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活着"是人生的命名

  

  

  

  《活着·张艺谋》是文艺评论家王斌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作为该片的副导演和十余部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王斌在这本书中回忆了《活着》的创作和拍摄过程。这是一个关于一部电影拍摄的故事,也是一部电影人的传记。

  时至今日,《活着》仍被影迷誉为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王斌坦言:“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更是一个追求艺术的电影导演对艺术人生的追问和实践。在电影商业化、技术化的时代 ,电影和电影人如何‘活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书中的许多文字,是王斌在《活着》拍摄过程中记录的,现在结集出书再看那些文字,让他有许多感慨。“我让自己的思绪尽可能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时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挥间,物是人非,让人恍然如梦。”

  王斌说那时拍摄电影的资金远没有今天这么充足,从业人员也没有今天这么专业,电影市场亦没有形成一如当下方兴未艾的巨大规模,但那时的中国电影人却血脉贲张地勇往直前。“那如梦的情景惟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下方显得弥足珍贵,那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守望着一种精神,维护着我们心中那一份曾经有过的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要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电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活着》无可置疑,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行列。”

  在王斌看来,《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命名,亦是关于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命名。

  王斌,曾任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与张艺谋合作过《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英雄》等多部电影。

  时值第65届戛纳电影节落幕之际,本刊记者专访王斌,听他讲述《活着》的创作和拍摄幕后,及他眼中的张艺谋电影。《活着》曾获1994年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BQ=《北京青年》周刊W=王斌

  张艺谋的关键词:坚持、心态好、不满足现状

  BQ :《英雄》公映之初不乏争议,但现在回头看,《英雄》其实可圈可点,且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开辟了中国电影大片的新纪元。

  W:虽然我对《英雄》有看法,但它在中国商业电影武侠类型里有开创性的地方,打破了港台武侠片的讲述方式和呈现方式的模式。其实我印象中有两部电影比较特殊,一个是《活着》,几乎100%的人都说它是个垃圾片;还有就是《英雄》,出来的时候就一片骂声。这和《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不一样的。我有两个脑子:一个用来思想判断,一个用来艺术判断,电影存在什么问题我心里很清楚。到现在有人开始说《英雄》不错,我不多言,因为这是我之前就感觉到的。就像《活着》一样,时间会显现出它的价值,但《英雄》的价值不能跟《活着》比。《活着》是一个经典的文本,它不仅记述了我们国家苦难的历程,记述了一个老百姓命运的跌宕起伏,同时作为一部电影,完成了电影应有的使命。

  BQ :《英雄》因为形式新而不能被接受,《活着》其实是很“传统”的,但你书里写当时的一些文艺评论家也很不看好,说是文学性弱。原为何由?

  W :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朱大可的文章《谢晋模式》,把大家潜意识里具有的对影像作品的价值判断,进行了高度的抽象总结,他认为讲究情节模式,讲究和观众情感交流,在画面上没有剑走偏锋的一律属于腐朽没落的过时产物。张艺谋经过了在影像上极度先声夺人的一系列电影——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之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拍了一部《活着》,从此要求摄影绝对不能在画面上多花钱。我们很质朴的跟着人物走,拍了一部貌似很傻的电影,让故事和命运本身呈现出应有的力量。

  在那个讲究所谓现代艺术、现代思潮的前提下,人们看电影的观念还没有变化,但张艺谋突然反身,用貌似传统的方式拍了看上去不出类拔萃的电影。大家没有发现他在电影语言上绚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以及电影上突破的实验性表达方式,于是觉得不好。那时候的人讲究观念,在观念革命前提下已经无形阻隔了观念和情感的相关性,所以当时产生的判断是特别正常的。

  BQ: 张艺谋一直在“先锋”和“回归”间游走,他从不拘泥于一种驾轻就熟的固定模式。在拍摄了许多极尽色彩铺陈的大片后,他又返璞归真拍了一部纯爱电影《山楂树之恋》,收敛了色彩,只单纯地去讲一个故事。这一点你感受更深吧?

  W:他是特别不满足于现有成就的人。任何创作者都有这样的心态:当你轻车熟路地驾驭了一个题材的处理方式之后,下次一定要换,重复会没有新鲜感。

  BQ :本书中你写到前期讨论剧本阶段,张艺谋很善于捕捉细节和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一点在他的新作《金陵十三钗》中也能感受到,比如用唱诗班女学生的视角,透过教堂斑斓的花玻璃看秦淮女人的场景……“视角”一直是张艺谋很在意的电影切入点吧?

