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其一生与香港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对刚满30岁的廖承志委以重任，命其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在担任“八办”主任期间，廖承志致力于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营救驻港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的壮举，尤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此期间，他还与香港抗战报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开辟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其中，创办《华商报》是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文化统战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华商报》成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战的历史关键时期于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嘹亮地吹响了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
危难之时显身手：积极帮助和解决来港报人的生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加紧限共、反共活动，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4月底，内地先后有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间，陆续到达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达100多人。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不满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纷纷从内地赴港办报办刊。
这些报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报业人才济济，香港抗战报业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由于众多报人聚居香港，其住房、工作、安全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一些国民党特务趁机收买投机报人打入香港新闻界，使香港各界报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为团结更多的报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带领“八办”工作人员，积极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竭力解决好报人的生活、工作和安全问题。
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钊是香港英国华比银行的副经理，潘汉年的岳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和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他们在上层社会和港府中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八办”工作人员秘密党员连贯等人则在华侨及下层民众中有许多关系网。通过这些上、下层的关系，廖承志领导下的“八办” 较好地解决了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困难。如胡风来港后，廖承志便曾亲自上门探访，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况。他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我了，实在因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请先生见谅。来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我已经安排有关同志负责照料，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胡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十分满意。” 胡风夫人赶忙接过话头，“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给的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西装就是用你们送来的港币在旧衣店选购的。穿上它，还蛮精神的，真像个教授了！”廖承志此次造访所体现出来的踏实稳健、平易近人的风格，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记忆犹新地说。
运筹帷幄：倾注心血筹划创办《华商报》
面对大批的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港这一盛况，廖承志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让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外国友好人士能有机会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
“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 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复示后，即开始付诸实施。他邀约了新近到达和早已抵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恽逸群等人，开会研究办报的具体事宜。按照香港政府当时的规定，要在香港办报或者出周刊，都得先向港英政府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时还要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于是，廖承志去找邓文钊帮忙。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在廖承志的启发下，邓文钊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认识到， 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 提供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作为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为了办好中共在香港的这份报纸，邓文钊请求哥哥邓文田出面作为办报的“法人”。邓文田是香港华比银行的买办，属于很有声望的人，“按金”也由他垫付。办报的具体事务则由邓文钊负责。
至于报名为何定为“华商报”，而不起个“先锋”、“前进”或“救国”之类更醒目的名字呢？这背后其实有廖承志的一番精心思量。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上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因而使用《华商报》这样的名字能更好地贴近香港的广大工商阶层人士。如果报名可以直接看出有中共的背景则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而且不利于以第三者的身份为共产党说话，发行一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时，由于邓文田是本分的商人，以他的名义开办的报刊名称最好不要有太鲜明的政治色彩。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以《华商报》冠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确定报名之后，廖承志还特意吩咐负责同志在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的墨迹中挑选了“华”、“商”、“报” 三个字，拼起来做了报头。用孙中山的墨宝拼成的报头，较易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
廖承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其一生与香港有着无法割舍的情缘。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对刚满30岁的廖承志委以重任，命其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在担任“八办”主任期间，廖承志致力于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营救驻港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的壮举，尤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此期间，他还与香港抗战报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开辟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其中，创办《华商报》是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文化统战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华商报》成为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战的历史关键时期于香港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嘹亮地吹响了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
危难之时显身手：积极帮助和解决来港报人的生活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加紧限共、反共活动，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4月底，内地先后有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间，陆续到达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达100多人。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不满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纷纷从内地赴港办报办刊。
这些报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报业人才济济，香港抗战报业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由于众多报人聚居香港，其住房、工作、安全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一些国民党特务趁机收买投机报人打入香港新闻界，使香港各界报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为团结更多的报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带领“八办”工作人员，积极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竭力解决好报人的生活、工作和安全问题。
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钊是香港英国华比银行的副经理，潘汉年的岳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和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他们在上层社会和港府中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八办”工作人员秘密党员连贯等人则在华侨及下层民众中有许多关系网。通过这些上、下层的关系，廖承志领导下的“八办” 较好地解决了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困难。如胡风来港后，廖承志便曾亲自上门探访，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况。他说：“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我了，实在因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请先生见谅。来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我已经安排有关同志负责照料，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胡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十分满意。” 胡风夫人赶忙接过话头，“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给的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西装就是用你们送来的港币在旧衣店选购的。穿上它，还蛮精神的，真像个教授了！”廖承志此次造访所体现出来的踏实稳健、平易近人的风格，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记忆犹新地说。
运筹帷幄：倾注心血筹划创办《华商报》
面对大批的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港这一盛况，廖承志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让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外国友好人士能有机会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
“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 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买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复示后，即开始付诸实施。他邀约了新近到达和早已抵港的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恽逸群等人，开会研究办报的具体事宜。按照香港政府当时的规定，要在香港办报或者出周刊，都得先向港英政府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时还要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于是，廖承志去找邓文钊帮忙。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在廖承志的启发下，邓文钊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认识到， 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 提供给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作为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为了办好中共在香港的这份报纸，邓文钊请求哥哥邓文田出面作为办报的“法人”。邓文田是香港华比银行的买办，属于很有声望的人，“按金”也由他垫付。办报的具体事务则由邓文钊负责。
至于报名为何定为“华商报”，而不起个“先锋”、“前进”或“救国”之类更醒目的名字呢？这背后其实有廖承志的一番精心思量。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上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因而使用《华商报》这样的名字能更好地贴近香港的广大工商阶层人士。如果报名可以直接看出有中共的背景则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而且不利于以第三者的身份为共产党说话，发行一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时，由于邓文田是本分的商人，以他的名义开办的报刊名称最好不要有太鲜明的政治色彩。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以《华商报》冠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确定报名之后，廖承志还特意吩咐负责同志在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的墨迹中挑选了“华”、“商”、“报” 三个字，拼起来做了报头。用孙中山的墨宝拼成的报头，较易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