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诊治，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器械检查，婆婆却坚持请中医诊治，让庸医——汪母的远亲张伯情医治。树生到兰州后，让陈经理写了介绍文宣去西医医院——宽仁医院看病的信，但可悲的是因为成见，汪母竟然把信撕了。可以说文宣的病在
很大程度上是被汪母的愚昧贻误了。
从以上的对照说明，汪母虽然“在家里不是专横统治一切的暴君”，但她的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旧礼教旧观念统治着。她性格中有自私, 顽固, 守旧, 专横的一面。而树生则是一个冲出了封建礼教樊篱、在人性解放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的新女性，她相信科学与民主，追求自由和平，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婆媳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尖锐的矛盾。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与“五四”新思想斗争的延续。
总之，“曾树生虽算不上是个好女人，但也不是个坏女人。”⑤用小说中文宣的话来说“她决不是一个坏女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金老先生在回忆创作《寒夜》时，曾这样谈过曾树生“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的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⑥曾树生以自己的真诚、善良、有情有义，充满生命的活力，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成为巴金所塑造的众多知识女性中最具深刻寓意的一个。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位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新派女性的典型形象。
注释：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269页
②《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227页
③卜照林《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0页
④《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229页
⑤卜照林《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1页
⑥《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367页
参考书目（文献）：
1．《巴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 .《中国现代文学史》卜照林著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4．《中国现代文学指导》李平著 中央电大出版社
浅析《寒夜》中曾树生的形象
论文摘要： 《寒夜》是巴金先生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最能代表巴金后期创作风格与水平。曾树生是作品中刻画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也是历来颇有争议的一个人物。本文主要从曾树生与丈夫汪文宣关系以及与婆母汪母之间的矛盾入手来分析曾树生的形象，剖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揭示其性格的多维性，从而说明其是一位勇于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女性。
关键词： 曾树生、幸福与自由、新女性
正文：巴金先生1946年底完成的长篇小说《寒夜》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悲剧杰作。它是巴金先生继《家》之后创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标志着小说艺术家的成熟。作者以真挚的感情、细腻的笔触、精妙的心理刻划、回肠荡气的故事情节、自然流畅而又极富色彩的文学语言，成功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艺术形象，曾树生是小说中刻画的最有深度的人物之一。
曾树生充满生命的活力，有一种不可压抑的气息，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但是“她的性格有复杂的多维性” ①，是一位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但内心却充满矛盾，在困境中挣扎的新派女性形象。
下面我就从曾树生与汪文宣之间的关系及其与汪母之间的矛盾这两个角度出发，简要分析一下其形象。
一、曾树生与汪文宣的关系
汪文宣是“老好人”的艺术典型，胆小、懦弱，如此相反的是曾树生却是追求幸福与自由的新派女性的艺术典型。通过读小说，我把曾树生的形象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有独立的人格和自主的意识，并勇于追求自由与幸福
