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明末科学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
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治》，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李时珍的集成中国医学草药学大成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汇总农业科学成就的《农政全书》、徐弘祖伟大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反映中国技术全貌的《天工开物》。朱载的《乐律全书》。同时出现五位科学巨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古代生产技术发展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极好的历史见证。《朱载－明代科学和艺术巨星》。
这时科学思潮的涌起，是和明末“经世致用”实学的推动分不开的。另一原因是明中叶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批判以理学为本的“名儒”讽刺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明末实用性的数学非常欢迎，比如《算法统宗》一版再版。
明末的科学思潮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 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抨击脱离实际的科举制度。
不论是徐光启还是宋应星所有的著作都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造社会的目的。徐光启说科举制度“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宋应星、李时珍都对科学制度辛辣的讽刺。
第二 表现出突破思想禁锢，向往大自然的愉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朱熹的理学看来：学问“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看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饮沙而欲其饭也。”把人牢牢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狭小范围。否认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而明末科学家那里，关心的已经不是一草一木而是整个自然。突破理学束缚，以研究和探访自然为乐。以徐霞客最为典型。徐霞客显然不同于历史上儒家名士，不为了任何政治目的，宗教。就是纯粹以探访自然为乐，“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
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资本主义萌芽来临之时迫切希望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徐霞客游记前言》。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研究和探访自然多么相似。同时促进了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第三 强调和重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技，重理轻量，模糊而不重细节和数量关系， 到明末的科学家开始纠正这个问题，朱载首创了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天工开物》具有
“把数量关系详细记载下来”的特点。徐光启提出数学乃一切科学的基础。他竟然研究人口增长的问题，用数字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比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早二百年。《晚明思想文化史》。朱载提出“理由数出”。把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这就彻底摆脱了理学的束缚。这种思想很容易和近代西方科学相结合。
第四 提倡观察、试验方法和验证手段，突出科学的实证精神。
朱载、徐光启等人亲自动手，制作天文观测仪器，以数据说话。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同样如此。
总之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同西方近代化类似有早期近代化因素。
明末科学的局限：仍然束缚在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之中，极度不相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西学的来到，正是这一伟大的转折关头。
一、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二、《几何原本》的翻译，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破除了封闭落后的地理观念。四、宣扬以西洋历法修正中国历法。传教士参与编纂《崇祯历法》，利玛窦请罗马教会派遣精通天文学的神父。这一切都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
明末泰西文明普遍地成为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 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阁老叶向高《赠西国诸子》诗：“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第二 推 崇传教士于名利声色不染，志学有礼、乐善好施。以及各方面的才艺。
明末士人认为，不仅是西方天文历算，而且诸如水利、音韵、机械、乃至西洋画法都有可取之处。见《泰西水法序》。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赞扬了西洋绘画。
第三 提出向西人学习的口号， 郭子章在《山海地舆全图序》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方以智发展为:
李之藻《同文算指》强调 一切事物离不开数。“六艺而数居其一，数于艺犹土于五行，无处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数莫纪”数就是实学。对西学应该兼容并蓄。
明末出现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拥有世界人文主义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这人就是瞿太素。《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说得好！）
把西人视为同类，可见明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程度。满清能比吗？
冯西京主张引进《天主实义》说是病人就是中国，这是回世之方。从西方的伦理、哲学、科技、文化去寻找救世良药。
杨廷筠认为西儒恢复自秦以来的隐没的儒家正统。“惟我西方天学乃始一切扫除，可与吾儒相辅而行耳”，二倡实学。用基督教修养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启提出的中西会通方针，第一是翻译，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胜。这反应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务运动，只引进洋人的实物不同，这时的西学要引进的是宗教、道德、哲学和科技。
利玛窦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传教路线，证明儒学有进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现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论述基督教信条时，利玛窦用儒家思想和术语阐述。西学补充儒家天堂、地狱说。道德领域和基督教教义的互补，天堂地狱与现实圣人结合。
徐光启认为引入西方基督教义的必要性有三条：
第一 东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学说和中国圣贤如出一辙。《徐光启集》“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实教即推己及人的问题上，东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 引入西学，返本求实，改掉儒家学风的浮躁习气。他说科举制如同爬了一辈子的烂路。耗尽士大夫的精神，而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第三 引入西学，批判佛学。易佛补儒。补充儒家的临终关怀和未来报应的漏洞。儒家的个人反省，道德修炼和基督教的神操结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明末科学家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
