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其教育、改造也成为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调整。
关键词：延安时期 共产党 知识分子 理论政策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28
延安时期（1935-1948）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得最富于成效的时期之一。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复杂、政治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成为中共此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任务。
1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概况
自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一松一紧，两方力量在对峙中此消彼长，而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在1938年：成千上万的青年开始奔赴延安，“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经由该处介绍进入延安[2]。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2]，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和人文社科学知识分子。到1943年12月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3]。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4]，综合计算，不同层次的各类延安知识分子总共约四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较著者百余人[2]，科学技术人员则不足400名，且大部分资历甚浅[4]。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致构成，主要包括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科研人员及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王增进指出：“从知识分子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上来说，可将知识分子分为专业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根据对对象关注方法的不同，又可将知识分子分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从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又可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5]进入延安之后，知识分子由体制外而进入到政党、政治及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其中，又以青年学生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两个群体尤为明显，因而，他们也自然成为中共教育改造的主要对象。
2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
2.1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
尽管“知识分子”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没得到广泛应用，马克思、恩格斯也很少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没有专门论述知识分子的著述，更没有给知识分子下过沿革的定义，他们著作中“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分子”等概念，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这两个概念涵盖的范围往往大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知识分子既区别于统治阶级，又区别于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大量提及知识分子并给予其明确定义的人。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认为，知识分子是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列宁认为，“我把德文Lita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a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6]这一定义包涵两个层面：第一，知识分子界定为受过教育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范围准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精神；第二，从阶级属性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小部分属于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工人”，也就是占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脑力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列宁还认为，“所有自由职业者”也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表明，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在政治上代表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政治归属。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二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三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无产阶级理论家和积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四是属于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这一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脑力劳动者，在政治上并没有归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或者说，他们在各阶级之间还没有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同属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大部分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待遇窘迫，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不自觉地萌芽，甚至可谓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有着深厚学术造诣和敏锐政治触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勾画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创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者和领导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而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先进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建立的，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虽然属于雇佣劳动者即工人阶级，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与工人阶级的主体――产业工人有所不同；也因其知识来源、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不可避免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弱点。这些弱点，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严重损害的，因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只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经过锻炼、教育、改造才能加以克服。 2.2 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是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来源和指导思想，也是中共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实践的指导思想。
中共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不懈探索。“知识分子”一词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出现。早期中共党人认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们不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动力，而且是革命的先驱。同时，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发动他们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对知识分子的自身弱点如自由散漫、游离动摇等也提出了批评。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有益探索具有政策和现实意义，但当时还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特殊土地革命战争和领导农村、农民革命中形成的，全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指导。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头上，提出了排斥知识分子的“指导干部工人化”的错误方针。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在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肃反”，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时任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部分顶住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对建立中共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中共知识分子理论逐渐趋于成熟、成形。首先，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知上，延安时期的中共与毛泽东提出了判断标准：一方面以经济标准将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出发将大部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在实际操作中，则以世界观即“立场”为判定知识分子属性的主要标准。尤其面对阶级成分复杂、动机不一的知识分子，中共的态度复杂而矛盾，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和拒斥心理：“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7]这种评价，并非由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知识属性和从事劳动性质等客观出发，而是从政治评价即知识分子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的“立场”、“态度”来给知识分子定义和划分，由此，“立场”而非“知识”决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而，基于阶级属性的判断决定了延安社会中各阶层的地位排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对“文艺为什么人”问题解答时，表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了工人，其次是为了农民，第三是为士兵，第四才是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8]“知识分子”被排在最后一位，而且是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延安知识分子的位置，必然使得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不被信任的状态之中。
3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与大革命时对知识分子的排斥相比，因形势的变化和工作实际的需要，中共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三次较为显著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1935年12月――1939年12月），知识分子由“外围”进入“边缘”。中共历经数次围剿并经过万里长征后，成为中国抗日及民主革命的大后方。包括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抱以热情和憧憬，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纷纷进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亦先后致信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蔡元培、陶行知、许德珩、张伯苓、胡适等加以争取。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下发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力量，以及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和根据地相继制定条例，出台具体措施，全面吸收知识分子。
中期（1940年1月――1942年），知识分子群体由“边缘”进入“内圈”。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面向社会发布后，成效显著，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与已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一道，集聚在中共周围，并且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的“自己人”。同时，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扩大政策和放手政策：“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使中共意识到队伍纯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始对成分不明、动机不纯的党员加以甄别。
后期（1942年-1948年）大批知识分子藉由思想改造由“边缘”进入“核心”，由同盟者变为自己人。成为自己人或为“自己人”服务的群体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即意识形态化，这其中包括阶级属性置换、政治立场及态度转变、个人主义话语向集体主义、工农话语转变。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其要点包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大胆使用，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等。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对促使知识分子转变立场、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运动中一度采取一些过火的斗争方法，特别是“肃托”、“反特”和“抢救运动”，使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参考文献：
[1]杨作林.自然科学院初期的情况[A].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C].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2]张正光，张远新.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成因及其基本特征[J].云南社会科学，2009，（2）.