曾树生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原来也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她和汪文宣曾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立下了共同的志向，想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 实施教育救国的抱负，为祖国培养有用人材。”他们冲破世俗的偏见，自由恋爱并按照新的方式——未举行正式婚礼而与汪文宣同居生子，这样的
举动在那个年代该有多大的勇气。但为了自己的幸福她勇敢的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她的自主意识可见一斑。
曾树生随着女性解放的大潮，主动走进了社会生活的洪流。作为一个新女性她知道要解放自己获得自由，首先是要经济的独立，因此她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努力开辟着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且获得了一席之地。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他们一家人，不得已从上海来到战时的陪都重庆，国统区的黑暗统治和残酷剥削使她和她的一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她和丈夫都不能再从事自己的理想工作。她被迫改行在一家在商业银行——大川银行供职，说是银行职员，实际是为资本家赚钱的“花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公关小姐。对这一的工作，她不称心，不满意，有满腹的委屈。但是为了曾经的理想，为了这个家，她还是努力做了下去。
曾树生追求自由，要过自由幸福的生活。她对文宣有忠诚的妻爱，但对丈夫没有依附性。有一次树生和文宣在国际咖啡馆谈话，得知文宣有病吴科长仍旧让他加班时，树生赌气的说：“辞职，就辞职！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经济上的独立让她脱离了对丈夫的依附关系。她也不容因夫妻关系而限制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而是要和一般男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既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还。她因此还和丈夫产生了许多误解，也因此遭受到婆婆的辱骂。树生在最后给文宣的长信中更是直接喊出了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我只想活，想活的痛快。我要自由。”“我并不是一个坏女人。我的错处只有一个：我追求自由与幸福。”
（二）善良正直、富于同情心，对丈夫保有深沉的妻爱。
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到底如何？有无爱情？是爱？还是同情、怜悯？还是其它？要想弄清曾树生的形象，这一点是要首先辨析清楚的。
作者在刻画曾树生时，没有把她的内心情感的波谷浪峰抹平，把她变成性格单一化的扁平人物。曾树生对丈夫的感情不是简单的、单一的。她对文宣的软弱的确有不满，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对丈夫的爱心依然保有。如果看不到人物感情的复杂性，否定她所有的那种妻爱感情，认为她所有的只是一种怜悯是不正确的。她对丈夫是深爱的，这个事实是否定不了的。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对丈夫尽心照料。
尽管她对文宣说过：“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在爱你”的话，然而实际上她并没有发生爱的转移，对他还是依恋的，尽心照料的。小说里就有她多次对文宣的柔情蜜意、脉脉深情的描写。比如她赌气离开家之后，忽然在街上看到酒醉的丈夫，就赶上前亲昵的搀她回家，回家后尽管婆婆的态度不好，这个家也并不让她感到幸福，但在文宣的恳求下，她留了下来。文宣生疟疾，她就断绝了交际，在家悉心照料他，伺候他，温柔的和他谈话，亲切的安扶他。在丈夫病重的时候，没嫌弃他，并且停止与婆婆的争吵，共同扶持患肺病的文宣。这些不正是出于对丈夫的牵挂和情义吗！
2、和丈夫拥抱吻别。
拥抱亲吻是感情的强烈表现，作品有好几处多情的吻抱。一天深夜她从胜利大厦参加完舞会回家，看到文宣还没睡，还在等她，她就“温柔的对他一笑，„„轻轻的吻了吻他的嘴唇，又把柔嫩的脸颊在他的左边脸上紧紧地靠了一下”，当然最能显示她不变妻情的是小说中间的吻别。她去兰州的那天早晨，她痴立于尚在睡眠中的文宣的床前，柔声告别：“宣，我们再见了，希望你不要梦着我离开你啊。”她心里不好过，用力咬着嘴唇掉转身子离开了床，可马上又回身去看他。你看，这是如何的难舍难分啊！稍后，文宣赶到楼梯口来送行，树生一见到他，“一阵心酸”，就扑到他身上去，文宣连忙后退，说自己有肺病会传染，而她“并不离开他，却伸开两只手将他抱住，又把她的红唇紧紧地压在他的干枯的嘴上，热烈的吻了一下”，并泪流满面的说：“我真愿意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我就不会离开你了。”这是多么辛酸而深情的拥吻，这是多么催人泪下的分别场面。这里表现的难道不是恋妻对丈夫诚挚情感的流泻吗？这是发自内心的深情！
3、走后给丈夫的信钱。
树生到兰州后多次给文宣写信邮钱，“在病中他一共接到妻的三封信，”并且“妻照常来信，寄款，款子一月一汇，信一星期一封”。虽然信的内容不多，但是信中有无限深情，更不必说那些救命的款子了，而且这钱的数额远远超过文宣的工资收入。有了这些钱，既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又可以给小宣缴“贵族学校”的学食费。如果她变了心，却还接二连三的邮来信和钱，这是讲不通的。