明末科学家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这一百年，在我国科学技术史，是个群星灿烂的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
总结了中国古代所有的科学技术并达到了空前的高峰。 有邢云路天文历算的《古今律历考》，茅元仪汇集武备和火器制作的《武备志》，赵士祯的《神器谱》，计成的古典园林的《园治》，方以智涵盖天文地理和医学的《物理小识》。最具有代表性的是 李时珍的集成中国医学草药学大成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汇总农业科学成就的《农政全书》、徐弘祖伟大地理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宋应星反映中国技术全貌的《天工开物》。朱载的《乐律全书》。同时出现五位科学巨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古代生产技术发展推动科学前进的一个极好的历史见证。《朱载－明代科学和艺术巨星》。
这时科学思潮的涌起，是和明末“经世致用”实学的推动分不开的。另一原因是明中叶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批判以理学为本的“名儒”讽刺其夸夸其谈，不切实际。
明末实用性的数学非常欢迎，比如《算法统宗》一版再版。
明末的科学思潮有如下四个特点：
第一 坚持经世致用方向，批判空疏学风和迷信观念，抨击脱离实际的科举制度。
不论是徐光启还是宋应星所有的著作都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目的，改造社会的目的。徐光启说科举制度“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宋应星、李时珍都对科学制度辛辣的讽刺。
第二 表现出突破思想禁锢，向往大自然的愉悦，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
朱熹的理学看来：学问“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看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饮沙而欲其饭也。”把人牢牢禁锢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狭小范围。否认自然科学的社会价值。而明末科学家那里，关心的已经不是一草一木而是整个自然。突破理学束缚，以研究和探访自然为乐。以徐霞客最为典型。徐霞客显然不同于历史上儒家名士，不为了任何政治目的，宗教。就是纯粹以探访自然为乐，“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至废寝食，穷下上，高而为鸟，险而为猿，下而为鱼。”
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资本主义萌芽来临之时迫切希望了解自然，研究社会的强烈愿望”《徐霞客游记前言》。这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期间人们研究和探访自然多么相似。同时促进了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第三 强调和重视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技，重理轻量，模糊而不重细节和数量关系， 到明末的科学家开始纠正这个问题，朱载首创了十二平均律，提出了“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天工开物》具有
“把数量关系详细记载下来”的特点。徐光启提出数学乃一切科学的基础。他竟然研究人口增长的问题，用数字得出三十年增加一倍人口。比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早二百年。《晚明思想文化史》。朱载提出“理由数出”。把数学作为认识世界的出发点，这就彻底摆脱了理学的束缚。这种思想很容易和近代西方科学相结合。
第四 提倡观察、试验方法和验证手段，突出科学的实证精神。
朱载、徐光启等人亲自动手，制作天文观测仪器，以数据说话。李时珍、宋应星、徐霞客同样如此。
总之明末的科学受东林学派实学的影响，注入了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精神和科学理念。使明末科学思潮的性质和内涵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同西方近代化类似有早期近代化因素。
明末科学的局限：仍然束缚在道家的“天人合一”，和“阴阳五行”学说之中，极度不相信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西学的来到，正是这一伟大的转折关头。
一、引进泰西水法、火器火炮、物理机械等实用科学。二、《几何原本》的翻译，严密逻辑论证和演绎推理思维方法的介绍。三、超越地域限制的世界地理知识的传播，破除了封闭落后的地理观念。四、宣扬以西洋历法修正中国历法。传教士参与编纂《崇祯历法》，利玛窦请罗马教会派遣精通天文学的神父。这一切都掀起了学习西学的热潮。
明末泰西文明普遍地成为士大夫中间的时髦学问，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 笃信西儒之学与儒家学说相契合。
阁老叶向高《赠西国诸子》诗：“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
第二 推 崇传教士于名利声色不染，志学有礼、乐善好施。以及各方面的才艺。
明末士人认为，不仅是西方天文历算，而且诸如水利、音韵、机械、乃至西洋画法都有可取之处。见《泰西水法序》。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赞扬了西洋绘画。
第三 提出向西人学习的口号， 郭子章在《山海地舆全图序》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个口号在明末士人中相当流行。方以智发展为:
李之藻《同文算指》强调 一切事物离不开数。“六艺而数居其一，数于艺犹土于五行，无处不寓，耳目所接，已然之迹，非数莫纪”数就是实学。对西学应该兼容并蓄。
明末出现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士人，拥有世界人文主义观念，相信整个世界可以产生不同的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交流。这人就是瞿太素。《职方外纪小言》批判旧的夷夏之辨。提出新人文主义标准：“其人而忠信也，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说得好！）
把西人视为同类，可见明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开放程度。满清能比吗？
冯西京主张引进《天主实义》说是病人就是中国，这是回世之方。从西方的伦理、哲学、科技、文化去寻找救世良药。
杨廷筠认为西儒恢复自秦以来的隐没的儒家正统。“惟我西方天学乃始一切扫除，可与吾儒相辅而行耳”，二倡实学。用基督教修养和自省方法提高儒士道德。
徐光启提出的中西会通方针，第一是翻译，第二是融合，第三是超胜。这反应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比洋务运动，只引进洋人的实物不同，这时的西学要引进的是宗教、道德、哲学和科技。
利玛窦建立在先秦儒家思想基础上的传教路线，证明儒学有进行西化的能力，也就是现代化改造的能力。在论述基督教信条时，利玛窦用儒家思想和术语阐述。西学补充儒家天堂、地狱说。道德领域和基督教教义的互补，天堂地狱与现实圣人结合。
徐光启认为引入西方基督教义的必要性有三条：
第一 东西方道理相通。西方学说和中国圣贤如出一辙。《徐光启集》“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上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而且在行王道、重实教即推己及人的问题上，东西方也是暗合的。
第二 引入西学，返本求实，改掉儒家学风的浮躁习气。他说科举制如同爬了一辈子的烂路。耗尽士大夫的精神，而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
第三 引入西学，批判佛学。易佛补儒。补充儒家的临终关怀和未来报应的漏洞。儒家的个人反省，道德修炼和基督教的神操结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著作：
(1)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
(2)朱载《律学新说》(1584年)；
(3)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
(4)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
(5)屠本《闽中海错疏》(1596年)；
(6)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
(7)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
(8)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
(9)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
在短短的67年中(1578一1644年)出现了这么多的优秀科学专著，其频率之高和学科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