  W:当然,他经常说电影要“巧打”。因为正面进攻很难,张艺谋经常有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容易通过巧打的方式完成。比如拍《秋菊打官司》,当时所有剧组的人都不理解他,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最后完全是出奇制胜。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要求把灯笼放大,因为那个电影拍的就是象征,所以最后放大和夸张都是对的。

  再如《金陵十三钗》通过一个女孩视角来讲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说,需要一个好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将故事娓娓道来。张艺谋是摄影出身,他想到了女孩的视角就一定想到了镜头。我最喜欢的场景就是秦淮女唱歌时影像突然虚幻,那是真正的华彩乐章,也是整个片子里最能显示张艺谋才华的地方。后来我和艺谋吃饭的时候,他说脑海中第一个画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场景。

  BQ :近年来张艺谋的几部电影毁誉参半,作为他多年的搭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W :客观地说,《英雄》之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枪拍案惊奇》,电影故事似乎少了过去熟知的带有桀骜不驯、激情洋溢、充满思想的张艺谋。现在的电影人已经失去了和普通老百姓的接触机会,环绕在你周边的所有人际关系都已经不真实。你听到的是赞美和恭维声,骂声都来自不认识的人。长此以往,哪怕是张艺谋这样充满警觉的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清醒。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语境都不对,小说、电影、话剧都不对。

  BQ:但随之也有另一种现象:就是大家边骂边看。

  W:这也是我要说的另一种观点,即当下的语境,似乎不骂一骂张艺谋都显不出我有水平。我想这些骂声,艺谋应该能听到。不过凭我对他的了解,这不会干扰到他。对于骂他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叫“再多不愁”,但他会反思,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

  BQ :作为文艺评论家,你如何客观评价《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

  W: 好的小说跟坏的小说有一个本质区别:坏的小说是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好的小说是把假的东西写得比真的还要真。《山楂树之恋》说是写真事,但已经假得不能再假了。因为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只能说完全没感觉,但拍得还算中规中矩。

  

  

  

  《金陵十三钗》,我非常客观地说,它是中国从2000年发展到2011年出现的最好的商业电影,《金陵十三钗》虽然还存在着问题,但是在“秦淮景”那一段,我突然发现了从《英雄》开始没看到的灵光一现。

  BQ:张艺谋和陈凯歌早期的一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许多大奖,但近期一些作品冲奥皆受阻,看似偶然,你觉得有必然的因素吗?

  W: 整个人类的电影似乎也是从2000年划了一个分界线,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在衰退,2000年后的张艺谋,没有拍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奥斯卡外语片奖一般来说都是带有一定艺术电影特征的,而且相对比较明显。国外看中国除了电影的品质之外,还很喜欢看“黑幕”。过去国外看中国的艺术电影是有优越感的,但今天的外国人发现中国突然有钱了。当他们有了这个信息之后,再看中国人的挣扎,会觉得很可笑,无病呻吟。

  BQ :张艺谋一直被誉为“造星大师”,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你觉得他选择演员最看重什么?

  W: 因为是摄影师出身,张艺谋的眼光比较毒,一看就知道从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他知道怎么去调演员,怎么让演员把生动性传达给观众,这意味着观众心里有这个演员,演员不就成明星了吗?!

  BQ :感觉他选的女演员很神似……

  W :我之前也觉得神似,但这次《金陵十三钗》就不神似了。如果从类型上划分都是“村姑”型,小鸟依人、乖乖女,在西方人眼里很东方。这一次我很惊讶,倪妮像大城市的女孩,过去的女孩都带着点乡气。

  BQ :最后说说你对生活中张艺谋的印象吧……

  W :他特别稳,定力特别强,很坚持。生活中,他会把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他有大将风度,有气场。

  《活着》背后,主创有话说

  张艺谋(导演):其实我也就一个想法,别拍重复了。回头望一下,别吃老本,真吃老本了,就真老了,我希望老得慢一些。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回归传统,我不同意。对我来说,不去造势,不用造型、意念的方法去营造氛围,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这就是一种进步。

  葛优(主演):《活着》获奖全靠赶上一个好剧本和好导演。演员的生命高峰有出得早的,也有出得晚的,我想我的高峰在35岁。因为得奖,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在艺术上也得到肯定,我的自信心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的腰杆直了。

  巩俐(主演):在得知我们拿奖的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爸爸去世了,那种事业和家庭不能两全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我在领奖台上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感谢我的爸爸。

  余华(小说《活着》作者):电影拍完,我觉得不像我的作品,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不要叫《活着》了,张艺谋解释了很久,说这个作品就该叫《活着》。

  

  

  

  《活着·张艺谋》是文艺评论家王斌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作为该片的副导演和十余部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王斌在这本书中回忆了《活着》的创作和拍摄过程。这是一个关于一部电影拍摄的故事,也是一部电影人的传记。