4、归来探望丈夫。
她在兰州两个月没有收到文宣的信就急着赶来看探望他，说明了她“身在曹营，心在汉”。这里有一系列的细节，表现了她对文宣的关爱。如热情的敲门，听到文宣的死讯，“好像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他葬在哪儿？我要去看他！”“她感到一阵剧烈的心痛，她后悔，她真想立刻就到他的墓地去。”她了解到他最后病重惨死的情状，痛苦万分，悔恨的感情绞着她的心，她不无怨恨的说：“我要你保重！为什么病上那样还不让我知道呢？”“只要对你有好处，我可以回来，我并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这一切不都说明她对文宣没有变心吗？这岂能用怜悯可以解释的了的吗？这一切都表现了她对他深厚的情义！
5、与陈主任周旋
有人以她和陈主任（奉光）的关系为依据，否认她对丈夫的情爱。但她在两性关系上并没有胡来。不错，她曾跟陈主任逛大街，一起吃喝玩乐，也有过传递书信的情况。陈主任追她，纠缠她，甚至发生过搂她，亲吻她的轻薄行为，这虽是在她毫无准备时发生的，她却没有断然拒绝他、制止他。最后还随他去了兰州。这些对她来说，并非无可指责的。然而我们决不能据此就说她爱情转移了。从小说的情节中，我们还看不出她对陈主任有什么爱的表示。不是吗？她跟他一道走，他故意靠近她，她则有意无意的躲闪，就是在他搂她、吻她，向她表白爱情时，她也并没有感到爱与被爱的幸福。一直到最后面对亡夫，她不是心里还真诚地说着她并没有做过对不起文宣的事情吗？固然陈主任是早有企图，有意要把她从文宣身边夺走。在她来说，只是感到跟陈主任还算合得来，能够一起说说笑笑。她与他周旋，无非是借以放散自己的热情，解脱自己的郁闷。同时更重要的是还想靠他在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而且“他们在经济上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她靠他帮忙，搭伙做了点囤积、投机的生意，赚了一点钱。”②她如果不应付他周旋他或者使他难堪，她很可能会失掉饭碗。这样以来会给她家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她是非常清楚的，正因为有这一层，所以她始终没有同意陈主任的求婚，无论陈多么有权势，也不管他怎样纠缠她，如何表白他对她的爱意。她是一方面应付，一方面又注意和他保持距离的。可以相信这个时候的她正如她在长信中所说“还没有背着你 （文宣）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情”。
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她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汪文宣曾经满怀的疑云在事实面前消除
了，他在她对自己的亲昵、温柔的情爱里，悔恨自己的猜疑，满含感激的自语：“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这岂不是他对她爱的回声和共鸣吗？当然陈主任的出现，对汪文宣的感情生活带来很大的冲击，起着不小的破坏离异作用，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
除以上五点外，还有一点应弄明白：既然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情爱没有变，那么她调任兰州，特别是最后的长信，怎么解释呢？这些举动不是都给汪文宣以巨大的打击吗？树生升调兰州，对他来说是“带走了爱，也带走了他的一切”，的确如此，但她去兰州是客观情况逼就的，而非她自己主动追求的。她本不想去，一直心情不乐、矛盾重重不愿意走，主要是放不下那个善良的病男人。可是，贫困的家景需要她去，丈夫已被解职，家庭用度得靠她，丈夫治病养病得靠她。她不去就得辞职，而去了还可以升一级职位，能拿更多的薪水。况且她于陈主任拉扯不开的经济关系也逼迫她去。文宣为她着想也劝她去。尽管如此，如果没有汪母尖刻的辱骂逼迫相推动，她也不是非去不可的。她曾明确的告诉文宣：“我也并不想去。要不是你妈，要不是大家的生活„„我心里也是很苦啊！„„”可见，她去兰州，除了经济上的考虑，汪母的不容她则是一个决定因素。那么，对她那封给汪文宣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的离婚长信应该如何看待呢？她是否已移情别恋？背叛了丈夫？甚或投入了陈经理的怀抱呢？其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兰州写来得长信中得到答案。虽然这封信使他绝望的感到“他完了，他的整个世界都崩溃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这封信既不是出自她的本意，也并非是她绝情绝义的表示，这都是她被逼迫不得已而为的。至于在那封提出分离更是因汪母而有的。要不是文宣要她写信向她母亲道歉，太伤她的心，她决不会写这样的信。就信的内容来看，虽然她向他提出了中断夫妻关系的要求，其主旨却是针对汪母的。她以此表示对汪母破坏她夫妻感情生活干涉她对幸福追求的抗议。她唯恐文宣不明白个中之意，在信中特别强调说：“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的母亲，而且我要自由。”这很清楚促成曾树生这些行为的决定因素都在汪母。自然，不可置疑的，这里也有对文宣的不满，长信中就有对其懦弱性格的批评和谴责。但决不能就据此说她对文宣没有情爱了，有的只是怜悯。要知道，她是一个具有独立性格的新女性，为了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决不会逆来顺受。因不堪忍受婆母的凌侮决意不和他相处，一次次出走，和他分离。但她却又一次次回到
