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商》：请简单向我们介绍贵公司的情况，公司性质以及生产产品等。 孙进：我公司是由东方贸易株式会社、冈谷钢机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不二越以及岩井冈谷机械株式会社四家日本公司于2003年5月在天津合资成立的。 主要面向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提供非标加工设备、自动化工装夹具、机器人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等产品、技术支持和服务。 《通商》：在此次的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是否对贵公司产生了影响？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进：国家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加工链上的某个环节，对各类企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从直接影响角度出发，因为我公司经营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技术与服务，严格意义上讲还不属于典型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因此对我们来说此次政策调整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 单就对我公司产生的影响来说，主要影响的是公司未来产品经营方向的战略决策。此次政策新调整，是否会改变我们的经营战略计划目前尚未可知，但为对应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肯定会相应做出经营决策的部分乃至整体调整。 《通商》：在以后的经营中，您认为，是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更困扰贵公司还是以后将面临的“深加工”的经营环境更让人头疼？ 孙进：我个人认为，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还谈不上“头疼”，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毕竟是一个制度，定型、定性、有据可查，可能多了一些手续以及费用会多少产生些麻烦，但只要按照既定制度运作，不超越制度以外，还不至于头疼。何况，保税区内企业以及有海关驻厂监管的企业还不实行该制度。但是对于今后“深加工”的经营环境来说，这是个不确定数，你无法做到准确预知公司会面临怎样一个经营和竞争环境，从未知、不确定的这个角度讲， “深加工”经营环境会更让人头疼。 《通商》：如果要适应今后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高新技术”这些方面发展的趋势，您觉得我国加贸企业面临的困难究竟是成本提升还是在技术上根本不足以应付这样的“产业升级”？ 孙进：应该说两方面都面临困难。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技术上还不足以应付这样的“产业升级”，成本的提升不一定由技术不足所致，但技术不足却一定会带来成本的提升。 《通商》：有人说，外资加贸企业由于在技术上有优势，因此在此次政策调整中能够更快地适应，您是怎么看？ 孙进：我只能说部分认可该看法。一是事在人为，所谓外资技术上的优势，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管理体系上的优势而形成的；二是适应是个动作概念，谁的反应快，谁能及时迅速思考对策应对调整，谁就能够更快地适应。 《通商》：眼下，新政已经实施，以您的观点，您觉得是不是有些“急于求成”？加贸企业需不需要有更多的过渡期？ 孙进：新政实施是快了些，但我不认为是急于求成。当今世界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就是看谁更“快”，要反应快、更新快、适应快，更多的过渡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 《通商》：俗话说：“有利必有弊”，您认为此次调整后的利在哪里？弊又在哪里？有利的一方面能否很快显现出来？ 孙进：首先“利大于弊”是我最基本的观点。利在长期的远景，弊只是近期的暂时。通过此次政策调整，必然会对加贸企业形成“洗牌”效果，那些反应快、动作快、适应快的企业会脱颖而出，逼使各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从而为社会进步带来“利”；“弊”在于肯定会存在相当部分企业不适应或来不及适应，出台并适应新政策总会产生社会资源的浪费。 既然我认为利在于长期的远景，那么有利的一方面就不见得能很快显现出来。
《通商》：请简单向我们介绍贵公司的情况，公司性质以及生产产品等。 孙进：我公司是由东方贸易株式会社、冈谷钢机株式会社、株式会社不二越以及岩井冈谷机械株式会社四家日本公司于2003年5月在天津合资成立的。 主要面向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行业，提供非标加工设备、自动化工装夹具、机器人安装调试、自动化生产线等产品、技术支持和服务。 《通商》：在此次的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中，是否对贵公司产生了影响？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孙进：国家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作为整个社会生产加工链上的某个环节，对各类企业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从直接影响角度出发，因为我公司经营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技术与服务，严格意义上讲还不属于典型的加工贸易型企业，因此对我们来说此次政策调整产生的直接影响较小。 单就对我公司产生的影响来说，主要影响的是公司未来产品经营方向的战略决策。此次政策新调整，是否会改变我们的经营战略计划目前尚未可知，但为对应加工贸易政策的调整，肯定会相应做出经营决策的部分乃至整体调整。 《通商》：在以后的经营中，您认为，是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更困扰贵公司还是以后将面临的“深加工”的经营环境更让人头疼？ 孙进：我个人认为，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还谈不上“头疼”，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毕竟是一个制度，定型、定性、有据可查，可能多了一些手续以及费用会多少产生些麻烦，但只要按照既定制度运作，不超越制度以外，还不至于头疼。何况，保税区内企业以及有海关驻厂监管的企业还不实行该制度。但是对于今后“深加工”的经营环境来说，这是个不确定数，你无法做到准确预知公司会面临怎样一个经营和竞争环境，从未知、不确定的这个角度讲， “深加工”经营环境会更让人头疼。 《通商》：如果要适应今后产品向“深加工”、“高附加值”、“高新技术”这些方面发展的趋势，您觉得我国加贸企业面临的困难究竟是成本提升还是在技术上根本不足以应付这样的“产业升级”？ 孙进：应该说两方面都面临困难。但我认为更关键的问题是在技术上还不足以应付这样的“产业升级”，成本的提升不一定由技术不足所致，但技术不足却一定会带来成本的提升。 《通商》：有人说，外资加贸企业由于在技术上有优势，因此在此次政策调整中能够更快地适应，您是怎么看？ 孙进：我只能说部分认可该看法。一是事在人为，所谓外资技术上的优势，其实更多的应该说是管理体系上的优势而形成的；二是适应是个动作概念，谁的反应快，谁能及时迅速思考对策应对调整，谁就能够更快地适应。 《通商》：眼下，新政已经实施，以您的观点，您觉得是不是有些“急于求成”？加贸企业需不需要有更多的过渡期？ 孙进：新政实施是快了些，但我不认为是急于求成。当今世界市场竞争的主要表现就是看谁更“快”，要反应快、更新快、适应快，更多的过渡期在某种程度上是浪费。 《通商》：俗话说：“有利必有弊”，您认为此次调整后的利在哪里？弊又在哪里？有利的一方面能否很快显现出来？ 孙进：首先“利大于弊”是我最基本的观点。利在长期的远景，弊只是近期的暂时。通过此次政策调整，必然会对加贸企业形成“洗牌”效果，那些反应快、动作快、适应快的企业会脱颖而出，逼使各企业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从而为社会进步带来“利”；“弊”在于肯定会存在相当部分企业不适应或来不及适应，出台并适应新政策总会产生社会资源的浪费。 既然我认为利在于长期的远景，那么有利的一方面就不见得能很快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