  时至今日,《活着》仍被影迷誉为张艺谋最好的电影。王斌坦言:“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名字,更是一个追求艺术的电影导演对艺术人生的追问和实践。在电影商业化、技术化的时代 ,电影和电影人如何‘活着’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

  书中的许多文字,是王斌在《活着》拍摄过程中记录的,现在结集出书再看那些文字,让他有许多感慨。“我让自己的思绪尽可能地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时间过得太快了,弹指一挥间,物是人非,让人恍然如梦。”

  王斌说那时拍摄电影的资金远没有今天这么充足,从业人员也没有今天这么专业,电影市场亦没有形成一如当下方兴未艾的巨大规模,但那时的中国电影人却血脉贲张地勇往直前。“那如梦的情景惟有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之下方显得弥足珍贵,那就是我们是否还能守望着一种精神,维护着我们心中那一份曾经有过的坚定的理想与信念——要拍出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民族电影。站在今天的角度看,《活着》无可置疑,当之无愧地进入了中国电影的经典行列。”

  在王斌看来,《活着》不仅仅是一部电影的命名,亦是关于我们每个人人生的命名。

  王斌,曾任张艺谋电影的文学策划,与张艺谋合作过《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英雄》等多部电影。

  时值第65届戛纳电影节落幕之际,本刊记者专访王斌,听他讲述《活着》的创作和拍摄幕后,及他眼中的张艺谋电影。《活着》曾获1994年第47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BQ=《北京青年》周刊W=王斌

  张艺谋的关键词:坚持、心态好、不满足现状

  BQ :《英雄》公映之初不乏争议,但现在回头看,《英雄》其实可圈可点,且有划时代的意义,比如开辟了中国电影大片的新纪元。

  W:虽然我对《英雄》有看法,但它在中国商业电影武侠类型里有开创性的地方,打破了港台武侠片的讲述方式和呈现方式的模式。其实我印象中有两部电影比较特殊,一个是《活着》,几乎100%的人都说它是个垃圾片;还有就是《英雄》,出来的时候就一片骂声。这和《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不一样的。我有两个脑子:一个用来思想判断,一个用来艺术判断,电影存在什么问题我心里很清楚。到现在有人开始说《英雄》不错,我不多言,因为这是我之前就感觉到的。就像《活着》一样,时间会显现出它的价值,但《英雄》的价值不能跟《活着》比。《活着》是一个经典的文本,它不仅记述了我们国家苦难的历程,记述了一个老百姓命运的跌宕起伏,同时作为一部电影,完成了电影应有的使命。

  BQ :《英雄》因为形式新而不能被接受,《活着》其实是很“传统”的,但你书里写当时的一些文艺评论家也很不看好,说是文学性弱。原为何由?

  W :八十年代曾经出现过朱大可的文章《谢晋模式》,把大家潜意识里具有的对影像作品的价值判断,进行了高度的抽象总结,他认为讲究情节模式,讲究和观众情感交流,在画面上没有剑走偏锋的一律属于腐朽没落的过时产物。张艺谋经过了在影像上极度先声夺人的一系列电影——从《红高粱》到《秋菊打官司》、之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拍了一部《活着》,从此要求摄影绝对不能在画面上多花钱。我们很质朴的跟着人物走,拍了一部貌似很傻的电影,让故事和命运本身呈现出应有的力量。

  在那个讲究所谓现代艺术、现代思潮的前提下,人们看电影的观念还没有变化,但张艺谋突然反身,用貌似传统的方式拍了看上去不出类拔萃的电影。大家没有发现他在电影语言上绚丽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以及电影上突破的实验性表达方式,于是觉得不好。那时候的人讲究观念,在观念革命前提下已经无形阻隔了观念和情感的相关性,所以当时产生的判断是特别正常的。

  BQ: 张艺谋一直在“先锋”和“回归”间游走,他从不拘泥于一种驾轻就熟的固定模式。在拍摄了许多极尽色彩铺陈的大片后,他又返璞归真拍了一部纯爱电影《山楂树之恋》,收敛了色彩,只单纯地去讲一个故事。这一点你感受更深吧?

  W:他是特别不满足于现有成就的人。任何创作者都有这样的心态:当你轻车熟路地驾驭了一个题材的处理方式之后,下次一定要换,重复会没有新鲜感。

  BQ :本书中你写到前期讨论剧本阶段,张艺谋很善于捕捉细节和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一点在他的新作《金陵十三钗》中也能感受到,比如用唱诗班女学生的视角,透过教堂斑斓的花玻璃看秦淮女人的场景……“视角”一直是张艺谋很在意的电影切入点吧?