他身边来，难道这仅仅是靠怜悯所能解释的吗？单是怜悯心绝不会有这样大的威力。正确的解释只能是她对文宣的情爱。
从树生最后的行动也可以证明，她在那封对文宣打击甚重的长信里提出分离也并非出自她的本意。那是她对汪母的怨恨和对丈夫的不满压倒了她的妻爱之情时写下的，里边充满了愤激之词。就信本身而言，我们只要仔细品味，也会感到里边隐伏着她那极度压抑着的眷恋的深情。她提出离婚，却又同时声明，“我的本意其实就只是：我不愿意再看见你母亲”。难道这里边不含有我并非一定要跟你离婚的意思吗？如果是两情已断，为什么还要写出这样的句子：“宣、亲爱的宣，我知道你很爱我”；“我知道你至今仍然很爱我。我对你也毫无恶感，我的确愿意尽力使你快乐”？并说“请你允许我做你的知己朋友，继续同你通信”“倘使可能，盼早日给我回音，就是几个字也好。”？难道这是一个对丈夫完全丧失了情爱的人会有的言辞吗？这封长信不能成为曾树生背叛丈夫的证据。其实我们反而可以这样认为——这封长信是树生追求个性解放的宣言。
（三）追求物质享受，有虚荣心。
人无完人，曾树生也是凡夫俗子，也有缺点。她年轻聪慧美丽, 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生机, 但她不满足现状, 对物质生活有极大地占有欲。她说:“我爱动, 爱热闹, 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她不甘寂寞, 不甘于守着一个怯弱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她愿意和陈主任跳舞, 上咖啡店, 散步, 愿意和上流人物进行交往, 陈主任以战争的恐怖和幸福的生活引诱她离开那个贫困的家和死气沉沉的丈夫时,“她不讲话了, 只顾埋头跟着他的脚步走. 她的眼前还浮着胜利大厦门前淑女贵妇们的面影。‘她们都比我幸福，’她不平地想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曾树生的自私自利怕艰苦的思想。她难以忍受精神上的孤寂和物质生活的贫乏带来的痛苦, 面对风流年轻的陈主任的追求惶惑而无法抵抗, 存在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社会地位的尊贵, 这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无可厚非的, 但作为一个妻子母亲就应懂得担负起责任, 而不应在于自己得到什么。
二、曾树生与汪母的矛盾
“曾树生与婆婆的冲突是《寒夜》这部小说的一对主要矛盾，她俩有着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③汪母是受封建教育的知识妇女，曾树生是受民主思想影响的新派女性。二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有着巨大不同。她们婆媳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那
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对矛盾？这个问题弄清楚，十分有利于我们正确把握和全面认识曾树生。
汪母年轻时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生活。她也曾是昆明的才女，她也曾有姿容丰茂的时代。她具有较高的文化教养。然而战争扭曲了一切，汪母和汪文宣一样，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她处在家长专制统治失去威风的时代，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充满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旧式老女人，既有可肯定的、善的一面，又有可否定的、不善的一面。她很爱她的儿子, 对儿子有一种占有欲, 她要文宣做一个听话孝顺的儿子，但她却不懂得尊重儿子的情感，不尊重儿媳妇的人格，总是有意无意的破坏他们的夫妻生活。而树生确实注重打扮，在外寻求欢乐，为此受到婆婆的责难和非议是可以理解的。但曾树生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这种女性的特点是藐视传统的礼教道德，重自我，崇尚个性自由和解放。矛盾也就因此而生。可以这么说：汪母是在婆媳矛盾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树生要跟文宣过有情爱的夫妻生活，汪母却“不高兴别人分去她儿子的爱”，用树生的话说就是“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根本不愿意儿子对媳妇好，这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式婆母的习惯。汪母只许儿子按照母亲的意旨去役使自己的妻子，不许他和妻子讲什么情爱。而且她极力破坏他们夫妻的感情生活。树生出走，她暗中高兴，希望她不再回来，并要儿子登报和她离婚，说什么：“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你不要难过，女人多的狠，等你病好了，可以另外找一个更好的”。看到文宣依然恋着树生，叫树生的名字还十分亲热，她就十分生气，骂儿子没出息，“真不中用”。听儿子说他去找过树生，“她的怒火立刻冒上来了”，她说出种种侮辱树生的坏话，企图打消儿子对树生的爱的念头，儿子实在听不下去，说树生“决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就根本不顾儿子的身体，继续的恼怒和儿子争吵，只待儿子听从了她，答应不让树生回家才算了事。她不理解儿子的心理，不尊重儿子的感情，