[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人民出版社，1994.
[4]杨丽凡.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1）：21-32.
[5]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39.
[6]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86：322.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3.
作者简介：张新标（1982-），男，广东兴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在读，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书记（主持工作），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批评，广东广州 510520
摘要：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其教育、改造也成为中共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中共在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指导下，逐步形成自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调整。
关键词：延安时期 共产党 知识分子 理论政策
中图分类号：D26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1.028
延安时期（1935-1948）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得最富于成效的时期之一。延安相对稳定、民主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吸引大批知识分子涌入，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群体。但由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构成复杂、政治动机不一、政治立场不尽相同，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成为中共此一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艰巨任务。
1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概况
自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关系一松一紧，两方力量在对峙中此消彼长，而一个显著的变化，出现在1938年：成千上万的青年开始奔赴延安，“1938年上半年一直到秋天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1]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经由该处介绍进入延安[2]。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2]，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青年学生和人文社科学知识分子。到1943年12月底，“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3]。1944年春毛泽东说：“延安有六、七千知识分子”[4]，综合计算，不同层次的各类延安知识分子总共约四万人，其中高等教育程度近万人，人文社科知识分子较著者百余人[2]，科学技术人员则不足400名，且大部分资历甚浅[4]。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大致构成，主要包括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作家、记者、科研人员及青年学生，特别是以青年学生占绝大多数。王增进指出：“从知识分子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上来说，可将知识分子分为专业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根据对对象关注方法的不同，又可将知识分子分为科技知识分子和人文知识分子；从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又可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知识分子。”[5]进入延安之后，知识分子由体制外而进入到政党、政治及其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之中，其中，又以青年学生和人文社科知识分子两个群体尤为明显，因而，他们也自然成为中共教育改造的主要对象。
2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
2.1 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
尽管“知识分子”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没得到广泛应用，马克思、恩格斯也很少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也没有专门论述知识分子的著述，更没有给知识分子下过沿革的定义，他们著作中“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分子”等概念，也可以理解为“知识分子”的同义词，但这两个概念涵盖的范围往往大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中，知识分子既区别于统治阶级，又区别于体力劳动者。他们认为，知识分子是知识的载体，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社会阶层。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大量提及知识分子并给予其明确定义的人。列宁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认为，知识分子是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列宁认为，“我把德文Litarat，Literatentum译为知识分子，知识界，因为德文Litarat，Literatentum不只是包括著作家，而且包括一切受过教育的人，所有自由职业者，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的脑力劳动者（英国人称之为brain worker）。”[6]这一定义包涵两个层面：第一，知识分子界定为受过教育并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范围准确，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精神；第二，从阶级属性看，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小部分属于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工人”，也就是占知识分子绝大多数的脑力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列宁还认为，“所有自由职业者”也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这表明，在列宁看来，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
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在政治上代表某一个特定的阶级。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知识分子有不同的政治归属。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的政治归属，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理论方面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二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三是属于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无产阶级理论家和积极参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四是属于全社会的知识分子，这一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他们作为脑力劳动者，在政治上并没有归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或者说，他们在各阶级之间还没有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知识分子同属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大部分人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待遇窘迫，社会主义倾向因此不自觉地萌芽，甚至可谓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尤其是一些有着深厚学术造诣和敏锐政治触觉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在批判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基础上，勾画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创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启蒙者和领导人。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盟。而列宁则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先进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建立的，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虽然属于雇佣劳动者即工人阶级，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与工人阶级的主体――产业工人有所不同；也因其知识来源、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不可避免存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等弱点。这些弱点，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严重损害的，因而，对知识分子来说，只有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经过锻炼、教育、改造才能加以克服。 2.2 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是中共知识分子理论的来源和指导思想，也是中共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实践的指导思想。