  W:当然,他经常说电影要“巧打”。因为正面进攻很难,张艺谋经常有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容易通过巧打的方式完成。比如拍《秋菊打官司》,当时所有剧组的人都不理解他,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实最后完全是出奇制胜。包括《大红灯笼高高挂》要求把灯笼放大,因为那个电影拍的就是象征,所以最后放大和夸张都是对的。

  再如《金陵十三钗》通过一个女孩视角来讲故事,对于创作者来说,需要一个好的叙述方式、叙述语言将故事娓娓道来。张艺谋是摄影出身,他想到了女孩的视角就一定想到了镜头。我最喜欢的场景就是秦淮女唱歌时影像突然虚幻,那是真正的华彩乐章,也是整个片子里最能显示张艺谋才华的地方。后来我和艺谋吃饭的时候,他说脑海中第一个画面就是我说的那个场景。

  BQ :近年来张艺谋的几部电影毁誉参半,作为他多年的搭档,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W :客观地说,《英雄》之后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三枪拍案惊奇》,电影故事似乎少了过去熟知的带有桀骜不驯、激情洋溢、充满思想的张艺谋。现在的电影人已经失去了和普通老百姓的接触机会,环绕在你周边的所有人际关系都已经不真实。你听到的是赞美和恭维声,骂声都来自不认识的人。长此以往,哪怕是张艺谋这样充满警觉的人,也不可能一直保持清醒。

  我觉得现在所有的语境都不对,小说、电影、话剧都不对。

  BQ:但随之也有另一种现象:就是大家边骂边看。

  W:这也是我要说的另一种观点,即当下的语境,似乎不骂一骂张艺谋都显不出我有水平。我想这些骂声,艺谋应该能听到。不过凭我对他的了解,这不会干扰到他。对于骂他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叫“再多不愁”,但他会反思,他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

  BQ :作为文艺评论家,你如何客观评价《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

  W: 好的小说跟坏的小说有一个本质区别:坏的小说是把真的东西写成假的,好的小说是把假的东西写得比真的还要真。《山楂树之恋》说是写真事,但已经假得不能再假了。因为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只能说完全没感觉,但拍得还算中规中矩。

  

  

  

  《金陵十三钗》,我非常客观地说,它是中国从2000年发展到2011年出现的最好的商业电影,《金陵十三钗》虽然还存在着问题,但是在“秦淮景”那一段,我突然发现了从《英雄》开始没看到的灵光一现。

  BQ:张艺谋和陈凯歌早期的一些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斩获了许多大奖,但近期一些作品冲奥皆受阻,看似偶然,你觉得有必然的因素吗?

  W: 整个人类的电影似乎也是从2000年划了一个分界线,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在衰退,2000年后的张艺谋,没有拍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艺术电影,奥斯卡外语片奖一般来说都是带有一定艺术电影特征的,而且相对比较明显。国外看中国除了电影的品质之外,还很喜欢看“黑幕”。过去国外看中国的艺术电影是有优越感的,但今天的外国人发现中国突然有钱了。当他们有了这个信息之后,再看中国人的挣扎,会觉得很可笑,无病呻吟。

  BQ :张艺谋一直被誉为“造星大师”,在跟他合作的过程中,你觉得他选择演员最看重什么?

  W: 因为是摄影师出身,张艺谋的眼光比较毒,一看就知道从哪个角度拍出来好看。他知道怎么去调演员,怎么让演员把生动性传达给观众,这意味着观众心里有这个演员,演员不就成明星了吗?!

  BQ :感觉他选的女演员很神似……

  W :我之前也觉得神似,但这次《金陵十三钗》就不神似了。如果从类型上划分都是“村姑”型,小鸟依人、乖乖女,在西方人眼里很东方。这一次我很惊讶,倪妮像大城市的女孩,过去的女孩都带着点乡气。

  BQ :最后说说你对生活中张艺谋的印象吧……

  W :他特别稳,定力特别强,很坚持。生活中,他会把每件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他有大将风度,有气场。

  《活着》背后,主创有话说

  张艺谋(导演):其实我也就一个想法,别拍重复了。回头望一下,别吃老本,真吃老本了,就真老了,我希望老得慢一些。所以如果有人说我回归传统,我不同意。对我来说,不去造势,不用造型、意念的方法去营造氛围,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这就是一种进步。

  葛优(主演):《活着》获奖全靠赶上一个好剧本和好导演。演员的生命高峰有出得早的,也有出得晚的,我想我的高峰在35岁。因为得奖,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在艺术上也得到肯定,我的自信心好起来了,我就觉得我的腰杆直了。

  巩俐(主演):在得知我们拿奖的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爸爸去世了,那种事业和家庭不能两全的心态是很复杂的,我在领奖台上只想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感谢我的爸爸。

  余华(小说《活着》作者):电影拍完,我觉得不像我的作品,打了个电话跟他说,不要叫《活着》了,张艺谋解释了很久,说这个作品就该叫《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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