其次，曾树生追求自由，要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作为新派女性，她要求和一般男人一样，可以自由的参加社交活动，既可以和别的男人一起散步、跳舞、共餐，也可以和别的男人书信往还。这是妇女冲决了封建罗网之后的一种个性解放的表现。但这在汪母
看来，却是大逆不道。对汪母而言，她思想中的封建伦理观念使她看不惯曾树生这个新式的儿媳，她看不惯这样的新派女性，她不容许自己的儿媳妇这样做。对于树生热衷交际，过自由的热情生活，她就指责树生“不守妇道”，连“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就骂她“是一只野鸟”，在外交不正经的男人，有外遇，要私奔。她瞧不起儿媳妇的职业，可又不得不间接的用儿媳妇赚来得钱；她想恢复昔日婆母的权威而事实上她又不得不做着“二等老妈”的事情。现实处境使她感到自己处于下风的痛苦，于是她就说“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树生则反击说：“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作者也曾这说过“这不过是盛怒时候的一个作战武器，一句伤害对方的咒骂而已。因为在一九四四年，已经没有人计较什么结婚仪式了。儿子连家都养不活，做母亲的哪里还会念念不忘那种奢侈的仪式？”④无可奈何的老女人只得运用了“精神胜利法”，想从精神上战胜对方，作为自己自卑心理的补偿。
再次，汪母除了要儿子拿出做丈夫的尊严、好好管教媳妇外，她也常常摆出婆婆的架势，当面教训树生。一次树生提前下班回来，她知道文宣带病上班了，就说“他的病还没有完全好，怎么今天就去上班？”引动了汪母的肝火，她立刻板起面孔，指着树生的鼻子说：“那你为什么不早回来拉住他？现在倒要说漂亮话！我问你，今天你走的那样早，究竟为了什么事情？”树生说你管不着，汪母自恃是婆婆，很强硬的说：“我管的着。你是我的媳妇，我管的着！我偏要管！”再如树生刚有被调到兰州的动议，她回家商议，才和树生谈起此事，婆婆就步步逼向树生，生硬的说“你想抛下我们，一个人走，你的心我还不知道！”其实树生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愿意和婆母平等相待，她从来没有看不起婆婆，也从来没有向她摆架子。但是她毕竟是一个摆脱三从四德旧礼教束缚的新女性，一般地说，新女性任性为我，不太可爱，让她在婆母面前俯首帖耳，那办不到，有的只能是抗争。
最后，树生相信现代医学科学，汪母则不信。在文宣的病上，树生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诊治，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器械检查，婆婆却坚持请中医诊治，让庸医——汪母的远亲张伯情医治。树生到兰州后，让陈经理写了介绍文宣去西医医院——宽仁医院看病的信，但可悲的是因为成见，汪母竟然把信撕了。可以说文宣的病在
很大程度上是被汪母的愚昧贻误了。
从以上的对照说明，汪母虽然“在家里不是专横统治一切的暴君”，但她的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旧礼教旧观念统治着。她性格中有自私, 顽固, 守旧, 专横的一面。而树生则是一个冲出了封建礼教樊篱、在人性解放的道路上跨出了一大步的新女性，她相信科学与民主，追求自由和平，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因此婆媳之间不可避免的产生尖锐的矛盾。她们之间的矛盾是传统的封建思想与“五四”新思想斗争的延续。
总之，“曾树生虽算不上是个好女人，但也不是个坏女人。”⑤用小说中文宣的话来说“她决不是一个坏女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金老先生在回忆创作《寒夜》时，曾这样谈过曾树生“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的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⑥曾树生以自己的真诚、善良、有情有义，充满生命的活力，追求独立的人格和自主意识，成为巴金所塑造的众多知识女性中最具深刻寓意的一个。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位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新派女性的典型形象。
注释：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269页
②《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227页
③卜照林《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0页
④《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229页
⑤卜照林《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1页
⑥《巴金选集》 第十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367页
参考书目（文献）：
1．《巴金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
2 .《中国现代文学史》卜照林著 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黄修己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4．《中国现代文学指导》李平著 中央电大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