中共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中共就开始了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不懈探索。“知识分子”一词早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就出现。早期中共党人认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他们不但是中国革命的最大动力，而且是革命的先驱。同时，共产党人也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必须同工农群众结合起来，发动他们一起进行革命斗争。对知识分子的自身弱点如自由散漫、游离动摇等也提出了批评。
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人对知识分子的有益探索具有政策和现实意义，但当时还没能建立起自己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在特殊土地革命战争和领导农村、农民革命中形成的，全面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指导。共产国际将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头上，提出了排斥知识分子的“指导干部工人化”的错误方针。共产国际指令中共在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肃反”，对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时任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张闻天部分顶住了来自共产国际的压力，对建立中共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中共知识分子理论逐渐趋于成熟、成形。首先，在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知上，延安时期的中共与毛泽东提出了判断标准：一方面以经济标准将知识分子划归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出发将大部分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在实际操作中，则以世界观即“立场”为判定知识分子属性的主要标准。尤其面对阶级成分复杂、动机不一的知识分子，中共的态度复杂而矛盾，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不信任和拒斥心理：“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分子架子……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7]这种评价，并非由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知识属性和从事劳动性质等客观出发，而是从政治评价即知识分子对革命、人民和共产党的“立场”、“态度”来给知识分子定义和划分，由此，“立场”而非“知识”决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而，基于阶级属性的判断决定了延安社会中各阶层的地位排序。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在对“文艺为什么人”问题解答时，表示：“我们的文艺首先是为了工人，其次是为了农民，第三是为士兵，第四才是为了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8]“知识分子”被排在最后一位，而且是在小资产阶级之后。延安知识分子的位置，必然使得他们处于一种尴尬的不被信任的状态之中。
3 延安时期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
与大革命时对知识分子的排斥相比，因形势的变化和工作实际的需要，中共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经历了三次较为显著的转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1935年12月――1939年12月），知识分子由“外围”进入“边缘”。中共历经数次围剿并经过万里长征后，成为中国抗日及民主革命的大后方。包括叛逆者、逃亡者、追求者和自由主义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对中共抱以热情和憧憬，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作家纷纷进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亦先后致信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蔡元培、陶行知、许德珩、张伯苓、胡适等加以争取。1939年12月《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下发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地方武装力量，以及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和根据地相继制定条例，出台具体措施，全面吸收知识分子。
中期（1940年1月――1942年），知识分子群体由“边缘”进入“内圈”。自《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面向社会发布后，成效显著，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延安，并与已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一道，集聚在中共周围，并且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的“自己人”。同时，中共对知识分子实行扩大政策和放手政策：“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党员队伍的迅速扩大，使中共意识到队伍纯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开始对成分不明、动机不纯的党员加以甄别。
后期（1942年-1948年）大批知识分子藉由思想改造由“边缘”进入“核心”，由同盟者变为自己人。成为自己人或为“自己人”服务的群体的关键在于：身份认同即意识形态化，这其中包括阶级属性置换、政治立场及态度转变、个人主义话语向集体主义、工农话语转变。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其要点包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大胆使用，关心和优待知识分子，引导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等。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对促使知识分子转变立场、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运动中一度采取一些过火的斗争方法，特别是“肃托”、“反特”和“抢救运动”，使部分知识分子受到迫害。
参考文献：
[1]杨作林.自然科学院初期的情况[A].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C].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
[2]张正光，张远新.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概况、成因及其基本特征[J].云南社会科学，2009，（2）.
[3]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人民出版社，1994.
[4]杨丽凡.发展科技的指导思想――从延安时期到建国初期[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21（1）：21-32.
[5]王增进.后现代与知识分子社会位置[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39.
[6]列宁.列宁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86：322.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6.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53.
作者简介：张新标（1982-），男，广东兴宁人，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在读，广东食品药品职业学院国际交流学院副书记（主持工作），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批评，广东广州 51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