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机场原来是海军航空兵学校，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紧张到极点，整个东北包括山海关机场再也不能背靠苏联老大哥的“沙发”了。于是，1969年5月，山海关机场的海校搬走，归属海军航空兵某师建制，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 一 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到大军区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十七师四十九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是保证专机安全，所以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筋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山海关场站组建两个月后，进入了北戴河暑期。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山海关机场原是日本人搞的，开始只有教练机，弄了条2000米的土跑道。我们接收后，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又加固、加长了山海关机场的跑道。 二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三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山海关机场原来是海军航空兵学校，1969年珍宝岛战斗后，中苏关系紧张到极点，整个东北包括山海关机场再也不能背靠苏联老大哥的“沙发”了。于是，1969年5月，山海关机场的海校搬走，归属海军航空兵某师建制，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 一 我是辽宁大连人，读过六年书，学过日语，1944年初中毕业，考进株式会社当社员。1945年5月株式会社要把我们弄到日本后方，我出了个点子，要求请假回家看看，这样我们六个人都逃掉了。日本投降后，我回家种地。1947年辽南独二师到了辽宁普南店，我报名参了军，以后我们部队被编进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我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两广战役等，打遍了大半个中国。 1949年1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底，部队从干部中选飞行员，我是代理排长，被挑中了。到大军区检查身体时，医生说我鼻中隔有点儿弯曲，还有点儿沙眼，被送到航校一期学地勤。半年后毕业，我被分到航空兵十七师四十九团任机械师。1952年我随部队参加抗美援朝。1954年我们部队编入海空英雄团，我就到了海军。 山海关机场主要是保证专机安全，所以挑选干部非常严格。大概是因为爱动脑筋吧，我被任命为山海关场站参谋长。北海舰队司令员、政委亲自找我谈话，反复强调，要百分之百保证安全。 山海关场站组建两个月后，进入了北戴河暑期。从此每年夏天，山海关机场都全力以赴保证专机安全。 山海关机场原是日本人搞的，开始只有教练机，弄了条2000米的土跑道。我们接收后，扩大了停机坪。1970年我国从巴基斯坦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又加固、加长了山海关机场的跑道。 二 1971年9月12日18点30分，山海关机场调度值班员李万香报告：北京飞来一架专机。我是场站参谋长，负责保障专机安全，就立即到现场指挥。可是专机迟迟不到，直到20点10分，才说专机要来了。 20点15分，一架三叉戟专机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我到专机跟前迎接。这是惯例，首长上下飞机，机场领导总要迎来送往。我看见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从机舱里出来，后面跟着一个穿军装的人（后来才知道此人是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立果三天两头来，老见面。他和我打了个招呼，就准备坐车走。 我突然发现北戴河没有派车来接。奇怪！中直机关怎么没有派车？我忙让场站值班员与北戴河联系。 林立果一脸焦急，像是有什么急事。他等不及北戴河来车，向我要车。1969年我们场站组建时，上级给了6辆新吉普车，这在北海舰队的机场中是独一无二的。吉普车很快来了，林立果叫司机下来，他坐到了司机的位置上。刘沛丰上车后，林立果飞快地把车开走了。 我注意到林立果走错了路。天黑了，林立果又不熟悉机场道路，走到机场修理飞机的机库去了。我马上赶过去，看见林立果的车撞到了车库门熄了火。他想掉头，却怎么也打不着火。我很快又调来一辆吉普车，林立果也没有多说话，换了车，和刘沛丰就一溜烟地开跑了。 我却越想越不放心，从山海关机场到北戴河40多公里，路况不好，白天车就少，夜间就更没有车了。万一林立果的车在半路再熄火，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可就没有办法了。我和站长潘浩、政委史岳龙商量：他用的是我们机场的车，别半路出事，我到路上看看。 经潘站长和史政委同意，我又调了一辆吉普车，沿路一直追到北戴河西山的大门口，也没有发现吉普车。我这才放心地返回山海关机场。“九一三”事件后，我才知道林立果在快到秦皇岛的路上遇到了北戴河接他的小汽车。他把吉普车换下，开小汽车回到了北戴河，吉普车则被接他的司机开回北戴河。 我返回山海关机场时已经接近22点。 因为专机停在山海关机场，潘浩、史岳龙还守在机场平房李海彬的调度室里。李海彬是空军专机师的调度室主任。每年暑期，空军专机师都要派调度室主任到山海关坐镇。这间平房既是李海彬的调度室，也是他的宿舍。专机来往山海关机场，由李海彬通知我们场站调度室实施指挥。 我问有什么情况，潘浩说专机明早7点起飞。 1970年进口三叉戟后，我们山海关机场落过三叉戟，不过每次都是当天来当天走，还从来没有在山海关机场过夜的。 我回到机场宿舍，已经是22点多。我老在想怎么这么奇怪，北戴河为什么没有派人来接林立果，而且林立果的表情那么紧张，好像要发生什么大事。当然我想不明白，但总希望山海关机场不要发生什么事，我是参谋长，责任重大。因此，我睡觉时没有脱衣服。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永胜）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三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